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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循环:土地财政 土地资本 房炒不住 混改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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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6 02:28:4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房地产为何“永远上涨”?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21-05-1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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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6个

#土地财政 1个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给整个世界都造成了持续的负面效果。具体到我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托底国民经济而启动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地产经济经历了对国民经济效应由正到负的过程。前篇笔者由“深房理”事件引出的《房住不炒为什么失效?》一文,谈到深圳之所以“房住不炒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是因为运动式治理在房价问题上的失效。今天,笔者想顺着财政和城市经营的脉络,说说更加一般的地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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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制下的财政联邦主义
说到财政问题,我们仍然由行政发包制引出。重复一个前篇的话语,行政发包制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钥匙,也是目前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逐级行政发包-承包的背景下,我国的财政状况在事实上处于“财政联邦主义”的情形。

我们去年曾多次提及一个概念,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实际上,所谓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指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像公司一样,把收益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对可以量化的工作、投入产出高的工作热情满满,而对其他工作兴致缺缺,甚至消极怠工的情形。从财政方面来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行政发包制之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派生了财政联邦主义的事实,而财政联邦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公司化。

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源起于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效法苏联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的计划体制,但苏联体制是U型的,也就是国家计委和苏联中央62个工业部直接垂直管理,控制指令细化到每一个生产环节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机动性非常小,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渊源和政治文化传统。

所以各级领导人纷纷向中央反映,中央对经济系统的过死变成了条条专政,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于是有了1958年大规模的体制下放改革,将原本大量属于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同时下放了计划,基建分配,信贷财税的权力。与之相配合的,则有当时发生的大区一级机构撤销、“五马进京”。

然而正如之前的研究者所归结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概括的那样,1958年的大规模下放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井喷式的基建项目和新建许多小工业。但是这样的一种井喷,伴随而来的就是计划失控,生活上混乱和流通领域的通货膨胀,这是大规模的经济乱象,如果结合国家建立未久、国际局势变化,甚至有危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因此1959年,经中央研究,对地方的分权紧急刹车,全面收回下放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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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收——放”的过程又经历了多次。但并不能因此归因说我国的央地分权的实践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对中国这样无论是空间上、人口上都规模极大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本身就意味着沉重的治理负荷和巨大的复杂性。因此,每次“收与放”的过程,都是经验的积累和制度设计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一些人攻击我国建国后一直处于静止状态,没有进步而是治乱循环,属实毫无道理。

最终,经过统收统支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财政包干制度(即地方缴足给中央的利税,余财自留),在分税制的出台后,在财政方面形成了准联邦的模式。

在这方面,我国自己探索出的模式与苏联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以经济控制为例,至70年代末,我国中央计划直接控制的产品数目为791种,其余的产品控制和分配权都在地方政府,而同一时期的苏联,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62个工业部委负责规划和协调4800个计划以及1,200,000,000种产品。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就已经完全走上了和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

借鉴美国学术界对大型企业的组织模式研究,学界将苏联式的国家结构称为“U型模式”,即决策在最上端,执行在终端,中间层只有信息传递的功能,是顶层指令“一杆子捅到底”的;将我国的国家结构称为“M型模式”,即存在顶层(中央)、中间层(即各级地方政府)和执行层(基层政府和组织机构)三个方面,存在交叉与融合,根据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结构更加稳定。



对土地财政的刚性需求
上文笔者介绍了我国所事实存在的财政联邦主义结构,下面笔者将着重介绍近些年所流行的“土地财政”这个概念。

所谓土地财政,其实是一个不太严格的说法,是传媒界将学术界某些概念未加限定和准确描述就提炼、放大到大众传媒的产物。在传媒界看来,所谓的土地财政,就是“卖地”获得的政府财政收入,但其实土地财政收入,不仅仅包括卖地,也包括其他基于土地的利税收入。近些年,随着房价的一路走高,越来越多的人由单纯的“骂开发商”,逐步认识到开发商也有由土地出让价格所决定的“楼面价”,因此“对象前移”,更进一步地开始声讨土地财政。

实际上,从国际实践来看,土地财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同行的规则,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地方的财源普遍来源于土地性收入。因为和商用住宅的价格直接相关的,是这一住宅所附带的公共服务的水平高地,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教育、公共医疗、道路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绿化和园林等。缴税高的地区,自然会得到更加充裕的财力进行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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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的,通过住宅区分承担能力的“人头税”。只不过,由于我国缺少成熟的房产税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只得通过不断抬高新地块的价格、出售新的地块获取利税。这个过程中,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扮演的是城市建设税的角色,而房地产开发商则扮演了包税人的角色,通过一次性付清应缴税额,而且是以支定收的应缴税额,获取了对新市民群体的征税权力。

土地财政的形成,其实与传统的中国国家制度惯性有深刻的共鸣。熟悉明史的朋友多少都应该了解明初的“空印案”,这实际上是地方需要预留机动财力而朱元璋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的深刻矛盾的爆发。到了明代中叶,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后,征税改征白银,这就出现了“火耗”。到了清代中叶雍正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将地方政府的财力大大削弱,但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为解决地方武装的军费,各地方纷纷开征各种各样的“厘金厘捐”。

这样的事实一再出现,表明其中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刻逻辑,即传统上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必须要预留有充足的自有财力,以方便及时应对各种意外支出,毕竟如果干等中央的拨款,缓不济急。而火耗银和厘金对地方政府来说恰好是一种可以随意调整征税规模、丰俭由人的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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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苏联也要吸收不少沙俄时代的治理经验方法一样,文化深处的路径依赖往往是难以摆脱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无限责任的政府更加深刻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随时随地的预留财力,以应对远比历史上要求更加纷繁复杂的治理目标和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现在的房价现象与远在1958年的大跃进在背后的本质特点是一致的。

而从80年代末以来的结构性变化,则愈加助推了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原本,地方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一件事是经营企业。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失真的,企业职能无法正确区分,地方政府采取发包社会职能给企业,同时也给企业提供大量订货,拉动生产,维持企业盈利,但这样的经济结构,供给面和需求面都是远远失真的。这导致我国在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不断地出现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转轨,预算约束由软性转为刚性,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救助也“拨改贷”,拨款改为贷款,特别是将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公司化经营,不能再因地方政府的需求而随意给企业贷款。这使得地方政府再难通过其辖区内的企业执行社会治理目标,地方政府不得不亲自上阵。(多说一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真的休克死了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视大量国有企业扮演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提供者这一角色,这些企业的市场化和破产,导致社会服务体系总崩溃)

转型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通过对城市的经营,或者说营销,推高城市土地的价格,将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取土地出让金,用土地出让金进行建设和支付公共服务的价格。



卖地经济的危机
自货币化改革住房制度以来,土地财政逐步成为了全国市级政府攫取财力、建设城市和发展的核心动力。不要说什么某上市公司卖了两套房子就扭亏为盈的例子,几大网红城市(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卖地获取了维护城市网红的建设开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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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卖地这样的政府间接性征税行为和它助推的“房价永远涨”,已经深刻的戕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房价高企造成了宏观部门和居民部门两个方面共同的福利损失。

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去年以来,这个调子已经修正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投入的,而地方政府投入又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深刻绑定。各个地方的财力现在犹如天差地别,以同为千万人口的副省级城市为例,今年杭州市的公共预算支出2000亿,政府性基金2000亿,而哈尔滨市公共预算支出1000亿,政府性基金收入300亿,如此悬殊的财力差别,导致如果无视差异的推行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那么这样的均等化就是一句空话。

而基于土地价格的差别,缔造了空间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是由土地资本化所奠定、公共服务体系水平差异所塑造的深刻的不平等。在全国共同市场的作用下,甚至制造了衰落地区的加速衰落。

从“七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存在人口加速流出的现象,青壮年纷纷前往东南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定居。而土地价格的高涨,意味着许多外地青年在发达地区的落户,是需要父母的支持的,也就是说父母需要卖掉老家的房子以提供资金。从宏观上,这导致了相对衰落地区的资本流出,甚至是卖掉房子后形成的资产价格挤兑,典型如某些白菜价地区,而发达地区获得了流入的金融资本。

但这样的流入对发达地区也并非是一件好事,这些发达地区,特别是其城市政府极易因此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的“荷兰病”,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过度透支本地土地资源,脱实向虚。同时在治理能力上,更多的是通过充足的财力来支付公共服务的价格,而在具体治理能力上是存在塑造形象之下的虚构,虚虚实实,几分真几分虚,但总之就是不好好面对事实。因为面对事实对城市形象是有损害的。最近的“福豹”“瞒豹”就是某些刻意进行城市营销的地区另一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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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对居民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居民部门因两次半的房价上涨,形成了高企的宏观杠杆率,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无力。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就是信号指令,然而房子的问题导致了信号的消失。笔者许多五道口出身的朋友,纷纷走上金融业这道路,恐怕与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是深刻关联的。这在将来甚至会导致某些原有机会的消失,我们这代人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土地财政与公共服务投入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稍微了解一点地方政府的朋友们,大概都听说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多跑一次”,许多地方政府自2016年起开始开始推进行政效能的提升,但行政效能的提升,背后与薪酬待遇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基层单位来说,晋升空间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多干活,防止出现“鞭打快牛”后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需要提升基层的薪酬待遇。

而公务员的薪酬在整个“吃财政饭”的公共服务人员中具有定价基准的性质,公务员薪酬一旦上涨,教师、医生、高校和科研院所、社会事业单位等部门的薪酬会普遍上涨。而上涨的薪酬,属于地方自筹财力,地方的自筹财力哪里来?土地财政。

所以这就构成了“房产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开支上涨——需要更多财力——土地财力再涨”的循环,许多深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就犹如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只不过,许多深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由于有新增人口流入,存在资本净流入,依然可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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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在经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已经到不应再以单纯的经济指标衡量发展的时候。发展应该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是每个人或至少社会总体福祉的增加。

美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哈维·莫罗奇曾研究过美国二战后的城市增长,他研究认为,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权力精英和商业精英所媾和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维系城市的经济增长,以从其他地区获取企业生产投资和就业机会,这个过程并不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获得的原始创造,实际上是国土空间尺度下的重新分配。这样的城市化,必然导致一城发达,周边塌陷。的确我们看到,美国东海岸和加州沿海的发达,是以锈带的彻底失败为代价换来的。


房产税与转型

自新常态以来,国家以推动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期待以中心城市通过价值链的基准定位,产生集群效应、扩散效应,拉动城市群的发展。但这首先要平衡龙头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财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机制,应该是通过房地产税来给房产和土地定价,停止现在这种龙头城市通过形成泡沫和资本吸纳,掠夺次级城市的情况。

2021年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四部门的联合碰头,意味着房地产税箭在弦上,进入到加速推进阶段。

