✪ 李秀玫 | 华东政法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 向橄叶子 | 复旦 大学社会学系
✪ 桂勇 | 复旦 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但受疫情影响，经济形势严峻，毕业生就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2%，明显高于总体6.1%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意向和态度，是社会各界尤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两次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为基础，分析大学生就业观的变化，以及95后和00后两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差异。调查显示：从95后到00后，大学生择业标准更加理性务实，他们对收入的重视和期待在提高；从偏好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吸引力在上升，倾向去外企和创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大城市就业持续受青睐(与媒体报道不同，大学生依然拥抱北上广深，“逃离”非其本意)；从去向看，211高校生更倾向选择高薪企业，一般本科院校生偏好公务员，专科院校生相对更爱创业。调查也显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表现出就业信心低迷和对个人发展感到焦虑、迷茫的特征，就业态度则是在多方面愿意妥协，但在薪酬待遇上不妥协的特征。作者认为，这与疫情冲击经济而造成的物质匮乏感有关，这迫使年轻人更加重视生存保障，也折射出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在年轻人中的糅合与矛盾。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2年预计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076万人，比2021年增长167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对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虽然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于前期疫情的持续影响，很多中小企业的用工需求大幅度缩减，这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其中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18.2%，明显高于总体6.1%的水平，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在此背景下，了解大学生真实的就业意向和就业态度，能为政府更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政策参考。(编者注：以上数据基于公开报道更新)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与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该调查于 2015 年、2017 年、2020年进行了三次。本文重点关注2015年和2020年调查中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和观念的变化，即以“95后”为主体的大学生和以“0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和观念有何差异。
▍择业标准：趋于理性务实
（一）发展空间最重要，收入排位在上升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找到工作或许并不难，难的是找到满意的好工作。那么，在大学生眼中，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呢？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评价一项工作的好坏时，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中排在前四位的是“发展空间”“收入”“能力提升”和“个人兴趣”，这四项所占比例之和为77.5%。
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中，“收入”的排位从201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11.8%上升到17.5%。与此同时，将“发展空间”“能力提升”“个人兴趣”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都略有下降，选择“发展空间”的比例从2015年的34.2%下降到2020年的30.7%，选择“能力提升”的比例从2015年的18.2%下降到2020年的16.2%，选择“个人兴趣”的比例从2015年的16.9%下降到2020年的13.1%。可见，相比于“95后”大学生，更多的“00后”大学生将“收入”这一物质因素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准。
对于“95后”“0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经济条件大多比较富裕，较少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个人价值追求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但同时，相比于“95后”，“00后”成长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阶段，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渗透更为深刻，他们因此具有更强的现实意识和务实精神，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实现“财富自由”的愿望也更为强烈。
此外，将“舒适”和“稳定”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都有所提高，选择“舒适”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5.4%上升到2020年的8.8%，选择“稳定”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5.9%上升到2020年的8.0%。随着越来越多的职场人以“打工人”“社畜”等称号来自嘲自己工作的性质，工作的舒适性和稳定性也逐渐成为更多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00后”是享受成长红利最为丰厚的一代，比“95后”拥有更优渥的经济条件，他们在重视财富积累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生活质量。相比于“95后”大学生，“00后”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可能会更加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二）收入期待普遍提高
对于大学生来说，多少收入是满意的收入呢？
与2015年相比，2020年调查中大学生对首份工作的收入期待有大幅提升，这一变化也从侧面印证了大学生在择业时对收入的重视。2015年的调查中，有将近一半（47.5%）的大学生对首份工作的月收入的期待是2001~5000元。相应地，相比于2015年，2020年选择5001~8000元的大学生比例从33.2%上升到40.7%，选择8001~10000元的比例从5.7%上升到17.9%，选择10000元以上的比例从6.1%上升到16.0%。总体来看，大学生对首份工作月收入的期待在8000元以上的比例从2015年的11.8%上升到2020年的33.9%，这说明大学生在择业时对收入的预期普遍提高。低收入的工作看不上，高收入的工作就业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就业偏好：向往体制内，拥抱北上广深
