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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少边穷精准扶贫李三个一亿遗忘 今日大凉山愧对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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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7 17:18:5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焦典 于 2015-8-7 17:26 编辑

四川大凉山有多穷?7岁男孩从没洗过澡、不识卫生纸

2015年08月07日 12:54
来源:新华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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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次作古一家的午餐是一笸箩土豆。
原标题:大凉山有多穷?7岁男孩从没洗过澡,没见过卫生纸!
四川大凉山,这几天因一篇被称为“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泪》,再次引人瞩目。
一直以来,贫苦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贫穷、吸毒、艾滋等残酷字眼挥之不去。“大凉山”对于多数人来说也许就是陌生又熟悉的“另一个存在”。
真实的现状往往是复杂的,需要长期的、整体的观察。
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5年,扶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阶段。新华社记者数次深入大凉山,直面让人动容的贫困,调研成因和脱贫对策。
■陈地、吴光于(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这些天,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火了。文中沉重的叙述又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
虽然作文并非全由小学生自己独立完成,但小作者木苦依五木经历的苦难却是事实。
这名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普雄镇且托村的12岁女孩在2011年、2013年先后经历了父母的相继离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在父母双亡后,当地民政部门于2014年10月向五兄妹提供每人每月678元的孤儿生活补助专项资金,加上爷爷奶奶的养老金补助,全家每月享受各项政策补助3540元。但毕竟孩子们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位于四川南部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像木苦依五木这样穷苦的家庭,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观念、疾病,上世纪90年代又沾上了毒品这个恶魔……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片土地饱受苦难。
贫困的样本
前往大凉山的行程,一定是记者经历过最艰难的一段,眼看短短一百公里的距离,却能足足开7个小时。究竟有多少回因为“跳跃”的路面,致使头部不断地碰撞着越野车的顶部,都有些记不清了。此次扶贫调研,我们一心要到最贫穷的地方,看最贫困的人们。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国贫困的样本,这个样本里,美姑、布拖、昭觉三县最具代表性。恶劣的气候、落后的交通,习性、艾滋、毒品,所有的贫困因子几乎都浓缩在其中。
从成都出发,我们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来到了美姑县城,当提出想到最贫困的村里看看时,当地人告诉我们,最贫困的地方还没有通路,骑马至少要走3天,计划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进行调整。协商过后,我们决定前往拉木阿觉乡马依村,这里是州移民扶贫局的定点帮扶村,整体情况在凉山州处于中下水平,应该说在大凉山的贫困村落里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
从县城前往马依村的11公里山路,道路崎岖。为了过一个弯,通常要前后进退好几下,才能继续向上攀爬。拉木阿觉乡副乡长侯拉坡告诉记者,这条路一到冬季和雨季,连最好的越野车也上不去。步行到村里,需要四个半小时。
来到马依村,走进村民古次作古的家,第一反应是震惊,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真的还会有人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么?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人畜混居的生活状态,漆黑的屋子里左边睡牛马,右边便住着一家7口。原因很简单:没有钱修不起牛圈,又怕牲畜在夜晚冻死。
此时,古次一家正准备吃午饭,一家人缓缓地围向箩筐中一小笸箩大大小小的土豆,这是他们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食物。
门外一个奔跑的小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他叫阿牛木初,今年7岁了,浑身除了那双眼睛还能看到色彩,其余的只剩一团黑。小阿牛说,他出生到现在还没有洗过澡,家里也没有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见过。
在这个周三的上午,马依村数十个孩子在旷地上奔跑、玩耍……村主任有些无奈地说,县里学校寄宿制名额有限,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孩子就只能走读。可村里离县城步行太远了,许多孩子就干脆不去上学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容,他们似乎并没意识到没有学上是多么遗憾。贫穷,也许就是这样缺乏教育代际传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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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阿牛牧初
难以越过的伤痛
毒品,是贫困的大凉山难以越过的伤痛。在重灾区昭觉县,吸毒人员曾一度达到了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城北乡古都村一位村民低声告诉记者,在毒品最为泛滥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吸毒、贩毒。
今年1月,记者曾在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见到一位74岁的老妈妈,十多年里,她目睹了自己的5个儿女因吸毒相继死亡。其中两个儿子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唯一活着的孩子,至今仍在强制戒毒所。
毒品毁掉了这个原本在乡亲们眼中生活殷实的一家——6亩土地被全部变卖,换了毒品。2013年,刚刚从强制戒毒所出来不久的儿子将家里唯一的一只猪仔卖了300元,换了海洛因,两天便吸完了。
老妈妈绝望中上吊自杀,被村干部救下,捡回了一条命。乡亲们说,被救下时,她反复叨念着一句话——孩子都死了,为什么我死不了?
时值隆冬,她的土坯房四面漏风,虽然已是午饭时间,黑暗的小屋的灶台上,只有几个冰冷的土豆。
当记者将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悄悄放在她的灶台上离开时,老妈妈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追了出来。她晦暗的眼眶里噙满了眼泪,执意要把钱还给记者。我们僵持了很久,最终她颤抖着接受了。她把记者送到了村口,不停地挥手。在她苍老、瘦削的身体里,那颗被生活的苦难充盈的心中还带着自尊与和善,一想到这点,让人直到今日依然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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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深处的孩子们 本组图片均为陈地摄
自主移民的期盼
尽管大凉山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然而在这个贫困角落里也有“绿洲”——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地带,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数十年间,来自州内高山苦寒地区的数万彝民,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来到河谷四周开荒建房,安身立命。这群自主移民们,用自己的手和脚,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贫困。
在西昌市川兴镇焦家村,66岁的吉木五支莫是最早搬来当地的自主移民之一。吉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普诗乡杉木树村,那里气候寒冷,粮食产量低,连饱饭都吃不上。吉木说,她后来听说焦家村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在27年前便和丈夫一道,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迁来。
“当时这座山上啥都没有,我和爱人就一起开荒,亲手搭建起了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吉木说,现在4个孩子都在西昌城附近打工,家里耕种了2亩土地,还养殖了15头黄牛,剩余的玉米就拿到山下换大米吃。
