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转帖注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察刘长明，董庆强 · 2022-01-30 ·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１２ 期
资产阶级学者常常漠视劳动而把资本视为活力之源的说辞，是由其所服务的剥削阶级本性决定的。 可见，是膜拜资本，还是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放在第一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泾渭分 明的界限。创造价值的劳动神圣不可侵犯，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共享劳动成果实现共同 富裕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立场。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察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革 命导师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条清缕析出剩余价值理论，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进而 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显出共同富裕的学理和法理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视之，共 同富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既然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使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得到足够的份额、还富于民就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天赋使命；夯实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彰显分配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共同富裕是２１ 世纪创新马克思主义常研常新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源泉；分配正义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革 命导师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条清缕析出剩余价值理论，抽丝剥茧，揭开资本主义 剥削的惊天秘密，进而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开显出共同富裕的学理和法理基础。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视之，共同富裕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应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政治经 济学要旨构思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１］，“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 的福利”［２］３０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帝国主义 论》《国家与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今天仍 然熠熠生辉，成为共同富裕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指南。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武器，擘画共同富裕蓝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时代主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 将指导我们筑牢坚实的共同富裕鸿基，收获丰硕的共同富裕果实。 一、劳动创造价值：共同富裕的立论基础 １． 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共同富裕仅仅是底层劳动者的追求和梦想，直到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提出，才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基于劳动人民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 社会经济问题入手，深刻把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精髓，建构起能够掌握群众、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 动”提供“批判的武器”的劳动价值论。正是通过由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原理、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 关系论、货币理论、价值规律等构成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揭开了物所掩盖着的社会生产关系，剥 离出纷乱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矗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 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创造主体及经济运行规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完成了对价值形成过程的层层解剖，确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真谛和劳动光荣、劳动者神圣的唯物史观， 开显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共同富裕的法理基础，描绘出未来社会创造价值的主体———劳动者共同富裕 的理想蓝图。 资产阶级学者常常漠视劳动而把资本视为活力之源的说辞，是由其所服务的剥削阶级本性决定的。 可见，是膜拜资本，还是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放在第一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泾渭分 明的界限。创造价值的劳动神圣不可侵犯，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共享劳动成果实现共同 富裕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立场。 ２． 剩余价值论：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 既然经由诚实劳动走向共同富裕，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为什么私有制 为基础的社会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者却一直循环进行着贫困积累呢？但凡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剥削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 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３］１９１ 然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显性剥削关系一目了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却笼罩在重重迷雾中。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貌似公平交易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循环套取。剩余价值论，隐含 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的必然逻辑：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运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通过资 本循环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导致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从而阻断了劳动者的共同富裕 之路。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绝不是中性的，其“贪吃蛇”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总是服务于、 服从于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尽可能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资本积 累过程中势必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进而造成财富与贫困两极分化———这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主义 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３］２８９ 。私有制导致劳动异化，异化劳动产生两极分化，愈益加大的两极分化 就这样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平等交易”中被牢牢固化：“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 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 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 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 累。”［３］２８９，２９０ 可见，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 对立，两极分化就会如影随形。把两极分化仅仅看做是分配领域不公平导致的结果，而对造成不公平分 配的根源视而不见，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惯用伎俩。