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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毁工农联盟 市场决定论有毒的商业神话 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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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 15:47:0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正在重新统治美国? 2022-06-24 09:29:02

【导读】 最近出版的《破坏资本主义的人》一书,聚焦于传奇经理人杰克·韦尔奇的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通用电气CEO韦尔奇通过大量裁员,扭转了福利国家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样貌,成为当时美国走出通胀的一个标志性企业案例。

如今美国通胀高烧不退,反对工人福利、强调企业优先的声音甚嚣尘上。《破坏资本主义的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

该书作者认为,要想挽救资本主义,必须改变“韦尔奇主义”,比如对大企业和最富有的个人征税。但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看来,"韦尔奇主义很难逆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文/观察者网 周毅,编辑 张广凯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是美国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标题。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为什么?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直接挑动着美国社会当下最敏感的神经——

要解决通胀危机,就必须牺牲工人吗?
今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讨论美国陷入“工资-通胀螺旋”的可能性:2021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演了工资大幅上涨、劳动者地位极大提高的罕见景观,但同时一路走高的还有美国通胀。
很多人由此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工人福利提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从而推动商品价格和通胀率大幅飙升的“工资-通胀螺旋”。在他们看来,压缩工人待遇,是控制通胀的不二法门。
今年5月4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向记者提到,希望通过降低工资的方法来降低通胀;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本周一也表示,要想遏制持续高烧的通胀,美国失业率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5%以上。
美联储已经将遏制通胀锚定为首要任务,未来会不会有更多人要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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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报道截图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讲述的正是有关裁员、失业和调整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时任通用电气CEO韦尔奇(Jack Welch)通过大量裁员,扭转了福利国家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样貌,成为当时美国走出通胀的一个标志性企业案例。
韦尔奇践行的“股东至上”价值理论,更是对企业界,甚至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长远影响。新自由主义重新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权,直到21世纪之后,美国民主党左派思潮才逐渐回归。
当今的美国,是否又在呼唤一个韦尔奇式的人物归来?
反对工人福利、强调企业优先的声音,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多地甚嚣尘上。《破坏资本主义的人》一书作者、《纽约时报》记者盖尔斯(David Gelles)对此提出了反对。
在他看来,韦尔奇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才是破坏整个经济的根源。要想挽救资本主义,还有更好的选项,比如对大企业和最富有的个人征税。
但《金融时报》对此的评论是:"韦尔奇主义很难逆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用工态度
出任通用电气CEO时,韦尔奇提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将短期内股价的高低、股东财富的多少定为衡量经理人表现的绝对准则——当然,后来韦尔奇反思了它的弊病:这会导致企业经营者痴迷于追逐短期利益。
在操作上,韦尔奇拿出了三板斧:裁员、收购交易和金融化。
韦尔奇上任头五年,41万通用员工就因为末位淘汰等原因被裁掉了1/4。经营和管理方式为利润让路,资本也不再和工人“嘻嘻哈哈”,公司很快展示了它冷静甚至冷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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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界看来,这像是一种带着达尔文进化论色彩的生存法则。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写道:“韦尔奇主义者(Welchism)的世界观,对劳动力市场采取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an)态度,他们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念: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我们当中最贫穷的人,最终应该得到他们的命运。
当公司经营需要的时候,一些人将失去工作,他们怨不得任何人。
如今很多人可能正要重蹈覆辙,只不过这家“公司”是美国政府。
按照前美国财长萨默斯的算法,为了让通胀退烧,美国需要两年失业率达到7.5%,或五年失业率6%,或者一年失业率达到10%。
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不可兼得,既然美联储认定抑制通胀是其首要任务,那么失业将是难免的。
时代的一粒沙,将成为个人和家庭头上的一座山。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引发讨论,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关心裁员问题。人们同样关心:美国是否会不择手段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哪怕要牺牲普通人。人们想要从过去的故事中,寻找现在和将来的影子。



破坏美国资本主义的人
19世纪,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寻求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马克思的不少诉求,看上去却都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
随着经济的繁荣,当时的美国经济公平显著增加:公司、工人和政府享有相对和谐的平衡,工人工资与工人生产力同步增长。看上去,大家其乐融融。
这是美欧各国的“福利国家”时代。
在一些人眼里,那是属于资本主义最好的时代。
究其原因,不排除资本家的良心发现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例如关注长期增长。不过当时显然还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在欧洲东边,有个国家叫苏联。
在《破坏资本主义的人》笔下,那个时代孕育了大量公平对待员工的“资本主义模范大公司”(exemplary big companies),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电气——当时人们叫它“慷慨电气”(Generous Electric)。
只要一个员工没有干出杀人放火之类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是没有理由被裁掉的。
但韦尔奇上任后,通用电气马上转入铁腕裁员模式。人们称韦尔奇为“中子弹杰克”(Neutron Jack),意思是他的裁员就像中子弹爆炸一样:房子还在,人没了。
韦尔奇的“精兵简政”,确实为后来的经营发展扫清了障碍。但韦尔奇自己后来也反思了裁员背后“股东价值至上”理论的破坏性:强化短期主义导向、损害员工工作热情、过于关注利润而损害客户利益。“它榨取价值而非创造价值。”
《金融时报》评论文章认为,韦尔奇的“股东至上”理念来源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理论。在韦尔奇和通用电气的光环下,它像一种病毒在企业家之中蔓延:裁员等强硬的成本削减、极端的效率驱动(比如末位淘汰)、对CEO的英雄崇拜、追求金融领域的收益而不是专注实业……
这塑造了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宣告着“好的资本主义”时代结束了。



新自由主义改变美国
站在国家的视野,这关系到另一段美国往事。
20世纪30-70年代,西方政治和经济界流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经济危机时,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就业、刺激经济;通货膨胀时,就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缓和。
这一套理论的问题相当明显:治标不治本。它只缓解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交替使用它的现实后果就是“滞胀”:经济增长放缓,同时通货膨胀加剧。
政府失能,人们就想让市场来起作用。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70-90年代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通用电气裁员背后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等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
究其本质,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市场万能”,以及“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的理念。这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将挣脱大部分枷锁,充分释放它的活性。
这同样意味着,资本也将释放其掠夺性和破坏性,为了追求回报,不计一切。
这就好比你需要撞开一扇门才能脱困,但是你必须为此放出一头满世界乱撞的怪兽。
在韦尔奇引导业务改革的1981年到2001年,通用电气的营收从250亿美元增长到1300亿美元。20年时间,这家公司的营收规模扩大了4.2倍。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1973年,世界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是44:1;2000年它飙升到727:1。这意味着27年时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了15.5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CEO的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
里根就任第40任美国总统。
在里根的一揽子经济政策中,他提倡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提倡降低税率;里根还提倡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罢工……
通用电气改革和里根经济政策,俨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公司版”和“国家版”。
靠着这套政策,通用电气实现了高增长,美国也的确摆脱了通胀。
但这并不全然是一件好事。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写道:在韦尔奇身上,“阴险狡猾的意识形态(insidious ideology)”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主人。韦尔奇动用通用电气全部的力量,让股东至上成为现实,同时开创了一个新的、残酷的美国资本主义时代(cutthroat era of American capitalism)。

