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6月15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就最近社会热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一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9》第171页有2013-2018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统计摘要2020》第59页有2014-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付凌晖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发展未有穷期。
“二本”人生
本刊记者/延章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他毕业之后,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选择退出。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这两次创业,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
如今,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有时,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发现近几年,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2019届本科生,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其中约55%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创业的大学生中,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而毕业五年后,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4至2018年,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增近3倍。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毕业前,她曾尝试找工作,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后来,她两度考研,被辽大录取。
如今,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大家都挺感慨,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我决定以后做教师,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心里踏实很多,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颜芳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4%。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另外,在调剂环节,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比如:2018年,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占比达31.19%。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五年之后,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而对于那些读了“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学生,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近五年,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此外,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双一流”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毕业三年之后,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
从精英到大众
黄灯出生于1974年,“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整个社会平稳发展,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文凭性价比高,非常值钱,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都有着巨大差异。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黄灯读书时,这所大学还是专科。即便是专科院校,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别人问你是的?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5万人,录取率为25%。201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91万人,录取率达81%。也就是说,那时每年考入大学、中专的人数,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疯了,劝黄灯不要复读,直接上大学。黄灯听从了建议。那时,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考上却选择复读,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考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件。而她的大学生活,“不用担心找工作,毕业包分配。不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
当然,即便当年,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说,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相比岳阳大学,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名人。
黄灯毕业之后,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第一个月工资208元。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每个月只要几块钱。如果职工结婚,单位会分房。
2005年,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有36人参加。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其中80%的同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离开铁饭碗的那20%的人,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
1995年,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出台,“211工程”正式启动,获得“211”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四年后,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985工程”也开始实施。从此,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那时,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会因为是否是“985”“211”大学,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随着《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的出台,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1999年,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2000年,招生220.6万人。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连续3年的扩招后,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对现状满意的一半,不满意的一半”
1999年,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2005年,她博士毕业,留在广东任教。
此前,黄灯对广东的印象,停留在“开放”“发达”,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风》的作文,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黄灯深受震撼,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2006年,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些同学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为6人,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化州、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王国伟是其中一任,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工作后,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985”“211”学生的差异,均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他记得,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
毕业后,经过艰难的择业,他还是回到老家,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银行是主流去向。但王国伟说,F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如果想去四大行,则很难竞争过211、985的学生。即便去了四大行,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
企业招聘中,“非211、985”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2012年,“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撤回学校存款”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此外,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原因之一是,相比很多招聘,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对非985、211的学生更为公平。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尚未能成行。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我估计是‘一半一半’,满意的占一半,不满意的占一半。”王国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
(实习生朱恩民、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姚大顺、王国伟、颜芳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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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9月26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当地46%的家庭在新冠危机期间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其中31%的家庭用光或几乎用光了他们的储蓄。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24日报道,这项最新调查由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联合进行,于23日发布结果。
调查显示,约46%的受访者表示,自美国疫情暴发以来,他们家庭的至少一个成年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意、被停薪留职或者被削减了工资或工时。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1美元约合6.8元人民币——本网注)的家庭中,54%的家庭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
调查称,拉美裔、非裔和美国原住民家庭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比例分别为72%、60%和55%。相比之下,亚裔和白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的比例分别为37%和36%。
5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一个食品发放点,人们领取慈善组织发放的免费食品。新华社发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
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
2002年的冬天,笔者跟几名同学一起到沈阳的铁西区做社会调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早已停工的破败厂房,锈迹斑斑的机器以及停在长满杂草的铁轨上的火车头,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共和国长子”曾经的辉煌。破旧的职工住宅区里,我们倾听了一位又一位下岗工人的悲苦诉说;凛冽的寒风中,一排中年大叔举着“力工”的牌子站在路边等待雇主,而他们本来曾经的身份可能是优秀的车工、钳工或焊工;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职工住宅区,谁家年轻一点的女工出去出卖肉体了,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相比死亡线上的挣扎,这算不得什么羞耻的事,而且真正该感到羞耻的也不应该是他们这些为这片热土付出过青春和热血的人……
这些场景多年来萦绕在笔者脑海中,遗憾的是,当时笔者只是一个穷学生,无法将这些场景留在镜头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铭记。只能从网上找来一些照片:
前年去沈阳办事,还特意去了一下十几年前到过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和一栋栋高楼,早也找不到一丝共和国长子的痕迹。这繁华早已与当年向我们倾诉的下岗工人们无关,尽管他们曾经是这里的主人,但一纸廉价的工龄买断早已剥夺了他们的主人身份。而这过眼的繁华背后,则是东北经济已经连续几年的大萧条。
2005年以后的国企破产改制浪潮中,最值钱的其实是地皮,运气好一点的能拿到拆迁补偿款,运气差一点的就被买断工龄了,然后就是“种房子”;而在这之前的改制,很多则是催生了一批所谓的“民族资本”巨头,如本号前几天提到的老字号同仁堂、狗不理,又如冷鲜肉巨头雨润。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实体经济一片哀鸿,很多的“民族资本”巨头也转而加入了炒房子、炒地皮、盖房子的行列。殊途同归地,国企破产改制的受益者们大都加入了“种房子”的行列。当初,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狗不理改制时,最有价值的不也是地皮吗?
