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功勋》猜6中第3个历史决定 大得民心或争论继续?

焦典

伟大时代的功勋人物

2021-10-22 09:57:1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望长城内外

　　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的年代传记剧《功勋》，自9月26日起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和优酷网、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后，10月21日晚已经播出了最后一集。

　　该剧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分为8个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无名英雄于敏》《申纪兰的提案》《孙家栋的天路》《默默无闻张富清》《袁隆平的梦》《黄旭华的深潜》《屠呦呦的礼物》，每个单元6集，分别讲述这8位功勋人物的故事。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8位功勋人物建立的功勋，全部起始于毛泽东时代：

　　李延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斗英雄；

　　于敏参与研制的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首次爆炸试验成功；

　　申纪兰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提案是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孙家栋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 日发射成功；

　　张富清是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开始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的；

　　黄旭华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下水；

　　袁隆平参与研究的杂交水稻和屠呦呦参与研究的青蒿素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关键性突破的。

　　为什么这8位功勋人物建立的功勋，全部起始于毛泽东时代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国家意志为他们提供了建立功勋的机遇。

　　如果当年没有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决定研制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和抗疟新药，提出解放妇女和实行农业合作化，大办农业并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这8位功勋人物就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

　　二是正确的路线方针为他们建立功勋指明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和科技基础十分薄弱，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了长期的封锁，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国防科研上采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线方针，为国防科研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搞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

　　三是制度优势为他们建立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为这8位功勋人物建立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研制，还是青蒿素和杂交水稻的研究，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集中力量、开展全国大协作取得成功的；申纪兰和张富清也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功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这8位功勋人物是根本不可能建立功勋的。华国锋为《袁隆平口述自传》一书作序时指出，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是思想领先为他们建立功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钱少气多”的时代，那时候物质条件虽然比较匮乏，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党员干部模范带头，职工社员团结奋斗。这8位功勋人物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建立功勋，就是毛泽东时代坚持把思想革命化摆在首位的结果，就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体现，就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精神状态的缩影。

　　由此可见，功勋人物是伟大时代的产物，没有伟大的时代也就没有功勋人物。这8位功勋人物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功勋的经历，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

　　最后，说一下对电视剧《功勋》的看法。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总的来说拍得还行，特别是第一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真实地表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塑造的连队指导员李延年可信可敬，其他单元对功勋人物的刻画也大都比较生动。

　　但是电视剧中反映科研攻关的几个单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导体现不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全国的团结协作表现得较少，对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也没有充分反映，而个人奋斗的色彩却比较浓。有的单元为了拔高个人，对单位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其他科研人员的作用反映的很少，甚至被描写为对立面。例如《黄旭华的深潜》这一单元，对以彭士禄为首的核潜艇核心部件——核反应堆研制团队的攻关情况只是一笔带过，彭士禄与黄旭华同被称为“核潜艇之父”，如此一笔带过使人觉得有失公允。

　　特别是有些剧情的描写具有明显的“伤痕文学”的痕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不否认，在那个时代，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党和政府的工作确实也有缺点和失误。但是电视剧的有些单元却不去努力反映毛泽东时代为功勋人物建立功勋所给予的宝贵机遇和正确指导，提供的制度和思想保障，而是有意识地贬低毛泽东时代。

　　例如，《屠呦呦的礼物》这一单元中就有不少例子。该单元在描写1970 年代初的时代环境时，有意塞进了“猪肉涨价”，“买了2斤冻带鱼，化冻后只剩1斤半”，“买实验用动物，要给售货员塞钱行贿”等细节。这些细节不仅与剧情主题毫无关系，而且也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1970 年代初在城市买猪肉、带鱼和实验用动物，都是在国营商业网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猪肉可以随意涨价，冻带鱼大量掺水，也很少有行贿受贿现象。编导在剧中埋进这些“钉子”，既贬低了毛泽东时代，欺骗了年轻的观众，又让观众联想起当今的社会问题，可谓“一石二鸟”之举。

　　又如，《袁隆平的梦》这一单元，不顾客观事实，通过只讲缺点不提成绩等办法，故意贬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生产。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农业生产的时期，毛主席、党中央提出“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不仅组织全国各行各业大力支持农业，发动群众修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而且在全国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据有关统计资料：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全国人口54167万人，人均产量208.9公斤。

　　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8631万吨，比1949年增长153%；全国人口93717万人，比1949年增长73%；人均产量305.5公斤，比1949年增长46.2%。

　　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0477万吨，比1949年增长169.3%；全国人口96259万人，比1949年增长77.7%；人均产量316.6公斤，比1949年增长51.6%。

　　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950万吨，比1978年增长119.7%；全国人口141177.87万人，比1978年增长46.7%；人均产量474.2公斤，比1978年增长49.8%。

　　也就是说，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169.3%，全国人口增长77.7%，人均产量增长51.6%。

　　1979年至2020年的42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119.7%，全国人口增长46.7%，人均产量增长49.8%。

　　无论是全国粮食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前30年的增长幅度都要高于后42年的增长幅度。

　　而电视剧的编导却不顾这一事实，故意贬低前30年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极端错误的。

焦典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开展

2021-10-22 10:05:26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10月21日，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展，集中展示“十三五”以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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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以“创新驱动发展 迈向科技强国”为主题，充分体现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创新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展览分为重大专项、区域创新等12个展区，共设展项1740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展出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取得的一批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从世界最大直径钛合金环形锻件，到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从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到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一批大国重器也集中亮相。

以促进民生福祉改善为重点，展览还设立了社会发展展区，展示了在科技抗疫、科技冬奥、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方面取得的科技成果。

“十三五”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主要指标稳步提高，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第29位跃升至2021年第12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2015年1.4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2.44万亿元，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由9836亿元增至28252亿元，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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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将持续到10月27日，公众可通过科技部官网预约免费参观。

焦典

涉嫌侵害英烈名誉罪 大V罗昌平被批捕

2021年10月22日 16:32:33
来源：海南检察

罗某平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一案，由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日前，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某平批准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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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报道：

涉嫌侮辱英烈 大V罗昌平被刑拘

10月8日下午，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通报，涉嫌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网民“罗某平”已被刑事拘留。据了解，“罗某平”为前媒体人罗昌平，其个人微博目前已无法搜索到。

警方通报称，公安机关于7日接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于当天依法传唤罗某平（男，湖南长沙人，40岁，新浪微博名“罗某平”）并开展调查。

经审查，罗某平对其通过微博发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某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表示，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侮辱、诽谤或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10月6日，《解放军报》钧正平工作室对此事发表评论称，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耸立在自己的阵地上。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也是对志愿军视使命荣誉高于一切精神的崇敬。如今，“冰雕连”已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焦典

刘继明：我们怎样理解浩然？

2021-10-22 13:13:39作者：刘继明来源：作家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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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和研究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浩然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当代文学史的脉络看，无论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浩然的创作始终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浩然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七十年代的《金光大道》和八十年代的《苍生》，都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品。但由于这几个时期之间存在的严重裂缝，再加上浩然曾经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充满了分歧、误解、争议，乃至居心叵测的诽谤和攻击。

　　在“伤痕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鼎盛时期，浩然本人以及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直是被当作批判和贬损对象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金光大道》四卷的出版，文坛上刮起了一股清算浩然的浪潮；针对浩然的“不后悔”，某评论家斥之为极左和”文革余孽”，恨不得将浩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类似的攻击，对浩然来说恐怕一点也不陌生。刚粉碎“四人帮”时，也曾有不少作家对他口诛笔伐地揭发批判过。那时文坛上流行一句话：“文革时期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这样一来，无疑把浩然跟“四人帮”捆绑在一起，从政治上判了他的死刑。

　　所谓“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当然不是事实。孔庆东曾经写过一篇《文革时期的文艺》,他说得颇为精辟：“关于文革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革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革文学的概括。……文革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革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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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孔庆东差不多是同龄人，他罗列的那些作品,我小时候也读过,而且还可以列出更多,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大刀记》《激战无名川》《征途》《铁旋风》《分界线》《千重浪》《万年青》《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春潮急》《武陵山下》《土地诗篇》等等。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但人们尤其是“工农兵”却获得了更多的读书机会。可精英们每每回顾“十年浩劫”，总是感叹“没有书读”，觉得置身在“文化沙漠”。正是从这点上让我意识到，文化也好，文学也罢，并不像精英们宣称的那样“普世”，否则为什么不同身份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对同一时代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呢？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整顿中，中共中央并没有将浩然 “一棍子打死”，不仅给浩然提供了重新创作的机会，还让他当了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和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这显然让那些一心想将浩然打翻在地的人很不甘心，所以到九十年代，又掀起了对浩然的“再清算”，并逼迫他学习“文坛泰斗”巴金先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认罪和“忏悔”。遗憾的是，浩然直到去世，也没有满足那些人的要求。

　　曾经在天涯社区论坛上看到一篇署名“子乔”的文章《浩然的“不忏悔”和某些人的“忏悔”》。作者指出：

　　文革刚一结束，浩然就遭到批判，作品被定为“毒草”，他自己也不只一次承认“走了弯路”，但是他并没有按照批判者的要求正式“忏悔”，批判者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揪住不放。上个世纪90年代末，浩然公开表示“不后悔”，并称自己是个“奇迹”，新一轮批判和清算应声而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浩然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出于个人情结，一方面是“嘴硬”——长期遭受攻击而引起的逆反。我觉得，对他不妨多一些宽容和理解。现在，别说是网民的帖子，就是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文章，也都夹杂了很多对浩然个人品行的评价，甚至是恶毒的人身攻击，离真正的文学评论差了十万八千里。

　　某些跳着脚骂浩然的人，在文革中就是打手加歌手，写的东西只怕比浩然还恶心，当然人家现在都忏悔了。记得某位善于扣帽子的学者曾说：“虽然我在文革中也写过那啥那啥，但是后来我忏悔了”（大意），其潜台词就是：现在我有资格批判你了，谁让你不先忏悔？你就受着吧！

　　我想说，你们这种忏悔算个屁！

　　现在文革被否定了，毛泽东被“请下神坛”了，你们的忏悔不需要任何代价！很难得吗？很光荣吗？你们不过是“与时俱进”，好继续混饭吃，高兴了再当当打手而已。

　　这种“忏悔”较之浩然的“不忏悔”，又能高尚多少？跟他们一比，浩然倒显得坦荡耿直了。

　　如果非要在两者当中选择一个朋友，我宁愿选择浩然这种“不忏悔”的！

　　这位作者的话，让我想起前不久从网上看到的一份资料辑录的当代作家在文革十年发表的作品“目录大全”，其中许多人都是新时期文坛和“伤痕文学”的健将，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抗抗《分界线》、谌容《万年青》外，还有王蒙、陈忠实、刘心武、贾平凹、叶辛以及刘再复等等，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跟浩然一样，都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工农兵服务”的。与浩然不同的是，他们及时同被全盘否定的“文革”划清界限，跟上了新时期主流政治的步伐，浩然却没有从原来的“节奏”中走出来，而且拒绝“忏悔”，这就太“不识时务”，遭到那些与时俱进的同行们的敌视，也就势在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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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文革期间走红或受到器重，后来也没有“忏悔”的作家，并不止浩然一人，例如汪曾祺，文革时曾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因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创作，受到江青的“赏识”，还被列为“四人帮余党”受过清查。但他后来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了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坊间也曾有人翻出汪曾祺作为样板戏作者以及他与“文革旗手”江青之间过从甚密的经历，据说，汪本人对此不仅无忏悔之意，还坦然承认江青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甚至“客观”地肯定了江青在戏剧创作上提出的“十年磨一剑”的理念。（齐东：《汪曾祺与江青》）这种态度倘若放在浩然身上，肯定会引发许多人的口诛笔伐，但到了“汪老爷子”身上，主流舆论则不仅未有谴责，反而表现出少见的宽容，有人还撰文赞美汪曾祺为人多么多么敦厚豁达，这与浩然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跟汪曾祺后期的创作符合乃至引导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而浩然尽管在新时期也发表了不少新的作品，但在主流文学界看来，其思维和创作思维模式仍然没有从“文革”摆脱出来有关，同他“忏悔”与“不忏悔”的表态并无多大关系。

