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关于前三十年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是：
【“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2014）】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前三十年那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今天只能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和书报中的记载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现在为数不少的媒体、特别是网络，讲到这段历史，大部分都是一些消极方面的内容。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很多展现中国人民光明、积极一面的往事，却鲜有关心。有的人还喜欢把一些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这样就很容易留给人们一种印象：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除了政治运动还是政治运动，整了这批人又整那批人，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那些听从党和政府的话，忙忙碌碌干了几十年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误读。这种误读积以时日就有可能对社会的和谐、国家的进步起到消极作用。这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为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经常不经意就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匮乏作为反衬。这种对比方法抛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似乎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不过就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显然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前三十年，大家经常讲到的几件大事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年来，媒体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都是一些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故事”。因此，回顾一些这些年来逐渐淡忘的另外一些史料，对于开拓视野，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了反右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良后果。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学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必要性”的说法。以英国知名学者菲利普·肖特的说法为例。他说：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
【“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第374—275页。)】
顺便提一下，当年最著名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话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场斗争，即尽管章伯钧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完全是冤枉的，但他还是认为
【“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17页)】
因此可以看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7月指出：
【“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指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小平同时还指出：反右扩大化造成了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谈到反右扩大化，温济泽是首先值得一提的人物。曾经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温济泽，1958年10月被补为“右派”。但他对党仍是忠贞不二，认为日后总会获得清白。他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1978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请温济泽参加社科院的工作。温济泽回答是希望解决党籍问题后再来。经过反复做工作，温济泽才同意一面工作一面设法解决党籍问题。这样温济泽就以“摘帽右派”、非党员的身份担任了社科院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1978年底，温济泽成为了第一个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第一件事就是交上了积存了20年的党费。此后，他没有再纠结那些“右派”往事，他表示：“我已满头白发，但我会跟年轻人一起，在新的长征路上，努力做到不落后一步。”此后他一直践行他的诺言，直到2000年去世。
多年来关于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的故事很多。但是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许能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全面一些。当时担任农垦部长的王震，主动提出接收一大批北京的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和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一起建设新北大荒。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划为了右派，陈明后来回忆道：“农垦部特地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从北京直送农场所在地——黑龙江密山，一路上照顾得很仔细，发了干粮，有肉食，有面包；到了大站，站上都准备了滚热的稀粥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卧铺，可以轮流躺下休息。带队的是转业军人，一路上和我们有说有笑，他们绝口不提‘下放’‘改造’那些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说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建设边疆、一起去劳动锻炼。”这批右派分子安顿下来不久，王震便来看他们，见面就大声说道：“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北大荒后来成了丁玲和陈明的第二故乡。丁玲去世后身上盖的红旗上书有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两三年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而那些解放军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留在北大荒劳动了一辈子。
毛泽东本人对反右扩大化应该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一直强调在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说道：
【“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指出：
【“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须注意。”“反右派，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4—195页）此后毛泽东在数次谈到反右的时候都说到如何对待右派中的知识分子。他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8页）对于右派的处理，“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2页）“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4页）】
另外，经胡耀邦亲手修改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
【“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认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10月9日，即在反右进行了四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认为
【“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之《做革命的促进派》第527页）】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说：
【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引者注）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87页）】
邓小平说，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但是，今天的人们还是可以对历史厚道一些，尽量避免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那个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这样的视角也就可以趋于客观一些、全面一些。有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后来回到了当年的农场。当他们看到当年一起劳动的一些转业军人劳作依然辛苦而且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时，心中感触良多，从而对那段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关于这段历史，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270页）】
但是关于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和低估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这个时期是全国上下一起勒紧裤带渡难关的时期，也是干群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之一。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曾对外宾说：
