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最近也听说了一个数据: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离结比”排名中,东三省占了前四名。
根据2018年4季度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整理(图源:每日经济新闻)
这是什么概念?举个例子,黑龙江省63%的离结比意味着:100对夫妻在黑龙江注册结婚的同时,就有63对夫妻在注册离婚。
马克思在1842年的《论离婚法草案》中指出:
“在自然界,当任何存在物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离婚仅仅是对下面这一事实的确定:某一婚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死亡这一事实的确定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离婚虽是发生在小俩口间的事,但它远非仅仅是个人的感情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缩影。
这些天,很多朋友提醒我说,“东北三省的离婚率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名前四,特别是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离婚率,都超过了6成之多”。言下之意,东北人民都在忙着离婚,婚姻生活很不幸福。
这一组数据着实惊到了我。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已经这么高了吗?
再仔细查询一番,才发现原来这里面搞错了一组概念。6成离婚的数据所对应的,并不是“离婚率”,而是“离结比”。
首先让我们来区分一下两个概念:“离结比”与“离婚率”。
“离婚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或按所给的年份,每一千人中离婚的数字(粗离婚率)。分母是总人口,分子是离婚次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中国离婚率为3.2‰,即每1000人中有3.2对夫妻登记离婚。
“离结比”则是指某地区某段时间内离婚登记人数占结婚登记人数比重,比如2018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结婚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1万对,离结比为38%,这意味着平均每100对夫妻结婚,就有38对夫妻离婚。
相比于离婚率,离结比这一指标因为只考虑离婚数和结婚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口总数是多少,因此“离结比”的变化更能给普通大众对我国婚姻的变迁带来更加直观的理解。
《都挺好》
搞清楚了这一组概念,我们再来看看东北三省的情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东北三省的高离结比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
这之前也有很多文章分析过这一原因。譬如有从房价入手的:在高昂的房价之下,大家纷纷通过假离婚、真买房的方式,解决这一生活难题;
也有从东北历史文化入手的:从“闯关东”开始,东三省一直深受移民文化的影响,所以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观念也因此较少的受到我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的影响。
图源:截自李雨潼发表于《人口学刊》的相关文章
不过,以上两个原因,都不足以充分解释东北的特殊性。如果说是因为房价,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房价和通过假离婚购买二套房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果说是移民文化和开放,深圳更应该具有代表性。
那么,东北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早在这一组高离结比数据引起大家关注之前,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东北的经济衰落和转型受阻。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之下,更多的年轻人纷纷逃离东北,从前的“振兴东北”越来越成为一个口号式的标语,而很难真正让东北地区恢复计划经济时期的荣光和活力。
我们首先要承认,经济状况对人们的婚姻选择有重要影响。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5~1997年全国范围内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变化不大,但从1998年开始,人数就开始暴跌,到2002年,这一数据已经从1995年的10955万人下降到6924万人——6年间,国有单位职工数减少将近4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下岗潮。
电影《钢的琴》的社会背景,即是东北的下岗潮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大幅下降之势,从1995年的3076万人变为2002年的1071万人,减少2000万。下岗人员增多,城镇登记失业率攀升,从1995年的2.9%攀升至2002年4.0%。