　　如果做进一步探究，这种不经意表现出的“双重标准”，还与汪曾祺和浩然两个人迥然相异的“出身”有关。

　　我们先看一下两人的履历——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3月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1942年父亲去世后，浩然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浩然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 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边工作边苦读苦写。1953年，浩然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创作出版著作80余种，作品曾在广播电台连播，被改编绘制成连环画出版发行。其作品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时代特征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影响和感染众多读者，尤其是其《艳阳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几乎家喻户晓。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和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从上面的履历看出，浩然出身于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家庭，这样的“出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怀有一种“血浓于水”的认同和拥护，浩然作为一名儿童团员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共产主义当做了毕生的信仰。当他拿起笔来从事业余写作直至成为一名作家，也因为这种“出身”，呈现出与一般作家截然不同的艺术取向和价值选择。

　　浩然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的“成功”是一个“奇迹”。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的勤奋和禀赋，二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15、616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柳青《铜墙铁壁》、欧阳山《高干大》、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白毛女》等，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文艺”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文艺政策适时调整，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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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在五七干校劳动

　　“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兵知识化”，一直是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痛感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彻底转变立场的困难：“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期望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迎来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时期。起初，毛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57年，毛在接见上海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时又说，“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秋石：《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可见，毛对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和抗日战争及人民解放战争等血与火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诚心诚意的思想改造后彻底转变到人民大众立场上来，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是充满信心的。但建国后头几年知识分子们的表现，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期望和信任，甚至有点失望了。毛从建国初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敏锐发现，“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页）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批语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以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仍然占领着我们的舞台等等现象，使毛泽东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有一支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就是说，除了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还需要从工农兵中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文艺工作者”。

　　为了实现一目标，党不仅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的文艺家继续发扬延安时期的传统，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努力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间发现和培养工农兵作者，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培养制度和办法，如文艺刊物乃至报纸副刊设立“通讯员”，举办各种形式的“业余作者改稿班”等等，将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写作能力的工人农民和战士选拔和集中到一起，辅导和修改稿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这一传统从五十年代初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文艺”的一种特有现象，发掘和培养了不少工农兵作家和诗人，如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湖北工人诗人刘不朽、农民诗人王老九，煤矿诗人孙友田、战士作家高玉宝等。浩然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坛大致由两拨人构成，一拨是以丁玲、赵树理、欧阳山等为代表的“延安派”，另一拨是来自上海北平等国统区的“自由派”，所谓“自由派“。

　　“自由派“只是现在的说法，当时只能称为小资文人。对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而“文人”和“知识分子”则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类人长期受英美文化的影响，既有同情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和民主主义思想，又满脑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将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使他们在革命大潮来临时怀着某种罗曼蒂克的热情甚至投机主义目的投身革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可一旦革命出现挫折乃至失败，他们往往会产生动摇乃至变节。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小资”出身的中共领导人叛变投敌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和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大批小资文人纷纷“告别革命”，一头扎进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现象，便证明了这一点，从而也再一次佐证了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是一张皮，“要么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要么依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二者必居其一”的论断。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随着“工农兵作者”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坛呈现出“延安派”、“自由派”和“工农兵”三足鼎立的局面,文革期间，出现了“工农兵”唱主角，其他两派当配角，甚或“靠边站”的格局。因此，当文革结束，“延安派”“自由派”和被称为“归来一代”的右派作家重返文坛后，许多“工农兵作者”便在新的政治冲击下烟消云散了，唯独浩然像一块硕果仅存的化石那样顽强（顽固？）地挺立着。这肯定会让那些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因各种原因受过“迫害”，一听到“样板戏”和“工农兵”的字眼就做噩梦的主流们心有不悦，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比较而言，汪曾祺虽然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短暂的“蹿红”乃至被江青赏识的“污点”，但汪出身于旧式地主家庭，本人作为毛泽东所说的那类需要改造世界观的小知识分子文人，无论是生活和审美趣味，都与“工农兵”格格不入，对于“自由派”而言，终归是“自己人”。

　　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告别革命”的西风劲吹之下，中国文坛经历了从“人民文学”到“人的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蜕变，文坛话语权也由最初的“延安派”和“自由派”共治，变为“自由派”大权独揽的局面，非但“工农兵”们早已被逐出文坛，连曾经位居主流的“延安派”也渐渐被边缘化（参见拙作：《丁玲的“左”与“右”》《被“极左”的姚雪垠》），整体文学语境发生了堪称颠覆性的变化。汪曾祺的创作也脱胎换骨，完全抛弃样板戏《沙家浜》的革命话语模式，回归到其早年所推崇和追随的那种沈从文式的民间乡土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从传统文化层面呼应了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思潮，成了炽手可热、备受尊重的“汪老爷子”。

　　其实，单从为人处世看，浩然是文学圈里公认的“厚道人”。据熟悉浩然的人回忆，即使文革期间大红大紫，浩然也未曾高调批斗过别人，他还在一个红卫兵的批判会上保护过老舍。至于汪曾祺，更是文学圈里圈外出了名的“好人”。可见，主流文坛对浩然的“清算”和逼迫其“忏悔”，并非某些人“报私仇”，而是前三十年两类不同“出身”文人和两种不同文艺观、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在新时期的延续，用许多人熟悉的一句文革流行话语，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意识形态斗争。顺便说一句，后三十年，“自由派”一边宣称阶级已经消失，自己却睁大眼睛，一刻也没有对停止对他们眼里的“左派”或“极左”大搞“阶级斗争”。对已成为“死老虎”的浩然也不肯放过。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自由派”和“右派”文人，此时已汇集在一起成了文坛主角。这一落一起，一跌一宕，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生活的剧烈蜕变。无论作为失败者的浩然们，还是作为胜利者的“右派”文人，都不过是这种蜕变过程的产物。当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历史格外钟情于右派们，这从四十年来他们脸上始终荡漾着一种掌稳历史方向盘之后那副真理在握、踌躇满志的神态看得出来。相比之下，浩然或被称为“极左派”的浩然们纵使在文艺体制内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头衔和地位，但已彻底沦为边缘人，即便还能坚持写作，但也不能或不敢僭越新意识形态的规约，有点像文革期间秩序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地富反坏右”，即使像浩然那样嗫嚅几句“不后悔”，也会马上遭到一顿声色俱厉、劈头盖脸的斥责。

　　在这样一种境遇下仍然坚持写作的浩然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九十年代直到2008年去世，浩然都待在远离北京文化中心和主流文坛的河北省三河县，在那儿办了一份《乡土文学》杂志，他培养当地业余作者的投入和认真劲头，让人联想起新中国“前三十年”培养工农兵作者的群众性文艺体制，以及他自己如何从一个农民出身的基础业余作者成长为全国著名作家的传奇历程。或者，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重温或祭奠那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并向那些逼迫他“忏悔”的人表达无声的抗议？我仿佛看见浩然微微仰起脸庞，拧着倔强的嘴唇，喃喃自语道：“我绝不后悔！”这一声低语，与其说是在捍卫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倒不如说是他永不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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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听到这一噩耗，浩然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漫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他被选中作为文艺界代表为毛主席守灵，内心里充满了悲痛甚至恐惧：“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山村的农民世世代代以“安分守己过日子，当正经的庄稼人”为本，蔑视又惧怕政治，以“不沾官派”为律。我以这样的庄稼人为榜样，立志长大之后当个正经的庄稼人。不幸母亲也紧随父亲身后病故。有心计的母亲在世时，曾经瞒着沾染了嫖赌恶习的父亲，把变卖祖籍田产的钱，托舅父在山村购置了能让我们生存养命的房屋和土地。不料舅父暗地里将文书契约都写在他的名下，母亲死后他立即变心，狠着心肠要把我们两个孤儿赶出家门。自古以来都是“千年文书会说话”，文书上写着舅父的姓名，那土地家产就归他所有，对既成的事实，为“天经地义”的章程所保护，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搭救我们了！当我和姐姐就要变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的时候，解放区民主政府得到群众举报，马上派来工作人员调查核实。他们不听“文书”的假话，而听群众的真话，立即按实情判决，我得到应得的财产，我有了生活下去的保障。从此，我感激毛主席的恩德，我靠近了共产党，进而投身革命，一心无二地奋斗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时时梦想见到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我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国庆节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毛主席。远远地望着他满面红光，慈爱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我激动得流下止不住的热泪。从那以后，凡是“五·一”或“十·一”的游行活动，我都不辞辛苦地争取参加，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看毛主席一眼，我在文学道路上进发、攀登就能增加信心和力量。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受到社会赞扬，老作家汪曾祺要执笔把它改编成京剧现代戏。有一次，我应邀到设在虎坊桥的京剧团跟汪曾祺商谈改编事宜，完毕，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对京剧改革很关心，我们把你小说改好以后，请毛主席看看，他一定会很高兴。”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油然萌起一个愿望，暗自想：根据我的小说改成京戏，毛主席看了若是能喜欢，说不定能接见我，能当面说说我对他感恩的话……

　　——浩然：《我为毛主席守灵》

　　对于浩然对毛泽东这种亲人般的感情，右派们肯定会老调重弹，嘲讽和攻击他愚昧或愚忠，他们的价值立场注定了其无法理解几千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对领导他们“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那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就不能理解浩然为什么拒绝“忏悔”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不仅关涉到他个人的荣誉和信仰，更关涉到一个阶级的尊严。