【“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其次，由于党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协力，办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国防工业和科技，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事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在经常的饥饿中士气依然高昂。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是这样鼓励同事的：“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说：
【“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王大珩在回忆大跃进时说，当时大家“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所以很快研制出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王大珩自从1948年从英国归来后，科研成果不断，“文革”期间还曾率领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在农业方面，大跃进时期建成的大量农村水库，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巨大的基础性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第三，中国国力的与日俱增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刮目相看，开始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写出报告。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他们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
谈到这段历史，经常涉及到的还有饿死多少人的问题，有的拿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见该书第563页）作依据。但依此为据是勉为其难的。实际上，学界对饿死多少人的问题一直有争论。肯定者有杨继绳的研究，否定者有孙经先的论文。而民间由于各人经历不同，看法也不同。例如湖南的《新湘评论》在2012年的12期就刊登了一位老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
【“建议核实。阅读刊物连载的作家彭学明同志的长篇散文《娘》后，深悟母亲的崇高伟大。时下一些人亲情淡化，孝敬父母之心缺失，十分有必要倡导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高尚美德。‘三年苦日子’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饥饿受冻，死了一些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不是如《娘》中所云：‘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没有活路了……’(《新湘评论》2012年第8期52页50行)我今8旬有余，也是‘苦日子’过来的人，但却未见未闻类似此事，这样的记载描述，似有误导今人后人之嫌。建议核实。(永顺肖非)”】
顺便提一下，彭学明和肖非都是湖南湘西人。这样看来，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各人的见闻也各有不同。因此，这些年来写那几年死人的文章很多，但引来批驳的也很多。
甘肃省的邢同义曾被划为右派，改正后担任了地市一级领导。他写过不少回忆录。他曾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发表了《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一文，文中认为1958年至1962年的引洮工程饿死了几万人。六年之后的《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刊登了署名“彭兴”的读者来信，标题是《引洮工程从无“几万人活活饿死”》。该信指出邢同义的文章“夸大其词，距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同时刊登的还有一封与彭兴信件内容相似的、署名刘焕友(当时是卫生处管理医疗和统计疾病、伤亡的原负责医师)的信件。他认为邢同义的数字是“极度夸大的数字”。
但不管怎样，大跃进确实是共产党在执政中的一次重大失误，那几年也确实存在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1949年我国人口5.4亿，1977年达到了9.4亿，而且自1970年代初国家还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均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8年的58岁。我们还不能忘记，大跃进的那几年也是全国人民热气腾腾建设国家的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既不能否认彭学明等人的早年记忆，我们也不能忘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感概的回忆：“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总之，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优良的传统还应该继续传承下去。
“文革”运动与“文革”十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对“文革”十年期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发生在官场的贪腐行为。习近平2010年回福建，感到他在宁德任职时，条件穷，但风气淳朴，干部很廉洁。而现在条件好了，干部却腐败了，宁德连续两任市委书记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县市干部坐牢的有几十个。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强力反腐。作家二月河的话“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一直在热传。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1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交大给学生们讲党课时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同时他又指出：
【“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海外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如被称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的施拉姆在其名著《毛泽东》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
然而，诚如俞正声指出的，
【“但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之所以说是一种错误的道路，是因为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和批判党内的“异化”，其结果是造成内乱。内乱的最突出的表现先是红卫兵的“破四旧”、打砸抢、批斗会，后来发展到称之为“全面内战”的两派群众武斗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文革”开始就一直坚决反对暴力行为。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规定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8月7日讨论“十六条”的时候特别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称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央迅速向全国转发了这一通告。毛泽东还指示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然，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还是造成了大量无辜的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死于血腥暴力。这不但证明了在和平时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弊病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且也注定了这种实践不再具有重演的群众基础。但历史同时也已经证明，即使形势一度发展到了称之为“全面内战”那样严重的程度，但总体上仍然还是可控的，最后也是被控制住了的。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7月时所说：
【“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
关于“文革”十年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尽管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学界仍有争论，特别是关于当时的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问题。不过，据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资料，都证明那时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最新的资料来自于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该书有一篇前财政部长王丙乾谈财政的文章。文章指出：当1967年初全国出现夺权时，周恩来总理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宣布“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得夺权”，因而在“十年动乱期间，国家仍然取得不少成绩”。文章列举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产量比较稳定增长；工业建设了一批大型企业，石油达到自给自足；交通运输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加强，科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有对外援助的增加，等等。实际上，从文革“十六条”开始，中央就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使当时的经济建设能够不断排除干扰，在艰难曲折中前进。这与当时提倡的爱党爱国，集体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回忆，核试验基地车间的两派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2015年屠呦呦成为了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她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因为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1971年10月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才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阻挠，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曾经一再渲染大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随时可能“火山爆发”的台湾当局，此时也开始认识到，大陆已经成为“不得不正视的大山”。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学者也一直关注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后来中国崛起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此顺便提一下，谈到印度，还有一个统计数不应忘记，就是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10美元，而印度为190美元。
