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从延安走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五四前夕，在“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接力活动中，北外千余师生校友一同唱响《歌唱祖国》，他们中既有年近百岁的老人，也有青春洋溢的学生，深沉的爱国之情打动人心。
央视网2019-05-01 10: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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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移动网2019-05-01 10:44:01
1央视网2019-05-01 10:42:42
1941从延安走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五四前夕，在“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接力活动中，北外千余师生校友一同唱响《歌唱祖国》，他们中既有年近百岁的老人，也有青春洋溢的学生，深沉的爱国之情打动人心。
央视网2019-05-01 10:42:42
青春为祖国歌唱。五四前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校友在重点实验室里、在航空航天馆中、在国产大飞机前齐声唱响《歌唱祖国》，表达了当代南航人的爱国情与报国志。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光阴的故事里，一代代青年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刻在了国家发展的年轮中。
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一张“全家福”。1952年，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院校成立，当年，一群怀揣着保家卫国、强国强军梦想的年轻人汇聚在了一起，年仅十九岁的戚发轫就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基础薄弱，甚至连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来，中华民族的振兴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
“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建校之初，学生们在四面漏风的工棚里上课，在路灯下读书，田野上试验，讲义都是一课一发。
在这张珍贵的毕业照中，有一位学生没有出现，他就是王永志，他被选派去了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根据国家需要先后学习飞机设计、火箭导弹设计。1961年，王永志以毕业设计满分5分的成绩毕业回国，这时我国正在研制完全自主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他成为骨干之一。
自力更生勇于尝试。1964年，经过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即将再次发射时，由于天气太热，推进剂膨胀，导致射程变小。大家考虑多加一点推进剂，而王永志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
回看这张当年的全家福，从韶华到耄耋，一代北航学子成长为新中国的空天精英。王永志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位总设计师，戚发轫担任神舟号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那一代青年最深刻的烙印。在耄耋之年，他们还不忘通过各种形式，和青年人谈心，寄语青年人：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
人们常说，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却还活着。而有些人死了，也就死了。虽说，也会有一些官僚公知富豪会时不时记得他，但那不过只是小众，是决然代表不了大众的。毛主席与他的对手最大的不同，毛主席只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而绝不为少数人。草民以前是说过这样的话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了绝大多数人，是天经地义，是人间正道，为了少数人，是倒行逆施，是丧尽天良。
毛主席离开他热爱着的人民已经有43年。43年了，就是自己的亲人，也会淡然，人民却越来越思念毛主席，热爱毛主席，这在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叫做，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呼喊毛主席万岁。有人觉得不好理解，毛主席以及去世几十年了，如何还能够万岁?是的，老人家是离开他热爱着的人民几十年了，然而，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却早已经深深印在了人民的心里，融入了人民的血液中，老人家必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这何如不是已经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人民热爱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真真正正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事业，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建设发展与强大。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毛主席没有私心。毛主席亲自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往了朝鲜前线，毛主席没有为自己的亲属子女谋取任何的利益，老人家离去，没有为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钱的财产，唯一留下的，就是补了几十个补丁已经失去了本色的睡衣。
毛主席热遍布中华大地，人民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呼唤毛主席，呼唤毛泽东思想回归。
国家媒体和公知铺天盖地的宣传，特别是以来怎么怎么特别，人民却似乎并不认同，人民用铺天盖地的对毛主席的纪念，表达着他们的想法，表达着他们的诉求。这种现象，难道不是非常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深思吗?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不能完全无视民心民意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民心是呼唤，民心是召唤，民心也是动力，是共产党改革向好的最大动力。与人民拧着来，肯定是不行的，蒋介石与人民拧着来，所以他只能遗臭万年。
中国是需要改变的。不改变肯定是不行的。改变，是国家严峻现实的需要，更是民心的呼唤。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抛弃私有化改革的呼唤。习近平总书记是没有私心的，共产党没有私心，社会主义也没有私心。私心，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围堵打压与敌意，中国融入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人民的期待，都在深刻地表明，改变，是时候了。
适逢今年五一，在此，谨表达对于全国劳动者的祝福，祝全国的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工农大众)和脑力劳动者(劳动知识分子)平安安康。2019-5-2
核心阅读
《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的讲演，它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在青年运动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今天重温这部光辉文献，对进一步弘扬“五四”爱国精神和指导青年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讲演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蒋介石集团也由原来的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陕甘宁边区及延安因此成为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所在。大批爱国进步青年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从日本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海外异国他乡奔向延安。他们在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研讨抗战国策，接受军事政治教育，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锻炼和成长。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抗战的形势以及青年运动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还缺乏统一坚定的认识，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发挥作用也不甚了解，甚至还存在着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为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为广大青年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
阐明的主要观点