当然,房地产税即便推出,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夕阳、房地产价格的崩盘,它只是只是基于以支定收,重新确立城市的资产定价,重新确立城市的资产定价,抑制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的流通,也会缓解中小城市的资本流出和中心城市的地产泡沫。至于更进一步的形成围绕“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居民社区和村镇”体系下核心支撑的国土空间体系,和为这一体系服务的发达基础设施和高效公共服务体系,则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推进的。

PS:这几天会再发一篇其他作者关于房产税的文。



参考文献: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治理》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哈维·莫罗奇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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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5 15:05:07 | 只看该作者
财政部: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虚增土地出让收入
来源: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2年10月15日 08:51
(原标题:财政部要求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怎么看?)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下称《通知》),针对当前个别地区或部门未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出现“三公”经费不降反增、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

《通知》从预算编制执行、“三公”经费执行监控和公开、支出标准体系建设、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加强相应管理。其中,《通知》还要求防止虚增财政收入与严控一般性支出一体推进。明确严禁通过举债储备土地,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不得巧立名目虚增财政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缺口。

一些市场人士比较关注“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这一提法。对此,有专家告诉第一财经,土地出让收入虚增现象此前就有,而今年土地市场比较低迷,国企拿地增多。但是,如果国企购地目的是虚增土地出让收入,这种情况是违法违规不可取的。

比如,审计署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审计了29个省本级、200个市本级和709个县2008年至2013年土地出让收支情况,其中,问题之一就是通过收入空转等方式虚增1467.78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地方政府性基金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即土地出让收入)3370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5%。多位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这主要受今年楼市低迷,开发商资金紧张等影响。

一位地方财政人士告诉第一财经,一些地方国企拿地虚增财政收入,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预算或者充实国企资产。判断国企拿地是不是虚增财政收入,主要还是考虑资金来源和用途,如果国企拿地的资金是来自财政拨款资金,或者国企自有资金买地后的收入财政又通过其他渠道返还,基本可以判断属于虚增土地出让收入。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今年以来,受房地产持续低迷以及部分房企出现风险的影响,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叠加留抵退税导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部分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采取了通过城投和其他国企拿地的方式以弥补收支不足,一些地方拿地企业中的国企、央企占比甚至较高。具体而言,由城投或其他国企拿地,资金流向政府性基金预算,表面上看是收入,但实际上部分城投现在的经营现金流相对较差,不具备土地开发能力以及基于市场考虑不愿意开发土地,从而导致看似土地出让收入增加但土地仍然闲置的情况,即土地出让并非基于市场需求。

“总体来看,上述情形可以通过这些城市拿地的企业性质分析出来。这种方式不是真正基于市场需求,将城投和国企当做解决财政收入的平台,会影响国企和城投的正常经营,降低其经营效率;而且城投债务也即将迎来高峰期,将导致城投风险和财政风险交织。”罗志恒说。

同时,《通知》还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减税退税降费政策,确保应减尽减、应退尽退,依法打击各种偷税、漏税、骗补等行为。

今年为了给企业纾困,国务院实施力度空前一揽子税费支持政策,成效明显。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合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4万亿元。多位专家表示,大规模税费支持政策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对助推经济平稳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也在短期内造成财政减收,但中长期看是涵养水源,有利于经济行稳致远。

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要求,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更好节用裕民。不少地方加大了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力度,这也有利于缓解当前财政收支矛盾。

上述《通知》还要求,2023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继续按照“只减不增”安排,地方财政也要按此原则从严从紧安排“三公”经费。

另外,《通知》还要求,做深做细过紧日子情况评估。中央部门要继续按季度评估本部门落实过紧日子情况,从制度建设情况、一般性支出情况、“三公”经费情况、支出标准建设及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财政部门要将评估结果与相关单位预算安排挂钩。

《通知》称,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加强属地中央预算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管,重点关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和培训费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职工福利、年底突击花钱、违规兴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问题。同时,加强对属地虚增财政收入的监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问责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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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16:55:33 | 只看该作者
唐山房价,怎么就撑不住了
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07月08日 21:35:36 来自北京

未来几年,唐山经济转型的压力依然不小

7月5日,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宣布推出“一人购房全家帮”政策。这一消息让唐山短时间内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让人意外的是,两年前房价上涨幅度一度在全国夺冠的唐山,楼市已经接连数月“跌跌不休”,甚至有媒体称“唐山房价已经跌到谷底”。

不少业内人士分析,唐山楼市“跌跌不休”背后,是转型困境带来的收入端下降。

唐山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左右等任务。

唐山未来几年的目标则是:到2025年在全省率先进入GDP“万亿俱乐部”。那么,对唐山来说,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

“原来太疯狂了”

唐山房价是否真的跌入谷底?

不少唐山本地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原来太疯狂了”“去虚火而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近一年来,房价一直在阴跌,市场交易非常冷淡,想买房的刚需,也在观望。”唐山一位本地中介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虽然是否跌入谷底存在争议,但房价“跌跌不休”,市场交易异常冷淡,却是唐山楼市真实的写照。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5月份,唐山新建商品住宅均价8606元/平米,环比下跌0.42%;二手住宅成交均价11027元/平米,环比下降0.84%,同比下降6.65%,已累计15个月环比下跌。

此外,在2022年5月,唐山主城区的成交规模环比、同比双双下跌一半左右。

具体楼盘看,比如唐山一中附近的楼盘万科金域缇香,在价格高峰期,二手房售价一度达到3万元/平米,但最近该楼盘的挂牌价普遍在2万元/平米左右。

然而,就在两年之前,情况完全不同。

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9月,唐山二手房均价一度同比涨幅连续11个月超过1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2020年5月至7月,唐山新房销售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分别达到15%、15.3%、16.1%。8月,唐山房价更是领涨全国,新房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4%,二手房同比上涨14.6%。

那个时候,整个唐山房地产市场火热,“地王”项目频出。2020年5月,开发商荣盛以楼面价14010元/平米的价格,拿下了凤凰新城一宗地,溢价率高达43.25%。然而不到一个月,唐山就出现新“地王”,楼面价高达16000元/平米。

2020年9月28日,唐山甚至因为楼市过热,公开表示要遏制投机炒房,打造城市低房价优势。

“低房价优势”这一口号,长沙也提出过。但事与愿违,与长沙楼市一直保持平稳完全不同的是,此后,唐山楼市状况急转直下。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这与唐山市场供求关系快速的变化有关。

2016年,北京调控政策出台后,大量北京及环京中介开始向外拓展资源,唐山因此迎来大波投资客。唐山的房价,也在此后水涨船高。

2017年4月开始,唐山限购政策相继推出,非本市户籍在中心城区购房需提供一年以上的纳税证明,本市户籍人群拥有2套房及以上也要限购,且中心城区房子不能超过一套。但此时,京津地区外溢到唐山的投资客,已经消耗了大量本地房产库存。

因钢铁而繁盛,也因钢铁而阵痛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唐山房价之所以最近一直在阴跌,除了短期投机需求退潮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需求端受到影响。

“本地产业经济跟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息息相关,收入下降会影响到购买力,也会引起房地产市场回调。唐山钢铁产业的现状,实际上对于楼市产生了不小影响。”严跃进坦言。

多年来,唐山的经济一直处于河北省“老大”的位置,而唐山之所以能坐稳省内经济“老大”,与钢铁产业息息相关。

2021年,全球粗钢产量是19.5亿吨,中国排第一,产量10.3亿吨。印度排第二,产量1.13亿吨,而唐山一个市的产量就有1.3亿吨。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一个产业长板过长,也间接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2021年,唐山的钢铁产业创造的增加值为2534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61%,占全市GDP总量的30.8%。

唐山如今的支柱产业仍然是煤炭、水泥、钢铁和陶瓷等“四大金刚”,在GDP中占据约85%的份额。

因钢铁而繁盛的唐山,也因钢铁而阵痛。

近几年,唐山成为淘汰过剩钢铁产能的重点城市,而从最近的情况看,唐山还远远没有完成淘汰钢铁产能的任务。

今年6月2日,唐山市政府对外发布的“1+3”计划要求,今年年底前钢铁企业全部完成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100吨以下转炉升级改造。

该计划还要求,到今年年底,相关钢铁企业数量控制到22家左右;到2025年底,全市的长流程钢铁企业数量控制到20家以内。

根据《唐山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截至2017年底,全市有钢铁冶炼企业40家。这意味着,唐山炼钢企业将被砍掉一半。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淘汰落后、过剩的钢铁产能,对唐山影响巨大,唐山因为钢铁工业比重过大,恢复和转型的难度也会更大。

“唐山民营钢铁占比较大,淘汰落后产能后,整个区域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牛凤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在“双碳”目标下,钢铁产业注定面临转型的宿命,唐山未来经济转型可能面临新一轮阵痛。

曾经与唐山处于同一赛道的城市,纷纷发力高附加值新兴产业。自从2013年GDP突破6000亿元大关之后,直到2021年,唐山GDP才突破8000亿元。而当年与唐山不相上下的南京、宁波,早已是“万亿GDP”城市。

2010年,唐山GDP全国排名第18,长沙排名第23,合肥第46。在唐山为钢铁去产能头疼时,长沙发力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合肥更是全面投资半导体等新兴产业。

到2021年,长沙GDP全国排名第15,合肥排名第19,均超越唐山。

未来几年,唐山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同样不小。

当然,唐山近年来经济也并非没有亮点。

比如2021年, 唐山港 完成货物吞吐量7.22亿吨,在全国所有港口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超过广州港。唐山港也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煤炭输出港。

最近几年,唐山还培育了一家千亿级的半导体公司——紫光国微。2021年,公司的营收达到了53.42亿元,净利润高达19.54亿元。紫光国微的市值也逼近1200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唐山未来的路,还要依靠京津冀一体化和创新驱动。他说,“近几年京津冀一体化,有的河北城市做的不错,比如说沧州,承接了北京的医药产业,取得不错的成果。”

如何吸引这些产业和人才,似乎成为唐山转型必须直面的。


2021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9次报告》。在这份榜单中,唐山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第51位,营商硬环境排名第87位。

相比第27位的GDP排名,唐山营商环境第87位的排名,令人唏嘘。

唐山的营商环境,不仅在这一份榜单中排名不佳。

2020年,21世纪经济研究院对全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做出排名,唐山排名第98位。

“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综合水平的体现。经济的转型与现代化,与当地营商环境息息相关。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离现代化距离太大,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牛凤瑞说。

作者:赵越(zhaoyue1@china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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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南京银行“风暴”:行长,谣言,与城投债
21金融圈


2022年07月08日 17:17:47 来自广东省  节选






作为综合经济实力雄厚的省份,江苏城投主体数量、城投债发行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多年以来一直采用举债发展模式。