最无辜的工人,要为大通胀背锅?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出版之际,美国经济压力山大,不仅通胀失控,还将面临连续两个季度的GDP下降。高通胀叠加经济衰退风险,“滞胀”已经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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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美联储和白宫把通胀搞砸了
除了疫情和国际形势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之外,美国通胀最明显的原因,显然是2020年以来的美联储大放水。
与很多人以为的“美联储发钱给工人,消费拉动了通胀”不同,实际上美联储的政策始终是救企业优先。
美国2020年3月推出的疫情失业补助计划,允许1000多万失业者每周领取超过600美元的救济金。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止到2021年7月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里,美国总共发放了大约7940亿美元的救济金。
作为对比,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的一个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扩大了2万亿美元,主要用于对企业注入流动性。
2021年,拜登推出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绝大部分流向企业部门。其中6000亿用于桥梁、道路等基建投资,占据最大比例;其次是3000亿美元的制造业支持。
在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下,美国企业快速扩产和补充库存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并且造成了招聘市场上短期的供需失衡,导致工资快速上涨。
普通美国人收入上涨,只是大通胀的表象,绝非原因。
在操作层面上,对企业的救助也极易造成不公平。相比于真正需要纾困的小企业,掌控更多话语权的大企业,往往会优先获得资金支持。
这笔“纾困金”甚至直接流进了富人的口袋。
美国创世纪医疗公司2020年拿到了超3亿美元的救助金,这笔钱本该用来改善养老院环境,减少新冠感染。但是该公司却给高管们发起了巨奖,仅CEO一人就拿到了520万美元。
截止2021年2月,在创世纪医疗的养老院中,有超过2800位居民感染新冠死亡。美国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㓇伦(Elizabeth Warren)谴责称,该公司的贪婪让人难以想象。
类似的乱象,远远不止这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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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特朗普关系户”领走100多亿美元的疫情救助金
在美国大手笔印钞、撒钱的时候,资本家、高管和政府关系户往往优先得到好处。
现在美国因为通胀发起高烧,这个时候倒是打上了普通人工资的主意。
他们希望工人们再委屈一下,牺牲自己。
今年5月,美国宣布加息50个基点。鲍威尔表示,更高的利率会限制企业的招聘需求,“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降低工资水平,从而降低通胀。”
美国左翼媒体、前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的演讲撰稿人西罗塔创办的《杠杆》网站对此评论称:这相当于鲍威尔说,他应对高通胀的工具是限制就业机会,同时压低工资。
“为了对抗通货膨胀,美联储向工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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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截图



“韦尔奇主义很难逆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降薪裁员,真的就能解决美国当下的经济难题吗?未必如此:
在消费方面,失业不等于给通胀降温,因为有时间差。人们在失去收入后,会消耗储蓄来维持基本生活,这仍会支撑通胀——可能通胀还没掉下去,老百姓先给饿死了。美国4月居民储蓄率降至4.4%,已经是2008年10月以来最低。
在供给方面,疫情影响、俄乌冲突、大宗商品涨价,都在加剧美国的供应不足和成本上升风险。美国长期设置贸易关税壁垒,也自缚了手脚。这时候如果企业收缩、人员裁汰,那么美国的供应风险可能会继续加大,并进一步影响通胀。
这样来看,激进加息不能解决的问题,恐怕大规模失业也没法解决。
站在这个角度上,现在英美媒体,不仅仅是在讨论韦尔奇的裁员和“股东价值至上”理论。
大家也在追问:美国何至于此?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包括裁员在内的“股东价值至上理论”,过度追求短期利益。“韦尔奇主义”摧毁了美国企业的灵魂,让美国企业不再关注长期增长。
该书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比如采取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企业除了要服务于股东利益,它还应该照顾员工、客户、消费者的福祉,以及关心周围的环境。
但《金融时报》指出,虽然其中某些措施已经成为欧洲企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即便如此,最近对这种“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抵制也能表明:"韦尔奇主义很难逆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美国的问题,也不仅仅出在企业身上。
《纽约时报》认为,《破坏资本主义的人》作者的很多思想是半生不熟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样板式的进步方案:比如摒弃让美国严重失衡的“有毒的商业神话”、提高工资和福利、对大企业和最富有的个人征税——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些改革能否,或者如何实现。“因为他没有研究整个系统背后根深蒂固的、强大的美国政治基础。”
在美国,以及在其它地方,工人恐怕仍然是最终要付出代价的一方。
人类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即使人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总能轻易地从这句话中,看到“社会发展”四个字;可只有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普通劳动者才会意识到:社会发展的代价,或许刚好就是他自己——即使那些让通胀失控的政策,不是由他本人签字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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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失业,那么对于企业而言,这就回到了《破坏资本主义的人》所描绘的、韦尔奇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美国劳动力市场价值观:"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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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和德国朋友论辩中国社会主义3.0?”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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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
✪ Jan Turowski、孙巍 (主持)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导读】        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社会主义危机之后,西方话语中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陷入困境。出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乃至否定,社会主义话题撤离出生产领域,局限在分配领域。人类社会关于理想性社会政治实践和人类文明走向的思考,陷入某种令人失望的停滞状态中。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的争论也陷入某种认知困境之中。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而言,中国的实践也不同于他们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反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VS“市场经济”划分和意识形态叙事,成为西方社会中国观的主流。今天,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如何评价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不仅成为包括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全球思想者和实践者重新理解世界秩序变迁、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成为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深刻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生互动的关键性思想命题。
为此,《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合作出版德文版《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ozialismusdebatte chinesischer Prägung)        ,并在德国发行。该书收录十篇《文化纵横》创刊十余年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和未来道路的代表性文章,汇集李陀、曹锦清、汪晖、房宁、强世功、韩少功、黄纪苏、张志强等著名学者的理论思考。这一系列文章,直面实践难题和理论困境,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话语讨论,对中国实践经验作了客观评析。这样真诚性的问题讨论,对于国外理论界、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吸引力,不仅展示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也体现其对全球问题的持续思考。2022年3月30日,《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面向德国读者举办《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新书线上发布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首席代表Jan Turowski与《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杨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等话题,开展思想对谈。值此“七一”建党节之际,特发布该发布会对谈纪要。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        ,原题为《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        一、为什么必须“把社会主义说清楚”