毛泽东围绕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个主题，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坚定广大青年中国革命必胜、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说，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之后，“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为什么很对呢？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在全国纪念这样革命的节日，就说明大部分青年觉悟起来了，“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已经具备了必胜的决心和信心，预示着“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在系统考察和综合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这就是：（1）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抗日战争阶段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2）中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其中占全国人口90%的工人农民是根本力量、革命骨干。（3）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这个革命，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全国青年当为此努力。（4）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经过人民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第三，正确地评价了青年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强调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第四，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讲到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唤醒民众”，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因此，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并且强调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第五，指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青年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但现在中国青年运动还不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此，全党必须继续加强青年工作的统一，只有统一才会有力量。毛泽东赞扬“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主要在于延安的青年是团结的、统一的，而且是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所以他最后号召，一定要“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
几点启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序幕；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贡献了青春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毛泽东的讲演虽然距今已经80年了，时代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提出的指导青年运动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青年的不懈追求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是需要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始终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把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之中，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二是与历史同向。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80年前，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当时的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当代青年也要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顺应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增强时代责任感，走历史必由之路，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创造无悔的青春。
三是与祖国同行。青年只有自觉将人生目标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勇立时代潮头，为救亡图存奔走呐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青年抛头洒热血，不惜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有无数青年学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们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五四精神。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这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也是青年运动的主题。青年一代要积极承担起国家民族赋予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自觉与国家和民族共奋进、同发展，才能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四是与人民同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80年前，毛泽东就告诫青年学生“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强调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当代青年也只有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自觉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创造人生价值，才能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才能真正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也是对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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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与谁结合 五一是哪个阶级节日 毛时代阶级分析法宝诞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大潮中的南开大学，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相偕行。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曾有“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五四百年之际，南开大学师生秉承报国志爱国情，用歌声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图为1919年5月4日参与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
1919年，欢迎被捕学生出狱时的合影。图为北京山东学会欢迎被捕学生出狱。前排左起第7人为出狱的北大学生许德珩，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
1919年6月，拘捕演讲学生的军警。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卖国奴曹汝霖”、“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等标语走上街头。
五四运动中，参与游行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
2019年05月03日 13:12:34
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李大钊——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
“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 号。
撰文 | 侯且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
姓名：李大钊
时年：30岁
身份：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地点：北京
对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
1919年5月18日，在“五四”学生游行整整两周后的周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公开正式表达了自己对巴黎和会和中日外交争端的看法。他表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尽管他与时人一样，对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作为寄予厚望，但也敦促其“为保障世界和平，贯彻自己的主张”，要真正拿出应有的“决心和勇气”，否则，“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北大红楼外景及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的办公室。