可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老吉木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来,尽管迁来已近3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吉木一家却和大多数自主移民一样:没有当地户口。孙子们好不容易在山下入了学,可每学期每人要多交400元“跨地费”。更重要的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尽管已住在村里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却始终生存在和当地村民及有关部门的“斗争”中。吉木说,从来没有听过“医保”,生了病都是下山在小诊所拿点药吃。“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动了,又该去哪里看病呢?”再望向老人的脸,泪水早已划遍了那张布满皱纹的沧桑脸颊。
此时,从山下拉来的电突然断了,吉木赶紧跑去查看。记者透过树丛望见了山下不远处的邛海,这是西昌市新打造的5A级景区,美丽壮观极了。
其实幸福离他们如此之近,可仿佛又如此之远。但吉木五支莫们,却从未停下追逐幸福生活的脚步,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奋力拼搏着。
教育,是治穷的根本出路
人们说,在凉山州,老凉山地区的贫穷如同“非洲”,而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富庶如同“欧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究竟还有什么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行走在凉山州最为贫困的老凉山地区,常常听到当地干部讲起这样的故事:政府给每家发山羊,希望发展高山畜牧养殖,结果村民们每月吃掉一只,没有多久就吃光了……
有人将贫穷归因于懒惰、愚昧,但在记者多日的采访中,却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记者在普格县采访时,一位年轻的彝族缉毒民警吉克日聪感叹道:“过去普格因毒致贫的情况普遍,很多人沾染毒品的原因是由于愚昧。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他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明辨是非,也才能从根上改变贫穷。”
如今,教育成为凉山州委、州政府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4年该州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新改扩建幼儿园等各类项目建设514个,建设面积超过40万平米。全州中小学D级危房校舍全部拆除,72万名学生享受“营养餐”、24.2万名学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补助、10.44万名学生享受高海拔地区取暖补助、10.46万名学前教育儿童享受保教费减免、2.42万名学生享受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助学金,全州义务教育在校学生达到72.16万人……
人是脆弱、渺小的,容易被环境裹挟,人的精神风貌不易在一朝一夕间改观,无论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民族,都需要以开放的胸怀顺应时代潮流,才能获得进步与发展。
在地处安宁河谷的德昌县,距离县城12公里的小高镇的杉木村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彝族聚居村落。
盛夏时节,杉木村彝族老支书胡子坡家退耕还林种下的12亩核桃已经挂果,一家人乐呵呵商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作为杉木村德高望重的家族族长,胡子坡带领乡亲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村规民约,对沾染毒品的村民毫不留情,绝不容忍,一经村民举报,一律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在杉木绝少听到吸贩毒的事情发生。
近年来,德昌当地通过大力发展林果、蚕桑、烤烟产业,使当地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4年,德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1253元,超过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记者在小高镇蹲点调研时,感受最深的是当地干部扎实的作风。每天天刚蒙蒙亮,除书记、镇长外,所有包村干部全部下村,在偏远的村落,只能骑摩托车甚至步行。深一脚浅一脚,收获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日益发展的经济。
近日,记者正好赶上县上收蚕茧的日子。清晨7点,干部们就赶到收购点协助蚕农售卖。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老百姓求助镇干部。作为“父母官”,自然义不容辞地上前相助。“能让老百姓多挣百十来块钱,工作就不算白做。”小高镇副镇长杨昌荣说。
“德昌的发展与当地基层干部的作风紧密相关,”德昌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应聪说,“只有基层干部告别等、靠、要的思想,他们的干劲才能带动大批勤劳致富的老百姓。”
一百元钱和一支发夹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者留下了无数照片。真的没想到,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所发的几张图片,平日里几个联系并不多的朋友直接转来数千元钱到账户,让记者再遇到贫困的孩子时,替他们略表一些心意。
昭觉县新城镇拖都村离县城并不算远,但从不通路的地方下车,爬上山需要一个小时,这里身处高山、土地贫瘠,异常贫穷。刚到山下,记者一行就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正和母亲在山脚下打水。她叫吉布牛牛,11岁了,父亲去世后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母女俩要下山三趟背5公斤的水,用来饮用和喂养牲畜。
记者想起朋友所交与的“任务”,急忙从钱包里掏出了一百元钱,递到吉布手上。拿着钱的一瞬间,姑娘表情有些错愕,她扭头望向母亲,母亲抬起手摆了摆,似乎让她赶紧谢谢这个大哥哥,女孩有些害羞,没有说话,不过笑得格外的甜。
在一个多小时的上山途中,我们始终觉得有人跟在后面,一回头,是吉布!她还在冲我们抿着嘴傻傻地笑着。再一回头,她又扭过身,似乎怕我们发现。在接下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吉布始终跟着,她没有说过话,就这么静静地跟着,幸福地笑着。
直到快要下山了,吉布还在,怕她再跟着我们下山走来回路,记者把她叫了过来,拍了一张合影。此时,吉布突然从头上摘下一个东西,放进记者手心——是一支红色的、却掉了不少漆的旧发夹。这一定是一个十来岁年纪爱美的姑娘,最心爱的东西。记者急忙强忍着泪水转过身,却早已泪流满面。
真的不太确定,在这个极其贫困的村子里的孩子是否见到过一百块钱,但记者知道,她一定明白别人是在对她好,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感恩”。
下到山脚了,记者又回头望向了我们分别的位置,远远地瞧见了一团黑影。
一定是她!
调研结束,随着扶贫小分队所采写的稿件在全国的播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贫困。短短几天,记者便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十余个电话,都想帮助贫困的孩子们,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
一年以后,马依村是什么样子?大凉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再回马依村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个曾经送过记者发夹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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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最悲伤作文”发生地 《泪》就贴在教室墙上2015年08月07日 16:26 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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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苦依五木和两个弟弟被带到西昌后,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姐姐,显得很冷清 摄/法制晚报记者 柴程
镇里给他们家送了几袋大米,现在就堆在墙边 摄/法制晚报记者 柴程
  父亲四年前去世,母亲也身患重病。她在家给妈妈做饭,但“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是四川凉山州12岁的彝族女孩木苦依五木写出的文字。这篇名为《泪》的作文,很多人看后潸然泪下,网友称之为“最悲伤的作文”。但也有人质疑,作文是由老师修改,并非学生本人所写。
  今天上午,《法制晚报》记者来到四川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宝石村木苦依五木家中探访。从她的哥哥姐姐口中得知,母亲去世当天,大女儿在床边照看,木苦依五木在为母亲做饭。但母亲未及吃上女儿做的饭,就突然走了。
  木苦依五木的校长表示,作文确实是木苦依五木写的。这里的孩子习惯直接把彝语翻译成汉语来写,但两种语言的语法不同,因此老师一般会帮学生修改,再让孩子抄写一遍,但内容是她的真实表达。
  家人回忆 妈妈没来得及吃妹妹做的饭就走了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木苦依五木家中时,只有她的哥哥和姐姐在家。家里的老房子是黄土垒成的,现在用来养牲口。后建的砖房大一些,但几乎是家徒四壁。客厅里只有一个旧沙发和一张桌子,房顶上吊着一盏灯。
  哥哥木苦小平告诉记者,他亲眼见到妹妹在家里写这篇作文,大致内容和网上流传的一样,只是一些细节有出入。“我看到(妹妹的)作文时有点想哭,也想到了爸爸妈妈。”木苦小平说。
  姐姐木苦依生木告诉记者,母亲是两年前去世的,“她离开的前几天,我跟弟弟妹妹全都从学校请假回家了。”她说,当时家里最小的弟弟还没有上学。而此前,他们的父亲外出打工时得了肺结核,最终不幸去世。
  “爸爸生病前,妈妈就一直有心脏病。”木苦依生木说,母亲病重后,她和亲戚把母亲送到医院看病。大概意识到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母亲提出要从医院回家。
  木苦依生木说,2013年夏天的一天,身为大姐的她在床边陪着母亲,妹妹木苦依五木去煮米饭,还打算炒一个白菜。“但妈妈没来得及吃到妹妹做的饭,就突然走了。”木苦依生木说,母亲临终前嘱咐她要照顾弟弟妹妹,听爷爷奶奶的话。


