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分享到：[url=][/url][url=][/url][url=][/url][url=][/url]
- 时间：2017-07-19 13:41
- •来源： 察网
- •作者： 谢忠 蔡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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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自1950年4月建交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作为中方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仅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充分展现了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于一体的卓越领导艺术。
中国和印度有着十分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友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同印度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0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正式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建交后，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步升级，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作为中方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同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充分展现了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于一体的卓越领导艺术。 一 立足于和: 确立“不能有两个重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的国策边界问题是关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把建立和加强中印边界防务纳入进军及经营新疆、西藏的整体部署之中。至1951年8月，我国控制了中印边界西段和中段的传统习惯线。但是，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度趁我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从1951年2月开始向麦克马洪线大举推进，到1953年完全侵占了该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解决边界问题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 不仅仅是中印边界问题) 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权宜办法。 中国政府的这一策略不仅维护了中印友好关系，而且促成了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印度承认中国在藏主权，放弃了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在藏特权，如建立驿站、派驻卫队等。从此，中印关系进入了“印地———秦尼帕依帕依( 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却包藏祸心，对载入上述协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肢解和歪曲，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视为中国对印度边界主张的“实际接受”。据此，印度片面修改官方地图，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设置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 同时，将侵略矛头指向中段和西段。1954年6月，印度借口所谓“分水岭”原则，在中段侵占中国达巴宗所属的乌热，制造了中印边境的第一次紧张对峙。由于中方的克制，这次对峙没有发展为武装冲突。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4次会晤。在中印友好的大氛围下，双方都没有明确提及敏感的边界问题。但是，针对印度政府阉割和曲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强调指出: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因此，“国与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解决。”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尼赫鲁，中国将着手同有关邻国确定边界。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声明，在确定之前“维持现状”，“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然而，印度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到1958年秋，印度在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为了维护中印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长期没有向外界披露这些事实。 1959年3月，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印度政府不仅公然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掀起反华狂潮，而且趁机向我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将总面积多达12. 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其中，包括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段2 000平方公里，西段包括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3. 3万平方公里。从此，中印边界问题公之于世，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核心因素。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视印度为“朋友”，并推心置腹地向它“交底”。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上加写了一段话:“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由于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忍让，中印边界自建交后维持了近10年的和平。 二 应对冲突: 提议“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1959年8月25日、10月21日，印度先后在东段的朗久村、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11月3日晚，毛泽东在听完中印边界冲突情况汇报后，建议双方武装人员各退若干公里，形成一个“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的“无枪地带”，以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他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 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如果他( 指尼赫鲁———笔者注) 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对于上述提议，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中印的关系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 指印度———笔者注)。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指印度———笔者注)。”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提议获得通过。11月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其中，有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一段文字:“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珍惜中印两国友谊、希望妥善解决边境争端的真诚愿望，以及防止敌对势力插手和利用中印边境冲突的战略意图。 尽管印方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的自己一侧停止了巡逻。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尼赫鲁不得不邀请周恩来访印。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在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会谈。由于尼赫鲁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宣称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印度所主张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这次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尽管如此，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5月10日下发了《〈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据此，《西南地区边防守则》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由于中国方面的极大克制与忍让，中印边境局势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有所缓和。 三 反对蚕食: 提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方针6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内忧外困的严峻局面。尼赫鲁错误地认为，这正是印度实现其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因此，印度从1962年初开始，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向中国境内进逼。至同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一直由中国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设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新哨所。其中，有些据点竟然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这样，中印军队在边境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对峙的严重态势。 为了有效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的策略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对印度的侵犯行径予以劝止、抗议直至警告。1962年2月26日、3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 鉴于印度方面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度方面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恢复边境巡逻”;“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开展反蚕食斗争。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要求边防部队根据当前中印边境斗争情况，既应加强边防自卫措施，对印军的挑衅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避免流血冲突; 并对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的形式、任务和处置情况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 7月5日，印军入侵由印度进入我国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门户———加勒万河谷地区。