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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私有化问题越大 越抢颠倒黑白话语权 幸福感真相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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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6 21:48:0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调查:不到4%的中国女教师意愿生育三孩
2022-02-06 19:08

一项由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展开的调查发现,意愿生育三个孩子的中国女教师不超过4%,青年未婚女教师呈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经济、教育、住房、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据中国澎湃新闻前天(4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贾萌萌和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刊登《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刊的论文中说,他们就女教师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展开问卷调查,并收集到1907名女教师的答复。

调查发现,女教师整体上愿意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为38.96%,其次是二孩,为 38.91%,接着是不想生育的,为18.77%,三孩的比例最低,仅为3.36%。

未婚女教师则呈现出更低的生育意愿,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仍然最高,为36.73%,其次是不想生育,为32.41%,紧接着是 29.63%想要二孩,最后是 1.23%想要三孩。

作者们认为,这一方面显示出恐育心理,是个体对于日益增长的生育成本的回应。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进程中,人们出现原子化发展趋势。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经济实力增强,独立能力提升,婚恋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超过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作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正因为母亲身份而面临着“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渴求。沉重的育儿负担让女教师们不得不发出减轻工作量的“呐喊”。如果政策话语不断提倡减轻工作量,那么又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与满足发展自身事业的追求。因此,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

文章也提出,“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在市场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儿童价值至上”“以儿童为中心”的精致化教养观念成为流行。中国家长深陷“亲子陪伴” “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自愿为“儿童价值至上”与母职神圣化买单。实际上这种观念与行为加重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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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6 21:51:33 | 只看该作者
浙江卫健委问卷:生二孩/三孩每月补贴一千元,是否愿意生
2022-02-06 16:51:56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记者

  这个春节假期,一项名为“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正在浙江全省范围内进行。

  公开资料显示,为深入了解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为下一步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科学支撑,根据浙江省发改委要求,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制作了《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发放“问卷星链接”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是浙江省内3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截止日期为2月8日。

  澎湃新闻注意到,这份问卷设置的问题包括“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自出生后至3岁),您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2021年,夫妻双方接受其他来源的经济支持(如来自婴幼儿祖辈的支持)金额”等。

  问卷还向被调查者了解2021年平均每月为婴幼儿购买食物、营养补充剂、生活用品、家用设施的花费,并设置了母亲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的照护选择、婴幼儿父母祖辈等人平均每天照护时间等问题。

  澎湃新闻注意到,近期,海南省卫健委也在进行生育政策调查问卷。在生育补贴方面,海南设置的问题是“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500元(自出生后至3岁),您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

  此前的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为生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也就是说,从二孩开始,每个孩子可领取共1.8万元的补贴金。

  攀枝花此举迅速引发热议。公开报道显示,到2021年底,攀枝花市申报701户家庭,其中650户家庭符合发放标准,拟于2022年一季度发放补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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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6 22:06:37 | 只看该作者
李昌平:危险的中国农业及原因

2022-02-06 16:50:24  来源: 今日头条   作者: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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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2年前的正月初四的晚上,辗转难眠,直到初五凌晨四点起身,决定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写信,当提笔写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泪水夺眶而出,一封信一气呵成。22年过去了,总体而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有了很大的改观,而“农业真危险”依然让我忧心忡忡。

  一、1997年前的中国农业。

  毫无疑问,1997年是中国农业的转折之年,只是绝大多数国人不敏感而已。

  这一年,农地一轮承包15年到期,绝大多数地方在没有兑现重新调整承包地承诺的情况下,直接宣布承包期再延长30年至2028年。这一年,减少农民和消灭小农,扶持新型农业主体、鼓励土地向少数人流转集中等,正式被确定为三农现代化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粮食净出口国、油料净出口国、猪肉净出口国,向大豆净进口国、粮食净进口国、油料净进口国、猪肉净进口国转变。

  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看中国农业,将来可能会把1978年—1997年、1997年—2020年、2020年之后,分成三个不同的农业阶段。

  二、2020年的中国农业。

  毫无疑问,2020年是中国农业的惊醒之年。

  这一年,受疫情影响,国内一些传统产粮区的农村出现了粮荒,世界上多个粮食出口国有意限制粮食出口,这“惊”到了中国人!种子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一年,中国净进口大豆8073万吨,粮食14262万吨,猪肉439.22万吨,食用植物油983万吨等等这些进口量,可相当于8亿亩耕地的生产量。没错,是8亿亩,惊到了你没有?!