  木苦依五木的“最悲伤的作文”在6月份时就粘贴在教室的墙壁上 摄/法制晚报记者 柴程
  学校探访 作文《泪》就贴在教室墙上
  记者随后来到村里的宝石小学,木苦依五木就在这里上四年级。这所始建于1992年的学校一直以来都有支教老师来上课,每个年级由两位老师上、下午轮班代课,课程由老师自行安排。
  木苦依五木所在的四年级只有51名学生,但这已是学校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他们在学校最大的一间教室上课,屋里摆了20多套长条桌椅,每套桌椅要挤两个学生。
  讲台上方有一张学生们的合影,四周的墙上贴着20多篇学生写的作文。记者看到,木苦依五木的《泪》和其他四篇作文在一等奖的区域展示,旁边还贴着其他学生的优秀作文,作文题目有的与木苦依五木的《泪》同名。每篇作文底下都有老师的批注。
  从内容来看,学生们写作的内容多是出自自身的故事,学生格吉日达在自己的作文中说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十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父亲生活,可是父亲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在作文里写道,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他,他求母亲不要离开,母亲在他身边哭泣。第二天一早,他醒来的时候,母亲还是走了。
  校长讲述 彝、汉语法不同 老师帮忙修改
  吉木校长说,这原本是一篇普通的作文,这些墙上的作文确实是老师改过的。在汉语写作水平上,彝族的孩子们还不是很擅长,“孩子习惯直接把彝语翻译成汉语来写,但彝语与汉语的语法是不同的,词语的结构要由老师帮忙改。”吉木校长介绍,孩子们的原文不适合当做范文展示,这些我们看到的展出作文全部是重新抄写上去的,但内容绝对是孩子们原来的内容。
  吉木校长表示,木苦依五木的作文《泪》确实是她所写,由老师批改后又让她重新抄写一遍,至今仍挂在四年级的教室里。校长介绍,这篇作文是四年级语文老师任中昌在给孩子们讲了语文课文《小珊迪》后布置的,当时要求孩子们围绕伤感写一篇作文。
  此事过后,木苦依五木一家得到普雄镇及越西县民政、教育等部门的关注,相关负责人也相应来到木苦依五木家中了解情况,因这300字的作文,木苦依五木的人生正从这个夏天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她或许不会像大姐木苦依生木一样,提早放弃学业了。(记者 石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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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
(原载《中国民族报》2006.9—10月)
黄道炫