　　关于“忏悔”和“不忏悔”的问题，青年学者李云雷曾经在《一个人的金光大道》中分析道：“‘忏悔’与否是个人的事，与个人的信仰、观念及认识相关，别人似不应强求，而且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无论是卢梭还是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是通过‘忏悔’来确认自己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感，所有的忏悔归结到最后不过是‘我错了，但我是个好人’，这在卢梭《忏悔录》那著名的引言中就可以看出，从‘忏悔’的基督教原义来说，也不过是以‘忏悔’来换取灵魂得救，是人与上帝的一种交换或者默契。比如我们可以以巴金先生来对比，很多人对巴金《随想录》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代表了‘世纪良心’的作品，但对于巴金来说，自我否定与反思是从30年代就开始的，1940—70年代，他也在不断‘忏悔’，而《随想录》不过是一系列‘忏悔’的延续与最高峰，如果时代主潮发生变化，他会不会再‘忏悔’也是件难说的事；其次，从《随想录》中两篇关于胡风的文章来看，他忏悔的力度与深度是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并不像一些人说得那么‘独立’；再次，正是从‘忏悔’中，他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也确立了他在新时期以来文坛上‘文化英雄’的地位。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到‘文化英雄’或‘世纪良心’，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通过‘忏悔’来完成的，其中充满悖论，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对巴金先生不敬，而是对‘忏悔’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反省性认识。与巴金的‘忏悔’相比，浩然的‘不忏悔’正显示出了他的‘信仰’和内心的坚持，对这一‘信仰’的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在号称‘多元化’的时代，如果连这样一个‘异端’都不能宽容，就很难说是‘多元’了。”

　　李云雷的话击中了那些逼迫浩然“忏悔”者的软肋，也戳破了一向以“自由主义”自居的右派们的虚伪之处。站在“后三十年”的角度，人们也许可以批评浩然的落伍、保守等等，但你们无权逼迫一个人“忏悔”，更无权要求他背叛自己的过去。

　　对于忠诚与背叛，不同立场的人固然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即便忠诚已经不再被当做一种美德，背叛也不应视为值得褒奖的德行。

　　让人感慨的是，新时期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控诉的前三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罪状，就是主流文化对异端的残酷压制，可那些整天把民主自由、多元包容挂在嘴边的“老右”和“新右”们一旦位居主流之后，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仅对业已成为异端的“左派”或“极左”的压制和打击，一点也不手软，就连“工农兵”这个词也成了他们鄙薄控苦的对象，暴露出一副鲁迅先生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嘴脸。

　　1980年，浩然在《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中写道：

　　一九五一年，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时，党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批判了错误倾向，指出了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把翻身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前进的、幸福的必由之路。

　　象春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跟广大的觉悟了的农民一起，豪情满怀地投入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之中。

　　实践的经验，理论的指导，使我逐渐认识到：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国家，革命的政党如果只满足和停留在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而不继续把广大农民引上集体化的大道上，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真正地搞社会主义。

　　土地是可贵的，可爱的，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土地革命再彻底，也只能使广大农民得到比较暂时的满足和欢乐;土地的所有权，没有集体劳动组织加以保护，就会得而复失，满足和欢乐也将随着成为泡影。同时，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巩固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否则就是在空中建造楼阁。

　　上述这些反复的实践和曲折的认识，为我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除了提供生活素材之外，主要是思想观点方面的准备——作家自己因有真情实感而产生了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拥护，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对参与这项事业的人的热爱，他才能思想真挚、精力充沛地运用手里的笔，去歌颂、再现伟大的斗争生活情景。

　　浩然的话，既是他为自己和亿万工农大众曾经将全部身心投入并付出过巨大热情乃至牺牲的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严正辩护，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逼迫他“忏悔”的人的有力驳斥。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同浩然之间有过的一段“文字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因发表了几篇作品，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所有处于摸索阶段的文学青年和初学写作者都希望得到名家名师的指点，我也不例外。因此，当我得知自己从小景仰的浩然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遂产生了给他写信和投稿的念头。信寄出两三个月后杳无音讯，就在我已经不抱希望时，竟意外收到了浩然的回信。“继明同志：来信收悉，我因病住院，你的信很晚才转到我手。稿件我已转给编辑部的同志阅处，谢谢你的信任。不知此信能否寄到你手中。浩然1986年×月×日”

　　回信十分简短，但浩然的平易亲切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信封上将收信地址“湖北省石首县文化馆”写成“湖北省首县文化馆”（少了一个字），可能是他对我的地址记不大清了，所以才有信中那句“不知此信能否寄到你手中”。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那俊逸圆润的笔迹，那和蔼、友善、亲切的口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2002年，我在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时，曾想过去拜访浩然，但其时他已经卸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举家搬迁到河北省三河县定居。2008年，浩然逝世。获悉这一消息，我心里伤感了好几天。在内心深处，浩然是我少年时的文学偶像，一直想写篇关于他的文字；不仅因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两部曾经对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小说，还因为那个业已消逝的伟大时代。

　　2019年2月16日初稿

　　2月28日改定

【刘继明按：我的公众号被封后，大量文稿散失。趁新号上线，陆续辑录于此，其中大部分选自我的文论随笔集《辩护与呐喊》，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孔庆东|基于良知的呐喊——序刘继明《辩护与呐喊》

焦典

李革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丢！李革新 · 2021-10-23 · 来源：昆仑策网


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重要指示，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不懈奋斗！

　　【作者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再普通不过的常识。笔者80岁高龄、57年党龄，受党教育多年，结合平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打印了这篇学习体会，向党说说心里话，或说是一些建议，供亲爱的党参考。

　　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今天不过时，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会过时。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要回到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也不是要成天斗来斗去，只是认为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不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讲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不讲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讲社会主义时期，不能不讲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讲共产主义理想，不能不讲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消灭阶级、实现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时代。

　　在祖国日益强大，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威望极大提高的今天，我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回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仅我党党内许多同志不理解，世界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也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学习和探索、研究，错讹之处请批评指正！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1】的指示，谈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点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互相联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毫无疑义，“三大组成部分”都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科学社会主义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即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人类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打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开篇就是：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恩两位伟大导师，为争取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阶级斗争奋斗了一生。他们说：“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为此，他们针对当时德国党内有的领袖人物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严正声明：“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2】列宁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使我们能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社会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3】，激烈抨击否认阶级斗争的各种奇谈怪论，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欣赏。”【4】毛泽东同志结合世界和中国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这个阶级斗争，是为了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说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谈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6】这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1852年3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

　　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高度概括了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整个历史过程。第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不但在这个“一定历史阶段”之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在此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必然要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就是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打碎”和“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坚持和巩固这个专政，才能使人类向着“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说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才是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入口。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9】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恰是为着促进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10】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11】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2】笔者认为，习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理所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理所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行”；“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3】，理所当然地应该真学真信、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任何“理论权威”，一旦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抠”出去，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等于抽掉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抹煞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不是无知，就是政治骗子，或者就是伯恩斯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只有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来学习，来坚持，来坚守，才是正确理解习总书记所说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真谛！

　　二、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阶级斗争中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事实

　　回望历史，无论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还是党和人民历经艰辛、饱经风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斗争；无论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的烽火岁月，还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无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无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14】的历史。

　　中共“一大”党纲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坚持用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15】应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核心就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只有把党和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说清楚，才能学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还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的抗日战争，无不是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五卅惨案”、“皖南事变”，屠杀几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阶级斗争；反动派杀害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杨开慧、江竹筠、刘胡兰等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是阶级斗争；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围剿”和红军反围剿，以及红军长征途中粉碎国民党军无数次围追堵截，是阶级斗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到处烧杀抢掠，在南京大屠杀中六个星期杀害我30多万同胞，和他们在中国制造的无数个“万人坑”，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是阶级斗争；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最后与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通过“三大战役”埋葬蒋家王朝，是阶级斗争，……谁能说出这一桩桩、一件件枪林弹雨、尸山血海、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有哪一桩、哪一件不是阶级斗争？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6】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实事求是”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只有承认并如实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离开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必然陷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也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是否认党和人民为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流血牺牲的基本历史事实，就是否认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否认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很难想象，在我国，“虚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这个基本事实，将如何回答新中国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就会成了不解之谜！

　　所以，笔者认为，党史学习，应遵照习总书记关于“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7】的指示，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丟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坚定信念，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指导性的线索”，才能做到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到“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做到“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做到不忘党的“一大”为我党确定的初心使命。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必须正确认识和切实抓好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1919年6月，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和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伯尔尼国际”时指出：“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阶级消灭——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种手段。”【18】

　　什么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另一种环境”、“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手段”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19】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导权是掌握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手里。与旧社会相比，专政的主体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前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再受压迫、受剥削，而成了统治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以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将逐步归于消灭。党领导人民在阶级斗争中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0】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夺取了革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向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出了一大步。应该说，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规模和范围，是呈现逐渐减弱和缩小的趋势，“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应该说是正确的。我党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历次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宪法》，也一直坚持这个基本观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们理应遵照《决议》的要求，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做到“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21】，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遗憾的是，《决议》和《党章》《宪法》中这个无比重要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上是停留在文件上。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颜色革命”的阴谋活动；面对敌特分子盗窃、出卖党和国家机密；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党史、新中国史，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人民领袖，丑化人民英雄；面对《软埋》等翻案土改斗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小说、文章，侮辱中国人民“猪圈般的生活”的《丰乳肥臀》；面对歪曲我国抗疫斗争，帮助敌国甩锅“中国肺炎”的《日记》；面对有的“公知”大谈黄世仁、刘文彩等大地主如何“善良”的所谓“真相”；面对有的剥削阶级家庭后人得意自称地主、富农的后代，炫耀祖上“光鲜事迹”，讨回父辈财产；面对甚嚣尘上的“民国热”，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换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的叫嚣；面对“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张开血盆大口，侵吞国家财产和人民的血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严重；面对解放后绝迹的明娼暗妓、黄赌毒死灰复燃，泛滥到“天上人间”；面对新土豪、“最牛村主任”横行乡里欺压善良百姓；面对缉毒机关与贩毒集团的斗争和缉毒战士流血牺牲；面对黑心老板克扣工人工资、逼迫工人下跪和“楼跳跳”；面对矿主隐瞒矿难死亡人数，勾结黑社会杀害知情人、记者、警察等令人发指的事件……，这些“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发生的“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反映”，却不作阶级分析，模糊阶级立场，回避阶级斗争，从基层到高层许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理由却是怕“影响经济发展！”有人写文章谈无产阶级专政，竟遭到围攻谩骂，被污为“极左”、“文革余孽”……，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党内外、舆论界不少人视“阶级”二字如凶神恶煞。“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范畴，统统被视为“敏感话语”，许多人抱以讳莫如深、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决议》《党章》《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述，人们逐渐陌生、麻木，甚至感到“可怕”和“可恨”，这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长时间“失语”，既是缺乏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也是缺乏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自信的表现。

　　共产党就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而建立的，抛弃阶级斗争，就是挖了共产党的根；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们这个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武装起来、发展壮大，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把阶级斗争弃如敝履；我们夺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却要刻意“回避”无产阶级专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幌子，大肆诋毁和污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本身，一些主流媒体、理论机构，竟默不作声，无人回击，致使党的理论思维，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渐行渐远。这就给人民造成一种疑惑：中国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真的“输理”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应该”？其结果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回到民国去”的“民国热”思潮甚嚣尘上。好心的人们在忧心忡忡——我们的“初心”是不是改了？我们是不是还代表无产阶级，代表人民？！

　　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内也不存在了。”【22】

　　面对“阶级斗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输理”论，习近平总书记“万马齐喑叫一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提了气、壮了胆！

　　四、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党的根本宗旨“统一论”者，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作为保卫人民的最大利益

