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广播公司(ABC)8日报道,有内部消息称,早在2019年11月下旬,美国情报官员就曾多次向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白宫警告,一场传染病正在席卷中国武汉地区。这场“灾难性”疫情不仅会对当地民众造成威胁,还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商业模式。
不过上周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自己“不记得”也“不知道”是否收到过相关报告。
ABC报道称,两名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CMI)的内部官员透露,NCMI去年11月出具了一份详细阐述病毒大流行情况的报告,也就是后来被确认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该报告是在所截获的消息以及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撰写的。
NCMI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有关外国健康威胁和处置能力的医疗情报。有分析人士认为武汉疫情爆发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性事件,一旦疫情失控将会对美军部署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构成严重威胁。
消息人士表示,为了让美国政府尽早采取缓解和遏制措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NCMI早就多次将报告通报给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和白宫。
整个12月,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政府部门都在就此反复举行简报会,一直到2020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每天都会接收到疫情发展简报。
但从现今美国疫情的失控来看,白宫方面忽视了如此明确的警告信号,不仅没有遵循既定的大流行应对方案进行预先防疫,政府效率也非常迟缓。
特朗普7日甚至还称一直到几天前,他才看到白宫顾问纳瓦罗在1月份写的新冠病毒预警备忘录。这份内部备忘录警告称疫情最多可能造成50万美国人死亡,财产损失6万亿美元。
目前,五角大楼、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拒绝就报告一事做出回应。
上周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ABC新闻节目《本周》(this Week)采访中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自己“不记得”也“不知道”去年11月五角大楼是否收到过这份NCMI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报报告。
随着疫情的全球传播加剧,自3月中旬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将疫情责任归咎中方并要求中方作出巨额赔偿的现象在增多。
先有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出针对中方的集体诉讼,随后有美国参众两院个别议员推动相关决议,近日又有英国智库提出英国应向中国提出总额达3510亿英镑索赔的所谓报告。
这些事件表明,国际合作应对疫情虽是当下国际共识,但有些政治力量却在玩弄法律和政治,以达成持久诋毁和削弱中方的目标。它们的作为现当下看似是不值得理会的闹剧,但实则后果异常严重需认真对待。
首先,病毒来源及疫情全球传播的责任追究,将会是疫情平稳或结束后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它直接涉及“国家责任”以及相应国际赔偿等普遍问题。
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
对后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国家信誉丧失与巨额赔偿,其后果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失败方所承担的责任。
从新华社4月6日公布以时间顺序对中国抗疫的纪事看,中方不存在《国际卫生条例》所列不当行为。
那种以“法律”为由追责中方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这些人实际上是以法律追究名义,试图迫使中方牺牲国家利益和声望,达成对华持久贬损的国际氛围,这种法律被扭曲利用未尝不是冷战思维的翻版。
第二,美英一些人这种追责索赔行为错误理解了当前世界面临最大威胁的性质,试图将中方扭曲刻画为病毒,而不是专注解决对世界带来巨大损失的新冠病毒本身。
在各国与世界共同合作抗疫关键时刻,他们痴迷于以特定国家为敌人,顽固地将全球抗疫扭曲地导向国际反华。
新冠病毒跨国快速传播性与史无前例的危害性已被人普遍感知,没有跨区域合作,新冠肺炎这种强烈传染性疾病不可能被消除。
国家间的根本敌对,迫切需要被国家间彼此合作以应对类似大规模传染病等威胁人的安全、大自然安全的需求所取代。以仇华、反华为目标的美英一些人的追责索赔势力,不仅在制造国家间新纷争,更是在打破各国合作抗疫的紧迫合作现实。
可以预期,疫情结束后的追责索赔将会异常繁琐与艰难,但执守法律与事实底线和各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基本精神,该议题最终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结局。
但美方一些政客这种将追责索赔议题政治化的做法,实际是站在了世界各国整体利益对立面,很难会获得普遍支持。
第三,美英一些人的追责索赔努力可说是影响疫情后世界秩序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如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所说的,疫情后的世界将与现在不再相同。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化的颠覆效应及对世界大国的异常沉重冲击,将很大可能促成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政治化追责索赔者们以封闭信息、掩盖疫情等理由对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污名化以及对中国的全球抗疫贡献的无底线诋毁,客观上服务于为疫情后打造一个世界秩序构建正当性基础与权势关系有利于美方的格局。
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失能低效,的确暴露出人们以往未曾预想到的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急剧衰败。多数国家必然会在观察大国应对疫情中的表现来再认识未来世界秩序可能走向。
当前西方追责索赔者们已从美国地方延展到美国国会,进而蔓延至美英智库、媒体乃至其他国家,其力量逐渐汇集的态势相当明显。他们与其说是索要经济赔偿,倒不如说是在确定和维护疫情之后世界秩序构建的正当性原则。
美英一些追责索赔者们试图迫使中方最终接受一个类似一战后严酷惩罚战败国或责任者为特点“凡尔赛式”和平那样的秩序。他们可说是误读了疫情,误读了时代,也误读了中国。
美国政客追责索赔议题涉及广泛而极其重大利益,中方应提前务实强力应对。
首先,对涉及新冠病毒来源等的诸多科学研究目前还有争议,美英一些追责索赔者对中方无端指责缺乏科学依据。持续开展相关科研攻关,则可以权威公认科学结论对其予以辨驳。