虽然当地政府负债率普遍偏高,但江苏毕竟是发达地区,资金盘活能力和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都比中西部地区强,所以在负债率较高的情况下,相比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城投的偿付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所以多年以来,金融机构趋之若鹜,当地的金融机构更是凭借地缘优势,靠大干城投资产发展壮大。包括南京银行在内的多家本地法人行、大行及股份行的江苏分支机构的成长史也少不了城投业务的这一页。

不过在2018年以后,多家银行纷纷表态向小微零售业务转型,城投与银行业的共同成长史也被淡化。

深陷地产确为谣言

据记者观察到, 此次南京银行风波中,至少有两则出自独立源头的谣言传播,同时南京银行启用新章的公告,又在7月1日加重了部分投资者的担忧。

南京银行方面在谣言尘嚣日上之时发布澄清公告称,“近日,网传南京银行有关不实信息。公司郑重声明:相关信息为恶意造谣,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南京银行还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经营发展良好。

似乎是为了“自证清白”,南京银行随后率先发布了2022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成为第一家公布2022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快报的A股上市银行。

数据显示,报告期末南京银行资产总额19146.22亿元,较年初增幅9.47%;净利润101.5亿元,同比增长20.06%。截至报告期末,不良贷款率0.90%,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95.17%,保持基本稳定。

此外,南京银行首次在业绩快报中披露了关注类贷款占比与逾期贷款占比。具体来看,关注类贷款占比 0.83%,较年初下降 0.39 个百分点;逾期贷款占比 1.18%,较年初下降 0.08 个百分点。

涉南京银行网络传言主要有“南京银行及背后城投深陷丰盛系”、“土地依赖度高,实际情况比河南还惨”、“对公部门40%左右为房地产贷款”。记者也就此展开了调查。

“丰盛系”危机指的是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名为“南京建工产业集团”)在2018年爆发债务危机,涉及金额12.8亿元。

记者综合多位南京银行人士的看法,丰盛系对南京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并没有构成严重影响。此外,该行的房地产业务无论是开发贷还是按揭贷款都“较为克制”,并且业务量在对公业务占比也绝非网传的40%这么高。

根据南京银行2021年年报,截至上年末,南京银行对公贷款中,地产贷款374.15亿元,地产贷款仅占对公贷款的6.78%,政府平台贷款590亿元,仅占贷款总额的7.47%。7月3日发布的上半年业绩快报披露,母公司房地产贷款余额1293亿元,占比14.5%;其中,公司类房地产贷款461亿元,个人按揭贷款832亿元。

“董事长出身人行、也担任过南京金融办的主任,对合规非常看重,行内也经常强调‘合规第一线’,确实没有逾越红线去做房地产业务。”一位南京银行人士称,如果“猛干”房地产,南京银行的资产总额可能早就超越2.5万亿元了。

多位南京银行业务人员也表示,谣传中的三胞集团等民营企业债务危机,其实已经存在多年,而且债权较为分散,多家金融机构受到牵连,而南京银行并非大的债权方,对资产质量冲击有限。

中小银行风险暴露影响尚存

由于金融市场关联紧密,通常来说,如果机构出现异动,相关资产的成交和价格变动亦会有所反应。

据记者统计,在业绩快报发布后,南京银行多笔债券、同业存单成交量激增。

如南京银行在今年3月发行的金融债“22南京银行01”,在7月4日、7月5日分别出现31笔、28笔成交,成交金额分别为16.8亿元、17.8亿元,此前各交易日发生的成交笔数均为个位数;而“21南京银行01”自7月1日以来合计出现107笔成交,成交金额超过50.79亿元,占近三个月以来成交总额的比重达到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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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到期收益率来看,截至2022年7月5日南京银行发行债券与同业存单的收盘YTM较6月末有所上升,但增幅在10%以下。

“市场对之前南京银行的高管变动没有太大的反映,二级债略有砸盘但没有影响到整体态度。”一位长期从事债市研究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然而,某银行资金中心从业人员向记者直言,近期中小银行同业存单、信用拆借均面临较大压力,“部分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使得国有大行与大型金融机构调高了对手方预期,很多中小银行被出库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数据梳理了7月6日各大银行发布的同业存单发行情况公告,在72家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中,32家银行同业存单认购金额未达到计划发行总额,其中上饶银行计划发行5亿同业存单,仅获得认购金额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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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的是,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或合作机构多少也对南京银行表示出疑虑。这与近期个别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不无关系。

譬如,也有机构对于与南京银行的合作表示担忧。有基金业人士四处询问,之前与南京银行的存续业务是否会受到行长辞任的影响。也有理财客户用脚投票,将投资在南银理财的资金转至大行。

有私募业人士对记者评价此事称:“南京银行我感觉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诸多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出现问题,尤其是大股东是民营企业的,客户的存款和理财从中小银行向大行迁徙,是一种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监管部门果断处置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持续大幅下降。但“出险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很小,但其中几家社会影响、舆论影响极其恶劣。”

江苏城投债一票难求

从城投债的表现来看,在“资产荒”不断加剧的当下,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城投债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城投债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信仰”。 此次风波也没有显著影响江苏市场城投债的火热局面。

5月26日,江苏大丰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在25日成功发行“22大丰港CP002”。该债券计划发行总额5亿,实际发行总额5亿,票面利率为5%。

申购方面,该债券中标利率为5%,有效认购倍数59.7倍,其中合规申购家数64家,合规申购金额303.5亿元。

这意味着5亿城投债引来303.5亿资金的申购,有效认购倍数近60倍。

而在南京银行风波之后,江苏省太仓港港口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7月4日发行的中票“22太仓港MTN002”,计划发行总额2亿元,实际发行总额2亿元,票面利率为3.4%,吸引14家机构申购,合规申购金额6.6亿元,同样获得了3倍的有效认购倍数。




“现在买方几乎‘无脑买’城投债。”某买方相关人士向记者直言,在民营地产债风险暴露后,相对风险更低但收益高于国债的城投债成为市场热点,机构尤其热衷于东部全境、中西部省会的城投债。如前述“22大丰港CP002”之所以可以获得60倍有效认购,也是由于其5%的收益相对较高,同时,该平台资产规模在盐城市大丰区位列第二,拥有一定的政府背书。

值得一提的是,6月地方债超量供给后,“下半年配点什么”成为各大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于今年的资产荒问题,海通证券固收团队指出,2022年上半年,信用利差、等级利差收窄,期限利差走扩,票息资产荒再现。而隐性债务管控依然偏严,城投债存在稀缺性,同时,地产债供给受限,产业债净融资未见明显改善,金融债后续供给较为充足。展望下半年,海通证券表示,国资房企和部分转型城投将承接部分民营房企的市场空间,信用债市场中部分高杠杆、低透明度民营房企将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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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
搜狗百科

金融产品([1]Financial Products)指资金融通过程的各种载体,它包括货币、黄金、外汇、有价证券等。就是说,这些金融产品就是金融市场的买卖对象,供求双方通过市场竞争原则形成金融产品价格,如利率或收益率,最终完成交易,达到融通资金的目的。如股票、期货、期权、保单等就是金融资产(Financial Assets),也叫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也叫有价证券(Securities)。
       
Financial Products
定义       
指资金融通过程的各种载体、它包括货币、黄金、外汇、有价证券等
相关概念       
金融市场

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指的是各种具有经济价值,可进行公开交易或兑现的非实物资产,也叫有价证券,如现金、汇票、股票、期货、债券、保单等。比如:我们可以用现金购买任何商品,包括金融产品;我们可以到银行承兑汇票(变成现金):我们可以在相应的金融市场任意买卖(交易)股票、期货等;我们持有的债券、保单等到期可以兑现(变成现金)。

例如,张三前年看好股市,变卖房产用三百万现金购买了股票,如今他的股票市值还不到两百万,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张三决定变卖股票购入保险。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在不同的金融产品中转变和存在。

2一物四名
所谓“一物四名”指的是同样的金融产品,根据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作用等,有四种不同的名字,即金融产品、金融资产、金融工具和有价证券。

以股票为例,对市场而言,股票是金融产品;对发行者而言,股票是融资的工具;对交易者而言,股票是投资或投机获利的工具;对公司财务而言,股票是金融资产或有价证券。

至于说如何称谓一个金融产品更为合适,要看其内涵和具体情况。

3产品产生
金融及其产品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固有的。金融、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犹如一粒树种,在合适的土壤和时空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成长起来。

金融产品是金融社会的产物;金融社会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金融产品是由农业产品、工业产品衍生而来。

金融及其市场和产品并非虚拟也不应该是虚拟的。金融产品应由实物资产演变而来。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金融产品都是由实物资产演变而来。以股票为例,长城有限责任公司将其1,000万的实物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变为拥有1,000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这样,长城公司就拥有了金融资产或金融产品。以后该公司和金融机构还可以将股票进一步演变为股票期权、期货等。

4金融与树
金融及其产品的演变过程好比树叶是由树枝而来,树枝是由树干而来,树干是由树根而来。它们环环相扣、丝丝相连、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事实上,金融的一切同树如出一辙,因为树乃天地规律的集大成者,金融树乃金融规律的系统集成,金融就是树!

5产品分类
金融至少看似行影无踪,变化无常,错综复杂,缤纷凌乱,因此,金融产品的划分也是多种多样。因时间有限,现简述如下。

首先,金融发展是一环扣一环,循序渐进的,因此金融产品可分为基础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和衍生(高级)证券如期货、期权等两大类;其次,根据所有权属性,金融产品又可分为产权产品如股票、期权、认股证等,和债权产品如国库券、银行信贷产品等两大类。

前者是产权关系,后者是债权关系。再者,根据预期收益判断,金融产品又可分为非固定收益产品如股票、期权、基金等,和固定(也叫结构型)产品如各种债券和信贷产品。最后,根据时间长短,风险程度和交易场所等,金融产品又可分为短期产品、长期产品、低风险产品、高风险产品、货币(市场)产品和资本(市场)产品等很多类别。

6产品创新
我们经常听到“金融创新”,现实中,金融创新更多的是金融产品创新。

近30年来,创新是最时尚的。华尔街的“精英们”更不甘落后。他们绞尽脑汁,不断花样翻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结果导致美国这棵金融大树严重失衡,不堪重负。

这就是这次华尔街几近“自我毁灭”的系统和市场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民众很不情愿救华尔街的原因之一。金融创新是好事,应予鼓励,但不能违背金融规律。

7构成要素
一个金融产品是一系列具体规定和约定的组合。虽然不同的金融产品有着不同的具体规定和约定,但是,每一个金融产品通常都应具备至少如下方面的内容。

1.发行者

任何金融产品都必需有其卖主,即发行者。债券的发行者就是债务人,没有债务人的债务关系自然是无法想象的。股票也一样,必需要有特定的发行企业,这一企业是股票认购者的共同财产。发行者通过出售金融产品取得收入,但不是任何个人或企业都可以向社会发行金融产品取得收入。与这样的金融收入相对应,发行者要承担下定的义务。

