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南湾湖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

作者：将军

　

　　1.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月17日)

　　2.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

　　3.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武斗，也没有想到。”(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毛主席还说过，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矛盾为何会分成两派?来自：《毛泽东年谱》）

　　(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4. “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5.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6.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

　　7.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8.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9.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10. “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

　　(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11.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

　　12. “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

　　13.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14.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1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16.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7.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18.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

　　19.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0.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21.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22.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23.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24.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25.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珍宝岛事件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

　　26.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9页)

　　27.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

　　(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28.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66、1567页)

　　29.“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30.“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31.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32.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33.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34.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35.“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来源同上)

　　36.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形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37.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70年5月21日针对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8.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 1972年7月24日)

　　39.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页)（转载有删节）

南湾湖

       推荐者按：“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我们学生觉得说得很对。
       去年（2017）初夏回到北京，约小鲁一聚，他欣然应允。6 月 1 日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老式的白衬衣，斜挎着一个普通的深蓝色的挎包，骑着老式的28 寸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东长安街某写字楼，自行车往路别一锁，快步流星地进了大楼。他那似乎永远是笑脸的面容，多少年没有变。
好多年不见了，虽然小鲁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神情还是那么乐观。我悄悄 对身边的老宋说，“听好多人说了，小鲁总是骑辆破车参加朋友聚会，他可真有一种‘老农’本色啊！”。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在大厅里的合影。那天在走廊大厅里 遇到了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我们这才意识到当天是六一儿童节。小鲁风趣地说，“咱们今天聚会是过儿童节了”！


