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认真研究、努力传承毛主席的精神遗产 ——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021-10-01 21:37:55作者：巩献田来源：毛旗网
认真研究、努力传承毛主席的精神遗产 ——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巩献田
一、毛主席的精神遗产有哪些？ 1、毛主席是十九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民领袖 有人说毛主席四不懂：不懂经济，不懂自然科学，不懂外国…… （1）历史： 毛泽东评《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
1952年，毛泽东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开始系统地阅读。从此时起，直到他逝世，在这漫长的24年间，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十五史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做了大量的批注。其他九史，如《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辽史》等，虽然正文没有评点，但都已经通读，并且有些内容在其他史书中相应的位置上也有评注。 他曾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毛泽东这样说，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每一部史书，基本上都是由封建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一般不去写，也不敢写。 第二，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罪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 第三，史书中的内容，也多写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第四，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占了很多，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里，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毛泽东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批判武训， （2）艺术：诗词与书法 书法：笔墨砚，金不换。中国书法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哪个国家也不能相比，不懂书法，等于不懂中国文化。书法艺术不仅有着广泛的使（实）用价值，也有很高的欣赏价值，钻研进去其乐无穷。（毛泽东 ，转引自李庶民：“笔墨砚金不换——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古典情节”，见《中国书画报》，2005年4月14日第2版，李庶民引自翟作军：《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书法活动》）—— 《兰亭论辩》：支持发表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高二适的文章： 1965年6月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
郭沫若的结论石破天惊 “王谢”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东晋名相谢安的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高二适不以为然，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郭争论。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毛泽东拍板展开争论
然而高文写好后，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更令人望而生畏。高在一筹莫展之时，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章看后，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精于鉴赏，故赞同高的观点。遂后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评鉴”，以求“得以公表”。两天后，毛泽东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同日，毛给郭发去一信，内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半年内，在《光明日报》《文物》杂志等全国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争鸣文章。郭沫若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等文章。另外，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史树青等也撰文，坚决支持郭沫若的文章，反对高二适的观点。而支持高二适、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许多著名学者在《文汇报》《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支持高先生的文章。 康生在背后推波助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某些细节：当时，郭沫若除了亲自撰写反驳文章外，还通过他人告诉年轻书法工作者启功：“郭老叫你写一篇文章，响应郭老的观点。”启功便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呈郭沫若审阅后发表。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他亲自提供“王谢”墓志出土拓片和有关史料给郭沫若，作为文章立论依据。郭写完文章后，初稿也要送康生审阅。康生曾在给郭的复信中夸奖说：“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还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 在“论辩”的整个过程中，康生不只是向郭通风报信、面授机宜，还亲自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仅在《光明日报》上，康生组织发表的攻击高二适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 因为没有实物实证出现，“兰亭论辩”持续半年，相持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等以后考古发现吧！”1998年8月，东晋名臣高崧墓葬出土的楷书墓志，以实证资料纠正了郭沫若“晋书都必然是隶书”的说法，这桩公案才画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文物社1973年3月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编者在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摘编自《人民政协报》《书屋》《学习时报》
支持李希凡和蓝和《红楼梦》批判俞平伯《红楼梦》批判俞平伯支持李希凡和《红楼梦》批判俞平伯
（3）农业八字宪法 农业八字宪法，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农业”这个概念。毛泽东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极力提倡选种、改进耕作方式，并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对实现科学种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党中央提出的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影响当代中国农业20多年。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1958—1960年连续3年“大跃进”期间，对农业“八字宪法”的歪曲和误解，也出现了虚假浮夸、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问题。 鞍钢宪法 （4）“毛粒子”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基本粒子也是无限可分”的科学论断。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时，参加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的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集体起立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做大会发言，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历程之后，提议说：应当“把组成物质（基本粒子——笔者注）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两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自己和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 （5）工作方法六十条 …… （6）奠定21世纪的科学——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基础（后边解释） （7）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掌握英语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他就对人说过：“英语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会有好处的。” 并对建国后只学俄语不学英语提出批判。 毛主席用英语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富，西餐冷硬单调。” 1966年反动路线1966 年 10 月 10 月 2 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十月十日出版的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 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 后，周恩来〔2〕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 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 Counte-revo-lutionary Line (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 “ 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 (反动 路线）”好。
2、毛主席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 ——改造中国和世界
3、毛主席是伟大的哲学家 （1）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2）毛主席是中国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奠基者 《复杂》一书的 概 述 这是一本关于复杂性科学的书一这门学科还如此之新，其范围又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如果说，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尚显得模糊不清，那便是因为这项研究正在试图解答的是一切常规学科范畴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 1、为什么苏联对东欧四十年的统治会在1989年的几个月之内轰然坍塌? 为什么苏联自身也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分崩离析? 这些当然与名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两个人有一定的关系。但即使是这两个人自已，也像是被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事件席卷裹挟而不能自已。 这是否是因为有某某种全球性的、超越个人能量的原因起作用? 2、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在1987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这一天之中猛跌五百多个百分点? 很多评论将之归咎于股票生意的计算机化。 但计算机的应用已有多年，有没有任何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股票偏偏在那个特殊的星期一狂跌不已? 3、根据化石标本的记载，古代物种和生态常常稳定地保持了几百万年，而后却在地质期的某一瞬间灭种或演变为新的物种，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恐龙是因为小行星的影响而遭到灭绝，但那时并没有那么多的小行星，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吗? 4、为什么在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即使在实行免费节育措施实施之后，农村家庭仍然平均要生七个孩子?甚至村民们似乎完全清楚，由于他们的国家人口过多和发展停滞，他们正蒙受着怎样的苦难。 为什么他们仍要明知故犯地要沿袭这种行为方式，使自己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况呢? 5、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其它简单的分子是如何在四十亿年前转化为最初的活细胞的? 分子是不可能随机地组合在一起的，但生命起源学家们却又津津乐道地说，不发生这样的情形是荒谬的。难道生命的起源竟是一个奇迹?抑或是液态氨基酸中有我们至今尚不知晓的致因? 6、为什么单个细胞在六亿年前开始组合，从而形成像海藻 、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体? 而人类又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大的力气来把自己组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及各种类型的社会? 