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讽刺道：“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２］４１４ 在这种形式上平等的 “最完备”的剥削制度下，手握无形支配权力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屑于赤裸裸的可见暴力，隐形的饥饿皮鞭 代替了明晃晃的滴血屠刀，雇佣工人不得不基于契约“自愿”套上由资本遥控的无处不在的电子枷锁。 然而，不管剥削的形式如何翻新花样，资本的嗜血本性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如今流行的仅仅从收入差距、富裕程度、基尼系数来阐释两极分化社会现象，只是一种表象的叙事，远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有意 无意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沿着这样的思路，为了防止阶级矛盾继续激化，为了将资本主义美化为终结历 史的恒久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诸如对生活困难者发放各种补贴、实现普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限制 两极分化的措施，由此打造出被西方世界标榜的所谓“福利国家”。他们试图使劳动者相信，无须推翻资 本主义制度，不必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要通过普惠雇佣劳动者的保障制度，只要资产阶级利用本 来就属于雇佣劳动者的成果略发善心，即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资本主义“特色”的所谓共同富裕。实施 社会福利政策，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境遇，但究其实，不过是一种更隐蔽、更富有欺骗性的 剥削花样。而且，即使“福利国家”也不可能改变一极是财富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积累的总趋势。当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不能消除贫困，而是这一制度需要剩余价值，因而也需要积累贫困，换言之，贫困 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需求。在这种制度性贫困下，共同富裕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二、还富于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１． 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共同富裕之路，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剥夺剥夺者，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才 能开显出共同富裕大道，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政治经济学 建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特别是旷世巨著《资本论》，堪称“向资本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 的炮弹，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４］。但是，如同马克思所说：“批判已经 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２］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单单是为了解释世界、揭露丑恶，而 是为了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践履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为物役的异化社 会，剥夺剥夺者，建立理想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归。 毋庸讳言，任何经济学都具有鲜明阶级性，资产者有服务于资产者进行资本积累、追求最大利润的 经济学，而劳动者也有服务于劳动者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凯恩斯坦承：“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毫不隐瞒：“社会科学家和其 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 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 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 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 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 断。”［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阶级性，区别在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 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 的运动”［２］４１１ 。而且，如同马克思所言，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尤为突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 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 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 研究。”［３］８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自己的核心关切———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必须剥夺剥夺者。 ２． 还富劳动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旨归 还富于民，共同富裕，乃西方经济学的禁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经世济民、经济匡时的 宏旨，高举人民为本、还富于民的大旗，破天荒地打破服务于私有制的学术禁区。可以说，《资本论》就是 在“批判旧世界”、剥夺剥夺者中“建立新世界”、走向共同富裕的理论大成和行动指南。马克思恩格斯以 人民立场探求摆脱资本奴役进而通往自由解放的道路，始终把人民关切的根本利益问题作为自己的理 论主题。在这场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要解放的是全体劳动者，追求的是全体劳动 者的共同富裕，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斩断凭借资本奴役劳动者的黑手，掀翻资产者的宴席，“如果不同时 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 解放出来”［２］３８０ 。由此说明，还富于民、共同富裕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 旨归———这样的定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于理想社会的价值标准。沿着这样的价 值基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越来越丰富，实现社会理想的现实发展道路越来越 宽广，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还富劳动者的制度基础，在“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 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 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７］７２４ 。 纵观“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为研究立场”［８］、以 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为核心关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既是一 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一种全面整体的社会批判。 三、分配正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旨归 １． 公平的分配：一个基于所有制的历史范畴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对将公平绝对化的倾向，恩格斯早就给予了坚决批判。普鲁东之所以批评 资本主义社会，竟然是因为这个社会违反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公平原则。为此，普鲁东建议基于人的“类 本质”，以符合“永恒的公平”原则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对普鲁东口口声声的“永恒的公平”，以及“要 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范来改造自己”［７］２５６，２５７ 的臆想，恩格斯正 本清源，厘清了公平定义：“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 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１７８９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 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 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７］２６１ 以唯物史观视之，既然没有永恒 不变的公平，当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平分配。分配关系不过是所有制关系的“反面”或“背面”，任何分 配都是由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没有抽象、永恒的公平分配。