（一）体制内就业吸引力上升
近两年，媒体关于名校生涌向基层公务员的新闻报道总能激起热议，人们不理解为何体制内的就业岗位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是否真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向往体制内呢？我们首先通过比较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在就业单位意向方面的变化趋势。
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理想的就业去向方面，偏好体制内就业（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比例为42.9%。其中，选择“公务员”的比例是12.4%，选择“事业单位”的比例是13.8%，选择“国有企业”的比例是16.7%。在体制外就业选择中，倾向于“外资企业”的比例为14.4%，倾向于“自行创业”的比例为10.4%，倾向于“‘互联网+’新兴职业”的比例为9.0%，选择“民营企业”的比例较低，仅占4.1%，选择“继承家业”的比例为2.0%。另外，有16.0%的大学生表示“没想好”。总体来看，大学生的就业去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选择各种就业去向的比例相对比较均衡，偏好体制内就业方向的比例超过四成，占比确实较高。
与2015年相比，2020年调查中大学生理想的就业去向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选择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有较大上升，从2015年的33.6%上升到2020年的42.9%，尤其是选择“公务员”的比例从5.3%上升到12.4%，说明体制内就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的确在上升；第二，倾向于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大幅下降，从2015年的36.0%下降至2020年的14.4%；第三，选择“自行创业”的大学生比例也大幅下降，从2015年的22.5%下降到2020年的10.4%。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的受访大学生中有9.0%的人倾向于“互联网+”新兴职业（主播/网红/新媒体运营等），说明这类新兴就业方式对大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向往体制内，而逐渐“抛弃”外企呢？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量大型跨国企业入驻中国，掀起了外企求职热潮，许多大学生抛弃“铁饭碗”到外企谋职。“90后”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外企热”的持续高涨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进外企当“白领”是很多“90后”大学生的梦想。然而，最近几年，随着本土企业的崛起，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部分本土企业的薪资水平甚至超过外企，外企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受到较大冲击。
同时，这与就业市场的环境变化也有比较大的关系。在大学生相对比较稀缺时，体制外就业岗位充足，比较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此外，相对于体制内来说，体制外的职场发展空间更大，个体更自由，收入也更高，对大学生来说更能实现人生理想。然而，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体制外就业难度增大，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同时，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也越来越大，职场人都变成了“打工人”，越来越难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愿意进入体制外企业，更倾向于找一份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工作。
为了更直接地考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向往体制内”这一问题，在2020年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分析了理想就业去向分别是体制内方向和体制外方向的大学生在评价工作好坏时最看重的因素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与倾向于体制外就业的大学生相比，倾向于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在评价工作好坏时，选择“稳定”作为最重要标准的比例显著更高，选择“个人兴趣”的比例显著更低。
其中，倾向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选择“稳定”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比例为12.8%，倾向于体制外就业的大学生对应的比例仅为4.1%。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向往体制内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择工作时希望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这可能与整体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所面临的风险有关，这种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更突出的体现。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停工停产，员工工资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唯有体制内工作的待遇不受影响。这可能对大学生的择业观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二）211高校生青睐外企，一般本科偏好公务员，专科生最爱创业
比较不同学校层次的大学生在理想就业去向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211高校的大学生倾向于去“外资企业”的比例最高（17.7%），其次是“国有企业”（16.2%），再次是“事业单位”（14.0%）；选择“公务员”的比例为10.0%，低于一般本科中的比例，但高于专科学校中的比例。
非211本科的大学生倾向于考公务员的比例最高（18.0%），其次是“国有企业”（17.1%），再次是“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14.2%）。总体来看，非211本科的大学生倾向于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最高，但选择“外资企业”的比例高于专科生。
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倾向于“自行创业”的比例最高（19.8%），其次是“国有企业”（17.0%），再次是“‘互联网+’新兴职业（主播/网红/新媒体运营等）”（13.9%）。专科学校的学生选择“互联网+”新兴职业的比例相对于本科学校的学生更高，选择考公务员的比例最低，仅占7.1%。
