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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情查国情 晕伟大斗争对象内容取胜法宝 忠诚是阶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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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 07:11:1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来源:央视网
2021-09-01 21:58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央视网消息 (新闻联播):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9月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党忠诚,在革命年代就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和平时期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比如,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能不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等等,都是对党忠诚的直接检验。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

习近平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

习近平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习近平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习近平指出,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严以修身,才能严以律己。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指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同样是实践,是不是真正上心用心,是不是善于总结思考,收获大小、提高快慢是不一样的。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年轻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砥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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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2 07:47:37 | 只看该作者
李克勤:毛主席哺育革命文艺战士的绝招是什么?

2021-09-01 10:38:34  来源: 济学 微信号   作者:李克勤济学勤为径





  李克勤(jixuie)题记:1970年代初,有一部过节游园纪录片,其中有马季和唐杰忠说的相声《友谊颂》,曾经家喻户晓,那第一句恐怕不少人如今依然记得——“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应该经常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革命的文艺战士,简称文艺战士,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通用名称。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毛泽东文化的应有之意。毛主席为什么能哺育出那么多的革命文艺战士?这是研究毛主席道器变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文艺,直观看指的是文学与艺术。其中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在旧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通常被称作“戏子”,如果出名了,就叫明星、大碗。然而,名气再大,在达官贵人那里,也只是被玩弄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在我党领导的文艺团体里,就开始从文化上改造“戏子文化”。部队文工团,彻底消除了腐朽旧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戏子文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深刻的改造,进入到1960年代以后,连明星都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化出去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

  向解放军学习。

  学英雄,见行动。

  蔚然成风。

  在普及样板戏之后,一批革命的文艺战士,占领了舞台主阵地。不过,他们中间,不管是谁,都不会有任何明星味道,更不可能耍什么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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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前面为普通群众演唱的人,叫浩亮,他是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如果要按照明星大碗标准,那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然而他就是这么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艺战士,来到工人工作的车间,为大家演出。

  站在浩亮左手边的那位叫杨春霞,是样板戏《杜鹃山》的女主角,她也是一名家喻户晓的文艺战士。

  参阅:日寇鸠山想不通: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

  为什么毛主席的这条语录在美国如此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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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样板戏《白毛女》剧组的同志,来到一家人民公社为贫下中农演出的场景,山坡上观众达5万人之多。

  这就是革命的文艺战士独有的举动。

  参阅:5万贫下中农看芭蕾:毛泽东文化奇观【视频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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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讲了一段他自己思想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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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经典的道器变通之变。接着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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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毛主席的言传身教。

  这就是毛主席作为教员的绝招。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这句话还是说得通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我记得小时候,解放军有总政歌舞团,还有空政歌舞团(闫肃在其中)、海政歌舞团(吕文科在其中),八大军区都有专业文艺团体,各部队的文工团自不必说。

  各行各业也都有文艺团体,例如瞿弦和、邓玉华所在的 煤矿文工团,侯耀文、石富宽所在的铁路文工团。

  各省市自治区,一直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甚至小队,都有文艺团体。

  中小学文艺宣传队,也是普及性的。

  在上小学(爱武小学,后叫江汉北路小学)时,还跟一位教音乐的谢老师学过一段时间乐器。

  武汉市江岸区红领巾小学的宣传队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参加过许多外事活动,我看过几次他们的演出,至今记忆犹新。

  文艺可以活跃我们的生活,陶冶我们的情操。

  然后,现在我们也不能不说,文艺是有分类的。

  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如果仅仅是为了钱,为了个人名利,那就很容易被掌握金钱的势力俘虏,成为资本奴役的对象,甚至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去奴役别人。

  至于卖国求荣的人,也不是没有的。

  毛主席哺育一代又一代革命的文艺战士,彻底否定了戏子文化,彻底超越了那种为金钱服务的套路。

  重温毛主席的这段教导,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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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文艺战士,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士,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神圣使命。

  这样的战士,不仅需要,而且各条战线都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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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

  说到这里,我们对毛主席当年的道器变通,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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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2 08:00:40 | 只看该作者
解谜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2021-09-01 15:23:25  来源: 淮左徐郎   作者:鹿野