民族政策与长征胜利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1934—1936年红军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这里正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长征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时间占到整个长征路途的1/3,红四方面军则有近4/5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说到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

由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紧张造成的隔阂,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大军从未面临和解决过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这一基本方针为基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特点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成功地争取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为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既是争取长征成功的现实需要,也是宣传、实践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主张的绝好机缘。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宣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提出加强各民族团结、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政策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方面认真向各族人民宣传各民族间的相互联合团结,促进民族和解;另方面以严明的纪律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努力做到秋毫无犯,改变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和成见。同时党和红军真诚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有力地增进了民族感情,消除了民族隔阂,使红军长征在民族问题上同样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点燃了各少数民族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从而揭 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状况,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及时制定和实施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突破以往统一战线主要针对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限制,把联络、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应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团结政策及在此过程中采取的灵活策略和联合方式,对尽可能消除长征阻力,争取最大多数民族群众支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像“彝汉结盟”等故事,成为在各民族间广泛流传的佳话。

长征期间,广大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在人力物力及道义 上积极援助红军。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参军,掩护伤病员,尽力保证部队的供给,以实际行动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阿坝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两三小时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连”;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由此诞生。长征的胜利,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贵州:长征过境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

1934年11月,随着红军不断向西南地区挺进,逐渐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此时,红军政治部及时发布了长征期间最早的民族政策文件——《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要求认真处理好民族关系,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充分准备。红军首先进入的是广西龙胜少数民族居住区,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族人民。红军在此采取召集群众开会和书写标语等形式,积极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消除以往形成的误解和敌视情绪。

离开龙胜后,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左右。红军长征期间,有多支部队先后在此活动,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录的事迹。

早在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就曾经过黔东南、黔东北等地,这里的各民族群众接触到红军后,对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产生深刻印象,主动为红军筹草备粮、侦察敌情、当向导、保护伤员。红军过黄平时,苗族群众为红军夜间行军准备火把,并主动给红军带路。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又在贵州大地上掀起了各族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潮,大定、宜良、禄劝都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次年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彝族地区,彝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红军,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加红军的达五六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贵州有12500多的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在长征经过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

如果算上红六军团西征,贵州应为长征各路大军过境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红军在贵州长时间的活动帮助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地方武装。1934年12月,红军在贵州黎平县帮助建立第一支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1935年4月,红军在大定县八堡帮助组织苗民自救会,成立苗民自卫队。1936年2月,又帮助大定八堡建立苗族独立团。据统计,红军帮助黔西北各族人民共建立了95个游击团,在猫山、松桃建立了苗民游击队。红军帮助下建立的少数民族武装几乎遍及省内各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怒潮。另外,红军在贵州活动中,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黔东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北包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黔西北成立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松桃县甘龙区苗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严家坡革命委员会正副主席都是苗族。

由于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长,并进行过数次大的战役,红军在此留下伤员较多,不少战士因掉队流落民间。贵州各族群众主动帮红军接收伤病员,掩护掉队红军。镇宁弄冉寨的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接收12名红军伤病员,精心护理,当二、六军团北上转移时,这批伤员又回归部队。锦屏县婆洞侗族知识分子杨和钧因秘密隐藏并医护两个红军伤病员,被豪绅以“叛客”罪名,活活砍死。颇具象征意味的是红军战士马崇德,由于脚受伤留在黄平县黄飘乡屯上村,在苗族群众掩护、帮助生存下来,后来成为苗族的一员。

复杂环境下的云南穿插

1935年4月下旬,在2月初第一次入滇北返后,中央红军根据既定的进军四川计划,由贵州南下,准备借道云南,迅速在云南摆脱追兵,渡金沙江入川。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有52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3。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彝族出身的龙云实际控制着该省,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多属彝族。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与国民党中央在红军问题上存在冲突,蒋介石想依靠龙云围堵红军,同时又欲利用红军削弱地方势力,并趁机将势力向云南伸展。龙云则希望红军尽速离开云南,以消除蒋介石势力入滇形成的潜在威胁。云南这一特殊的政治与民族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展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红军对龙云集团的打算也了如指掌。中央红军过云南时,云南籍红军将领罗炳辉受命致函龙云,晓以厉害,劝其保持中立,让红军尽速通过云南。1936年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北上,也先后以云南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学会和李达个人名义写信给龙云,劝其保存实力,不要过分与红军为难,阻击红军。这些信函以情理相劝,实力相诫,加深了龙云的动摇心理,促使其在堵截红军上行动消极,对红军顺利通过云南、摆脱追兵起到很大作用。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根据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族平等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35年初,红军进入滇东北后,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针对彝族群众专门印发布告,宣示: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在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向教民首领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主张。红二、六军团经过滇西北藏族聚居的中甸,贺龙亲自宣传和模范遵守民族、宗教政策,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锦旗,派部队到喇嘛寺前站岗,未经批准,红军不准进驻喇嘛寺。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举措,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朱德至清真教堂次日,官渡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单独组成回民队伍。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两渡金沙江,都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热情帮助。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依靠36名汉、彝、傣族船工,经7天7夜迅速安全渡过金沙江。1936年4月,二、六军团在丽江石鼓至巨甸五个主要渡口,得到28名纳西族和白族船工的帮助,历时四天三夜顺利渡过金沙江。在为红军作战、带路、救护伤病员等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不甘人后。红军进攻会泽时,各族群众的喊话攻势有效瓦解了守军的抵抗。在丽江城,各族裁缝用17部缝纫机,两天两夜为红军赶制帽子、米袋,缝补衣服,纳西族群众70余人主动为红军充当向导。二、六军团在中甸筹粮时,藏胞纷纷背来自己的粮食、青稞卖给红军,仅在县城及附近村寨就帮助红军筹集了十余万斤粮食,近百头牦牛和大批干肉、酥油、红糖、粉丝等物资。归化寺喇嘛打开粮仓,把两千斗青稞卖给红军。红军能够顺利完成在云南的穿插,既和中共中央对云南政教上层的影响、争取密不可分,更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