　　多年来，我们没有把阶级斗争和党的根本宗旨做统一的理解，致使很长一段时间，把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事实上，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里所说的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以及多处提到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等等，无不是在说我党“完全彻底”为人民工作、“完全彻底”为人民打仗、“完全彻底”为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党的阶级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我们党的阶级斗争思想就是人民至上的思想；我们党的阶级观、人民观，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脉相承。

　　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在争权夺位斗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23】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剥削阶级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一旦政权到手，便无一例外地把专政的矛头对向帮助他们打天下的人民群众，即所谓“起事皆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彻底撕下了“代表人民”的假面，进而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招致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难免“你方唱罢我登场”，“兴勃亡忽”，进入新一轮被推翻的“历史周期率”，历代一个个封建王朝政权就是这样“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其执政必定都是短命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共产党执政的长期持久性，就在于它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为了人民，代表人民，依靠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也能一以贯之地坚持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的思想。

　　据央视报道，2021年2月至7月，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处分干警178431人，投案自首的19847人，立案审查49163人。谁能知道，这些数字后面是多少“知法犯法”的案件，和执法权“市场化”的交易金额，会是何等的惊人！这既反映了党中央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决策的英明正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说明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党的初心使命，离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权力”是多么可怕？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权力一旦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绑架，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某些成分，也存在着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人民民主专政某些成分蜕变为“专人民政”的可能性，联系许多案件错审错判，好人蒙难，坏人当道，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恶性事件，不是发人深省吗？

　　岂止政法队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征地、拆迁、项目审批，乃至当兵、入党、入职、提干等等，一旦这些权力被某些人“看不见的手”运用到“极致”，并随着这诸多领域“水涨船高”、“物”价飞涨，百姓只能是苦不堪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疫情”泛滥、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网文报道，安徽怀远县一个13岁的小学三年级副班长，用班主任授予的监督同学背书、完成作业的“权力”，向同学索贿受贿，年收入几万元，被称为“全国年龄最小的贪官”！另有文章说杭州余杭区也发现这样“年龄最小的贪官”……。

　　更令人愤怒的是，在个人主义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经济市场上狂奔的时候，一些“公知”竟“批判”党的根本宗旨，为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招魂，某国家级文化研究所一位“副编审”，打着研究“老三篇的修辞艺术”的旗号，公然“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类似于宗教文本或者圣书”，攻击人民群众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做“五种人”，有“脱离实际之嫌 ”，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 “以道德的名义将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取消”，“造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25】这样的文章，竟然发表在党的十八大后的2014年，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猖獗到何种程度？笔者多年从事出版物审读工作，这样“批判”正能量、鼓吹资产阶级思想的例子举不胜举！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26】可以说，长时期丢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保护神”，是多年来腐败严重和恶性事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总书记要求“提高政治判断力”，“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27】提高什么“政治判断力”？在什么“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保持“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坚持什么“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笔者理解，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坚持“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保卫中国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为此，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并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迫在眉睫。

　　五、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牢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8】，“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9】的论述，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根本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牢记和践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伟大奋斗目标。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同理，“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30】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私有制膨胀，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实践，产生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因此，实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首先必须实行与私有制 “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实现与私有观念“最彻底的决裂。”

　　诚然，我们现在还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万万动摇不得，“主体”和“补充”的位置万万颠倒不得。

　　让我们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10日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二〇一五年，全国国有企业有十六万七千家，资产总额达到一百四十万七千亿元，企业营业收入达到四十四万九千亿元，利润总额达到二万五千亿元。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有一百一十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国有企业有八十三家。”【31】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特别是2020年春季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突发疫情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我国国有企业，是一支“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许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抗击救援，许多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项目实施，都是国有企业扛起来的。”【32】

　　毋庸讳言，我们虽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仍然还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据2021年3月3日胡润《百富榜》发布，中国内地及香港去年新增259名十亿美元的富翁，总数达到1058名，成为第一个拥有1000多位十亿美元富豪的国家，超过美国、印度和德国十亿美元富翁数量的总和，《百富榜》显示：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以5500亿元人民币登顶亚洲首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4800 亿元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4500 亿元；马云3600亿元名列第四，张一鸣以 3500 亿元跻身前五。

　　即便这些巨额财富是人家靠聪明才智和合法经营所得，但以此同千千万万下岗工人、农民工和普通农民的收入相比，说“收入差距过大”也不为过。这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 ’”【33】的那样一种情况吗？不就是列宁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中所说的“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4】吗？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讳言我国已经产生新资产阶级的事实。

　　令人欣喜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自2020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做出一系列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举措，社会反响十分强烈，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铁拳”，是“一场大型政治变革”、“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此言极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反之，“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5】几十年来，资本在中国“狂欢乱舞”，目的就是要“搞颠共产党执政合法化”、“搞颠中国体制”。事实正是如此，只要大资本利益集团的“脓包”不挤破，社会主义国家“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财富无限制地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会引发社会动乱；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国内资本在外国大资本集团的操控下，社会主义中国就存在着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存在着《决议》所说“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的危险！为了保卫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防止重蹈苏联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拿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36】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大肆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污蔑国企是“怪胎”，主张消灭国企。针对这股逆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企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在这里，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们党执政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37】

　　总书记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的反动本质，阐明了国有企业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新自由主义“改革变改制”，就是要把私有制“做大做强”、“一统天下”，由经济私有化，导致人心私有化、政治权力私有化，使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垮塌，实现他们对红色中国“颜色革命”的罪恶目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党中央做出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举措的大好形势下，有一位“经济学家”却大唱反调，高谈阔论什么“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高调“限制行政权力”，反对所谓“强势政府”，说什么“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是“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这番话的实质是发泄对国家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强烈不满。尤其他在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地供出“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这句“大实话”的同时，却丧心病狂的反对公有制经济“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哀叹“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并把“权力寻租”、“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等等社会问题，一股脑儿都推到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基础”上来！照他所说，党和政府“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中国就要“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就是他所说的“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38】在党中央推出一系列反垄断、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举措，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情况下，某些人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豪和资本的立场，把“垄断”的帽子反扣在党和政府的头上，大肆鼓吹要“限制行政权力”、反对所谓“强势政府”，说什么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使“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真是岂有此理？那么，究竟是大资本的无序扩张，还是党和政府“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举措，使“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呢？党和人民心知肚明！我们该怎样感谢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啊？

　　六、几点粗浅认识

　　笔者经过学习，得到以下8点粗浅认识：

　　1、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如果不是某些“天才”“发现了”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么迄今为止，谁能说离开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会有什么其它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凡是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无不滑入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泥坑，堕落为历史罪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中也是这样；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得“软骨病”的是这样，被资产阶级“糖弹”击中落马的也是这样。

　　2、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写进《决议》《党章》《宪法》的，并作为“两个基本点”之一，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决议》《党章》《宪法》，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两个基本点”必须“一个不能少”；“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方面，更是一块“整钢”，也必须“一个不能少”。丢掉“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是别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一个再明白、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在中国，只有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才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执”的什么“政”？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4、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保卫这个国体，就是保卫社会主义。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所“解”之“体”，也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体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一百年，好不容易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39】

　　5、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通道，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党员，为党员“补钙”！其中包括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钙”；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

　　6、习近平总书记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看家的本领”。“看家”看什么“家”呢？也不是别的，就是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家”；看不好、看不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家”，就会丢掉社会主义的“家”，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7、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感受到习总书记亲民爱民的伟大情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已成全党共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不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将失去政权保障；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我们才有条件、有资本、有资格、有力量“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40】总书记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的全部“密码”，揭示了中国之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客观存在，揭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任重道远，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坚强决心！

　　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重要指示，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不懈奋斗！

　　注 释：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739页

　　【3】《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426页

　　【4】《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306、308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87、1468页

　　【6】《列宁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13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5月版第332——33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373页

　　【9】《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6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87、1468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14页

　　【1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60页

　　【1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15】《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版第1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1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10—11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6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21页

　　【21】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2】转自《中华魂》2020年第5期第1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53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1页

　　【25】河北《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4期

　　【26】《毛主席语录》第37页

　　【27】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12月24-25日）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2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9——420页

　　【31】【32】【37】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6年10月10日）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297页

　　【34】《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21页

　　【38】《毛主席语录》第13页

　　【39】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年第10期

　　【4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焦典

对于恶毒否定、污蔑毛主席的言行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1-10-24 09:32:47  来源： 淮左徐郎备份     作者：刘仓

　　【内容提要：否定毛泽东，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妖魔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它们采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等方法来评价毛泽东，得出的结论经不起历史检验。这种政治思潮的危害，在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妄图使中国走上西方道路。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卫国战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运用法律制裁、行政审查、纪律处分、思想教育、学术批判、舆论监督等方法，治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创立者。抹黑毛泽东、推倒毛泽东，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国家的前哨战。历史虚无主义是反映这种政治图谋的社会思潮。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通过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和抛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道路的政治目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政治思潮，明确两种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分野，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一、秉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某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从否定“文化大革命”到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领导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标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丑化毛泽东的形象。21世纪初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编造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妄议所谓“千秋功罪”和“红太阳的升起和陨落”，无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抹黑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历史伟人形象，歪曲毛泽东思想，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论点，在于否定或歪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功绩。他们宣称毛泽东过大于功，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们否定毛泽东领导团结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的重大意义，宣称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否定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宣称毛泽东时代是“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

　　稍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党派林立、四分五裂、内战频仍，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最终都抱憾而终。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就是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推翻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境遇，外国侵略者想在东方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逼迫中国签约、割地、赔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为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探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取得旧中国望尘莫及的伟大成就。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已经形成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旅游贸易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一1980年年均增长8. 2%，其中农业年均增长3. 4%，工业年均增长11. 1%.。[1]这是世界上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时期的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甚至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也给予了客观、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经济改革家恐怕没有多少改革对象。[2]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3]

　　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永恒的光辉业绩;许多遗留的历史教训，也可以成为警示党和人民校正前进航向的灯塔。丑化和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视新、旧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以西方道路为标杆，运用所谓“现代化”史观来解读党和国家的历史，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们只讲暴力革命带来的血迹，没有看到其催生的新生制度的先进性。他们受限于改良主义旗号，看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他们只愿效法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而没有看到中国道路的开创性意义。他们“乐见”党和国家在探索中的失误，而对其成就和经验却视而不见。他们编造系列假象以掩盖真相，提出伪命题、假命题、半真半假的命题，以期以假乱真、偷梁换柱。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颠倒是非的历史观，目的是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成就，以此否定中国道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毋庸讳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犯过错误，但应当看到，这种错误，是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并且最终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纠正的。这种错误与剥削阶级为一党私利而倾轧百姓的行为，性质是根本不同的。邓小平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4]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将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对伟大革命进行消化。在攀登社会制度顶峰的过程中，难免有时会误人歧途，有时还不得不走迁回的道路，但这不能作为全盘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人虚无主义的泥潭。” [5] 　

　　　二、依据什么样的世界观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他们歪曲毛泽东思想，宣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宣称“毛泽东思想分科学、空想、荒谬三阶段”;把毛泽东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歪曲为斗争哲学;丑化毛泽东的精神体系，宣称中共搞革命是“痞子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继承的是“痞子文化”;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割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宣称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通人性!“我们的国家等于没有未来，只有混吃等死!”这些妄语或者判断，除了简单否定之外，没有什么理论分析。