主持人: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策划出版《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文化纵横》作为本书的合作伙伴。
Jan:在21世纪讨论社会主义,中国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整个世界局势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策划这本书的基本动机。还有一个特殊动机:我在德国一再发现,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讨论非常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文化纵横》杂志在中国为社会主义的讨论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标准,也一直在引领和推动讨论的深化,而且所有讨论都非常有创见。因此我们在众多可能的合作者中选择了《文化纵横》。对于德国的读者和观察家来说,能对中国有真正的认知,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        :这本书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社会主义3.0》,写于2015年,它对这本书的主题,即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文化纵横》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这个议题?
杨平:我们这本杂志创办于2008年,当时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2020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危机。2021年,美国又有宪政危机和国会山事件。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在今年爆发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危机。《文化纵横》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
《文化纵横》的宗旨是文化重建。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仰。文化重建,其实就是对价值进行重建,就是要重新找到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有人说“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改革学习的对象都是美国,是以私有化为主要追求的潮流,所以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总结。《社会主义3.0》实际上是在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时候,非要去触碰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在理论上能实现突破,能把最难说的问题说清楚。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也只是说清了一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目前还在进一步的实践当中,实践本身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实践过程。所以我认为,讨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使命。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在理论上还不完善,所以这些讨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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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新书发布会
主持人:根据文章的时间划分,2015年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3.0,现在是2022年,已经7年过去了。在社会主义1.0和2.0的实践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顾此失彼的状态:1.0阶段是低经济发展水平下维持社会平等;2.0阶段某种程度上是以社会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到了3.0的阶段,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在生产方式和分配机制上如何突破?您认为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是否有所突破,或者在朝着突破的方向上做了哪些的努力?
杨平:关于社会主义的3.0,实际上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把社会主义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共产国际诞生,国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工人政党出现,劳工权益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在19世纪,社会主义还没有以国家形态出现,它是以工人运动形态出现的,这是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时期包含苏联的十月革命、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及中国1949年革命的成功,还有与社会主义运动高度联系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社会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核心特征是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些国家大部分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步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浪潮兴起。其核心标志有两个,第一个标志是中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标志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并且改变了目前的世界格局。
这种依据三次浪潮来判断社会主义是从国际范围来看的,要在中国范围内讨论社会主义,可以做一个狭义的划分:从1949年到1978年是社会主义的1.0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积累。在1949到1978年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使大多数的普通人民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发展自己,发展国家。这是第一个30年。
2.0阶段就是第二个30年,可以从1978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算起,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30年主要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但鼓励民营经济广泛地发展,实行混合所有制。在推动国家战略性主导的同时,调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积极性,使市场经济的效率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中关键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经典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只能跟计划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只能跟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中国做出了大胆的突破,把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事后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是成功的。
2012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的3.0阶段。这一阶段要干什么?针对市场经济中不断加剧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办?这时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因素去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要素,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环境问题,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用4个字来表述,就叫“共同富裕”。社会主义3.0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决社会主义1.0阶段效率不高的问题,要保持发展的效率,发展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要解决2.0阶段逐渐扩大的贫富悬殊,在共同富裕中追求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3.0。目前这一阶段刚刚展开,究竟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所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3.0阶段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实践与不断创新的过程。
主持人:Jan作为在中国长期工作和居住的西方左翼学者,怎么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实践对于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意义?
Jan:中国和德国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是有很大差异的。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划分,更注重这个国家的形式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这就有点极端化。而中国对社会主义讨论更广泛、更多元化,它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更注重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特性。面对一些复杂的矛盾,应该以什么态度去看待和处理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来把这些矛盾带入讨论中:承认这些矛盾存在,尽管现在还不能解决,但可以暂时放一放,先去把作为前提性的其他问题解决了。中国对矛盾和问题的处理非常灵活,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和西方在讨论社会主义时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异,西方人没有这种灵活性。
▍二、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主持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在1.0还是2.0阶段。邓小平曾经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2.0时期,共同富裕更多的是一种愿景,而今天的共同富裕是政治治理实践的指挥棒。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财富实际上是在2.0时代引入市场竞争、资本逻辑等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这里面也包括国家财富和各种私人财富。2021年12月《文化纵横》出了一期专刊讨论共同富裕,也想请杨社长结合这期内容,再深入谈一谈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富裕”?
杨平:我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放在一起来谈,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灵活,但今天看来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规定性。社会主义1.0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今天这三点已经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可以概括出以下这些主要规定性的:
第一,国有企业占主导,中国庞大的土地是国家的;有上百万亿的国有资产;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都是国家控制。在生产资料大范围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是大部分归国家所有。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分配份额,其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庞大的国有土地、国有金融、国有企业资产,限定了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一定是有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我们谈到社会主义,总是更多地关注分配的问题,相对于生产和发展,分配是第二位的安排。比如,中国是一个南北、东西差距很大的国家,靠近东南沿海自然发展得很好,而靠近中西部山区、内陆地区,自然就不发达,贫富差距自然就沿着地理环境的差异拉开了。这时候,提前在生产要素、生产力布局、投资领域上打破不平衡,对那些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多投资一些重大的项目,而不是单纯从分配角度去事后安排。这里发展是第一要义,而发展过程中,时刻注重东西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平衡、阶级的平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三,政府推动非常多的资源来弥平贫富差距。比如过去5年,中国解决了将近1亿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一个依靠选票政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把大量的资源和财富投到贫困的地区,让贫穷的人民获得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可以做到。中国还有对口支援,就是让大型国有企业、发达地区政府、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去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基本上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东部的一个省进行对口支援,从而保证整个新疆的发展不会落后太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灭差距,追求公平的重要手段。此外,国家分配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叫转移支付:国家通过税收,把发达地区的钱收到中央,然后再按照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需求,来重新分配,解决了大量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问题和发展问题。这种措施使中国的贫富分化得到了极大的抑制。
所以,谈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不要静态地看待分配公平,没有这样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公平的资源安排,只是谈局部的微观的分配公平,解决不了贫富分化的问题。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实践和探索,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总结。
主持人:贫富差距的扩大一直都是资本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持续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的公平,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比如建立福利国家。Jan来自德国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福利国家,也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您怎么看待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相关的实践?
Jan: 我想先对杨平先生的话做一点补充。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讲过共同富裕了,只不过这几年又被推到前台。但邓小平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在西方的讨论中,可能会更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但往往忽略了“共同富裕”这个部分。中国现在把它作为重点重新提出来,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2.0以后,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
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的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存在的。二战以后,西欧通过一系列福利国家体系的建设,避免了极度贫困状态,但经历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我们的社会福利体制在过去几年开始停滞甚至后退,社会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对此,我们应该用战后的社会民主机制来挽救危局,还是创造一种崭新体制来克服这些困难?这是西方目前所困惑的问题。中国过去几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大众消费在大量增长,说明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机制把贫富差距控制住了。未来中国可能还会在这一问题上提供更多的答案,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主持人:资本主义在整个国际话语中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利用社会主义政治资源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融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长期遭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基于维护资本利益的胁迫和压力,而数字化、网络化为资本跨越国境实践更为隐秘的逐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请二位在这里做一个展望,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国际大舞台上的发展前景是什么?
杨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得客观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范围内和各种资本主义的因素打交道,资本主义的各个环节、要素也都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所以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特别困难。过去马克思也说,一国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今天中国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尽量保证国家经济跟得上国际的发展,同时又不被国际的资本主义因素左右,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巨大、最尖锐的挑战。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引进外资,其实就是国际资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甩到中国来,重新进行分工,而它的利润已经在产业链的前端做了分配,在分配中不管怎么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拿到大头,中国从中获利的部分是非常少的,这就导致中国有些地方的劳资关系特别紧张。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造成的,而这种分工又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中国不走这条路又不行,怎么办?
比如半年前,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企业“滴滴”公司到美国上市,它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没有向中国政府报告就在美国挂牌,它完全尊重美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却不尊重并且忽视了中国国家安全的要求。于是中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后来它的市值大幅度下降,最后被迫取消了在美国上市计划。这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如果处理不好,一种可能是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另一种可能就是完全被国际资本左右。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也正在逐步学会与跨国资本进行博弈和斗争。最重要的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只有国家真正掌握了强有力的资本和技术,才有可能应对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经验和教训,但只要抓住了国有金融、国有资本这一根本,做大做强,面对外部的资本就有了博弈的实力。
Jan:首先从国民经济来看,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国民收入比较高的国家,未来也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作为一种全球独特的经济模式展现在世界面前。当然,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发展平衡,以及社会平等,无论在中国、德国,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我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独特的答案,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对此也充满期待。
▍        三、欧洲左翼为何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

