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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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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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原标题为“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金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1969年6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年10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1968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1972年1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月8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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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2)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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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1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继病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指示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改进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70岁高龄的周恩来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着党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保护着每一个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却在1972年5月，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并没有顾及这些，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继续工作着。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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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3)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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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排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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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4)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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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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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文革点评造反派：二流子 投降台湾的狗杂种2013年05月08日 08:41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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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作者：黎虹，原题：《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本文系节选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他说，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17岁那年，我参加了敢死队。我是个大老粗，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上过军校，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

接着，陈再道讲他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我门上，掏出本子，要我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我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他被我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又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亲耳听到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我听后大吃一惊。此话如不是从毛主席嘴里说的，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后来听说，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我就想不通了。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笑话！我一气之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报告，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想回武汉军区，林彪批准了我的报告。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临行时告诫我：“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他（指林彪）是主张搞‘四大’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到武汉一下火车，迎头就撞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标语，给了我当头一棒。接着，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江青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继续说：果然，在林彪、江青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诬蔑我搞反革命政变。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北京，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陈再道最后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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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别人动(2)
2012年02月16日09:2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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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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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投入江青一伙人的怀抱，要把火煽得更旺

陈伯达生于福建，南方的山水空灵，培养了他的机敏；久居“江湖”的历史，养成了他善于把握自己的本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像个稳健的商人，做着一桩桩保本的生意。1962年，陈伯达毛遂自荐，主动帮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任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文，并编辑出版。但随后不久，又是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无限上纲的批判。

尽管陈伯达转向转得快，但刘少奇等的命运岌岌可危，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毕竟是善于观潮弄潮的人。此时，江青势力的壮大形成似乎又给他带来了一次机遇。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竟然在北京无声无息，这引起了陈伯达的兴趣。他来回踱步在封闭房间里，同他喜欢的两名文人即关锋和戚本禹分析着当时的形势。不久，彭真和邓拓写作班子里的秀才、抗战时写过小说《晴天》的王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王力向陈伯达等人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当前学术问题的消息。陈伯达由此敏锐地感到一场以学术名义发起的政治斗争已经来临。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权衡再三，在认定准确无误后，把王力提供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

“好啊！老夫子！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继续摸情况，随时告诉我。”江青得意地说道。

江青正需要这类老笔杆子，这些人又没有什么主见，是御用文人型的。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一阵安排，陈伯达就欣然领命入伙了。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这是一篇给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呐喊的文章。在这篇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文章里，用一种下战书的口气，杀气腾腾地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揭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1966年4月9由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即是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也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革命原则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

陈伯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正式宣布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如果说陈伯达此前是在为运动作理论准备的话，那么，他现在要参加到这一实践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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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听罢发疯似地扑上去揪住了陈伯达的衣领

1966年，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四处开火。陈伯达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坚持革命原则的领导和群众进行迫害和镇压，全国动乱哄然而起。

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提到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一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歪风高涨。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和林彪可谓配合默契，他们有共同点，都野心勃勃，他们后来成为一伙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位居第五位，排在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后面。

花甲之年，陈伯达一次“赶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年事虽高，但由于“官补”，陈伯达大有焕发青春、大干一场的热情。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脉搏，异常活跃。得意忘形之际，陈伯达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个极为难处的女人共事。而正是这位国家“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使他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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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电影《创业》被批内幕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4-16　　发表评论>>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后，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江青却借口电影《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而企图打倒他

《创业》突然停演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年２月１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在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以后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

正当经济工作迅速好转的时候，江青再一次制造事件，把矛头指向余秋里。

１９７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创业》。影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时，获得了文化组成员的一致好评。身为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激动地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是文化大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经文化组讨论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１９７５年春节在全国上映。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１９７５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创业》在全国各地上演。影片塑造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信邪、不怕压的豪迈气概，深深感动了广大观众。

但是，正当更多的人要去看《创业》的时候，这部电影却停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园丁文章揭开当年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文章陆陆续续揭露出来一些内幕，特别是园丁同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些情况，使大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园丁的文章说：

大年初二，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１７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办公、居住之处）。