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公平内容 一样，公平分配也总是与时偕行，具有历史性，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中必然会派生出不同内容的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的标准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与公有制相匹配的公平分配以及与私有制相匹配的公平 分配，可能会有天壤之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 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 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 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７］３６５ 可见，根本不存在普适于一切生产方式、一切所有制的“公平的 分配”方式。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维度来评判公平分配，无疑是幼稚可笑的。对这种幼稚病，恩格斯嘲 笑说：“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７］５２８ 对“庸 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 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的做派，马克思一针见血地 揭露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脱离所有制与分配的“真实的关系”而执意“开倒车”［７］３６５，３６６ 。 曾几何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配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譬如拉萨尔，置所有制关系于不顾而大谈特谈“公平的分配”，把分配抽象为不依赖于所有制关系的独立性存在，从而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 义涂鸦为围绕分配兜圈子的庸俗社会主义。为了剥离披在社会主义上的层层伪装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原则，为了在各国建党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了迎头痛击颇有市场的拉萨尔 主义，为正在制定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正确指导，马克思抱病完成了《哥达纲领批判》。针对离开 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谈论诸如“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类的幻象，马克 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地批判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 果。”［７］３６５ 接着，马克思追问萨尔派：“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 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 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 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７］３６１ 依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公平分配标准，资本主义的 分配方式显然是公平的。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拥有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得 到劳动力价值，无疑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尽管这种所谓的公平分配以 劳动和劳动者的异化为代价。马克思公允地评说道：“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 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９］在资本主导下，主要按要素分配，是不折不扣的“公平的分配”———一种资本主 义所有制下的公平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资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难道不公平、不天经地义吗？ 今天，在分配问题上绝不能继续重复马克思多次鞭挞过的脱离所有制关系空喊抽象、虚幻的公平分 配的错误。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回避作为分配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除了唯心史观影响外，重要 原因在于，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不遗余力的维护者。中国的许多西化派学者，惯于插科打诨，同样闭口 不谈分配的基础———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离开所有制谈公平分配，在谈究竟何为公平分配时又 往往语焉不详，说到底，他们举的无非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旗。按照他们的误导，我们的共富探索，绝对 超越不了资本主义框架下“公平的分配”之类的范畴。长此以往，共同富裕只会被模糊不清的“公平的分 配”庸俗化、空心化、去社会主义化，进而蜕变为一个人畜无害的中性名词———一个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 伪名词。只有消灭了私有制，人剥削人的现象才会消失，最终开显出分配正义的大道。从这个意义上 说，共同富裕表面看是分配问题，实质是决定分配的所有制问题。 ２． 分配正义论：公有制基础上的分配要旨 资本主义有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当然也有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公平分 配。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平分配，初步彰显了分配正义。马克思在对言之凿凿的 拉萨尔派臆想的无根浮萍———所谓“公平的分配”进行深刻剖析后，勾勒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是指劳动者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经由按劳分配实 现的生活资料富足状态。社会主义公有制架构内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使劳动成了获取 生活资料的唯一凭证，从而排除了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任何可能。在这一 阶段，作为分配正义论应有之义的按劳分配，事实上成为共同富裕的现实依据和实现机制。毫不夸张地 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最公平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不可能按占有生产资料 多寡作为分配标准；同时，有待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尚不具备按人们的个体需要进行分配的条件。在社会 主义社会里，最大程度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就是对分配正义的遵从。平均主义抑或是贫富悬殊，所有 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偏差，都是对分配正义的误读。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正因如此，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联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论述分配正义，在《资本论》第 ３ 卷中，专列第 ５１ 章“分 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在界定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后得出政治经济学的普适性结论：“这种分配关系赋 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３］６４９ 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大厦，正是以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为理论基础的。有鉴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把“公平”“正义”“平等”之类模糊不清的大词归结为社会主义的特征。譬如，鉴 于“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７］３７１ 的历史大势， 马克思极力主张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类似于“消除一切社会的和 政治的不平等”等不着边际的辞藻出现在党纲中。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恩格斯评论说：“用‘消除一切 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 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依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 思想混乱。”［７］３４９ 以此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空喊“公平”之类的口号，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 上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大义。欲求分配大义，必须夯实公 有制基础。一边重弹“公平的分配”之类的陈词滥调，空喊分配正义论，一边主张私有化，这是缘木求鱼。 