　　科学的观点，伟大的思想，在于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不能上升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就在于它科学解决了两大历史任务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革命战争时期需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和道路。围绕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是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抵抗外来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仍然是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些思想都将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围绕这些基本思想，构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体系。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6]

　　就当今世界来说，毛泽东思想中若干著名论断仍具有现实意义。他提出中国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等阶段，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强调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要求中国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警告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防止和平演变、警惕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等等，这些思想仍然没有过时。就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在共处中竞争，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不同阶层的存在，党内的腐败现象，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合作和摩擦，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成熟、不完善因素等原因，决定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颠覆国家、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和方式，人民民主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成果。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武器。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有人借口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而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借口倡导民主而公开主张修改宪法第一条，实质上是妄图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为倒退到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反观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们肤浅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概念，没有理解其代表的社会关系;仅抓住历史阶段中的挫折，而无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孤立地解释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观点，而不深究其逻辑结构。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零碎化，歪曲和抹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坚持科学的世界观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是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什么样的理论武器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关系着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方向。

　　三、奉行什么样的英雄观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表现，是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他们妖魔化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抹黑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名誉，歪曲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中的领袖地位，离间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关系，等等。

　　美国前总统福特评价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7]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作为世界上的伟大的杰出人物，赢得世界的尊敬，却遭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无理丑化。他们对国家领袖、民族英雄、世界伟人的诬蔑，超过了令世界人民容忍的程度。他们眼中的英雄是谁呢?是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蒋介石，是投靠日帝、甘做傀儡的汪精卫，是维护旧制度、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李鸿章等。如果定要称他们为“英雄”的话，那也是起到阻碍社会进步作用的“英雄”。这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是背道而驰的。

　　所谓英雄，是引领历史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代表人民意愿，凝聚时代精神，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为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都称得上民族英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英雄中的杰出代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启了新纪元。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人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变成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从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从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从经济技术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实现繁荣进步的国家。胡锦涛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是真正的民族脊梁，是时代精神的坐标，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

　　反观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评价毛泽东，而是从维护旧制度的角度来垢病毛泽东;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珍爱毛泽东，而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仇视毛泽东;不是运用科学的理论来评价毛泽东，而是用恶毒的词语诬陷毛泽东。这是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的唯心史观，反映了维护阶级私利或者个人私利的价值观。

　　民族英雄是社会发展道路的开拓者，是特定使命的承担者，是激励人民团结奋斗的先行者，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民族英雄代表着爱国、团结、进步的精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民族英雄，将会否定民族英雄所代表的时代潮流。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事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历史虚无主义搞所谓“解构英雄”浊流，其本质是通过否定民族英雄，来动摇党执政的根基，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习近平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9]他旗帜鲜明地号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沿着英雄的足迹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10]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党和人民的旗帜;他作为民族英雄，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在他身上体现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目标，体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现不断革命、为人民服务、着眼于人民解放的宗旨，体现艰苦奋斗、反抗压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归根到底，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精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丑化毛泽东，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削弱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没有了精神信仰，将意味着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奴隶。这也是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惯用手法。苏联某些人丑化女英雄卓娅，撬动了信念支柱的基石，形成破窗效应和蝴蝶效应，酿成淹没社会主义大厦的祸水。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捍卫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是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四、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观点错误，在于他们运用的论证方法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断章取义。通过截取毛泽东言论中的片言只语，歪曲毛泽东的原意及其在整体语境中的含义。如有人借口毛泽东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以此冠以“汉奸的罪名”。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说过“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的话。但应该根据谈话内容，理解其完整意义。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讲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人民发动反抗美国统治和日本政府的运动。指出日本人民面临的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他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部压力是不会觉悟的。然后介绍中国人民觉悟的经验，说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2)以偏概全。有人根据毛泽东发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歪曲他轻视美国，是孤陋寡闻。毛泽东向来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前者表示敌人貌似强大，但可以战胜;后者表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又有发展。从战略上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所以可以藐视它、战胜它。从策略上说，美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有爪有牙，会吃人;所以要重视它、做好充分斗争准备。“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11]

　　(3)张冠李戴。有一种流行说法:“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说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导致人口高速增长，声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失策之一”。针对这种说法，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表示，批判马寅初当然是错的，但批判他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不是毛泽东。“没有找到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口学家经过考证，也没有查到陈伯达、康生直接点名或主导了批判马寅初的证据。[12]

　　(4)虚构史料。如有人伪造毛泽东“承认抗美援朝战争打错了”的判断，其依据是以下史料: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

　　从史料上说，这些谈话在《毛泽东年谱》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从背景来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造成国际反苏反共浪潮，中共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不可能同苏方人员谈话断然否定斯大林。从语气上说，毛泽东在同苏联打交道时，不用“根本错误”“绝对错误”这类断然语气。这些材料，都查无实据。

　　还有人诬称:“《毛泽东选集》1至4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是肆意捏造的谣言。实际上，《毛泽东选集》收人毛泽东从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59篇(其中有5篇是集纳而成)。这些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13]

　　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不是闭门造车杜撰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不是像某些所谓公知那样，靠无理谩骂、胡编乱造出来的，而是在血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实践经验、理论升华、政策导向和价值归属的统一。1962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写作时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14]试问，哪个知识分子有毛泽东那样的实践经验、问题意识、战略思维、逻辑结构和语言风格?

　　(5)史论存疑。这种方法，是对党关于历史的结论作出否定性、疑虑性的解读;或者因为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来说明没有定论，以此来动摇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权威，削减人民对党的信任度。有人针对在三大改造、“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不同评价，因此表示不信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相关结论。有人指责党没有反思这些错误，是搞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是运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来评价毛泽东，由此得出的所谓“学术结论”和“客观结论”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他们不是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不可知论代替唯物主义可知论。这是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依据错误的世界观，否认正确的历史结论，不运用科学方法评价历史人物，这是掩耳盗铃，欺世盗名，以博得资本的眷顾。这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倒行逆施，证明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他们不过是毗蚌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社会历史的车轮必然沿着人民群众信奉的真理前进，而无暇顾忌绊脚石的羁绊。 　　五、主要政治危害和实质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是通过抹黑党的领袖人物和共和国的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旨在丑化共产党形象，否定党执政合法性。能否正确评价领袖人物，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如何评价毛泽东，关系到党、国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15]

　　第二，旨在摧毁中国制度，改变中国道路。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创建者，曾长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否定毛泽东和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诬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16]科学评价毛泽东，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时就指出，科学评价毛泽东，“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17]在当今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中国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否定毛泽东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背后，必然包含崇尚西方制度、走西方道路的政治主张。

　　第三，旨在摧毁精神体系，改变马列主义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营养和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归宿，诊释党的来源、性质、宗旨、使命，包含了理想、信念、纪律等意识形态体系。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8]否定毛泽东思想，就会摧毁党的思想体系，动摇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如果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将造成人心四分五裂，不同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中国将再陷人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警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9]

　　第四，旨在资本剥削劳动，帝国奴役中华。内部争耗是国家和民族衰败的根本原因，团结奋斗是令外敌望而生畏的内生力量。毛泽东是反抗国内外剥削和压迫的象征。反之，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将为资本剥削劳动、国际垄断资本奴役中华民族，重新打开大门。那样，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将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每个国家和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体系不一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和平发展、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没有思想理论上的独立自主，就没有经济、政治上独立和主权。毁掉凝心聚力的旗帜，中华民族将陷人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丑化毛泽东，包藏着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体系上控制中国，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美国中情局制定的灭亡中国的“十条诫令”第五条，即“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就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方案。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崩离析，那么整个时代将会覆灭。西方敌对势力将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达到战争未能达到的险恶目的。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就是从瓦解“列宁综合体系”开始。西方针对中国，与对付苏联的战略策略，如出一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20]

　　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21]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集人之仿，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在“夷人之祖宗”“湮塞人之教”“败人之纲纪”“灭人之国”，这是赤裸裸的思想侵略、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难道不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吗?

　　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事关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于评价毛泽东的分歧，正是自由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的关键点。这是中国思想界对毛泽东持有不同评价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不是有人点出“宪政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毛泽东”吗!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相互配合的。前者否定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后者就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来代替。丑化和抹黑毛泽东的背后，正是通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门。从阶级本质上说，同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论争。反击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党的生命保卫战，马克思主义保卫战，国家安全保卫战，民族英雄保卫战，中华民族保卫战，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保卫战，人民根本利益保卫战。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党的领袖、民族英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将不会在短期内销声匿迹。反击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毫不动摇地进行理论斗争、舆论斗争和宣传斗争，是须臾不可松懈的任务。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区分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同特征，采取的不同方式，治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

　　第一，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纳人依法治国战略。依法治国，首先要依照宪法治国，包含对社会思想领域的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指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明确规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宪法》序言指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2]低毁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对于恶毒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低毁毛泽东人格形象的侵权言行，造成严重思想混乱和社会震动的，必须依照《宪法》，以侮辱罪或诽谤罪等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这不能作为诬陷毛泽东的法律依据。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不能侵犯毛泽东的名誉权、人身权和人格尊严，不得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宪法》序言指出:“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与诬陷毛泽东领袖地位和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进行斗争，是《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和政治结论。执政党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建议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明确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高悬法律正义之剑。绝不能让错误思潮写几篇文章、做几次演讲、散布一些谣言，就撼动《宪法》的权威。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具备守法遵法、守土有责的主动精神。

　　第二，对于党内诬蔑毛泽东者，根据《党章》规定，给予政治教育和纪律处分。中共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3]党员都有遵守和维护党章的义务，具有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义务，有学习党的指导思想的义务。《党章》中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第六条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党章规定反对个人崇拜，其中包含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但也不允许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决不允许党员践踏毛泽东的人格尊严，侮辱党的领袖，向民族英雄泼脏水。那些诬蔑毛泽东、背弃毛泽东思想的党员，严重违背了《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低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应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甚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在学术研究领域，坚持学术批评、思想教育和行政审查相结合。对于境外低毁毛泽东的学者，除学术上给予批驳之外，还应该对其在大陆的学术活动进行跟踪审查。对于国内学者，应从学术上给予批判;并通过党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严重不改者，建议调动其职位。有关部门应组织力量，选取诬蔑、歪曲毛泽东的代表性书籍，用真实可靠的档案史料、填密细致的学术研究进行批驳，以正视听。

　　第四，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理解继承毛泽东未竟事业的意义。

　　第五，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警惕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思想分裂的阴谋。思想的分裂将导致组织的分裂和社会的分裂。通过深人细致的工作，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严控不能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升为政治运动。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全面发展，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历史虚无主义将无从生芽。

　　第六，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管理和引导。建立微信等网络舆情队伍，及时发现违反党规、国法的有害信息，根据性质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理。推送宣传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信息。整合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机构和队伍，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学术准备、组织准备。重视在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理论斗争。在学术界，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建设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不得散布丑化领袖人物、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学术界应树立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历史意识，创造新文化、传播正能量。


      【本文作者：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原标题《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转载自本站时略有修改。】