每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时，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的一个画面堪称经典。邓小平在乘坐日本高铁时，有人问他的感想，他回答：“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之国，高铁的装备和技术已经走出国门。中国的高铁发展之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即今日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中国北车集团于1958年制造出了中国首辆内燃机车；中国南车集团则创始于1959年。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
【“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
顺便提一句，台湾中央研究院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院士只有两位，一位是朱云汉，另一位是胡佛。他们对于大陆前三十年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
朱云汉的看法要是放在改革开放之初，认同的人肯定不多；而放到现在，认同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重来。但可以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就应该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这样才有利于形成理智的判断、明智的看法。（2016年3期）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授权察网发布。】
原标题：和房峰辉、张阳一样的人，还有6个！
昨天傍晚，房峰辉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的消息公布。这首先透露一个信息，对房峰辉的党内审查过程结束，他的违纪事实已基本清晰明白，接下来要做的是走法律程序进行起诉、审判。
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于去年10月19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
当时已经公布的落马中委（候补）共35人，现在加上张阳、房峰辉为37人。也就是说，目前仍有6名中委（候补）虽然接受了审查，但尚未公开信息。
房峰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8月21日，会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素拉蓬，距现在4个多月。作为对比，郭伯雄于2015年4月9日落马，7月30日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间比房要短一些。
房峰辉涉嫌的罪名中除了受贿，还有行贿。实际上早在2003年，他就已经是副大军区级的高级将领了，他行贿的对象，令人震惊。
房峰辉出生于1951年4月，陕西彬县人，1968年2月以17岁之龄入伍参军，一直在新疆军区下辖部队任职，历任排长，团、师、军、司令部作训参谋，军党委秘书、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师长，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96年5月，房峰辉任兰州军区21集团军参谋长，并于1997年转任副军长。 同样在1997年，郭伯雄回到自己的发迹之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二人开始有了较直接的交集。1998年，房峰辉晋升少将军衔，1999年升任21集团军军长，首度出任正军级职务。
2002年，郭伯雄从常务副总参谋长职位上实现跳跃，直升军委副主席，并在此职位上坐了10年之久。2003年12月，房峰辉跨越千里，升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位列副大军区级。2004年12月，张阳出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房、张首次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时间近3年。
2005年，房峰辉晋升中将军衔，2007年7月，他再度晋升，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跻身正大军区将领行列。56岁的他是当时7大军区中最年轻的司令员，也是“文革”结束后最年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其五位前任履职时的年龄分别为：周衣冰65岁、王成斌62岁，李来柱61岁，李新良61岁、朱启60岁。
2009年10月1日，房峰辉以阅兵总指挥的身份亮相国庆60周年阅兵，迎来人生高光时刻。2010年7月，房峰辉被授予上将军衔，与他同批晋升上将的人中，还有已经落马的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和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张阳。
2012年10月，房峰辉出任总参谋长，并很快进入中央军委，在他之前的五任北京军区司令，都是卸任后直接退休的。不仅如此，此前的4任总参谋长陈炳德、梁光烈、傅全有、张万年，皆是在2个大军区司令职位上“历练”过的，而房峰辉只担任过北京军区的司令。
可以看出，从1997年到2012年的15年间，房峰辉每次职务变动基本上都是在“进步”。
同时，张阳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二人再度搭班子。本轮军改开始后，他二人双双改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政治工作部主任，直到去年8月双双“消失”。
据《环球人物》杂志报道，房峰辉在回顾军旅往事时，曾感慨自己“经历了骡马化、摩托化、半机械化到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的过程”。2001年，《解放军报》报道，房峰辉有两个业余爱好：集邮，无线电。他告诉记者：“因为集邮花费时间太多，早就‘戒’了；而无线电是事业上的好‘帮手 ’，一直占据着我大部分业余时间。”当时他自费订阅《无线电》杂志已有20多年，后来又增加了《计算机世界》。空闲时，他的乐趣就是钻到微机房，研究开发军事指挥方面的新软件。
房峰辉曾发表过多篇军事文章，如《印军作战思想初探》（1997年12月《外国军事学术》）、《信息化条件下民兵配合部队应急作战问题研究》（2007年7月《国防》），还主编过《科技练兵的聚集点》一书。
《解放军报》“钧正平”工作室曾就张阳自杀一事发声：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推动军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军队健康肌体的病毒。
军队是拿枪杆子的，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2020年06月22日 17:28:59
来源：新京报
6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刊文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工业园区原党委书记、管委会原主任白海泉违纪违法的更多细节。
文章介绍，白海泉受贿200多次，多到记不住行贿人名字；个人非法收入逾1.7亿元，超过了很多刚刚“摘帽”国贫县一年的公共预算收入。
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金川开发区是其下属的两个工业园区之一。2004年至2014年，白海泉一直在金川开发区任党政“一把手”。
白海泉贪腐的“秘诀”之一就是在土地上做文章，把国家利益当“顺水人情”送给开发商，自己再收“好处费”“感谢金”。
2010年6月，呼和浩特市一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郭某某在白海泉帮助下，未经地价评估、未履行“招拍挂”程序，便从金川购买了400多亩工业用地使用权，继而又“顺利”地变更为商住房用地。事后，郭某某先后13次送给白海泉总价3000万元的财物。
2011年，白海泉接受另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人王某某请托，帮助该公司购买128亩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为其办理土地、规划等手续“打招呼”，累计收受500万元现金。
在白海泉接受请托为一家房地产公司办事的过程中，时任金川管委会土地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赵某某发现，该宗土地转让没有经过集体研究，且有关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然而，在得知这家公司负责人已找过白海泉多次，且白海泉已同意后，他便一声未吭地为这家公司出具了办理土地、规划手续的函件。
据包括时任金川管委会副主任在内的多名管委会主要领导介绍，按当时规定，金川土地不能协议出让，必须走“招拍挂”程序，且价格不能低于每亩19.2万元。
然而，由于白海泉是管委会“一把手”，这些规定在他面前成为一纸空文。据介绍，金川开发区涉及土地的事情一般都通过“管委会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参会人员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但实际上，金川的土地转让给谁，以及转让价格是多少，最终都是白海泉拍板。
白海泉贪腐的另一手段就是通过发包政府工程敛财。2005年至2014年，白海泉接受内蒙古一家建设工程公司负责人张某某的请托，为其在金川承揽市政工程提供帮助。
在白海泉帮助下，张某某的公司以串通投标等方式，在金川承揽了49项市政工程，总造价2亿余元。为感谢白海泉，张某某先后向其行贿1200多万元。
张某某坦言，在金川承包不需要招投标的垫资施工工程，都是白海泉说了算，他想给谁做就给谁做。即便是需要招投标的工程，只要提前找白海泉“通融”，他的公司也都能够顺利中标。
据办案人员介绍，每当金川有张某某感兴趣的工程招投标时，他就告诉白海泉自己想做这个工程，白海泉则在竞标前，安排其报名参加竞标；当只有张某某的公司竞标时，白海泉就让其找几家公司陪标。无论哪种情况，在白海泉的操作下，都能确定张某某的公司中标。