寒暄之后，快人快语的他自然地转入了忧国忧民的话题，尽管这些年他经历了这么许多，舆论时常把他推向风口浪尖，当时安邦的事情正在发酵，自然也提到安邦事发的一些原委，小鲁非常坦然对待， 因为他从来都是人正不怕影子歪。
朋友在第一时间转来小惠通报小鲁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和悲痛。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有心脏病多年的情况下还那么大意，太替他惋惜！
听说小鲁有心脏病已经有十多年了。记得是在十多年前在北京希尔顿饭店偶遇罗点点，她当时的办公室就在饭店后面的东方大厦写字楼。点点见面十分热情高兴，说有几年不见了，前些日子小鲁 60 大寿，几个朋友在家聚会，大家还回忆咱们标准国际公司成立时的一些“老人”，其中小鲁还一一提起包括我的名字。我问点点小鲁近况，点点说他身体不太好，患有心脏病，当时我是大吃一惊。一晃这又是十多年了。
这些年没少见网络世界里对小鲁的流言蜚语，对他许多无中生有的造事成为坊间的新闻，什么文革中“打砸抢”的红卫兵“西纠”头头，“中国首富”和“安邦的实际控制人”等等。他率先向在文革中的母校老师道歉和主张反思文革，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以及社会上的高度评价，而总有一些不怀好心的文革余孽和不明事理的说他“作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也时不时跟着起哄。十／八／大之前他发表致十／八／大／党／代表的公开信，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呼吁当选的党代表们自己带头公布财产，就是这样阳光正义的言论最终也未能发表。他也曾经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陈小鲁回忆录》也出版了，在朋友圈里还能时不时听见小鲁的时评和见解，更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政治理念，也总希望多多听到他对形势的看法。一面是，反对反思文革和反对改革的一些势力不断对小鲁的妖魔化；另一面是，小鲁的感召力，个人魅力和威望丝毫不减。
看到到处流传的网络谣言，深感谣言杀人，造谣者可恶！一直想为小鲁说几句公道话，因为认识小鲁的人都知道他是光明磊落不计较的人。有两件事情过去一直在心头没有公开说出来，几次和朋友谈及想在网络发声，替小鲁澄清，有朋友劝说，网络浑浊，如今中国是人心涣散，没有信仰，媒体和公权力都在腐败，说实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中国的舆论场成了说不清理还乱的地方，整个社会少有共识，随它去吧。
如今斯人已去，死者为大，此时不为死者讨回公道，还死者清白，更待何时！ 下面就说说我所了解的 2 件事。
一件事情是关于小鲁，标准国际公司和“广深铁路”上市。外界有人断章取义，把小鲁接受采访时谈及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做咨询服务的收入拿来大做文章，渲染那是小鲁的“第一桶金”，赚钱“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有说的更难听的“上下嘴皮一动，陈公子 60 万元就得手”，云云。这类写手连屁都不懂，凭主观臆断就可以对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口喷狗屎，实在卑鄙。
而事实是什么呢？1992-93 年期间，小鲁从海南亚龙湾项目回京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小鲁是董事长，何迪出任总经理，我挂了一个总经理助理，与小鲁共事了一段时间。“广深铁路”上市项目是我们当年参与作为财务顾问的不多的几个上市项目之一。90 年代初中国股市问世不久，企业经营发展普遍都有资金困扰，上市也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企业上市都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实现的，企业也缺乏经验需要指导，这个过程是费时耗神的。军人出身的小鲁其实没有多少商场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商人习气”，对于上门或者公司开发的项目，他从来没有“要价”和“讨价还价”的概念和习惯，对中外客商有求必应。不管是朋友介绍来的项目和客户，还是主动登门的，他从来都是倾力相助，时常连条件都没有提出或者谈定，就替客户忙上了。我参加过几次与客户的谈判，对于小鲁从不主动提条件就开始为客户出主意和提门道，甚至开始安排协助，感到他太好说话，“真正的商人的不是”。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小鲁为人的一面，是他诚恳待人的体现。“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如果按照这个项目上市的规模，要是在国外公司上市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收费标准，标准国际公司本应收取更多的财务顾问和咨询服务费用。而小鲁没有也从来没有“狮子大开口”，而是人家给多少就多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的收入不仅很低，低的离谱，而且没有一分钱进了小鲁的个人腰包。标准国际的起步业务也不是“广深铁路”，张口就来说这是小鲁的“第一桶金”也是一派胡言！
90 年代初外国投行观望多年后尤其是在 89 后，对进入中国举棋不定，许多来咨询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和市场准入，小鲁领导下的标准国际做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事情，为企业搭桥，外国投行开始纷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他们派来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都靠标准国际指点，这些得益于小鲁和标准国际的“关系”还真没有给小鲁和标准国际什么报答。据我所知，“不贪，不计个人利益” 和“热情相助”，是所有认识小鲁，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人品的一致评价！有 人拿标准国际说事抹黑小鲁，还真捞不到什么“稻草”。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西纠”。我没参加过“西纠”，当年也没有参加过首都红卫兵，无“派性”可言。但今天我应该把我父亲作为当年周总理派到北京成立“红卫兵联络站”的小组成员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西纠”的见证人之一告诉过我的话，也来说一说。
1966 年文革爆发，北京市委先于瘫痪，红卫兵运动兴起，北京市即各区委办的领导也都靠边站了。周总理派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雍文涛到北京工作，并选带一些人进驻北京成立了“北京市红卫兵联络站”，当时下设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站，我父亲被派到了西城区负责联络站的工作，后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李钟玄（曾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是军人出任“红卫兵西城区联络站”主任， 我父亲出任副主任。西城区是中南海及中央、国务院主要机关所在地，也是许多中 央和各部委领导人的居住地。文革一开始后，中央各部委也基本瘫痪了，北京市改 组了，许多工作都由中央调集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在承担。