主持人:对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辩,目前欧洲左翼的反对声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全球的“站队思维”似乎正在被左派复制,他们似乎既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多元性,也不愿意质疑自己欧洲中心主义的所谓真理。请问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印象?
杨平:对欧洲的左翼朋友们,我们有很多话要说的。我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教条化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实践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当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普遍适用的教条,比如欧洲左翼朋友非常关心的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人权、宪政、民主、环境,在我们看来,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就没有这些权利意识。今天中国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权利、环境的问题固然是要照顾的,但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教条来要求今天的中国,这是不客观,也不现实的。今天由于网络信息的发达,欧美国家普遍信奉的权利意识传遍了全世界,仿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们忘了,200年前,150年前,欧洲人哪有这些权利?所以欧洲左翼朋友们必须要把权利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面对的实践问题,还原到历史的进程中,把它看成工业化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在工业化问题、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过分的要求这些权利,是阻碍中国发展的。
Jan:就像我前面说的,西方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没有考虑到整个历史发展背景。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享受到的基本自由,比如机会平等、社会公平等方面,比起20年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并不忽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整体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西方也存在同样的矛盾,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地探讨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极端化。
主持人:从中国的角度观察这一变化,欧洲/“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辩论在中国话语中有多重要?西方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杨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也经过了多种发展。比如苏联的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就十分巨大,尤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还要深刻。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对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影响范围主要是学术界,对中国的执政党影响不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更小了,反而是拉丁美洲、南亚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引起的讨论更多。
Jan:我同意您的意见。在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可能到目前为止还集中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则更集中于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没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学术化,已经脱离了社会实践,变成从国家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地把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矛盾性作为主题,来对其思想进行发展,并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比如贫富悬殊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决策方面的运用,事实上是越来越少了。
主持人:现在中国公众/媒体对社会主义的争论情况怎么样?
杨平:这是一个好问题。在12年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期刊经常涉及社会主义问题,但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迷茫。2012年以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就重新变得热烈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自信。中国共产党将之命名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规定性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一步怎么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非常活跃,但深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
Jan:当我和身边人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问题时,经常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这一前提就说明很多问题了,但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需要深入更多细节。从整个的社会来看,中国年轻人越来越自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越来越有兴趣。过去几十年有个巨大的变化,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大家还是对西方非常感兴趣的,认为西方很富裕、很先进,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但过去几年,我发现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盲目信任越来越少了,反而对中国更有自信,并且有意愿去理解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令人非常振奋,所以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为世界理解中国做出一点贡献。
杨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讨论,确实像Jan刚才说的,年轻人不太关心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意识形态化地讨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比较少,都是比较务实地谈怎么解决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包括《文化纵横》,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目前在全世界范围看还处于低潮,所以中国的广大人民不怎么谈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一旦发生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新的高潮就会到来。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 文化纵横 x 卢森堡基金会 合作出版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以德国共产党联合创始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女士的名字命名,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资助的六个党派政治基金会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研究和教育组织之一。该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的、法律和组织上独立的协会,倾向于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德国基金会,总部设在德国首都柏林。迄今为止,它在18个国家设立办公室,其中三个在亚洲(北京、河内和新德里)。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中国政府、中共中央联络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互信关系。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成立于2008年。基金会与中方项目伙伴的合作主要关注社会、生态、历史、国际以及一般的社会-经济和发展问题,并就最新社会话题在华举办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研修班,促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向年轻学者提供奖学金,组织学术交流并且出版作品。迄今为止,基金会在20多个国家设有代表处,业务涉及80多个国家。
本文为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原题为《        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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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1 18:00:00 | 只看该作者
“再造”社会主义? 中国基层正发生一场无声剧变|文化纵横

严海蓉  文化纵横 2022-07-01 16:17 发表于北京
《文化纵横》2022年6月新刊发行


  严海蓉   曾泽宇、杨姝晗、张浩鹏

【导读】近年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已成为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如何理解集体经济?集体的实践空间如何开拓?如何重新评估农村集体这一重要制度传统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严海蓉教授召集“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一)集体经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客观需求,否则村庄难以担负已经货币化的行政成本,也无法整合闲置资源,激发内生发展。(二)土地集体所有制恰好契合农业生产力的“整体性”特征,能产生制度性红利和系统性红利,平衡内生性和外生性发展。(三)贵州省毕节市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可推广的乡村再组织化道路。(四)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村民成股民,成员权变股权)使成员间的关系从资源共享、劳动联合转型为资本联合,这将深刻影响乡村共同体建设。
与会学者认为,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脉络里理解新型集体经济。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怎么做,其实是内循环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再组织、共同体重建的核心问题。通过新型集体经济建设,再造一个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的、所有人都从中获益的乡村振兴体系,并与内外循环相联动,以此为基础,可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产生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也将对世界的普遍问题起到借鉴作用。
本文原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综述,原题为《重建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体:经验、问题与现实意义》,由严海蓉教授授权原创发布,供诸君参考。

重建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体:经验、问题与现实意义


中央政府把乡村振兴定位为一项国计民生战略,说明乡村振兴的尽头不是资本化,也不是城市化。近日一位深耕多年的三农实践者感慨:“乡村振兴干了三四年了,很多人都有一种越干越没劲、越干越迷茫的感觉了。”乡村振兴有多元的参与角色和利益相关者——政府、农民、集体、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谁,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什么,依然有待明确。在多元的角色中,经常在话语中被提及却又似乎被闲置的角色是集体。

近些年来,新型集体经济的案例在全国东西南北破土而出。然而困境是现实的: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时代不同的是,今天产业链远远超出了村庄范围,给村集体的自主性带来很大的挑战。而农村青壮年因为长期在外,对村庄的认同日渐淡薄,村庄的内生力量式微,近八成的中国村庄都没有维持自主运行的能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在这些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集体经济?集体的实践空间如何开拓?正如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制度特性,我们或许也需要在今天所处的大变局中,重新检验和评估农村集体这一重要制度传统的现实意义。

带着上述问题意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严海蓉教授召集了“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回应。讨论中,以下几点尤为突出:一、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村民成为股民,成员权变为股权,这些正在改变着村社成员权的意义,使得成员间的关系从资源共享、劳动联合转型为资本联合,也使得成员和村庄的关系聚焦于分红。这将深刻影响乡村共同体的建设。二、随着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村庄对集体经济有客观的需求,乡村振兴需要以盘活集体为起点,否则村庄既难以担负已经货币化的行政成本,也无法协调、整合村民手中的闲置资源,更难以激发内生性的发展。三、农业生产力发展依赖资源的整体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恰恰契合了农业生产力的这一特征,能够产生制度性红利和系统性红利。在实践中出色的往往是“党政社群企”多元一体的村庄,这样的多元一体性有利于村庄平衡内生性和外生性发展。四、贵州省毕节市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可推广的乡村再组织化道路。毕节实践突破了村社集体经济的局限性,走向村与村的合作,乡与村的联合。在此基础上,有望进一步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办合作经济组织的格局,以国有组织作平台,建立新型县域经济。集体是国家与社会的融合,盘活集体,通过组织化联通个体和共同体利益的长效关系,发挥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红利,激发公地优势,将有力地推动乡村振兴。
集体的定位问题和村社成员权的意义转向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分析了小农经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的困境,其不仅表现为农业再生产中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和土地抛荒,而且表现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上的货币缺乏性贫困和资本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他认为,只有探索新型集体经济道路,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历史方位。这种新型集体经济道路在经济体制上不否定农户的土地承包,而是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权为基础参与股份合作;在生产方式上不能囿于集体农业,而要积极推进集体工业和旅游业发展。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陈祥军通过游牧民族生计组织方式的变迁,分析了传统的延续和断裂。历史上,生活在干旱区草原的游牧民族,为了适应脆弱且不稳定的草原环境,生成了随季节移动的游牧生计方式,草场从来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所共有,发展出基于牧民、牲畜、草原和移动为基本要素的游牧集体经济模式。在公社化时期,牧区社会在原有传统基础上延续了游牧的集体经济形式。随着1984年“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的推行,草畜承包到户彻底打破了草原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传统,造成了草场碎片化,导致几千年来组成草原游牧业的四个基本要素(人群、草原、牲畜和移动)之间的稳定关系被打破,破坏了游牧大范围四季移动的规律。这种简单套用农区经验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给牧区社会及生产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每户都要独立承担一个复杂、完整的牧业生产系统,放牧空间也固定化,移动范围比以前大大缩小。经济上的繁荣无法掩盖牧区生产中的空值,其中的缺陷逐渐暴露,比如草原退化,草场碎片化,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下降。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罗木散则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凉山家庭生计生活的新形态,及其所透射的危机。90年代 “走出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如今在家庭生活中经历着新的离散和漂泊。一部分家庭选择夫妻留守和打工,出现当地人所谓的“县城妻子”“空巢丈夫”以及“结拜姐妹”等新现象,这类家庭面临着收入缩减、生活离散等困境。另一部分则以家庭为流动单位,拖家带口外出打工,过着“春去冬回”的流动生活。然而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低于更年轻、单身的务工群体,面临被城市“淘汰”的危机,农业机械化发展、建筑行业对年龄的限制以及养殖业的不稳定也在缩窄他们的就业空间,许多彝族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中时常面临不得不返乡的无奈。因此,“乡村振兴”的意义并非只是简单的“留住人”,而是创造条件让农民能够自主选择生计生活,使得返乡成员能在乡村有发展机会。