焦典

刘继明：文革、《多余的人》及其他——答狂飙社

2021-10-31 17:56:04作者：刘继明来源：毛旗网

文革、《多余的人》及其他

——答狂飙社

狂飙社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最早谈到文革是在回答德国汉学家蒂洛.迪芬巴赫博士采访时，他问：“文化大革命时您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文革’对您有什么影响吗？”您回答：“文化大革命谈不上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文革爆发时我还不到3岁。我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今石首市）一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子，那里位于湖北省与湖南省交界，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结合地带。在我印象中，那场波及全国乃至影响全世界的运动似乎并没有像后来许多控诉文革的小说描写的那样恐怖和悲惨，人们的日常生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不同，照样忙于春种秋收和各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着一种忙碌而又平静的田园生活。当然，大人们参加各种政治学习的机会比过去多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候的游行活动比较频繁，许多农民（那时称‘社员’）和中小学生排成长蛇般的队伍，沿着乡村小路逦迤而行，一边高呼口号，脸上挂着兴奋和激动的表情。我们这些小孩子站在路边，像看戏一样，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觉得比过年还要热闹。这种心情大概跟你们西方小孩子过狂欢节时差不多吧！当然，这只是一个乡村孩子的模糊印象，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更不是评价……”

刘继明 迪芬巴赫博士来访是2004年吧，我对他谈的只是一种个人记忆，感性远远大于理性。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对文革也谈不上什么认识。

狂飙社 您第二次写到文革是在《回眸五七干校》一文中，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您以“五七”干校为例，从思想史角度，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其中您谈到：“同样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甘地和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人类境遇倍感失望和深恶痛绝，但各自选择的反抗途径却是南辕北辙的。托翁和甘地主张通过内心的宗教反省，以根除人性中的自私本性，从而逐步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醉心于通过急风暴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来打造出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世界。即便他们各自创立的‘五七’干校和真理静修院、托尔斯泰垦殖队，在‘改造’方式的差别上也迥然有别。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的学员或参加者，是由创立者招募或自发成立的一批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前提是自觉自愿；而‘五七’干校是由发起者利用国家权威动员和强制‘安排’的结果，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主动报名，甚至还有人因自己到‘干校’学习和锻炼的申请没能获得批准而痛哭流涕，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压力被迫参加的，带有相当程度的惩诫成分……”

刘继明 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当时，我正处在一种艰难的思想转型阶段，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痕迹，例如，我一面肯定毛泽东通过“五七”干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一面又对这种强制改造的形式提出了质疑：“即便再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神也没有这个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这也是甘地和托尔斯泰终身信奉‘非暴力抗恶’的原因，也是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毛泽东的‘五七’干校显然没有遵循或者僭越了这个原则。他动用了即使神也不轻易动用的权柄，强迫人们进行思想改造。即便再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神也没有这个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可见，我的思想有点像一锅夹生饭，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所以对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有透彻的认知。

狂飙社 您对文革形成“透彻的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刘继明 应该是2010年前后。2010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我在新西兰访学，从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借阅了一批关于文革的书籍，主要是文革亲历者撰写的纪实作品。如《内蒙古文革风云》《湖南文革纪实》等等。这之前，我对文革的认识都是从国内主流出版物和伤痕文学中了解的，在“全盘否定”的政治定性背景下，这批海外文革纪实作品使我第一次走进了文革发生直至结束的历史现场。我在震惊、震撼之余，对这场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愿望。正是这段时间，我不仅阅读了大量与文革有关的文章和书籍，还与一些作家同行进行交流，其中如韩少功，印象中，我跟他讨论文革问题的邮件就不下十次。

狂飙社 能否具体谈谈你们的交流呢？

刘继明 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撰写过大量有影响的思想随笔。我在海南时就与他相识，对他一直很敬重。在我印象中，韩少功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早对文革进行“再反思”的，他曾经为文革亲历者陈益南所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写过一篇序，谈到“文革为何结束”的问题，他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1966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利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在中国主流的文革叙述一边倒的控诉和妖魔化背景下，韩少功这些观点显然有一种“为文革辩护”的意味，尽管在某些方面他有所保留。

狂飙社 曹征路老师对韩少功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写了一篇《也谈文革为何结束》，认为韩少功将文革结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新思潮的产生”和“旧营垒的复辟”站不住脚。他说：“文革发生时韩少功年纪尚小，对历史过程了解得比较粗糙，所以他理念判断多于事实判断，逻辑指认大于历史指认，人云亦云又过于草率。我当然不是说没有亲身经历就不能发言，事实上作为个体是不可能亲身经历所有历史过程的，但既然要发言至少要把基本事实搞清楚……文革为何结束?首先应该回答文革是怎么结束的。这在不同的人群，客观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韩少功为什么还要提出‘为何结束’呢?因为他想反证结束的必然性合理性。他指出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两条原因，一是新思潮的诞生，二是旧营垒的恢复。他是想说，民意如此，官意也如此，以证明自己与主流宣传大体一致，口径不同而已。反极权，是他的理念内核。他认为只要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就可以准确有力地批判文革了。问题在于，他说的新思潮不过是100多年前的启蒙旧货，他说的旧营垒也正是文革的政策之一(团结两个95%)，而他忽略掉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如此反思怎么能说服人?”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刘继明 曹征路也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虽然他俩比我年长，但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友人。我觉得，他们在“文革为何结束”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跟他俩的身份和立场有关。韩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一直站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和潮头，而否定文革始终是贯穿改开四十多年中国文学的一条主线，这种身份决定了韩对文革的“再反思”是有限度的，但在中国主流的文革叙述一边倒的控诉和妖魔化背景下，他能为文革进行有限度的辩护，已属不易。曹征路跟韩少功不同，作为中国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他已经摆脱了那批以否定和抹黑文革为使命的伤痕文学的影响，无论是作为文革亲历者，还是左翼作家，都决定了曹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因而，他对文革的“再反思”不像韩那样左顾右盼，拖泥带水，而是干净利索、旗帜鲜明、切中要害，例如：“关于文革的研究，官方‘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因为细了，每一阶段的是非曲直旁观者不难分辨。比如：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初期为什么要向大中专学校派工作组?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批判?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究竟发生在哪些人身上?这些工作组究竟在全国抓了多少小反革命小右派?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动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文革结束时为什么要单独给‘联动’平反却否定红卫兵的整体?这些疑问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它的答案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不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贯穿文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每一阶段发生的故事都与这条主线相关。今天围绕文革发生的争论、围绕改革发生的争论依然与此相关：即中国要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文革研究的话语权争夺也同样与此相关：中国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问题的争论放在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中就看得更加清楚：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避免国家灭亡的继续;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冷战的继续;是国际资本侵略殖民瓜分世界的继续;是文明或野蛮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是普通老百姓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继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是个世界性命题……”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也如同空谷足音，具有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意义。

狂飙社 曹征路老师有一部长篇小说《民主课》是写文革的，没有在大陆出版，是在台湾和韩国出版的，您看过吗，怎么评价这个小说？

刘继明 《民主课》我不仅读过，还在我主编的《天下》杂志选载过。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反映文革最出色、也是最深刻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之前，王安忆也写过一部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2008年，我曾经在上海“城市文学讲坛”演讲时，专门谈到过。《启蒙时代》写文革期间几个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出来后评论界反响好像比较冷淡，褒贬不一。有人批评说太概念化，像一篇论文，叙述也太枯燥、琐碎，情节性不强，阅读时有障碍。但我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我觉得不仅在王安忆个人的创作中，而且在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中，这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写文革的小说如果从80年代到现在，多得恐怕不计其数了，但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政治控诉和人道主义的层面，不外乎打砸抢，政治迫害，暴力，好人坏人，好像所有人都疯掉了，余华的《兄弟》上部也是写文革的，沿袭的依然是这种模式。但《启蒙时代》突破了这种模式，王安忆把文革的政治大情节推到了后面，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让几个中学生作为主角，在前台活动，一帮青年人讨论哲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像波西米亚人那样在城市里四处游走，寻找自己的思想知音。他们那种青春期的躁动、迷乱，理想，以及萌动发育的身体和情欲，都成为了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这样就避免了正面评价文革。我记得80年代后期，评论家黄子平到武汉大学讲学，谈到文革时说：“要想真正客观地评价文革，恐怕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王安忆无疑是清楚文革这种复杂性的，所以她明智地回避了，她这样做使小说在意义层面上显得暧昧和犹疑不定，从而丧失了应有的思想锋芒，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也让《启蒙时代》呈现出了有别于许多写文革的小说没有过的的想象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已经成为定见的文革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当代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这是《启蒙时代》的一个贡献，但这种贡献属于“过渡”的性质，到了曹征路的《民主课》，写文革的小说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相对于《启蒙时代》，曹征路的《民主课》在多方面呈现出“划时代”的意义。学者老田认为，《民主课》被书写出来，是中国文坛一个革命性的“造反”事件：“文革有那么多的知情者和亲历者，但是，文学形象的造假(也就是著名的‘伤痕文学’)则持续了三十年，这件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都很有点反常。知情者众多但是造假者同样众多而且长期坚持不懈，这件古怪事情大违常理，显然，背后肯定有着力量和利益的推动，要么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让人说真话，要么是说假话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结果成为一股潮流，或者兼而有之。”从严海蓉对曹征路的访谈中我们得知，曹是在退休之后才写了这部小说。老田认为，“退休大大地弱化了来自体制中间那些强有力的束缚，这大概是曹先生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写出《民主课》的原因。毕竟曹先生是文革的亲历者，他很长时间并没有产生文革写作的愿望，而且曹先生自承是1995年就已经产生了新的思想，但是，这个新思想在16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孕育期长的有些离谱。我上网查了一下，今天在中国文坛中间掌握话语权和行政权力的人，多数是‘伤痕文学’的出身，只要一想到跟这群庞然大物说不同的意见写不同的文学形象，对于无权无势的人说肯定有点心虚，曹先生能够在退休之后写出《民主课》，也算是胆子不小。”

老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民主课》写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因为1995年还是伤痕文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掌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年代，2011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浮出水面，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局面，对此，我在前不久写的《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一文中做过具体的描述。那个时期，不仅出现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关于文革的讨论在网上也很热闹，甚至可以说风起云涌，《民主课》的出现同这种状况大概也不无关系（《启蒙时代》也是如此）。《民主课》在韩国出版后，曹征路应邀访问韩国，谈到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说：“为什么要写《民主课》?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发生在50年前的群众性运动，是目前中国知识界最敏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的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结论也五花八门。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是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实际情况，是贯穿文革的一条基本线索。现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隐瞒这个核心问题，离开这条主线，把文革的历史过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走资派’?了解当今中国情况的人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贫富分化，资本横行，精神糜烂，环境破坏，社会溃败，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曹征路的话代表了近年来民间知识界对文革的普遍认知，道出了他写《民主课》的真正动机及其和《启蒙时代》之间的区别，也说出了《启蒙时代》为何能被主流文学界接纳，而《民主课》连正常发表与出版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奥秘。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近年来，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评价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例如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都把以前单独成章的“十年文革”列入“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之中，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大篇幅陈述了“十年文革”中取得的“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大三线”等诸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对于长期以来对文革极尽抹黑和妖魔化的主流叙述，堪称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以前主流知识精英们一提起文革总是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挂在嘴边，而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研究发现，曾经被普遍认为经济停滞的毛时代和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其实仅次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几个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远远高出同一时期的印度。因此，新出版的中共简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对文革的部分改动，显然具有一定的“正本清源”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迎来了极右派公知和境外反华反共媒体的攻击，污蔑是“文革复辟”“极左回潮”。