为了保证这些义务的履行,大多数金融产品的发行者在发行时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在发行后要接受金融管理机构和投资者的监督(如信息公开、业务活动的某些限制等)。

筹资企业在设计金融产品时首先要弄清楚,有权发行哪些产品。投资者也一样,在认购金融产品之前要明确对方有没有权利发行这样的产品。

2.认购者

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从金融市场上购买他想买的任何金融产品。有些市场(如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只向一小部分金融机构开放。因此投资者在认购某一金融产品之前,首先应当了解自己有没有权利购买这一产品,企业在发行某一金融产品之前也应当知道这一产品的可能投资者以便估计潜在的资金来源。

3.期限

金融产品的期限有长短之分,在一般情况下,货币市场上的产品期限比较短,资本市场上的产品期限比较长。

金融产品的期限还可分为有限和无限。大部分债券和所有的货币市场产品都是有期限的。至于股票,从理论上说是无期限的,其存在的时间和企业存在的时间同样长。

筹资企业应当根据需要选择适当期限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也一样,认购的金融产品期限应当根据其资金的可投资年限来决定,过短或过长都分别要冒利率下跌或上升的风险。

4.价格和收益


金融产品
价格是金融产品的核心要素。因为筹资者出售金融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相当于产品价格的收入,投资者的投资额正好等于他购入的金融产品的价格。

在金融产品的价格上,应当区分票面价格和市场价格。

票面价格是合同中规定的名义价格。债券的票面价格通常相当于本金,与票面利息率一起构成每期利息额的依据。股票的票面价格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用于计算企业的注册资本额。

市场价格是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成交价格,相当于认购者实付,发行者实收的价格。

市场价格还有一级市场价格和二级市场价格的区分。一级市场的价格和票面价格有一定的联系。如债券的票面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别、债券的偿还方式、债券的偿还期限长短等因素。但在二级市场上,市场价格的变动不再受票面价格的限制。

收益率是金融产品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它表示该产品给其持有者带来的收入占其投资的比率。金融产品的收益包括两种:一是证券利息收入,简称收人或经常性收入,二是资本增益或损益。利息收入是指在金融产品持有期内获得的利息收入,如债券按期支付债息的收入或股票按期支付股息的收入等。资本增益或损益则是指由于所持证券价格的升降变动而带来的本金的升值或减值。

5.风险

一般都把风险看成是一种危险,或看成一种带来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性。可以认为金融产品的投资风险是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预期收益损失的可能。在市场上存在着四种风险与收益组合而成的投资机会:

(1)高风险与低收益。

(2)低风险与高收益。

(3)高风险与高收益。

(4)低风险与低收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获取高的收益,就必须承受高的风险,高收益必然伴随有高风险。但反过来,若投资者承担了高风险,却不一定能确保高收益,因为高风险的含意本身就是不确定。高风险的结果可能是高收益,也可能是低收益,甚至可能是高损失。收益显然是以风险作为代价的。

6.流通性

流通性是一种资产转换为货币的能力,某种资产一经需要可随即转换为货币,交易费用很低,且不承担本金的损失,该资产就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反之,资产的流动性就较低。

绝大多数的金融产品都可以在次级市场上自由流通,如私人持有的普通股票、债券等。但也有一部分金融产品不可以流通,或者在流通时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如平常的定期存折不能流通,用作抵押担保的金融产品以及所有在发行时规定不可流通的产品。还有一些金融产品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流通。

流通性是金融产品的一大质量指标,那些不可流通的金融产品在市场上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发行。同理,即使是可以流通的金融产品,如果其流通条件很差(如日成交量特别小),也只能以较低的价格流通。

7.权力

金融产品作为一种财产权凭证,可以赋予持有人与该产品类别相对应的权力,比如债券持有人作为债权人,拥有到期时获得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以及公司破产时剩余财产的优先索偿权。股票持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有权参加股东大会,有权选举公司董事以及有权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等。

参考资料:
1.
银行不得误导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
2.
财经观察:价格连涨 市场动荡推动黄金“走红”
人民网[引用日期202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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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土地依赖症源于传统模式增长惯性
2014年04月17日14:12    来源:深圳特区报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当前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风险。最近《中国经济周刊》的一项研究,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尽管在研究方法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这项研究为过去人们的感性认识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数量标准。从研究得出的数据看,不仅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土地依赖度较高,而且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依赖度也很高。这再次证实了,不少地方政府债务高度依赖于土地带来的收入,患上了“土地依赖症”。

  之所以出现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高度依赖,表层原因是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地方承担的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度约束下,就找到土地生财这条路。随着征地带来的巨大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愈来愈情有独钟。

  但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中,要素如何配置、价格如何确定,都是由市场说了算的。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增长方式,却在两方面扭曲了市场:一是政府把要素配置天然地视为自己的本职,在重要资源配置上处处都有政府的身影,这其中就包括土地。二是地方政府过多承担经济增长的职能,包括招商引资以及产业扶持等。这些职能的履行都需要财政支持,这是政府财政支出缺口的主要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干预市场并且承担过多经济职能,加大了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从而形成对土地财政的强大需求。

  客观地看,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已经很难再走下去。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大量地方债风险,这些风险与房地产风险交织在一起,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出路在哪里?有人说,地方土地财政的利益格局短时间难以打破;也有人说,如果中央地方关系不理顺,地方土地财政难以改变。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厘清地方政府的职能入手,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职能;让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真正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让市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地方政府的这个转型没有突破,那么,土地财政利益会越来越坚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会越来越难。(匡贤明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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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京沪粤没有地产投资依赖症
李木子
2014年08月13日06:56    来源:证券日报-资本证券网   

  两份数据令依赖地产投资省市“现原形”

  土地财政、地产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畸形的一环,虽然地产投资依然是固定投资中重要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地产投资。

  根据统计数据整理获得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后发现,固定投资中对于地产投资依赖度排名前十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海南、贵州、重庆、广东、浙江、福建、云南、辽宁。如果以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排,前十名则为海南、贵州、云南、重庆、福建、辽宁、宁夏、安徽、浙江、四川,相比第一份排名,上海、北京、广东已被排除。

  这两份数据说明,海南、云南、重庆等地经济发展比较倚重房地产,那为什么上海、北京、广东的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高,但却又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呢?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记者,北京、上海、广东的产业体系十分完善,尽管房价比较贵,但这些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度并没有那么高,泡沫相对也比较小;而像海南、云南等地,由于产业体系不够完善,经济发展对房地产的依赖度相当高,形成了一定的泡沫。

  从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找到北京对房地产依赖下降的证据。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4%,占地区生产总值(GDP)6%。这一比重较上年同期降低了0.8个百分点,显示出首都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有所下降。今天上半年,在北京民生投资领域,比保障房投资增长更快的是地铁、水务。上半年,地铁建设站点在京城大面积铺开,带动轨道交通领域增长。轨道交通投资完成149.9亿元,同比增长23.7%,高于全社会投资17.1个百分点。再生水厂加快建设,上半年北京水务领域完成投资152.7亿元,同比增长56.1%,高于全社会投资49.5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产业发展体系相对完善,形成多个增长点带动经济发展,对地产投资依赖较小,另一方面,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城市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城市,而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省份,也会出现对地产投资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

  戴德梁行高级董事、北亚区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陶汝鸿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忽略了城市配套和城市交通建设。针对以上问题。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城镇化,需要有完善的产业结构、健全的配套设施、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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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省土地财政依赖度:津浙2/3债务靠卖地偿还
2014年04月15日07:54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原标题:23省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浙江依赖度第一 福建第三

近20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地方政府资金、市民生活质量、城市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获得了快速发展和极大改善。这其中的直接贡献便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新的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双重考量和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卖地冲动”,其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甚至是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的主要渠道,即当前被外界所诟病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目前对于“地方债是否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至压缩楼市调控空间、绑架中国经济”等疑虑,各界争论不一,但争论各方却缺少量化标准,更没有一个量化指标。
  量化指标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对于土地财政而言,有了具体的量化数据,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和分析土地财政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准确界定和判断地方债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合理依赖度,为房地产政策和地方债务等重大问题提供分析思路和决策依据。
  报告的数据来源
  从2014年1月23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厅(局)陆续公布了各省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这是全国省级审计部门第一次集中对外公布地方债。
  从公布的审计报告来看,各省级审计部门关于地方债的审计报告基本上使用了同样的报告格式:主要分为“近年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主要措施”、“政府性债务规模及结构情况”、“全省政府性债务负担情况”、“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四个版块。
  而在“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个版块,审计部门公布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二是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三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
  其中,第三个问题,即“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成为各省级审计报告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据统计,29个省份(新疆、西藏、港澳台除外)的审计公告中,在介绍“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有23个省级审计部门都明确将“地方债依赖土地收入偿还”列入其中。
  23个省份的审计机构给出了截至2012年底“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的具体数值或可供测算的相关项数值。该数值反映了土地财政在地方债中的比重,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程度。因此,我们将审计报告中的“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称之为“土地财政依赖度”。
  报告的量化指标的计算方法
  “土地财政依赖度”,即“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的数值,其计算方法为:由“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的总额(即分子),除以“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即分母)得出。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省级审计部门圈定“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的本省份各级地方政府的范围并计算其总额。例如浙江是“省、市、县政府”三级政府;四川的范围是“18个市级、111个县级政府”(即四川省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中,有18个市级、111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其他的则不算在内)。
  其次,省级审计部门再统计出本省份“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有极个别省份如四川,其统计口径不含省级政府债务,只统计了市县两级政府)。
  最后,将以上两项统计数据进行相除,即“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总额除以“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从而得出“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这一数值。即我们称之为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根据上述的省级政府审计部门的公开审计报告及其相关数据,《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研究并发布“我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下称《报告》)。