  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一、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演变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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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称中国“不是苏联” © 照片 :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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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2021年09月01日缩短网址 0 139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敦促美国不要像对待苏联一样对待中国,应该结束“冷战思维”。
秦刚周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的虚拟会议上表示,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可以赢得对华“新冷战”的政策是严重无知。他说:“中国不是前苏联。前苏联输在自身。”
亨利·基辛格、苏珊·桑顿等美中关系领域的资深人士出席了会议。

秦刚同时指出,在乔·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变坏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大使称:“前任政府奉行的极端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损害,形势没有改变。一切都在继续。”他还指出,这种局势“违背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愿望”。
秦刚于今年7月底上任。他生于1966年3月,曾三度派驻英国。2005年至2010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礼宾司司长等职,2018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于6月23日离任回国。


中国驻美大使:中美之间决不应走向误解误判和冲突对抗 © 照片 :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政治
10:42 2021年09月01日缩短网址 0 97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日前就中美关系表示,中方乐见美国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压制别国或让别国吃药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消息,8月31日,秦刚应邀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视频欢迎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美前国务卿基辛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董事会名誉主席、前贸易代表希尔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等出席。
秦刚指出,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别国身上,中国要不断超越的是自己,从来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目标,从来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中美是密不可分的利益攸关方,各自的成功对彼此都至关重要。中国没有赌美国输,乐见美国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压制别国或让别国吃药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秦刚表示:“中国同美国和世界紧密融合,从来不搞侵略扩张,从来不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冷战剧本”生搬硬套到今天的中美关系,把中国当作对手和假想敌,如同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样荒诞和危险。”

秦大使强调,中美之间决不应走向误解误判和冲突对抗,必须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之道。双方要明确底线、相互尊重。希望美方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三条底线”、“两份清单”,特别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的红线。美方应停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阻止国会审议通过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涉华议案。
今年7月末秦刚抵美履新,成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华盛顿:中美正在寻求新时代的彼此相处之道 © 照片 :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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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 2021年07月29日缩短网址 0 146
中国新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7月28日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时表示,中美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他同时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

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消息,秦刚说,我很荣幸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中美相互隔绝,富有远见的基辛格博士不得不以隐蔽的方式,取道他途,前往中国。50年后的今天,作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我可以公开踏上正途,直抵美国。时过境迁,令人感慨。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这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他指出:“半个世纪,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一路走来,不仅深刻影响了两国,也深刻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的未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秦刚称,人间正道是沧桑。习近平主席说,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拜登总统说,凡事皆有可能。我将按照两国元首除夕通话精神,同美国各界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维护中美关系的基础,维护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由可能变成现实。

关于美国的新冠疫情,秦刚表示:“当前,美国正在拜登总统领导下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振兴经济发展。我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祝愿美国人民幸福安康。”
中国驻美使馆的简历显示,秦刚生于1966年3月,曾三度派驻英国。2005年至2010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礼宾司司长等职,2018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于6月23日离任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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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2 08:07:19 | 只看该作者
特大地下钱庄案告破:涉案金额143亿、涉案人员遍布25个省