如果进化（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真是完全由适者生存法则决定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一些与人际之间残酷竞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呢? 在这个好人经常无法坚持到底的世界上，为什么又有像信任与合作这样的事?为什么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信任与合作却不但存在，而且还会发扬、昌盛? 7、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如何解释像眼睛和肾脏这样精妙复杂的结构? 难道我们在生命体上所发现的这些一精妙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组织，真的仅仅是随机进化的偶然结果吗?抑或在四十亿年前还有什么别的、达尔文所不了解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8、生命究竟是什么?难道生命无非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还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 我们制造出来的像计算机病毒这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它们仅仅是恼人的生命的仿造品吗? 或者，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真是活物吗? 9、脑子是什么?大脑这个普普通通的三磅重的团块，是如何产生像感情、思想、目的和意识这样不可言喻的特征的? 10、也许最根本的是，为什么总是有而不是无 ?宇宙始于大爆炸后一片潮湿的混沌，然而至此开始，就像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所形容的那样，字宙就受制于某种不屈不挠地趋于混乱、解体和衰败的倾向力。 但它同时又无处不产生着结构:银河、恒星、行星、细菌、植物、动物和大脑。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永恒趋于混乱的强制力与同样强大的趋于秩序、结构和组织的强制力之间有某种抗衡的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同时发生作用的呢? 乍一看，这些问题只有唯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无人知晓”。有些间题看上去甚至根本就不是科学问题。 但当你进一步研究它们时，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 比如，它们都属于一个系统，即复杂系统。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独立的因素在许许多多方面进行着相互作用。 比如千百万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相互产生化学作用，从而组成了活细胞；又比如由几十亿万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细胞组成的大脑，以及由成千上万个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 而且，在每种情况中，这些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每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自发性的自组织。人们在力图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的买卖行为，无意识地将自已组成了某种经济体制，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并非是在有人负责或有意识地计划下发生的情形。 又比如，基因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胚胎中以一种方式将自已组合成肝脏细胞，又以另一种方式将自已组合成肌肉细胞；飞鸟顺应邻居的行为而无意识地将自已聚集成群；生物体经常相互适应而得以进化，从而将自已组合成为精巧协调的平衡系统；原子通过相互化合得以找到最小的能量状态，从而使自己形成被称之为分子的结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一组组単个的动因在寻求相互适应与自我延续中或这样、或那样地超越了自己，从而获得了生命、思想、目的这些作为单个的动因永远不可能具有的集成特征。 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复杂的、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是可以自我调整的。在这种自我调整中，它们并不像地震中的滚石那样仅仅只是被动地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 它们积极试图将所发生的一切都转化为对自己有利。因而人类的大脑经常在组织和重组它几十亿个神经联系，以吸取经验（总之有时是这样的）；物种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而进化——在企业和工业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市场对消费口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移民、技术发展、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和其它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不断地作出反应。 最后一点，每一个这样自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这种动力使它们与计算机集成电路块和雪花这类仅仅只是复杂的物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复杂系统比它们更具自发性，更无秩序，也更活跃。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动力对离奇古怪的、无法预测的螺旋运转，即被称之为混沌的状态，却还相距遥远。 在近二十年中，混沌理论已经动摇了科学的根基，它使人们认识到，极其简单的动力规律导致及其复杂的行为表现，譬如无数细小的碎片所产生的整体美感，或无数翻沫所形成的汹通的河流。 然而混沌理论本身仍然无法解释结构和内聚力、以及复杂性系统自我组织的内聚性。 但复杂性系统却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的能力。它的平衡点——即常被称为混沌的边缘——便是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从无真正静止在某一状态中，也没有动荡至解体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就是生命有足够的稳定性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又有足够的创造性使自己名副其实为生命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是新思想和发明性遗传基因始终一点一点地蚕食着现状的边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即使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会最终被推翻。混沌的边缘是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突然被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所取代的时刻；是长达七十年的苏维埃突然被政治动乱所取代的时刻；是进化过程中万古不变的稳定性突然被整个物种的演变所取代的时刻。混沌的边缘是一个经常变換在停滞与无政府两种状态之间的战区，这便是复杂性系统能够自发地调整和存活的地带。 在混沌边缘发生的复杂、调整和剧变——这些共同的特征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在一系列仅仅是顺理成章的科学类推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 这场科学运动的神经中枢便是被称之为桑塔费研究所的智囊机构。这个研究所创建于八十年代中期，最初坐落在坎杨艺术区中一个租来的女修道院 (举办学术讨论会的地方过去是一个小教堂)。聚集在这里的研究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背景，包括从梳着马尾巴发型的研究生到像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Murray Gell-Mann)、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和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这样的诺贝尔桂冠得主，但他们都达到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坚信一个将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复杂性理论。他们相信，近二十年来的知识热潮在神经络、生态平衡、人工智能和混沌理论这样一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使他们掌握了建立这个复杂性理论框架的数学工具。他们相信，对这些新思想的运用使他们得以从过去无人知晓的角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自发、自组的动力世界。这一认识将对经济和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发生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凌厉地冲破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突破已经能够使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的最重大的问题。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开创的是，套用桑塔费研究所创始人乔治·考温(George Cowan)的话，“二十一世纪的科学”。 这本书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著，陈玲译《复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4月北京第1版 ——见图书图 第一、马克思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奠基者 马克思是社会复杂系统规律的发现者，是社会复杂系统理论的奠基者，现代科学的发展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和深入，不是过时，更不是错误 1975年苏联《心理学问题》杂志刊载苏联Б·Ф·罗莫夫题为“心理学的系统观点”，他说：应当强调指出，系统研究方法的思想并不是新的。把它同控制论的产生联系起来是不完全正确的。在对社会的研究中，系统观点的原理是由马克思研究出来的（《资本论》是系统研究方法的光辉范例），在生物学中是C·达尔文；在化学中是Д·И·门捷列夫。系统观点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年第1期，第74页 苏联哲学家В·П·库慈明在1976年发表《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一书В·И·Kузъмин ：IIpинцип системности в тeоp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K.Mapкca ， Москва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6 . （书中“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系统观点），在其引言中指出： 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特别是指这样一些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对这些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永久的意义，因为在每一个领域里，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奠基人。 再现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的工作室由恩格斯开始并由列宁继续进行的。（这首先是在这样一些著作中，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 研究马克思作品本身的方法上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很明显，不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系统的。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也使用“系统”、“有机系统”、“系统发展为整体性”等概念，但他首先从内容上使用这些概念，而没有专门从一般方法论上加以论述，然而在现代系统观点的范围内，这些概念则成了专门术语的重要成分， 成了从方法论上论证的对象。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给我们关于系统性问题的现成的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和许多系统地具体地解决社会这一整体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范例。 分析表明，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研究系统的。他把一定类型的社会看作 按照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发展着的“有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态就是一个社会机体的历史类型或“形式”，而形态发挥作用和进行改造的各种社会机制，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变成另一个社会历史类型的机体，就是系统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时，强调指出，那种情形“和所有的有机体中的情形是一样的”。马克思对系统性研究的第二方面，主要是认识论方面。这首先表现在通过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基础属性，即通过把这些属性归入一定是系统和在这个系统的规律的范围内对它们加以说明这种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 在研究马克思著作中的系统性问题时，我们绝不把它和现代方法论著作中的、特别是在“一般系统理论”和实用系统知识范围内对系统方法所做到研究加以任何类比。