  这一年,中国官方宣布土地承包30年到期(2028年)后,再顺延承包期30年。对这个决定,历史肯定会给出特别的评价,因为主要农产品产量并不一定与承包期延长正相关!

  三、中国农业到了很危险的时候

  1997年到2020年,23年时间,我国由主要农产品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且数量巨大,需要8亿亩土地才能生产出来。假如,国际上有其他国家带头对我国再次突然使用“粮食武器”,我国将出现8亿亩生产量的供给短缺,这是一个绝对的天量!假如其他国家对我国实施大豆禁运,东北土地被迫恢复大豆生产,我国将有三分之二的传统农业大省严重缺粮,且不是一般的缺口!

  四、中国农业危机的原因

  1997年至今,农口官宣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新型农业主体茁壮成长,粮食持续增产,且创造了连续15年“创新高”的佳绩,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农业发展成就巨大;而商贸口官宣告诉我们说: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主要农产品净进口量不断创新高,中国人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得越来越好了!

  谁在说谎?都没有说谎。只是我们自己没听明白。人家农口官宣说的是粮食持续增产,把东北生产大豆的几亿亩耕地和中原华北生产棉花的几亿亩耕地都用来生产粮食了,所以粮食连续15年创新高,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人家没说大豆、油料、猪肉这些是吧?确实说得很清楚,又让你听不太明白,这就是农口官宣的水平!尿裤子了,尿不湿,这才是高水平!但是,不管你穿多少层尿不湿,反正你尿裤子了。这是事实吧!

  中国的农业为什么会“尿裤子”呢?

  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穿尿不湿,且穿了一层又一层,家人和医生都以为他真没毛病,给耽误治了!

  分田单干的增产作用在90年代中期就释放完毕,不承认!“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无偿承包、长久不变”对土地高效利用、对农业新型主体再造、对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对统分结合基本经营制度与时俱进、对现代农业发展等严重阻碍,不承认!粮食补贴、农业补贴等,对主要农产品增长的边际效用早就递减为零了,不承认!承包地三权分置,想得美,实际上是瞎折腾,不承认!

  扶持大资本集团主导生猪产业全产业链经营,对农业综合发展、对循环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对物价稳定、对生态环境等都有害,不仅一意孤行,还把农业全面推向“非农化、资本化”全面走上“生猪产业化”之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合国情、假专业合作社数量“大跃进”,视而不见。推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合作,一直磨磨唧唧!种子安全问题多多,一直装睡,直到最高层发话,这才如大梦初醒般加油干!

  1995年,粮价每斤0.55元,现在每斤1.1元,27年仅涨了1倍。试问:同期肥料农药种子涨了多少倍?同期学费、房费、医药费涨了几倍?谁搞主要农产品生产,谁变穷,看不见吗?

  我的家乡江汉平原,1997年前,大田是“油稻稻”模式,现在就种一季中稻,单位面积产出减少一半多。当然,这有利于从农业中挤出劳动力搞外向依附型一般性制造业。

  有一种超级力量在农业领域推进对资本扩张有利、对美元化有利的两个循环:

  1,维护主要农产品低价格→致使农民收入低→逼迫更多农民外出打工→农民工工资低→出口比较优势强、世界工厂→少数人赚美元多、美元储备过多→进口农产品多→维持国内主要农产品低价格等等。

  2,维持主要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外出打工→逼迫土地等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农业产业非农化资本化美元化(如生猪产业)→打垮千千万万小农→土地等生产资料进一步向少数资本集团高度集中→最终实现农业产业“房地产化”→资本不断追求定价权增长收益和稳定市场份额增长收益。

  上述两个循环,才是中国农业最根本的危险,才是中国“内需”和“内循环”不振的根本原因,才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潜在的最大安全隐患!

  五、向陈锡文同志致敬!

