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分布为何会呈现“南稠北稀”格局：元代形成

秦朝阳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有关人口问题。
商： 开始形成长寿、多子思想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为了解决内部纷争和摆脱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威胁，多次迁都。尤其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徙。为了迁徙的顺利进行，盘庚制定了严厉的政策。据《尚书·盘庚》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之，无遗育。”即在迁徙过程中，盘庚将对叛逆不逊、诈伪奸邪、犯上作乱者，轻者割掉鼻子，严重的将处以死刑，灭绝其全家；而对听话服从的良民，则将在新都城“永建乃家”。
商朝开始形成长寿、多子的思想。商代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吉祥语。
周： 重视人口管理
周朝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记载，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戎氏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准备在大原（今甘肃固原）进行人口调查，补充兵源。但大臣仲山父反对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理由是：王室受到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进行人口调查，其实是公开示弱，会让诸侯们轻视而不亲附。王室可以通过相关官员，秘密掌握人口数字，不必再进行公开的人口普查。
西周也和商朝一样，流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周代的歌谣中，关于子孙繁昌的祝福很多。《诗经》中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汉： 人口锐减，鼓励生育
秦朝的人口约为2000万人，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汉初，人口下降为1200万人。汉惠帝、吕后两朝，实行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汉惠帝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民间女子15岁到30岁未出嫁的，要罚款5算（120钱为1算）。
到汉文帝时，天下富裕，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小米一石（150斤）只要10来钱。到汉武帝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富家足。国家粮仓里的小米，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在仓库外；国库里的铜钱，累积成山，穿钱绳都腐朽了，无法计算。
到汉平帝时，全国人口约为6000万人，但人口分布不均匀，陕西关中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次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长江以南的人口依然稀少，边境地区更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汉朝把罪犯、贫民和豪强势族，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上王莽改制失败，导致战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
到东汉光武帝时，全国人口只有2100万人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安帝、汉顺帝时，人口才又达到约5000万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天下乱。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在战乱、饥饿与瘟疫的摧残下，到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000万左右。

焦典

中国城市老龄化大数据：149城深度老龄化，集中在这些省份

2021年09月05日 20:59:21
来源：[url=]第一财经[/url]

中国老龄化在加速，但不同区域和城市面临的情况差异较大。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除三沙市之外的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三沙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州、盟，下称“市”）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行梳理后发现，目前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在东北地区、成渝城市群、黄河中下游、中部地区、长三角较为集中。

149城深度老龄化

数据显示，2020年，149个地级及以上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14%，进入到深度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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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149个城市中，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共41个，占27.5%；东北地区有36个，占24.2%；中西部地区有72个，占48.3%。总体上看，深度老龄化的城市集中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长三角、黄河中下游以及成渝城市群。

从省份来看，149市分布在22个省份，其中有7个省份的深度老龄化城市达到或超过10个。其中，四川的深度老龄化城市达到了17个，数量位居第一。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的地市州数量比较多，而地市的人口除了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外，近年来随着省会成都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人口也流入成都。

数据显示，成都是唯一一个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仅次于重庆、上海和北京这三个直辖市，位居第四。2020年，成都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达2093.78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25.02%，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含简阳，下同）提高6.22个百分点；较2010年增加581.89万人，增长38.49%，平均每年增加58.1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31%，较上一个十年的年均增速高出0.18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成都市581.89万人的增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仅次于深圳和广州这两个一线城市，位列第三。

四川省统计局分析，十年间全省人口进一步向首位城市成都聚集。从市（州）数据来看，人口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趋势较为明显。数据显示，分五大经济区看，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成都平原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别上升4.25个百分点和0.10个百分点，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下降1.44个百分点、2.74个百分点和0.17个百分点。

长江中游的湖南、安徽、湖北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中部的湖南和安徽共有12个地市进入深度老龄化，湖北也有9个。其中一大原因就是青壮年人口外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低，因而老年人口占比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分析，中部地区距离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更近，近年来，高铁网络的建设进一步缩短了时空距离，另外随着中部几个强省会近年来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多，很多地市人口向省会城市流动。

也因此，四川和中部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的年龄结构仍相对比较年轻。省会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多在14%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比较高。

相比之下，东北的老龄化程度要更深一些，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共36市，已经全部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东北的企业以国企为主，很多就业人员都是在国企、行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执行得比较严格；另外东北的工业化早，城市化率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类似农村那种养儿防老的观念比较淡漠，再加上东北是个移民社会，受到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比较小，总体上人口出生率、生育率比较低。

衣保中分析，由于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就业机会不多，因此年轻人口持续外流，不论是考上大学还是没考上大学，到东南沿海就业的都很多，这也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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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等地老龄化程度较低

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的深度老龄化的城市也不少。其中，山东全省16个地市中，已有14个进入到深度老龄化，另外两个城市枣庄和聊城，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也很近。目前，山东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536万人，是全国老龄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

从三个年龄段来看，山东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低，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较高，这也与山东近年来人口外流有关。