由此可见，211高校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传统的市场化就业，一般本科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而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创业热情最高涨，对新兴职业的接受度也更高。究其原因，客观而言，211高校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强，在市场化的就业部门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以及更优质的就业岗位；一般本科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一般，相对于体制外的一般工作岗位，他们选择体制内就业更为体面；专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最低，获得优质就业岗位的机会较少，所以他们更愿意“另辟蹊径”，选择创业的最多，对互联网新兴职业接受度也最高。
（三）大城市就业持续受青睐
“逃离北上广深”一度成为青年人就业选择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逃离北上广深”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呢？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就业地点偏好方面，选择大城市的比例高达84.6%，其中，选择“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为63.3%，选择“其他大型城市（除北上广深外）”的比例为21.3%。选择“中小型城市”的比例仅占6.9%，选择“海外就业”的比例为1.3%，而选择“小城镇”“农村”“特殊就业地点（如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及军工系统）”的比例都很低。可见，在就业地点选择方面，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和其他大型城市是大学生的两种主要选择。这说明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逃离北上广深”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期待自己毕业之后能够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立足与发展。
由于总体样本包含了家庭所在地是北上广深的大学生，那么剔除这部分样本之后，对于家庭所在地在北上广深之外的大学生，他们究竟是想“逃离北上广深”还是“扎根北上广深”呢？数据结果显示，这部分大学生选择“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仍然占到50.0%，选择“其他大型城市(除北上广深外)”的比例为31.1%，选择“中小型城市”的比例仅为9.0%。可见，对于家庭所在地在北上广深之外的大学生来说，大城市仍然是他们的主流选择。
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在就业地点上的偏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大城市工作仍然是大学生的主流选择，并且这种偏好呈增强趋势，选择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从60.5%上升到63.3%，选择北上广深之外的其他大型城市的比例也从14.8%上升到21.3%；第二，倾向于到“中小型城市”就业的比例略有下降，从2015年的8.9%下降到2020年的6.9%；第三，选择“海外就业”的比例有较大幅度下降，从2015年的6.3%下降到2020年的1.3%。也就是说，2020年仅极少大学生考虑去海外就业，这应该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有关，更多青年人对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环境产生了更大的信心。
总的来看，大学生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表现出较强的倾向性和方向性，大型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成为大学生群体最青睐的就业地点。大型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因其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等优势，始终保持着对大学生群体的巨大吸引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近年来国家对西部、基层以及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优惠政策增多，也积极出台大学生村官和支教等人才选拔方式，以鼓励大学生走进西部和农村，但从主观意愿上来看，愿意去小城镇、农村和特殊地区就业的大学生比例仍然偏低，且没有明显的增长态势。
▍工作的意义：现实责任与理想价值并重
如何理解工作的意义，为了什么而工作，这是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的核心。“00后”大学生的成长背景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成长于中国“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之中，物质条件比较丰裕；二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社会竞争逐渐加剧，社会分化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三是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信息获取能力强，独立且早熟。
这些成长背景对他们的工作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他们对工作意义的定位不只停留在物质层面，物质需求不再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而是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其次，市场化的竞争环境赋予他们较强的现实意识和务实精神，这种理性务实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取向，而是立足现实社会，在实现物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精神价值。再次，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追求个人自由。
（一）重视家国责任，追求理想价值
2020年的数据显示，在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方面，认为工作是“权宜之计”的大学生占比很低（2.3 %），认为工作是“人生必经阶段”的大学生比例为19.5%。这说明对大部分大学生而言，工作不再只是满足个人基本生存的一种简单的经济活动，而是指向了更高阶的价值性意义。23.6%的大学生认为工作是“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需要，即注重工作意义的责任取向。22.4%的大学生将工作的意义理解为“实现个人理想”的需要，即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23.8%的大学生认为工作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即将工作作为实现个人终极目标的工具。此外，还有8.4%的大学生将工作的意义理解为“人生体验”