对于“和我们同文同种的情谊的日本人”，李大钊质问道：“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其实“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做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而且使人会“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婪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
对于国人，尤其是一代知识青年，李大钊则表现出非凡的理性。他明确告知那些情绪激愤的人们：“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要知道，“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国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作为五四青年导师，李大钊的话入情入理，很像是今天对青年学生做的思想疏导，不仅给他（她）们慰藉，更给他（她）们理性的力量，起到了给未来的学生运动定向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并不过誉。
李大钊（前排中坐）与宪法公言社同人的合影。
事实上，为了能够合理解决自1915年以来因《二十一条》而引发的中日争端，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1915年2月11日，为反对《二十一条》，留日学生3000人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代表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他分析了自甲午以来中国之“痛史”，指出“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然而，日本欲趁机于战后打破“均势”，企图“吞并中国”。“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且极东突有震动，欧战必亟议和，群雄逐逐”。那时“万矢一的，以向日本，而以我中原为战场，中国固已早亡，日本岂可幸免。苟至于此，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晢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野心勃勃之日本，果安在哉”！因此，“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
李大钊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关系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也关系到东亚的永久和平。即使巴黎和会在即，他也没有放弃东亚民族共同奋起自保的努力。
高扬“青春之自觉”
当学生运动初见平息，他就给自己的老师——日本著名民主主义学者吉野作造写信，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知识分子联手，坚守新亚细亚主义，共同开创东亚新文明的愿望。在1919年6月15日的信中，李大钊这样写道，“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为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李大钊在这里提到的“贵国识者”正是当时由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创立的“黎明会”人士，以及他们竭力推进的黎明运动。1919年2月，他就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祝黎明会》，赞许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提出的黎明会纲领，呼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
尽管如此，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李大钊也在观察着黎明会方面的变化。五四之后的两个月中，他在《每周评论》连续发表了近20篇短评，分析黎明运动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直率地批评了福田德三对“侵略主义”的暧昧态度，“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到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
李大钊所寄予厚望的“中国的黎明”，是此时正在筹备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它同《每周评论》一样，是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工具。“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主体是留日学生。当时，大批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放弃学业归国，急需有人出面组织，聚集力量。在经历了五四事件后，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为扩大影响，李大钊亲自出任《少年中国》月刊主编。他坚信，创造新文明，必须紧紧依靠有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它有四条信约：“奋斗、实践、坚忍、简朴”。它规定，凡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其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所秉持的是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李大钊寄希望中华民族的再生，首先有赖于青年的自觉。“青春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自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应该说，这种袒露身心的自觉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难生成的。这是真正的理性。同时，亦体现社会的责任。显然，在新文明的创造中，培育青年的理性自觉，使之成为理性锐进之青年，当属首要的任务。因此，即便是在五四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李大钊仍是镇定自若，充满自信，坚持用理性指导实践，保持着难得的实践理性。
1920 年7 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有一种“李大钊与学生战斗在斗争第一线”的说法已流行了多年，其实此说源自高一涵在上世纪50年代的回忆，其中只有一句话：“守常与学生一起游行”。这个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的孤证是很难成立的，应该说，李大钊与学生共同战斗的“第一线”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他的理想是培育更多的理性锐进青年，让他（她）们得到政治斗争的历练，在思想上不断成熟起来。
得益于李大钊教诲最多的人主要是北京大学学生，中共二大选出的5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就有3人是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是李大钊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又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工作，他代表李大钊出席中共二大。
《每周评论》的重要作用
聚焦五四，《每周评论》是贯穿“五四事件”的重要报刊阵地，李大钊则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并且亲自参与发行工作。
《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学界同仁轮流主编，每星期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参加的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等）交5块大洋（银元）做开办经费。《每周评论》创刊后，发行量不断扩大，甚至影响至日本。
《每周评论》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相关报道。
在《每周评论》创办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李大钊一直是主要的撰稿人，笔名明明，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每周评论》第2号开始，就有了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评论，以及关于美国提议组织“国际联合会”的讨论。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李大钊就专门写了《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堕乎？》、《放弃特殊地位》、《秘密外交》、《普通选举》、《光明与黑暗》、《强国主义》、《小国主义》等国际评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见解，阐明了对形势发展的判断。这在舆论封闭的中国真乃破天荒之举，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19年5月11日（周日），《每周评论》第21号发表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由来。这为后人深入了解“五四事件”的全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史料。
6月28日，巴黎和会的签约仪式举行。在此之前，国内各地民众纷纷组团赴京请愿，敦促政府拒绝签字，但到24日，政府仍指示中国代表团准备签字。李大钊在尚不知道最终结果（中国代表拒绝出席签约仪式）的情况下，于29日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连发四篇国际评论《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何如？》，表达了对“国际正义”的失望，告诫人民勿忘国耻。
