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习近平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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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刊物，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时机中，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必要。”而毛泽东所提到的当前的时机，正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以及共产党党内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毛泽东写作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共产党人》发刊词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3]
注 释
〔1〕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6〕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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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韦内齐亚尔美国记者，编辑
4月14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5月4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在国会极力渲染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称中国“很可能利用核胁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5月5日，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一个网络防御组织；同时韩国和日本都被邀请参加在马德里的北约峰会，北约的“亚洲分部”呼之欲出。
他们是一群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看来，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出个价。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柳玉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进行了3个多月，俄官方一直没有对外公开究竟由谁指挥这次军事行动，但外界普遍认为应该由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以及据称最近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负责。这3名将领都有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而且深得总统普京信任。尽管目前战事胶着，但俄罗斯人相信军方将完成所有任务。
普京最信任的“俄军掌门”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无疑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指挥者。其实，绍伊古并没有在军队中正式服过役，但却从一名预备役尉官一跃成将军，而且近十年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领导了俄军的新军事变革，被认为是普京总统最信任的“俄军掌门”。
2012年11月，时任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因卷入腐败案被解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总统普京选择了刚从紧急情况部部长转任莫斯科州州长没几个月的绍伊古担任国防部长。1955年出生的绍伊古是一位从来没有带过兵的将军，当时人们都怀疑这个年轻时一直从事建筑工作的经济学博士，能否胜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实际上，在此之前绍伊古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和实干精神。1991年春，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多数官员都已无心干事，绍伊古却参与创建俄罗斯救援队，并积极承担各种救援工作。1994年时任总统叶利钦成立紧急情况部，任命在民防和救援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的绍伊古担任部长，同时授予他少将军衔，3年后他晋升为上将。
担任国防部长后，绍伊古一方面着手清除军队长期存在的腐败现象，一方面对军队进行全方位的军事变革。在俄罗斯经济衰退、军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绍伊古把原来臃肿的苏军体制变革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合成营作战机制，并大力增加作战训练强度，频繁对军队战备状况进行突击检查。在绍伊古的坚持下，俄军着重装备效费比较高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匕首”“锆石”“先锋”等各种新型导弹陆续装备军队。这些导弹也成为这次俄乌冲突中俄军的最大法宝。
多年来勤奋高效的工作，使绍伊古赢得了普京的高度信任。他多次陪同普京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度假。公开陪同普京度假的，除了曾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外，可能只有绍伊古有这个殊荣了。绍伊古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妻子伊琳娜是一家商务旅游公司的总裁，有一儿一女。在对外方面，绍伊古一贯强硬。2018年，时任德国防长曾在北约峰会上呼吁对俄强硬。绍伊古公开回击说：“德国对俄强硬前应回顾一下历史，如果没有学过历史，应该回家问问自己的祖父。”
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国内对于俄军在乌攻势缓慢有一些争论。绍伊古24日表示，俄罗斯军队有意在乌克兰放缓攻势，是为了方便平民撤离。俄媒有分析认为，普京的战略意图是在消灭乌军事能力和纳粹势力的同时，最大争取乌东亲俄民众的人心，而绍伊古也最能理解和执行普京的战略意图。
科索沃战争中，他令世界震惊
近日，西方媒体称，俄特别军事行动前线总指挥已经由俄国防部副部长尤努斯-贝克·叶夫库罗夫上将接替德尔尼科夫将军。这一消息并没有得到俄官方的证实。不过，叶夫库罗夫在俄国内确实被认为是一位“猛将”。
叶夫库罗夫1963年出生于奥塞梯，是有着尚武传统的印古什族人。他中学毕业后参军，在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服役，随后在梁赞空降兵指挥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俄总参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在空降部队中担任过各级职务。
1998年，叶夫库罗夫被派遣赴前南斯拉夫执行维和任务。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世界都震惊的举动。当年6月11日，叶夫库罗夫下令手下200名空降兵，乘坐数十辆军用卡车和装甲车，急行军奔袭数百公里，抢在北约维和部队之前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机场，将企图占领这一机场的英国第五空降突击旅5000名北约维和部队挡在机场之外。此举也使北约最终接受了俄开出的条件，使俄在前南的利益得到保障。叶夫库罗夫也因此一举成名。因这次行动，他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
2008年，由于印古什共和国局势动荡，时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叶夫库罗夫为印古什共和国总统。2009年6月，他遭路边炸弹袭击身负重伤。不过，他出院当天就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将坚持反恐和反腐败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印古什局势恢复平静，经济也得到发展。2019年他辞去了印古什共和国总统职务，重新回到军队，被普京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叶夫库罗夫与妻子共生育5个孩子。5月23日，印古什共和国领导人卡利马托夫表示，在顿巴斯的战斗中，俄第31近卫空降突击旅上尉亚当·哈姆霍夫不幸牺牲，这位上尉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的侄子。
从排长干起的总参谋长
与绍伊古不同，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俄军总参谋长的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大将是从最基层的排长干起，一路凭战功升任将军的职业军人。不久前，乌克兰和西方媒体曾炒作格拉西莫夫赴乌前沿指挥所视察时遭乌军炮击受重伤。但没两天他就出现在国防部会议上。俄电视镜头特意用了数分钟“展示”他安然无恙，谣言不攻自破。