狂飙社  但在主流宣传领域，包括文艺创作和网络上，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区，如果发表与中央关于文革正式决议不一致的观点，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继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况，对文革的定性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对文革的“再反思”形成新的共识，可能也需要同样的形式。在这点上，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比如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全党掀起学习党史教育活动时提出要“正本清源”，这使我想起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口号“拨乱反正”，它们在词义上属于近义词或同义词，因此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再加上将于今年十一月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对建党百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1945年和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的两次重要历史决议。1945年的历史决议，系统清算了以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重要标志；1981年的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建国后“左”和右的历史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今天距1981年的历史决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改革开放也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无论从时间维度上，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做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条件似乎都已经成熟了。

狂飙社 您认为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可能对文革进行新的评价吗？

刘继明 尽管民间有类似的呼声和期待，但我并不这么乐观。前两次历史决议之所以产生，跟当时特定的历史境遇有关，比如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都面临着重大的方向性转折，对过去重要事件和人物做出总结性的评价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等等，而目前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尽管如此，我还是期望六中全会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文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当年参加起草1981年决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文革中“被整”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很难摆脱个人恩怨，甚至不乏政治报复的动机，其客观性公正性无疑大打折扣；何况，即使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角度看，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否正在或已经验证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革的初衷——对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践证明，所谓“全盘否定”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造成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立和互相否定，在中国人民中间上演了一场长达四十年的“精神内战”，长期以来，文革几乎成为了中共的一种“原罪”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有机会就被境内外极右反共势力拿出来比划甚至恫吓一番，吊诡的是，他们对中共和新中国的任何一项政治决策都拼命反对和歪曲，却唯独把全盘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奉为金科玉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因此，无论是从对历史负责出发，还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需要中共领导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顺应党心民心，对文革重新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不走歪路和邪路。但同时我也担心，如果条件不成熟，做出来的“历史决议”则不仅不能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做。

狂飙社 最近，您在新浪微博上连载的小说《多余的人》，引起了网友关注。能否介绍一下《多余的人》的创作情况？

刘继明 《多余的人》是我与沙黑合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主人公郁平从抗战时期一直到文革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这部作品最早是沙黑先生根据真实经历撰写的小说《冤家》，分为《狭路》《力尽》《终结》三部，计约百万字左右。去年下半年，沙黑先生经人介绍，邀请我合作，对《冤家》从情节、结构、人物和语言等进行全方位加工修改，以使作品“达到发表和出版水平”。其时，我刚写完《人寰》第一部，读完沙黑先生的稿子后，觉得《冤家》的主要人物郁平命运多舛，故事情节也颇为曲折，郁平在文革中的经历完整呈现了小城文革的全过程，具有一种诗与思的品格。当然，稿子的缺点和不足也较为明显，或许是囿于真实事件，作品在描写主人公遭遇和小城文革风云起伏之间，时常顾此失彼，出现叙述上的裂缝，一些人物对话过于冗长，与身份和个性不大吻合，影响了整部作品的叙述节奏，此外，对小城文革进程的叙述，也由于被事件裹挟、牵引，使作品显得比较芜杂、枝蔓过多，等等。尽管如此，我觉得《冤家》如同一颗被泥沙包裹着的璞玉，具备了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作品对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所蕴藏的复杂历史原因和人性内涵，进行了理性深入的反思，与四十年来伤痕文学反映文革时普遍采取的控诉和妖魔化态度大相径庭，这正好跟我的兴趣和立场相吻合，也促使我接受了合作的邀请。

狂飙社 您刚才说，《冤家》有一百万字左右，而现在的《多余的人》不到四十万字，比原稿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由此可见，您对《冤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能否具体谈谈？

刘继明 改写也好，再创作也好，当然不只是局部的修改和篇幅上的删减。为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的需要，除了对原稿去粗取细，去芜存真，我还对部分情节进行了改写，并增写了一些内容和情节，例如郁平青年时期投靠新四军文化干校前后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文革结束后直到晚年郁平的心理变化等等。

狂飙社 您认为同原来的《冤家》相比，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多余的人》，称得上是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吗？

刘继明 对于《多余的人》，不应该由我或沙黑先生评价，应该交给读者乃至时间去评价。而且我觉得，如果《多余的人》真的达到了我理想中的“优秀长篇小说”标准，首先应该归功于《冤家》的作者沙黒先生。从按照双方意愿开始合作至今，我们除了文字联系，至今还未见过面，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向沙黑先生表达敬意。《冤家》中的不少情节十分出色，如乔丽在农场给郁平的那些信，写得真切生动，感人至深，仿佛音乐中的华彩段落，我一个字都舍不得动，几乎全盘保留了下来。《多余的人》的完成过程，虽然耗去了我不少精力和时间，却也使我对文革获得了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如同打开一扇生锈的铁门，穿越时光隧道，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走了一趟。

狂飙社 《多余的人》完成后，为什么不像您以前的作品那样，正式出版前先在杂志上发表，而是在网上连载呢？

刘继明：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写文革的作品现在属于“敏感题材”，各杂志社和出版社有专门的审查机制和规定，曹征路的《民主课》至今未在国内出版就是典型的一例，像《多余的人》这样正面叙述和思考文革，更是几无可能发表和出版；二是我想在传统和主流文化生产体制之外，在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建立一条新的通道。因为在我看来，主流文学生产机制已经跟历史严重脱节，空间越来越窄化，从历史虚无主义走向了历史犬儒主义，丧失了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形式”应该具备的锋芒和能力，现行的作协和文学期刊体制，除了豢养一批思想上的懒汉和精致利己主义者，非但对文学无益，反而成了新的文学力量生长的“肠梗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新的文学，“属于别一个世界”，必须从这种散发着枯朽和腐败气息的空间挣脱出来，另寻出路。自然，这条路是布满泥泞和荆棘的，但“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狂飙社 最近，您的微博被禁言半个月，也跟连载《多余的人》有关吗？

刘继明 应该有关。因为在这之前，湖北省有关部门要求我停止连载《多余的人》，在我明确拒绝，并公开质疑和批评该部门行为涉嫌“越权”之后，我的微博就被禁言了。

狂飙社 这跟您前面所说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评价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有冲突。

刘继明 是的，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原因。四十余年来，反对文革的势力已经在体制内根深叶茂，尾大不掉，他们同包括“公知”在内的权贵精英集团结成官产学媒同盟，掌控了各种政经文化资源，经常以改革的捍卫者自居，垄断了包括革命、民主和改革在内的一切解释权，并采用各种手段，联合其在各个权力部门占据要津的“两面人”，把一切维护改革社会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诬蔑为极左和文革余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打压，最近一段时期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打着维护邓氏改革的旗号，制造新的“凡是”， 目的就在于绑架改革这艘巨轮朝改旗易帜的方向行驶。事实证明，这批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堕落成为权贵资本的看门人和极其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若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迈过文革这道坎。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确到了对文革做出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评价的时候了，这既是一种历史责任，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另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不能拒绝和封堵人们的评价和评判。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评价和评判中曲折向前的。而且，对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的组织定性，不能取代学术和文学艺术的讨论、研究和书写，这是人类思想活动不可获或缺和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远非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所能遮蔽的。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对法国大革命及罗伯斯庇尔等领袖人物的各种评价仍然没有终止；文革才结束不到五十年，却被视为禁区，实非明智之举。正如韩少功所说，“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写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

狂飙社 公知们说，现在除了一部分中老年和“极左”，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都很反感或不感兴趣。是这样吗？

刘继明 这种说法如果不昰出于无知，就是心怀叵测。客观公正地评价文革，是一项历史债务，欠债时问越久，国家和民族承受的负荷就越重，更不仅仅是我和韩少功、曹征路、沙黑等正在或已经老去的一两代人关注的问题，而是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目光。前几天从B站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写道：

“教员晚年的拼死一搏，埋下了彻底改变劳苦大众命运的火种。

那是一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腾飞起步的岁月，

那是一个资本、权贵、买办企图联手封存的岁月

那是一个精英恨之入骨的岁月

那是一个无产阶级改变命运的岁月

……”

据来自知乎的统计，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B站的注册用户高达1.8亿，绝大多数为80、90和00后青年。毫无疑问，他们正在成为新时代最活跃的思想群体,昰中国的未来。

如果这还不能让人懂得文革的意义，我再剧透一下《多余的人》里的一个故亊：

文革初期，中学教师范公望为了个人目的积极参加运动，后来摇身一变投靠了“当权派”，再后来成了一个坚定的文革反对派，埋头著述，写成一部理论著作《形式论纲》，提出了所谓的“钟摆论”：“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人们必将对‘革命’产生厌倦和反动，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也就会卷土重来，‘革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将来有一天，这种‘不革命或反革命’，大约同样也会把自己‘用尽’，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范公望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找出某种规律，但由于他不是从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也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当他在文革结束定居国外后，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去世前，他沉迷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想从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之间找到某种启示。小说没有透露范公望是否找到了答案，但结尾时，范的遗孀柳春芳从图书馆找来了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翻译了书中的一首诗：

他们骄傲地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感经常是致乱之途，

然而一个民族如果缺了它，

则其不配得到自由。

这几句诗或许有点晦涩，却不仅藏着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钥匙，也藏着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钥匙，包含着人类如何走向未来的秘密。无论经历过文革，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肯定文革，还是反对文革，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摒弃历史恩怨和个人偏见，好好读一读。

2021年10月2-4日

焦典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2021-11-02 16:55 来源： 新华社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2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回顾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顽强奋斗的光辉历程，缅怀革命先辈和英烈的不朽业绩，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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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王沪宁表示，9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书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原中央苏区考察调研、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在新的征程上，要总结运用好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牢记初心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担负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锤炼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不断推进伟大事业中磨砺意志、永葆本色，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陈希主持会议，孙春兰、黄坤明、万鄂湘、刘奇葆和苗华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江西省委书记易炼红先后发言，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江西、福建、广东省有关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等参加会议。

焦典

毛泽东的“先知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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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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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栩先生（superMr_xu）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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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的中美经贸、政治形势让大家都开始重新审视那70年前的“立国之战”。

年度票房冠军《长津湖》更是彻底让“抗美援朝”战争火了一把。

但就在这中间，一个尖锐的声音越来越刺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大V”，裹挟着很多不明所以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

他们给出的理由很多：比如别人不只是美军，还是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是经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先发起的侵略，我们不应该去帮“先动手的人”；打得又不是你中国，我们强行介入“师出无名”……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这条：死伤那么多人，每一条都是鲜活的人命，我们不要战争。