  23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总览
  北京土地偿债总额第一,浙江依赖度第一
  《报告》显示,从“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总额”的绝对值,即此类债务总额来看,排名依次为北京、浙江、上海、四川、辽宁、湖北、广东、重庆、山东、天津、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广西、黑龙江、陕西、吉林、海南、山西、甘肃,江苏未公布数据。
  从土地财政依赖度,即“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来看,排名依次为浙江、天津、福建、海南、重庆、北京(估算)、江西、上海、湖北、四川、辽宁、广西、山东、江苏、安徽、黑龙江、湖南、广东、陕西、吉林、甘肃、河北、山西。
  23省份最少的也有1/5债务靠卖地偿还
  浙江天津2/3债务要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
  《报告》显示,23个省份中,浙江省以66.27%排名第一;天津排名第二,64.56%。换句话说,浙江、天津两地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都有2/3的份额要靠卖地来偿还。
  浙江省审计厅公布的审计公告中明确指出,地方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2012年底,浙江省、市、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739.44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4133.91亿元的66.27%。
  排名靠前的北京在“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总额”的绝对值上排名第一,但未给出其在相同统计截止日期内占整体债务的相对比值。近些年,北京的地王不断涌现,根据北京市审计局公布,截至2012年底,其土地偿债规模高达3601.27亿元,位列23个省份之首。而截至2013年6月,北京市县两级政府债务余额为6496亿元,最近三年年均增长33%。据此测算,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地方债规模应当在6000亿元上下,即北京市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份额应在50%~60%。
  占比最小的三个省份,分别是甘肃(22.4%)、河北(22.13%)、山西(20.67%)。这意味着,即使对土地偿债依赖度较小的省份中,也至少有1/5的债务要靠土地来偿还。
  土地偿债规模与整体债务占比不完全对等
  广东总量多占比小,海南总量少占比大
  从绝对值来看,23个省份中,北京、浙江、上海三地需要依靠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债务规模排在前三名,分别是3601.27亿元、2739.44亿元、2222.65亿元;土地偿债规模最小的是吉林、山西、甘肃,分别是586.16亿元、268.94亿元、206.54亿元。
  《报告》显示,土地偿债规模与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这两项数据呈现比较紧密的关联性:土地偿债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省份,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也较大。因为容易卖地、卖高价地,才能保证土地偿债规模,也对土地更加依赖。浙江、上海、四川、辽宁、湖北、重庆、山东,他们的土地偿债规模分列第2~9位,其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则分别位列第1、8、10、11、9、5、13位。北京的土地偿债规模排名第一,其占整体债务的比例在50%~60%,排名也靠前。
  但广东例外。广东的土地偿债规模较大,位列第7,但是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占比中排名第17位。据了解,广东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发达,尤其是实体经济发达,有效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饥渴。
  反之,土地偿债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省份,其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中占比大多排在后面。但也有例外。
  海南尽管土地偿债规模小,只有500多亿元,但是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占比中却排名第4。近年来,海南房地产市场十分火爆,尤其是在国际旅游岛概念的推动下,海南岛社会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倚重程度较高,这种局面也在海南的土地债务表上体现了出来。
  广西土地偿债规模只有700多亿元,位居16位,但土地偿债比例高达38.09%,排名第12位。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广西整个的地方债务规模较小,截至2012年底,全自治区(不含乡镇)只有1900多亿元,在所有的省区市中排名靠后,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广西地方债结构中,地方债增长的主力在市本级政府,而广西债务支出中,土地收储支出较大,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储的投入大,对土地收入也会格外依赖,因为土地财政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受益方即是市本级和县本级政府。
  这直接表明,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必然会加大土地的推地规模,乃至不断推出高价土地。而早在2010年,广西南宁的一个地王楼面价格就突破了1万元/平方米。
  报告外6省份对土地依赖度如何?
  部分地区违规采用BT(建设—移交)模式
  除了这23个省份列出的情况外,河南、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这6个省份,以及23个省份未统计的部分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是否就不存在土地偿债的问题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去年以来,河南、贵州、云南等地,卖地的情况也非常活跃。河南郑州一地就曾出现好几宗地王级地块;而在河南南阳、信阳,以及云南昆明等地,去年以来都出现过征地风波。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6个省份的审计报告中发现,这些地方与土地相关的地方债已经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贵州省审计发现,部分地方违规通过BT(建设—移交)模式,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400.64亿元,如修文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分别与4家公司签订BT模式投资合作12.02亿元框架协议。河南、云南、内蒙古等地,实际也大量存在着用土地收入“变相”偿还地方债的情形。
  从全国范围来看,据国家审计署公布,截至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34865.24 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3642.66 亿元的37.23%。
  国家审计署的这一调查是基于全国391个市(地、州、盟、区)、2778个县(市、区、旗)进行的,据此,在被审计调查的市级政府中,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占比高达81%,县级政府也超过5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地方债、土地偿,这是当前土地财政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一是还债渠道过于狭窄,对于部分产业经济发展不顺畅、地方财政收入机制不健全的地方;二是目前土地收入较易获得,由于地方政府是地方土地的唯一供给者,因此在获取土地出让金方面并非难事;三是目前对于地方债的运作仍未成熟,地方政府容易钻制度的漏洞,从而可以实现以土地收入作为偿还担保的目的。
  严跃进进一步指出,地方依靠土地来偿债的比例都不低,这必然将使得全国卖地、乃至地王频出的局面短期内不可遏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大半市、县级政府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普遍性,而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价泡沫越吹越大,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刺破泡沫的决心,结果房价越调越高。
  事实证明,近年来,绑架在土地上的诉求越来越多,市政建设资金、农田水利、保障房等都要土地财政的支撑。负责某市地铁建设融资的企业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地铁的建设资金中,就有大量投入直接或间接来自卖地收入。
  严跃进表示,这就必然造成一种结果,即一方面高价卖地,另一方面低价收地,由此才能满足地方财政对资金的需求,但也最终造成了高房价和征地纠纷,还有违规卖地等情况。
  3月12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公布2013年国家土地督察工作情况,督察发现,地方一些市、县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当前土地管理面临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2013年例行督察共发现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存在2.38万个问题,涉及土地面积20.12万公顷,主要包括违规占用基本农田、违法违规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落实不到位、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违规出让土地、违规利用土地抵押融资融债等六大问题。

  曹建海表示,通过土地赚钱容易,这就让地方政府把精力过度放在经营土地上,而忽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高科技等实体经济产业转向追逐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扭曲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使整个经济体被房地产绑架。
  严跃进表示,土地财政滋生出的风险,最终会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4月9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决定对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宁夏存在的严重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限期整改。这是继2007年以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第二次采取此类的措施。
  越做越大的土地蛋糕
  “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这几乎成为各地审计部门的共识。
  但现实却是,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卖地,并且屡创新高。
  国土资源部今年2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73万公顷,同比增长5.8%,其中房地产用地20万公顷,同比增长26.8%。与此同时,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的地价也在上涨。
  国家统计局3月公布,今年1—2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40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5%,土地成交价款1000亿元,增长8.9%。
  对于地方政府对卖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安徽财经大学教授唐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是由于过去的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对等,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来推动发展。
  与此同时,还有业内人士表示,面对巨大而唾手可得的土地收益,不少地方政府将经营土地当作主要工作方向,甚至冠以经营城市的美名,以至于有些地方除了卖地之外,已经丧失了真正经营城市、发展实体经济的能力。“卖土地已经令有些地方政府不可自拔了。”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指出,土地财政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的惰性和腐败。在无需大的成本时,过于依赖土地收入,而不会在其他收入方面寻求突破。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高达41250亿元,这创出了土地市场有史以来的新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财政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数据发现,2008—2013年,6年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经高达15.6万亿元。
  而且,土地的蛋糕还在越做越大。
  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支出投向中,土地收储债务16892.67亿元,位列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项目的第二。土地收储形成了大量土地储备资产。审计抽查的34个重点城市(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5个省会城市,不含乌鲁木齐、拉萨)本级,截至2013年6月底储备土地16.02万公顷。
  根据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的数据,2013年第四季度,重点监测城市中,地价总体水平为4735元/平方米,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地价水平分别为8157元/平方米、7052元/平方米和889元/平方米。
  而国家审计署审计抽查的34个重点城市,与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中的重点监测城市几乎完全重合(后者只是多了乌鲁木齐、拉萨两地,对地价拉动作用有限)。

  因此,用这34个城市的储备土地乘以土地的平均价格,即可得出这34个城市的土地储备总价值。
  据此,34个重点城市截至2013年6月底储备土地的总市值已经达到7.585万亿元(16.02万公顷×4735元/平方米)。而如果考虑2013年6月之后新形成的土地储备,以及地价仍然在不断上涨的现实,仅34个重点城市的储备土地总市值可能就会超过这个7.585万亿元。如果加上全国其他数千个城市,全国的数据或将更加惊人。
  而仅仅34个重点城市储备土地总市值就远远超过了全国土地收储的投入(16892.67亿元),二者相差近6万亿,土地买卖堪称暴利。一位业内人士就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问道,这么大且唾手可得的既得利益,谁舍得呢?
  财税改革如何破解土地财政困局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虽然有很多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呼吁遏止土地财政,但这些年来,土地财政却不可避免地越滚越大。记者采访还发现,相比于过去几年,当下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介入程度也越来越深。
  分析人士指出,其实深入分析土地财政的幕后,毫无疑问是政府这只手伸得太长了,直接卷入到经济利益的纠纷之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安徽财经大学教授唐敏建议,一是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及其支出责任,使事权和财权大体对等,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二是依法规范土地流转收入,通过税收等政策解决土地暴利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指出,至少未来5年,土地财政难以完全退出。长期要改、短期难动,这是土地利益格局的现实局面。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表示,土地收入将越来越表现出两个突出问题:一、收入不够。在如此庞大的地方债规模下,尤其是旧债偿还期陆续到达时,当前的土地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偿还的胃口。二、土地出让的收入机制不长效。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这样土地收入终有枯竭的时候。
  上述人士建议,确保财政支出公开透明,削减不合理开支,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约法三章,建设节约型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针对这种局面,关键是要平衡政府、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未来应当要改革征地制度,既要保证农民的土地收益,还要保证政府的收益。假如,过去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是一亩10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100万元,政府赚90万元。今后如果实现自由入市,农民一亩地卖100万元,农民可以分享收益,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的消极不作为。
  除了改革征地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提出,要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有专家指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势必能冲破目前的土地利益格局,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高房价、房产绑架中国经济等局面有望得到缓和。
  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尚未迈开改革的步伐,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甚至不乏有人打着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来阻挠改革。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认定了方向的改革,还必须合理有序地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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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5 00:24:03 | 只看该作者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双重考量和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卖地冲动”,其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甚至是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的主要渠道,即被诟病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现状        
第二财政早已超过第一财政
利弊        
不能忽视的是资源资金的严重浪费
概述        
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维持财政支出
原因        
欠发达城市由没有相关产业为支撑
国外情况        
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
概况

目录
1定义
2现状
3原因
4利弊
5调查
6解决办法
7国外情况
8根源之辩
9词条图册

1定义
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中国大陆搞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最早是从香港学过来的。但香港是土地私有制,政府要先收购私有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能出让。而大陆是土地国有制,往往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公平交易,以此牟取暴利,造成民怨沸腾。其行政执法依据是国务院的《拆迁条例》,而不是全国人大的《物权法》。

2现状
在很多地方,第二财政早已超过第一财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土地财政上,一些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做法是土地整理,就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把集体所有或其它用途的土地整合后,进行招拍挂,价格就会翻几番。