而在这波东北“下岗潮”中,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国有企业改制中冒出来的张明杰腐败案,因为歌手曲婉婷几度上了热搜。前两天,歌手曲婉婷因为一条为母亲“喊冤”的微博被骂上了热搜:
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99年,在东北国企破产改制的浪潮已经掀起的时候,张明杰给十岁的曲婉婷买了一架钢琴。在2009年-2012年,主管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作过程中,张明杰贪污涉案金额高达3.5亿。原种场的改制,下岗工人的安置款被张明杰贪墨,几百名工人举家忍饥受冻,甚至有人被逼自杀;曲婉婷却在加拿大逍遥地上学、写歌,还口口声声称没有用母亲贪污的钱。
原种场位于哈尔滨的道里区清河湾,如今已经是繁华的住宅小区。案发之前,负责国企改制的张明杰同样是侵吞原种场的土地加入了“种房子”的行列。
巧合的是,清河湾的旁边正是恒大的楼盘。这两天,一份被恒大指责是“伪造”的“恳请书”将房企巨头恒大推上了风口浪尖。无论“恳请书”是真是假,八千多亿的债务却是没有水分的。
房企巨头成功的奥秘就是当负债人拼命扩张,债权人则是银行和预售制度下的买房人。在房价上涨的周期里,无论是房企的负债还是银行的住房贷款,只要不是作死的情况下,基本都是良性的;而房价的飞涨对于真正需要住房的消费者意味着什么,这谁都懂。然而,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终将会有个尽头的。在这场游戏背后,征地拆迁过程的腐败、掠夺几乎在普遍地发生着,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土地征用更是重灾区。
2017年,许家印荣登富豪榜首位。这位首富这几年也是风光无限,又是组球队又是造汽车。在气死人的国足面前,球队给许家印带来了无限荣耀。而足球这个东西还有一大妙用,就是能把“Old Money”变成“New Money”。如此,八千多亿的债务也就不至于冲击“造富”神话了……
国人对于“种房子”的诟病是普遍的,在道义上是有共识的;相比而言,“种芯片”、“种‘铁公基’”似乎就有了足够的正当性。
金融四十人论坛上,退休了的楼部长说了“半句实话”就被网络上的口水淹没了:
前部长之所以挨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数千亿的5G投资一则让中国在5G领域领先了美国,二则等于是救了国内某IT巨头。有人出来嘲讽说:“H大破产了,H为高科技这种企业才能崛起吧,房地产能对抗美国打压救经济?”
本号多次批评过的杜建国就出来反驳了:“房地产与高科技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二者完全可以做到互相促进,共同繁荣。比如恒大盖了新小区,需要安装新的通讯设备、宽带、基站等,这都是给华为提供生意。”
这个问题上,杜建国说的倒是对的。笔者一直认为杜搞的是捧杀战略,其实杜的说法与决策者不谋而合。都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可是放眼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个不是把房地产作为龙头的?既然要按资本的规则,就只能这么干。公路、基础设施,说白了不就是给房地产配套吗?按增加值计算,房地产业的GDP占比不到7%,而按销售额计算,房地产业的GDP占比在2018年却达到了14.6%,中国家庭财富的7成更是砸在了住房上;如果算上房地产业撬动的钢材、水泥、建材、化工、发电,影响度就要达到GDP的四成左右,这还不算为房地产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汽车产业。
这就是“发展”。毛主席曾经说过,“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资本规则下,将“种房子”与“种芯片”、“种‘铁公基’”对立起来,说白了还是对“资本的道路”抱着幻想,以为有“好的道路”和“坏的道路”的区别。实际上,按照资本的规则,那就是怎么方便收割财富就怎么干,怎么来钱快就怎么干。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倾轧,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当然有必要布局高科技和基础设施了,所以楼部长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区别不应该是资本规则下“好的道路”与“坏的道路”,区别应该是按照资本规则,还是按照社会主义规则。
按照社会主义的规则,发展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为了亿万劳动者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并为了保护劳动者当作做主的国家而发展国防科技事业吗?这样的规则下,弱者联合起来,使得打败强者成为了可能。
资本的规则下,固然也要发展高科技、也要搞“铁公基”,却是优先满足大资本的利益,甚至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弱者处于被分化、被压榨的地位。没有弱者的联合,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规则,又怎么去抗衡美帝国主义呢?
