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深入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史学理论学科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任务和使命。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有何新进展?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过程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史学理论研究成果颇丰
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吴英表示,就广义的史学理论研究而言,近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其中,历史理论研究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就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进行了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在更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有关历史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明确地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对于史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邓京力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史学理论界对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前沿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有着非常宏观和整体性的把握,这对于建构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来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脱离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实际,这主要体现在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关系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文玖告诉记者,近年有关史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主要集中在全球史观、新清史的理论研究、社会史研究理论、公共史学理论、西方历史哲学、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后—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其中,全球史观、新清史的理论研究都与国际史学有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对国际史学的理论回应。社会史研究理论、公共史学理论则是随着我国社会史研究、公共史学的兴起、繁盛而对其研究实践作的理论总结。后现代史学理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都属于西方历史哲学的范畴,代表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迁表示,建构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既要汲取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也要充分借鉴西方史学成就。因此,中国学术界应该提倡、鼓励翻译事业,不仅翻译最新的史学理论,还需对19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版的大量作品加以汉译,这样中国学术界才有可能在深入了解西方史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
解决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当前,史学理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周文玖认为,史学理论的地位和影响,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所下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原本属于两个学科,因为都是关于历史学的研究,所以在学科分类上被划在一起。事实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任务并不相同。现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以史学理论为主业的学者却很少。另外,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专业分野,同时史学理论研究与普通历史研究实践联系还不够紧密。这不仅不利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还可能导致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难以发挥。
吴英认为,对于广义的史学理论而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学者数量和成果的质量都表现良好。相较而言,狭义的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的现状令人担忧。它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研究人才匮乏;二是缺乏理论争辩的氛围。理论研究应该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但近二三十年,整个史学界缺乏对理论问题的关注和争辩,史学理论学科在逐渐萎缩,历史专业的学生也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兴趣,造成史学理论后备人才的稀缺,这成为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最大瓶颈。
邓京力补充道,当前中国史学理论的主体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对全球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之一。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后现代的来临、宏大叙事的危机、多元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阶级与阶层的流动等多方面新课题的出现,均呼唤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对更纷繁复杂的挑战,急需自我更新,加强自身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性。
吴英认为,史学界在狭义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已经引起关注,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门新设历史理论研究所试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学术和现实后果,像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等。当前,中国史学界最紧迫的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而完成这个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快培养出一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理论研究的高质量人才。此外,我们还要在史学界营造一种有利于争辩的宽松氛围,让理论的解释力在争辩中逐渐完善,在争辩中提高整个史学界的理论兴趣和能力,彰显理论的魅力,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学习理论、研究理论。
提炼标识性概念
邓京力分析认为,建构中国当代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最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史学传统和国外的史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有机融合,将其高效地融入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当中。其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学者立场和史学发展的需要出发,认识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既能充分解读其中的理论推进,又可以用一种高妙的会通能力将其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理论发展当中。这也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进一步磨砺、探讨和提升的方面。
周文玖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首先要强调史学理论的独立地位。虽然从学科分类上来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划归一类,但二者的任务、体系不同。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能削弱,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升华为史学理论,但它不能代替史学理论。与此同时,要加强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融会贯通。研究中国史学理论的学者也要懂外国史学理论,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为主的学者也要懂中国史学理论,当代史学理论要注意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要在比较的视野下,构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史学发展的史学理论体系。另外,要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新概念、新范畴,在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方面下功夫。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离不开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因此,必须善于提炼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
记者 孙美
娟
内容摘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继19世纪40年代对哲学、经济学进行初步探索后,其哲学和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本文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梳理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脉络,阐述了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几种理解进行了反思。
关 键 词: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作者简介: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和当代社会理论研究;楼俊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49-08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分两册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公开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西方,它被称为继1932年《巴黎手稿》发表后的“第二冲击波”。自首次公布以来7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学界虽然对这部手稿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却一直争论不休。目前争论最为激烈的莫过于[笔记本][货币章]中马克思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描述。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1](P33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决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而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灭亡的理论”。[2](P156)本文试图通过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形成脉络的梳理,阐明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的几种常见理解进行反思,以期澄清若干问题。
一、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脉络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正式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某种学术思潮的影响,有人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一时“偶然提出的”,是《手稿》中的“孤立事件”。事实上,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并且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