3原因
对土地财政依赖比较严重的应该是中部不发达城市和沿海还没有形成产业支撑的开发区,欠发达城市和新兴地区由于没有相关产业作为支撑,土地财政必然成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土地财政”的形成与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有关。土地都是通过买断的方式使用几十年,这造成地方政府官员乐于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根本不考虑下一任政府官员如何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这种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建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将数十年后的公共财政收入提前收了,一旦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结束,可供开发的土地日益减少,未来的公共财政状况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一方面,在现行的房地产税费政策下,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必然大大刺激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对抬高房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地价的不断攀升和房地产税费过高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的飙升,而房地产税费最终会转化为商品房成本,由购房者买单。“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土地财政’困局,改变单纯依靠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为主要收入的财政现状,应该尽快开征物业税。”

4利弊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可谓利弊互见。

在中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形成,大体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十几年,中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其奥秘就在城市政府通过经营土地,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市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进城务工。其正面效应不容否定。

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

第一,土地财政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抑制了民间投资。有财政专家研究提出,当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已占GDP的3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导致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投资。虽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迄今并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大多集中用于城市,城乡差距和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

第二,政府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投向哪里,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条产业链基本处于低端,过度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与中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背道而驰。

第三,更不能忽视的是资源、资金的严重浪费 。土地出让收入由本级政府“自收自支”,长期缺乏收支规范与监督机制。近些年来,各地搞了不少“楼、堂、馆、所”和“政绩工程”,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老百姓深恶痛绝。在此过程中,少数党政干部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为所欲为;同时“土地寻租”活动愈演愈烈,公款化为个人“灰色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公众反应强烈。

第四,土地财政机制不改变,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只能流于空谈。同时,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的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商。而在中国现实中,由于集体土地不能开发房地产,现有的开发商其实处于天然垄断地位,这使其有可能大肆抬高房价,广大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总的来看,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财政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制度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突出,已经成为今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今后,应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让土地财政逐步退隐历史舞台。

中国主要是借鉴香港的土地批租制。但是,香港的土地管理与土地批租(即经营),分属不同的部门,并且把政府的土地收益纳入基金管理,杜绝了支出使用的随意性。而恰恰这一点,我们没有学。

之所以如此,也是由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负责统管全国城乡地政,逐步推行有偿使用土地制度改革。然而,当时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不愿实行有偿用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管理部门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国有土地的经营职能,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终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约在20世纪末期,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全面建立起来,土地财政也逐步形成,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才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说,当年学香港只学了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个历史的欠账,那么,这个欠账总归要还,恐怕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

5调查
国土部下发的一份《关于开展土地储备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调查的紧急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在2009年9月初下发至各地,并要求地方在汇总相关数据后于下月上报国土部,《通知》中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年份为2006年、2007和2008年。与其他调研相比,此次《通知》规定的地方市县政府需要上报的材料多达12项,包括三年间的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及来源于储备土地的情况、土地储备资金管理情况、储备机构借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情况等。在土地供应这块,地方需上报年度土地储备面积,以及到了年底已经完成前期开发但尚未完成供应的土地面积等。尤其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也成为调研重点之一。上述三年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供应土地的价款、各地土地出让收入情况都需要上报。

从2014年1月23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厅(局)陆续公布了各省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这是全国省级审计部门第一次集中对外公布地方债。审计结果中在“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个版块,“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成为各省级审计报告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6解决办法
安徽财经大学教授唐敏建议,一是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及其支出责任,使事权和财权大体对等,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二是依法规范土地流转收入,通过税收等政策解决土地暴利问题。

除了改革征地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提出,要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

国土部要求各省级政府要以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市、县(含独立于设区市本级的区)为调查单元开展调查,调查完成后,以纸质和电子方式逐级汇总相关数据。国土部还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实地调研。国土部此次的《通知》也关注到了地方土地储备机构“收支”问题。在一份表格中,地方政府就需要填报土地储备资金来源(土地出让收入、贷款等),土地储备资金支出(前期开发、拆迁补偿等),以及资金结余等内容。总之,表面上,《通知》试图“全面了解现在各地土地储备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研究分析当前土地储备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土地储备相关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和措施”。据国土部总体监测数据,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逐年高涨,2006年为7000亿元左右,2007年受到楼市过热影响,当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13000亿元,2008年又因楼市下行而回落至9600亿元。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命脉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因为这种模式,推高了地价并造出了一个个地王,同时又反作用房价,形成新的房地产泡沫。远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房地产泡沫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都或将产生致命毒害,社会就业。在这种祸害紧密相依的情境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模式必须作为焦点和切入点进行深度解剖思考,以获得一种既提振经济,又防止房地产极度泡沫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应对的2010年的中国经济“悖境”,这或许是这次国土部紧急调研背后的深意吧。

7国外情况
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依靠“土地财政”,但国外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性,也保证了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且,主观上也会促使政府平抑地价,而不像中国千方百计抬高地价。

8根源之辩
土地财政的根源是否在于分税制,一直遭遇业内人士的激辩。

有人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地方不得不另辟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这个分析看上去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地方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过快,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执行拉动内需的政策,各地无不大干快上,地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猛增。支出超过收入,地方政府只好用卖地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弥补不足。

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这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不仅影响卖地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官方数字表明,全国共有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8000多个,贷款余额8万多亿,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预算总收入。

“土地改革的核心矛盾在于征地改革,征地制度难以破除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不少代表看来,所谓土地财政依赖症,即是指地方卖地收入占到了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很不幸,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

虽然两会上,各个界别的委员和代表们对于这个事情都痛心疾首,表示必须改马上改。而作为当政者来说,或许才真正能体会个中滋味。但是地方政府却不能这么做,因为土地是国有资产,土地价格最起码要地市一级政府才有决定权。于是,每次只能在明明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仍然要去卖地,地卖不出去,再上报,再等降价。等地方政府反映完了,市场可能已经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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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5 00:17:46 | 只看该作者
知乎 发布于 2020-05-10 23:21 多鱼讲故事

财政包干制
分税制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困境

因为主要也都是科普的,所以前3个项目我是直接拿《“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基本是复制粘贴,穿插着一点我的理解,算是帮助大家找到好理解的内容。

不是洗稿,就是直接借鉴。作者是孙秀林 周飞舟两位老师,

财政包干制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采用的是所谓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形式,政府的计划和决策仍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扩大信贷和投资规模不但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也能够迅速增加财政收入。

财政包干制自1985年开始实行,1988年得到进一步完善,采取的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办法,其主要精神就是“搞定完上解基数、超收多留”。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流转税是主要税类,主要税收来源就是企业。

这里就不得不普及一个概念了,增值税是什么?

增值税是对制造业企业征收的主要税种,按照原料入厂和产品出厂的发票差价进行征收。

比如说我们做企业,买东西花了100块,卖东西卖了200块,那么增值税就是针对的就是200块到100块之间这100块进行征收的税种,

而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具有如下特点: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只要开工生产,就会征收增值税。即使企业不赚钱,产品的出厂价也会高于原料入厂价,因为出厂价中包含了工资、生产设备折旧等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增值税必然要高。

另外,企业规模越大,即产品流转规模越大,增值税越多。由于包干基数并不区分税种,所以工商企业税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只要多办、大办“自己的企业”甚至自己属地内的企业,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就都能迅速增长。

大家发现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做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是政府如果想要提高自身收入的话,是完全没有盈利的需求的,他们只要扩大经营规模就可以了,而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

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与基数包干的财政制度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

增值税与企业的投资、雇工规模呈正比,却与企业的盈利缺少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只要依靠贷款和筹资不断增大企业规模,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就能随之增加。

乡镇企业对财政的贡献分为税收和利润上缴这两部分。其中税收部分一般由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分享,利润上缴部分则归其所有者—乡镇政府或村集体。

在县、乡、村三级组织中,县政府相对比较关注企业的规模,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县政府最容易帮乡镇企业运作到贷款,而相对不太关注乡镇企业盈利与否。

乡镇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利润上缴,这一部分主要归乡镇和村集体所有。县政府能够从中获益的是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无论是企业上缴利润还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属于县乡政府的预算外、甚至非预算收入,这部分收入既没有包干,也不会与上级分享,在苏南很多地方属于灰色收入部分。这是由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完全控制的收入部分。

这项改革虽然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但国营企业的利润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在财政包干制下明显提高的是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国营企业“税前还贷”和“含税承包”的体制下,企业规模不断增大,这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

乡镇企业由于其产权结构不够明晰,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存在效率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入19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时显得愈来愈突出。虽然地方政府更关注乡镇企业的规模,但一些乡镇企业的亏损正在造成地方政府的坏账。

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投资规模,大办地方企业,这带来了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问题。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的财权受到了威胁,地方和中央税收分配中地方拿走了太多好处,中央在这一时期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了。

分税制

因此,1994年中央出台和和实施了财税体制改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税制。

分税制最核心的内容在于采用相对固定的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

税种中规模最大的增值税被划为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75%和25%的比例共享。中央税还包括所有企业的消费税。2002年实行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更是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2002年按中央、地方各50%的比例分享,2003年起则按中央60%、地方40%的比例分享。

这可以被视为中央对财政收入进行集权的标志。

首先,在增值税大部分上缴中央财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增值税的分享并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这使得所有地区的地方政府陷入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

由于中央政府并不承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所以增值税分享以后,地方政府兴办、经营企业的收益减小而风险加大了。而且,由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按照发票征收,无论企业实际上盈利与否,只要企业有进项和销项,就要进行征收。

对于利润微薄、经营成本高的企业,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再者,增值税由完全垂直管理、脱离于地方政府的国税系统进行征收,使得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企业而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统统失效。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遭受打击。

从以上对分税制的制度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出,分税制无疑是促成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土地财政

与私有化浪潮相伴随的重要现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依靠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其他税收尤其是营业税。

与增值税不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第一大户。所以,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建筑业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建筑业和增加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来寻求新的生财之道。伴随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而兴起的“经营城市”的模式正与这种需求密切相关。

到这里就明白了一件事情,现在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开始穷了,但是最不幸的他们现在依然要负担起经济建设的重任,总结来说就是:

钱少了,事还得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找属于自己独享的税种发力,而对地方来讲就是营业税以及卖地了。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供应日益紧缺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且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等成本远低于城市建设用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形式在土地二级市场出让。

这就是传说中的卖地。

地方政府通过这个过程迅速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利用大规模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已征收的大量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取得更大规模的金融贷款以投入城市建设。

这样,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滚动增长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塑造了区域繁荣的工业化和城市景象,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源。

这些财源除了包括通过土地征收、开发和出让过程中直接得到的土地收入之外,还包括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预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属于地方收入,无需与中央政府共享。

“对土地实行征收”的权力是垄断的,土地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征地的权力,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垄断土地资源。地方政府将集体农业土地通过“土地征用”这一过程转化为“国有土地”之后,“单位和个人”因为进行建设而需要使用土地的,就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用地的主要来源。

土地财政的困境

而在这个过程政府对原有的一些税收就显得不那么在意了,那些企业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跟个人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绝大多数政府都是进行了象征性征收。