时任金川管委会土地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赵某某说，白海泉时常给他安顿具体确定某个施工单位中标，他再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招投标公司，张某某的公司每次中标，几乎都是这么运作的。
为与白海泉培养感情，并请托白海泉帮忙承揽工程，张某某在10年间向白海泉行贿60多次，平均每隔两个月就给白海泉送一次钱，每次多则三五十万元，少则五到十万元。
收到现金后，白海泉便将之存放在家中，等到凑足200万元、500万元不等时，再把钱交给其亲属保管存放。
对于这些商人送钱是为了“拉关系”，白海泉心知肚明，但仍来者不拒。这些商人找白海泉办事之前，都会向其承诺“必有重谢”，白海泉则通过为张某某等6名商人的公司承揽市政工程“大开绿灯”而大肆受贿，累计受贿总金额逾2000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作为金川管委会主要领导，白海泉通过打招呼、插手招投标等方式，能够主宰某项市政工程的承揽方，而管委会其他部门负责人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或异议，导致白海泉越发肆无忌惮。
2014年7月，白海泉被查。落马后，他写下了一份忏悔书。
忏悔书中说，他1962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原为内蒙古大青山游击队的老革命，后参加抗美援朝，并在胜利后回呼和浩特参加地方建设。“我父母从小对我们教育很严，要求我们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18岁后都要独立地去走自己的路，为国家做贡献。”
白海泉还写道，他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再到后来成为一名领导干部，都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爱护下成长起来的，“我现在犯罪，是由于自己到开发区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学习上少了，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客观上每天都和老板们打交道，在抓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认真改造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私欲膨胀。”
他在忏悔书中说，他错误地认为“地区经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勤奋努力发展起来了，产生了收别人钱也是应该的犯罪心理，看着其他的同志和朋友，家里都过上了非常好的生活，眼热，总想着他们的能力有的比自己都差很多，为什么都过得那么好？忘记了自己入党时的宣誓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白海泉反思说，他没有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决不能计较名利，不应该怨天尤人。“身为党的领导干部，收受他人送的钱物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犯罪，我对不起多年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家人，给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抹了黑。”
对于自己的行为，白海泉说，他非常悔恨，“开发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试验田，国家给予的支持和特殊政策比较宽，我又是党政一把手，在一个地区一干就是10年，是企业家们必争的对象，他们需要我的支持，我的工作也需要企业家们投资的拉动。但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的私欲和腐败观念害了自己，也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今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兼金川工业园区党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白海泉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以被告人白海泉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白海泉退缴的涉案赃款赃物，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白海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中共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工业园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2500.040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白海泉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违反国家土地最低出让标准获取土地，侵吞国家财产265.447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白海泉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责令其说明来源，仍有人民币4880.112702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差额巨大，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鉴于被告人白海泉有坦白、立功，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退缴等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已于3年前落马的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主席张晓江受贿细节获公开披露。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12309中国检察网近日发布《张晓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
检方指控，2010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晓江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400余万元。同时，张晓江的家庭财产、支出共计人民币超1亿元，其中3500余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张晓江被查，最初由其生活作风问题牵出。《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2017年1月，刚刚当选武隆区政协主席的张晓江被群众举报存在“长期性骚扰女下属”等问题。面对纪检部门的初步核查，他矢口否认生活作风有问题，执纪人员却在其手机里发现定向招嫖信息和大量淫秽视频。
2018年，重庆市纪委以“一棵彻头彻尾的‘烂树’”为题发布张晓江案件警示录。其中提到，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他思想堕落、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一样都不落下，性质之恶劣，令人咋舌。
变相索贿：向商人收取“砍头息”
公开资料显示，张晓江，男，汉族，重庆涪陵人，1962年生，1982年12月参加工作，198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市江津区副区长、滨江新城管理委员会书记(兼)，江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武隆县政协党组书记，武隆区政协党组书记，武隆区政协党组书记、区政协主席等职，2017年1月21日落马。
同年10月，张晓江被双开。重庆市纪委通报，张晓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搞封建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办公楼装修KTV供个人娱乐;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长期占用公车;违反群众纪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违反工作纪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规插手干预司法活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通报还指出，张晓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不忠诚，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长期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系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澎湃新闻梳理起诉书发现，张晓江受贿时间集中在2010年至2016年，也就是在江津区任职期间。其受贿行为多涉及和商人间的利益往来，尤其是高息放贷。
例如2012年上半年，张晓江主动将现金192万元交给重庆某实业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按月息3分的利率一次性索取“砍头息”108万元;
2013年上半年，张晓江将三套房产借给何某某所属的重庆某实业发展公司作抵押物，该公司在银行申请抵押贷款690万元，张晓江一次性索取“利息”300万元;
2012年初至2014年，张晓江帮助杨某某以重庆某建设工程公司的名义承建三项工程，并帮助杨某某入股重庆某建材公司。为此，张晓江以借款收息为名向杨某某索取好处费。截至2014年上半年，张晓江分多次将现金1200万元交给杨某某，按月息3分的利率索取“砍头息”432万元;
2014年，广东某教育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请求张晓江对其公司承建的某学校项目给予关照。张晓江利用职务便利，在该项目推进过程中多次提供帮助。为此，张晓江以借款收息为名向张某某索取好处费。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张晓江分五次将现金共计3325万元交给对方，按月息2分或年息2角的利率索取“砍头息”713万元。
家庭财产、支出超过1亿元
张晓江通过高息放贷掩盖权钱交易的做法，在《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月刊发的相关报道中也有所披露。
上述报道介绍，张晓江经过多年“博学深研”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既能发大财又安全隐秘的路子：采取“砍头息”的方式“放水”给有求于他的老板，而且借款数额、利息、还钱时间都由他说了算。
报道提到，张晓江并不以自己的名义借款给老板，而是每次都煞有介事地用他已经过世父亲的名义“放水”，让老板给他的父亲出具借条，资金不走银行，用麻袋装着现金交易。大量现金藏在并不在他名下的一处别墅的阁楼上。
江津有求于张晓江的老板，不得不“伸出头”去接受张晓江的“砍头息”放贷。以至于这些老板私下见面时，习惯调侃对方，“有没有找张书记借钱啊”“不借搞不成个嘛”，相视苦笑。当然，这些老板也通过张晓江手中的权力获取了巨额利益。
和商人来往密切的张晓江很快积累了巨额财富。
起诉书显示，被告人张晓江的家庭财产、支出共计人民币10333.403228万元、美元1万元。