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13个地市中，有10个城市已经深度老龄化。其中，南通、泰州、扬州等苏中地区老龄化最突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苏中和苏北的盐城等地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与过去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独生子女占比较高有关。此外，这一地区不少年轻人也流向上海、苏州等地，因此老龄化程度增高。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江浙历来都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区域，尤其是江苏，城镇化较早，生活水平比较高，生育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对第一财经分析，从经济发展普遍规律来看，经济越发达，少子化越明显。一方面个人精力有限，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到生活水平的提升上；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小孩子的教育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浙江11个地市中，也有6个地市已经深度老龄化，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杭州湾沿岸等地。汤海孺说，浙北、杭州湾沿岸过去计划生育执行得比较严格，人口出生率比较低，因此老龄化比例相对更高。而浙东南的温州、台州传统观念相对浓厚一些，生育率相对更高一些，老龄化相对较低。

也就是说，传统生育观念对一个地方的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有明显影响。相比长三角发达地区，广东和福建、浙东南的温台地区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广东21个地市中，仅有梅州这1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福建9地市中，只有闽北的山区市南平进入到深度老龄化。这些地方受传统观念影响，生育率比较高。

另外，包括珠三角、福建沿海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因此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比如，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为565217人，占3.22%，是全国这一占比最低的城市。此外，东莞这一占比也仅有3.54%，为全国第二低；厦门、中山等城市这一占比也都很低。

焦典

学者：中国劳动力人口被高估1亿 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
2015年02月09日 06：4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罗天昊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9158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比去年减少了371万，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而且，未来数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再改变这一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抚养比将下降，养老压力沉重，青年劳动力不足。

而笔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

虽然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仍超过9亿，但2014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仅有77253万人，加上失业人口，减去少数超过劳动年龄返聘的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8亿。劳动力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少了1亿左右，这1亿左右的人都去哪了？

事实上，在劳动年龄人口系列中、但没有成为劳动力人口的，有几个主要群体：一是16岁以上的学生，一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内退的人口，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舞大妈”，其中就有很多是退出社会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去这两个群体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真实的劳动力状况更为严峻。
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6岁为起点，但中国的社会时势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初期，中国多数青年初中毕业就走向了社会，成为劳动力。而时至2014年，随着中国大学的迅猛扩招，中国的大学升学率都达到了80%，导致16岁至22岁左右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普遍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没有参与就业。

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容易估算。16岁正好是高中或者中专以及其它职业教育的入学年龄，所以，高中在校生，加上中专在校生、大学在校生，以及研究生在校生，即是这个群体的总数。

2014年，中国普通高中生在校生人数为2435.9万，似蓝翔这类中专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也接近2000万。而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468万，研究生人数大约在179万。总计起来，16岁至20多岁关在校门内的学生大约为6000万。

另外一个以“广场舞大妈”为代表的群体，虽在劳动年龄人口内，但却不参加劳动。这个群体，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中老年男性也有部分。预计55岁以下的女性及60岁以下的男性，内退和实际上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至少有几千万。

从劳动年龄人口到劳动力人口中间的这1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含金量不足，而这种状况，将使本来就严重偏低的劳动抚养比更加雪上加霜，未来中国的养老压力更为沉重。

更为严峻的是，劳动人口是一个动态数据。根据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几年增幅下滑，跌破8%，而经济增幅下滑，正好与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趋势一致，需要引起相当警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停滞的时代”，正与其人口的萎缩相伴。未来，随着全国最深重的老龄化时代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迅猛飙升。

而青年人口的萎缩，亦将重创民族活力。我们所寄望的依靠创新实现转型的战略目标，或将因为青年人的缺少、人口活力的丧失而大打折扣。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亿，但如果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在16至34岁这个人类最富有创造力、体力也最好的年龄段，人口只有4亿左右。35至60岁的中老年人，则有5亿左右。而十年之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下降1亿左右，而中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增加5000万至1亿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仍然可观，但真正的精锐劳动年龄人口却比较少，十年后将不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算劳动力人口，这3亿多人口还要再减去几千万不参与劳动的半大学生娃，中国最精锐劳动力人口将更是远少于3亿。

缓解中国人口危机的出路在于两头，一头是青少年，通过开放生育，应对未来严峻挑战。这是上策。一头在于延迟退休，这是下策。当下很多“内退”人员，纵使仍保留劳动，其劳动效率也相对青年劳动力相差太远。广场舞大妈大叔跳舞行，干活还是比不上青壮年小伙。而且延迟退休，会使官僚阶层借机变相实现职位终身制，贪占过多社会财富和资源。

开放生育其实并非容易的事情。纵使既得利益阶层愿意开放，大众的生育意愿也被沉重的生活负担所压抑，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育率下降也是一个普遍规律。未来需要出台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推动生育率回升。

法国骚乱，给移民国家敲响了警钟。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青年人口的不足，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未来将不得不依靠本国之外的青年劳动力。因为人口的生产不同于商品，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劳动力，而是要等20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可能将被迫开放移民。当下，广东等地，来自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的移民，以及非洲的移民，渐成气候。而浙江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绿色人口”，上海的保姆市场，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菲佣面孔，纵使是北京街头，亚非青年也随处可见。笔者认为，鉴于文化和人种的因素，中国未来应重点开放东南亚移民，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接近，曾是东亚朝贡体系的成员，容易从文化上同化，可减少潜在的文化冲突。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