换句话说，我们有意识地拒绝一切吧现代系统方法的结论、概念、观点从外部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上的作法。为了强调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科学贡献的特点和意义以及他所阐明的规律性的基本特点，这样做看来是必要的。……这种态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贡献还将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原理在今天是怎样仍然在“起作用（работает）”，而他的理论结论和方法论原理甚至在现代科学的那些最新的和“时髦的”问题（例如系统论）中，也仍然是有效的和基础性(оснвополагающими)的理论。 ——（苏）В·П·库慈明著，王炳文 贾泽林译《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8月第一版，第6、7、10——11页 见：张涛著：《复杂性探索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 见图书 二、毛主席是中国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奠基者 ——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 世界复杂性研究的两条路径 苗东升 讲四个问题： 一 世界的系统化与复杂化呼唤复杂性研究 二 复杂性研究的西方路径 三 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 四 殊途终将同归：复杂性科学助力社会主义 复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自古已然。古人对复杂性只有某些直观的领悟，谈不上、也不需要复杂性研究。科学意义上的复杂性研究是人类社会系统化和复杂化的产物，萌发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成型于20世纪中叶，并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事业。由于东西方在世界系统中的地位不同，文明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世界系统演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承担的历史任务不同，决定了复杂性研究走出不同的路径。但随着世界系统结构发生质的改变，复杂性研究必将殊途同归。 复杂性研究的西方路径 复杂性研究是、也只能是在西方世界首先兴起的。西方列强以简单性科学为智力武器，以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为硬实力，赤裸裸地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现了世界的系统化。相对而言，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过程。但同时也就无意识地把伴随世界系统化而来的社会复杂性首先置于西方国家面前，资本主义要持存和发展，就必须认识和有效应对这种复杂性。由此客观地启动了西方的复杂性研究，但很长时间内被学界视为简单性科学的线性延伸，没有意识到这一新趋势最终将导致科学系统的历史形态转变。这属于科学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新形态总是以旧形态为母体开始自发孕育的。 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西方发达国家的复杂性研究是在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和巩固过程中起步的，表现在其文化发展的各方面。 从文化层面上看，一系列新学科和新技术涌现出来，极大地改变了科学系统的面貌。实际发展历程渐渐使人们意识到，复杂性研究所开辟的科学领域并非简单性科学的线性延伸，而是一个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质的改变的创新过程，实际的结果是科学系统自组织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复杂性科学，发展到1970年代开始被学界自觉意识到。对于这一发展趋势，自然科学家兼自组织理论家普利高津最先给出学理的说明：“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在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明确把暂时性与复杂性联系起来，提出复杂性科学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后半期发现自然科学正在“从形而上学思维复归到辩证思维”（选集，页），普利高津在20世纪后半期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反映出西方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性。 从社会制度层面看，复杂性研究事实上被应用于巩固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地增强了它的持存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社会改革中取得显著的成功，没有复杂性科学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控制论被用来阐释西方民主制度的学理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980年代勃兴，显然从1970年代勃兴的欧洲自组织理论得到学理上的支持。而复杂性研究的孕育、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弱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革命形势，却把新的巨大复杂性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面前，如何应对至今尚无系统的回答。 西方复杂性研究原本还有一条不同的路径。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活动是西方复杂性研究最早、最重要的源头，他们开辟了一条更具历史深度与厚度的复杂性研究路径，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在哲学上，他们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为复杂性研究准备了最锐利的哲学武器。钱学森对此给出诸多论述，这里只谈谈系统科学开创者贝塔朗菲的态度。他的理论旗帜为一般系统论，核心观点是主张超越“科学中分析程序的局限性”，倡导“运用‘整体’和‘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贝氏明确把辩证法看成系统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晚年更要求人们思考一般系统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他本人显然持肯定态度。西方复杂性研究家中成就卓著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协同学创始人哈肯的态度最鲜明。 在实证研究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0年代就着手从去资本主义化的历史高度研究资本主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主张“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对于在社会历史中产生出来的系统，持存性与暂时性是一对影响重大的矛盾，是产生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根源。复杂就是对立统一，暂时性本质上属于复杂性，从系统的暂时性和矛盾运动角度理解事物必定会遇到事物的复杂性。无论《共产党宣言》，还是《资本论》，主题都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暂时性。在资本主义远未到达其顶峰就明确考察其暂时性，着手制定去资本主义化的理论、策略和方法，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凭借“天才的直觉”已经领悟到矛盾性、暂时性与复杂性的联系。他们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论述是关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起成为演化科学的主要发端。一百年后普利高津终于把暂时性和复杂性明确联系起来，其间逻辑的、历史的联系是显然的。 不幸的是，马克思开辟的这条复杂性研究路径在西方世界后来的演化中严重式微、近乎中断了。 19~20世纪之交西方的复杂性研究先驱人物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致力于复杂性研究，他们对研究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兴趣不大，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生态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揭示出导致资本主义消亡的新历史条件，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路径的继续，却也浅尝辄止。原因在于世界系统形成后，两大分系统之间建立起制度性的联系，二次大战后更趋于完善。靠着世界系统的这种结构模式，资本主义心脏地区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社会危机（正熵）转嫁于分系统2，一次次地从分系统2吸取巨量负熵，不仅使自己渡过危机，而且危机过后往往大发横财，有足够的财力调和国内阶级矛盾。其结果显著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持存性，延缓了它的暂时性，沿着马克思的路径研究复杂性在西方失去必要的动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无法预见的。到20世纪末，西方甚至出现所谓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式资本主义将万古长青。对现实生活的满足，西方中心论造成的心理习惯，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弊病，使西方学界主流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把人类可持续发展同去资本主义化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关心的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迄今为止的西方复杂性研究都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改善，去资本主义化这个历史大趋势基本被冻结。 列宁时代的世界系统已经形成，其整体涌现性在20世纪初的突出表现，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由西欧转向边缘地区俄国。适应形势的变化，列宁1906年于提出世界革命“先从俄国开始，然后在西欧结束”的大战略。十月革命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系统的结构和走向，推动和引导分系统2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涨。斯大林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贡献。但今天回头看去，由于世界系统自身演化的复杂曲折性，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此认识不足，思想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简单化倾向。就苏联内部看，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的思想自觉。就世界整体看，他们把去资本主义化的重点仍然放在欧洲工人阶级革命上，对分系统2的历史作用、特别是社会变革的特殊复杂性认识不足。这种缺陷导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简单化，一度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沙皇俄国没有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但还原论科学的发展决不逊于西方。俄国文化本质上属于欧洲文化，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俄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与西方一争高低这种民族文化情结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必然在复杂性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有所反映。在开辟沿着科学技术路径研究复杂性方面，原苏联学术界有诸多贡献，曾经是世界复杂性研究的重镇之一（如混沌学）。但苏联人完全没有把这种研究应用于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意识，不懂得简单性科学本质上是为建成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用之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把复杂性研究引向跟西方不同的方向上，醉心于在科学技术上与西方比拼，是苏联未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从非线性观点看，这有某种必然性，对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极具启发意义。 马克思开辟的复杂性研究路径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式微或中断，还跟西方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普利高津说得对，简单性科学“产生于十七世纪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的环境”，或者说“在历史上科学是被嵌入十七世纪的文化之中的”，而 “这种嵌入尽管富有成果，但是太受限制”（从混沌到有序，中文版序、）。再经过300年的强劲发展，还原论科学在西方世界已达到极致，必然显著改变着西方的人文文化，这种改变总的说来不利于马克思开拓的复杂性研究路径在西方的承续。世界系统的整体演化规律决定了，历史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的复杂性研究路径只能在分系统2中接续下去。