1.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萌芽阶段。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是1843-1844年,代表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对黑格尔的政治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宇宙精神的体现,它决定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就完全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他还说:“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3](P14、10)在这里,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主宾颠倒方法,以反思辨的方式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已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也没有具体阐明为什么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尽管如此,手稿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仍不失为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一个起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验性文本。1844年3月,马克思来到巴黎,在这里阅读了一系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萨伊、穆勒、李嘉图、斯卡尔贝克等的著作,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时,马克思正在经历思想“临产前的阵痛”,所以手稿中夹杂着大量非常琐碎的东西。但是,从手稿的内容来看,最重要的是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有四个要点: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劳动者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与此同时,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他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P310)所以“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可以通过人的劳动形式来进行划分。由此出发,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尚未发生异化劳动的阶段;(2)异化劳动占统治地位的阶段;(3)异化劳动被扬弃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雏形。
2.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1845-1849年,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而且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4](P80)由此出发,他以社会的生产工具形态、生产关系、所有制、分工等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不发达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工为特征,可称之为“自然形成的社会”;第二阶段以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发达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工为特征,可称之为“文明创造的社会”;[4](P103-104)只有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消灭了旧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工之后,人类社会才能作为“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并“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形成的社会——文明创造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又相继写了《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两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解释说明。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P142)这是从生产力(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发展阶段。他又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P345)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思路,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因为这时马克思虽然已经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但他还没有把这些认识上升到社会形态的高度,也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形态”这个概念。
3.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成熟阶段。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第三个阶段是1850-1858年,代表作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完全成熟。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在185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形态”(Gesellchaftsformation)的概念。马克思说:“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4](P585-586)这表明,在新的社会形态形成时,一切旧的事物都会消失,人类历史也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的考证,[5](P292-293)“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参考当时的地质学术语“形态”(formation)后创制合成的。“形态”原本是用来表述在地壳的历史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相应地,“社会形态”就是指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它表达人类社会发展不同质态的范畴。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因质变而区分为具有不同规定性的各个历史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便构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界定就比《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提出的“社会”概念更进了一步,从而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把它和整个人类历史联系起来,形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新认识,标志着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完全成熟。
二、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含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做了如下表述: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107-108)
这就是近年来引起学界普遍重视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完整表述。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社会形式”一词,在马克思著作的德文版中用的是Gesellschaftsform,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其翻译为“社会形式”,这与“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略有差异,但它们都是用来表示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由于马克思并未对三大社会形态给出具体命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不妨将它们分别称作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基本含义进行解读。
1.第一个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可以称之为“人的依赖性社会”。
“人的依赖关系”是指人对人的直接依赖性。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可以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7](P94-95)这就是说,在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这三对关系中,前者对后者有着直接的依赖性;而反过来,后者对前者则有着直接支配权。马克思还说:“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7](P95)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由于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人与人之间只能互相依赖,结合成一个较大的共同体形式,这样才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生存下去。氏族、部落以及各种形式的古代公社都是体现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的共同体形式。
在人类社会的这一阶段,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自然经济是直接以自然产物为主要生存来源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分工和交换很不发达,基本以自给自足为主。“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亚特的类似说法)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6](P476、119)
自然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意味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瓦解,进一步发展成为商品经济。在三大社会形态经典论述的后面,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会“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6](P108)与此同时,第二个阶段则会随着它们的兴起同步发展起来。
2.第二个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可以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简称“物的依赖性社会”。
“物的依赖性”是相对于“人的依赖性”而言的。那么,这里的“物”是指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6](P107)就是说,这里的“物”并不是指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物化”,可以理解为物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接着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6](P108)从这里可以看出,交换价值的具体形式就是货币,而物的形式也就转化为货币的形式。所以,可以进一步把“物的依赖性”理解为依赖以货币这种交换价值的形式为媒介的社会关系的社会。
那么,“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这一个阶段同上一个阶段相对比,指出:“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6](P114)这就是说,单个人在拥有货币这种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可以使自身不必依附于他人,并能在一定限度内独立地、自由地用货币去交换任何商品。这比起“人的依赖性社会”来说,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且人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这并不代表着人就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个人必须在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行事,个人并没有完全拥有自己,“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6](P108)
在人类社会的这一阶段,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6](P105)货币则因其“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6](P116)等特性,充当了这种广泛的交换媒介。这时,人的生产已经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需要。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产品的丰富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刺激了人们广泛的生活需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社会“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才得以成为现实。