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指出集体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体村社制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家国同构的制度脉络下,集体村社制是国家与社会融合的最好形态。新时期集体经济既要嵌入市场,又不能完全遵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集体经济应该服务于共同富裕,对弱势群体起到保障作用,对外部资源起到调节作用。然而,问题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主要方法不是仅仅组织动员群众,而要让组织动员群众与集体经济发展互为条件,否则组织动员群众没有抓手。当前有两个挑战:发展水平欠缺的中西部乡村怎么发展集体经济?城市资源(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怎么有效地转移到农村,回应农户的需求?资本匮乏型的村庄更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持,中西部农村需要的是将外界资源有效转换成村庄服务,变成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部分,股权制改革可能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申端锋分析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对农民成员权的影响,他认为这些改革推动着集体与共同体的分离和脱嵌。传统集体经济是劳动的联合。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经过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成员权改造为股权,村民成为股民,劳动联合转型为资本联合。同时,集体与共同体出现了分离、脱嵌,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有集体经济没有共同体。撤村建居、易地搬迁创造了大量新型社区,这些新型社区有集体资产和集体收入,甚至每年有分红,但没有了共同体生活,集体主义消失。二是有共同体没有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但是村社仍然维持着一些共同体生活,最典型的就是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外出的村民要参与共同体的人情往来和红白喜事。目前涌现的一些新型集体经济以资产和分红为特征,注重集体资产的市场化运营,似乎也不需要再维系集体主义。从劳动联合到资本联合,从社员到股民,问题是股民能否成为共同体成员,股份合作制能否促进共同体建设,能否重建劳动联合体?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指出村民变股民不仅改变着村民之间的联合,也改变着村民和村庄的连接,能否分红变成了焦点,在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成为平等参与的股民的情形下,村民变股民会对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她用案例反证资本连接是不稳定的,与劳动连接的意义有显著的不同。而且县、乡、村干部的认识和利益关系对村庄发展模式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目前依然存在着对集体经济杯弓蛇影式的意识形态排斥,以及村干部缺乏对村庄发展的自主权的问题——一旦土地被流转到村集体,村干部就面临着村庄民主决策与管理,确定产业发展方向等问题,而村民能否真正被重新组织起来,是一个重要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指出,目前正在起草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体现了对村委的不同定位,有走向二元的趋,即村委只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集体经济的龙头?杨团认为,现在实践中做得好的都是“党政社群企”多元一体的村庄,这样的多元一体并非多中心,而是多方力量归入基层党支部与村委会形成的村级领导核心。其实村社基层组织有全息性特征,具有和最高层同类型的思考方式和自主决定的行动机制,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村庄的自主性,而这样的集体的自主性一定会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目前的政策还没有贴合现实中的创新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仝志辉强调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本源性的传统。在制度演进的选择中,如何理解中国家户传统和村社传统,又怎样依循集体村社的脉络进行新的集体制度创造,这些不仅仅是实证的问题,而是需要放置在更广阔和动态的城乡关系,以及更具多样性的空间范畴、乡村功能和村庄前途之下,有待重新解释和主动选择的问题。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在不同语境下都存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和影响需要更具体的分析。劳动联合走向资本联合除了国家政策推动,还有没有其他因素起作用?资本联合在当下的表现是不是都是一致的?我们需要让集体村社制成为制度模型比较中的一种,让传统也成为活化的传统。

北京大学教授卢晖临指出,后集体化时代的集体经济呈现出不同型态和不同作用。生产型集体经济如河北周家庄、江苏华西等明星村,延续集体的框架,利用集体的土地和积累起来的工厂等生产资料,整合劳动力资源,规划产业发展,解决村民生计。福利型集体经济如珠三角和城近郊的一些村庄,利用土地资源,以出租物业获取经济收益,为村民提供福利。兜底型集体经济是则是自身基础薄弱、近年来通过政府帮扶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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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17:22:58 | 只看该作者
除油价外,6月份胀势暂时尚可控——转帖注

CPI、PPI公布!解读来了
2022-07-09 12:10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了2022年6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进行了解读。

CPI环比持平,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6月份,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向稳趋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居民消费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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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30个百分点。食品中,受供应增加、物流好转和囤货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鲜菜、鸡蛋、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9.2%、5.0%、4.5%和1.6%;受部分养殖户压栏惜售、疫情趋稳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涨幅为2.9%,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2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6.7%和7.2%,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6.1和6.6个百分点;服务消费有所恢复,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别上涨19.2%和1.2%,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5.0和0.8个百分点,宾馆住宿价格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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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比看, CPI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基数走低所致。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9%,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51个百分点。食品中,粮食、食用植物油、鸡蛋和鲜菜价格涨幅在3.2%—6.6%之间,鲜果价格上涨19.0%,猪肉价格下降6.0%。非食品价格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2.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33.4%和36.3%,飞机票价格上涨28.1%,涨幅均有扩大;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价格分别上涨2.5%和0.9%,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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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在6月份2.5%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2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PPI环比持平,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6月份,复工复产持续推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逐步畅通稳定,保供稳价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由涨转平,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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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比看,PPI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 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涨0.1%转为下降0.1%;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3%,涨幅与上月相同。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7.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3.6%,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上涨2.2%。“迎峰度夏”备煤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0.8%。受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钢材、水泥等行业需求相对较弱,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下降1.5%。另外,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上涨1.0%,纺织服装服饰业价格上涨0.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上涨0.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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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比看,PPI上涨6.1%,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基数走高的影响,今年以来已连续6个月回落。 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7.5%,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1.7%,涨幅扩大0.5个百分点。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37个,与上月相同。主要行业中,价格涨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54.4%,扩大6.6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上涨5.6%,扩大1.9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34.7%,扩大0.7个百分点。价格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31.4%,回落5.8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8.2%,回落2.2个百分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涨21.8%,回落0.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3.7%,降幅比上月扩大2.4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6月份6.1%的P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3.8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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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19:22:34 | 只看该作者
罕见:德国、日本、越南都出现了贸易赤字,这意味着什么?
华尔街见闻
2022年07月09日 16:38:20 来自北京

5月,由于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大部分工业国基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前十大工业国中,只有中国和巴西实现顺差,而后者还是资源出口国。

今年5月份,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几乎全都在贸易逆差。

德国,传统制造业强国,产品畅销全球,欧洲经济火车头,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

但7月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打破了这一记录,2022年5月,德国出口额环比萎缩0.5%至1258亿欧元,进口额环比上涨2.7%,达到1267亿欧元,这导致德国5月份出现10亿欧元的月度贸易逆差。

虽然逆差规模只有10亿欧元,但这是德国30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足以见证历史。

德国2021年贸易顺差较2020年相比下降4.2%至1729亿欧元,连续第5年下降。较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年(2019年),下降22.8%,当时贸易顺差为2240亿欧元。

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也遭遇贸易赤字,这对欧洲来说是个噩耗。

而实际上,5月份,很多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法国贸易逆差60.1亿欧元,日本贸易逆差178亿美元,韩国贸易逆差17.1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855亿美元,印度贸易逆差242亿美元,就连最近被吹上天的越南,在5月都出现了17.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为什么会出现普遍逆差?又是谁在顺差?