这不仅在于只有分系统2蕴藏着否定三个“从属于”结构的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还在于这里具有质性迥异于西方的文化环境，能够提供如何在世界范围去资本主义化的独特思想资源。 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 世界系统是在殖民与反殖民的矛盾斗争中从无到有形成的，分系统2的成员原本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因，对世界系统化起的是反抗和阻挡作用。世界系统化一旦完成，这些它们就历史地转变为该系统的内因，构成总系统的另一个一级分系统，与分系统1建立起互动互应的有机联系，而且是制度性（结构性）的联系。就资本主义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看，两个分系统之间资本主义式的制度性联是世界系统的主结构，两个分系统的内部矛盾是辅结构。这种主结构既历史地改变着分系统1，也历史地改变着分系统2。被强制性地纳入世界系统后，分系统2也就历史地启动了它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大分系统的矛盾斗争转变为世界系统的内在矛盾，分系统2的反抗转化为推动世界系统整体演化发展的强大主动性力量，且愈往后期走愈强劲。世界历史赋予分系统2的独特使命是为否定三个“从属于”结构，因而构成对分系统1主宰的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分系统1则竭力维护和强化这种世界秩序。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矛盾、新过程，致使世界系统产生了两个分系统各组分（二级分系统）在自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呼唤着新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要求开拓一条新的复杂性研究路径。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系统的演化发展过中，是保护和完善三个“从属于”结构，还是解构、消除这种结构，愈来愈转变为世界系统的主要矛盾，规定着去资本主义化的新路径、新模式。消除三个“从属于”结构比建立这种结构要复杂困难得多，近半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大曲大折充分表明这一点。这种复杂性同时摆在两个分系统面前，但两者的文明发展形态不同，各自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不同，在世界系统中的地位、处境和实际感受不同，决定了它们对世界系统的复杂性在认识、态度和应对方式上也不同。分系统2的成员都处于前工业文明，单靠自己的民族文化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正确把握世界系统化带来的复杂性，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轻视本民族的文化，也不能解决问题。由此注定民族独立运动之路必然曲折复杂，充满屈辱、失败、痛苦。中国最为典型，半殖民地身份注定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瓜分中国，它们没有把中国作为本国殖民地加以建设的打算，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瓜分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沦为列强直接或间接（通过代理人）争斗的舞台。由此造成了其它殖民地国家没有或表现不充分的特殊复杂性，以及救亡图存的特殊曲折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剖析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之路的曲折和困惑，生动地描述了中华民族面对这种复杂性的无奈，更揭示出中华民族为应对这种复杂性如何不断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奋斗史，直到学会驾驭这种复杂性。 尽管世界系统的复杂性几乎同时摆在东西方面前，中国却完全不可能走西方复杂性研究的路径。其一，推动西方国家开展复杂性研究的社会历史因素，无论地缘政治的、军事的争霸需要，还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都不具备。呼唤中国复杂性研究的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特殊的历史需要和国情注定中国不能沿袭西方的路径。其二，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像样的简单性科学，根本谈不上扩展简单性科学的应用范围、进而超越它而开展复杂性研究。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内，中国人只看到自己技术落后，不懂得技术落后根源于科学和文化落后，直到五四运动才认识到必须引进赛先生。但五四精英们把科学与简单性科学等同起来，误认为还原论是科学唯一可能的方法论基础，对西方开始孕育着的复杂性研究毫无没察觉，自然谈不上跟进。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头30年中，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仍然等同于简单性科学，没有注意到西方正在成为显学的复杂性研究。 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救亡图存努力的一败再败，把与西方世界不同的另一种复杂性尖锐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落后根源于制度落后，只有首先变革社会制度，才能真正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复兴过程。中国的复杂性研究必须服务于这一总的历史任务，符合这一历史进程，而第一步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倒三座大山。只有在这里中国的复杂性研究才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历史推动力，也只有这里才最具有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实践基础和时代精神。这种独特性逼使中国人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复杂性研究路径。 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胡适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有王明代表的苏式马克思主义者，有著名的新儒家，他们都对开拓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没有建树，甚至成为阻力。开拓这条路径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理论的结晶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在1940年代已确立，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复杂性研究的意义，也就是毛泽东对开拓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贡献，是钱学森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首先揭示出来的。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经过老一代革命家的总结，集中成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正是指导我们研究复杂性问题所必需的。”（创建系统学，184页）钱学森1987年之后致力于复杂性研究，始终自觉地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他最为珍视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就是成功运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物。 毛泽东取得如此成就决非偶然，而是主客观条件历史地相汇聚的必然结果。客观上，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期适逢世界系统已经形成，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组织演化迎来了它的第一波结构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种变革必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就国内看，毛泽东正赶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爆发的第一次革命爆发和失败，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特殊复杂性获得切身体验。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去观察业已形成的世界系统，可以找到把握20世纪世界系统特殊复杂性的独特视角，一个马克思和列宁都无缘得到的新视角。主观上，毛泽东深具中国文化底蕴，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革命实践为中介，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身上有机地融合起来，便凝结为毛泽东独特的复杂性理论，其中尤为宝贵的是他认识和应对这种复杂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钱学森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告诫我们，要坚持和拓展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必须学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就观念形态的表现看，西方复杂性研究路径所产生的主要是一种科技文化，毛泽东复杂性研究路径所产生的则是一种人文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文化最先进的品牌与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解读，对现代中国国情的判断，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以及他对这些东西的诗意表达，散发着浓浓的中国文化味。今日许多年轻人口头、笔下经常出现这些文化元素，却不知道其创造者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永恒的组成部分，无须考证它的来源。毛泽东有关20世纪中国面对的复杂性的探索，无论所取得的实际社会成果，还是思想文化产品，都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企图否定它是痴心妄想。 关于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前两次研讨会已经论及，这里再补充两点。 其一，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是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复杂性研究路径之历史的、逻辑的接续和延伸。马恩曾寄希望于分系统1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然后实现世界范围的去资本主义化。但他们的设想有简单化之虞，事实证明此路不通。20世纪以来的历史越来越表明，只要分系统2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状态，分系统1就能够制度性地向分系统2转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分系统1就没有被推翻的现实危险；而一旦分系统2发展到足以抵制分系统1向自己转嫁危机的水平，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失去了必要的持存性，分系统1的去资本主义化才能重新提到历史议事日程上。所以，世界范围去资本主义化持久而深厚的动力主要来自分系统2，着力点是否定世界系统三个“从属于”的结构模式，而不是分系统1内部的制度变革。显然，中国在此历史进程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 其二，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是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开拓出来的，还须在新的复杂曲折中不断开拓。分系统1支配分系统2的必要而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在分系统2各国中培育和保护代表他们利益的买办势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领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最典型，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大多数时间里面对的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表现为内战。即使八年抗战，中国人不仅要同汪精卫代表的汉奸势力作战，还要同抗日阵线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作斗争，事情就显得格外复杂曲折，也格外费力。就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社会不仅存在强劲的全盘西化风，甚至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也产生了王明这样的崇洋媚外者，不相信中国文化，不尊重中国国情，没有民族意识，一切听从洋人安排。这两股邪风给中国革命造成特殊的复杂性，毛泽东等人就是通过战胜这两股错误思潮而开辟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这种复杂性根源于世界系统的基本结构，新中国的建立还不足以根除它。近30多年来的对外全面开放使中国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代表西方利益的买办势力，以及浓浓的崇洋媚外思潮，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带来新的复杂性。复杂性研究属于科学文化，面对的重大思想障碍是崇洋迷外思潮，只有不断清楚这种思想阻力，坚持自主创新，才能使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不被中断。毛泽东和钱学森对此都有论述。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36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变，而且还处在深刻演变中。这期间的一件大事为出现了复杂性科学，其历史功能是在全世界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以取代危机重重的工业-机械文明，让地球人类都富裕起来，并且能够持续发展。在这场人类必将共同经历的历史大变革中，中国的特殊任务在于运用复杂性科学创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社会信息化、环境生态化过程中补工业化之课，从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全世界彻底实现信息化和生态化，实现永续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复杂的变革，毛泽东的复杂性理论，特别是他研究复杂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仍然很有价值。关键在于要正确地对待，科学地发掘，自觉地发扬光大。 毛泽东的复杂性研究毕竟还不是复杂性科学。坚持其复杂性研究的基本面，并把它引向复杂性科学，是钱学森的贡献。他初创了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提出它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拓展了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钱学森谢世也近5年，他继承毛泽东、并加以拓展的复杂性研究路径能否顺畅地走下去，如何发扬光大，有赖于他的学术追随者，特别是年轻一代，任重而道远呀！