格拉西莫夫1955年出生在喀山。他的从军之路是从最底层排长干起，先后担任俄军西北集群摩托化步兵师师长、莫斯科军区某集团军副司令、北高加索军区第58集团军司令。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格拉西莫夫被普京任命为西线主攻指挥官。格拉西莫夫改变了之前俄军以坦克大举压境的战术。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配合空降兵、特种兵奇袭、突击、围剿等战术，不断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他还充分利用俄军在制空权和高技术兵器上的绝对优势，出动轰炸机、强击机、武装直升机和战术导弹，对敌军的基地、雷达、电视台、首领住处、机场、武器弹药库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由于战术运用得当，俄军连战连胜。他带领部队率先攻克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这次战争胜利为他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他的这套混合战术被俄军称为“格拉西莫夫战术”。
2015年，俄军派兵进驻叙利亚境内，凭借同样的战术帮助叙利亚政府打败了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2016 年，格被总统普京授予最高荣誉“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一开始在乌多路开花战术受到挫折后，“格拉西莫夫战术”重新受到重视。
格拉西莫夫不苟言笑，也极少对外透露个人生活和家庭。3月初，乌克兰情报部门称，他的儿子维塔利·格拉西莫夫少将在哈尔科夫附近战死。但后来俄媒表示这完全是谣言，这位少将不是他的儿子，也没有战死。不过报道同时称，总参谋长确实有一个跟随父亲的脚步从军的儿子。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会后不久，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是，张闻天为什么如此评价遵义会议呢？这到底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真相呢？
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负总责。就在中央机关在上海栖栖遑遑，东躲西藏的时候，全国已形成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右江等革命根据地。无情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不二法门。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由于毛泽东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与苏俄城市中心的主张相悖异，因此，他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派往后方，担任苏维埃政府负责人。
张闻天
博古来到苏区后不久，就为难起毛泽东。当时，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被提上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张闻天在《斗争》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要求“把这一反对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其实，反“罗明路线”实际目的是打击支持毛泽东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响。
1933年9月，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来到瑞金。在党的会议上，博古正式介绍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到瑞金不久，就对毛泽东印象不佳，认为毛泽东只知道“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进中央苏区时，恰逢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就轻松顺利地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他完全不从根据地和红军的实际出发，摒弃长期以来红军战则必胜的游击战争的战术，盲目地以硬碰硬，短促出击，推行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也就是在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在此之前，他们就“共同抗日三条件”以及福建事变等，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矛盾并未公开。真正的公开冲突是广昌战役的发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3月以来，敌人重兵缓缓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李德全凭苏俄学来的一套，主张硬碰硬地与敌“决战”。张闻天虽然不懂军事，可他尊重活生生的事实。眼看红军节节败退，他坚决反对这种拼消耗的“决战”。
事情的发展果不其然，敌人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在炮火的掩护下，以强锐的攻势，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敌强我弱，红军以简陋的武器，怎能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4月28日，不仅没将敌人抵御于“国门之外”，反而不得不撤离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中央苏区已危如累卵。在5月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提出批评，指出他们一味地打消耗战，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非但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说张闻天和1905年反对俄国工人暴动的普列汉诺夫一样，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据理力争，论述普列汉诺夫和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他说，普列汉诺夫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今天批评你们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怎么我就成了普列汉诺夫了呢？张闻天越说越激动：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他还批评博古太依赖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
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类似国家主席），还是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类似总理）。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无具体事可做，几乎被闲置起来。
张闻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计。他说，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从莫斯科回国，张闻天怀揣的是莫斯科的经，自然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苏区后，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则是来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实体会。他分管政府工作时，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经验十分欣赏，并有意推广这些经验。当时，张闻天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首先在《斗争》分六期连载。他效法毛泽东召集区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基层苏维埃工作。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也在区苏维埃工作调查会的基础上，完成《区苏维埃怎样工作》。1934年4月，两本小册子合编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署名毛泽东、张闻天合著。书出版后，吴亮平对张闻天说，这本书很有用。张闻天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张闻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都要让毛泽东参加与指导。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迁至云石山和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也搬到云石山古寺，他们同居一间堂屋内，自然又多了接触交流的机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1943年，他在整风笔记中无保留地坦陈了自己的心迹，他说：“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记得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他们三人编在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三人中，只有张闻天算是健康的，可以骑马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一病一伤。他们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毛泽东不断地向他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们很快取得共识，张、王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广大指战员怀念井冈山岁月，追问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原因。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90年8月，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耿飚回忆，在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曾告诉他，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和张闻天已在酝酿改变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说：“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季节，在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也与王稼祥、张闻天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就应了李德所说，毛泽东在红军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的合影