  最近,清华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开了一个研讨会,三农界举足轻重的陈锡文同志有一个较长的视频讲话,讲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紧迫性,讲的很好很深刻!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是说;过去一直对新型农业主体高度重视,政策资源也一直向新型农业主体倾斜,反而对农民集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建设及集体经济发展重视不够。陈锡文同志的反省诚恳、深刻,令人尊敬,值得赞扬,让人看到了二农部脱下尿不湿的勇气,看见了农业农村沿着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新希望。

  为什么给陈锡文同志的反省这样高的评价呢?

  第一,在中国乡村最近40年,像大寨、周家庄公社这样一大批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加强的村庄,由于其主体性不断增强,按照市场要求组合各种要素生产经营和追求价值及价格增长收益的能力比千千万万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具有极大优势,更比所谓的农业新型主体配置农业生产经营要素具有速度快和成本低制度优势,所以其农业农村都获得了全面持续发展,现代化水平也很高。这是经过40年实践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和基本经验,陈锡文同志终于看到了看清了这个基本的客观事实。

  第二,陈锡文同志的反省,为阻断上述两个循环扫清了障碍,为农业回归对农民有利、对扩大生产和供给有利,对扩大内需建立内循环有利、对国家安全有利的新时期习科社道路扫清了雾霾!

  向陈锡文同志致敬!向陈锡文同志学习!为中国农业美好的明天,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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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6 22:13:51 | 只看该作者
胡懋仁: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

2022-01-31 10:15:48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胡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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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某个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讲乡村振兴的发言。从时间上,这应该是2017年的一次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发展乡村振兴。这里就不重复了。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三个坚持:第一,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第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第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总的感觉,这三个坚持基本就是维持现状。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多年来这一条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农村基本的现状,这么多年来基本也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个对土地承包关系,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强调要坚持不变的。这样看起来,那么在中国要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时,只是在维持现状,就能解决这其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吗?这样的观点让人看不出来我们在乡村振兴中,最大的希望究竟在哪里。

  关于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党和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和做法。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坚持了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所有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农民们利用这样的条件到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能做些什么?对这样的问题,那位前领导同志在他的发言里似乎都没有提到。

  在关于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我想这应该是根据全国大多数地位的现实情况而观察到的。然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与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存在某种矛盾?这样的矛盾又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位前领导同志也都没有提到。

  如果只是这种类似于维持现状的态度,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乡村振兴,是很让人产生疑虑的。前些年,作家王宏甲写的《塘约道路》让相当一些以农业为主的省市领导受到很大的启发。在他们那里,开始都是非常热烈地关注和讨论着这样的话题,后来,有的地方开始尝试着开展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作。贵州省毕节市委就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党支部领办农村生产合作社,重新把农民组织在集体经济的周围。这样的做法不仅在毕节市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为进一步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在开展整党建党的工作中,也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开展了农村党支部在各村领办农业集体合作社的工作。一般说来,一提起烟台,人们都认为那是个沿海城市,又处于较为富裕的胶东半岛,农民们一般也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似乎那里不存在很贫困的地方。

  作家王宏甲经过考察,发现事实上,在烟台市管辖的农村里,还是有一些比较贫困的村庄。其中有一个是衣家村。这个村的情况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衣家村太穷了,农村集体几乎没有一分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向银行贷款可能性不大。但农村要发展,到底要怎么做?村党支部书记衣元明动员村民修路。如果不修路,很多事都不好办。但修路也没钱发给修路的农民,只能发记工票,将来村集体有钱了就再偿还给大家。

  衣家村的农民说,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有劳动力。然而在实际上,所谓劳动力几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女劳力,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了。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上山搬石头。有的老人说,我使劲地活,活一天就要干一天。很多人都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他们都很清楚,不修出路来,衣家村的经济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出路。就是在这样艰苦且贫穷的情况下,衣家村就是靠着这些老年劳动力,硬是修出一条环山公路来。

