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2月07日 18:51:00
来源:财经杂志
1月7日,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签署了《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合作框架协议书》,明确实现东北地区首批100项左右高频事项的“区域通办”,逐步实现三省一区政务服务跨省域协同发展。
此前不久,科技部会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共同编制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正式公布,提出到2025年实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规划、政策的协同机制初步形成,到2035年基本建成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
2021年,“十四五”时期已拉开帷幕,中国区域经济已经迎来新一轮洗牌期:延续“十三五”时期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脉络,行政区划的弱化与行政壁垒的突破成为一大趋势,更多城市被确定为经济增长极与区域合作的战略基点,各地以往零散的单兵作战式竞争正加速朝着区域联动、抱团竞争的方向演进。
去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地方层面,《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月8日,全国已有近30个省级政府部门通过了各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其中,打破地区行政分割、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强化区域联动发展,壮大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以及现代服务业,成为各地战略布局核心所在。
今后,中国的区域经济会呈现出怎样的格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向《财经》记者指出,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中心城市三种形态基本可覆盖全国,助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中国未来或将出现约30个都市圈。圈内的核心城市规模较大,可主要发展金融保险、科技研发、文化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同时发展商贸、物流、餐饮、配送等传统服务业,满足本市及周边城市的需求。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则可以发展制造业、零部件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康养产业等,与核心城市形成合理分工。
从一市独大到多中心,扩大区域经济辐射面
2020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指出,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肖金成介绍,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一般具有区位优势,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而得以聚集大量经济要素,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城市人口超过300万,有的城市人口超过500万,有的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城市越大,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今,针对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应当从规划、政策上控制其人口膨胀;针对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人至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应当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空间布局,城市规模也应尽量缓慢增长。
省会城市首位度是衡量该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重要程度的关键指标。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银川、长春、西宁、哈尔滨、成都、拉萨、西安、武汉、兰州、海口的2019年地方生产总值均占到该省GDP总值的30%以上,个别省会城市占比超过50%。要素资源的集中有利于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但虹吸效应过强会导致省内其他城市人口、资源的流失。
肖金成提到,今后针对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人的都市应当减弱其极化效应,着力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大中小城市还处在产业集聚阶段,应支持其加快发展,实现与小城镇的协调互补。《财经》记者注意到,已有不少省市在地方版“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打造“多中心”增长极,着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多中心驱动”。
陕西与八省毗邻,是区域战略规划最为复杂的省份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陕西副中心城市最终花落宝鸡。此前,外界盛传榆林将与西安形成“双核驱动”格局。最终,榆林、汉中被定位为区域中心城市。按照规划,未来五年关中陕北陕南形成区域协调发展,西安、咸阳将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榆林作为交通枢纽融入呼包鄂榆城市群,陕南三市则同时融入关中平原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与陕西同属西部地区,四川省提出在环成都经济圈、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区分别形成省域经济副中心,同时强化重要节点城市同成渝双核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协作。贵州提出,支持遵义做强,与贵阳共同唱好“双城记”。加快构建以黔中城市群为主体,贵阳贵安为龙头,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和遵义都市圈为核心增长极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
在中部地区,河南“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主副引领、两圈带动、三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以郑州为主、洛阳为副,安阳、商丘、南阳为区域中心城市,对接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山西提出加快太原的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大同、长治、临汾副中心城市建设提档升级,与太原都市区梯次分工、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支撑带动晋北、晋东南和晋南地区组团式发展。
湖南省提出构建“一核两副三带四区”的经济格局,以长沙为核心,岳阳、衡阳为副中心城市,推动长株潭、洞庭湖、湘南、湘西四大区域板块协调联动发展。湖北提出突出武汉“一主引领”,强化襄阳、宜昌作为副中心城市“两翼驱动”的辐射作用,推动“襄十随神”、“宜荆荆恩”城市群由点轴式向扇面式发展,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国家战略。