1935年4月30日,在即将渡江进入川西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不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中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这种是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之一。”这既是对长征以来民族政策既有成功经验的总结,也为此后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完善确立了方向。  

四川:红军长征的输血机

四川是个人口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大省,世居少数民族有14个,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

红军长征期间,四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省份。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在此会师,三大主力红军途经四川近70个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征战有年。四川人民为长征的进行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000多人,遥居各省首列。现属阿坝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青年就有5000多名,茂县有1000多羌族民众参加红军,丹巴县巴底乡随红军北上的有270人。理番县藏族妇女斑登卓,长征时已50多岁,为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惟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后在进入草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在红军转战四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包括川边藏区的甘孜博巴政府,四川的阿坝藏族苏维埃,大凉山地区的彝汉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等。同时成立少数民族武装,在四川冕宁帮助建立了彝族人民红军沽基大队和抗捐军,在甘孜博巴政府中设立军事部,组建藏民骑兵师,负责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番民骑兵连、回族独立连。四川由此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重要政治、军事干部,如天宝、扎西旺徐、阿尔木呷、杨东生、何雨农等。

和长征经过的其他省份一样,由于红军坚持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及严明的纪律,长征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在红军经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主动和彝族中有影响的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并向群众说明汉族彝族是一家,有效弥合了民族间的隔阂。在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借路”北上,经7天7夜安全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红军在藏区的长时间活动也得到少数民族民众的理解、支持。据1936年2月的统计,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藏区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各族民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甘孜波巴政府组织了100多人做向导、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

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1950年邓小平曾高度肯定: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行进在大西北

 红一、四方面军川西北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西北地区。针对西北地区特点,中共中央专门制定《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提出:“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跨过川西北的茫茫草地后,红军首先进入甘南藏区,在此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奇缺。面对窘困的局面,红军坚持执行严格的军纪,逐渐取得沿途藏族群众的理解,卓尼土司杨积庆采取守土自保的方式,为红军北上让出通路,同时给红军留下了20余万斤粮食,解决了红军缺粮的燃眉之急,使红军得以渡过难关。

甘南回民众多,为争取回民支持,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须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并规定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品,禁止食用猪肉等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同时倡导学习回文,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西征期间,要求每个战士应学会几句回语,以便进行回民工作。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展开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在回汉杂居的哈达铺,红军宴请驻地周围人民时,为尊重回民习俗,特备清真单桌。红军民族平等的政策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回报,哈达铺民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援助,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各族群众还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在陇南各县红军就增员2000多人。

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模范行动,在西北地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人民积极与红军配合,组织自卫队和游击队。在甘肃,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帮助建立了一支由回汉民族参加的游击队。红四方面军在临潭组织了由各族民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甘肃第二路军”等地方武装。1936年5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展开“西征”,占据甘、宁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回民聚居区,在此过程中,红一军团在宁夏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十五军团建立回民独立师。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共帮助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936年10月在同心清真寺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自治政府成立后,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总共征得粮食6万斤,筹措银元8万块,毛皮衣1000多件。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宁夏后,自治政府迅速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补给。

长征后期,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逐渐酝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在《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等文件中,均以蒙回民族与汉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相号召。同时,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首次实践。为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的民族统战范围也有新的扩大。如对回民占据控制地位的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军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工作,使其部分官兵改变了对红军的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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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7 17:38:53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农民:盼来“三个一亿”(摘要)
康传义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2014年03月17日07:01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一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黑杨村算得上一个大村,全村有12个村民小组,人口总数达到了3000多口。然而,由于缺少产业的支撑,如今的黑杨村成为了典型的“空心村”。“现在在村子里已经几乎找不到80后、90后了,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在家种地只能解决吃粮问题,没有赚钱的门道,就剩下我们这些年龄大一些的村民在家看看院子,照顾照顾娃,顺便把责任田种上。”杨五元无奈地说,“种地倒不是多大问题,关键是老人和孩子没人照顾,成为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黑杨村只是众多“空心村”的代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常年在外务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5亿,在我省2700万农村户籍人口之中,也有64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其中80后、90后占据了较大份额,达到了390万人次。不仅是空心村的问题,目前,在很多地方,农村依然是贫穷落户的代名词,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服务差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对此,《瞭望》杂志曾这样撰文指出,上世纪后半叶的“剪刀差”让农村付出了沉重代价,新时期惠农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矫正了这一失衡格局;同时,征地补偿不公、污染下乡等又带来新的“剪刀差”风险。当年“贫血”的农村尚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管控体系中保持稳定,但如今阶层分化,诉求多元,社会流动和信息流通加速,权利意识觉醒,使得农村维稳形势日趋复杂,乡村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干群关系有待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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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8 14:00:11 | 只看该作者
诬蔑凉山彝族因懒而穷对得起周总理吗?

