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14日 07:16:41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8月12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一则“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公告,其中提到,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的河南省,夏粮小麦收购总量为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
这则消息让不少人担心:这几天新闻中一直在提粮食安全,制止浪费,粮食真有危机了吗?
实际上,根据媒体的调查,虽然我国仍存在粮食结构性矛盾,但距“粮食危机”相差甚远。不仅如此,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今年我国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提高,丰收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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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夏粮收购减少:夏粮涨价,农民惜售
8月12日,国家粮储局公布的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显示: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8万吨,其中河北收购355.9万吨,同比减少93.5万吨;江苏收购1083.5万吨,同比减少10.8万吨;安徽收购592.9万吨,同比减少222.4万吨;山东收购661.4万吨,同比减少54.4万吨;河南收购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湖北收购139.0万吨,同比增加6.8万吨。主产区油菜籽累计收购70.6万吨,同比减少5.1万吨。主产区早籼稻累计收购264.1万吨,同比增加12.6万吨。
这让不少人担心,是不是粮食产量不够了?
据第一财经,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公告说的是收购量,不是总产量。”虽然今年的夏粮种植受到疫情和天气双重影响,但河南省的夏粮仍然再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量750.75亿斤,比去年还多出了1.67亿斤,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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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高了,为何夏粮收购量却同比减少了?
按照此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计:今年全国小麦产量为1.34亿吨,按常年商品率70%左右推算,今年小麦商品量约在9380万吨。截至6月末,主产区小麦收购量仅占当年预计产量的17.83%,占当年预计商品量的25.46%。
以此进行推算,到8月上旬时,累计收购的小麦数量尚未达到商品量的一半。
对于进度“偏慢”、入库“偏少”的原因,相关部门尚未给出整体性结论。但7月时,新华社曾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指出:6月中旬以来,江淮地区降雨较多,对新粮购销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疫情使得农户储粮意愿增强,市场收购量回落。这意味着,市场主体都想把粮食留在“手里”。据市场反映,目前在部分地区,农户由于看涨后市,一半新粮仍存放家中。
据第一财经报道,河南许昌市的种粮大户张营说,今年6月,小麦刚丰收时,价格是1.07元/斤,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1.15元/斤。这意味着,张营今年丰收的15万斤小麦,少卖一天,就可能多赚好几千元。
另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待价而沽”的原因是,他身边不少人都在传,因为疫情正在席卷全球,今年的粮食供应可能会紧张,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涨,这也让张营对后市的粮价有了更多预期。
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281万吨(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120.8万吨(24.2亿斤),增长0.9%。其中小麦产量13168万吨(2634亿斤),比2019年增加75.6万吨(15.1亿斤),增长0.6%。2020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单产有所提高,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据科技日报,今年夏粮面积4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夏粮的主体是小麦。据专家田间调查,小麦产量构成“三因素”中,亩穗数增加较多,穗粒数基本持平,千粒重接近去年最好水平,丰收有了好基础。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今年小麦收成好,有三个提高:
一是单产提高,预计亩产平均可以提高4公斤。
二是品质提高,籽粒饱满,一二等麦明显增多。
三是专用麦比例提高,强筋弱筋小麦占比比上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今年小麦生产先后过了局部干旱、暖冬旺长、“倒春寒”、病虫害好几个坎,田间管理的时候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丰收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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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经》报道,收储速度较慢,这在近年来的夏收进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2019年时均曾在不同地区出现类似现象,而原因则多种多样。比如2018年时,大量质量偏差的小麦就因达不到最低收购价收购标准,导致销售价格偏低,购销进度偏慢。
尽管夏粮丰收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生产的上半程,但是局部地区发生的蝗虫灾害和南方洪涝灾害都让下半程面临挑战。今年云南、新疆等局部地区发生蝗灾、草地贪夜蛾,各地坚决遏制暴发成灾,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席卷南方的洪涝灾害对江西、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影响较大,但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受灾地区农民开始补种晚稻,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粮食生产。