而作为老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经历了国有企业下岗后,也许并不需要出走外地去打工,因为他们的家乡本身就占据地理优势,也享受到许多的政策扶持优惠,大多数人能够在家乡附近实现新的就业。而东北以及许多的内陆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下岗,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许多东北家庭生活因此变得异常拮据。
前几年有新闻报道,一些下岗职工家庭,丈夫载着妻子去洗浴场所进行皮肉交易,以赚取家用。
电影《下海》,记录了东北90年代下岗潮中,女主为了谋生到巴黎“站街”的故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曾在黑龙江省下岬村做过田野调查。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下岬村曾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生产大队,到了21世纪,却成为了一个人口流出的行政村——该村近70%的劳动力每年至少有四个月在城里务工。
其中的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80年代出生的人们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集体化经济解体的时候,他们还太年幼或者还没有出生,未能分得土地。
而失去了土地和工作,便意味着失去了留在东北的理由。于是,大批的年轻人开始走出东北,向南出发,开始了外出务工的生活。
流动人口的增多,给婚姻家庭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
许多人婚后不久就外出打工,感情基础不牢固,夫妻分离,缺乏信息以及思想情感的沟通,极易导致离婚。
而对那些留守东北的夫妻来说,贫贱夫妻百事衰,经济的缺乏带来各种家庭矛盾,夫妻双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离婚率升高也必然变成潜在的结果。
电影《山河故人》
下岬村只是东三省的一个缩影。人口的流动率和离婚率有很强的相关性,夫妻双方流动率越高,离婚的比例随之增高。而东北地区的高流动率,又是经济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
老重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衰退,而经济的衰退又导致人口自然往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和倾斜,而这种流动又必然意味着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就会出现家庭中的一位成员流动出省(一般多以男性为主),而另一位留在省内,从而形成长期两地分居的局面。
《钢的琴》
最近,我在调研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东部沿海某一大型民营汽车制造企业,专门在每年的春天跑去长春的一汽,在工厂对面的酒店包下一层楼,进行人员招聘和面试。招聘的条件只有一个,被应聘者必须拿着当月的工资条前来面试。这一家民企会根据工资条上的职称技术信息,大致判断出这一位应聘者的技术水平,然后再以工资条上三倍的薪资,将他们挖向这家东部沿海的企业。
因此,在这家位于东部城市的总部里,充满着大量说着东北话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里就可见一斑,因为经济不景气、社会流动上升渠道受阻,导致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率是多么严重。而这一现象,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非期然的结果:东三省的离婚率,要高于全国水平。(注:非期然结)
离结比升高,直接原因是离婚的成本降低。这里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感情成本。
就经济成本而言,东北三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一直名列前茅,紧随北上广,多年位居全国前十。
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家庭不稳定的因素随之增加。美国学者K. D. Breault和Augustine Kposowa发表在《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上的一项针对1980年美国3111个郡县的调查发现,美国城镇化水平对离婚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percentage of urbanity)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离婚率就会上升0.41个百分点。
过去,婚姻制度曾是经济安全和生活稳定的一种保障,如今,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无论男女都拥有了经济独立自主的资本,婚姻的这一传统角色日渐式微。
而从情感成本来说,出生率的逐年降低,使得人们在离婚时更少的受到子女问题牵绊。过去2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一直偏低,长期位居全国倒数,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一度在201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这表明,相比于全国,东北地区更少的夫妻在离婚时受到子女抚养问题的阻碍,离婚时经济成本的降低使得人们在离婚时更加的果决。
2017年中国各省常住人口增量排行情况,东三省均出现人口负增长(图源:智研咨询网)