在东部及东北地区,浙江省强调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天津明确,打造天津市区、滨海新区双城发展格局,与北京毗连区域要融入新版北京城市规划,加快京津同城化发展。辽宁省提出,形成以沈阳、大连“双核”为牵引的“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推动沈阳现代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和辽东绿色经济区互补联动。
发展多中心城市,促进区域内经济均衡发展成为各省共识。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应习文向《财经》记者分析,一方面,单中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容易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承载力不足,公共卫生事件集中爆发等问题。另外,“双循环”要求扩大内需尤其是提升消费的增长空间,单中心的特大城市的人群收入高,边际消费增长放缓,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城市的人群收入提升空间大、边际消费增速可观,这些城市的消费潜力值得挖掘。
值得注意的是,“多中心”并不意味着多年以来“强省会”战略的落幕。
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均出现“强省会”字眼。山东明确支持济南打造“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黑龙江强调提升哈尔滨城市功能,在一小时圈层内推动哈尔滨大庆绥化一体化发展,在两小时圈层内推动哈大齐牡创新协同发展;贵州提出推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江苏提出支持南京争创国家中心城市,推进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河北明确加大省会建设支持力度,打造石家庄现代化都市圈。
在市级“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济南、南宁、福州、南京等地城市也强调“强省会”。应习文分析,东部省份,济南面临省内的青岛竞争,福州面临厦门、泉州的挑战,南京面对来自苏州、无锡的压力,诸多省会城市原本并非省内经济龙头,“强省会”实际上是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题中之义。而贵州、广西、甘肃等西部省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东南地区低,省会城市的资源承载力与辐射效应本就不足,“强省会”也是为了提升省会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大七环都市圈研究员高建寰向《财经》记者强调,“强省会”与“多中心”并不矛盾,集中优势做强省会,才能更好地辐射省内其他城市。诸如湖北的武汉、陕西的西安,省会城市首位度非常高,但襄阳、榆林等城市经济总量达4000亿元,比太原、贵阳等省会还高,显然应当培育为经济增长极。2019年哈尔滨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也很高,排全国第四,但黑龙江省经济条件还不足以支撑“多中心”,实施“强省会”战略也顺理成章。
区域内优化产业布局,区域间趋向协同竞争
中金公司研究员吴慧敏、李南南对《财经》记者指出,“双循环”格局下,需要加快建立区域统一大市场及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从而形成新的要素聚集地,推动区域一体化深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发展潜力的四个增长极,区域一体化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加速深化。
吴慧敏、李南南分析,“十四五”期间中国产业发展有望实现“区域间协同竞争+区域内分工合作”的发展新格局。一方面,各城市群、都市圈内部有望形成完整互补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各区域将地域优势、资源优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空间布局的协同。
以河北为例。其“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京津核心功能区,将重点抓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工作;沿海率先发展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冀中南功能拓展区,重点承担农副产品供给、科技成果产业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功能;冀北生态涵养区,重点发挥生态保障、水源涵养、能源建设、旅游休闲等功能,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经济,规划建设太行山—燕山自然保护地。
按照计划,备受关注的雄安新区要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规划建设雄安“科技自由港”,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试验区。推动北京高校、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河北则要抓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曹妃甸区、芦台·汉沽、渤海新区、正定新区、北戴河新区、邢东新区、冀南新区、滨湖新区等承接平台建设,推动与京津产业协作互补。支持廊坊市北三县与北京市通州区协同发展。促进京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河北延伸。推进京津冀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
实际上,强化区域内部产业的分工布局与联动发展,也是助力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题中之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去年4月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区域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与腾挪空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要从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寻找新动能,形成国内制造业大循环,进行铸链、补链、扩链、强链,使中国产业链可预期、可控、可持续。
过去几年,中国区域内部的产业协同以及区域之间的竞合格局已经初步显现。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去年10月发布的全国产业地图显示,从产业分布来看,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长三角、山东半岛和京津冀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新材料产业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布局。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几乎在全国“遍地开花”。新能源产业则体现为明显的梯队效应,光伏能源制造行业从长三角地区逐渐向江西、河南、四川等地衍生,发展出硅材料供应基地。