我国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中国人“吃不饱”早已成为历史。2019年,2019年全球谷物类粮食产量约为27.22亿吨,其中中国粮食产量高达6.6亿吨,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超过24%。
虽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这也绝不是浪费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我国口粮完全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是绝对安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丢掉粮食安全意识。“首先,我国粮食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中国粮食主要是玉米和稻米,其次是小麦,但大豆产量很少,饲料粮也是短缺的,食用油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
李国祥表示,其次,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饭店、餐厅口粮的需求越来越低,对禽、肉、水果、水产等大食物的需求越来越高。而我国大食物供应的水平并不高,且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比如去年的非洲猪瘟,导致我国猪肉减产100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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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指出,中国现在粮食年年丰收,看起来供应很丰富,但中国的食物资源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一方面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就是要加强生产食物的供给侧,加强自我保障;另一方面要杜绝食物浪费。
杜绝餐饮浪费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话题。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3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为每年13亿吨。与此同时,在世界76.33亿人口中至少还有8.2亿面临饥饿,相当于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人挨饿。
李国祥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从消费端来看,造成食物浪费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消费习惯。“但制止餐饮浪费还需要构建全链条的监督和节省机制,比如对超市、饭店未卖掉的食品,不是简单的丢弃,而是能捐赠或低价出售给相关机构,形成食品链条的外延和循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认为,从立法来看,餐桌上的事情要以道德立法的角度,从正面引导大家杜绝餐饮浪费。从监管来看,可以尝试以成立社区或学校餐饮监督委员会等方法,加强在采购、供应、餐食垃圾处理等环节的管理,减少浪费。
记者梳理发现,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遏制粮食浪费。2016年2月,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超市扔掉或销毁未售出的食物,假如超市有相应的剩余,必须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或是食物银行。超市和慈善机构签订协议之后,还能获得捐赠60%产品价值的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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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米袋保供 任务指标配置民生资源 非市场决定 安家保国【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粮食增产是“结构性”增长,在主粮产量和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辅粮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若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进口量考虑进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创造的粮食丰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代农业发展中资本对土地和劳动的替代,源于不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我国应该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坚持走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020年08月13日 18:24:04
新华社近日曝光,自7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铲毁2万多亩即将成熟的麦子、油菜,突击完成退耕还林指标。
很多网友看到新闻后感到“心疼”、“糟蹋粮食”。这种事,对有点社会常识的人、讲点群众纪律的干部来说,都会看出问题所在。但奇怪的是,地方治理中这种“反常识”现象,为啥还会发生呢?
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一处被毁的麦田(图源:新华社)
一
显而易见,陈巴尔虎旗的做法是一个多输局面: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地方政府形象受损,上级政府还得照样支付退耕还林的补偿费用。更让人痛心的是,2万多亩即将收割的劳动成果被白白浪费,实在不可原谅。
有人说,这事主要责任在当地农民,因为陈巴尔虎旗曾发布过禁止种植的命令。但问题是,在3月春耕时为何不制止农民可能的违法行为,非要等到5个月后农作物要成熟了才行动?
面对媒体质问,当地政府坦言:马上要到8月31日完成退耕还林指标的时间节点了,再不抢时间完成任务就要被追责了。
其实,一些地方政府为快速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折腾群众、浪费社会财富、透支政府信用的做法,并不鲜见。同样的“唯上”逻辑,同样的“一刀切”手法,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些在普通人看来都是常识的问题,为什么就被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视而不见呢?