西城区是四中，八中，师大附中等许多重点学校的所在地，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游行批斗集会来势汹涌，事件不断。父亲到了西城区后就是“救火队”， 主要精力不得不投入到做学校即红卫兵的工作，颇于奔命，与红卫兵有很多接触， 其中按我父亲的回忆主要有四中等学校的孔丹、董良翮、黄小珍、何迪，江东生、 还有秦晓，陈小鲁等人，他们也时常到“联络站”来。父亲在他写的《征程回忆》 的回忆录中主要提及了“西纠”的这些主要“头面人物”。
红卫兵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父亲得知，受周总理“旨意”由时任总理秘书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孔丹的母亲转达意思，孔丹和董良翮这些人开始筹划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1966 年还没有“军管”一说，成立“西纠”无非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用红卫兵中的一部分阻止另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成立“西纠”就要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把社会秩序给维持起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西纠”成立了需要搞宣传，要到处贴布告，发传单，发“西纠”通告、通令之类的广而告之，需要买油印机、油墨、纸张、浆糊之类的。于是，“西纠”的何迪，董良翮等就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从当时在中办的老战友那里也听到了“西纠”有中 央背后支持的消息，于是就给“西纠”批了一点经费，其实也不过就是几百块钱购 买宣传用品，支持他们把学校、街道和胡同里的秩序维护起来，防止继续“打砸抢” 乱批斗乃至人命事件的发生。
“西纠”要推动“正常秩序”当然受到了其它一些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的不 满，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告密，说我父亲为“西纠”提供经费，与“西纠头面人物”有往来。1966 年 11 月中旬，东郊工人体育馆开大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都到场。康生向红卫兵讲了他出访阿尔巴尼亚情况后，江青突然站起来， 叫在场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两位领导同志站起来，指责 他们支持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对他们搞突然袭击，要他们做检查，我父亲当时在 场，听了不寒而栗。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这样高突然袭击，还派来人调 查，并且由这些幕后黑手操纵一部分造反派在西城区开始张贴“揪出西纠后台王XX”的大字报和成立“揪王联络站”。这个“揪王联络站”成了在中南海之外西单一带“揪刘少奇联络站”之后的搞集会静坐的 2 个“联络站”之一。父亲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卫戍区和“支左”解放军的保护下工作和生活，有家都不敢回。
父亲在 2003 年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专门写了这一段历史和经历。我帮助父亲整理书稿出版，特地问过父亲，那时“西纠”成立的背景和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父亲的回答是明确的。他那时负责西城区的事情，是第一线的见证人，他说“西纠” 不是搞“打砸抢”的红卫兵，恰恰是因为红卫兵“破四旧”乱批斗过了头才应运而 生的，而且是总理的意思，他们不是干坏事的。
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鼓励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 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和人道灾难。屁股总是要有人擦的。如果说当年红卫兵运动给社会和无数人带来了灾难，那么在 这场灾难中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去修正和阻止这场灾难的最大人物就是周总理，而 周总理就试图用“西纠”去阻止灾难的扩大和延伸。
50 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顾文革历史和红卫兵运动时，受害者，加害者有很多都成为了一体，许多事情的真相随着当事人的离去而混淆不清，加上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中许多是未成年的学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红卫兵运动即是有组织的，也是无组织性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他们的“哲学”，几个人弄一拨就可以到处胡作非为，谁都可以组织“战斗队”印个红卫兵袖标，冒牌私印“西纠”的红袖标去干坏事也毫不奇怪。战战兢兢的受害人见到红卫兵都害怕，有些人当时没有搞清楚其他红卫兵和“西纠”的区别也完全可能。我父亲作为 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八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也被打成过“走资派”， 挨过斗被游过街，被搞喷气式站台示众。父亲从不说假话，而且还记忆力超强，他 所亲历过的联络红卫兵的工作，他亲口告诉我的不会错。我想如果由红卫兵自己， 由“西纠”自己的人来辩护必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尤其象在风口浪尖上的小鲁。
我不指望通过我父亲的说法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
其实，如何正确评价“西纠”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文革不能不反思。文革不能彻底清算，中国就不能走出社会撕裂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也是小鲁这些年来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的事情。
小鲁走了，他走的真不是时候！众多朋友都不敢相信小鲁的突然离去，深感惋惜。既然走了，我希望他的走可以把这些对历史对一些人物的歪曲也带走，让历史还他一个清白，让不实之词在阳光下无处躲藏！
安息吧，小鲁！
王新民
2018-03-02 写于 Vegas。