从四大城市群看,京津冀地区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受京津影响,河北的沧州、邢台、保定在节能环保领域表现亮眼,石家庄和保定也在生物医药行业保持领先地位;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双城圈的企业共同构成中国72.71%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其中,珠三角占46.41%,深圳、东莞是该产业的核心城市,带动产业在佛山、珠海、中山等地的发展;成渝占26.30%。更多体现为重庆、成都双核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端装备、节能环保、工业物联网企业占全国一半左右。上海的产业外溢和产业转移惠及长三角内部城市,例如上海部分汽车工业就近转移至扬州、宁波、南京等地区。中金公司的《“十四五”区域发展规划展望:创新、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报告显示,以长三角地区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为例,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主要分布于浙江临安、江苏南通、安徽芜湖等城市;电动机主要分布于浙江杭州、绍兴等城市;汽车装配则主要分布于安徽芜湖等城市。
中金公司的上述研报指出,东部地区占比提升受益于科技创新投入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中部地区则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承接产业转移的落地,川渝两地成为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9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占全国GDP比重较2015年分别提升0.3个、1.9个和0.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吴慧敏、李南南指出,“十三五”期间产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持续推进,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各地方争抢资源及产业重叠等现象。从 2018 年主要省市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贡献排序来看,各主要省市排名前十的产业中均包括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展望“十四五”阶段,《财经》记者发现,各省市均强调夯实传统产业基础、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同时也纷纷将目光投至了战略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其中,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成为多省布局重点。谋篇数字经济,推动企业上云,发展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化产业成为重心所在。
譬如浙江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争取数字人民币试点,建设数字技术创新中心。创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培育提升“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探索数字化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对此,应习文分析,中国区域辽阔,尽管各省部分产业存在重合,但每个省覆盖的市场较大,加上并非每个产业都需要实现高度集中,因此问题不太大。区域间的产业竞争可以避免垄断度过高,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一些产业进步以及各省经济发展。“十三五”时期,国内汽车产业产能上涨快、区域间竞争激烈,最终还是实力更强的企业脱颖而出,促进了国内汽车行业实力整体提升,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
而今,配合区域内产业分工的优化,技术创新要素正加速破除行政壁垒,实现跨区域联动共享。上海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高水平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好地发挥G60科创走廊、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等跨区域合作平台作用。广东提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加大从0到1的基础技术研发,争创国家实验室,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以及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解决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各省共识。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也出现在了北京、广东、湖北等省市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吴慧敏、李南南认为,“十四五”必将是创新推动发展的五年,各区域协同创新建设也有望加快推进。
马太效应之下,如何避免区域经济差距拉大?
抱团竞争格局初定,未来五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城市群内部要去极端化,城市群外部要集中发展,要素要向区域中心城市聚集。”肖金成指出,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中心城市将成为产业、人口聚集的三种不同形态。城市群内部城市要实现分工合作,都市圈内部核心城市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强调均衡、协调、辐射。城市群、都市圈之外广大区域则强调集中,要素将朝区域中心城市聚集。
大七环都市圈最近对2015年至2016年国家公布的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现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户籍人口在温度较高地区的增速显著快于温度较低的区域;从城市规模的能级高度看,存在马太效应,人口和资源依然存在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高建寰指出,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时代。“十四五”时期,城市格局的马太效应和板块轮动可能会持续存在。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已经在近期引发了一定担忧。根据2020年前三季度的城市经济数据,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强,北京成为北方城市中的独苗。高建寰指出,从2020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北方省市GDP平均增速为0.79%,南方几乎是北方的2倍。除去湖北,南方更是北方的3倍。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主要是“十二五”末期、“十三五”期间提出的。可以看出,主要政策利好,北方只占一个,南方比较多。”应习文分析,“十三五”时期强调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延续的还是过去以东中西进行划分的思路,避免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在“十四五”时期,南北差距的扩大有望在国家层面获得更多关注。
未来五年,如何避免弱势区域的经济塌陷?哪些城市群有望成为拉动北方经济增长的主力?