地方官员当然并不都缺乏“常识”。事实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基层事务的复杂性有着清晰和清醒的认识;绝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也不缺乏群众观念,他们很重视群众利益。
但问题是,官员有“常识”并不等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身有“常识”。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政策的制定,其实都有一个“完美行政”的想象,力求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之间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政策执行的偏差,都很可能被视作是对政策目标的挑战。
因此,地方上的政策制定者天然具有“上帝视角”。既然高高在上,政策就有可能不接地气,也就是可能“反常识”。
特尼河林场大片麦田、油菜田,被铲出一道道“斑马线”(图源:新华社)
二
就退耕还林政策而言,上级主管部门安排试点、分配指标、规定检查时间并辅以督查,这些都没错。毕竟所有的工作节点都是一环扣一环。理论上讲,只要每个环节做到位,任务就可以圆满完成。
但在现实中,地方的政策执行并不一定那么完美,无论是主观问题还是客观限制,政策在某个环节掉链子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次陈巴尔虎旗的事件中,当地政府只是在春耕前下了禁令,却掉了一个重要的“链子”——没有及时出台对农民的补偿方案。这让很多农民无所适从,最后不少人抱着不减产、试试看的心态种上了庄稼。
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上级政策配套不够完善,下面没法及时完成;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主观上不够重视,执行晚了;更可能是基层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如群众诉求多样,导致工作无法推进……
结果是陈巴尔虎旗政府从开始就失去了政策执行的最好时机,最终加大了后期政策执行的成本。因为对农民来说,只要种上了农作物,哪怕是愿意退耕还林,且补偿到位,他们也不愿意亲自毁掉劳动成果。
问题触发则源自上级部门的督查。
据报道,陈巴尔虎旗在今年6月接受上级部门退耕还林工作的督查中,因没有完成任务受了批评,这次再不突击完成任务,就要被追责。
上级的追责压力、硬性的指标规定,终于成了压倒基层干部、使之走向“反常识”的最后一棵稻草。
8月13日,内蒙古和呼伦贝尔两级政府表示将彻查此事(图源:微博)
三
那么,在上级督查面前,为何地方政府宁愿选择牺牲农民利益,也要无条件服从上级整改要求?难道不应该多方寻求上级理解,宽限时日吗?毕竟这庄稼过半个月就成熟了。
这恐怕不是个别领导干部主观意志能决定的,尤其是在问责的高压下,向上级提建议容易被理解为讨价还价,推诿责任。要知道,我们的基层治理还是束缚于“对上不对下”的运行逻辑。其核心表现是,上级部门从办事的职能部门转变成了专门调查的督查部门,而下面的地方政府则承担了全部的属地责任。
以内蒙古的退耕还林政策为例,自治区和设区的市一般只对本区域退耕还林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旗县级政府则编制退耕还林年度实施方案,并按照方案具体实施。方案上交后,区级主管部门就要对旗县级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和复查。
这种执行体系在表面上赋予了旗县级政府足够的事权,让他们放手去干,但在上级机关全过程监管并随时抽查督查的情况下,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在上级机关看来,如果旗县级政府的领导能力够强,把退耕还林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种种手段,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政策目标的。
但是,当地方官员的强统筹能力和地方治理体系的弱自主性发生碰撞时,就会产生意外的负面后果——典型的就像这次“毁田造林”事件。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地方治理思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地方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么多为集体利益和群众着想的好政策,但在不少执行者眼中,也仅仅是上级交代的任务而已。
这就使地方治理建设的方向存在一个误区,即有些人觉得政策的稳定性越好,制度的完整性越大,上下级之间的一致性更强,治理体系就越是现代化。
这些人忘了很基本的一件事:基层治理的核心应该是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千头万绪,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会出点意外。
以这次陈巴尔虎旗事件为例,如果地方治理有一定的自主性,如果地方主官对上级部门有点底气,如果上下级之间的政策沟通机制顺畅,类似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基层工作需要预留弹性,决策者不能只当监督者,执行者也不能对政策的初心不管不顾,一个更协调的上下级政策沟通机制需要建立。因为,地方治理的核心导向是人民。
2017年开始,全国农村进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仗。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积65.5亿亩,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6.5万亿账面资产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3.4万亿元。集体所属全资企业超过1.1万家,资产总额1.1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中固定资产为3.1万亿元,其中2/3是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固定资产。农村集体资产主要集中在村级,全国村级资产4.9万亿元,占集体账面总资产的75.7%。从地域上看,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集体资产占比分别为64.7%、17.7%、17.7%、17.6%,且中西部地区主要资产为非经营性固定生产。全国超过3/4的资产集中在14%的村,有10.4%的村收益在5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的村庄。
也就是说,虽然农村集体账面资产高达6.5万亿元,村均816.4万元,村庄中的大多数资产却都是非经营性资产,这次清产核资将国家在农村修建的道路、水利设施、公共厕所都计入资产统计范围,而实际上这些非经营性资产是不可能产生出经营收益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村庄。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几乎是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悲观,就是当前中西部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村庄不仅经营性资产为零,而且还有较高负债。农村税费改革时锁定的村级债务,绝大多数村庄仍然没有偿还,并因此对村级治理持续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二农村集体生产清产核资是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做的准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民才可以从集体中获得更多分红,集体才有能力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集体也才可能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才有希望。也正是因此,通过清产核资发现全国村均资产竟然高达816.4万元,就激起了社会对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高度期待。消灭空壳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再次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农村的中心工作。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面,贵州六盘水市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农村“三变”改革,长时间受到中央政策高度关注,全国农村产权改革都试图学习贵州“三变”改革的经验。据媒体报道,贵州“三变”改革,通过集体资源调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的“双轮驱动”,活化要素资源,实现“产业连体”“股权连心”,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变”改革因此成为贵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助推器。据媒体报道,2018年贵州六盘水市共有118.6万入股村民实现分红,分红金额达6.49亿元。