当然，按劳分配只是初步实现了分配正义，还不是分配正义的全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主 义社会第一阶段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对生活资料的平等占有和共同富裕，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仍然存在 着由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有限差别的共同富裕 的必然现象，又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相对于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缺憾。所以，初步合乎分配正义的按劳 分配方式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理想。真正的分配正义，只有在高级成熟的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随着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公有制水平的升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尚需将按劳分配 合乎逻辑地升级为按需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乐观地展望：“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 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 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 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 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７］３６４，３６５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 共同富裕，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生活资料按需分配实现的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所有成员共 同富裕的社会，一个为分配正义论提供完美注脚的社会。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 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１０］。 四、公有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富基础 １． 公有制架构：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基础 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分配正义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得以进行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 人民当家做主则是公有制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政治基础、占主体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位居主渠道的按劳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生产资料 公有制、按劳分配构成了一环紧扣一环的共同富裕逻辑链条。在这个共同富裕的逻辑链条中，生产资料 所有制关系起着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内，所有社会成员取得生活资料的 唯一凭证是劳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也就相应消除了两极分化的所有制基础。如上所述， 鉴于劳动能力差异、赡养人口多寡等因素，即使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成员之间的生活水准仍然存在一定 差别，但是因为人们只能凭自己的劳动获得消费品，就不会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更不会出现一极财富积累、另一极贫困积累的现象。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 话：消灭私有制。”［２］４１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规律基础上，展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社会的规律和历史趋势， 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和必然性，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基础、所有制前提、分配正义法 则等事关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共同富 裕是一种制度话语，一种基于所有制的阶级话语。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 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共享社会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富足状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共同富 裕，即便是差别富裕，这种差别也只能是基于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差别，而绝不是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差别”。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差别，是社会主义阶段难以避免的“资产阶级 法权”，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逐渐趋于消亡。 社会主义农村的共同富裕，有赖于集体所有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夯实土地 集体所有制基础。在土改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但是，每人一亩三分地，至多 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要走向共同富裕，就必须联合起来，走集体化公有制共富的 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集体所有制有鲜明的优越性，既坚持了公有制道路，又发挥了中国劳动力多的 优势，更有利于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果是分田单干，那么，在新一轮土地购并狂潮中势必再次发生 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就会再次陷入贫穷的深渊。因此，对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步步升级的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毛泽东同志的感觉是：比建国还要高兴！因为同样建国的秦皇汉高、唐宗宋祖都没 有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时期建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留下的最伟大制度 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１１］２６２ 既然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根本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因而也不 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在保留资本雇佣劳动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调整分配政策奢望共同富裕，是画饼 充饥的游戏，就像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面一样可笑。如果按照庸俗社会主义的方案，不解决所有 制问题，即使进行一万次分配，共同富裕也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因为超越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私有制下没有共同富裕，也不可能产生共同富裕，如果有，那也是联 合起来的资产者的“共同富裕”———一种带血的“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过 程创造的成果大都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价值。在资本话语下， 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做大蛋糕，但结果只会使资本家得到更多的 相对剩余价值。劳动者或许能增加点微不足道的工资，然而，在新创造的价值中，劳动所得占比却越来 越小。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得到略微改善的“现代奴隶”，仍然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拴在资本的铁锚上。 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哪里有什么“共同富裕”可言！私有制下的所谓“共同富裕”，对劳动 者来说，只不过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 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３］２７６ 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奢谈共 同富裕，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民主社会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其 翻版。如果能在私有制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当初我们还有必要推翻旧制度吗？还有必要确立共产主 义的远大理想吗？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总有一些人一厢情愿地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寄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 础上，热衷于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搞改良———而且主要醉心于分配上的改良，回避阶级斗争， 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血液流淌。