11日，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 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 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八个字。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在印度蚕食我国领土但尚未发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提出的，其核心是“绝不退让”、“武装共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策略思想。 为了便于我国军民正确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反蚕食斗争方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将它重新表述为“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 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所谓“决不退让”就是要坚决捍卫我国领土完整，做到“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即印军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我军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要不使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恶化，做到“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 逃 跑 之 入 侵 印 军，网 开 一面”。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边防部队在反蚕食斗争中既不示弱又不挑衅，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地遏制了印度的所谓“前进政策”。 四 决定反击:“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当中印双方在边界紧张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努力。1962年7月23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并将它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等，要求他们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与会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并就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然而，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除了虚张声势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因此，从1962年8月开始，印军的挑衅和入侵活动更加频繁而猖獗。 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决定准备进行自卫反击。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边防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10月17日，印军2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天，毛泽东立即召集并主持会议，果断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央军委随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前后包括两个阶段:10月20 ～ 29日是第一阶段，11月16 ～ 21日是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中国边防军在东、西两线的作战都迅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郑重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两国总理会晤的三项建议。为了配合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止反击。 11月14日，经毛泽东指示和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要力争在三项建议的基础上停止冲突，重开和谈。同时，要准备同印度进行长期的斗争。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会谈的机会。”这说明，对于印度的军事进攻，中国方面做好了长期斗争、坚决反击的准备; 但是，中国方面始终没有改变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初衷。 然而，印度政府并不甘心其军事政策就此失败。11月中旬，印军在瓦弄、西山口两个方向再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在这期间，印度继续叫嚷要同我国长期作战;同时，它撕下“不结盟”的假面具，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印度，以确保这些援助用于反对中国。但是，在中国边防军的英勇反击下，印军的进攻再次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当时，我国刚刚走出3年困难时期，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但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一侧距边界20公里处，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彻底胜利。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压力，中国军民都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一切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都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五 停火后撤: 让世人看清“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不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料，“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会谈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1月18日，由于印度军队的迅速溃败，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不得不声称: 印度一向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日，毛泽东从《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一消息，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令世人大吃一惊的重大决策。 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 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为了使这一重大决策得到有效贯彻，当晚11时，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11月21日关于中印边境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军对印自卫反击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为了更高举起和平谈判旗帜，巩固和扩大我们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我国政府定于二十一日零时发表重要声明，宣布于二十二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十二月一日起我边防部队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这一边的二十公里。通知要求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说明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们这次主动采取的措施，将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21日零时，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上述声明，同时指出:“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设立民警检查站( 后改为民政检查站) 的部署方案。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和建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此外，中方还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军官兵，归还了所有缴获的印军武器和物资。 正如香港《明报》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取得重大胜利之际，“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一方面，它不仅巧妙地化解了中印边境战争继续升级的危机，而且使我国掌握了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主动权。英国《泰晤士报》21日的评论认为:“中国方面的行动使得印度政府处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对尼赫鲁是个很大的考验”。另一方面，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支持。锡兰《前进》周刊23日的一篇评论指出:“这是建设性的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这同中国为了使边境战斗和边界冲突得到和平解决而作出的许多努力是完全一样的”;“这不仅证明中国真诚希望和平解决争端，而且还把反动派散布的所谓中国肆意侵略印度的谰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日本《朝日新闻》22日的社论说:“中国这样做是好的。如果印度继续战斗，就没有道理了。”与此同时，一些向来偏袒印度的西欧国家报纸也对我国政府声明感到吃惊和宽慰。英国《每日电讯报》21日的社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令人感到“莫大宽慰”，“消息似乎太好了，恐怕不是真的。”就连印度《政治家报》，在诋毁我国声明是“用和平威胁印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在世界上来这一手的方式却禁不住内心暗暗钦佩。” 1962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七十次会议上回答关于中印边境反击战的10个问题。最后，他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领导教育我们的，要善于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对此，他解释道:“我们这回经过一年的斗争，然后，给它一个重大的回击、大暴露，这是一个主动; 然后，又收兵实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这才主动。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应该放的时候就放，应该收的时候就收，应该还击的时候就还击，应该收兵的时候就收兵。这样才能发挥效能，打有打的效能，和有和的效能，这样就能调动全局。”对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泽东自己也深感满意，认为“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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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23: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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