南湾湖

告江青的“御状” 《创业》编剧张天民





        张天民（1933—2002），编剧、作家。1933年，张天民生于河北涿县。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曾发表过《斗争》、《变》等小说，1951年进入北京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毕业后任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后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57年后先后发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集。1960年起开始创作电影剧本，担任编剧的作品有《路考》（与人合作）、《青春年华》。1974年创作了著名影片《创业》，并因此剧被江青打压，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被批“无大错”。
　　其后创作的影视剧本有《开国大典》、《武则天》、《秦始皇》、《潘汉年》、《中国命运的决战》、《青年毛泽东》等，其中《开国大典》（与张笑天等合作）获第10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著有长篇小说《创业》，诗集《北京漫步集》、《七月抒情诗》，小说集《小五更的故事》、《青与蓝》、《末流演员》，中篇小说《海滨的朋友》、《追花人》。

　　张天民曾任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吉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委员、青联委员，中国电视剧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周恩来指示拍摄《创业》

　　文化要大革命，文艺必然要做最大的牺牲，在文革的拉拉杂杂，浩浩荡荡之中，红了八个样板戏，又毁了其他几多文艺作品？这实难计算。

　　1974年，一部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创业》诞生，影片因为高扬发展经济的论调而引起了“四人帮”不满，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并同时将其强制禁映。编剧张天民等人感到愤懑，便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为张天民来信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创业》和它的创作人员们一起继续沉寂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创业》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创业》主角原型是铁人王进喜

　　《创业》的缘起来自于1974 年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拍摄一部反映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的电影。编剧张天民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这个剧本。谢铁骊是《创业》筹备小组的组长，张连文扮演主角周挺彬——原型正是铁人王进喜——

　　1959年，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口油井。当井喷发生时，他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压下险恶的井喷，保住了油井和井架。在王进喜和他带领的1205钻井队的带动下，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度上升，油田建设规模比原来扩大一倍以上。1963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病逝。

　　《创业》讲述的是1949年秋天，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接解放，十斤娃的父亲周老大在护矿中英勇牺牲。解放后，党的领导者华程开始正式称呼十斤娃的大名——周挺杉。在华程的教育下，青年工人周挺杉一直怀抱着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理想。10年后，周挺杉钻井队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创造了新的纪录，但中国依然没有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专家工作处处长冯超迷信洋人，总地质师章易之也被“贫油”论所束缚，无所作为。

　　不久，北方草原上又有几口油井喷油，石油部在那里举行石油会战，周挺杉带领钻井队由大西北赶来参加会战。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中，工人们不等不靠，凭人拉肩扛将第一口油井的钻机竖了起来。周挺杉向油田政委华程提出，要打破洋框框，走自己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甩开膀子勘探，拿下大油田。已经是前线会战副指挥的冯超和章易之主张走老路。冯超用两面派的手法千方百计制造障碍。周挺杉和工人同志们响亮地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靠艰苦奋斗创业，与冯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油田会战的紧要关头，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断绝了油料供应，冯超乱中添乱，制造了停钻和井喷事故。为了压住井喷，周挺杉带头跃入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油井保住了。最终他们为国家拿下了面积大、产量高的创业油田，实现了原油自给，谱写出一首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正气歌。

　　电影的故事不复杂，情节也很激进。但与样板戏相比，增加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新意：以红色贯穿全剧，形成昂扬热烈的基调；同时，强调彩色片中对黑白色彩的使用，例如茫茫雪原上，钻机、井架形成又黑又重的大色块，对比强烈，突出厚重和力度，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构图上，强调粗犷的线条，配置厚重的前景，气势夺人。

江青指示姚文元：批坏《创业》

　　1974年这部电影拍完，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

1975年2月10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另外，我建议，对电影《创业》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电影《创业》“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文元同志来电话：‘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三条禁令，十大罪名

　　江青认为这个电影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命令创作人员进行检查。之后下了三条禁令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是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是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是不许向国外发行。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又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下发了对《创业》的十条罪状：1.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晰；2.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3.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4.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5.周挺杉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6.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提高华程；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有人为情感化的倾向；8.有很多地方表达不清，让人看不懂；9.回述了铁人的过去，造成结构上的拖沓；10.主要人物的言语概念化。

　　说这个片子塑造的周挺杉是个鲁莽的汉子，华政委暗指刘少奇等等。因为片子是周总理关心油矿下指示拍摄的，实际上江青是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贺捷生传信，毛泽东批示“无大错”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传开，自然也传到正在北京的《创业》编剧张天民。当时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鼓励他给毛泽东写信，上书陈说《创业》的遭遇，并向他保票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这位作家是白烨。白烨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9•13”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7月21日，张天民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北京。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7月25日就作了批示。毛泽东批示的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作出对电影《创业》批示的第二天，7月26日，批示就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其时，邓小平正在三座门军委同国务院政研室的7位负责同志开会。他看过以后，当场就宣读了一遍。邓小平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会上，胡乔木向大家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邓力群介绍了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实际上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加之毛泽东在批示上注明要将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四人帮”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胡乔木指点张天民勿骄勿躁

　　《创业》指示的影响远远超出文艺界的范围，在全国上下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战线的干部和职工。《创业》遭禁，石油部受压。上至领导，下至大庆工人，都憋了一口闷气。余秋里得知《创业》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20部拷贝。兴高采烈，由此可见。