从个别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伯恩施坦、倍倍尔、考茨基、普 鲁东、拉萨尔、普列汉诺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再到今天流行的脱离所有制谈分配，回避雇佣劳动、 回避剩余价值谈共同富裕的倾向，这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卖拐者”，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不二，大都选择 回避核心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在他们预设的话语系统中，所有制被消融在“市场主体”里，公 有制不过是普通的市场主体之一而已；按劳分配被轻描淡写成“协调配套的”众多初次分配方式之一。 于是乎，共同富裕成了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没有实质性关联的孤立的理想状态。有些人开出的避免两 极分化的药方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揭露的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合乎分配伦理的庸俗社会主 义，是庸俗社会主义在新的外衣下的复活。有些庸俗社会主义者为了兜售自己的理论，故意玩弄文字游 戏，混淆所有制与所有权概念。必须清楚，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所有制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共有制和 股份制是善于兜圈子者的绕口令式法学概念。所有制决定所有权，所有制意义上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范 畴决定共有制、股份制、产权之类的法学范畴。在所有制层面，只存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根本就没有所谓 混淆视听的共有制。 西方福利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差别富裕”，前提条件是在不合理的世界分工体系中，本 国资产阶级拥有剥削全世界的能力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资本家联合体通过再分配的方 式，将一部分掠夺到的剩余价值瓜分给本国平民一杯羹。相差无几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绝不能把两极 分化偷梁换柱成“差别富裕”。差别千万亿倍，是两极分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差别富裕。这种在确保资 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实行的“差别富裕”，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最 终还会再次走向两极分化。如此福利国家，劳动者因没有改变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因而贫富悬殊现 象仍然存在，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遥不可及的画饼！西方许多“福利国家”的失败实践，也一定程度上 宣告了资本主义“差别富裕”的破产。 ２． 共同富裕论：公有制的应然、必然与实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应然、必然与实然。只要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并在此 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就理所当然地会结出共同富裕果实。在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生产 资料占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再无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唯一的结果应当是共同富裕。在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基于即将建构的公有制乐观地展望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我们还是一个 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 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 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 事。”［１２］被誉为“与时代同行”的诗人郭小川在《社会主义的路是农民共同富裕的路》一文中，讴歌“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所当然的结果：“怎样才能不走资本主义的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社会 主义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联合起来，用大规模生产和新的农具、农业机 器和新的农作法来经营农业，使大家能够共同富裕。”［１３］在伟人和诗人看来，只要建构起公有制基础，迟 早会实现共同富裕，何以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应 然性逻辑使然。 只要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就必然结出共同富裕果实。正如社会 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一样，基于公有制的共同富裕必然取代基于私有制的两极分化。这一历史必然 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一定是公有制道路，舍此别无他途。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 共同富裕之道，必然会同时规避“平均主义”“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杀富济贫”之类的陷阱，此乃共同 富裕的历史必然性使然。毛泽东同志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要求反对两种倾向：“反对平 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１４］可见，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方 略。社会主义公有制开显的共同富裕之路，不但会改变人与人之间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断裂关系，也必然 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可能。普利天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共享哲学，而 只有代之以“内蕴公共性和长远性的公有制”，才能摆脱“将利润最大化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资本与 生俱来的“两个剥夺”———“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对自然界的剥夺”［１５］，实现有决定意义的生态转向。人与 万物共享自然之美，不再损自然而利己，这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只要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就会事实上收获共同富裕果实。社会 主义国家一直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论调，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巨大成就 的丑化。基于公有制基础的按劳分配，不仅让蛋糕分配得更合理，事实上也因为对蛋糕的合理分配而进 一步将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已实证了这一判断。几十年来的贫富分化是公 有制被削弱、国有资产流失而私有化无序扩张的恶果，这一事实反证了只有夯实公有制基础，才能实现 共同富裕。 五、公主私辅：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何以可能？ １． 共富与共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主题 共同富裕是劳动人民的千年期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迫在眉睫的时代主 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面对这样的形 势，程恩富教授指出：“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各阶层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各阶层的财富和收入差距 过大，特别是高财富者和高收入者在财富和收入中的占比过大，那么长此以往社会撕裂将在所难免，最 终演变为难以治理的社会顽疾。”［１６］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困扰着经济社会的和谐 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能成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彰显社 会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小政府、大市场”“一切交给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回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关切：共富与共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 裕这一时代主题。