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前后共出版37号。那么，《每周评论》为何如此短命（不足一年，只有八个月）？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当时中国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思想启迪的时代使命。它敢于表现自我鲜明的个性，崇尚独立自由，开时事评论、国际评论之先河。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是超前了，超出了当政者所容忍的限度。虽然《每周评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在中国近代新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不容抹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
通观整个1919年，李大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主持《新青年》的“ 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于6卷5号、6卷6号，1919年9月、11月）。这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富有奠基作用。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之一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的思辨状态。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编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
发表于《新青年》6 卷5 号的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在五峰山上为《每周评论》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坚持，应“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回应胡适。胡适说，我本来想做此文，“现在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
胡适笃信实验主义，对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也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从学理讨论的角度着眼，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还表示，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
李大钊向往新世界，憧憬新生活。为了实现文明的再造，他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1919年8月，李辛白在北京大学创办《新生活》周刊，李大钊为该刊撰写了60多篇短文。是年11月，他为《新生活》撰文《牺牲》，明确阐释了自己的人观。“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8年之后，为了“高尚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无私无畏，献出了自己年仅38岁的生命。
在五四事件发生前，1919年3月，处于而立之年的李大钊在阐述文明观时阐明了对待“主义”须抱有科学的“迎受”态度，主张“ 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些富有近代精神的理念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理性和思想的早熟。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结下生死之交。1919年6月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明确表示要投身于“直接行动”，结果被巡警和便衣侦探逮捕。李大钊立即组织营救，并迅速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以引起世人关注。他还写诗回应陈独秀的《随感录》（发表于《每周评论》25号），“因为你拥有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9月16日，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又于1920年1月底代其赴武汉演讲。在2月8日回京后，立即因保释限制被警察查问。这时，陈独秀立刻察觉不测，旋即求助于李大钊。待两人商量后，决定马上离开北京。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护送陈独秀赶往天津，然后陈独秀乘火车去上海，于12日抵达。
这段与五四事件有关的惊险经历，在被高一涵等人的回忆中衍生出了两人在途中商议建立共产党。但此说没有确切的佐证，关于建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1920年4月，吴廷康（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大学见到李大钊，后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帮助建党。
点击进入“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了解更多人物。
作者：侯且岸
编辑：徐悦东 校对：付春愔
（北京／香港综合讯）前天是五四百年纪念日，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校园内当天据报氛围冷清。有北大学生透露，校内虽然有举办纪念活动，但并不盛大。
纪念日当天也是北大121周年校庆。《星岛日报》昨天引述台湾籍的王姓北大学生形容纪念日当天校内的氛围：“校园和平常差不多，就是游客多了点。”
该学生也透露：“老师去年已提及今年不会大搞五四……到了今年4月，学校才渐渐有了纪念五四的气氛，之前感觉大家都是在观望，等待纪念活动的出现。”
据报道，北大校方4月下旬曾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文献图片展”和首届“奔跑吧，青年！”五四青春长跑。
在北大就读将近五年的李姓学生则表示，对于她与身边的同学而言，五四通常就是一个假期，“就是比五一假期再多一天，很多同学都会在假期出去玩，很少想过怎么好好过五四”。
北大成立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北大前天早上在校内的静园草坪举办青春诗会，师生朗诵了纪念诗词；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也举行学术研讨会，北大中共党委书记邱水平与校长郝平均出席。
据中新社报道，旨在加强北大与五四运动相关历史研究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心，也在当天上午举行揭牌成立。郝平表示，五四精神始终是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最核心的部分，北大将利用好上述新平台，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
这是在洛阳
红色卫士认为，在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的日子，我们青年人在毛主席像前合影，这无疑是对青春的最好留念!
“若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古都洛阳王城公园游人如织，许多游人和青年在公园中心的牡丹小广场毛主席塑像前自发地举着红色条幅和主席合影留念，以表达对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这是在韶山：学生们在毛泽东广场开展纪念活动
今天，来自湖南高校的一批学生自发组织在毛泽东广场开展纪念活动。
戴着光芒四射的团徽，站在火红的团旗下，高唱起团歌。学生们纷纷表示：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至今，一代代优秀青年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青年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让五四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生生不息!
根据潇湘晨报记者5月2日报道，韶山红色旅游人气指数攀升，日接待游客11.58万人次。
那么，我们可以估算，短短四天的五一小长假，将有超过40万人次的游客到韶山去看望毛主席。
这就是民心!
正如毛小青所说：韶山的毛泽东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心广场!
毛主席越远离我们，我们越能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我们也就越怀念毛主席!
而这种怀念，现在也传递到了更多的年轻人身上!在假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扶老携幼来到韶山就是明证。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源于“巴黎和会”谈判失败，消息传入国内，引起了全国以学生为主，包括工商界各类人士在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从此，也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如果说，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使我们的革命事业焕然一新，那么，“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就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打好了基础。
“五四爱国运动”很特别，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告别了旧有模式，宣示着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诞生了，那就是青年先锋队的精神，是敢想、敢干、敢担当、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常规，厘定社会新秩序的精神。
五四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正如周恩来青年时的座右铭所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青年学子的觉醒，一股蓬勃的朝气油然而生!