  当然,这只是衣家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步。衣家村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时的集体经济真的非常红火。村里种小麦、玉米还有水果。村里修起了水库、水渠,还有水塘。村里也有鞋厂、榨油场、粉房、育肥场(养牛场),还有鞭炮厂。村里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上小学都是免费的。但后来集体经济垮掉了,水库没人修了,也垮掉了,集体企业也分光了,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的衣家村农民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干劲,当年集体经济的红火召唤着他们内心的火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位前领导同志说,要坚持家庭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做法是应该因地制宜的。如果农民们都愿意一门心思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道路,那么他们未必还对所谓家庭经营有更高的热情。毕竟,家庭经营发展不起来更大规模的经济。而农村要走向振兴,必须在经济上扩大规模、扩大协作、扩大多方面多渠道的合作。正如毕节市委所说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会师了,就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家庭经营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在观看福建电视台拍摄的《闽宁情2021》时,看到闽宁镇要创办美食街。然而当时在场的小商户都不敢投资签约,显得顾虑重重。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资金少,担不起大一点的风险。但如果是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来承办这样的美食街,那么风险明显地就会有所减少,商户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当然,在集体经济的大框架下,这类商户依然可能从事家庭经营,但由于有了集体经济的托底,这种家庭经营的状态比起没有集体经济的托底要坚韧得多。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多省市县的领导都看中了塘约道路,说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已经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没有集体经济,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很难走下去的。当然,因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要因地制宜,我们不可能依靠所谓行政命令来开展集体化经济。但各级党的组织与领导干部,必须要积极引导,做好做细动员与宣传工作,特别是要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农村基层组织与广大农民共同商议,来确定本地的集体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等诸多问题。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是绝对绕不开的。

  那位前领导人的发言是几年前的,据说,现在他的观点已经有所调整,主要是着重强调共同富裕了。这样的调整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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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7 22:21:33 | 只看该作者
陈先义:要为真理而斗争
2022-02-06 16:18:24作者:陈先义来源:昆仑策网

  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开班讲话中特别指出:“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他还特别指出:“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他进而向全党发出号召:“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讲话,表现了我们的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坚定意志。为什么要坚持斗争?因为我们要追求和坚持真理。这是我们的党百年历史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个十四亿人的国家,一个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不讲斗争,不坚持斗争,那么就必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走偏方向,就必然使革命发生挫折。这个问题在当下提出,可以说非常切合我们党的实际。应该说不论国内国际,我们已经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听天由命自然到来的,它需要我们坚持斗争,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把握方向,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要有毫不妥协的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就现实来说,一提斗争,有些人就不高兴,就习惯不了,就反感得很,甚至认为你是“左”的思维,认为你是文革遗风,或者骂你是文革余孽。我们很多优秀的理论干部,甚至身居领导岗位的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是怯于这样的骂声而放弃了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立场。其实,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为危险的情况。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写进歌词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回想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可以说就是坚持斗争的历史。

  当年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危险关头,我们党内先后被“左”右倾机会主义带来极大危害,“4·12”大屠杀给党造成损失数十万共产党员的血的代价,是毛主席在绝对少数的情况下,冒着被撤职、被罢官的巨大代价,提出并且坚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真理。抗战时期,在如何正确贯彻统一战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极其错误的主张,是毛主席与之错误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确保了抗日战争沿着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发展。

  革命战争年代这样,和平建设时期更是如此,在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苏联,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主张。对此,毛泽东主席坚决维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写出了《九评》那样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篇章。这样才确保了我们的党直到今天依然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色,才确保我们党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最为重要的政党。

  毛主席关于“斗争”,不仅贯穿于他的理论,而且贯穿于他的实践。毛主席的斗争理论,是我们这个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大保证。但是,许多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非常仇恨毛主席关于斗争的论述,甚至不惜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来百般歪曲毛主席的本意。比如,在他老人家的众多语录中,就有一条被严重歪曲的话,这句话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这是一句被人恶意篡改的“伪语录”。这是毛主席在1917年于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写在笔记上的感言,原话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原文被偷走一个“奋”字,词义发生重大变化,便引来一大批人对毛主席的误读。这样的事,这几十年来不胜枚举。

  为了诋毁毛主席的关于斗争的理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不论你怎么诋毁,毛主席的论述永远都放射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在中国,离开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帜,我们必然迷失方向,这是随着这些年来的实践越来越被证明的真理。人民对毛主席空前的发自内心的怀念,一代青年人开始重新捧读毛主席著作,便是现实的明证。