所以，这些人得出结论：不要歌颂战争，不要“美化”英雄，我们要反思战争。

关于对这些人和这些观点的反驳，“栩然说”曾经在10月26日的发文《三观炸裂！如何系统反驳脑残、公知、历史盲、恨国党的种种言论？》中进行了逐条驳斥，这里不再赘述。

我只强调两点：

1. 这些人可以举出“抗美援朝”不应该的无数条理由，我也可以举出这场仗打得好的无数条理由，但都敌不过一条理由：这场战争让我们在开国初期站稳了脚跟，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2. 那些为我们牺牲生命的烈士们，对他们最好的祭奠不是反思而是尊崇，如果你把这些英雄烈士们流血流泪、拼死拼活的一场战争搞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搞成了是没必要的，那他们的血才真的是白流了。

正是因为烈士们当年的牺牲，一代人打了五代人的仗，才有了我们现在生活的风平浪静。

我们不能躺在舒适的床上，就忘记了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曾经流过的鲜血，要去反思“他们是不是不该去打仗”。

这是愚蠢且自私的。

当然，今天的文章，我并不是单纯地去讨论“朝鲜战争”，而是借由这个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探讨一个非常深刻且严肃的问题。

抗美援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沿着这条立国之仗后开启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还有这么多人在质疑和否定是否应该打这场战争。

大家可以去想想，远在70年前，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我们到底应不该应该参战，会有多少能真的想明白。

事实上，当时的整个政治局基本都不主张出兵朝鲜。

从头到尾，真正坚持一定要出兵的人，只有一个：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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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50年的9月至10月，无疑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最艰难抉择的一段时间之一。

自夏季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就一直高度关注。

金日成想要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一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中国当时的战略重点也不在半岛，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筹备渡海作战，党内也还在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实在是很难兼顾到那去。

但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还是提前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准备，以备不测。

一开始，战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朝鲜人民军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攻下了汉城，之后也是节节胜利，但从7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开始武装介入后，形势就开始出现逆转。

特别是，9月份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压力骤增，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美军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现代化武装，很快将朝鲜人民军击败，10月份更是悍然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在苏联拒绝直接出兵的情况下，金日成甚至已经提出要在东北建流亡政府的想法了。

摆在我们面前最难的问题出现了，要不要出兵朝鲜？

现在的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结果了，但在当时，从美国到苏联甚至于党内，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出判断，美国甚至一直笃定：中国不会出兵。

如果彼时的美国政府能确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心和意志，很可能决策也会不一样了。

1950年10月2日，国庆节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提出准备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结果就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因为多数人不赞成出兵，这封电报竟然没有发出。

由此可见，当时关于是否要出兵朝鲜，特别是直接和“地表最强”的美军开战，存在的分歧和争议有多大。

在之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震惊地发现，很多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与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

时任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后来回忆，当时大家在会上发言的基本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决的，和以前一样，关于出兵朝鲜，他很可能是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

毛泽东在持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不愿出兵的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晚打不如早打。

10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兼政委。同时派遣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协商有关装备问题。7日，毛泽东请苏联大使转告斯大林，初步决定出兵朝鲜。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打和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

13日，苏联大使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斯大林，尽管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但他还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要他北撤的电报。

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年后，当时在场的陈毅回忆说，斯大林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今天看来，导致中国出兵朝鲜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意行动。朝鲜内战爆发后第二天，杜鲁门即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当然使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就像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所说的那样，“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今天的美日欧又想勾结插手台湾事务。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还有，仁川登陆后，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边境。这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战争的威胁。

事实上，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毛泽东曾经在当年的10月27日做过一次深入的阐述。

那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来谈论宗教问题，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

他说：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

这段话，在我看来，比今天任何一切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意义的文章都要深刻、通透，也比任何反驳那些“反思客”们的文字要清晰有力。

在志愿军的英勇作战下，美军不得不黯然接受了那个他们不想要的结果。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近7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就像有人说过的：一仗打出了50年和平。

什么是着眼全局的战略眼光，什么是超越历史的思考判断，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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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读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展现这种超越常人的眼光和判断了。

当时开会，他经常直接开群嘲，上来一句以上全错，下面听我的blabla，甚至是对中央的决策也是绕弯子执行。

瞿秋白曾经评价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秋收起义，中央要求他进攻大城市、打长沙，他却把部队往山沟里带，上井冈山，结果直接被开除出政治局（当时误传为开除党籍）。

几年后，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南昌也不行。

最后，红军决定要打赣州，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成。

唯有毛泽东提出反对，说赣州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彭德怀带领的部队在前往攻打赣州的途中还谈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结果部队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军事转移，湘江战役一场仗，十万红军战士被打得只剩了三四万，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即使这样，当时的博古、李德还要带着红军以硬碰硬，往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

这时候，还是毛泽东站出来，苦口婆心劝说主力红军放弃进入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计划，因为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埋下重兵，往那走就是绝路。

黎平会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往贵州进军。

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遵义，开会研究下一步往哪走，大部分人都主张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最后民主投票，决定还是打，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攻打命令。

深夜里，毛泽东思前想后、夜不能寐，最后连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让他晚一点下命令，再商量商量。

这个举动最终避免了红军陷入苦战，被包围覆灭的结局。

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要南下打成都，毛泽东只能连夜带着队伍往陕北跑。

结果，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别说打下成都了，连成都的边都没摸到，就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4

多年后，斯诺前往延安，在那里详细地采访了解了毛泽东和他带领的部队。

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在书里，他写道：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基于此，他对毛泽东作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的著名评价。

约翰·S·谢伟思，是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

在与毛泽东等人经历了3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后，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

最后，他的结论是：目光远大。

毛泽东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的思考总是很超前，更重要的是，他想的往往总是对的。

我看到的一本书里曾经这样说过：毛每逢大事，闭门不出，深思熟虑，把所有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形都考虑进去，然后予以逐步施行。

比如毛泽东，他早在1917年时就精确分析和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他在给好友的信里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刚好二十年。

如果说这时候他的预见，还只是基于直觉和巧合的话。

到后期写论持久战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以理服人”了。

持久战这个说法，并不是毛泽东的原创，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人讨论过持久战的问题。

但只有他将这个论断，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思考、总结和分析，最终形成了统筹国内国外，全面分析敌我对比，总字数超过5万字的精辟著作。

写《论持久战》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到抗日一线，但他在指挥对日作战中掌握了大量材料，多次和党内高层共同讨论，广泛思考，缜密论证。

这样作出的判断，才可能具有预见性 。

其实，革命时期，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

而毛泽东，就总能在面对很多重大关头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大家指出正确的路；或者在跟着其他人走错了路，受到挫折时，回头发现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福原亨一

整个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仿佛具有预见性能力的“先知式人物”，他们有的只是故弄玄虚，而有的则像是毛泽东这样，通过扎实的调研和思考分析判断，真的具有了“预见未来”的能力。

只不过，这样的“先知式”人物却往往伴随着孤独与悲剧。

2019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大火，但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实际上只拍了小说的开头，它真正的高潮没有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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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地球上最顶级的一群科学家们预测了4个世纪后太阳将会发生一次“氦闪”，届时太阳系里的行星和生物都将在太阳膨胀后剧增的体积中，化为灰烬。

他们提前400年看到了末日的悲剧，于是发出了预警。

为了拯救人类和文明，地球联合政府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逃亡计划，他们将通过在地球表面安装巨大的发动机，推动地球脱离太阳系。

结果就在做了四个世纪的准备，地球即将脱离太阳系之时，全球各地都发生了叛乱。

叛军认为地球是被出卖了，因为四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太阳根本没有“氦闪”的迹象，地球联合政府和科学家们编造出“太阳系毁灭”的谣言，就是为了建立独裁帝国。

反叛军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为了保全地球发动机，联合政府的5000名官员、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们投降了。

他们在十多万叛军的注视下，被赶入零下一百多度的冰面执行死刑。

然后，就在死刑中，太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几个世纪前科学家们预测的“氦闪”爆发了。

除了刚脱离太阳系的地球，太阳系中的行星都毁灭了。

这群清醒而有远见的科学家们死了，死在了他们为之拯救的人类手中。

太阳也死了，死前的最后一次光芒，照亮了冰面上那些坚持真理的、不屈的5000具无辜尸体。

想象一下，在几个世纪前，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们就预测出了太阳系的覆灭，并制定了庞大的拯救计划，结果却因为无知民众被煽动，而被集体宣判了死刑。

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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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真实故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

比如，同样是在意大利，当年那个坚决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了；在他死去数百年后，地球围着太阳转，成了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

科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句很残忍的话：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其实，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前进，往往还意味着一些悲壮的献身。

几千年文明史里，总有几个“先知”式的人物，他们清醒、睿智，试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但却难以被大众理解。

这就是“先知”们的悲哀，他们看到了问题，而且很难装作没看见；但贸然指出来，又没人相信。

我把它称为“先知悲剧”。

其实，先知悲剧最可怕的，不是先知们的远见和大众的短视之间存在矛盾。

而是，谁也无法一开始就判断他们到底是“先知”还是“神棍”，是在指点迷津还是在妖言惑众。

如果他们提前预见了悲剧并且采取行动，导致悲剧没有发生，人们可能会觉得“悲剧原本就不会发生，有些人不过是杞人忧天”；如果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结果悲剧发生，虽然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但他们也没有阻止悲剧，提前预见又有什么意义呢？

似乎，要想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一定要付出代价。

甚至是巨大的代价。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知悲剧”。

毛泽东在我们党的革命初期，就展露出了非常强大、精准的预见能力，但这种能力在早期并不被大家认可，他被孤立、被打倒、被批判，甚至误传被“开除党籍”。

这是他个人所付出的代价。

而红军则付出了更为重大的代价，不仅丢失了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几乎所有根据地，还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红军战士，仅湘江一役，伤亡红军就达数万人，血染湘江的背后，是无数英魂。

甚至于，如果不是长征最后决定带上毛泽东，如果不是在长征过程中，大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越来越不认可，红军很可能还会遭受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

我经常觉得，毛泽东很多时候是很孤独的，因为他的眼光太超前了，超前到不被人理解。

如果“抗美援朝”，他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并努力地说服政治局和军队的同志，现在的我们是否还能够享受如此安定祥和的生活？

如果毛泽东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口子上，没有坚持，没有果断，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

不可想象。

历史不能假设。

毛泽东的一生，做出了那么多超越常人理解的决定和行动，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智慧，政治担当和历史眼光。

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我将无我”的人，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只要有自己、有私心，都不可能豁出来去做那个超前决策的人，因为他会担心、他会顾虑、他会犹豫。

而毛泽东，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这些“自我”的影子。

他的一生，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

最后，多说一点。

外国人觉得中国人活得很累，天天想这想那，但这才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不断绝的原因。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前面，是不用加古的。

因为从古至今，我们中总有一些有预见性的人，在夜里还睁着眼睛思考问题。带领我们为应对危险做好充足准备。

这些准备，在和平时期，在舒服的日子里，当然是看不出来的；而一旦危机来临，没有准备，就会一亡具亡，无一幸免。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现在我才理解，这种最勇敢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因为对危机有了清醒的认知、有了应对的准备，才更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

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

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焦典

十九届六中全会是个什么会？

2021年11月03日 16:34:52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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