在应习文看来,中原城市群位于北方的核心区域,华北平原的地理人文环境条件较好,人口基数很大,郑州、石家庄等大城市比较集中,“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潜力较大。此外,关中平原地区位于西北核心区域,覆盖西安、兰州等城市,也是国家未来需要强化支持的区域板块。肖金成分析,北方的山东半岛、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都要发力,南北差距才有望缩小。关中城市群虽然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高校较多、人才集中。山东的优势则拥有1亿人口带来的市场潜力,对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对于东北振兴,多位专家认为,还需要有更多时间的耐心等待。高建寰分析,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的发展,关键在于政策引导、深化改革和产业培育。从“十四五”规划建议看,东北三省已经明确“做强优势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特色产业”的道路,并且不约而同提出“全域旅游+冰雪旅游”战略,尤其是黑龙江省专门列出一大章节规划旅游战略,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扭转经济颓势并非一日之功。肖金成指出,东北亚地区地缘关系复杂,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少,朝鲜、蒙古经济发展滞后,与日韩的合作存在政治与空间上的阻隔,因此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限。虽然东北地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黑河至丹东经济带的空间布局较好,但经济发展受到人口、资本外流的严重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各区域对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争夺只会有增不减,北方想要扭转区域经济发展的颓势,将面临更大挑战。
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显示,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9个城市群,并且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近四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成渝城市群从过去的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27万,而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
人口是地方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近年来,城市抢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去年12月中旬,四座城市集中在一周内接连出台落户放宽政策,人才争夺战再度升温。广州、青岛出台的文件征求意见稿均提出,将落户门槛向大专学历人员开放;福州发布“零门槛”落户政策,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业限制落户,近亲属也可申请投靠落户:无锡市全面取消江阴、宜兴行政区域内的落户限制,成为继宁波之后第二个明确长三角区域内户籍准入年限互认的城市。
多位专家指出,人和资本流向哪里,哪里就能获得发展。在高建寰看来,发展区域经济,提升城市对人才聚集的吸引力可以提供政策优惠,不仅可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放宽户籍限制、提供资金和住房等奖励,还可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以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人才;此外,需要提升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配套水平,确保城市能够长期留住人才。
“产业在前,人才在后。”在肖金成看来,地方政府吸引人才最终靠产业、靠收入,优惠政策还是属于次要条件。人口流动的前提,首先是某一地区存在产业与就业岗位,其次是收入高,收入高才更具吸引力。有些地区靠税收优惠,但收入水平低,同样吸引不了人才。
肖金成指出,先吸引人才再发展产业并非有效手段。而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或营商环境,取决于当地是否有市场、有需求,企业运营是否成本低、利润高。由此观之,区域经济要突围,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创造岗位、提高收入、吸引人才,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春节前夕,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为135名符合享受高级人才奖励政策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博士研究生、其他各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发放了211万元奖金,进一步实施人才强村战略以聚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花园村有今天的建设成就,靠的是花园集团产业的发展,而产业的发展靠的是一大批人才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2018年10月,花园村就发出《关于引进高级人才落户花园村相关政策的通知》,在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企业持续创新发展需要发挥人才优势的同时,就引才、聚才、育才等设立相关福利政策,以吸引、留住、培养更多高级人才,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根据花园村的人才新政,符合条件人员可以落户享受村民福利待遇,村里每年发放1万元至6万元不等的奖金,还能领到花园集团发放的30万元至60万元不等的人才购房券,甚至安排300平方米以上的别墅一幢。
花园铜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魏锦是研究员,已第三次领到花园村发放的6万元奖励,多年来,他把企业打造成“中国铜板带材十强企业”和“中国铜棒(排)材十强企业”, 成为世界生产精制铜板带最宽的生产企业,并荣获“浙江省工业大奖银奖”和“东阳市市长质量奖”等,是花园村内营收最大的企业,去年他还荣获“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
“有花园村和花园集团创造的平台,才让科学技术能有的放矢,才让专家教授有用武之地。”魏锦说。
“花园要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政策,落实高级人才各项优惠政策,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营造尊才爱才惜才的人才发展环境,以引进和培养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南马镇花园联合党委书记、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介绍,不仅如此,花园村去年初还发布通知指出,凡是在村内有建住宅、厂房,同时落户花园村的外来人员,给予享受村民同等待遇,致力吸引更多人共享花园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如今花园村已吸引5万多外来人口在这里创业就业,2020年该村实现营业收入610亿元,拥有个私工商户2949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4.2万元,接待游客370万人次。
2021年02月11日 1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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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与“1+3+2”结构性潜能相对应,“十四五”时期将重点推进五大改革
图/IC
文 | 《财经》记者 孙颖妮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
“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关键性转型,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还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其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表示,表面上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低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
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随着这些增长引擎逐步衰减、消退,“十四五”必须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经济动能。
面向“十四五”,如何扩大内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挖掘经济潜能?“十四五”时期应如何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对“十四五”时期的重大经济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什么再提需求侧改革?