当前全球多国突然出现的普遍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突然暴涨。

谁进口资源多,谁就要大出血,因此大部分工业国基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

出现顺差的,不用说,资源国居多。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印尼和中东国家,最近都赚翻了。

澳大利亚5月份经季节性因素调整的贸易顺差创纪录地升至159.7亿澳元,这得益于当月出口额的大幅增长。在煤炭、焦炭及其他矿物燃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该国出口额环比跃升9.5%,达到584亿澳元。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计,2022年俄罗斯商品出口将从2021年的4938亿美元降至4824亿美元,进口将从2021年的3040亿美元降至2519亿美元。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将分别达2300亿、19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巴西、印尼5月分别出现了49亿、2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此外,在出口型国家里面,普遍逆差的第二大原因,是近几个月美元大幅升值,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

虽然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在食品、能源和制造商使用的零配件等价格激增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会加剧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口成本,最终会拖累出口,尤其是在出口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尽管中国也是资源进口大国,但2022年前五个月里,中国贸易顺差总共达到了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50%之多,在国内外的困局下,仍然稳坐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大国的地位。这与中国产品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在海外广受喜爱密不可分。

而日元近几个月大幅贬值,但日本的贸易逆差却并未缓解,5月份日本贸易逆差为23847亿日元,创1979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的第二高。更悲催的是,这已经是日本连续第10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了。

一些亚洲经济体如韩国还深受“日元抢跑”之苦,加上资源品价格暴涨,今年4月以来,韩国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逆差。今年上半年,韩国贸易逆差达1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而美国,虽然依旧出现贸易赤字,但5月份贸易赤字环比缩小11亿美元,至855亿美元,收窄至年内最低水平。其中,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增长1.2%至创纪录的2559亿美元,而进口增长0.6%至3414亿美元。

虽然美国5月份出口的增长,反映了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在内的工业用品及消费品的出口有所增加,但同时货币升值也减少了该国的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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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19:31:34 | 只看该作者
罕见:德国、日本、越南都出现了贸易赤字,这意味着什么?
华尔街见闻
2022年07月09日 16:38:20 来自北京

5月,由于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大部分工业国基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前十大工业国中,只有中国和巴西实现顺差,而后者还是资源出口国。

今年5月份,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几乎全都在贸易逆差。

德国,传统制造业强国,产品畅销全球,欧洲经济火车头,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

但7月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打破了这一记录,2022年5月,德国出口额环比萎缩0.5%至1258亿欧元,进口额环比上涨2.7%,达到1267亿欧元,这导致德国5月份出现10亿欧元的月度贸易逆差。

虽然逆差规模只有10亿欧元,但这是德国30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足以见证历史。

德国2021年贸易顺差较2020年相比下降4.2%至1729亿欧元,连续第5年下降。较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年(2019年),下降22.8%,当时贸易顺差为2240亿欧元。

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也遭遇贸易赤字,这对欧洲来说是个噩耗。

而实际上,5月份,很多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法国贸易逆差60.1亿欧元,日本贸易逆差178亿美元,韩国贸易逆差17.1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855亿美元,印度贸易逆差242亿美元,就连最近被吹上天的越南,在5月都出现了17.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为什么会出现普遍逆差?又是谁在顺差?

当前全球多国突然出现的普遍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突然暴涨。

谁进口资源多,谁就要大出血,因此大部分工业国基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

出现顺差的,不用说,资源国居多。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印尼和中东国家,最近都赚翻了。

澳大利亚5月份经季节性因素调整的贸易顺差创纪录地升至159.7亿澳元,这得益于当月出口额的大幅增长。在煤炭、焦炭及其他矿物燃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该国出口额环比跃升9.5%,达到584亿澳元。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计,2022年俄罗斯商品出口将从2021年的4938亿美元降至4824亿美元,进口将从2021年的3040亿美元降至2519亿美元。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将分别达2300亿、19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巴西、印尼5月分别出现了49亿、2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此外,在出口型国家里面,普遍逆差的第二大原因,是近几个月美元大幅升值,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

虽然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在食品、能源和制造商使用的零配件等价格激增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会加剧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口成本,最终会拖累出口,尤其是在出口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尽管中国也是资源进口大国,但2022年前五个月里,中国贸易顺差总共达到了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50%之多,在国内外的困局下,仍然稳坐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大国的地位。这与中国产品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在海外广受喜爱密不可分。


而日元近几个月大幅贬值,但日本的贸易逆差却并未缓解,5月份日本贸易逆差为23847亿日元,创1979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的第二高。更悲催的是,这已经是日本连续第10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了。

一些亚洲经济体如韩国还深受“日元抢跑”之苦,加上资源品价格暴涨,今年4月以来,韩国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逆差。今年上半年,韩国贸易逆差达1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而美国,虽然依旧出现贸易赤字,但5月份贸易赤字环比缩小11亿美元,至855亿美元,收窄至年内最低水平。其中,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增长1.2%至创纪录的2559亿美元,而进口增长0.6%至3414亿美元。

虽然美国5月份出口的增长,反映了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在内的工业用品及消费品的出口有所增加,但同时货币升值也减少了该国的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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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19:32:44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前财长楼继伟:必要时可增加预算赤字支持个体经济
2022-07-09 16:11

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星期六(7月9日)说,中国必要时可以增加中央和地方预算赤字,帮扶小微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根据新浪财经报道,楼继伟在北京举行的财新夏季峰会上说,目前中央财政还有一定的列支余地,必要时可以增加中央和地方预算赤字,中央增加预算赤字主要用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是帮扶小微和个体工商户,帮他们渡过难关。
楼继伟谈及国内面临的三重压力时表示,各部门加强了应对力度和精确性,包括全面疏通供应链和交通、疫情防控九不准、发布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在财政货币政策上也提高了力度,国务院发布33项稳经济综合措施等等,5月份开始经济逐步回暖,6月份先行指标表明回暖的势头进一步加大,PMI综合指数已经恢复到荣枯线上方,表现为企业的预期得到了恢复。
但楼继伟也指出,如果进一步细分,可以发现预期的恢复是不平衡的。从企业层面看,产业链的上游和价值链的高端预期得到充分的恢复,产业链的上游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抬高而且多为大型国企,价值链的高端为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其中还有不少是外资,线上办公的机会比较多。而产业链的中下游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多为中小微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由于最终需求不足,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消化在制造业的这一端,其中接触性服务最为困难。“在这些阶段这些企业贡献了80%的就业机会,保住了它们就保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
楼继伟还指出,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纾困措施受益不足。楼继伟以财政政策为例,他指出,今年财政政策保持了足够的强度,特别是在减税降费等方面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安排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0.52万亿新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5月23日国常会又增加了1400亿元”。
楼继伟表示,减税降费政策受益人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中企业,因为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不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不存在期末留抵。接触性服务业主要包括零售、运输、住宿、餐饮、房地产业、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娱乐等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运营主体是个体工商户,只雇佣少量员工,不是一般纳税人,也不参加企业社会保险,缓交社会保险费的政策也无法享受。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最终消费得以全面地恢复,不确定性大幅度减弱,经济活起来。”楼继伟认为,比较有效的措施是要求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减免租金,并要求当地政府对租用民营设施的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的补贴。楼继伟提到,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消费券,但这些措施仍旧不足。
楼继伟进一步提到,目前中央财政还有一定的列支余地,必要时可以增加中央和地方预算赤字,中央增加预算赤字主要用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是帮扶小微和个体工商户,帮他们渡过难关。
他也指出,预算法规定,地方预算赤字对应一般债,只能用于公益性投资项目、老旧管网改造、水库加固工程和海绵城市建设,虽然项目本身无收益,但是当代人和后代人间接受益是这类项目的典型代表。   楼继伟还提到,当前国际产业链的重构会逐步进行,各国企业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首先考虑效率和效益。他提到,一些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或者是中美洲,主要是考虑比较利益和接近市场,例如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是必然的,不必过虑”,“我国产业链韧性强,一些行业还有集群化的特点,这些行业将主要生产能力放在我国的同时,在境外设厂主要是作为备份,防止突发性事件”。
针对外部不确定性,楼继伟指出,美国和欧洲大概率陷入滞胀,并引致发展中国家通胀。楼继伟分析造成的原因,一是欧美从极度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退出太晚,不得不过急;二是结构性因素,他说,美国的经济结构早已空心化,用贸易摩擦的办法应对是把错了方向,造成供应短缺、成本提高,为应对疫情,针对个人提供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保住了需求,但是供应链短缺、成本提高更为严重。
用产业政策、产业补贴的做法将高端产业拉回国内,楼继伟认为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很可能被利益集团绑架。楼继伟认为中国可以把握机遇,补上一些技术上的短板,以往这些技术产品国内也可以制造,但主要靠进口,因为全球供应链产品的可靠性高、性价比高,现在这类产品国内正在快速追赶,采购方也愿意接受,因为买方在价格之外开始考虑供应链的稳定,减少不确定性,这也给供应方做技术迭代,提高性价比提供了机会。
最后,楼继伟表示,“美国为首的西方同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自以为是的做法应对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是无效的,各国还是应当回到合作共赢的轨道,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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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0 13:48:30 | 只看该作者
越南年轻人,拒绝进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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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卡b刷拉卡
昨天 17:55