  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要真正有学习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气,就要有大无畏的决心和意志。就要有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这一点,仅靠空谈是不行的,要付出实践。任何时候,都要有坚持真理的强烈自觉,都要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渴望。不能得过且过,不能甘当中庸,不能一味满足“和事佬”角色。今天,这样一种追求,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尤为重要。现实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提“前三十年”,有人便滔滔不绝,好像都是错误。一提“后三十年”,便三箴其口,好像全是对的。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前三十年毛主席带领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实验,有错误是难免的。后三十年搞改革,同样是一种实验,同样不可能不出错,有错就纠错,这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有错认识不到错,对于一个政党,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如果真的没有错,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党内出现党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面积、塌方式的严重腐败,为什么大老虎屡打不尽?有人说国家富裕后,这是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简直是一种混账逻辑!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追求富裕干什么?干脆固守贫困得了。问题是,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现在确实有严重问题值得反思了。应该考虑我们的理论环节和实践环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弄清楚问题,不至于错了不知道错,还继续沿着错的方向走。

  追求真理是一种斗争,这是我们眼下面临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提出过关于“先富帮后富”的重大方向问题,今天证明,当初提出这个理论,不管是集体或者个人,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没有预见到在中国那些先富的人居然在阔卓之后,早就忘记了还有那么多穷人;更没有想到,有大批先富者其实还不是靠诚实的创造性劳动,而是靠钻国家政策空子,利用国家管理上的某些漏洞,巧取豪夺,一夜暴富,更有的搞官商勾结,窃取国家财富。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迅速纠正这种倾向,作出了在全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决策。这是改开以来不曾有的伟大实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矫正。

  但是这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伴随的也同样是伟大斗争。当我们的党中央作为国策,一提出“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决策,并在浙江先行先试以后,一股逆流马上出现。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们立即发表文章,说什么这是“绝对平均主义”,是“民粹主义行为”,甚至带有挑衅性地说什么不允许“杀富济贫”,种种带有挑动引领舆论的言行,一时横行无忌。就当下,当来自民间的舆论对某些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的现象进行挞伐的时候,一些人惊恐万状,唯恐触动了个人利益。但是,人民已经进入觉醒年代,随着理论自觉,随着人民对党的大政方针越来越清晰,一些人用那些从西方贩卖来的普世价值和西方哲学来糊弄百姓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人民觉醒的步伐正在加快,忽悠百姓的公知们那些骗人的空间越来越小。

  为真理而斗争,当然离不开无所畏惧的大无畏气概,要像党中央领导同志号召的那样,要求有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和胆魄。要学习我们的毛主席,可以不要官,但不可不要真理。但是,要坚持真理,就要有辨识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眼光,就眼下来说,多读一些书,特别是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原著,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那些假理论家、假马克思主义者、假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就是用这些从西方抄来的伪理论甚至纯西方的货色来骗我们的。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至今依然如此,我们党内如果“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我们才不至于上当受骗。过去这样,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为真理斗争的路是一条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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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2亿人口“灵活就业”是喜是忧?