《财经》:2020年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再提“需求侧改革”。从“供给侧改革”到今年上半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再到“需求侧改革”,政策表述背后有何深意?需求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刘世锦: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很多需求侧的问题其实也是供给问题,反之,供给侧的问题也是需求问题。如今我们强调需求侧改革,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的延续,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仍然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和矛盾,其实这也是一个“通”的问题,如今我们强调双循环,就是需要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循环变得畅通、使各类需求释放出来。“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扩大内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十分重视并加以解决。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讲,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中国目前约有4亿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若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继续得到更大提升,其消费容量可与美国的整个消费容量接近,将会构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消费动能。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有约9亿人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也可看成低收入群体。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想法,今后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达到8亿至9亿人,也就是让4亿至5亿的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多数,目前这部分人的主体就是处在城乡转换过程中间的农民工。
这部分人怎么能稳定地进入城市?多数学者提出解决这部分人的户口问题,其实户口问题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问题,安居才能乐业,将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潜力才能够释放出来。
第一, 解决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今高房价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居民用于供房的消费占用了整个现金流的相当大一部分。我们经过调查、访谈发现,不仅是一线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中的白领等很多居民,房贷压力很大,购完一套房后,此后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如此,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被大幅度挤压。如果能够使居民在这方面的负担有所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就增加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增加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推动服务性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都属于服务性消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释放。此外,服务性消费很多是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要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
而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大量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财经》:2021年将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在这个时间窗口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否意味着需求侧改革将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经济工作重心?
刘世锦:“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我刚刚讲了需求侧改革的一些问题,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目前,供给侧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例如,部分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效率依旧较低,杠杆偏高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十四五”时期需求侧改革只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经济工作的主线还在于供给侧改革。
哪些新动能待发掘?
《财经》:您在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提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关键性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转型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刘世锦: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历了增长动力下降、停滞或后退,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这被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已经出现了。
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年-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容易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 GDP 水平也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虽然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等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差距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未来,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不去,基础产业成本降不下来,存在的短板无法补齐,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跨入高收入社会、向发达国家迈进。
此外,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和压力下突围,进而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低速。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战略,在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十四五”时期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刘世锦:未来中国经济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
此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以上。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
过去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了,大概是5%-6%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高出至少1倍-2倍。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住这样的增长速度呢?关键要挖掘增长潜能。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宏观政策是进还是退、是紧还是松,其实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讲,只是解决一个短期平衡的问题。保持一个长期的中速增长,关键要解决增长动能的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性潜能逐步衰减、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财经》:那您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发掘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
刘世锦:我提出了一个“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年至10 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大都市圈的要素配置效率更高,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简单的讲城市化,而是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发展的阶段。
这里的“3”是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包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而这会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使得成本增加。由于这些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产业,最终会推高全社会成本,补足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他最后算了一笔账,美国与中国相比,除了劳动力成本高,剩下的包括土地、能源、物流、融资、税负等成本比中国都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在这些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较低,这也是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短板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上面已经提到,今后用10年-15年时间,力争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补上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
第三个短板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方面现在看的很清楚,近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依旧很弱,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
“1+3+2”中的“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新增长潜能,我们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形成较大优势。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让潜能“变现”,“十四五”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损失,最终推高了全社会 成本。图/IC
《财经》:您刚才详细讲了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结构性潜能,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应重点深化和加快哪些领域的改革来挖掘和激发这些潜能?“十四五”期间最为迫切的改革有哪些?