二、毛主席的精神遗产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1、毛主席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 2、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独特贡献 3、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 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一点，说得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者一系列问题。”另外，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期间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 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五月十八日《人 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钱学森所说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必将一再证明：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我国就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没有中印边境反击战的胜利，没有抗美援越的胜利，没有中苏边境反击战的胜利，…… 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国农业集体化有过的伟大成果，没有人民公社有过的兴旺发达，没有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没有“两弹一星”的发射，没有今天我国的航天事业…… 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没有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就连诋毁毛主席的那些人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出生、长大和在人世间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毛主席，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的：“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48页注释①。）苏东剧变后的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拜访王震将军，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诚哉此言！ 王震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表述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这是为什么？因为：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是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真理，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失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要垮台，广大人民群众就要遭殃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统一的、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一个严密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科学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核心和目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以上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主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 毛主席把宇宙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予以新的阐述和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 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 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 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47页。）“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6、498页。）
毛主席把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予以发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他指出：“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3页。） 在政治经济学，在商品交换关系方面，毛主席由最初马克思设想的消灭商品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思想，发展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他指出：“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特别提出“限制（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2000年2月。） 那么，毛泽东思想中关系全局的、最后的结论、落脚点、核心目的，换言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根子究竟是什么？ 回答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毛主席早年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第一〇八期，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8页。）“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页。）“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候，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指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39、第140页。） 1963年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21页） 在1969年4月29日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我认为，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贵探索。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这对于无产阶级夺权国家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毛主席有比列宁（7年）更长时期（17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实践；毛主席最能体察人民群众的情绪，最关心群众疾苦，最好地贯彻群众路线。还有，鉴于苏联共产党从1956年的20大到1961年的22大形成了一条完整、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共产党变质、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其最简略的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今天历史已经验证了以上六点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从1956年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页。）”到1964年12月12日批注：“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45页。）1965年1月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提出：“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直到1975、1976年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最严重的教训，最大的危险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权派——走资派。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毛主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二、毛主席提出的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正确路线
1、且不说建国之前毛主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也不说与党内左右倾向作斗争的历史，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张国焘、王明、博古等作斗争的历史，表明没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新中国！ 2、中国之所以没有完蛋，就是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建国后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作斗争（十年论战），与党内修正主义斗争（众所周知）的历史，一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列宁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绪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毛主席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他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践证明，尤其是通过最近40多年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检验，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有学者竟然写文章说：这条路线只讲阶级斗争，不涉及经济建设，不涉及党的历史任务、领导和依靠力量、主要手段和保障条件等有关基本路线的要素，“文革”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与此紧密相关。因此，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启示”）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504/c384616-24971905.html）
三、历史已经反复多次验证了“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是真理