因为这些税收征收难度比较大,而且认真征收这种税对政府来讲实际上短期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因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地价上涨来收割当地企业主和个人增加的收入(挣钱买房),所以说政府完全没有动力征这部分税。

这跟房产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房产税的出台明明是可以给政府带来每年稳定收益的,但为什么政府都不愿意在本区域响应号召征收房产税呢?原因无他就是害怕征收房产税后房价下跌后带来的政府收入短期减少。

而这又牵涉到地方政府的为难之处了,地方政府想要发展首先得有钱,而各地政府批项目的资金哪里来?如果完全从中央来的话就很容易就造成僧多肉少钱不够分的情况。

换句话吧,除非那种特别有关系或者特别重大的项目,各地政府想要发展的途径无非就是招商引资跟疯狂卖地,前者是从别的地方去拿钱,后者则是通过另一种税收去发展自身,当然这方面还牵涉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地方债”,在这里是讲政府税收跟土地财政,暂且不提。

所以这就慢慢加重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了,不卖地没有钱,没有钱地方没办法发展,不发展没有政绩,没有政绩就升不上去。

所以归根到底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得卖地。

但卖地卖着房地产就涨了,而房地产一涨地方政府其实内心也是开心的,因为涨了的房地产意味着政府可以把地卖出更高价了,但终究,这些涨出来的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剪走居民的存在。

到现在,绝大居民都被剪过一轮了,换句话说:羊秃了,再剪就不好剪了。暴涨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压在年轻人身上,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后浪拥有选择的权利,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成为后浪下面深不可测的海洋了。

“土地财政”终于引来了危机,地方财政终于出问题了,当然这也不是地方财政第一次出问题,早在2014年左右很多地方的土地财政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是“好在”2015年那波房地产暴涨又帮助地方政府续了一波大命。

可命运的转折点会迟到却不会缺席,土地财政在经济下行的今天再次遭遇了新的危机。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过去的几十年内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而对地方的偷税漏税选择性执法的恶果到今天终于显露出来了。

房住不炒的口号喊了再喊,再不拉房地产的话地方政府已经丧失了主要的收入增长点。其他方面企业的收入由于近期的疫情影响而遭到很大影响,而如果这个时候地方政府依然选择拿企业开刀的话必然把这些企业再逼走,迫使这些企业倒闭,那么人员失业,经济就会更差,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目前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增加他们自身的收入,各地政府迫不及待要求高速收费也是迫切需要财政收入的另一个原因,这里牵涉到就是地方债的问题了。

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到来,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近乎无解,假设房住不炒基本国策落实的话,他们又去哪里找到新的收入呢?或者说他们说会不会去降低成本去艰难度过呢?(体制内人员的工资)

这或许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假设房地产真的出现大规模下跌的话,地方政府必然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而那些代表新的经济来源的可能的税收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方向。

如果看到这里有帮助,请给我点个关注并关注我的专栏。

需要讨论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多鱼说”,与群友讨论。


评论

老陈2020-05-11
今明两年的大宽松,最后钱会去哪里。
2015年下半年-2017年的暴涨,棚改货币补偿,非上市企业公司债,信托,国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保险,银保券基信托穿插通道绕监管,县级平台路桥等公益资产注册而大量发债,完全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行为,就算是为了解一时的困难,两年半都没实质性引导,如果说2015年底还没反应过来,暴涨的房价、出让收入、银监基金协会的数据,居然没有在2016年三季度都还没实质性调控,这是不应该的。就算是为了去库存解三四线地方债,度都掌握的很差。一线以外,新一线少数的,其余地方财政谁不是土地收入超50%,大部分都在60%以上,如果工业差点的非沿海城市,70%还要往上,岂止是疫情,2019年三季度开始,各地市、区开展各种层级宣传制造业回归,宣传共克时艰,希望规模以上企业能增资扩产招人,头痛才医,短期来得及么。现如今,长三角大湾区大涨,二线开始反弹,备案价大幅提升,新产业短期就没法支撑。之前控制的差,之后话说太满,最近一段时间来,政策反应严重滞后,和信息越来越方便传播行成鲜明对比,其实这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大。
分税制没有实质性调整,基本面不会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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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2 00:05:40 |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国家充满信心对自身一片迷茫?土地财政脱不了干系
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
14小时前