作者: 察客  
2022-02-10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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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图为中国农村的一名主播1月18日与工人一起打包准备发往各地的萝卜干。(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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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的词条昨日(2月9日)登上微博热搜榜。与官媒祥和的报道用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众多网民犀利的质疑声。这不禁让人疑问:“灵活就业”这个新词背后,有多少人过着令人艳羡的“不上班”生活,又有多少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9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达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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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名主播1月18日与家人在拍摄日常生活短视频。(新华社)
报道还采访了一名毕业五年的视频特效制作员和一名地质学科普视频主播,谈他们如何通过“灵活就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兴趣,或搭建展现能力的舞台,摸索职业发展方向,或提供了副业创新、创造价值的新途径,在本职外获得了可观的额外收入。
海外网写道:“线上工作受到年轻人追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东方网形容说,灵活就业达2亿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然而,中国网民们并不完全认同官媒热火朝天的说法,反而对“灵活就业”提出颇多质疑。
“手停口停的话儿说的这么振奋人心也是不容易。”“就一定要用正能量来讲述每一个现象吗?不虚伪不掩盖会die吗?”“把失业打零工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就业率统计就挺灵活的。”“丧事喜办罢了,还在那里说年轻人为啥喜欢线上工作。”
网民发炮的火力十足,以致《每日经济新闻》在微博转载上述报道时,评论区出现了“过滤不当言论,部分评论暂不展示”的通知。在逾千条评论中,仅有很少部分可见。
网民们的质疑不无道理,首先报道对“灵活就业”没有清晰的定义。再者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事关体量如此庞大的群体,应该有更多具体的数字公布。比如在这2亿人中,除了160多万主播,有多少是文案写手、外卖骑手,还有多少是建筑工人、小商贩,行业分布是怎样的?另外收入情况如何?有博主就建议,应该做一个月薪分段统计,分别列出不同月收入区间的人数,这样才能更直观地看出这2亿人的生活状况。
其实,中国有机构针对“灵活就业”作出统计和研究,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去年和今年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蓝皮书。虽然该报告视角站在劳动使用者的角度,侧重于研究“灵活用工”,但也可以一窥“灵活就业”者的生存状况。
根据蓝皮书的定义,从劳动者的角度看,“灵活就业”者是指劳动者在标准劳动关系以外,灵活获得劳动报酬的就业方式。“灵活”之处在于,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比传统的雇佣模式更自由。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发现,建筑工、服务员、环卫工、保安、保洁、家政等“普通工人”是灵活用工最为集中的岗位。
在课题组前期调研的数据中,有45.62%的企业的灵活用工的主要岗位为“普通工人”;18.22%的是“IT及其他技术人员”;11.54%的是“销售/地推/催收”;7.23%的是“客服/审核/标注”;7.09%的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指的是熟练蓝领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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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某工厂忙碌的工人。(中新社)
由上述报告来看,“灵活就业”者主要还是以打零工的普通工人为主。他们的工作不稳定,相比正式员工,更难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如若产生劳动纠纷,无法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另外,虽然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同工同酬,但对“灵活就业”者而言,同工不同酬、工资低于法定标准等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在中国疫情常态化的过程中,大量服务业新商业模式产生,给灵活用工带来广阔的发展土壤。但是目前“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手”等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灵活用工岗位,仅仅只占总研究数据的0.83%。
值得注意的是,有52.36%的“灵活就业”者选择灵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大,45.2%的受访者是为了先积累工作经验,34.73%的受访者选择灵活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工作机会。
由此更加可以理解网民和博主们的质疑。不少声音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灵活就业是就业难状态下的无奈选择,而并非多数人的主动选择,但是媒体却挑选少数成功案例,将这种无奈和困顿描述得光鲜亮丽,给人粉饰太平之感。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就说:“2亿人这个数字不能当成就宣传,它是一个现实,其中的无奈心酸肯定多于光鲜和喜悦。”
官方数据反映了多少真实情况?
2亿人口“灵活就业”引发的舆论热潮,也同时牵出另一场讨论:中国官方统计体系到底有多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疫情爆发后,欧美经济在防控措施收紧后受到明显冲击,失业率大幅飙升。美国的失业率在2020年4月一度飙升至14.7%,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到今年1月逐渐下降至3.9%。虽然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但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下。
在失业率计算上,中国根据不同数据来源分出两套失业统计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存在明显漏算。而调查失业率也没有很好地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
对于中国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长期担忧一直存在,甚至有体制内人物也对此提出过批评。北京去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前财长楼继伟在该会议结束后次日举行的一个线上论坛上指出,统计数据中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数字反映(经济中)出现的负面变化”,能看到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情况“非常好”。
例如,官方数据显示,企业和其他市场实体的数量在疫情下有增加,但实际上,它们很多都因为商业困境和注销困难而处于停滞状态。在就业率上,楼继伟说,政府的数据统计了新增就业,但却没跟进这些就业人口在六个月或更长时间后是否被解雇了。
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在挣扎,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措施在持续,加上监管对科技行业的打击,经济面临很大挑战。灵活就业是民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但2亿人口“灵活就业”其实也说明了中国另一层面的就业状况,背后是这些就业人员面临的社会保障的困难以及对长期发展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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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亿市场主体 公有制主体?服务业中金融虚拟资本埋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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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4 11:17 - 焦典 - 焦点时评