三
贵州是典型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六盘水市更是贫困山区。“三变”试图通过将村集体资源抵押贷款+政府资金投入+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获得发展农村产业的大量资金注入,再通过市场经营获取产业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问题是,先不说贫困地区是否有适合抵押的村集体资源,即使村集体有资源,通过“三变”形成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进入市场经营,就要要面临高度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的组织成本远远高于产权明晰的民营资本,笔者20多年调研所见却是,几乎所有进入农业领域的民营资本都缺少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几乎所有进入农业产业领域的民营资本都经营失败了,贵州六盘水市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凭什么就一定可以在市场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20多年,先后调研过的村庄有数百个,几乎没有一个村庄发展集体经营性事业是可以成功的。几乎所有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都是靠区位和资源,比如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工业化的村庄,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型村庄,其中原因是这些村庄可以靠区位与资源获取相对稳定的集体收入,尤其是可以获得土地非农使用的超额地租。我们的这个调研发现与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结果也是一致的。只要进入到竞争性的经营性领域,集体经济几乎没有不失败的。
农村集体经济可以稳定获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屋出租上面,这种带有很强“食利”特点的集体经营主要获利于二、三产业发展所附着在土地上的超额地租,这是由区位和资源决定的。包括六盘水市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根本没有这样的获取超额地租的区位和资源前提。
因此,贵州“三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三变”所变出来的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经营不善,亏本破产。由此必然导致国家投入资源打了水漂,试图从国家投入资源中获利的社会资源血本无归,通过资源抵押获得贷款难以偿还,村集体经济再次负债累累。
四
若不研究当前农村市场经济条件,不吸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不具体分析农村清产核资结果,以为只要进行农村产权改革就可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大农民收入,以为农村产权改革可以像变魔术一般变出巨额财富出来,结果很可能就再次重复集体经济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村集体却再次负债累累的历史。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一件大事,要慎重。
2020年8月12日上午
2020年08月16日 22:12:50
来源:第一财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今年的夏粮也实现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0.9%。
分地区看,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前十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苏、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北方地区占据较大优势。另外,近十年来,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几个东部发达省份的粮食产量明显减少。
黑龙江、河南、山东位居前三
黑龙江、河南和山东三省的粮食产量位居前三,是我国最大的三个产粮大省。
榜首的黑龙江去年粮食产量达到了7503万吨,是去年唯一一个粮食生产超过7000万吨的省份。黑龙江省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省内平原主要包括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穆棱河—兴凯湖平原,它们是我国东北大平原的组成部分。
黑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豆、水稻、玉米、小麦。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1/9、1/8和1/3,国人每9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黑龙江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其中,著名的北大荒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主要涵盖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经过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不仅如此,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也吸引了不少大型企业进入。2014年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开始在大兴安岭生态圈布局粮油生产基地。这个生态圈就包括了黑龙江大兴安岭“岭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黑河、绥化、双鸭山国家大粮仓。
黑龙江之外,东北的另外一个农业重省吉林的粮食产量位居全国第五,总体上看,东北的粮食生产优势十分明显。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和其他地区比较起来,东北粮食生产的一大优势是土地资源特别丰富,大部分都是平原,便于耕作,耕地面积所占比例特别大,土质非常肥沃。
衣保中认为,东北农业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也是重要原因,东北最早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劳动生产率特别高,大部分土地用机械操作。同时,东北粮食产量很大,但是本地的消耗占比不高,因此粮食的商品率特别高,可以大量运往其他地区。而且东北的粮食一年一季,土壤肥沃,所以粮食的品质特别好,东北的大米是全国最好的,很受欢迎。
除东北外,中原地区的河南以5946.6万吨位居第二。作为一个户籍人口上亿的大省,河南同时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经济大省。从2000年起河南粮食总产量曾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到2011年才被黑龙江超过。