其中，房产、车位等共计价值人民币2483.325997万元、车辆共计价值人民币94.5032万元、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6.829114万元、购买股票支出人民币968万元、债权共计人民币5138万元、出售车辆亏损人民币8.5648万元、由他人代为占有的贿赂款及以借贷为名收受贿赂时未收回的犯罪本金共计人民币1448.343459万元、其他支出共计人民币185.836658万元、美元1万元。
检方指出，被告人张晓江的家庭合法收入共计人民币2339.364768万元。其中包括张晓江参加工作以来的工资、津补贴、奖金、借贷收息、投资经商、买卖集资券、出租房屋门面等收益。其全部家庭财产、支出与合法收入、受贿金额之间的差额为人民币3529.195001万元，张晓江不能说明来源。
被查期间仍收到定向招嫖信息落马之前，拥有巨额财富的张晓江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张晓江平常所戴的眼镜价值6万元，喝酒只喝茅台，抽烟只抽中华，衣服非名牌不穿，相机非高档不玩，连家里洗锅洗碗都全部用矿泉水。他长期在滨江新城管委会职工食堂宴请亲朋好友，专门聘请厨师制作他喜欢吃的一种面点，一年公款消费红酒30余万元。
他之所以被查，最初是由其生活作风问题牵出。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介绍，2017年1月9日，本已“对仕途再无眷恋”的张晓江当选重庆市武隆区政协主席，从副厅级走上了正厅级岗位。仅1天后，群众举报“张晓江长期性骚扰女下属”等问题，重庆市纪委相关纪检监察室根据市纪委主要领导指示，要求张晓江到市纪委说明情况，并着手初核。
张晓江矢口否认生活作风有问题，而且说他之前已经被人电话敲诈勒索。重庆市纪委执纪人员让张晓江留下手机便于进一步调查。“人机分离”期间，他的手机经常收到称呼其为“张教授”的定向招嫖信息，发送手机既有重庆本地号码，也有外地号码。执纪人员进一步发现，张晓江的手机里存有大量淫秽视频。
“张晓江案的最大特点就是‘烂’，而且‘烂’得彻头彻尾，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无论思想上、政治上，还是工作中、生活中，他表现出的是毫无底线、毫无畏惧。”2018年，重庆市纪委发布《一棵彻头彻尾的“烂树”——武隆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张晓江案件警示录》，对该案进行剖析。
上述警示录还节选了张晓江忏悔书部分内容。“我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出现信仰迷茫和精神迷茫，没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不良思想的干扰和腐蚀、面对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面对个体老板的‘围猎’，我没有经受住风险和考验，倒在了金钱和美色的坟墓里。”张晓江曾这样表示。
2018年4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张晓江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张晓江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464.843459万元、美元1万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其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价值人民币3529.195001万元，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截至澎湃新闻发稿，张晓江的具体获刑情况尚未公开披露。
据福布斯实时亿万富豪榜周日数据，黄峥身家为454亿美元（633亿新元），超过马云的439亿美元身家。中国首富为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身家515亿美元，比黄峥多出61亿美元。
（纽约／杭州／深圳综合讯）消费分级加上冠病疫情推动中国社交购物电商“拼多多”股价暴涨，年仅40岁的创始人黄峥身家超过阿里创始人马云，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
据福布斯实时亿万富豪榜周日数据，黄峥身家为454亿美元（633亿新元），超过马云的439亿美元身家。中国首富为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身家515亿美元，比黄峥多出61亿美元。
综合《中国基金报》《都市快报》等分析，黄峥身家上涨得益于拼多多股价暴涨。近一周来，拼多多股价大涨20%，市值突破千亿美元，股价今年至今已涨131.57%，特别是4月初以来，股价上涨接近143%，远超同期腾讯的21%、阿里巴巴的19%股价涨幅。
跟马化腾和马云不同，黄峥持有公司43.3%股份，光是拼多多4月初至今的股价上涨，就为黄峥带来约267亿美元的财富。若拼多多保持上涨势头，黄峥超越马化腾成为首富或只是时间问题。
疫情期间拼多多活跃用户超过6亿涨幅背后是拼多多的靓丽数据，疫情期间拼多多活跃用户超过6亿，营收逆势上涨44%。刚过去的6月18日电商年中庆，拼多多订单量同期增长119%，订单数突破10.8亿笔。
黄峥被部分媒体形容为“最强后浪”，年仅40岁，比56岁的马云和49岁的马化腾都年轻，只用五年时间，就让拼多多成为中国最大网络零售平台之一，市值高达1040亿美元。
据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官网消息，黄峥生于浙江杭州，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两年后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攻读领域均为计算机科学。毕业后，黄峥选择在当时还未上市的谷歌工作，三年后随着谷歌上市而拥有百万美元身家。他在2006年参与谷歌中国办公室的创立，2007年离职后先后创立电商代运营公司和游戏公司。
黄峥在2015年9月创立的拼多多，是一种微信和团购网站混搭的购物平台。目前已是电商巨头的拼多多依旧处于亏损状态，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亏损102亿元（人民币，下同，20亿新元）和69亿元，今年一季度亏损扩大至41亿元。
拼多多分析，疫情期间公司继续降低商家在平台上的营销成本，因此尽管交易额翻倍，但营收只实现44%增长。另外公司继续加大在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一季度销售与市场推广费就已远超收入。
虽然拼多多面临较大的亏损压力，但依旧被投资者看好。科技互联网在冠病疫情救助和复工复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成了引领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
过去两个月资本市场回暖，全球顶级富豪的身家均上涨。除涨幅最大的黄峥，马云和马化腾的身家分别增长30亿美元和68亿美元。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赵觉珵】胡润研究院23日发布的《疫情四个月后全球企业家财富变化特别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4个月中，全球百强企业家中财富增长最快的前五名均来自中国，其中以拼多多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峥的身家增长最快，几乎翻倍至2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过去4个月平均每天增加10亿元人民币。
上述报告统计了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在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4个月内的财富变化。在疫情爆发后的4个月里，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中有60%的企业家财富增长或保持不变，40%的企业家财富减少。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在疫情爆发的前两个月，全球百强企业家的大量财富蒸发，总计损失约2.6万亿元人民币，但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二个两个月，全球百强企业家几乎挽回了全部损失，4个月来财富合计只下降2%。”
报告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财富净值增加最多的两人分别是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拼多多的黄峥，他们的财富分别增加了1500亿和1240亿人民币，这些增长几乎都来自过去两个月。胡润表示，“在疫情爆发的头两个月，大家失去了很多的信心。但随着后两个月开始筛选出新常态经济的核心行业，以亚马逊和拼多多为例的电商股价表现比较好。另一位赢家是视频会议软件Zoom的华裔创始人袁征，他的财富从1月份的3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现在的900多亿元人民币。4个月前，他排在全球富豪榜第555位，今天则快要进入全球百强的大门。”“通过这4个月，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们拉大了和其他企业家的财富差距”，胡润补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过去4个月中引领了财富增长最快的排行榜。黄峥以94%的增幅位列榜首，他在中国富豪榜中也由第九位跃升至第三位，仅次于马化腾和马云（家族）。海天味业的庞康、迈瑞的徐航、新希望的刘永好家族和海底捞的张勇舒萍夫妇分别位列财富增长最快榜的二至五位，京东的刘强东位列第七。
在中国十强企业家的排名中，马化腾以32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蝉联首富，马云（家族）以3050亿元人民币位居其后，第三位则是身家增长迅速的黄峥。许家印、李嘉诚和李兆基的排名均有所下滑。根据胡润研究院的统计，此次统计是中国排名前十的富豪首次全部进入全球富豪榜前50名。
过去4个月，财富缩水最多的企业家分别为LVMH的伯纳德·阿诺特和巴菲特，二人财富均缩水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2020年07月09日 17:05:33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快讯 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2020年7月9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受贿一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琦利用担任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中共三亚市委副书记、海南省旅游局局长、中共儋州市委副书记、儋州市市长、中共儋州市委书记、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中共三亚市委书记、中共海口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单独或通过其近亲属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亿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琦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琦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部分全国、广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2020年07月09日 19:17:31
来源：政知圈