刘世锦:这些结构性潜能今后5年至10年都应能发挥作用,但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如何将这些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将潜在的变为现实的,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改革本来就是问题导向性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面对的诸多实际问题,并且通过经济增长加以体现。
与“1+3+2”结构性潜能相对应,我认为“十四五”时期应重点推进五大改革。
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刚才我讲到加快都市圈的建设发展,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核心城市周边那个“圈”的建设,就是在中心城市周边建相当数量的小镇。目前这些区域大部分是一些农村的村镇,如果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不进行改革,都市圈就很难发展起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使宅基地流转。近些年虽有一些探索,但进展不及预期。面对建设都市圈的紧迫需求,大城市周边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
另外,农村宅基地也要逐步的创造条件进行流转。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较大,政策上也处于摇摆状态。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例如在一个村的范围内流转。但实际上农民内部的流转需求很小,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包括来自县城、省城、一线城市甚至是国外的需求。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才能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因为不流转不交易,农民的利益是多少都搞不清楚,也就谈不上保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有利于增进和保护农民利益的。
与此同时,要加快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一个担心是有的农民会不会居无定所,影响稳定。过去长时期内,我们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城里找不到工作了,还可以回到农村。
这种想法在过去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也有没有太多保障的办法。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替代农村土地这种低效率的保障方式,把稀缺的土地资源解放出来,实现高效率的配置利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由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
第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改革。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空间的规划,包括城市规划,是不是还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领域,似乎很少有这个说法。市场的作用怎么体现?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口流动的信号,比如最近这些年,人口流入最多的杭州、深圳,还有内地一些省会城市。应该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按照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第三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应该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实质性的大动作。这类改革可以扩大投资需求,促进内需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效率,降低全社会的成本。
第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关键是要逐步推动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
第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际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深化改革,脱颖而出。另外,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实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竞争机制,社会各类机构均有机会参与,重点向民营机构开放。
最后,我想强调,从改革机制与方法来讲,摸着石头过河仍未过时。有人可能会提出,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这就涉及到对改革方法论的理解。
我们经常讲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方向,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走偏;二是划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何种体制机制政策符合实际、管用有效,还是要靠基层试验,靠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东西。
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总是要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不同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流,并非只过一条河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搞,城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如何推,事先并不清楚,在试的过程中逐步摸出一条新路。许多成功的做法,是地方、企业先试,效果不错,中央发现后总结提高,推广到全国。中国经济进入中速稳定增长期,要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哪些行业、哪些地方能够率先突破,哪种办法切实管用,也是不大清楚或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顶层设计要求过这样一条新的河流,从此岸到达彼岸,但到底具体如何过,还是要靠基层试验。
事后我们知道需要踩着五块石头过河,但开始时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水面。可行的办法是把水面划分为100个方格,逐个试错。如果只有一个主体去试,需要很长时间,十个主体去试,时间只需十分之一,一百个主体去试,时间就更短了。创新本质上是一个试错过程,真正的改革就是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需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去参与、去试验,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在这个试错过程中才能脱颖而出。
2022年01月05日 17:38:21
来源:[url=]第一财经[/url]
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又多了一个GDP万亿城市,万亿城市数量追平了江苏。
1月5日,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开幕,会上,市委书记肖亚非所作的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000亿元、8000亿元、9000亿元三大台阶,初步预计2021年突破万亿元大关。
从此前的数据来看,2020年东莞实现GDP9650.19亿元,距离万亿大关仅差350亿。2021年前三季度,东莞实现GDP7694.62亿元,同比增长9.1%,两年平均增长4.5%。全年突破万亿大关也在意料之中。
外贸出口对“世界工厂”东莞的经济十分关键。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东莞全市进出口总额11266.3亿元,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6.7%。其中,出口6980.5亿元,增长17.1%,两年平均增长6.6%。
改革开放后,随着加工出口贸易的发展,东莞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形成以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饮料、化工等八大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被称为“世界工厂”。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巨大冲击的东莞通过快速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以内源型经济为带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成效不断显现。
数据显示,目前,东莞有19万家工业企业、1.1万家规上工业企业、74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4家专精特新企业、66家上市企业和3家营收超千亿的头部企业,形成了34个行业和6万多种产品的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
在一线城市深圳的带动和产业外溢下,东莞的高新产业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近年来,深圳的电子信息等产业向东莞转移,如华为迁移部分业务到东莞松山湖,这也是东莞近几年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近年来东莞承接了深圳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经济韧性好。深圳面积较小,功能外溢多。过去东莞环深圳一带比较兴旺,产业发达、人口多,深圳人过来居住多。近几年在华为带动下,松山湖产业园崛起,带动周边区域人口大增。
产业的发展带动人口快速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1日零时,东莞常住人口为1046.66万人。2020年,东莞常住人口首次突破一千万大关,进入千万人口城市级别行列,成为继广州、深圳后,广东省第三个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大市。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全市常住人口增加224.64万人,增长27.33%。
此次GDP突破万亿大关后,东莞也成为广东第四个突破GDP过万亿的城市。广东的4个万亿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当前,广东的万亿城市数量已经追平江苏。
东莞GDP突破万亿大关后,中国内地GDP万亿俱乐部城市增至24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佛山、泉州、济南、合肥、南通、西安、福州和东莞。24个万亿城市中,18个位于南方,6个位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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