来源:时代周报
越南胡志明市新平工业区,从疫情缓过来的纺织企业,接到了雪花般飘来的订单。然而,很多企业发现,他们找不到人干活了。
一家名为清康的纺织企业急需1000多名工人来完成订单,但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清康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谭先生表示,现在纺织行业对越南的年轻人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年轻人不想在流水线加班,宁愿去大城市做服务业,或者打零工。
“周围的厂都在抢技术工人,”谭先生说,由于劳动力短缺,现在工厂即便能接到大量的订单,也无法达到100%的产能。而且,勉强找来的新人还要花时间培训,没办法赶上生产节奏。
另一家鞋类加工企业需要招聘8800名工人,但目前只招了65%,而且每个月还有数百名工人要辞职。这家企业表示已放弃招聘目标,因为 “不可能实现”。
这家鞋厂的负责人感叹道,以前一星期就能招50个技术熟练的工人,现在整整一个月,用尽了所有招聘渠道,也只能勉强招到1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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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纺织工厂,正在被年轻人抛弃 图源:Getty
“而且来的基本上都是40多岁的工人。”这位负责人说。
纺织业的工厂普遍能开出700万-1000万越南盾(约合2100元-3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个待遇对越南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就这么些工资,在大城市是活不下去的。”一位年轻人抱怨道。胡志明市的平均月薪达到了844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532元),是越南各大城市中最高的。
2022年,越南出口量大涨。越南海关数据显示,1-6月出口同比增长17.3%。有预测认为,越南今年的货物贸易总额有望创下7000亿美元的新纪录。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越南引以为豪的制造业,正被年轻人抛弃。
01

当房产中介不香吗?
越南的年轻人不肯进厂了。
23岁的阮海(音译)曾在胡志明市一家纺织工厂工作了3年,月薪为1000万越南盾(约合3000元人民币)左右。阮海回忆称,3年的流水线生活十分难熬——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只能用于吃饭和睡觉。
阮海从家乡来到胡志明市,本希望赶上越南政府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契机,努力打拼一番。但现在,他对这种工厂流水线生活心灰意冷,他觉得这样子下去,收入增长不大不说,还学不到东西。
今年,阮海果断辞职,转而申请成为网约车平台Gojek的摩托车司机,阮海表示,收入和原来差别不大,但工作时间更短、弹性更大。
阮海对目前摩托车司机的工作很满意,他还打算找时间去学学美发,成为一名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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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了大城市灯红酒绿的越南年轻人,不愿意再回到枯燥的流水线 图源:pexels
27岁的年轻人小黎(音译)从服装厂辞职后,选择去市区商业街的米粉店打工。小黎说,在厂里工作时间长、限制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现在反而更自在”。
还有一些“有追求”的年轻人,转向了房地产。
眼下越南楼市火热。在胡志明市、海防等越南大城市及其周边,房价正在翻倍上涨。年轻一代开始挤进房地产业,干起了中介的行当。
据《越南快报》报道,为赚取房地产交易的佣金,很多从未参与过地产交易的普通人,也开始转职成房产中介。
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如果能促成一笔3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90万元)左右的房地产交易,佣金就能拿接近上万元人民币了,比去工厂打工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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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一家待招租店铺门口挂满了房产广告,对越南年轻人而言,卖一套房子,相当于打4个多月工。 图源:Getty
年轻人不想进厂,企业开始发愁。
越南劳动科学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已经有五分之一的越南外资制造企业担忧,2021年-2023年将面临的招工难问题,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可能都难以达标。
纺织服装、皮革和鞋类是越南经济大类中的两个主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纺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约200万人,占整个加工制造业的25%,目前这两个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尤为严重。
02

制造业:加薪也留不住人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厂,越南政府和企业也开始了一些行动,比如加薪。
今年5月1日起,胡志明市平昌区的大勇机械制造股份公司的1200多名员工集体涨薪,根据工作岗位幅度在5-10%不等。该厂的一线工人,每个工作日增加了2万-5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6-14元)不等的薪水。
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至少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企业上调了薪资,其中纺织服装、制鞋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涨幅在5%左右。
同时,2022年7月起,越南最低工资标准将较现行工资基数上涨6%。
调整前,越南最低薪资依地区别共分4区,第一区是442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326元);第二区392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176元);第三区343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029元),第四区307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90元)。调整6%后,地区最低薪资介于325万至468万越南盾,增加18万至26万越南盾不等。
但不少企业主认为,仅给工人提高薪水,带来的效果十分有限。况且,一旦地区最低薪资上调,往往带动房租、物价继续上涨。越南政府与其加薪,不如先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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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在飞速发展,物价也水涨船高 图源:pexels
在越南从事工业园投资开发的一位刘姓(音译)的企业负责人建议,越南政府应注意产业均衡发展,才能改善制造业所面临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很多人涌入房地产,这会不会是一种泡沫经济呢?如果不断通过调薪来挽留工人,报酬与实际能力是否匹配?”
企业主都在感慨,年轻人放弃纺织、皮革和鞋类,转向其他价值更高、生产力更高、工资更高的行业,如今已成必然趋势。
有位工厂负责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还能去工厂,下一代应该不可能了。很多大学毕业生连工厂的管理层都不愿意干。"
在他们看来,越南的纺织和制鞋业将不得不进行变革和重组,无法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优势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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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年轻人看来,开网约摩托车比进厂香多了 图源:pexels
越南统计总局和国家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越南人口9851万人,青年人数2210万人(16至30岁),约占全国人口的22.5%,占劳动年龄人口的近36%。仍有近60%的年轻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农林渔业从业人口占29%、工业和建筑业占33%、服务业占38%。
越南政府指出,34岁以下的人群,更容易获得技术,转行也更灵活,但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劳动力也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就业质量和高收入就业带来了挑战。
据越南《人民报网》报道,今年4月,越南政府就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召开会议。会议指出,2022年越南企业用工需求近130万人,较2021年增长18%,其中普通劳动力和无需持证上岗的用工需求占75%。同时,2022年一季度,越南部分地区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约12万人(占招聘需求的近10%),比往年高出约2-3%,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行业、电子元件组装、木材加工等行业。
预计到2022年,新冠疫情将持续对超过500万劳动者造成负面影响,各地劳动力供需仍不平衡,南部重点经济区劳动力短缺现象相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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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婧:尴尬的中国经济第一市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陈婧   邮箱: jingchen@sph.com.sg
2022-07-21 05:00