江青见到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芽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指着于会泳说，“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接着就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江青对《创业》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江青说：“你们知道吗?芽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此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经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已正式组建为文化部。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挨了江青批评的于会泳等人，回到文化部立即召开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同时，由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江青又要求召集文化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由于会泳当众宣读这份检查，以吸取教训。关于《创业》的风波，由此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江青发难

于会泳等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

那么，写真人真事写了什么人呢?芽《十条意见》中列举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如：“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建设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只要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话是余秋里在大庆会战时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一些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条则是再明确不过了：“要观大局，辨风向。”

《十条意见》说：这是×××在１９５９年２１期《红旗》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经查阅，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正是余秋里，题目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江青看来，余秋里是“走资派”，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现在，有了《十条意见》列举的材料，《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的罪名就可以成立了，她梦寐以求的“打倒余秋里”似乎就可以实现了。江青杀气腾腾地说：“要查一查背景，不论涉及到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所谓“查背景”，就是追后台。

余秋里听到江青对《创业》横加的罪名，知道矛头又是对着他来的，但他很坦然。因为他对拍摄《创业》一事一无所知，既没有人向他报告，也没有人采访过他，更没有批过一分钱的经费。影片拍成以后，也没有看过，要想把他打成“后台”，岂不可笑？

毛泽东的批示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邓小平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在这以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直接送毛泽东，另一封送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他以艺术家的良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说明了《创业》的创作过程。他在谈到所谓写真人真事时说：“剧中使用了一些某领导同志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共同使用着的，怎么能认为这些话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信，看过信以后，他调来了《创业》，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影。当时在场的同志事后说：毛泽东看到某些镜头时，眼中噙满了泪水。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长期受“四人帮”压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８月８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一张大字报，以犀利的笔锋，尖锐泼辣的语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状”。

江青看到张天民的信和李春光的大字报以后，非常恼火。１９７５年９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把《创业》剧组的人员叫到大寨。她对张天民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刁状，谎报了军情，老娘要教训你！”还说，“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

虽然江青大施淫威，但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她终于未敢也未能掀起大的风浪。她想通过批《创业》整倒一些人的罪恶目的也未能达到。■ 雷 厉

《都市文化报》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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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Feb 27 00:49:23 2005), 站内


【 在 henhao (烘干法) 的大作中提到: 】
: 最近看的几本书中都说他很特殊，文革后好像被搞下去了

评价历史人物要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去看问题。精华是这一段：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
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近几年来，我翻阅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同志，对河南
省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觉得和其它省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
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
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
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批
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
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
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
位学生，并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
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
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
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学生炮打"我
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
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
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对于刘
建勋的大字报，在河南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以后还成为河南两派辩
论的焦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
建勋和这张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
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是巨
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
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大抓"南下一小撮"，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
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
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
》的方向健康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成长壮大，由少
数成为多数。河南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
在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
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
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
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
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
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文敏生的信说出了河南省当时的真实
情况。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
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
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
倒。这期间，郑州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开始分裂。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
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黎之，郑州第一书记），并把他们
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要联合起来，先夺省委文革小
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粮食学院召开常委会，会议决
定：１、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看管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
责坚持工作。２、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
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
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
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
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
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
数领导干部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带领人到军区找第二政委
何运洪为学生说话，但何运洪拒不接见。六七年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
、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
、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
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
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
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坚信刘建勋
是革命领导干部。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
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
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
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
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
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
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
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５月１１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
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高
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
５月１５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抢"到农学
院，他经过调查了解后，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示支持二七公社
。５月１７日，"豫农红总"又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
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
人乘拉煤的火车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
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
二七。５月２５日，郑州市市委书记王黎之；５月２９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
５月３１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
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从五月到
七月，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
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支持二七公社，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
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作为他们较早支持二七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１９６７
年８月"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４７人
，７月２５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２３人，占此级干部的４９％；同情二
七公社的２人，占４。２５％；中间状态１人占２。１２％；支持河造总的１５人
，占３２％；支持十大部的６人，占１２。７％；７月２５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
份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
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７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
题的（６７）２１６号文件。文件中指出：（１）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
线性错误；（２）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
（３）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７·２０"事件
反映的综合报导，在这篇报导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
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
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
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８月２日，
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
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１９６８年初，全省百分之七
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份参加了"三结合"。省直机关六十六个
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３９３人，已解放２８４人，占７２％，其中第一把手
３１人。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
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１－－２名副主任暂缺。由"暂
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
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
湖北省３人，其中学生１人；陕西省７人，其中学生３人；四川省９人，其中学生
２人；湖南省２人，其中学生１人）。据河南省地（市）县７７个革委会统计、其
中有４８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４
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１９６８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
１４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
头８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
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
）、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
。１９６８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
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
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
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
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结束后
，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级党组织
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
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
"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
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
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
、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
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
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义愤资料表明，河
南省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
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
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
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
；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
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１９７８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后，他的爱人从原
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
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提拔的新干部绝大部份是副职。正职大都由老干部
担任，由于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
部，他们不仅有提拔和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
还可能"收拾"一下。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纪登奎来到
河南把一些造反派骂成"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反击了刘建勋
及个别地市委书记。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河南省新老干部的这些恩恩怨怨，自然烟
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
河南省委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在河南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
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
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的响当当的名气
，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
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
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
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
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
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
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
最早的四所大学（其它三所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
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天
晚上，郑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大字
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
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大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
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
派""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１７４人，一
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郑大校
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
、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
后，继续压制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六月七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大
字报观点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