动荡期决策朝令夕改 讲政绩掩两极分化 信心=Keynes动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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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1978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2021年09月28日 10:42:1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28日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图片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 ...
2021-9-28 16:14 - 焦典 - 焦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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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8 00:51:28 | 只看该作者
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2022-03-07 22:59:17来源:观察者网
江苏省统计局网站消息,根据2021年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出生率为5.65‰,人口死亡率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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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2019年,江苏常住人口出生人数开始呈持续小幅下降态势,但每年仍保持在70万人以上,2020年和2021年出生人数则连续跌破60万人和50万人。根据人口学判定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即为老年型社会,江苏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达到这个标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在江苏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现状下,全省年度死亡人数增加的幅度并不大。2002年以后每年死亡人数均稳定在52万人左右,2020年为54.99万人。因此,正是出生人数的急剧减少,导致人口自然增长快速下降。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7‰,接近零点;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
近年来,江苏省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下降,主要是三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大部分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分布在 20-39 岁之间。全省20-39岁女性人数,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305.15万人、1273.90万人,10年仅减少了31.25万人; 2020年为1126.52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147.38万人,是上个10年减少量的4.7倍;2021年初步测算为1115万人,继续比上年减少11万多。20-39岁女性人数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数量。
二是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随着时代的发展,江苏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稳步递增。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2000 年为 23.22 岁、2010年为23.76岁、2020年为29.66岁。2010年与2000年基本相当,而2020年女性初婚年龄比2010年足足推后了近6岁,接近30岁。随着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女性的生育同步延后。
三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2020年高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近一半是女性,接近110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90万人。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自我职业的期望越高,生育与就业的冲突越大,生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因此,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倾向于少生孩子。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生育一孩居多,接近70%;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当,都在47%左右;小学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者以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居多,占比分别为 63.42%和59.21%。在未生育的女性中,高学历者所占比重也超过了一半。可见,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因素将会持续影响着江苏省的出生人数。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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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0 00:48:35 | 只看该作者
2021年结婚登记创36年新低,广东河南结婚人数最多


2022-03-19 20:38:25来源:第一财经网

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结婚平均年龄日渐增长、单身群体日益扩大、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等问题,备受关注。刚刚过去的2021年,我国结婚人数有何变化?
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第一财经记者梳理数据发现,这也创下了1986年(民政部网站公布有1986年以来的数据)以来的新低,仅为2013年最高峰的56.6%。
历年结婚登记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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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民政部历年统计公报及季报整理
结婚人数快速下降,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从近四十年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后,连续多年下行。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这也跟年轻人尤其是“90后”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一项研究《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近年来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有多个因素,其中之一是高等教育的的普及,使得年轻人独立生活工作的年龄被拉长了。其次,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但现实的生活成本压力逐渐增大、就业和工作压力也越来越沉重,所以也不敢轻易进入婚姻。此外,还有婚姻观念和婚育行为习惯的累积效应;年轻人的主体意识更加提高,对自己婚姻的自主选择性越来越明显等因素。
董玉整说,现在家庭、父母及亲人们对年轻人的婚姻选择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同时,不少人对婚姻完美状态的期待较高、对择偶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有的人甚至宁愿单身、宁愿独身,也不愿意降低标准,不愿意将就。
董玉整预计,结婚人数下降对出生人口必然带来实质性影响。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育龄妇女、已婚育龄妇女的数量下降,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这也是影响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与否的重要客观原因。
另一方面,在结婚人数下降的同时,单身群体正不断壮大,单身经济也随之崛起,对包括房地产、家电等行业都产生巨大影响。
分省份来看,有10个省份结婚人数达到或超过30万对,分别是河南、广东、四川、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湖南、云南,其中河南、广东和四川均超过50万对,广东和河南均为59.1万对,并列第一。
总体上看,各地结婚登记人数多少,与各地的人口总量尤其是户籍人口总量有关,其中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常住人口最多,且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结婚人数多,也意味着接下来这两省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名列前茅。
31省份2021年婚姻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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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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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7 15:01:42 | 只看该作者
湘西农村男青年“脱单难”:女孩少,结婚标配“三大件”60万以上
2022-03-27 14:31:49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记者

  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适龄未婚,湘西州永顺县万坪镇和平村男青年“脱单难”难在哪?