革命者奉献出热血与生命，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唯有继续奋斗，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红色卫士
2019年5月4日
新历史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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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那么，新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并不简单。说到新中国的诞生，我们有四个最基本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第一，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结果。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代表它们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可能推翻长期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也就不可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二，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就没有新中国。
第三，新中国的诞生，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地英勇献身，没有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的艰苦奋斗，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第四，新中国的诞生，与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提出了建立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并亲自制定我党我军在各个时期的战略方针和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役；他还系统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武装斗争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如果没有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新中国就不可能在1949年诞生，也许到现在大陆还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之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上四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大家特别是全党一直都是很清楚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却对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认识不清了。
例如，今年纪念建国70年，有的人却故意淡化甚至不提毛泽东主席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建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要请问这些人：如果没有毛主席，现在有没有新中国还是一个未知数，最起码新中国不会有70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纪念建国70周年又从何而来呢？
又如，有人拍电影来给建国70周年献礼，可电影却歌颂的是被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打败的国民党军，这就好比新中国过生日祝寿，你却去给旧中国送花圈，这究竟安的什么心，难道还不清楚吗？
再如，近年来，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新中国成立之初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却被描写成被流氓无赖欺压的好人，公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鸣冤叫屈。这些文艺作品的作者究竟是属于新中国的人民还是新中国的敌人，也许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还有一位“老革命”——李锐老先生，在前几年曾经公开说：“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近）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 这位李老先生，他也是越老越糊涂了，难道他忘了：新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建立起来的呀。
从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70年了，可是这些年来，在我们党内外，确实有不少人，对于“新中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很不清楚的。
我觉得，其中有的人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由于缺乏学习，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在头脑里存在着模糊的认识。
有的人，则是被当年中国革命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虽然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了，但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却始终忘不了当年之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
也有的人，比如上面提到那位李老先生，则是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洗了脑子，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新中国的成立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还有的人，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于“新中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故意装糊涂。
我觉得，今年我们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要做，这就是要对全党全国全军进行一次启蒙教育，使大家真正了解“新中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42年晋察冀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排左四为杨沫
邓颖超写给杨沫的信
邓颖超写给杨沫的信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激起了巨大反响。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一个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定格在人们心中，启示着年轻读者：一个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与时代相连接，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青春之歌》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深深印刻在中国青年的记忆中，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有《青春之歌》的旋律在回响。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六年。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后来接触左翼进步青年及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1951年8月，杨沫明确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长来建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观念，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自由，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为参加抗战，杨沫先后把还在吃奶的女儿、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笼，走出了狭窄的家庭，投身到一个伟大的集体中来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险甚至死亡，也许我将永不能见到我的女儿，比起一个革命青年对于革命事业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而作品中，林道静所遇到的各个人物，她最初的恋人余永泽、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卢嘉川、她最终的革命伴侣江华、温柔而坚定的女共产党人林红等，都有着杨沫人生各个阶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烈士们的奉献精神支撑杨沫战胜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为了他们，我愿用泪水做墨水，在白纸上滴滴地印上他们鲜红的血渍……”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说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外部社会因素、纸张严重紧缺等原因，小说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机拿回小说的出版权。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年学生是《青春之歌》主要的读者群。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曾排队轮流看小说，大家都很急切，有个同学生病住院，“我们把看书的优先权给了他，这被认为是最好的关怀和很大的幸运”。有些同学好不容易拿到小说，“晚饭也不吃饱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参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青春之歌》在许多工厂也很流行。北京市电子管厂一号车间二工段乙班的30位青年，竟然有27人看过《青春之歌》。《青春之歌》还抵达了边疆之地的矿山。远在祖国南岭山脉腹地的矿业工人刘铁山，在气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一天后，晚上在勉强能看清字迹的灯光下，阅读远方的朋友捎来的《青春之歌》，并积极向同伴推荐。何其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初读《青春之歌》时，对它吸引读者的程度“是估计不足的”，“觉得它未必能够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以外的广大的读者”。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如工人，但他们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群体。1963年底，在《文艺报》《四川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组织的调查中，发现许多青年农民都阅读过《青春之歌》，或听过史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青春之歌》。还有不少说唱艺人在茶馆、书场、集镇、车站等场所，向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群众传播《青春之歌》。在稍后浙江、上海等地农村兴起的“讲小说活动”中，《青春之歌》也是重要的讲述对象。