撰文 | 余晖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目前正在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
今年61岁的苏宏章是“辽宁虎”，2017年5月，因受贿罪、行贿罪获刑14年。
除苏宏章之外，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银成，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等也在秦城监狱。
获刑后，苏宏章“住秦城监狱”
苏宏章，男，汉族，辽宁沈阳人，1959年5月生，大学文化，哲学学士学位，副教授，1983年8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公开资料显示，苏宏章长期在辽宁省工作，担任过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抚顺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副书记，2011年10月跻身省级常委，后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6年4月，苏宏章任上被查。
2017年5月19日，哈尔滨市中院公开宣判，苏宏章获刑14年。法院审理查明，苏宏章敛财1996.8097万。
此外，这个“老虎”为了升副部，还花了110万。
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1年，苏宏章在选举辽宁省副省级干部、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换届中，为获得推荐并当选辽宁省副省级干部、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直接或通过他人给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0.6949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老虎”获刑后，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比如违法所得财产的追缴问题。
在苏宏章一案中，法院当时就提到，“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对苏宏章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个执行裁定书——《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与被执行人苏宏章财产刑一案执行裁定书》。
裁定书提到了两个细节。
其一，苏宏章获刑后，“住公安部秦城监狱”。
其二，苏宏章一案中，财产收缴、上缴等情况还需要调查机关协调解决。
裁定书提到，因对被执行人（苏宏章）财产收缴、上缴等情况需要调查机关协调解决，协调期间，现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中院）撤回执行申请。
法院裁定，终结（2019）黑01执1721号的执行。
这些“老虎”也在秦城监狱服刑
政知君注意到，十八大后落马的“老虎”中，有不少人都在秦城监狱服刑。
比如今年73岁的吉林省委原常委、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
2018年6月，田学仁从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22年（刑期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2040年6月28日止）。
根据已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2017年5月被判无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2014年获刑15年，2018年减刑7个月，减刑后刑期至2028年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4年被判无期，2017年减为20年1个月，减刑后刑期至2037年9月8日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2016年11月获刑12年）等也都在秦城监狱。
政知君注意到，人保集团原总裁王银成在获刑后，也在秦城监狱服刑。
王银成，男，1960年出生，山西临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曾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2017年2月被查。
王银成问题也不少，比如他拉拢腐蚀组工干部，长期独占使用公司活动室，再比如他在公务出国期间改变行程打高尔夫球等。
2018年5月，王银成获刑11年，敛财数额超870万。法院当时也提到，对王银成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今年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王银成罚金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获刑15年的龚清概，也在秦城监狱
需要说明的是，对“老虎”财产进行追缴，也需要时间。
以同样在秦城监狱服刑的龚清概为例。
龚清概曾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1月被查，后法院证实，其敛财数额高达5352.9186万元。
2017年4月20日，龚清概因受贿罪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对龚清概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龚清概获刑后，到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
他获刑两年多后（2019年1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中院执行裁定书》。
裁定书提到，关于龚清概犯受贿罪涉财产部分执行一案，由侦办机关扣押、查封，并移送本院执行的财物，现已处置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裁定终结本院（2017）豫05执112号案件的执行。
裁定书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1月27日。
资料 | 中国裁判文书网
校对 | 罗晶
2020年07月10日 19:11:13
来源：政知道
撰文 | 余晖
受审两年多后，“河北虎”张杰辉被判了。
7月10日上午，张杰辉因受贿罪被判了15年，他敛财的数额超1.27亿。
5月受审的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被控敛财超7亿，昨天受审的“海南虎”张琦，被控敛财1.07亿余元。
从刑期来看，敛财过亿的官员多数被判无期，也有的被判死缓且终身监禁，像张杰辉这样被判了15年的，还有敛财超1.56亿的“河北虎”张越，最终的刑期也是15年。
“佛系虎”的另一面：升官、发财
张杰辉，男，汉族，1957年1月生，今年63岁，辽宁宽甸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科技哲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
张杰辉曾在辽宁、河北两地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在辽宁期间，他担任过盘锦市委常委、副市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鞍山市市长、市委书记。
2010年8月，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张杰辉跨省到了河北，担任河北省副省长，2017年1月转到人大任职，2017年12月被查。
一个细节是，张杰辉在任鞍山市委书记（2005年12月至2010年8月）时，鞍山市长是谷春立（后任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已被查）。
据媒体此前披露，谷春立风头强劲，一手主导了鞍山的大规模拆迁改造，手段蛮横粗野，被称为“谷扒”，至今仍留下大量烂尾工程。
而身为市委书记、实际上的一把手，张杰辉在这个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作为。既没有对这种出格的行政行为在政治上把关，也没有发挥党内监督的主体责任。
他离开鞍山后，当地人评价他“性格懦弱”，甚至说他当市长时被书记压制，当书记时被市长压制。
不过，这位“佛系”的“老虎”，在升官、敛财方面可并不“佛系”。
在升官方面，张杰辉问题不少，其中一个就是“为提任副省级领导干部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在敛财方面，他的数额可超过了当年风头强劲的下属。
据法院审理查明，张杰辉收的第一笔钱，是2001年担任鞍山市长时，从那时起至2017年，他在辽宁、河北大肆敛财，数额高达1.27亿。
而他当年的下属谷春立，敛财数额是4365万，最终获刑12年。
十九大后落马虎中，他创了一个“唯一”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张杰辉是2017年12月被查的，2018年10月就已经受审，但从受审到宣判，历时近2年。
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
政知君注意到，十九大后落马的“老虎”中，已经有24人获刑。张杰辉是唯一一个从受审到宣判历时两年的“老虎”。
姓名 | 身份 | 受审时间 | 宣判时间 | 刑期 |
鲁炜 |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 2018年10月19日 | 2019年3月26日 | 14年 |
刘强 | 辽宁省原副省长 | 2018年11月22日 | 2019年4月9日 | 12年 |
张杰辉 |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 2018年10月18日 | 2020年7月10日 | 15年 |
冯新柱 | 陕西省原副省长 | 2019年1月17日 | 2019年5月14日 | 15年 |
季缃绮 | 山东省原副省长 | 2018年11月1日 | 2019年3月19日 | 14年 |
李贻煌 | 江西省原副省长 | 2018年11月23日 | 2019年1月29日 | 18年 |
王晓光 | 贵州省原副省长 | 2018年12月20日 | 2019年4月23日 | 20年 |
白向群 | 内蒙古政府原副主席 | 2019年1月31日 | 2019年10月24日 | 16年 |
蒲波 | 贵州省原副省长 | 2019年3月21日 | 2019年7月18日 | 无期 |
张少春 | 财政部原副部长 | 2018年12月14日 | 2019年5月13日 | 15年 |
曾志权 | 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 | 2019年4月29日 | 2019年7月9日 | 无期 |
艾文礼 |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 2018年12月27日 | 2019年4月18日 | 8年 |
吴浈 |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 2019年5月30日 | 2019年11月15日 | 16年 |
王尔智 |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 | 2019年5月16日 | 2019年8月9日 | 14年 |
李士祥 |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 2019年6月27日 | 2019年11月12日 | 10年 |