其次,追责赔偿议题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相关法律领域专家应尽早着手该议题的预案应对,以确保美英一些人以扭曲法律方式将疫情灾难的罪责政治甩锅中方的企图失败。
第三,美英一些追责索赔者们主要以鼓噪“中国威胁论”骗取民众信任。专家学者、媒体与民众广泛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持久缩小对华不友好者的市场。
总的看,美方追责索赔不单纯是法律、经济的技术性议题,更是个带有强烈政治与国际格局转换含义的综合性议题,需要予以认真对待并尽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应对。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基辛格在西方当下的政治人物中,的确是最有历史感的。”
01—
说是兼谈,还是先说“中国赔偿论”吧。因为把这一点搞明白了,有利于大家理解基辛格博士的“治安策”。
“中国赔偿论”是随着疫情在欧美蔓延,并逐渐呈现失控状态后开始喧嚣起来的,加入这一大合唱的有政客,有媒体,也有中国国内的……嗯,汉奸,他们的确是汉奸。
比如,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众议员斯坦弗尼克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对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共”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
同时,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也把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与此同时,那部充满了谣言的“日记”,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成为欧美反华政客鼓噪“中国赔偿论”的有力“证据”。
这一事实,会让那些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催眠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亲眼见证什么叫“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什么叫汉奸——他们并不像电影里面那样头戴礼帽,穿一件对襟黑绸上衣,斜背一把盒子枪。
许多人担心地问我:“中国会不会真的赔偿?”
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
120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李鸿章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答应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清廷从此彻底丧失了合法性。
今天的形势,和120年前根本不同。西方想再次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无论用武力手段还是用其他手段,都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四分五裂的西方自己做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绝不可能答应。
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还要反复鼓噪这一论调呢?
很简单,就是为了转移舆论焦点,把应对疫情失败责任甩给中国,这样就可以摆脱社会公众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维持“普世价值体制”完美无缺的神话,以便能够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依托这一神话主导世界。
也就是说,提出“中国赔偿论”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是意识形态。
乌贼在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把海水染黑,借机逃之夭夭。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深谙这一诀窍。
02—
下面可以谈谈基辛格博士的“治安策”了。
基辛格原文名称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其中所传递出的对西方文明的深重忧患,令我想起了西汉贾谊《治安策》中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也算是当代美国版的“治安策”吧。
基辛格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政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无疑是美国利益。
他的长寿使他简直是像从历史中穿越过来的,他很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曾被毛主席接见并且仍然活跃的政治人物,也是美国的资深“国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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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治安策”中开篇即道——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的超现实气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参加二战突出部战役的经历,当时我在第84步兵师。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听出一种陷入重围的惊恐和来自第六感的忧虑。
基辛格在这里所指的当然不仅是病毒,而是指美国所遇到的内在危险,如果说是在二战、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问题还仅仅是如何战胜对手,因而相对比较简单的话,现在则是遭遇了来自内部的失败。
内部的失败显然比外部的敌人更加“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并且很难被战胜。
基辛格写到——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他们的体制能够预见灾难、控制影响并恢复稳定。等到新冠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体制将被认为没能经受住考验。
对当政的特朗普和其他美国政治精英,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来说,基辛格的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他实际上指出了这样一点:应对疫情,本质是一个政治任务,结果也是政治性的,疫情有可能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所以必须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
基辛格担忧的是,目前西方的政治人物都目光短浅,只考虑自身利益,他们极力撇清自己执政无能的努力,反而有可能诱发社会公众对体制本身的质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应对目前的危机呢?