此外,据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显示,我国的户均规模由1982年的4.41人/户下降到2014年的2.97人/户,这其中,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比例越来越少,三口之家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结果是,传统的家族对婚姻的约束也相应越来越小,离婚的感情成本也就随之降低。
《都挺好》
换句话说,来自“上有老下有小”的束缚少了,选择的余地就多了。
4. 离结比高升的背后,是更“敢”离婚的女性
与此同时,离结比的增高也是女性地位提升的结果。过去,许多女性即使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也不敢提出离婚。正如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所指出的: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女性如果缺乏经济能力,即使挣脱了父权和夫权,依旧无法在社会立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女性外出打工,获得报酬后实现了经济独立,且女性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在逐年升高,此时如果不满足婚姻现状就容易提出离婚。
过去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男女性别比已经接近1:1,非常接近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数据。
前文提到的该地区持续下降的出生率使得独生子女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实际上也间接促进了男女平等。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人们对于子女的支持,无论男女,都是不遗余力的。
对婚姻状态不满的女性会让家人帮着离婚,离了婚的女性也会得到娘家人的支持和帮助。这都使得东北地区的女性在面对不幸的婚姻时,可以更勇敢地说不。
《都挺好》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倘若撇去上述的特性,东北地区的婚恋状况也极有可能是我国整体婚恋观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向。
近年来,我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而离婚率却普遍升高,对婚姻不满意的人也更积极主动的选择离婚。一方面,迅猛的市场化发展也让国人的婚恋观念呈现一种市场化的个人主义倾向。
《我的前半生》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预言,人类的家庭形式将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对于婚姻意识也有了更多新的理解和态度,传统的婚姻观念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近些年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们独立和自主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网络为信息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个人主义、进步主义、女权意识、同性婚姻等思潮也给大众带来了更多对于婚姻本质的思考和质疑。
也许,我们很快就将迎来一个新的婚恋时代。
文字经编辑整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作者: 严飞
2019年04月13日 12:21:55
来源:红星新闻
2019年2月26日凌晨3点30分,冯先生在西安工作的女儿从17楼跳下,时年21岁。
女孩在走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几句话,“我应该是如此洒脱之人,我对不起所有人,爸妈,对不起,我是自愿的,不怪任何人,我希望我永远都是善良的,包括我的灵魂。”
这让冯先生一家心如刀割。
冯先生的女儿从三岁开始学习舞蹈,十几岁的时候便独自一人从山西到了西安,大学毕业后做演出工作,一向善良开朗的女儿为什么突然选择自杀,让冯先生夫妇百思不得其解。
恶梦从三年前已开始
开始借几千,三年后还有17万未还
回山西老家后,冯先生整理女儿的遗物时发现了重大秘密。
冯先生:“整理东西时,发现她手写的账单,每个月几号需要还多少钱,很清楚。”
再从手机上一查看,他彻底震惊了。原来,女儿从2015年11月开始借了网贷,一直拆东墙补西墙,一个人还了三年多,直到现在还欠网贷平台十七万。
女儿一开始只借了几千块钱,三年来已经还了八万仍没还清。想起自己女儿这三年独自还钱的过程,冯先生的心都要碎了。
冯先生:“想想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就是十几万嘛,但是对孩子来说她已经承压了两三年了。”
女儿过世后十几天,网贷平台的各种催债电话来了,冯先生加了催债人员的微信后,对方开始对冯先生进行言语辱骂 ,而自己已经过世的女儿也未能幸免。
冯先生:“ 我仅仅是问他们要一下凭据,他就这么恶毒的骂,没有一点道德底线了。”
目前,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东仪路派出所已经受理此案,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网贷引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但不少学生对其风险仍缺乏认知……
高中生为创业借“套路贷”
到手3000元赔上百万房产
3月28日上午,广东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依法对钟浩波等18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罪等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钟浩波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