靳绥东 |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 2019年5月23日 | 2019年9月26日 | 15年 |
努尔·白克力 |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 2019年7月25日 | 2019年12月2日 | 无期 |
孟宏伟 | 公安部原副部长 | 2019年6月20日 | 2020年1月21日 | 13年半 |
邢云 |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 2019年8月15日 | 2019年12月3日 | 死缓，终身监禁 |
钱引安 |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 2019年8月8日 | 2019年12月10日 | 14年 |
缪瑞林 | 江苏省原副省长 | 2019年8月7日 | 2019年11月19日 | 10年半 |
张茂才 |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 2019年10月17日 | 2020年6月24日 | 15年 |
魏传忠 |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 2020年1月10日 | 2020年6月19日 | 无期 |
向力力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 2019年12月12日 | 2020年6月12日 | 15年 |
刑诉法规定，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2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敛财过亿、获刑15年的背后
从敛财数额上来看，敛财过亿者多数被判了无期甚至更重。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受贿4.49亿）、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受贿超2.46亿）均是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再比如安徽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超2.7亿），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超1.7亿），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受贿1.53亿）等都是被判了无期。
受贿过亿但被判有期徒刑的，除了这次的张杰辉外，还有一人——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
张越是2016年4月被查的，2017年4月受审，2018年7月被判了15年。法院方面提到，张越敛财数额超1.5亿。
不过，张越有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院方面称，张越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大部分已退缴，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
而张杰辉，也存在减轻处罚情节。
法院称，张杰辉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宝和内生动力，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锐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强调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图为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自觉，把自我革命精神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去年以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问题导向，对突出问题进行大排查、大扫除，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有效增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同时，总书记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指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四个化”的问题：一是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二是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三是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四是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
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是31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就死去了。一个人、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如果放松警惕、自我麻痹，别人怎么可能叫醒你呢？像我们这样的世界第一大党，“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总书记的话点到了要害：成或败，并非取决于敌人，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道理浅显而发人于猛醒！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问题总是存在的，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当然有！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的，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
针对这些问题，总书记对全党同志提出进一步深化自我革命的明确要求：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革命者永远是年轻。善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2020年07月13日 07:30:00
来源：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继去年11月赴湖南实地督办“操场埋尸案”后，近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北京市督办高福新案。高福新案是全国扫黑办在北京市挂牌督办的大要案，依法办好该案意义重大。陈一新在北京市召开大要案督办会，专题听取北京市关于高福新案办理进展情况汇报，要求坚决查深查透，确保把高福新案依法高质高效办成铁案。
陈一新实地督办中还提出了哪些要求，长安君一一介绍。
前期办案成效显著
高福新案是一起“官商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典型案件，是一起时间跨度近20年、涉及面广的复杂案件。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高度重视，三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批示，指导推动破案攻坚。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协调各有关部门全力办案、全面提速。北京市公安机关发挥多警种合成作战优势，悉数抓获全部涉案人员，基本查清了高福新及其团伙成员多起犯罪事实，现已分批将犯罪团伙成员移送审查起诉。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同向发力，查处“关系网”、“保护伞”，查封冻结涉案资产，有力震慑了犯罪。
下步要深挖彻查全案攻坚
——要在深挖隐罪上再突破。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努力获取更多高价值线索。要深入案发现场，走访举报人、受害人，全面调查高福新的控制企业、参股市场、建设项目、结交人员，从中抽丝剥茧、固定证据。对高福新团伙成员及其“马仔”，对其“关系网”“保护伞”的犯罪事实，都要串并侦查、重点攻坚，努力还原高福新及其团伙成员20年来的犯罪轨迹，确保不漏一案、不漏一罪、不漏一人。
——要在破除“伞网”上再发力。核查有关涉腐涉伞线索要循线深挖，尽快取得更大进展。对于政法干警有案不查、该捕不捕，包庇纵容高福新及其团伙成员的，要全面复查，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对于那些隐蔽更深、曾为高福新站台撑腰、助其坐大成势的“保护伞”，要提级办理、坚决打掉。
——要在清查黑财上再聚焦。全面掌握涉案财产情况，逐项甄别其控制企业和项目资金来源、财产权属状况，只要是“黑财”，必须一分不漏、悉数查扣。案件办理的每个程序，都要依法对涉案财产提出处置意见。同时，要注重保护合法财产、合法经营，做好涉案企业托管工作，不影响员工就业、经济发展。
——要在办案指导上再加强。各办案单位要列出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案件证据关、事实关、法律关。对于案件办理中出现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整合等问题，有关部门要以全面系统的观点来把握。
“清”“建”结合长效常治
北京市在办理高福新案中特别是在追捕逃犯、清理积案、精准打伞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同时，高福新案暴露出的官商勾结、侵吞国有集体资产问题，教训也极为惨痛。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既要完成“清”的任务，也要谋划“建”的举措。北京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要会同有关部门，以办好高福新案为牵引，加快推进“六清”行动，深入探索长效机制，推进扫黑除恶制度化常态化。
2020年10月05日 18:16:43
来源：红星新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反贪局长已成为被历史定格的职务。然而，一些个案暴露出的权力“脱缰”现象，仍值得关注和反思。被查处前，罗建国已从事检察工作20多年。他曾是基层检察院的一名反贪局长，却没有影视剧中侯亮平的正义凛然。手中的办案权，沦为罗建国敛财的工具。
帮强奸犯脱罪，笑纳其家人送的现金香烟；为医院院长隐瞒下犯罪线索，后要挟院长采购其介绍的医疗设备；以威胁抓人的方式给国企追讨钱款，并扣下大部分与人私吞……
一位在案证人坦言，罗建国肯定会出事。不久，这话便应验了。2019年7月，彬州纪检监察网通报罗建国被“双开”，称其“执法犯法，胆大妄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敬畏，毫无底线……”
今年7月23日，湖南省资兴市法院一审以罗建国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万元。
宣判后，罗建国不服，提出上诉。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二审裁定书显示，今年9月29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罗建国的上诉请求。
10月5日，罗建国的辩护律师向红星新闻记者确认了上述二审结果，表示不便就此案接受采访。
彬州纪检监察网通报罗建国被“双开”
收下钱和香烟后，一步步“指导”强奸犯脱罪