多年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国内外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毛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思想理论界就出现如下现象： 1、少谈甚至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0页。）“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绝不能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74页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构成每个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资产阶级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且缩小阶级斗争的概念，磨钝阶级斗争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列宁选集》第2卷。）“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工党（俄共的前身，编者注）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看似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 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一切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阶级斗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讲阶级斗争的。”（1964年6月18日，毛主席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 即使如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一场那么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有的领导同志竟然闭口不谈阶级斗争。 就在这年的5月底，北京大学校园内，我亲自看到25楼西头的小黑板上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这么两句：“我们等待了40年了，我们再也不等待了！我们忍耐了40年了，我们再也不忍耐了！” 难道这不是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反对新中国吗？这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吗？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很得民心的。当时学界刊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群众路线”的语录。但是，我始终没有发现“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这段重要语录！ 由于非毛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人竟然把谈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当成了思想僵化、极左”；在社会科学研究文章中，把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曾经谈到，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政治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我们应该积极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积极认真严肃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积极自觉地投入到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去！
2、少谈甚至不谈共产主义 毛主席曾经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还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9页。）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抗日战争时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解放战争时期：“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1949年8月的一份入党誓词有：“愿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50年中南局宣传部编印的《共产党员课本》中，要求新党员如需宣誓，其誓词内容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党的十二大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宏伟目标，对于每一个宣过誓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宏伟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可是，就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竟然有时候在网路中成了所谓“敏感”词汇！岂非咄咄怪事？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以上均见：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04543132&ver=2687&signature=LAxdXDtpaNF8DBtg5i64J8-pZJRyR15-AVCNiHk8eWXN-3ts5Z604LQ7J4PNlanQ6052CXrpGUosAcIMDtnLRmuIq9V3vEeEjJlqyvzZi4L*7YUfdQGZ1OxXJKUSkHXj&new=1【学习金句】革命理想高于天 习近平同志2016年8月，在青海调研时指出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走着走着就变了味，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上见： http://pinglun.youth.cn/ll/201807/t20180704_11659794.htm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作的报告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系列论述，按照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不忘初心，理直气壮地大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3、少谈以至于根本不谈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7页，第6、7页） 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讲到：“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8页。） 1966年12月 21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1967年5月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毛主席说：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页、第89页。） 1967年6月，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这种东西，中国也有。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肃清其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我们要研究，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宗。我是他们的一个学生，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 1968年8月22、23日，毛主席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1975年2月3日2 月 3 日 毛主席在圈阅姚文元二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稿公布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下：“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以上均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页、第95—96页、第180页、181页、186页、570页、572页。
“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列宁：《国家与革命》）
多年以来，“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基本上不见了；类似折衷主义的论调却多起来了。有学者在谈到我国过去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局限性，在那个问题上有局限性，好像只有自己没有局限性似的。把我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间，最有预见性，最少局限性的毛主席，说得还不如自己；有人竟然还说中苏论战的主要责任在中国！实在荒唐！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页。） 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中最普遍的规律。有马克思主义，必定有反马克思主义。凡是发展马列主义的学说、理论，必定是与反对马列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是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正是同俄国的各种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正是同我国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过程中，发展了列宁主义的，这是任何人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
4、少谈甚至不谈帝国主义
有人解释说，我们现在不说帝国主义，而是说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 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490页。） 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阶级属性。而霸权主义，则不一样，霸权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本意是指个别的大城邦对其它城邦的支配和控制，后来演变为指某些国家凭借实力，蹂躏、干涉别国的主权和独立，以谋取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权力的主张、政策和行动。作为霸权主义概念，早在500年前就有，而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帝国主义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才有的，正是列宁在1916年书写的重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奉行的主张、政策和行动；帝国主义能够涵盖霸权主义，但是霸权主义是不能涵盖帝国主义的。
5、少谈甚至不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精神。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冲击帝国主义体系的两股巨流。列宁肯定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口号，扩展了国际主义的内容。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互助关系的指导原则。 毛主席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构成一条路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482页；第2卷，第150页；第3卷，第40页；第3卷，第529页。） 中共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有人一度在国内，傍大款；在国外，傍大国，傍富国，忘记和丢弃了亚非拉穷朋友！早就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九霄云外了。
6、少谈甚至不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毛主席写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2版，第296页。）“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82—383页。） 习近平自我革命 不可讳言，多年以来，不少人，尤其是某些党的领导干部，甚至是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把“改造自己”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只谈解放思想，闭口不谈改造思想。实际上，某些人的所谓解放思想，正是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是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不能自拔。不是有位著名老教授说什么“解放前，是实现自我；解放后，是失去自我；改革开放后，是自我的回归”吗？这不就把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一笔抹杀了吗？ 以上这些现象的发展，其后果是有目共睹，只要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会采取鸵鸟策略的。 在苏联，由于苏共领导集团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结果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毛主席当年的预言实现了！ 在我国，一个不容回避是事实是：虽然经济是发展了，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了，国家硬实力增强了；但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严重削弱，前些天有的省委负责人，竟然以自己地区的民（私）营经济呈现“铺天盖地”和“顶天立地”的局面而自夸！如果全国都这样，那么，共产党的执政的基础还在吗？贫富实在的悬殊，两极严重分化。 辽宁省2013年发生的人大代表贿选事件，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国家政权性质还能有保障吗？ 社会道德低下，发生有的好人不敢做好事的现象！干部腐败严重，社会治安不好（诈骗列首位），犯罪案件高发，科技发展了，侦破案件的设备进步了，案件破案率却不如过去高（过去一度达到80%多，最近几年没有超过40%啊）！这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极端困难和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我党经历了革命性的锻造，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三、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创新毛主席的精神遗产？ 1、传承、创新毛主席的精神遗产的前提是什么？ 立场和感情 2、传承、创新毛主席的精神遗产的基础是什么？ （1）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2）研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 （3）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4）研究中共历史，尤其研究毛主席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