2021-09-01 11:07:05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外汇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日前在湖北联合破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案件,涉案金额达143亿元,涉案人员遍布全国25个省,是一起集境内外勾结、地下钱庄及上游犯罪相互交织的复合型案件。
涉案金额大、范围广 外汇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破案
2019年8月,外汇管理部门移送给湖北麻城公安的有关线索显示,麻城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疑似为地下钱庄,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在收到线索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公司开展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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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陈包:我们接到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的日常监测线索,发现湖北麻城本地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名下的账户,包括公司负责人的相关个人账户,每天的业务量很大,银行流水上面的日均交易额达到了两百多万,总的账户里面的资金总额达到了四个多亿。
在排查中,民警发现,与公司账目每天的流水数额相比,该公司的实际办公地每天却很少有人出入,这与人力资源公司正常的业务模式存在很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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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和摸排,民警发现该公司打着人力资源服务的幌子,背地里从事居中撮合外汇交易的业务,一条涉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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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陈包:它是由境外某公司实际控制,境内的多个网点实际操作,这个案件的主犯徐某是境外这个公司在国内的总代理人,他在国内聘请了他的亲属、朋友在国内组建了很多的网点,专门从事非法经营外汇的犯罪活动。
分析账目等数据 抽丝剥茧锁定犯罪证据
在初步锁定该公司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后,外汇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合研判,锁定犯罪证据。
在研判中,办案人员综合运用外汇非现场检查分析等方式,对涉案公司和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账目等数据进行归集、分析和研判,理清了资金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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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指导员 万刚:通过对资金的研判,发现有作案嫌疑的人员,这是通过这个人员的资金发散出来的涉案人员。我们通过这种研判发现关联的账户有一千余个,一千余个账户里面的流水信息量达到两千多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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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后,办案人员从中锁定了犯罪证据。
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指导员 万刚: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易金额的规律性和交易时间的规律性(判断),它不是那种正常时间的交易,或者说是交易金额累计,或者说单笔其中有数量上面的规律,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规律,结合交易时间的规律,一起来综合研判这个人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
攻坚克难 同时出动捣毁地下钱庄团伙
经过研判,办案人员判断这是一起资金交易量大、团伙成员多、犯罪手法隐蔽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举抓获,警方成立了多警种联合作战的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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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 陈琪:我们立即抽调警力,成立以经侦为主,网安等多警种协同配合的专案组,制订了周密的侦查计划,发挥了各警种的优势,合成作战,网上网下联动排查,综合研判,勾画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历经了数月的侦查研判,在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身份信息及活动规律等信息后,麻城市公安局成立案件收网行动指挥部,调集多路警力同时出动,将本案的14名关键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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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现场缴获了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电脑、银行卡等一批作案工具,并及时固定了电脑服务器数据等电子证据。据统计,该案件涉案金额达143亿元,涉案人员遍布全国25个省。2021年6月16日,麻城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犯罪嫌疑人当庭认罪悔过,法院将择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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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已查处地下钱庄案件150余起
地下钱庄不仅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违法犯罪,还为多类犯罪转移赃款,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连续开展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有效打击了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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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 肖胜:地下钱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组织,助长贪腐、走私、贩毒、赌博、骗税、诈骗等多类犯罪,从我们以往检查的情况看,确实也成为各类犯罪分子跨境转移赃款、隐瞒违法所得、逃避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洗钱工具和资金通道、2020年以来,外汇局配合公安机关破获地下钱庄案件150余起,查处交易对手案件3000余起,行政罚款超8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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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黄冈市中心支局副局长 兰志贤: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通过合法、正规的金融渠道进行跨境汇款、汇兑。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不但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和法律风险。
(总台央视记者 董彬 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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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 03:07:07 | 只看该作者
汪晖:中国话语场受美国影响太多


2021-08-25 08:39:08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文科”