现年47岁的罗建国，原是一名“老检察”。据郴州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记载，早在1995年，22岁的罗建国便进入嘉禾县检察院工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检察员。2011年，罗升任该院侦查监督科科长。
公开资料显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对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罗建国被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便发生在任职侦查监督科科长期间。法院判决书显示，他利用职务便利，包庇涉嫌强奸犯罪的李某（现已判刑4年半），使其不被追诉。
2012年4月22日晚，李某在嘉禾县馆强奸了被害人尹某。当晚，尹某向嘉禾县公安局报案。第二天，李某被刑拘。此后，李某父亲托关系“捞人”，送给罗建国1万元现金和4条软盒“芙蓉王”香烟，请求帮儿子操作不批捕。
“如果要不批捕的话，必须要对受害者重新做一份口供，要受害者说自己和李某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你可以去找受害者，做下她的工作。”根据判决书，一位在案证人描述，嘉禾警方提请批捕李某后，罗建国看完案卷向李家人这样支招。
同年5月2日，在罗建国的要求下，公安机关再次对受害人进行询问，尹某并没更改陈述。于是，罗建国又一次支招，“那就只有让案发时在场的证人改证词，说李某和受害人是男女朋友，证明那天晚上他们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
因关键证人翻证，同年5月3日，嘉禾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李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2016年6月6日，嘉禾县检察院对李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罗建国案的二审裁定书
帮医院院长隐瞒犯罪线索，要挟对方“感恩”
检委会是检察院的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工作议事决策机构。2012年5月，罗建国进入该院检委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检委会专委。2014年8月，罗被任命为该院反贪局局长。
随着手中权力“含金量”越来越高，罗建国也越来越强势。在案证人廖某证言证实，在反贪局案件讨论会议中，如果发表的意见与罗建国的意见相左，就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若分管副检察长不同意罗的意见，他就会通过各种方法使对方让步。
除了帮强奸犯李某脱罪，罗建国还被控利用职务便利，包庇涉嫌串通投标犯罪的嘉禾县医院院长黄某（现已判刑2年半），使其不被追诉。
2016年4月，嘉禾县检察院反贪局在侦办相关的行贿、受贿案件时，发现黄某伙同叶某等人，在嘉禾县医院设备采购项目中，涉嫌串通招投标的相关犯罪线索，并收集了相关证据。
据法院判决中确认的事实，身为反贪局长的罗建国，在明知黄某已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既不向领导汇报，也不按规定向有权机关移交案件线索，而是私下告知黄某涉嫌犯罪，但他已帮忙隐瞒不被追究，要求黄某“感恩”，以后有事要帮忙，黄某答应了。
黄某在证言中描述，罗建国曾对他说，“这次对你网开一面，就不办你了，下次有事找你，你要感恩，要尽力帮忙。否则的话，你懂的。”
仅仅过去10个月，罗建国便找黄某兑现“感恩”承诺。2017年2月，嘉禾县医院计划采购超高档四维彩超等医疗设备。为拿销售提成，罗建国多次出面与某公司代理商一起宴请黄某等人，并以握有黄某的犯罪线索要挟，要求医院采购彩超项目上，必须确保一台这家公司的产品中标。最终，这家公司的彩超产品以248万元的价格中标。
此外，在办理上述行贿、受贿案件中，罗建国还约见一位未被立案的陈姓当事人，以办案辛苦为由索要了10万元“辛苦费”。从事巡视工作的在案证人刘某曾坦言，办案人员敢这么要钱，日后肯定会出事。
以威胁抓人方式给国企讨钱，私吞大部分
身为反贪局长，罗建国却一次次再现了“腐败分子反腐败”的影视剧情景。2019年4月，他被嘉禾县监察委员会留置。除了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罗建国还涉贪污罪。
2014年7月，嘉禾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以下简称“某集团”）办理一宗承兑汇票融资业务，在结算费用时，该公司多划给雷某等人23.6万余元，后经多次追要未果。
罗建国在侦办该集团总经理等5人贪污案时，发现这一情况，便主动向该集团负责人提出，他来帮忙追回这23万余元。此后，罗建国以嘉禾县检察院反贪局受上述某集团委托的名义，用雷某涉嫌行贿罪要挟，逼雷某将23万余元退给某集团，雷某被迫同意。
雷某在证言中描述，“罗建国对我软硬兼施，还威胁我如果不把这笔钱退出来，他们检察院就会抓我。经过与罗建国多次交涉，我答应了。”
2015年1月，在郴州市中天大酒店附近，雷某将22万元现金交给罗建国和其同事。次日，他们将其中的8万元交给某集团，把剩下的14万元公款予以截留侵吞，每人各分得7万元。
今年7月23日，湖南省资兴市法院对罗建国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罗建国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万元。罗建国退缴的贪污所得赃款7万元予以没收；继续追缴罗建国违法所得11万元。
宣判后，罗建国不服，提出上诉。今年9月29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近日，中央政法委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文披露了江苏徐州周化侠案等三起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涉黑涉恶案件。
据披露：涉黑“女强人”周化侠，是徐州当地有名的“女强人”，她经营的徐州饭店地处火车站旁，是当地知名老店，几乎成为徐州人眼中一个时代高档餐厅的代名词。实际上，周化侠在经营饭店的同时，还长期实施着“套路贷”的违法犯罪行为。2010年，周化侠与他人合伙，设立徐州融泰投资有限公司高息吸收存款后放贷，其中有不少来自当地公职人员。
在从事“套路贷”过程中，周化侠犯罪团伙在徐州市区、沛县、新沂、安徽宿州等地有组织地实施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虚假诉讼、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徐州检察机关公开的信息显示，周化侠伙同当地律所，以虚假诉讼的方式通过司法程序催讨债务达2亿元。
“她作为商人获得荣誉无数，头顶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市妇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云龙区人大代表等8个头衔。讽刺的是，就在2019年3月7日，她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当天，徐州市云龙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许可对该区人大代表周化侠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
全国扫黑办介绍，在全国扫黑办领导督办后，多次召开督办会，将以案促改作为本案的重点和难点工作。“案件暴露出政治荣誉审批等方面存在体制机制漏洞，在实现长效常治方面，仍需加大工作力度。”目前，督办组推动徐州市对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并出台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提名和考察程序。
据徐州市检察院发文透露，9月21日至25日，徐州市铜山区已公开开庭审理了周化侠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该案审理了5天，卷宗达671册。
检方指控：周化侠、蒋学勤合伙，于2010年共同出资设立徐州融泰投资有限公司，先后招募被告人冯涛、李桂花等人加入，依托周、蒋二人名下的徐州金澳工贸实业公司和徐州市汇典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在徐州市区、沛县、新沂、安徽宿州等地有组织地实施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虚假诉讼、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周化侠、蒋学勤为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冯涛、庄果园、李桂花等人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刘淑琴、朱广荣、欧健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妨害司法秩序，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公开信息显示，周化侠出生于1971年6月，是徐州市质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徐州金澳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徐州燕山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当选徐州市女企业家商会会长。2019年3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0年4月，全国扫黑办将周化侠案，列为第六批38起挂牌督办的涉黑涉恶案件之一。
“政事儿”（xjbzse）撰稿 / 王姝 校对 危卓
最高人民检察院、简历来自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2021年01月05日 17:02:25
来源：[url=]人民日报[/url]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时，法院判决，对赖小民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对贪污所得财物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特定关系人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此外，赖小民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子女。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赖小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在二十二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有六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4000万元以上。同时，赖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赖小民在犯罪活动中，利用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职权，违规决定公司重大项目，越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赖小民目无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虽然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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