然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将会到来,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3.第三个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8](P100-101)这就是“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含义。
那么,人类社会的第三个阶段怎样才能到来呢?马克思认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108)这就是说,第三个阶段到来的前提是第二个阶段已经存在,虽然第二个阶段必将被第三个阶段所替代,但第三个阶段绝不可能跨越第二个阶段。马克思接着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P112)简言之,第三个阶段之所以必须以第二个阶段为前提,是因为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必须以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基本条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产品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取得自己所需的产品不用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换,而是通过社会中心组织进行按需分配。产品经济是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只有这时,人才不再像第二个阶段那样被物所役使,能够得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这便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共享”进行专题化论述,但他们关于公平、劳动及资本等议题的讨论蕴含着丰富的共享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中世纪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模式而代之以机器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极大地提高了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得资本与劳动根本对立,资产阶级凭借其社会地位占据着全部的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在此条件下,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巨大的贫富差距。此外,资产阶级在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的条件下,在政治权利、社会福利等方面都享有相较于无产阶级更多的优势特权,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独享,少数资本拥有者剥夺了大多数人对资源的共享权,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从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反对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享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刻揭露的过程中,对其共享发展思想作了说明,从三个层面界定了共享的内容,同时规划了未来实现共享社会形式的路径。
首先,生产资料共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享的最基本内容就是生产资料层面的平等共享,他们把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为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式,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的“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所谓的劳动力自由交换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平等、自由的表象下掩盖的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是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全部占有。资本主义社会非共享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共享”成为空壳。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全部转化为他们共同享用的社会财产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
其次,利益共享。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典型特征就是利益共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形式和内涵的公共利益。“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相互自由和共享发展的公共的社会关系”,其基础是利益的关系,利益共享是共产主义共享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有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根本利益扎根于社会,它是人民的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共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利益的同一性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和普遍联系。这种利益的统一和彼此的新型关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依靠力量。
最后,政治权利共享。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内容不仅涵盖生产和利益层面,同时也包括政治领域的共享,即政治权利的需要及满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共享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要求权利平等的思想,“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一切劳动和财产具有公共的性质并实行最完全的平等的过程中,政治权利的平等满足也将实现。这种平等政治权利的实现需要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他们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成立后提出并实行的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指出这是真正人民民主的萌芽。
“共享”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同时也是他们致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享的实现是建立在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共享社会形态的最终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是各种因素、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一,发达的生产力是共享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卓越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呈正相关关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对共享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作用。大工业带来社会化的劳动,这种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形式是革命性的,它有力地提高了生产社会产品的能力和效率,不仅保证全社会有足够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去享用,还能够促进人们产生共享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发展不断消灭单独劳动,扩大社会劳动比例,使生活消费不断地成为共同劳动的结果,它有力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合理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享的基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以旧的分配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财富的不恰当分配造成了阶级的差别与对立,共享只存在于某一个阶级范围之内,特定阶级的共享否定了社会共同利益,这种分配方式与共享是不相容的,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就必须以新的分配方式取代不合理的旧分配形式。分配关系的改变立足于所有制关系的根本变化,共享的实现依托于生产资料共有基础上的新所有制关系,即建立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上的以人为本的所有制。“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三,共产主义是共享的制度保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享机制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社会关系之上的,这是他们对于共享实现的核心认识。只有打破以往的社会形态,突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态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这种共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解构、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构的一切人的共享。它的实现不仅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物质支撑,也离不开合理的社会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独享向我们印证了一个事实: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但是在私有制下这种巨额财富只是属于少数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生活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共享社会财富。如果仅仅从生产力创造的物质力量出发,而不改变现存的私有制度是无法真正实现共享的,所谓共享只能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革命作为目标,认为共享“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共享理想。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从生产方式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追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剖析,同时构成了马克思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和立足点。在此基础上,五大社会形态和三大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于当下社会形态的历史形成及其未来走向的说明;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形成过程;尽管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第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反映了马克思曾经的历史知识局限,但其后对古代社会的分析以及东方社会道路的说明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拓展和深化、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是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后,科学理解并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助于澄清上述理论误解,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征程中,总是无法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问题的纠缠。国际国内理论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质疑和非议,也往往是从这些问题出发的。对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批判方法的说明,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阐述,有助于我们科学回应这些疑问和挑战,在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中国社会历史的现实给出科学的说明。简单说来,一方面正视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生产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出发点;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发展及其转型中,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要求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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