【导读】 本文依据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在全球化智库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根据现场视频录音进行了校对,并经由汪晖教授本人审阅,增订了部分内容,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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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关于中国叙事,我觉得要处理好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在讨论叙事时候,如何协调中国作为国家的统一性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在许多方面如经济规划、大型基础建设和当前抗疫斗争等方面都显示了举国体制的特征和力量,但用举国体制概括全部中国社会的特点又是片面的。在社会层面,存在着许多性质不同的空间。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多样性和不均衡性,即便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地方的自主性权力也很大。毛泽东时代提出过发挥两个积极性,即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该把多样性呈现出来,把内部的各种成就和问题呈现出来,不至于让人们总是盲人摸象,看到一角就以为是整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担任过《读书》杂志多年的编辑,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思想争论和讨论,很多国外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到了中国都愿意到《读书》来和中国知识界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我觉得能够呈现声音的多样性和解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且直接面对面地争论。叙事往往有一个绝对的叙述者,但对话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样貌和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叙事问题,而是如何呈现中国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需要处理中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虽然中国和西方有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还是历史传统,但是面临的基本挑战差的并不太多。生态的问题、抗疫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问题、族群和宗教的矛盾、社会不平等、区域差别、科学技术促成的人类生活形态的巨变等等,这些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基本问题,哪儿没有呢?但同样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基础和应对方式很不一样。
到底哪些是全球性问题,哪些是中国独特性问题?在这点上强调连带性和全球性是必要的,比如说族群和宗教冲突的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是全球性的问题,而许多地区的相关冲突,其激烈程度远超中国,更不用说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种族主义渗入欧美社会的肌体。
在新疆问题上,有许多社会因素,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分析。但阿富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整个区域的变化激化了区域内的族群和宗教冲突,并促使一些原先持和平方式的团体向暴力方向转化,这些区域变迁对于中国也有影响。全球霸权在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现象,有深刻的根源。因此,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不能够特殊化为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独特性所在,重视危机爆发的内因,寻求解决之道,但同时也应该能够呈现出区域的和全球的连带性,有了连带性,才能呈现独特性。中国从未像霸权国家那样到处干涉内政,发动战争,我们对于国内问题的治理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既相互连带,又很不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表述。这样不仅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法和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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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封面曾用“锐实力”来形容中国的影响力
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话语场受美国支配话语的影响太多,中国话语不宜于过多地或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媒体、甚至学术领域的流行说法。我刚才在外面走廊看在售的书刊,许多封面都是大国竞争、大国博弈。大国翻译成英文又都是great powers,或者global powers。在19世纪、20世纪前期,提到西方列强,不就是所谓great powers, Western powers吗?这些用语在当年就是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是深嵌在他们的历史中的。所以人们一听到“powers”就想到利益竞争和权力竞争,这也是西方历史记忆的后果吧?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历史的社会而言,这些用语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Global powers”的竞争吗?中国的疫苗国际主义是大国权力竞争吗?如果不是,背后的价值是什么?价值与用语是相互关联的,价值清晰了,用语也一定会变化。
在六十年代中国建设坦赞铁路的时候,人们不会用great power来表述中国;今天的情况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表述我们的行动?不只是宣传的问题,也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在文明冲突、大国博弈、修昔底道德陷阱、软实力、巧实力、硬实力上花了这么多精力,是否需要重新讨论西方话语陷阱的问题?是否需要认真思考基于不同价值尺度的表述方式?在谈论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自我设问。19世纪以降,我们学习了西方大量的知识,并在实践中转化,收获很多,但在今天也应该问哪些是需要扬弃的?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辨别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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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图片来源:ics.blogs.sas.ac.uk
还有一点,中国的叙述说给谁听?我觉得中国媒体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方霸权身上,总是尝试说服美国与中国对话。当然,说服、对话总是好的,但说得再多,恐怕也改变不了西方主流媒体的那些说法。今天改变一点,明天又改回去了,因为这些说法服从其战略利益,又受制于其历史视野和学术生产的知识范式。因此,需要不同层次和方面的对话,也就需要在中国叙事的同时问一下跟谁对话、说给谁听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邻国、亚非拉地区,所谓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不仅话语不够,研究也非常不够。我们的疫苗国际主义也支持了欧洲一些国家,但主要就是对全球南方的,他们处境最困难,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的话语实践中占据多少分量?迄今为止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贸等领域,而很少涉及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国缺少通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与文化的专家。我们知识界、我们的智库有多少精力和人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 我们的话语围着西方转,也就不能彰显中国这些行为的真正意义。
自我叙述与对他人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西方的棱镜观察自己,这样的叙述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扭曲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形象。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内部多样性及其与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关系,在国际,加强对于全球南方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都有助于形成关于中国的更为丰富的理解,进而把这些理解分享和传播出去。
最后一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即便在亚非拉地区,许多流行话语甚至教科书对中国的描述也主要基于西方媒体和学术对于中国的描述,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谈论中国形象或对中国的理解不只是一般意义的话语和宣传问题,而是要做真正的基础研究,对于区域的研究、不同社会的研究、中国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可以包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这个话语不应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世界的,能够为争取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全球关系提供新的视野、框架、概念,并与不同地区同道者的话语相互呼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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