胡乔木告戒张天民莫得意忘形

　　毛泽东对《创业》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待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又建议他的妻子赵亮给毛主席写感谢信。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老子不怕！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17楼开会。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她首先发现了《创业》的主角张连文，随后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当时就在江青身后的桌子边坐着，俩人背对背江青没发现他。张天民不得不应一声：“我来了！”江青见了大骂一声：“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无大错，有小错！”  她又问：“张天民你多大？（张答我46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江青问张天民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其实暗指邓小平是他的后台。

江青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

　　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平反600部电影，《创业》首批通过

　　虽然有毛泽东的建议在前，但江青仍未给《创业》开禁。《创业》的解禁是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6年，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实行解放政策。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根据中央18号文件精神，文化电影局首先对“文革”以来的各类影片进行复审。第一批审查通过的舞台艺术片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通过的故事片则有《创业》、《海霞》等23部。

爱林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甘肃扶贫好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
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
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
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
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
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
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甘肃扶贫好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
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
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
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
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
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


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
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
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
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
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
行，回去放手工作。

甘肃扶贫好

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
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
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
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
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
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
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
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
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
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
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
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
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
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
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
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
们把鲁迅的《阿
Q正传》看一看，其中
“不准革
命”一章。

甘肃扶贫好

1967年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后的诀别：后者内心蕴藏巨大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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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前无分歧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
“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然而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转自《重庆晚报》）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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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Feb 27 00:49:23 2005), 站内


【 在 henhao (烘干法) 的大作中提到: 】
: 最近看的几本书中都说他很特殊，文革后好像被搞下去了

评价历史人物要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去看问题。精华是这一段：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
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近几年来，我翻阅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同志，对河南
省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觉得和其它省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
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
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
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批
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
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
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
位学生，并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
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
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
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学生炮打"我
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
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
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对于刘
建勋的大字报，在河南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以后还成为河南两派辩
论的焦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
建勋和这张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
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是巨
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
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大抓"南下一小撮"，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
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
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
》的方向健康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成长壮大，由少
数成为多数。河南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
在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
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
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
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
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
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文敏生的信说出了河南省当时的真实
情况。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
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
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
倒。这期间，郑州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开始分裂。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
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黎之，郑州第一书记），并把他们
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要联合起来，先夺省委文革小
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粮食学院召开常委会，会议决
定：１、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看管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
责坚持工作。２、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
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
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
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
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
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
数领导干部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带领人到军区找第二政委
何运洪为学生说话，但何运洪拒不接见。六七年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
、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
、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
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
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
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坚信刘建勋
是革命领导干部。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
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
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
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
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
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
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
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５月１１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
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高
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
５月１５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抢"到农学
院，他经过调查了解后，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示支持二七公社
。５月１７日，"豫农红总"又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
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
人乘拉煤的火车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
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
二七。５月２５日，郑州市市委书记王黎之；５月２９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
５月３１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
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从五月到
七月，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
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支持二七公社，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
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作为他们较早支持二七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１９６７
年８月"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４７人
，７月２５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２３人，占此级干部的４９％；同情二
七公社的２人，占４。２５％；中间状态１人占２。１２％；支持河造总的１５人
，占３２％；支持十大部的６人，占１２。７％；７月２５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
份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
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７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
题的（６７）２１６号文件。文件中指出：（１）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
线性错误；（２）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
（３）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７·２０"事件
反映的综合报导，在这篇报导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
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
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
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８月２日，
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
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１９６８年初，全省百分之七
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份参加了"三结合"。省直机关六十六个
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３９３人，已解放２８４人，占７２％，其中第一把手
３１人。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
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１－－２名副主任暂缺。由"暂
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
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
湖北省３人，其中学生１人；陕西省７人，其中学生３人；四川省９人，其中学生
２人；湖南省２人，其中学生１人）。据河南省地（市）县７７个革委会统计、其
中有４８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４
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１９６８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
１４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
头８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
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
）、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
。１９６８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
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
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
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
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结束后
，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级党组织
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
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
"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
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
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
、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
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
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义愤资料表明，河
南省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
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
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
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
；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
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１９７８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后，他的爱人从原
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
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提拔的新干部绝大部份是副职。正职大都由老干部
担任，由于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
部，他们不仅有提拔和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
还可能"收拾"一下。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纪登奎来到
河南把一些造反派骂成"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反击了刘建勋
及个别地市委书记。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河南省新老干部的这些恩恩怨怨，自然烟
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
河南省委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在河南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
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
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的响当当的名气
，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
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
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
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
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
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
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
最早的四所大学（其它三所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
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天
晚上，郑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大字
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
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大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
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
派""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１７４人，一
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郑大校
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
、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
后，继续压制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六月七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大
字报观点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