该组织“套路贷”多名高中生、大学生,与其签订高额借贷合同。被害学生因无力归还借款,在极度恐惧中或被迫辍学,或离家出走。
其中,因创业需要资金的在读高中生被害人刘某向浩大公司申请借款6万元,并签订6万元的借款合同。但该公司仅提供3000元的借款,口头约定月息600元,谎称会撕毁上述6万元借款合同。
此后,钟浩波等人按6万元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利息向刘某追债,并以要上门催收、淋红油等方式相威胁。
为归还债务,刘某被迫多次签订新的借据以覆盖旧的借款及利息。最后,钟浩波等人将上述新旧借据及利息累计后,称刘某欠款金额合计为39万元,迫使刘某提供商品房抵债。后刘某父亲被迫以124.8万元将该房买回。
2016年,钟浩波多次诱使在读大学生欧某参与网络赌博,致使其欠下赌债共360万余元,欧某被迫三次签下分别为70万元、200万元、90万元的借款合同用于归还赌债。
因欧某无法还债,钟浩波等人非法拘禁欧某,并向欧某父亲索要债务。欧某父亲陆续向钟浩波等人归还了370万元。
另查明,钟浩波等人通过“太阳城”“长江网”等赌博网站共接受投注额760万余元,盈利51万余元。为迫使被害人归还欠款,该组织还实施了多宗非法拘禁犯罪,并通过在被害人住处、经营场所淋红油方式迫使被害人归还欠款。
回租贷、培训贷、刷单贷……
这些网贷在校园穿着“新马甲”
你能分辨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远离不良校园贷,做到这四点!↓
来源 :都市现场、陕西都市青春频道、@人民日报、新华社、法制日报、广州日报(记者 方晴)
2019年04月16日 17:20:51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一条
近些年,一组记录70后80后童年场景的摄影作品红遍全网,快来找找有没有你的童年: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偷偷睁眼睛;
夏日的午后大口地喝冰凉的橘子汽水;
脸上涂上鲜艳的胭脂参加儿童节表演;
扮成小动物玩游戏;
放学后,趴在家门口的椅子上写作业;
骑小三轮车去离家不远的小公园;
拿着玩具枪打仗,身边是熟悉的熊猫垃圾桶;
用蘸满墨汁的毛笔勾出一只奔腾的小马;
教室的墙上,张贴着“我们都爱小红花”;
春天到,一起挤进小卡车的后车厢出去郊游;
这些没有比划剪刀手的质朴生活场景,唤起了70后、80后对纯真年代的记忆。可大家都不知道谁是摄影师。
摄影师秋山亮二
2019年1月,一条摄制组在东京采访到了这位拍摄了中国小朋友的摄影师秋山亮二。与东松照明、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一代日本摄影师一样,秋山亮二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崛起于战后五六十年代。
1974年,他们的作品曾一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新日本摄影”展览中展出。1982年前后,秋山亮二接到了“拍摄中国小朋友”的项目。于是前后五次来到中国,拍下了近8000张彩色照片,整理出版成《你好小朋友》摄影集。
秋山说:“看到孩子就看到希望!”
摄影师秋山亮二,今年77岁了。他与太太、女儿住在东京市郊的一栋和风小别墅里。
父亲秋山青瓷是个职业摄影师,从小家中就有许多照相机,受父亲的影响,秋山亮二从学生时代也开始自己拍照。
秋山亮二的作品在197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图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官网)
大学毕业后秋山进入美联社做摄影记者,一年后跳槽去《朝日新闻》,工作两年后却渐渐感觉自己不适合在机构里工作,更想拍摄自己想拍的内容,在23、24岁辞了职,自由摄影师的职业,一做超过了半个世纪。
1982年,一家当时在日本卖摄影器材的大公司想在中国开拓业务,找到秋山去中国拍摄一组中国小朋友的照片,想制作成年历做宣传。
1983年版《你好小朋友》封面
说到拍照对象是小朋友,40岁的秋山很乐意,家中正好有念小学的一双儿女,“不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背负着未来的就是小朋友们啊!”
为了拍摄中国小朋友,秋山前前后后去五次中国,每次两到三周的时间,不仅走遍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主要大城市,南边还到了海南岛,北边去了内蒙古、新疆,在80年代初的条件下,进行了一场相当奢侈的旅行。
照片越拍越多,便做成了摄影集,取名就叫《你好小朋友》,还送去中国的各个少年宫。
秋山对人物、对城市的捕捉正是“街头纪实”风格。这种平面摄影风格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日本摄影界占据着强势的地位。
练习民族乐器
少年宫的图书馆
爱学习的中国小朋友
拍摄中国小朋友前,秋山拍了一组东京小朋友们的黑白照片。
东京的小朋友们过着很忙碌的生活,每天上完学还要去补习班,回到家中还要写作业,看上去比大人们还没精神。这组照片,秋山取名叫做“不愉快的小朋友”。
到了中国,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光景,中国的小朋友们,都各自拼命努力地在学习。
在空中练杂技的上海杂技团少女
上舞蹈课
在学校里,秋山见到了好多热情的小朋友。
在专门教授芭蕾舞、杂技的学校,拍下了小朋友练功时丝毫不懈怠的模样。
借书摊
另一件让秋山惊奇的东西是借书摊,马路边上支起的小摊铺上琳琅满目摆着杂志、小画册,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借着看。
不止是大人,许多小朋友都会去借书,就在路边看起来。
“中国果然是一个文字的国家啊,小朋友们都爱读书,真拼呀!”