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表明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决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高度定位共同富裕：“实现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 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让人民群众真 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１７］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由此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重点研 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问题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１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同富裕被提上首要议程，“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被列入“十四 五”的重点任务。在规划坚持的原则、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同 富裕主线一以贯之，共同富裕的蓝图越来越清晰。为打造共同富裕可资借鉴的样本，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浙江省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 ２０３５ 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 本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共同富裕的时代样本———浙江版共同富裕即将横空出世。 走向共同富裕如同做蛋糕，既要做大，也必须分好。分好蛋糕，关键是遵从分配正义原则，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说，初次、再次、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都有一定作用：初次分配主要按劳 动和资本各自的贡献进行，由政府积极主导的市场决定，体现的是有限公平原则；再次分配由社会需要 和相关配套法律政策决定，体现的是平等原则；三次分配由道义及隐含在道义背后的经济因素决定，体 现的是慈爱原则。对作为全部分配活动基础、居于首要地位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必须积极介 入，不能完全交给市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作为收入分配对象的价值形态的财富是在劳动过 程中创造的，因此，劳动是收入的源泉，收入分配的对象只能通过劳动过程才能形成。人类的社会生产 同时是再生产过程，“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 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３］２５４ 。为了使再生产顺利进行，在社会总产品 中扣除补偿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物质消耗部分以后，还要从国民收入中扣除足够的产品用于补偿劳动者 的劳动力消耗，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支付劳动者的收入，是国民收入形成后首先要做的分配，是维持整 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环节。 ２． 公有制主体：占主体的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力量 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１９］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被置于“两个毫不动摇”的优先地位。我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 社会，就是因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其他经济成分皆受占主体的公有制的制约和影响。“公有制为主 体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以私有制为主体 的现代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有着本质区别”［２０］。唯有公主私辅，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江泽民同志明确要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 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２１］。只有公有制经济体系中才能落实按劳分配，非公经济体系与按劳分配不 兼容。在占主体的公有制中实行按劳分配，是搞好初次分配的关键，也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基础环节。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决定着在分配领域必须相应贯穿按 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制度。所谓相互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说到底就是按劳分配和按要 素分配两种方式，收入也相应地分为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资本收入）。问题在于，哪一种分配方式置 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哪一种收入位列第一？虽然两个方面需要通盘考虑，但必须分清主次。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把劳动收入放在第一位，保障和增大劳动收入，重视初次分配的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应然 和必然。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甚至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本质 完全相悖的两极分化。究其原因，在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弱化。既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失衡态势是 由私有制比重越来越大引起的，要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改善所有制结构，提升公有制经 济比重，保证从业人员的大多数处于公有制经济体系中，进而确保从业人员的大多数享有按劳分配权。 为此，必须把许多被非法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公有化，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继续做大、做强、做 优，节制、规范非公经济，绝不能放任野蛮生长的非公经济动摇国本。毫不夸张地说，瓦解国有和集体两 类最重要的公有制体系，是对通往共同富裕的路基进行的釜底抽薪式破坏。剥削、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 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如果以私有制为 主体，依靠私营经济来共同富裕，等于是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把制造贫富悬殊的主因当做共富共享的圭臬，终究是南辕北辙。只有在夯实占主体的公有制基础的前提下适度发展非公经济，才能把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原则落到实处，回归共同富裕大道。 在村一级普遍建立集体性质的合作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农村推进共 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在 ２０１７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２２］。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的公有制基础，是引 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２０１８ 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好乡村 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１１］２６１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出台的《乡村振兴法》，更是明确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战略地位。 ３． 私有制辅助：非主体的私有制是共同富裕的支持性力量 不同的所有制决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成分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个人 收入都是劳动所得，消灭了剥削，从而也就消除了两极分化，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在处于补充地 位的非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决定了部分人要凭借生产资料占有权获得要素收入，这样，劳 动和生产资料都有权参与分配，个人收入既有劳动收入，也有非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或称资本收入）。 这种情况，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二重性：一方面，除个体经济外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同雇 佣劳动结合在一起的，雇佣劳动必然产生剥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譬如，基本上是私有经济天下的 平台经济，就普遍存在极限榨取剩余价值、从业者疲于奔命的现状；另一方面，适度有序地发展私有制经 济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增加税收、扩大就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共同富裕。 “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 ５０％ 以上的税收，６０％ 以上的国内生 产总值，７０％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８０％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９０％ 以上的企业数量”［２３］。