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
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份学生
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
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等。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
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
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
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
，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示了要按照党中央决定搞好河南文化大革
命的态度。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郑。当天晚
上，他们串联部份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并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
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
革负责人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
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
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
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
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
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
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
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
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
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
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
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份同学认为
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
，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
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
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
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
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
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
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
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吴芝圃。九月五日，
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
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
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在次提到河
南省１９５９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
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赵××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这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
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是历
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
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
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以下两件事件可以说明。

　　六六年八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
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
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
，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
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
，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
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
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
口粮！"……；另一件事是六六年八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丁×得到
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
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５８－５９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
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
人、农民，就是参加５８－－５９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
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
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
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
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
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
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１９
６２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刘建勋和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其他省委领导对党言川的看法也发生
了变化。文敏生在９月５日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
，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
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文敏生说，对郑大联委要
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
不是个好东西"。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战斗师也抓住这些"铁证"，向郑大联
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
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
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
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
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
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
！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郑大
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
：《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
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
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
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九月十九日，郑
大联委再次召开"揭发批判赵××、杨××大会"，并公布了《把赵××的反动嘴
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在强大的攻势下赵××、杨××、基本靠边站了。

　　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又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
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的极"左"倾向、饿死数十万
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

　　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
《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
：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
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５９、６０年老帐？为什么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阵
线不清？……。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
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对待清华井冈
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
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
发了言。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
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
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
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赵××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
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
""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
好！你们要干到底！"。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却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
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
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
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
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５０名联委成员
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报
点名４０－５０人，写检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
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４０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
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被捕。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
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
"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
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
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死亡人员的墓地（５０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河南省军区在６７年６月２７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
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
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
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
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
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
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
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军区的检查报
告，白纸黑字，是非曲直，明明白白。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
论断的正确。１９５９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
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
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
川，受河南省１９５９年现状的影响，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
解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
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
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是错误的。　说"三面红旗倒
了两个"自然坚决不答应！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
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像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
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
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
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
底是哪家的声音？"一份批判党言川的"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
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
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
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
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
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
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
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１９６
９年６月１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
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
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
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对三面红
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乾造成"信阳事件"者
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
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
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
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
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
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
，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
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
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
，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
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
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
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
"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
"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
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
，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
："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
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
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
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
，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
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
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
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
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
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
"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
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
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
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
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
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
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
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
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
"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
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
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
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
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
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
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
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
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
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
，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
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
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
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
"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
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
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
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
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
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
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
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
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
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
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
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
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
"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
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
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
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
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
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
，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
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
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
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
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
，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
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
，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
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
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
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
研究。

□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

甘肃扶贫好

1975年，电影《创业》被批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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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后，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江青却借口电影《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而企图打倒他

《创业》突然停演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年２月１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在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以后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

正当经济工作迅速好转的时候，江青再一次制造事件，把矛头指向余秋里。

１９７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创业》。影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时，获得了文化组成员的一致好评。身为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激动地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是文化大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经文化组讨论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１９７５年春节在全国上映。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１９７５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创业》在全国各地上演。影片塑造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信邪、不怕压的豪迈气概，深深感动了广大观众。

但是，正当更多的人要去看《创业》的时候，这部电影却停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园丁文章揭开当年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文章陆陆续续揭露出来一些内幕，特别是园丁同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些情况，使大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园丁的文章说：

大年初二，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１７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办公、居住之处）。

江青见到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芽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指着于会泳说，“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接着就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江青对《创业》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江青说：“你们知道吗?芽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此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经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已正式组建为文化部。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挨了江青批评的于会泳等人，回到文化部立即召开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同时，由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江青又要求召集文化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由于会泳当众宣读这份检查，以吸取教训。关于《创业》的风波，由此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江青发难

于会泳等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

那么，写真人真事写了什么人呢?芽《十条意见》中列举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如：“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建设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只要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话是余秋里在大庆会战时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一些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条则是再明确不过了：“要观大局，辨风向。”

《十条意见》说：这是×××在１９５９年２１期《红旗》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经查阅，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正是余秋里，题目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江青看来，余秋里是“走资派”，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现在，有了《十条意见》列举的材料，《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的罪名就可以成立了，她梦寐以求的“打倒余秋里”似乎就可以实现了。江青杀气腾腾地说：“要查一查背景，不论涉及到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所谓“查背景”，就是追后台。