基辛格提出,“借鉴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设计经验”,做到三点,包括“增强全球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适应能力”、“努力治愈经济受到的创伤”、“维护当前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等。
提到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表明基辛格在美国当下的政治人物中,的确是最有历史感的。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指美国战后对西欧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经济上的后果是实现了美欧的经济整合,西欧成为美国的商品市场和最佳投资地,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了20年。政治上的后果则是保持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强化了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优势。
曼哈顿计划则是指二战中美国陆军部的研制原子弹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成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制造出了两颗实用的原子弹,分别被投掷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不仅使美国长期在核武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对他国进行核威胁、核讹诈,同时也使美国在科技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基辛格重提美国昔日辉煌,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美国象当年那样以“举国之力”应对疫情,创造并保持科技、军事、经济优势,他也委婉地批评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希望继续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04—
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忧——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如果全球从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缩,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瓦解。
这就是说,抗疫也要“政治挂帅”,不能因为抗疫需要而损害“普世价值”。令基辛格十分焦虑但不便明说的是,由于中国在这次抗疫中率先取得了基本阻断病毒传播的胜利,这不仅令西方体制显得黯然失色,也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所以,“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所以,“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在文章的最后,基辛格警告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失败可能会让世界万劫不复。
基辛格有些过虑了,美国与西方的失败并不等于世界会万劫不复,人类反而会有机会做出新的选择——社会主义的选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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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辛格善于一切从政治角度思考、分析问题的风格,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曾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作为当面聆听过毛主席教诲的政治人物,基辛格显然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目前,中国在这场世纪疫情中所取得的成就,能不能最终转化为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优势,也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住并且在政策中贯彻这句话。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4月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有超过14000千米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仅次于希腊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如果美国打算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封锁中国、扼杀中国的经济,可以怎么做呢?
雇佣兵们拦截商船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退役海军陆战队将领马克-坎锡安撰文称:“私掠制度,可以提供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在和平时期发挥更强的威慑作用,在战时占据优势。” 他表示,“在战争时期,私掠船可以扫荡海面,摧毁中国的航海产业,这是中国经济以及中国领导人赖以保持经济稳定的要素。这种战法带来的强烈威胁可以增强威慑能力,彻底防止战争的爆发。”
但是文章指出,如果要部署私掠船,美国就必须邀请私掠船进入自己的近海。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而且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海盗。在过去几百年里,西方列强经常通过发放“缉捕许可证”,允许海员们自行武装起来,攻击对手的商船。私掠船们可以得到对手商船和货物作为战利品。发放“缉捕许可证”的国家则可以因此而打击敌国的经济。
训练中的雇佣兵们
坎锡安在文中说:“现代私掠制度可以攻击中国的一个极大弱点,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比美国多得多。实际上,攻击中国的全球贸易可以破坏中国的整个经济,并威胁政权稳定性。与人们广泛认为的观点相反,美国私掠制并不违反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
坎锡安说,雇佣海盗比扩大海军规模要快得多。“可以迅速签发缉捕许可证,海盗们在几周内就能发起冲突。如果打算重建美国海军,大概需要四年时间。”
早期美国私掠船“巴尔的摩荣耀”号
坎锡安在文中指出,私掠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危及美国的国际信用。这是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学到的教训。海盗是难以驾驭和控制的。他们也是靠不住的。2007年,黑水公司的雇佣兵在巴格达枪杀了17名平民。导致美军形象受损。
但坎锡安强调,退伍军人充当海上雇佣兵的好处很明显。“现有的雇佣兵公司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成为海盗。现在有数十家公司提供安全服务,包括商场保安和反海盗护卫队。有大量的退伍兵希望加入雇佣兵公司。在伊拉克战争高峰期间,美国政府雇佣了大约两万雇佣兵承接安保工作。”
坎锡安认为,如果中国也采取私掠制度来对付美国,问题不大。他似乎认为美国的商船队规模比较小。世界上只有250艘商船是挂美国旗的,看起来美国似乎不容易受私掠制度影响。“如果中国也放出私掠船,美国的易损性比较低。”
但是,这250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只是美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船队的一小部分。美国商船队规模较小,只是因为美国的税法和管制条例迫使船主挂外国旗来避税。
《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授权私掠船攻击所有进出美国港口的商船,而不仅仅是挂美国旗的船只。那么人们就会发现,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和中国差不多,而且这些贸易多数靠商船完成。私掠制会使赏金猎人在全球海洋上横行,就像美国发起“反恐战争”后赏金猎人在战区横行一样。后果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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