可以发现，一方面，当代大学生非常看重工作的精神价值，希望通过工作实现个人理想和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并非一味追求个体价值，也会看重工作的物质意义，以及对于履行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意义。总体而言，在工作意义方面，大学生同时注重现实责任与理想价值的实现。
与2015年相比，2020年的调查数据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选择将工作看作“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11.7%上升到23.8%；第二，将工作的意义理解为“在工作中实现个人理想”的比例有所下降，从28.4%降低到22.4%。这说明在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方面，相比于“95后”，“00后”大学生更加追求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自由，而不只是对现实目标的追求。
（二）211高校生最看重工作的精神价值，专科生最看重工作能否解决生存问题
比较不同学校层次的大学生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可以发现，211高校的大学生最看重工作作为“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27.7%），其次是“在工作中实现个人理想”（24.0%）；一般本科的大学生最看重工作作为“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25.2%），其次是“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24.1%）；专科学校的大学生最看重工作作为“人生必经阶段”（24.9%），其次是“在工作中实现个人理想”（24.1%）。由此可见，211高校的大学生最看重工作的精神价值；一般本科的大学生除了注重工作的精神价值之外，也注重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专科学校的大学生首先将工作作为生存的手段，其次才是追求工作的精神价值。
▍后疫情时代的就业预期：就业信心低迷，就业弹性放大
为了更全面地谱绘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以及更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在2020年的调查中，我们还设计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大学生对就业形势的认知和就业态度相关的指标。总体来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自我效能感偏低”和“物质主义取向”。
（一）自我效能感偏低：未来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呈现出了“自我效能感偏低”这一关键特征，这种就业预期中对自我能力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感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对就业形势的负面认知。72.2%的大学生同意“未来两年的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仅有6.3%的大学生对就业形势仍持乐观态度，可见大学生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与预期，后疫情时代下的“就业难”已成为大学生的普遍认知和共同困境。
其次，对求职的不自信与妥协。对于“我相信我毕业时能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这一说法，超过半数（52.5%）的大学生持中立态度，不同意的占17.6%，表示同意的仅占29.9%，这反映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的信心缺乏和信念缺失。对于“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会降低求职预期”的说法，“同意”的大学生占21.7%，持中立态度的占38.4%，不同意的占39.9%。可见，坚持自己求职预期的大学生仅占四成左右，这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形成的“就业难”困境，对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大学生对自我发展表现出不确定和不自信，出现了集体“焦虑”情绪，进而降低了就业期望。
最后，对职业规划的迷茫态度。同意“我对自己的职业有清晰的规划”说法的大学生仅占29.9%，其他大学生均表示“一般”或“不同意”。可见，低自我效能感下，大学生在职业规划和选择上出现了普遍的“迷茫”困境。
总之，后疫情时代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成为大学生的共同困境，在就业预期方面，大学生呈现出了低自我效能感的倾向，表现为就业信心的低迷和对个人发展的不确定。“焦虑”“迷茫”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普遍心声。
（二）物质主义取向：薪酬待遇最刚性
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另一关键特征是“物质主义”的取向。
本次调查考察了大学生在找工作过程中是否能接受在行业、岗位、工作地点、薪酬待遇、企业性质五个方面的妥协。结果显示，大学生接受妥协的占比在行业（59.1%）、岗位（70.2%）、工作地点（60.7%）、企业性质（67.1%）四个方面颇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薪酬待遇上，选择“不妥协”（50.4%）的大学生比例却略高于“妥协”（49.6%）的比例。
这反映出大学生就业态度的两个特点：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大学生对就业形势整体呈现出消极的认知态势，因此表现出较低的求职预期和在多方面愿意妥协的态度，呈现出从“找好工作”到“找到工作”的心态转变；其次，大学生对于薪酬待遇的坚持和不妥协，反映出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糅合与矛盾。
2020年的调查涉及的大学生以出生于2000年前后的青年为主体，他们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物质条件较为富足，生活保障较为全面，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自由的追求、对个人兴趣和发展的重视、对参政议政的表达热情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但在就业认知上，大学生群体的主流取向仍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这集中表现在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上。此外，大学生对薪酬待遇的坚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下，长时间的“封城”、经济生活的暂停，一定程度上让青年人感受到了新“物质匮乏”。各行各业的发展困境，从业人员的生存艰难，就业环境的严峻趋势，这些都使得重视生存保障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回暖，并因此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对薪资待遇等物质条件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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