3、传承、创新毛主席的精神遗产的动力是什么？ 共产党人初心决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4、传承、创新毛主席的精神遗产的标准是什么？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余论 如何判断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的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从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分析、判断整个社会的属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性质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
1、关于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变化情况 （1）改革开放前的情况（梗概） （2）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梗概） 第一、经济 社会两级严重分化，贫富过分悬殊
1、《小岗村》（造假，……）的导向，分田单干，农村私有化，领导人JZM,HJT去看；《南街村》，主要领导人不去看 《庶民之忧》第一章 是改革的先锋，还是倒退的标本？ 第七节 一场尖锐对立的争论 1978年12月，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此时, 对农村到底应该如何改革的争论，自上而下正日益尖锐。各地农村因为在分田不分田，如何分田的争论中，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们不知道中国农村在下一步要怎么搞了。受个人利益的驱动，到处出现了抢牲口，争农具，闹分社，甚至打架斗殴，争枪生产队的库存粮食、私分生产队公款等事情层出不穷。 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材料，不断飞到了王任重的案头。反映此类情况的电话，不断打到了他办公室。 作为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深感责任重大，那可是事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大事啊！为此弄得他寝食不安。他觉得“必须依靠国家现行政策，努力地稳定人民公社制度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有制”。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发现农业上的问题不少，特别是有人想通过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否定人民公社体制。因此，华国锋考虑让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以统一思想、稳定农村形势。 华国锋很快就把王任重叫到他的办公室，经过商量，确定了座谈会的规模、人员、时间、地点。 1979年3月，由王任重负责的九省市农业负责人座谈会议， 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 到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所有制，应予抵制。应该说思想比较统一。但是，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独树一帜，提出无论“包产到户”还是“包产到组”，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张包产到户。在与会人员都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所有制，应予抵制”的氛围下，周曰礼的发言无异于在会议上甩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的发言在会上受到与会场人员的严厉批评。也就是说，在王任重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九省市农委负责人会议上，唯有安徽省对包产到户投了赞成票。 会议快要结束时，王任重把电话挂到了安徽省万里处，询问万里：周曰礼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你们审核没有？能不能代表安徽省委？ 万里回答：周曰礼是我省正式代表，他的发言当然代表安徽省。 王任重又问：你们是不是都搞“包产到户”啦？ 万里回答：我们在搞试点。 王任重不客气地说：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试点，要立马停下来。 万里以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怕影响生产为由，等收完庄稼 再说，搪塞了王任重。 这实际上是省委书记万里和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的一次交 锋。而万里和王任重在农业集体化还是农业单干化这个问题上的分野，则早已出现。1978年10月，王任重坚持的是：“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不能动摇”（引自1978 年1月31日《陕西日报》）。同在1978年10月，万里已经在 安徽宣布：“我们省不去大寨参观，也不学大寨那一套”（引自 《历史不再徘徊》第134页）。万、王的另一次交锋则发生在 1979年3月，即《人民日报》发表张浩那封信以后不久，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找到正要去看戏的万里后，征求万里 对包产到户的看法，王任重的本意是希望听到万里的新态度, 但万里毫不客气地在电话里盛气凌人地告诉王任重，他是“秋后算账派”——“所以不管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 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名省委书记公然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对立到这等地步，在新中国历史上显然极为罕见。“王任重在 电话里尖锐地指责万里，二人在电话里争吵达半小时之久”。 但接完电话，万里却对在走廊里等着陪他去看戏的工作人员谎称“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参阅《历史不再徘徊》第141页）。 1980年8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会议。 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润生，各自起草了一个讲话稿。 交李先念副总理审查。王任重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杜润生则强调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二者针锋相对。 李先念批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同时指出：“王、杜两人的讲话精神应当统一，不能两个调子……” 李先念同志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1979在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讲到农村出现“包产到户”受群众欢迎时， 李先念当场就讲：“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此后他多次讲过反对“包产到户”，有人提出可以试验,他反驳道：“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了还要试验什么？”（引自成2011年3月8日《作家文摘》）。 根据李先念的指示，王任重亲自动手，大刀阔斧修改了杜润生的讲话，并把有人提出可以允许先搞“包产到户”试验时， 李先念回答：“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什么”的话，也加入了杜润生的讲话。 王任重的讲话为这次会议定了调，杜润生自然不好另吹他的号，但他特意再次安排安徽的周曰礼上台发言，让他坚持把“包产到户”的话说出来。 周曰礼发言的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讲了三个观点：一、包产到户没有削弱、瓦解集体经济， 相反，它有利于在贫困地区加强集体经济；二、“包产到户”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他说，由于“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进行，土地仍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户仅仅按规定承包耕种，既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他同时借所谓“用他们的话来说，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周曰礼的发言历时两个小时，他代表安徽省的发言，再次遭到与会者一致批评的重围，其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面对众口一词的严厉批评，周曰礼哭了。 只有杜润生安慰周曰礼：“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的结果有利，懂吗？这不是最后的较量！ ” 会后，国家农委以《纪要》的形式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强调两个坚持：“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坚定地走人民公 社集体化道路。” 周曰礼郁郁寡欢地回到安徽后，暗地里受到高层人士支持和默认的万里，听了周曰礼的汇报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此后,不几天，就在安徽独树一帜,大规模实行“包产到户” 的情况下，万里与到安徽视察工作的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农业部京官又发生了面对面的交锋，那场面可谓惊心动魄： 京官说：“包产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答：“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京官：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京官：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引自2011年3月1日《作家文摘》）。 后来杜润生谈到这次争论时说，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连社会主义都不要了，还谈得上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吗？ 后来万里回忆这一段的情况也说——我们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 规定的“不要包产到户”，当时“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见 2010年第9期《中国作家•纪实版》）。既然中央规定可以不理睬； 国家宪法也可以不理睬，那还有什么不能干呢？如果各方诸侯，今天也依此办理，不管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规定，不管宪法和宪法之下的所有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行其是，中国将是一种什 么局面呢？
2、“明晰产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年04月18日 10:15 法制日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产权明晰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 关注 国企改革之前为什么说产权不明晰？主要是把国有等同于国营，认为国家所有必须由国家经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连经营权都没有，这样的国有产权事实上既不是全体国民所有，也不是该企业的员工所有，所有权主体是缺位的或虚置的，产权关系当然是不明晰的。 只要产权主体的地位是确定的，并没有虚置，产权就是清晰的，并不一定要量化到个人才算产权清晰。 我国现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这一地位并没有因国企改革而变动。
3、建立市场经济： 1991年底到1992年，社会上兴起砸“三铁”的风潮。所谓“三铁”是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以三铁砸三铁（铁心肠、铁手腕、铁）1992年十四大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提出 ——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背离的，这有几部经济学词典的解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必然联系，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必然联系，也是过去联合国（国际社会）统计的惯例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到“民营（私有）经济铺天盖地”，“民营（私有）经济要顶天立地”，（）是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果