在少年宫集合的小朋友
村里的少女
大城市和小乡村里的小朋友
秋山的整个拍摄得到了一位名叫齐藤的日本先生的照顾,齐藤的身份也有很有意思,在国共内战的时候,齐藤还参加过解放军,当时的战友们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各地的领导干部。
为日本小朋友写书法的小学生
齐藤先生通过这些关系联络到了中国摄影协会的各地分部,哈尔滨分部,上海分部等等,方方面面便带秋山安排好了。周到的安排却也有让秋山深感困扰的地方:
“摄影协会收到了通知说从日本来的秋山先生要来拍照,常常为我准备好小朋友。
小朋友的父母们会特地给他们穿上好看的衣服,还会给化化妆、涂涂口红什么的。”
“虽然这待遇让我很开心,但就自身而言,还是想拍小朋友们没有太多修饰,自然的样子。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我会偷偷把他们的口红给抹掉(笑)。”
走遍了上海、北京、大连、广州、苏州、昆明等等大城市:“果然城市的孩子是经过洗礼的,我背了大大小小许多相机,很多小朋友,直接从我面前走过,一点都不好奇。”
去海里游泳的小朋友
整个行程最为难得的是在30多年前,秋山去到了许多外国人不怎么有机会能去到的地方:
去到了海南岛,端着椰子、穿着泳衣、开怀大笑的小朋友,有一种夏威夷一样的热情。
市区内的伏佛山山顶
玩耍的内蒙古小朋友
在内蒙古,秋山拍下了下雪的样子。虽然之前的路途中,中国司机走雪地不用防滑链,让他心惊胆战了一路。
到了乡下的许多小地方,在那个拍照不普及的年代,背着两三台相机的秋山便会显得特别扎眼,
“周围经常聚集起来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会好奇这个叔叔在做什么, 我大概就像外星人一样的存在吧! ”
儿童节前夕正在彩排的小学生
作为一个不会中文、没有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问起秋山先生是怎样捕捉那个时代的细节,那些小朋友的动作神情?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会笑着和他们搭话,教他们日本小朋友的游戏,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然后在小朋友们没注意到的时候很快地把照片拍好。”
来看婚礼的小朋友
“拍照的时候,被拍摄的对象对你产生了讨厌的感觉就拍不成照片了。” 秋山说自己从不拍被拍者不乐见的照片,
“要传达出自己并没有在做什么坏事的信息。事实上也没在做坏事啊,一直抱着想要拍你好看的样子的心情在拍照的。”
“我总是在寻找对方向往的状态,看起来很幸福、很美好的瞬间。按下快门时,我和对方是融为一体的。“
“诱拐”小朋友
聊起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秋山指着摄影集的封面,开玩笑说:“就这次拍摄呀,我差点要被警察抓起来了!”
“在新疆吐鲁番,水果很好吃的地方拍的。当时在市场的摊位上拍西瓜,旁边有很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比起市场的环境,便想去好看的大自然里拍照,于是拜托同行的翻译叫来了小朋友们,一起坐上小巴去了个景致很好的地方。”
“照片拍了大约不到1个小时,回到了市场上,然后就不好了,小朋友们的父母们都聚集过来了,说我诱拐了他们的小孩。”
“赶紧向大家道歉,通过翻译和大家说明是去拍照的,当时也用拍立得拍了照,把照片给了小朋友们,大家也都很快理解了。“
“真的是做了很大胆的事情啊!只有这些照片是这样特意去找了场地拍摄的,真是一组好照片呀!“
吃辣面条的小朋友
体验最市民、最鲜活的中国生活
秋山翻着影集,看到一张面容表情有些“狰狞“的小朋友:
“时隔许久我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发现这张露出“面条好辣呀”的表情,之后后面还拍了十几张照,但看起来面条就没有这么辣。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吃了这个面,真的超级辣。所以在照片旁就写下了这样的说明文。”
太极拳
洗头发的女孩子
聊起对中国的印象,秋山的感受很朴素很琐碎,却又充满了喜气:
中国的菜很好吃;在有些小地方遇到饭馆的杯子不干净,翻译会卖力地给他擦;坐飞机机舱里有苍蝇,空姐会锲而不舍地追着打;抵达北京之后的啤酒都是用壶装的,喝起来格外爽。
故宫博物馆前的父子俩
拍摄了北京的这个小朋友和他爸爸之后,秋山还自己去买了一样的军装大衣,结果发现,淋了雨之后,衣服重得穿不起来。
他用着真实、温情又顽皮的感官感受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一个市井的、鲜活的中国。
拍摄下中国小朋友的禄来相机
照片的质量和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秋山在那个时候拍照使用的照相机是禄来相机(Rolleiflex)。对比现在可以拍几千张的数码照相机,那时候的一卷胶卷只能拍12张照片,一下子就拍完了,需要更换胶卷。
“我来一次中国要带200卷以上的胶卷。在20kg的行李箱里塞得满满的,来一次就会用完一整箱,拍摄的一路都要拖着行李箱。”
谈到拍摄中国小朋友的照片数量,秋山记不清了具体数量,估摸着拍摄了有600到700版照片。所以乘12张,达到了8000张左右。
“但拍出好的照片和拍了多少张是没关系的呢。”
“现在的数码相机会带来过度拍摄,随意按快门会导致前期的观察不到位。我很抵触这种即兴的大量拍摄,照相拍的是瞬间,为捕捉那一瞬间前期要做很多努力。”
秋山亮二与女儿在东京的家中
至今秋山仍在使用禄来相机拍摄,从不会用手机拍照片。他也不用社交软件,不用手机邮件。
采访结束与秋山分别时,他送给我们另两本自己的摄影集, 继续与我们开着玩笑:“你们这次来会坐新干线(高速火车)吧,上了车随便看看,下车前可以丢出窗外了!”
就是这样明亮的、幽默的、充满人情的秋山亮二,记录下那个纯真年代里中国小朋友的真实、温情。
图片提供:青艸堂
Photos©Ryoji Akiyama
中国穷人的孩子, 正在被手机废掉。手机毁掉的不仅是他们的视力,或许也是他们阶层上升的通道。
农村孩子沉溺机的背后,是早已存在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去年年底,中青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人们对于技术改变命运的热议,但它没有提到的是,同一块屏幕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