余秋里听到江青对《创业》横加的罪名，知道矛头又是对着他来的，但他很坦然。因为他对拍摄《创业》一事一无所知，既没有人向他报告，也没有人采访过他，更没有批过一分钱的经费。影片拍成以后，也没有看过，要想把他打成“后台”，岂不可笑？

毛泽东的批示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邓小平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在这以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直接送毛泽东，另一封送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他以艺术家的良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说明了《创业》的创作过程。他在谈到所谓写真人真事时说：“剧中使用了一些某领导同志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共同使用着的，怎么能认为这些话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信，看过信以后，他调来了《创业》，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影。当时在场的同志事后说：毛泽东看到某些镜头时，眼中噙满了泪水。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长期受“四人帮”压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８月８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一张大字报，以犀利的笔锋，尖锐泼辣的语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状”。

江青看到张天民的信和李春光的大字报以后，非常恼火。１９７５年９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把《创业》剧组的人员叫到大寨。她对张天民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刁状，谎报了军情，老娘要教训你！”还说，“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

虽然江青大施淫威，但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她终于未敢也未能掀起大的风浪。她想通过批《创业》整倒一些人的罪恶目的也未能达到。■ 雷 厉

《都市文化报》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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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听罢发疯似地扑上去揪住了陈伯达的衣领

1966年，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四处开火。陈伯达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坚持革命原则的领导和群众进行迫害和镇压，全国动乱哄然而起。

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提到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一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歪风高涨。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和林彪可谓配合默契，他们有共同点，都野心勃勃，他们后来成为一伙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位居第五位，排在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后面。

花甲之年，陈伯达一次“赶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年事虽高，但由于“官补”，陈伯达大有焕发青春、大干一场的热情。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脉搏，异常活跃。得意忘形之际，陈伯达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个极为难处的女人共事。而正是这位国家“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使他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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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投入江青一伙人的怀抱，要把火煽得更旺

陈伯达生于福建，南方的山水空灵，培养了他的机敏；久居“江湖”的历史，养成了他善于把握自己的本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像个稳健的商人，做着一桩桩保本的生意。1962年，陈伯达毛遂自荐，主动帮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任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文，并编辑出版。但随后不久，又是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无限上纲的批判。

尽管陈伯达转向转得快，但刘少奇等的命运岌岌可危，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毕竟是善于观潮弄潮的人。此时，江青势力的壮大形成似乎又给他带来了一次机遇。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竟然在北京无声无息，这引起了陈伯达的兴趣。他来回踱步在封闭房间里，同他喜欢的两名文人即关锋和戚本禹分析着当时的形势。不久，彭真和邓拓写作班子里的秀才、抗战时写过小说《晴天》的王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王力向陈伯达等人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当前学术问题的消息。陈伯达由此敏锐地感到一场以学术名义发起的政治斗争已经来临。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权衡再三，在认定准确无误后，把王力提供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

“好啊！老夫子！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继续摸情况，随时告诉我。”江青得意地说道。

江青正需要这类老笔杆子，这些人又没有什么主见，是御用文人型的。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一阵安排，陈伯达就欣然领命入伙了。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这是一篇给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呐喊的文章。在这篇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文章里，用一种下战书的口气，杀气腾腾地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揭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1966年4月9由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即是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也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革命原则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

陈伯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正式宣布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如果说陈伯达此前是在为运动作理论准备的话，那么，他现在要参加到这一实践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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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别人动(2)
2012年02月16日09:2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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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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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文革点评造反派：二流子 投降台湾的狗杂种2013年05月08日 08:41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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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作者：黎虹，原题：《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本文系节选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他说，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17岁那年，我参加了敢死队。我是个大老粗，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上过军校，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

接着，陈再道讲他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我门上，掏出本子，要我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我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他被我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又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亲耳听到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我听后大吃一惊。此话如不是从毛主席嘴里说的，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后来听说，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我就想不通了。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笑话！我一气之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报告，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想回武汉军区，林彪批准了我的报告。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临行时告诫我：“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他（指林彪）是主张搞‘四大’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到武汉一下火车，迎头就撞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标语，给了我当头一棒。接着，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江青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继续说：果然，在林彪、江青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诬蔑我搞反革命政变。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北京，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陈再道最后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