  今年春节期间,湖南省纪委监委组织委机关干部利用回乡探亲之机开展了“听民意 解难题”基层调研活动。近期,微信公号“三湘风纪”陆续公布了调研成果等,其中一篇基层调研微报告就谈到了农村男青年“脱单难”问题。

  据笔者介绍,和平村共有419户,1590 人,适龄未婚男青年110人,适龄未婚女青年仅31人。

  文章称,“脱单难”的一个原因在女孩少。在湘西“老少边穷”地区农村,过去生子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和平村村支书陈绍源介绍,女少男多是男青年“脱单难”的根源。和平村适龄未婚女青年仅为男青年的28%。村民反映,本村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女性一样很“抢手”,上门提亲很多还是头婚男青年,出的彩礼与头婚不相上下。相比之下,村里有的女孩即使身体、智力方面有轻微缺陷的嫁出去都比较容易,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适龄未婚女青年的“稀缺性”。

  成婚成本高也是一个原因。

  文章提到,村民算了一笔账,现在结婚标配“三大件”即农村自建新房或镇里、县城商品房,家用小汽车,彩礼,再加上购买“三金”首饰等,平均花费要在60万元以上。如果在县里购买商品房花费则在100万元以上。该村2020年至2021年完婚9对,彩礼最低8万元,最高16.8 万元,平均12.8万元。据村支书记忆,2002年他亲戚结婚时彩礼才8000元,现在是16.8万元,足足涨了21倍。一个男青年完婚需花费家庭10至15年积蓄,这还要确保没有大灾大病。村民戏谑道,“以前谁家生两个儿子恨不得敲锣打鼓炫耀,现在谁家生了两个儿子要坐墙根偷偷抹眼泪”。

  文章还提到,“脱单难”难在人口流动大。伴随人口从农村到城市流动加速,男青年因文化素质不高,在城市从事的大多为技术含量低、收入低的体力劳动,很难在城市立足,最后不得不回村里解决婚姻问题。

  据统计,该村未婚男青年110人中,初中学历达74人,占67.2%。相比下,城市生活对女青年影响更明显,随着见识增长,通婚圈扩大,她们基本把嫁入城里作为目标,这也是街坊邻居相互攀比的谈资。这种错位和不平衡性加剧了农村男青年“脱单难”。再者,农村“守婚难”现象也悄然蔓延。本村近年来就有5户外地媳妇嫁进来后,生了娃又“跑了”,骗婚也时有发生,一些家庭对待孩子结婚问题也是顾虑重重。

  文章称,农村男青年婚姻难不是一个新话题,积极应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问题,既是应对低生育“陷阱”的有效举措,也有利于从人口方面厚植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结婚俨然已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也衍生出一系列农村治理难题。不少村民提出了建议与希望:政府要加强引导,大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尚,减少盲目攀比。要更加重视教育和技能,努力提升男青年的综合素质和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发展繁荣乡村经济,吸引优秀青年回乡就业创业。

  这份调研报告提到了一些共性问题。

  去年,河南省民政厅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也提到,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村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现象逐渐凸显,农村大量外出务工女青年返乡婚恋逐年减少,加之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婚嫁大操大办、彩礼互相攀比等不良风气,导致部分农村男青年遇到婚恋难题。

  今年年初,四川乐山市井研县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从本地区婚恋习俗来说,对经济负担要求并不大,普遍没有过重的彩礼需求。本县农村青年婚姻主要面临的问题还是青年人数过少。报告称,许多当地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不在家,家中往往只有中年人与老年人。女青年的数量更是缺乏。这使得适龄单身男青年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通过亲友介绍,也多半是在外地的单身女青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者李永萍长期关注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问题和天价彩礼等现象,她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性别比失衡,近3500万大龄单身男青年是客观存在的。“农村女青年留不住,未婚男青年也多数在外务工。”

  李永萍说,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去大城市打工,不仅是为了挣钱,其实还是为了体验城市的生活,为了长见识、开拓视野,体验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从在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读完了书又还没有结婚的,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愿意去大城市。所以农村女青年留不住。另一方面,未婚的男青年也不在农村了。大部分未婚的男性也不是天天在农村,年轻的或者潜在的未婚群体,大部分都在城市里打工。所谓“老实人光棍”这部分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去接触外界,留在农村未婚的有这样一个群体。总体来说,30岁左右未婚的男性留在村里的很少,基本上都在城市里。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文件——《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要求,浙江、重庆、山东、四川多地的统计部门已于2021年6、7月间,在辖区内抽取部分地区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此次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农村青年婚恋现状,关注农村青年群体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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