《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关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争论这些年在网上时有发生,但加上“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或许能
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沉溺于手机娱乐。图/中国之声
“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一块屏幕可能会让农村孩子突破阶层,但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
“留守儿童趁父母回家过年,偷偷拿手机玩游戏充值,最多的充了20多万元。”
在反网瘾社会组织当义工的廖秋斌对媒体说,中国留守儿童的“手机病”已经非常严重。在他们的组建的受害者互助群里,孩子拿家长手机玩游戏,花掉几万块钱的案例,不在少数。
据新华社报道,湖南郴州一间农村初中的班主任吴耀娟说,他们学校80%都是留守儿童,“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有孩子沉迷手机后,成绩从第一学期的80多分,滑到40多分,后来再也没有及格过。
农村孩子沉溺机的背后,是早已存在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去年年底,中青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人们对于技术改变命运的热议,但它没有提到的是,同一块屏幕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
《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关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争论这些年在网上时有发生,但加上“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或许能更刺激我们的神经。
农村留守儿童,网瘾的首要受害者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农村青少年网民数量约为7921万。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连接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农村青少年通过这块小小的屏幕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纷呈,同时也使得他们身陷网络游戏成瘾的重灾区。
其中,近700万自制力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了网瘾的首要受害者。
上世纪90年代那场人口大迁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近些年来国内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乡村日益空心化,农村孩子的家长们大多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由祖父母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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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乡村体育场地面积存在巨大的差距。/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
为了给孩子“解闷”,方便与孩子联系,父母们大多会给孩子买一台智能手机。
与此同时,正处于“躁动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觉醒,探索世界的欲望骤增。中国的孩子向来对于自己的支配权就十分有限,求知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情绪的发泄没有出口,就会转而从线上社交、短视频直播和网络游戏中寻找寄托和满足。
从前,乡村孩子的童年,是逮鱼抓虾掏鸟窝,弹珠跳绳捉迷藏,后来,电视的普及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这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上山下乡”,孩子们慢慢的也不看电视了,毕竟那块屏幕里什么都有,而且还能见识到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世界。
电影《米花之味》中,在城市打工的妈妈返回农村的家,却发现女儿犯上了所有留守儿童都容易犯上的问题:爱撒谎,在学校调皮捣蛋,和老师唱反调,回家偷手机玩,口无遮拦得开玩笑,还偷了寺庙给新人的钱,带着朋友通宵上网。
或许是因为愧疚于长时间不在女儿身边,或许是因为离开女儿太久一时不知如何管教,刚回来的妈妈在看到女儿的陋习后,没有直接训斥女儿,而在不断发现女儿的坏习惯后,她的忍耐也慢慢到了极限……
影片有一个片段十分令人印象深刻,晚上在庄严的寺庙外,女儿和玩伴们聚在一起蹭无线玩手机,妈妈见到之后没有直接管教,而是走去拉了电闸,对女儿说了句“佛祖要睡觉了”。
“书,没用呀”,此语出自北京市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纪录片《我是打工子弟》
换句话说,家里越穷,越觉得读书无用。(那些年薪百万的农村家庭,我们就别为他们操这份心啦。)
贫穷限制了家长的想象力,也早早地给孩子的命运进行了无情的宣判。
家长的想法最直接地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既然读书无用,那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完成课业,甚至会无故扰乱课堂纪律。