兰台 · 2015-08-08 · 来源:凤凰网

引言:凉山彝族的贫困问题突然成为热点,在一篇催人泪下的作文背后,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深处了自己的援助之手。可是,同时也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称凉山彝族的贫困是因自身懒惰不思进取,捐款太多了只会养懒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兰台君从历史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分析。

近来,一篇被许多网友认为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引起了网络舆论的热议,凉山这一贫困地区所暴露出的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网民极大关注。凉山州政府表示从2007年至2012年已累计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还有许多富有爱心的人士慷慨解囊,对凉山需要帮助的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据称既定目标五万元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但网友们的捐款还是蜂拥而至,网友们的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1000。

但是有这么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面对媒体、网民们对凉山贫困问题的热议,这些言论声称凉山的严重贫困是当地彝族不求上进,好吃懒做的民族性造成的,这些言论称:

“因为工作原因在西昌(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待过四年,我觉得当地彝族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

“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这也是为什么网上有人对最悲伤作文态度强硬,‘凉山得到的援助够多了,不要再捐款了’、‘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凉山彝族人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广种薄收却生活安逸。这种自给自足的心态,加上源源不断的扶贫资金和爱心捐款……当地人固守传统恶习,不思进取,吸毒贩毒,坐等扶贫资金。”

“越来越多的NGO、基金会,倾泻到凉山的同情心变成了当地人的饮鸩止渴,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越扶越贫。没有脱贫的志向,再多的钱也只会被挥霍。”

客观的说,这种声音反应了一部分客观现实。但是将这种表面现象直接归因到具体族群的“特性”上去,你们对得起周总理吗?

周恩来总理曾强调,民族只有社会发展程度高低的差别,而没有优劣之分。指出:“决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秀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

而现在,这种可以把凉山的贫困归因于彝族特性“懒”、“不思进取”,正是把社会发展的高低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性,是区分民族优劣的做法,是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们把视野拓宽,仔细考察的话,全国还存在着许多同凉山州相类似的严重贫困问题。比如宁夏同心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情况同凉山类似,孩子们因为贫困而辍学,当地人也有表现出好吃懒做,等着吃国家救济的情况。莫非一些人也要把这种相似的情况在归因到另一个兄弟民族天生“懒”,“不思进取”?

事实上,在国家级贫困县中,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汉族地区贫困县也有相当的比例。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汉族贫困人口集中在其中的334个县中,县均8.3万人口,他们的状况并没有比少数民族好到哪里。这些“老少边山穷”地区大量的汉族贫困人口他们吃救济的做法同凉山州的彝族并没有差别。难道汉族也要被扣上“懒”,“不思进取”的帽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寻找贫困的原因,而是归因于唯心的“心态”、“民族落后的传统和文化”,这么多年马哲学到哪里去了?难道有天生的心态、天生的民族传统不成?

多年来,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凉山地区做出了艰苦的田野调查,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揭示了凉山地区贫困和落后传统的成因。

他们指出,当地彝族“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山偏远乡镇,处于典型的边远高寒彝族聚居区”,从清代光绪宣统时期到建国后5、60年代,绝大部分彝族地区已进入“半耕半牧的状态”,并且农业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农耕成为凉山地区生产的主导性生产方式。但是“由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此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没有条件将当地的农产品变为商品,只能自产自销,生活艰苦,都是靠在山上种些土豆为生,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山上转,有就吃,没有就饿肚子。”

这种前现代的生产条件下,彝族百姓日常劳动所得也只能满足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彝族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封闭与落后造成了彝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的现状,加之彝族受教育程度低,文化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况,造成了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也因此对彝族人民来说等着吃救济是最经济的生存方式。这种风俗文化,自然是前现代的,落后的。但明明是落后的生产力产生了落后的风俗文化,在某些人嘴里偏偏倒因为果,将落后文化习俗说成了贫穷的“原因”,岂不可笑。

而细究起历史来,大凉山地区原本是彝族等民族先祖的聚居地,但随着元明时期交通的改进及屯垦政策的实施,汉族移民空前增多并逐渐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将彝族等民族赶到了偏远的山区。

随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实行及改土归流的推行,逐渐形成了汉族居住在坝区,少数民族在山区、半山区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和生产现状是同历史上汉族的大量移民息息相关的。

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说过“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而大凉山彝族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正是历史上封建王朝统治者利用汉族移民欺负少数民族的结果。现在反而把彝族落后的风俗说成不要再给予援助的原因,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上,在建国后,党和国家在民族政策上一直是坚持民族平等,帮助落后少数民族的。

198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就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曾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的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

现在这种种族主义的声音倒好,不但不像习书记所说去“帮助他们”,反而要以落后为名将少数民族抛弃。

对于贫困的根源,联合国的定论是:“贫困是机会和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凉山地区的交通,通信、物流等建设没跟上,现代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没有进入彝族聚居区,落后的风俗文化就还会存在。给彝族或其他民族地区贴上“好吃懒做”等民族性标签恰恰好是向不负责任的自我制造借口。