第二、政治 社会主人变为弱势群体，专政矛头发生大的变化， 人民代表发生贿选现象，干部贪腐严重 在中国现辽宁省2013年： 全国人民代表应选94名，贿选45名，占47.8%； 省人大代表应选613名，贿选523名，占85.3%。 巩献田与茅于轼对谈(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13年7月29日下午 地址：北京朝阳区齐家园外交人员公寓这个茅于轼先生呢，在当代中国是以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时获得了美国的奖励，但是这些年来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我了解的一般群众的观点正好是不一样的。主要一个是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一个呢，人民群众、国家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届的文献，都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可是在茅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是人民公敌；那么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这歌曲不光中国唱，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古巴和国际友人也在唱，可是茅先生认为是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的功绩是领导了和创建了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使亿万中国老百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得到解放，是给解放人民带来幸福的，但茅先生却说毛泽东使人民的痛苦极大化，这就截然不一样了；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他预见苏联会变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科技界卫星上天了，红旗落地；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是鼠目寸光，是截然相反的；那么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光明磊落的，他的伟人人格魅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心理阴暗；毛泽东是爱人民的，当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喊青年万岁，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他是非常热爱人民的；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我们北京大学和所有正直的哲学界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茅先生认为呢毛泽东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可以说目前为止，全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革命领袖是毛泽东，包括去年在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的人就举了主席像，有时候，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就举着主席像，世界人民热爱，可是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所以茅于轼对于毛泽东与很多人的评价是相反的，当然茅先生的理由和根据不是凭空说的，我想请教的是茅先生这样评价的根据，你的理由是什么？
第三、思想文化
后现代主义： 冯友兰 7在几十年中， 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 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 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他的著作言论 中已公开的，载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及单篇本；此外 还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主席诗词》、《毛泽东哲学 •138 •中国现代哲学史 -162 -中国现代哲学史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 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 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 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 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措施。1954年 的《宪法》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这就是以革命的性质决 定革命的任务。这个转变，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引起 了深远的后果。 毛泽东常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做为一般的论 断，这是不错的；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使其不能发 展的，毕竟是些具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某时某地 革命的对象；消灭这些对象，就是其时其地的革命的任 务;这个任务，决定其时其地的革命的性质。如果得到 自然的发展，中国社会自然也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 主义社会。在这个自然发展中，有其内部的阻力，那就 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重要的是其外部的阻力，那就是 帝国主义。所以要解放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就必须反帝 反封建，尤其是反帝。中国人民抗日的胜利，打败了日 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的胜利，赶走了美帝国主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 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站 起来”，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言的。就是说，中国 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 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163 . 当时应该做的事，就是调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各种 方式，由各种渠道，齐头并进。这就是当时的新民主主 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包括的五种经济，有资本主 义经济。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生产 力的束缚，那就用社会主义再作解放，这就是革命分两 步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 张的。可是，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 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 一役” 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有“驳 '左'倾空谈主义” 一节，曾几何时，毛泽东也走上了 “'左'倾空谈主义”的路了。 这样的转变，当时在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毛 泽东批判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他说：有人在 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 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 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犯右倾的错误。其 中，“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这句话，说明毛 泽东的思想方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务 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没有系统的理论，我们只 可从他的零散言论和具体措施中窥其一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实现在农村中。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把没收的地主的土 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物。几年 •164 •中国现代哲学史 之后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连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 组织起来，称为合作化。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毛泽东 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这种组织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 后到人民公社。1958年，本书的作者曾随同北大哲学 系的师生一起被派到北京郊区帮助农民办人民公社，有 机会亲自见到当时领导运动的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 什么样子。照他们所宣传的，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了。首 先是“吃饭不要钱”。每一个公社都办起了公共食堂， 本社的社员进去吃饭，都不要钱。据当时的宣传，以后 其他公社的社员，也可以不掏钱来吃饭；再以后，任何 人都可以不掏钱进公共食堂吃饭；最后，一个人可以走 遍全中国，到处都可以走进公共食堂，不掏钱就吃饭, 吃饭问题解决了。公社对于社员生活的各方面都包下 来，社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归公 社包了。当时的公社，确实都是这样做的。社员的生活 既然都被包下来了，他们就有余暇做艺术方面的活动, 各公社都办起了画廊。至于这些费用从何而来，却没有 具体地讨论，因为他们有个前提：“人有多大胆，地有 多高产”，只要人敢想，生产力就自然相应地提高。有 一个公社的书记自以为他能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亩产一百 二十万斤，并且设置了试验田，插上牌子，写上“一百 二十万斤试验田”。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一个秘诀: 每亩地下埋一条死狗。 这种“共产风”当然是刮不久的，所以，不久就下令停止了。但其余波仍然泛滥不息，其主要的表现是养 成人们习惯于说些大而空的话，当时却被称为“豪言壮 语”。有一个笑话：曾有两句流行的歌谣：“无产阶级一 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唐山大地震时，有人风趣地 说：“别'吼'啦，别'吼’啦！ 一抖就受不了啦!” 可注意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容， 实际上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类的思想。其类似之 处，在于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毛泽东也曾指出：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 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 卷，第1360页）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思想，真的是到达 共产主义的路吗？实践已经做出结论了。 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 是荒谬的。 的总还是新酒。 上文说过，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 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 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 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 员准备了 “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人民公社的 公共食堂，正是准备了这样的“大锅饭”。所行的各种 “包”，把社员的依赖心都“包”下来了。这就是“新瓶 装旧酒”。直到现在，“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 义”，还是改革的阻碍。
第四、社会治安与犯罪（梗概） 见图示
第五、社会道德、风尚（梗概）
2、关于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问题 （1）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 第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理论务虚会——黄克诚为什么带病讲话；西单民主墙
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9风波前后、重写历史 5月底北大25楼西侧黑板上：“我们忍耐了40年，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等待了40年，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第三、九十年代与世纪之交 反思潮流，《炎黄春秋》，《南方日报》 ——翻案风 拥毛护旗战斗者：《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阵地》、《高校理论战线》
（2）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 主要表现：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 推到毛主席塑像，不挂毛主席肖像， 根源：关于“四人帮”（马宾说法）， 19761006事件（留学在外的年轻人如此说）， 《决议》
（3）如何对待历史虚无主义 结论：研究、学习毛主席的精神遗产，掌握唯物辩证法，树立和唯物史观，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争取胜利！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