当前,河南是我国夏粮第一大省。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位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虽然今年的夏粮种植受到疫情和天气双重影响,但河南省的夏粮仍然再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量达750.75亿斤,比去年多出了1.67亿斤,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第三经济大省山东也是我国的第三产粮大省,14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扛牢粮食安全责任 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有关情况。其中,从2014年开始,山东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年保持在1000亿斤以上。
山东之后,中部农业大省安徽位列第四。湖北和江苏都在3700多万吨,位居六、七位。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分列八到十位。总体上,北方地区占据较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共有9个省份低于1000万吨。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直辖市,以城市经济体为主,耕地和农业占比已经非常小。西藏、青海、宁夏这几个边远省份的人口总量都不大,以畜牧业为主,海南以特色农业为主。浙江和福建这两个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虽然人口不少,但是由于这两省都是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较少,所以粮食产量也比较小。
近十年来各省份粮食生产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近十年变化:北方四省贡献大
从2010年~2019年的变化来看,有4个省份的粮食增产超过了1000万吨,分别是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和吉林,加上第五名的山东,全部都在北方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就占了两个。
其中 2019年黑龙江粮食产量比2010年增加了1870万吨,相当于广东和浙江2019年粮食产量之和。同期,内蒙古增加了1308万吨,增幅高达55.8%,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吉林的增幅达到了39%,辽宁增幅为34.7%。
衣保中称,东北粮食生产主要靠机械化,因此虽然近些年东北不少青壮年人口外流,但对农业影响不大。另外,这十几年东北风调雨顺,没有太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递增,为我国的粮食稳定提供了基础。
相比之下,有9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出现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四个省份是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
另外,粮食总产量与常住人口的比较来看,年人均值最高的是黑龙江,达到了2000千克,此外吉林和内蒙古也都超过了1400千克。 其他省份这一数值均低于1000千克。此外,共有10个省份高于474千克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榜尾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位居后五位,这些省份的粮食自给率较低,比如广东、浙江、福建这三省近年来的粮食自给率都不足四成。
各省份2019年粮食生产人均数值
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对第一财经分析称,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本身的耕地面积很大,黑土地大量开发,本省的消耗量不大,因此成为商品粮输出最大的地区。
内蒙古的粮食输出量也很大。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具备每年稳定向区外调出1250万吨粮食的能力。
总体上,历史上曾经的“南粮北运”,如今已经变成了“北粮南运”,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高度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大量涌入的地方,需要大量调入来自东北等地的粮食。
不过,当前农业的整体比较效益仍然不高,因此,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增加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提高种粮户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衣保中认为,农业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产业。当前粮食的收储制度还有待完善,要保证东北生产出来的粮食,应收尽收,不要出现粮食丰收了,卖粮难,这样会影响积极性。另外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也需要加强和完善,既要让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也要让农民收入有保障,这样才有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广东、浙江和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山地丘陵多,平原少,粮食总产量也比较低。例如,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说,浙江也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山地和丘陵面积也占到七成左右,辖内最大的平原,珠三角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和连绵的城镇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称,近十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的粮食生产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福建安溪就有很多人种植茶叶。另外包括福建、浙江这些地方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很多地方平均一户不到一亩耕地,这些地方粮食生产没有规模效应。
在衣保中看来,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化非常快,从城市化分工的角度,需要大量的鲜果,比如蔬菜等。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蔬菜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很多农民就种菜,供应城市菜篮子,种粮食就减少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调整,把有限的土地用在生产蔬菜上。
邹进泰认为,在口粮有保障的情况下,各地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生产。另一方面,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即使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再好,种其他非粮作物的话,也不能破坏粮食的生产能力,当前我国对18亿亩红线、对土地硬化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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