知识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杨沫曾任河北省安国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冀中十分区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部长，1949年后又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对妇女解放问题有过深入思考。杨沫把女性解放问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合二为一，使林道静的成长更有说服力。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女性，与林道静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从寻求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们能够从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从而成为小说的忠实读者。《青春之歌》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解放问题的书写，引起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邓颖超的共鸣，邓颖超曾多次鼓励杨沫战胜疾病多写作品。习仲勋的爱人齐心、萧克的爱人骞先佛、邓拓的爱人丁一岚等，也长期关心杨沫的疾病与写作。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青春之歌》缘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杨沫把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追求入党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小说畅销的根本原因。何其芳认为作品受读者欢迎，首先在于其“火焰一般的革命热情”，巴人、马铁丁也认为革命的激情、鲜明的爱憎、热情的笔调、正义的力量等，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要以卢嘉川、林红、林道静为榜样改造自己，一些读者表示要从余永泽、徐宁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小说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书”。现在许多人认为《青春之歌》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感情戏，这显然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观念解读革命时期的文学，而忽视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尚：当时的文学阅读并非仅是一种消遣娱乐行为，更是一种寻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并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杨翼（蒋南翔）、刘导生等参加和领导过学生运动的人，也都认为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性，勾勒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这次修改主要围绕林道静的形象展开，而卢嘉川、林红在修改本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两个伟大的党员形象“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观察、体验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杨沫对他们倾注了所有的爱，“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邓颖超给杨沫写信：“《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都想饰演这个角色，崔嵬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湖北歌剧院不知名的小演员谢芳。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过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础。”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音乐家瞿希贤为《青春之歌》写音乐时，特意重温自己、也是林道静走过的历史，并在音乐中引入《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来表达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
在相关领导审看影片时，陈毅认为影片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刻我能对总理说什么呢？当影片放映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总理又对我说：‘小超身体不好，看电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这么长的影片一气看完了。’”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因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后，著文《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也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在朝鲜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欢迎。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1990年，《英华之歌》出版。这两部作品是《青春之歌》的延续，但影响力远不及《青春之歌》，“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仍是《青春之歌》。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在杨沫的追悼会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今天，“青春之歌”四个字，已经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语词，进入人们的常用词库之中。《青春之歌》启示着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勇于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不断开阔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幸福与力量，让青春发出绚烂的光彩。
（作者：武新军，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32471.html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2日 20:5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古田会议旧址
由陈力导演执导、王仁君、王志飞、刘智扬、胡兵、张一山主演，孙维民、李幼斌特别出演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正在热映。影片透过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以古田会议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革命领袖带领红四军面对重重磨难，坚守信仰，坚持不懈探索革命真理与出路的非凡历程。影片获央视新闻报道，自上映以来，更是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手法备受关注，备受赞誉。
央视新闻报道 电影让年轻人走进古田会议历史
此前，央视新闻曾报道《古田军号》，部分精彩镜头崭露头角。陈力导演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红四军花了九个月才召开了古田会议，我们想探究在这九个月里究竟都发生了什么。电影里所有表现的细节都是真实的。”通过呈现这部影片，她希望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走进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了解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真正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与担当。
此外，为了让年轻观众更好的理解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片方特意结合电影片花制作了古田会议科普特辑。该特辑以“古田会议：年轻人不应忘记的里程碑”为题，系统介绍了召开古田会议的原因、九月来信、3万字决议案等现代青年人并不熟悉的历史，对古田会议精神深入浅出地进行科普说明，穿插阐释导演拍摄影片的理念与初衷，为《古田军号》响起前奏。
美好生活血汗铸就 思想高度艺术成就广受称赞
《古田军号》追溯了90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又通过新颖而诚恳的表达，跨越时空，与现代观众建立情感联系，呼吁当代人珍惜革命先烈以血汗铸就、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影片上映以来，因其在创作立意、手法与风格上的巨大突破，以及对古田会议深刻而独到的主题探讨而广受业内称赞。有评价认为，《古田军号》承继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内核与创作范式，同时又探索出独特而细腻的艺术特质与表达方式，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和艺术表达方面，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创新与突出个性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有专业人士称，影片创造性地以小人物视角讲述大人物事迹，通过生活化的笔触，利用娴熟的电影语言，鲜活还原了历史，在包含深刻社会、人文内涵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具有“通俗化”“接地气”的质朴质感。在业界的一致好评之外，不少观众在观看电影后也表示：“原来红色主旋律电影能拍得这么有意思，让人觉得意犹未尽。”更有众多“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观众深受影片感染，纷纷表示：“这部影片也太对年轻人胃口了，这不就是当代青年友情图鉴吗？伟人之间的相处从没让人感到这么真实又细腻。”“真想不到，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竟然有笑有泪，音乐与特效也很震撼人心。想要安利朋友，再来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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