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
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份学生
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
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等。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
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
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
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
，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示了要按照党中央决定搞好河南文化大革
命的态度。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郑。当天晚
上，他们串联部份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并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
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
革负责人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
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
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
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
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
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
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
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
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
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
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
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份同学认为
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
，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
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
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
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
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
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
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
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吴芝圃。九月五日，
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
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
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在次提到河
南省１９５９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
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赵××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这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
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是历
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
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
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以下两件事件可以说明。

　　六六年八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
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
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
，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
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
，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
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
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
口粮！"……；另一件事是六六年八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丁×得到
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
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５８－５９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
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
人、农民，就是参加５８－－５９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
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
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
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
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
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
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１９
６２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刘建勋和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其他省委领导对党言川的看法也发生
了变化。文敏生在９月５日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
，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
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文敏生说，对郑大联委要
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
不是个好东西"。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战斗师也抓住这些"铁证"，向郑大联
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
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
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
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
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
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
！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郑大
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
：《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
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
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
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九月十九日，郑
大联委再次召开"揭发批判赵××、杨××大会"，并公布了《把赵××的反动嘴
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在强大的攻势下赵××、杨××、基本靠边站了。

　　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又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
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的极"左"倾向、饿死数十万
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

　　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
《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
：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
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５９、６０年老帐？为什么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阵
线不清？……。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
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对待清华井冈
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
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
发了言。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
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
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
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赵××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
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
""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
好！你们要干到底！"。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却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
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
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
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
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５０名联委成员
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报
点名４０－５０人，写检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
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４０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
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被捕。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
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
"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
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
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死亡人员的墓地（５０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河南省军区在６７年６月２７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
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
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
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
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
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
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
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军区的检查报
告，白纸黑字，是非曲直，明明白白。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
论断的正确。１９５９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
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
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
川，受河南省１９５９年现状的影响，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
解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
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
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是错误的。　说"三面红旗倒
了两个"自然坚决不答应！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
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像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
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
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
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
底是哪家的声音？"一份批判党言川的"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
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
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
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
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
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
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
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１９６
９年６月１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
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
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
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对三面红
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乾造成"信阳事件"者
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
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
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
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
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
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
，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
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
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
，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
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
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
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
"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
"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
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
，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
："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
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
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
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
，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
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
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
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
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
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
"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
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
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
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
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
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
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
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
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
"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
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
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
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
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
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
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
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
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
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
，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
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
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
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
"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
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
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
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
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
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
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
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
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
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
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
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
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
"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
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
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
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
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
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
，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
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
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
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
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
，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
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
，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
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
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
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
研究。

□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