为了避免意外伤害,现在的中小学很少组织大型的学生出游活动,手机游戏巧妙地填补上了课余时间的空档,孩子们可以在游戏的世界里“称王称霸”,以此缓解农村生活的无聊和对父母的思念。
孩子沉溺手机,家长也应该反思
米尔斯曾说“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而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早在新世纪初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
社会的洪流滚滚袭来,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个断裂的时代,作家梁鸿在《断裂时代的“痛”与“爱”》中,说到断裂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了上个世纪打工潮时代的“遗留病症”,孤僻乖张、敏感孤单、焦虑迷茫……媒体不断塑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留守儿童形象,如今,沉溺于手机游戏也成了他们的原生之罪。
一对父母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艰苦的农村生活,选择离开他们到外地打工,两个孩子便成为了留守儿童。/ 电影《归途列车》
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孩子放纵自我、沉迷游戏,有部分家长会选择通过手机、微信等通讯工具实时和孩子及其老师沟通,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成长。
亲子互动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不足,与学校老师缺乏沟通,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也会相应的偏弱,“家庭—学校”的断裂接连而来。
调查显示,当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管教严格时,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比平时更加认真,学校的老师也会相应的选择和家长相似的态度对待这名学生;一旦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力度下降,留守儿童就易产生学习效率低下、学习目的不清甚至厌学的状况。
当家长不能完成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基本监管时,学校教育理应弥补上这个缺失,可实际上,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人力与物力资源缺乏,一个班主任通常要管几十个学生,没有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
留守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归属感,因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为地弱化,当他们自然而然把这种归属感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时,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极易让其产生挫败感和迷茫情绪。
纪录片《小彪与狗》中,正在玩手机的贵州初二学生小彪。
孩子沉溺手机和游戏,主要是教育、家庭、环境影响等问题。
相比起富人,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
一方面,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在于其自身如何在“断裂的时代”辨析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灵成长,关系着我们一代人的“痛”与“爱”,没人能把自己剥离开。
毁掉穷人孩子”的锅,该由谁来背
“毁掉中国穷人家孩子”的这口锅,一听就十分黑且大,谁也不敢轻易地背上,乍听一下,手机游戏运营商似乎要负首要责任。
这些年来,家长和社会也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手机游戏上面,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设置“防沉迷系统”,由远程的家长监测孩子的上网打游戏情况,随时对孩子进行管教。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手机依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生活的负面作用。但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现代社会,一味地妖魔化网络游戏也是不可取的。
游戏工业在农村孩子手机上瘾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而不是电子产品或游戏本身的问题。
孩子沉溺手机和游戏,主要是教育、家庭、环境影响等问题。
相比起富人,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
一方面,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在于其自身如何在“断裂的时代”辨析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灵成长,关系着我们一代人的“痛”与“爱”,没人能把自己剥离开。
手机毁掉的不仅是他们的视力,或许也是他们阶层上升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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