这同时也意味 着，８０％ 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资本在权力所及的领域具有绝对话语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 来，正是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分配关系极大地制约着共同富裕进程。虽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 下，私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受社会主义大环境制约，但其内 部经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在这些经济成分中，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 家无偿攫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两极分化现象在所难 免。为了让资本逻辑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逻辑，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属性去改造和规定资本和市场。诚如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 代表运动的未来。”［２］４３４ 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规制资本、驯服资本、驾驭资本，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收入 分配的调节，才能将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规制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框架内，进而将原本造成两极分化 的资本变成服务于共同富裕的资本。 必须指出的是，财产性收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暂时现象，不能把它凝固化、永恒化。共产党的 终极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随着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升华，财产性收 入也会逐步消失。今天我们保护财产性收入，调动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目的不是使其固化、理想化，而 是为将来彻底消灭私有制、取消财产性收入尤其是剥削收入创造条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绝不能因 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是一个漫长过程，就将私有制、雇佣劳动、剥削神圣化、永恒化。既然中国共产 党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就必须约束私有制、雇佣劳动、剥削现象，并使 暂时存在的私有制服从于、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大方向。 ４． 第三次分配：纳入社会主义规制的第三种力量 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是慈善本义。但本是自愿奉献爱心、从事扶弱济贫的慈善事业，早已被资本 严重扭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慈善蜕变为资本家的一种避税手段，一桩获利颇丰的生意。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本家的所谓“慈善”进行了无情揭露：“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 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 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 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 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 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２４］资本家在赢得慈善家美名的同时获得丰厚回报，“对资本家来说，通 过这种左手转右手，从左口袋取出放在右口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免去自己需要交纳的巨额税金，也有利 于树立他们自身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说是‘名利双收’”［２５］。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以慈善为幌子 的基金会如滚雪球般迅速增长。 就像“民主宪政”一样，纳入资本逻辑的“慈善”一词，已经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中国的第三次分 配，绝不能步西方伪慈善的后尘，把本是经济领域的问题魔术般地变换成伦理问题。共产党不是慈善集 团，共产党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家，其使命是建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每一个有 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机会，通过劳动和按劳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最大的制 度慈善，乃善之大者！社会主义的中国，当然可以借用慈善一词，但必须为慈善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回 归慈善本义。继 ２０１６ 年颁布《慈善法》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重视发挥第三次 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２６］由此标志着第三次分配被正式列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明确肯定慈善等公益事业在共同富裕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如今，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 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的三次分配，已经成为共同富裕的有益补充，或者说，是共同富裕的 第三种力量。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有益补充的辅助性制度。 但也必须清楚，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只能改善微循环，不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确立的基本格局。因而，不能 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富人的良心发现上。如果不夯实共同富裕的鸿基———公有制，想通过道德约 束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百年大党，共同富裕的初心未曾改变一丝一毫：从革命战争年代确立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 人社会制度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奠定共同富裕鸿基而进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再到新时代 的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就是一部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共同 富裕推进史。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探索，实证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可能 性”［２７］。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让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浓墨重彩的华章。走向共同富裕，需要人民至上、崇尚劳动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社会主义的路基，更需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发动机，当然目前也需要多 种所有制和按要素分配的燃油。历史，行将进入社会主义中国时间。未来共同富裕简史，将从社会主义 中国拉开序幕。社会主义的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共同富裕的探讨，无疑具有世界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与时偕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武器，一定能够擘画出彰显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中国版共富图景，为人类解决共同富裕的千年难题提供“社会主义 ＋ 中国”的方案。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 卷（下）［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２．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１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１８９． ［５］凯恩斯． 劝说集［Ｍ］．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２４５． ［６］索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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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31 10: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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