从此看来,是“凉山得到的援助够多了,不要再捐款了”吗?正相反,恰好远远不够。

比如教育,凉山州的乡村得到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的。凉山州2009年才基本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大量村小年久失修,没有公办教师,靠代课教师和支教老师维持教学。许多村子甚至没有学校。在扶贫方面,彝族乡民目前大部分仍然住在土墙房里,交通不便,大部分村寨不通路。水电设施也不完善,不通水,不通电的乡村仍然存在。政府的扶贫资金,对于大多数贫困户人就有缺口。所以,凉山州并不是得到的援助太多,而是得到的太少,所需要要比得到的更多。

总之,凉山州的严重贫困状况并不是全国贫困地区的个别现象,同所谓的“好吃懒做”的民族性也毫无关系。批评凉山州的彝族人民“拒绝现代文明,不思进取”是主观臆断的行为,凉山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这些生产力基础不发生变化,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状态不发生改变,怎么能苛求彝族人民的风俗文化能够进步和改善到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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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10 19:11:46 | 只看该作者
凉山5问:“最悲伤作文”背后的贫穷之根
2015-08-10 15:34:40  来源:共识网  作者:少年汉重回沪上

  “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近日,12岁的彝族小女孩木苦依伍木所写的、被称为“最悲伤作文”的作文《泪》引发无数关注和同情。小女孩家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才上四年级。她在作文中描述了母亲离世前的场景。而4年前,她的父亲已经去世。



  凉山的贫穷与落后触目惊心。近些年来,虽然屡有关于她的新闻流传于网络,但多数都是负面,诸如童工、毒品等等问题。事实上,多数人对凉山几乎一无所知,相反却积累下不少成见。改变当从了解始,本文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为从小在汉区读书的彝族人。



  凉山的社会变革与当代贫穷问题

  凉山地区的童工、毒品等问题是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内卷化(involution)所造成社会问题的一种体现。凉山因其"内地边疆"的状态,使得很多现象有放大效应,对内地的影响也相对较明显。

  ❶

  凉山在哪儿?

  凉山在哪儿?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17县市。没错,不过这是现代的政区概念。凉山这个词至少还有地理、文化和历史政区三个含义。

  地理上,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可以统称为大小凉山。文化上,凉山在彝族文化里指彝语北部方言区,这也包括云南宁蒗等地。历史政区上来说,1952年成立的西康省下辖凉山彝族自治区,含11县,后改称凉山彝族自治州。

  1978年,凉山州与西昌专区合并,原凉山州下辖马边县、峨边县划归乐山地区。

  这样一来,原来老州下有9个县留在了新自治州:昭觉、布拖、金阳、普格、喜德、普雄(后并入越西县)、美姑、雷波、越西(木苦依伍木的家乡——共识君注)。这就是凉山的"老九县"。

  "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3500米的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汉族人口比例低(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

  ◑近古以来没有或较少受到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

  ◑交通极为不便

  ◑土地肥力及产能极低

  ◑工业、商业极不发达

  而这五个特征又以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为最。



  ❷

  凉山有多穷?

  凉山州下辖17县市,几乎是两重天地。

  安宁河谷地区,特别是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会理县等,工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教育水平基本与内地中等县相当,西昌市的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内地不少中等水平县或县级市。

  而老九县地区,特别是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水平,甚至在西部地区都是极为落后的。民众的主要收入是农牧业生产成果,不仅产量低,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而且货币化程度更低。

  有些乡村刚好达到温饱甚至温饱都是问题,没有鞋穿、没有裤子穿的小孩不算罕见。服装严重不足,长年没有新衣。很多成年男子的主要御寒服装就是一件长年穿着的羊毛织披毡(彝语称Vála,当地汉族称为擦耳瓦)。

  民众主要食物是土豆或荞麦,部分地区也出产玉米,很多地区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严重不足。

  卫生及医疗条件极差,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内地和西昌等地。人畜混居、半混居的情况十分普遍。

  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极低,主要靠转移支付发放公务员薪金。

  ❸

  凉山贫穷的根源何在?

  很多到过老九县的内地朋友,都有一个印象,"彝族男人太懒了":白天晒太阳、晚上酗酒,最喜欢赶集日到集上喝酒、赌博,不劳动、不学习。

  这些说法只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面,并非全景,这些现象只是当地彝族社会生产凋零、秩序崩坏的表象,不是贫穷的根源。换句话说,即使这些民众"勤劳"起来,生活水平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说:现实和历史。

  现实来讲,解放后,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产能力极低,不论如何劳作,产量已经很难大幅提高。

  传统上,正因为土地肥力低,凉山地区长期采用"轮耕制":一块土地耕作数年后肥力已尽,便抛荒另开新田,数年后,等土地肥力恢复后,再复耕这块土地。

  另外,秋冬季气温很低,冬季休耕时间很长。现在不能轮耕,即使使用了化肥、地膜等产品和技术,产量也不再有大幅提升。相反,因为生产技术提升,而生产规模和产量无法提高,很多传统副业,如采伐、狩猎等,又不能大规模开展,民众的空闲时间反而迅速增加。

  从历史上来讲,彝族大规模进入凉山是在南诏后期和大理时期,元朝时已在凉山地区形成规模,元朝政府因此设立了罗罗斯宣慰司。元明以降,凉山彝族社会分化为土司、贵族、平民、奴隶几个阶层,并形成了相应的种姓制度。