最近,各地楼市松绑政策井喷式出现
从新一线省会到三四线县城,降低首付、契税优惠、放宽年限、取消限购、鼓励公积金贷款等等措施五花八门,虽然提振效果微乎其微,暂时看不出来,但是从这些地方上的举措,到房地产被纳入实体经济接受救济,背后的态度显而易见。
于是就有很多朋友跑过来问我,大家感觉很麻,房住不炒喊了那么多年难道真就是一句空话?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聊聊房地产,或者说土地财政这个话题。
01
今年因为各种因素的叠加,经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差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但今年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重大改革的年份,仅仅是上半年,就发生了两件重大的经济事件,一件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第二个就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
这两件事儿是怎么跟房地产,跟土地财政联系到一起的呢?
这我们就需要梳理一下为什么每次经济出现问题都会把房地产这个“夜壶”拿出来,或者说土地财政在经济当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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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全球经济在87.5%的时间里完全躺平,直到1750年到1950之间,才逐步爬起上扬,但真正进入狂飙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那段200年的加速期,刚好就是三次工业革命。
为了驱动这三次工业革命,从殖民美洲到进攻中国,欧美用对外掠夺加内部创新互相配合的方式完成了能源、材料、劳动力还有知识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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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聚集的过程,以资本形式呈现,带动一整个经济链条的运转,最终产物是一整套工业化的基础架构——市场、基建、科研体系、原料供应链以及保护这一切的军事实力。
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那么问题就来了,后发国家怎么完成原始积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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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之后,虽然老欧洲的殖民帝国体系被打崩了,以美国为核心建立起了覆盖大部分国家的自由贸易体系,后来随着苏联解体这个体系扩张到了全球。
但是,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案例,少之又少,通过那种大卫李嘉图所说的,国家不干预让企业自由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成功的,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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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就是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非常特别就是有一些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通过加入欧盟成为了发达国家。
欧盟无疑是伟大的创举,有点类似,假设越南加入了中国,那自然越南的经济,会在十几二十年后逼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平。这种模式对于中国未来进行地缘和经济的扩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很显然它不能解释我们现阶段的发展。
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我们身边的那几个东亚卷王的模式,就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
韩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新加坡都是如此,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这个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国家失败的实践说明,那套工业化的基础架构,是不可能靠私人资本或者外资投资完成的。
说白了,你这个地方如果人都受过教育素质还可以,原材料供应链都很齐全,基建道路电力自来水都有,法律执行得不错,治安也不错,短期内也没有挨打的风险,那自然会有很多人愿意来投资。但如果这些先决条件都没有,你指望别人来送人头那是不现实的。
那既然要说投资,就不得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你说穷人为什么穷,哦他不知道投资,这不是扯淡嘛,他没钱怎么投资?
而且这个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最好不要通过税收来,首先欠发达国家早期收不上来几个税,而且收的税也是从自己家的经济体里抽出来的血液,把血液抽出来再打回去,效果肯定远远不如从外界输血或者造血。
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化是靠朝鲜战争打出威名之后,来自苏联的资金和项目援助,以及近乎免费的知识产权资源,我们得到的是东北重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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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搞了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城乡二元、财政金融统收统支这些制度安排,相当于从农村收税,推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获得了遍及全国的工业化体系。
但是从农村能收到的税毕竟有限,当时农民的苦自不用说,而看似在这套体系当中获益的工人,也是同样二十年不涨工资。
1957到1978年22年间,全国职工年收入仅仅增加了7块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1957年85%。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增长不足1%。
而即便全国人民这样省吃俭用搞积累,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依旧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天壤之别。
于是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国政府立马勒紧裤腰带,在1972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特别是成套化工基础设施,中国的化肥产量和化纤产量这才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粮食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的确良衬衫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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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钱确实不够了,特别是第二次,面对原定计划所需的180亿美元外汇和1300亿总投资,当时中国全国财政收入也才874亿,当裤子都买不起了。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呢?
02
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东亚经济体,为了搞这个钱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日本靠朝鲜战争带来的订单起飞了,韩国和台湾靠越战的订单也削了一波,在早期靠驻地美军的消费也能赚不少外汇,甚至韩国和日本都组织过女孩出去卖,新加坡早期靠收过路费,后期靠投资,还有就是大量举债,借美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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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些前面的石头,很多中国都摸不了。
什么美军订单驻军消费之类的自不必说,大量举美债其实也不可能,因为大量举美债会使得经济被美国控制,美元的汇率波动和美元债的利率波动是美联储控制的,它可以操作一次剧烈波动打得你还不上债,货币直接崩盘,整个国家资产就被收割了。
有些国家本来就是美国的殖民地,那说白了这就当交保护费了嘛,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捉襟见肘,对于各地经济特区的发展就是一个态度:要政策给,要钱没有。
很多人以为中国经济是走那种从做出口加工贸易,然后慢慢积累资金,进而一步步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的。
比如,深圳蛇口工业区,就是吸引港资进行建设,包括三通一平的基础设施。
但蛇口工业区之外整个深圳乃至珠三角怎么办呢?
港资能帮你搞一个蛇口的基础设施,说白了还是因为人家也是中国人,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因素在,一般的外资根本不可能帮你搞这个。
加上工业区本身就有税收优惠,政府直接收不到太多钱,而光靠加工衬衫的微薄利润更不可能支撑起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外资都不愿意进来。
所以在蛇口开发几年后,深圳就极度缺乏发展建设资金。
按照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李传芳的说法,当时“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三四块花”。
正当缺钱缺得焦头烂额之时,发现似乎有香港这块石头可以摸着过河。
1986年,香港地产大佬霍英东被请到深圳,传授香港发展经验,土地财政的万恶之源来了。
深圳说了缺钱的难题,霍英东哈哈一笑:
“脚下的土地不就是钱吗?”
土地是财富之母,日后身披国旗下葬的霍英东用这个非常古老的秘诀,敲开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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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深圳代表团跑到香港考察一个月后,交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
“港英政府十分珍惜1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高峰年代的1980至1981年度的卖地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37%。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城市建设,控制了基建规模,刺激并带动了金融、股市和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难怪专家们说,香港政府把仅有的一点点土地玩活了。”
这么一点土地,居然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效用,本就是土地国有的大陆动心了。
03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房地产的爆发给土地财政添油加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体系进一步完善。
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机场、行政中心)。
从名称上看,土地财政似乎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收入,但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土地金融,为了理解方便,可以大致上类比为企业去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土地拍卖,相当于政府把土地资源打包上市融资。
每拍卖一次土地,就相当于增发一次新股。
房产商相当于是券商、托盘商,把股票盘下来包装一下再卖出去。
对于老百姓,先买房就相当于打了新股,就可以分享到城市未来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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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用房子进一步融资,房产的抵押和担保成为了很多人创业的启动资金或者周转资金,当然其实很多人融到钱之后,又去打新股了。
地方政府拿到这个钱不是留在自己的账户上的,而是拿去投资开发土地三通一平,补贴工业用地,为企业减税,大搞基建,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通过拆迁补偿给到了市民。
从1999年到今天,中国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相关收入一路增长到每年三四万亿元,意味着土地相关建设、投资、补贴也高达每年三四万亿,再加上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进一步撬动的城投债或者专项债三四万亿,再加上因此带动的社会投资少说也有几万亿,要知道中国的GDP一年也就是一百万亿多一点,这一项就就带动了十几万亿的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夜壶”那么好用,房地产为中国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民间融资提供了堪比美国股市加债市一般的超级金融市场,中国一不靠卖资源,二没有举大量外债,更没有丧权辱国,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相当于你左脚蹬右脚自己上天了,这毫无疑问是经济史上的奇迹啊。
但当土地和房子变成了类似股市的融资工具的时候,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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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股价是会透支公司未来收益的,当我们买入一只股票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它现在的盈利能支撑起它的股价,我们看的是未来预期,是这个公司未来十年二十年能发展到的高度。
同样的道理,房价也会提前反应一座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反应的其实是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中心的预期。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但是对自身的未来一片迷茫。
好比你看到一只科技股,它的业务增长迅速,核心技术扎实,企业文化卷翻天,并且有很深的护城河,唯一的缺点是,它市盈率200倍,你麻不麻?
更为难受的是,正如每一家公司的成功永远是正确的战略加上出众的执行,并不是你定下一个好的方向,未来的预期就能实现,同样,国家的发展也是每个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
科技大厂后面加入的员工,固然是没法像创始团队那样上市套现财务自由,但他们至少得到了大厂的身份地位和实实在在的高薪。
那没有买到城市发行的股票的年轻人,外地人,穷人,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了高房价,高房租,被高房价推高的生活成本,被高房价带起来的创业成本,更不要说还有很多人建立在高房价上的傲慢。
而这一切随着大家吭哧吭哧地努力工作,只会愈演愈烈。
这种强烈地负反馈机制的存在,让人感觉极其无力,很多人担心年轻人现在不结婚不生小孩了中国未来怎么办。这都是小问题,最恐怖的数据是,连杜蕾斯的销量都跌完了,年轻人现在连嗯都不打了,那还结毛婚生毛小孩。
我们平时上网冲浪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发展,重大的进步,老在那儿冷嘲热讽,而中国啥时候倒霉了,这群人反倒很兴奋,还有就是在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当中,有群人老在那儿怼天怼地唯恐天下不乱,就好像中国有很多人理解不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对每个人的意义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有点破防了。
因为确实有不少人自己的人生体会就是,国家越发展,产业升级越成功,房价就会越贵,他们就越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破防才彰显了一个人内心的强大。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割裂最重要的原因。
05
土地财政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绑架国民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房地产泡沫
既然是发行股票嘛,就一定会有涨有跌,但问题就在于,土地财政对于GDP和就业的影响太大了,一但这种股票一跌,新股发行不出去,投资就要大幅缩水,当年的经济和就业就会扑街。所以地方政府就会想办法救市。
常规的手段,降个利息减个税什么的就不细聊了,有一些操作真的非常爆炸,即便是放到真正的金融市场上也是足够奇葩的。
比如前些年地方政府的城投债,是一种以公司名义借的债,但其实是政府担保的。它的作用大致上就是,在股票下跌的时候,没有券商,也就是房地产商愿意承销新股了,地方政府自己搞了一个公司借钱来买自己的股票,先把基建、招商引资搞起来,让股票涨起来。
这就很像现在美国一些大公司借公司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推高股价给高管发高额奖金。
再比如所谓货币化棚改,涨价去库存,就是市盈率太高没有股民买新股了,这时候就人为地拆一些老房子,给房主发钱,让他们去打新股,这个操作我在金融市场上就找不到对应的了。
连续几波这种级别的救市操作之后,房价现在已经涨到了一个,它不涨就不会有人买的程度,只能运用各种手段让它继续上涨,这样一来就绑架了为房地产提供融资的金融系统。
泡沫到一定地步,房价涨幅超出了社会财富新增速度,分无可分、涨无可涨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陷入了债务泥潭
从2000年开始,伴随着房价飙升,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5%一路涨到了60%多,松鼠般喜欢储蓄的国民性早就是过去时了,不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荷包被房价掏空,95后、00后们还没出校园,就被网贷、信用卡割了韭菜,早早过上了负翁的生活
在买房的人当中,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其家庭贷款年利息是年收入的两倍,也就是说完全要靠长辈资助来还贷或者就只能断供了。
这就是这一轮房地产出现危机的原因,房价必须继续上涨才有人买,而之前已经掏空六个钱包了,还哪来的新钱包,可以说土地财政已经发展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2022年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同比少增8231亿元。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同比少增7453亿元。
一句话讲,那就是老百姓不消费不买房,商家也不扩大经营了
老百姓没钱,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土地财政无法持续,地方经济就失去了增长引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更加捉襟见肘。
土地财政这种融资工具,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是完美的,因为香港原本就不是他们的地盘。
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所说:“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他们只要物尽其用即可,根本就不用考虑土地财政后期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高级的挖坑手段,所以香港的土地财政本来就没有被设计成可持续的。
现在回头来看,在我们在引入了土地财政这个行之有效工具之后,应该对它进行一些修正,比如在新股好卖的时候地方政府不要把融来的钱花光,而是留一部分准备金应对股市下跌的周期,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有效的修正,反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就造成了目前极为困难的局面。
中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千万级别,年青一代上大学的比例已经在50%以上,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远不能满足这样数量级的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如果不得不降低大学招生比例或者把大学生赶去电子厂,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会极度的痛苦。
而且现在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占据产业链顶端的国家视我们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事实,我们也无法改变。
还要加上一点就是,中国两千年的作为已知文明世界中心的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我们不可能像日本或者俄国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我们不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
甚至于我们的国名本身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
在疫情之前我没事儿经常去非洲走走看看,我觉得那边的人在世界观方面跟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他们眼中中国美国都是地上天国,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中美有而他们没有是心安理得的,而中国人一旦发现有某个东西美国比我们先进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文化属性根本没有办法改变。
因此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工业化,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还是要继续下去,我们的产业升级只有一升到顶或者中道崩殂这两种可能,不存在日本那种停留在中间的选项。
06
于是真正要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找到替代土地财政的金融引擎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出现,虽然我们无法判断短期楼市的涨跌,但长期来说基本上可以判断,土地财政还将继续下去,就算这波房价崩了,其实际效果将会是给了一些人抄底的机会,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像生活在现在楼市泡沫中的香港年轻人也并不比9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幸福。
这种金融引擎的替代方案存在吗?
这就要回到今年的两项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了,统一全国大市场,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
现在我们前面有两块石头可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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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石头当然是美国。也就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由中央政府大规模举人民币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上的两项政策可以理解为,为了大规模举债,提前合并各地政府和国企资产负债表,扩张自身信用。
但是这条路现在显然还处于初级准备阶段,我们先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建议去读一下翟东升老师的《货币权利与人》这本书。
第二块石头呢,就是英国的另外一个前殖民地,新加坡了。
如果说殖民地时代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相似之处,在于土地由政府控制的话,新加坡跟我们的相似之处,就是我们都有大量的国企,大规模的国有资产。
2020年,全国国企央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总和高达635万亿元,净资产131万亿元,如果能把国企资产盘活,哪怕创造个几个百分点的收益,是不是就可以补上那三到四万亿的土地财政了呢?
按照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和新加坡的财政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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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8年为例,香港政府收入4650亿港币,由各基金转拨800亿,这块与卖地有关,占了15%;新加坡政府收入737亿新币,政府投资收益164亿新币约合923亿港币,占了18%。
无论金额还是比例,在其他收入结构相似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国有资产投资收益与香港卖地收益基本差不多,可以说新加坡是靠国企的投资替代了土地财政,进而建设起了居者有其屋的城邦社会。
而新加坡国企最先进的地方在于,按照淡马锡总裁、李显龙夫人何晶说法“政府一开始就让国营企业独立运作,不干涉专业经营与策略的制定,这是新加坡国营企业成功的最大原因。
而国家由主要管企业经营转向主要管资本,正是国企三年改革行动最核心的部分。
2022年5月,“三年行动”完成进度超过90%。实现国有企业董事会应建尽建,企业高管经理人制度应签尽签,全国省一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达到98%,一台超级经济发动机的雏形已经显现。
07
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对于国企认识的变迁
中国在50年代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企一度占据了几乎所有领域,但是后来发现,问题很大,效率实在太低。
于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前期血淋淋的教训和外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双重影响下,很多人转而认为只要是国企都不行,要全盘私有化,好在国家守住了关键的底线,确保了重要战略领域依旧由国企掌控
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国企退守战略领域,别的领域全都给到私企并不是最优解,因为这样国有资本就分享不到大部分领域的收益了,贫富差距就会难以控制。而且国企适合进入的领域其实跟是不是战略领域无关,主要影响来自于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同质化程度。
因为传统意义上国企是官僚系统,是对上负责的,只要组织能力够强,在比如像发电,提供端到端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石油开采和精炼,钢铁这些产品同质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完全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因为用户不会在意家里用的电是LV还是李宁,达到标准就行,这点上用户需求和上面的需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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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类似汽车,电子产品,化妆品,体育用品,服装箱包,餐馆,理发,按摩这种你也不知道用户会有怎样的奇怪需求的领域,需要大规模试错,国企那种对上负责的模式明显是行不通的。
而很显然,世界上最同质化的产品,就是钱本身。
用户完全不会在意为他提供服务的公司背后的钱是谁的,如果国企从管企业经营变为管钱,那就可以放手进入到几乎所有的领域了,进而可以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当中直接获取收益。
2022年,“国企三年改革行动”刚刚进入收官年,国家就颁布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当经济增长的引擎切换的时候,组织结构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土地财政是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在搞的,炒地皮的模式比较简单,大家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很显然没有能力去评估一个科技项目或者一个文化旅游项目值不值得投资的能力,如果这个阶段再放开让全国的地方政府一起去搞,未来30年中国将会大规模涌现类似水氢发动机、天下第一水司楼之类的项目,达到人类玄学的巅峰,这就不理想了。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是2022年的5月31日,在目前这个时间点,这个新一阶段的金融引擎要如何展开,还有太多不清晰的地方,如果说完全展开是走100步的话,美国方案目前最多只走了5步,而新加坡方案也就走了30步
这决定了在旧引擎濒临失效,新引擎尚未展开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浪。
人的一生啊,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而取代土地财政的下个30年的金融引擎到底是什么?它现在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我相信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之一,不亚于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
具体的投资建议我就不给了,大家自己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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