近半个世纪来铁打不动的“中国第一经济大市”交椅,今年终于易主了。
中国首都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星期一(7月18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9352.2亿元(人民币,下同,3988亿新元),以2.9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越上海,首次成为全中国GDP排名第一的城市。
中国媒体统计的历史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上海GDP总量一直领先于北京。去年上半年,上海GDP还领先北京874亿元;全年两地GDP差距更扩大到2945亿元。让北京实现反超的,无疑是第二季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
上海GDP今年第一季同比增长3.1%,但4月和5月的封城令全市经济停摆,直接后果是第二季GDP萎缩近14%,进而拖累上半年GDP同比下降5.7%。
相比之下,新晋“第一经济大市”北京上半年GDP也仅比去年同期微涨0.7%,第二季更是萎缩2.9%,创下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最差表现。虽然没有像上海一样全面封控,但多个区停止堂食和居家办公,也令北京经济遭受不小损失。
就在一些媒体和公众号分析上海和北京各自产业优势何在,谁将夺得全年“第一经济大市”之际,聪明的中国网民一语道破:今年不是比谁发展得更好,而是看谁封控得更少。
数据证实网民所言非虚。中国31个省市中,共有五个在第二季负增长,除了北京和上海,还有吉林、江苏和海南。封城一个半月的吉林,第一季GDP萎缩7.9%,第二季滑落4.5%;与上海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江苏,第二季GDP下降1.1%;就连没有受到疫情直接冲击的海南,也因多个省市封控导致游客大幅减少,使得第二季GDP缩水2.5%。
过去几年,北京、上海和广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和最终增幅都和全国水平相当接近,被视为观察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今年初,上海和广东均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在5.5%左右,北京则定在5%以上,随后官方将全国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
从上半年表现来看,除非下半年出现报复性反弹,否则上述三地今年经济增速都难以达标,这也正是多数分析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指出,中国全年经济若要达到5.5%左右增速,下半年每个季度至少要增长8%。
在预测官方将如何加码刺激经济的同时,外界普遍认为,在清零防疫政策未根本转向之前,疫情仍是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变数。
下半年过去近一个月,京沪两地防疫管控未见明显放宽。就在本周,北京还宣布全市酒店不得承办婚宴、生日宴和团体宴席,核心区酒店继续停办会展、论坛和培训活动。上海则在多个区采取“三天两检”核酸筛查近一个月后,宣布将免费常态化核酸检测再度延长至8月31日。这意味着未来一个月,频繁核酸检测依然是上海市民的家常便饭。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7月19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时暗示,现阶段重点是稳就业和稳物价,只要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增加、物价运行平稳,“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罕见地不设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让地方政府从保增长的包袱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保就业和民生。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各地面对的是更繁重的防疫任务,当高压防疫导致消费复苏缓慢、企业裁员倒闭、居民收入减少,稳就业和稳物价又从何谈起?
以上海为例,这个经济中心在今年第二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12.5%,成为全国唯一失业率达到两位数的省级行政区。即便在6月解封后,7%的调查失业率仍比全国平均线高出1.5个百分点,凸显经济疲弱对就业的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脚步越来越近,中国最大两个城市的防疫压力有增无减。从目前形势来看,要确保疫情受控,很难不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但经济放缓对民生带来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又成为决策层要应对的棘手挑战。
当防疫管控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时,谁是第一经济大市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对老百姓来说,GDP只是一串数字,唯有当它们转化为手中的饭碗、兜里的钞票时,才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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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2 01:11:51 | 只看该作者
陈婧:尴尬的中国经济第一市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陈婧   邮箱: jingchen@sph.com.sg
2022-07-21 05:00

近半个世纪来铁打不动的“中国第一经济大市”交椅,今年终于易主了。
中国首都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星期一(7月18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9352.2亿元(人民币,下同,3988亿新元),以2.9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越上海,首次成为全中国GDP排名第一的城市。
中国媒体统计的历史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上海GDP总量一直领先于北京。去年上半年,上海GDP还领先北京874亿元;全年两地GDP差距更扩大到2945亿元。让北京实现反超的,无疑是第二季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
上海GDP今年第一季同比增长3.1%,但4月和5月的封城令全市经济停摆,直接后果是第二季GDP萎缩近14%,进而拖累上半年GDP同比下降5.7%。
相比之下,新晋“第一经济大市”北京上半年GDP也仅比去年同期微涨0.7%,第二季更是萎缩2.9%,创下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最差表现。虽然没有像上海一样全面封控,但多个区停止堂食和居家办公,也令北京经济遭受不小损失。
就在一些媒体和公众号分析上海和北京各自产业优势何在,谁将夺得全年“第一经济大市”之际,聪明的中国网民一语道破:今年不是比谁发展得更好,而是看谁封控得更少。
数据证实网民所言非虚。中国31个省市中,共有五个在第二季负增长,除了北京和上海,还有吉林、江苏和海南。封城一个半月的吉林,第一季GDP萎缩7.9%,第二季滑落4.5%;与上海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江苏,第二季GDP下降1.1%;就连没有受到疫情直接冲击的海南,也因多个省市封控导致游客大幅减少,使得第二季GDP缩水2.5%。
过去几年,北京、上海和广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和最终增幅都和全国水平相当接近,被视为观察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今年初,上海和广东均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在5.5%左右,北京则定在5%以上,随后官方将全国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
从上半年表现来看,除非下半年出现报复性反弹,否则上述三地今年经济增速都难以达标,这也正是多数分析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指出,中国全年经济若要达到5.5%左右增速,下半年每个季度至少要增长8%。
在预测官方将如何加码刺激经济的同时,外界普遍认为,在清零防疫政策未根本转向之前,疫情仍是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变数。
下半年过去近一个月,京沪两地防疫管控未见明显放宽。就在本周,北京还宣布全市酒店不得承办婚宴、生日宴和团体宴席,核心区酒店继续停办会展、论坛和培训活动。上海则在多个区采取“三天两检”核酸筛查近一个月后,宣布将免费常态化核酸检测再度延长至8月31日。这意味着未来一个月,频繁核酸检测依然是上海市民的家常便饭。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7月19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时暗示,现阶段重点是稳就业和稳物价,只要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增加、物价运行平稳,“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罕见地不设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让地方政府从保增长的包袱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保就业和民生。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各地面对的是更繁重的防疫任务,当高压防疫导致消费复苏缓慢、企业裁员倒闭、居民收入减少,稳就业和稳物价又从何谈起?
以上海为例,这个经济中心在今年第二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12.5%,成为全国唯一失业率达到两位数的省级行政区。即便在6月解封后,7%的调查失业率仍比全国平均线高出1.5个百分点,凸显经济疲弱对就业的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脚步越来越近,中国最大两个城市的防疫压力有增无减。从目前形势来看,要确保疫情受控,很难不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但经济放缓对民生带来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又成为决策层要应对的棘手挑战。
当防疫管控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时,谁是第一经济大市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对老百姓来说,GDP只是一串数字,唯有当它们转化为手中的饭碗、兜里的钞票时,才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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