  直至民主改革(相当于内地的土改)时,土司大概占总人口的1%,贵族大约7%,两者合为统治阶层;奴隶大约5%-10%,完全无人身自由;其余均是平民,属于半自由,需依附于统治阶层。社会生产重大事项由统治阶层规划,各户分别完成。

  民主改革之后,一刀切的模式使得所有被解放平民和奴隶必须成为自耕农,各项社会分工全面消弭,但由于生产水平并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虽然有极左工作人员挑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但社会秩序和与内地的联系两方面都没有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及安宁河谷地区生产力水平骤然提升,社会发展大幅前进。而老九县地区发展依然迟缓,形成了重大差距。

  特别是90年代前后,基本已经和内地及全国的发展脱节。剩余劳动力增加,面向这些地区的招工减少甚至绝迹,相应地便是各类社会问题丛生,毒品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最为猖獗。

  没有工作、没有新型收入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是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



  有人问,既然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四川就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呀。

  老九县地区历史上与中央王朝接触少,汉族人口比例低,因此劳动力的汉语、汉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几乎为零。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雇主明显不会主动雇佣老“九县来”的不会讲汉语、没有技能的劳动力。

  相当长的时期内,老九县出去闯荡的年轻人都是失败而归,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误解和民族隔阂。而凉山其他县市和其他彝区在外打工的人群并不在少数。

  同时,因为基础教育程度等原因,这些劳动力在外培训和提升的障碍也非常大,劳动力人口靠自身能力提高素质的大门也基本关上了。

  在这里,语言、文化壁垒就成为了现实的经济屏障,经济屏障最后就是民族隔阂。如果说凉山毒品泛滥是剩余劳动力造成当地社会混乱的表症,那么凉山小偷在外偷盗猖獗,便是经济屏障和民族隔阂倒逼出的社会混乱的输出。

  我可以举个例子。攀钢不少工厂在彝区,但是攀钢基本不招收彝族工人。周边的彝族青年偷盗攀钢存货,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带有民族情绪:你占我的地,开地下的矿,还有大量汉族移民,我一点收益都没有。

  相反,攀钢的职工会觉得,彝族人素质低下,以偷盗为生,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隔阂对立,只能恶性循环。

  ❹

  政府有那些失职之处?

  总的来说,政府做得不够。

  可以给大家说个例子。前几年,凉山州某州委书记在其任上搞了一个"板凳工程"。主体思想就是彝族人民席地而坐"不文明",给彝族农村,特别是“老九县”地区发放板凳。而且驻西昌市的州级单位很多都捐款资助。很多汉族朋友也特别热心,希望贫困山区能改善生活条件。

  我当时就觉得很困惑,席地坐和垂腿坐,哪个又更先进文明,哪个又更落后呢?那位州委书记是没看过有关汉朝的电视剧还是没去日韩旅游过?

  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活细节的东西不能真正改变当地的贫穷落后。这些毫无效果的措施只会枉费了那些热心汉族群众的一腔热情,甚至会加深他们对彝族人的误解。



  凉山一家人:孩子们的后面就是牛圈

  当然这只是一个侧面。更大的方面,正是一些网友提到的"输血"和"造血"的问题。他们指出,国家和政府对老九县等彝族投入了那么多援助,为什么没有起色,为什么越"扶"越"贫"?虽然一些网友的武断结论是"彝族人懒",但是"输血"不但不能帮助"造血",反而造成了地方民众的依赖心理,这是事实。

  其实,国家不断投入,但是地方上不能改变生产方式,不能工业化,不能现代化,必然就造成"逆向选择"。就拿支援农作物种子来说,你给不给我种子,我收成就那样,那我知道你会给我种子的,我就不留粮种,等你发呗。

  支援服装也是啊,当地货币化程度如此低,你不给我衣服,我反正买不起,你给我,我就穿着呗,还能怎样!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土地产出有限、社会经济凋零的原因,原本就和懒不懒没有关系。

  虽然国家对凉山彝区一直很关心,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解决彝族人口现代化、工业化的问题,再多的补贴和输血都是白搭。

  ❺

  政府应该从何做起?

  这个问题太大,我就说我最关心的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双语教育;

  内卷化的地区要靠自身发展升级,几乎没有可能,国家必须介入。这既是为了民族地区本身的发展,也是为了内地的稳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培养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劳动力。这是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跨入现代社会和融入主流经济的最直接通道。

  而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培养主流经济体系需要的劳动力,双语教育又是最重要的工具。过去在西南民族地区,杂居区的各族群众会讲好几门语言的人比比皆是,现在反而变成了汉语单语人或者本民族语与汉语的双语人。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其次,扶贫工作(包括民间自发活动)应以融入现代社会为根本目标。"板凳工程"一类的事情越少越好;

  经过30年的发展,各地彝族地区已经实现温饱,极少数地区即使差一些也即将实现温饱。民众需要的是工作机会、学习机会。

  像那些凉山童工,与其直接赶他们回家,不如组织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和产业实习。这样才是真的为了他们好。否则就成了"为了实践文明社会的法制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存诉求"。

  第三,重新思考民族地区工业体系的"嵌入性质",发挥国家职能,使民族地区工业布局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和民族团结的切入点。

  如果民族地区的工业布局依然是只雇佣汉族工人,少数民族员工的比例远低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那么可以想见,这岌岌可危的火山迟早会以各种形式爆发。

  民族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国家有雄厚的财力和强大的行政能力,为什么不在民族问题上多利用工业经济的工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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