高铁、高速公路是该建,但得服从全局和总体,得节约金钱、节约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有效建设“主干道”。现在的重复建设、过度建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某些地方为了争高铁过境打得头破血流;而某些线路高铁上座率常年严重不足,绿皮车、普快停了,逼着民众花高价坐高铁,这样的现象不应该检讨吗?5G加紧研究是必要的,但在5G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全面铺开,3倍的基站数量、3倍的单站天线数量、3倍的单台设备耗电量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某些地方的5G基站还搞起了定时休眠;为了逼用户换5G,2019年开始4G网速断崖式下降,借口是用户激增,事实上,2018年上半年4G用户数就达到了10.8亿,到现在也才12.9亿……
资本规则下,“种芯片”、“种‘铁公基’”,与“种房子”相比,问题少不了多少,而它们相似之处是都可以制造巨头、制造富翁。例如,前几天本号提到的造芯运动爆雷,本来有着道义正当性的“造芯运动”也沦为圈钱游戏。
随着国企的改制破产、国企工人的下岗,社会主义规则的“种芯片”、“种‘铁公基’”早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者对某IT企业的舆论声援、以“奋斗论”“福报论”洗白996、1207很难获得基层劳动者的支持。某IT企业清退35岁以上的员工,与当年的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有异曲同工之妙。35岁以上的员工竞争力下降,在人才市场饱受歧视,再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还背负房贷的局面下,35岁下岗就是在逼他们去死。
“种房子”、“种芯片”本身是没什么罪过的,但是千万别去“种仇恨”。
毛泽东时代也在大力为劳动者建房,但建房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而不是牟取利润,这就是区别。
夏去秋来,河北省内丘县北赛村的酸枣种植林里,一株株一人多高的酸枣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串串喜庆的小灯笼。“今年收成不错,亩产能到300斤,刨去成本,至少能挣40万元!”种植户闫振国笑得合不拢嘴。
闫振国曾是一名采石工人,在大山里,他要搬起沉重的岩石毛料,锤制成10斤重的方石砖。“赶上行情不好,干一年只能挣3万元左右。”采石对山林破坏大,县里越来越重视环保,闫振国退出了老本行。
内丘县扁鹊药谷花海景区(2019年10月9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内丘县是名医扁鹊故里,酸枣仁是品质上乘的中药材。在相关部门扶持下,闫振国种了5000亩酸枣林,还创办了自己的生态农业公司。“来年收入还能增长。”闫振国的野生酸枣通过嫁接等技术改良,将逐渐迎来丰产期。
“钱袋子”鼓起来的不光闫振国。近三年来,内丘县中药材种植规模从不到10万亩增长至15万亩,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一系列惠民举措,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持续较快增长的居民收入,让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底气越来越足。
——收入做加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
凭着肯吃苦、勤学习,2016年加入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团的务工人员张滢,从一名普通照护员成长为诚和敬养老驿站大兴区海子角南里站站长,月薪也从4000元涨到6000元。“现在大城市养老照护人才紧缺,我的工资逐年上调,最近报考了健康管理师,技能和收入还能继续增加。”张滢对未来满怀憧憬。
“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将就业置于“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之首,为居民持续增收提供了坚实支撑。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2011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96.6%,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接近完成。
“在就业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劳动者工资水平不断增长,成为推动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说。
——负担做减法,个税改革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现在每月工资多了700元,又不用交个税了,每年能多攒下3000多元,我正计划着年底给家里添置个洗碗机。”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职工高燕涛说,自己所在企业的很多员工都领到了减税“红包”,“到手的工资多了,大家的干劲也更足了。”
2018年8月,关系亿万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法完成第七次大修。数据显示,2019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加上2018年10月1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4604亿元,使2.5亿纳税人直接受益,人均减税约1842元。
“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优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钱袋子’更加充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匡贤明说。
——结构更优化,城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河南周口市西华县西华营镇来洼村农民崔金力兴奋地说。5年前,他的小麦地土壤板结、酸化,亩产只有700斤,在当地土壤治理专家党永富指导下,他不断改善土壤环境,今年亩产超过1200斤,平均每年增收1万元。
“十三五”期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居民、中西部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2015年的2.73缩小到2019年的2.64。
——保障有力度,民生安全网守护百姓“钱袋子”。
“养老金年年涨,现在每月能领到近2000元,足够支付养老费用。”谈起现在的生活,江西鹰潭市信江新区社区养老中心82岁的娄坝水老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到2020年,我国已实现基本养老金“十六连涨”,退休人员获得感持续增强。
截至去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9.6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多人,一张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正为居民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求保持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让百姓‘钱袋子’越来越鼓。”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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