毫无疑问，朱德影响了参加遵义会议的其他红军指挥员，在会上朱德一改平常宽厚慈祥的面目，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说道：“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还严厉地说：“如果不改变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认同朱德等军队领导人的意见，提议毛泽东“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有许多同志还要求毛泽东代替博古。只是毛泽东不愿意，理由是身体不好，有病，难以胜任。
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行进，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谈到遵义会议后，博古受到批评，恐怕很难再担任负总责的工作。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周恩来。毛泽东考虑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又是镀了金的莫斯科留学生。同时，共产国际对他熟悉和信任。所以，政治局选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1997年，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时说：“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
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
1935年3月4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来到遵义城的第四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距遵义会议不到二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由周恩来的“帮助者”终有了名正言顺的职务。3月10日1时，林彪、聂荣臻给军委发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而当时毛泽东正部署攻打中央军周浑元部的战斗。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吸取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教训，凡事都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通过举手表决同意林、聂的建议，惟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红军远离打鼓新场，滇军黔军会合方便，而川军还可侧击红军，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散会后，毛泽东左思右想，仍然觉得打鼓新场一仗于我军极为不利。当晚，他又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要他再认真地想一想，可否晚些时候发布命令。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发布命令，不攻打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由于采用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通过这件事，张闻天感觉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不能以开会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策，那样会贻误军机。次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晚年在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周恩来虽是“三人团”的头，但对毛泽东仍是一如既往的尊重，尤其是在“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大多以毛泽东的判断作为战略行动的依据。到了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渐渐地实行了角色的转换，成为毛泽东的辅助者。“三人团”中的王稼祥带伤行军，不大参与军事决策，况且，王稼祥也信服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事实上的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是中共建党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党内历史之长，军事基础之深厚，对中国国情之谙熟，都是其他领导人不具备或少具备的政治资源。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他是最为年长者，比张闻天长七岁，比周恩来长五岁，比王稼祥长十三岁，比博古长十四岁，他们像尊重兄长那样的尊敬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老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毛泽东才能对全局性工作，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施加自己的影响，而不用担心领导层中有人批评他越权。邓小平是这样回忆长征中的高层决策：“每天住下来，要等每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大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他名义上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
这就是张闻天所说遵义会议变换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道理之所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不像和平时期，党务就是军务，军事的胜利，军队的存亡，都那么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由于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他的正确的主张、决策，得以在全党、全军贯彻执行，中国革命才不致于在惊涛骇浪中迷失方向。
张闻天在与毛泽东共事时，一直以谦逊的态度，凡事都与毛泽东商量，从不以自己是党内一把手，而颐指气使，反而以“配角”自居。
有人说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听后一笑置之，“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他主动提出由毛泽东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通盘考虑后，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仍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张闻天仍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但会后，他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虽然仍挂总书记的头衔，但他的工作范围已经转移。他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这样，党的领袖也正式实行由名义到实际的过渡。张闻天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说：“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一贯制地这么做着。
这几天网友都在怒斥人教版小学数学教科书插图“媚外”、“涉黄”、毒害儿童的问题，相关设计人员的背景也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见本号昨天的文章《毒教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些不堪入目的插图笔者也不想再放了，很多网友自发地搬出老版教科书插图，要“洗洗眼睛”：
其实，问题又岂止出现在教科书插图上？！
例如，暧昧“性暗示”以及涉嫌抹黑中医的儿童绘本：
又如，教辅封面上“不经意”出现的鬼子飞机：
还有本号之前揭露过的语文新课标推荐的小学生必读书目，有的打着“动物”的旗号赤裸裸地向儿童描述露骨“性行为”，有的则是描写暧昧、畸形、变态的“父女情”：
还有网友发现，新版的《新华字典》，对“玩”字进行组词示例中特意将“玩女性”加了进来，第11版、12版均用到这个例词，而重要的是老版《新华字典》并没有：
随着网友自发开展的“大清查”活动的进行，相信越来越多触目惊心的问题会被发现；于是，某些“知识分子”又开始大呼“迫害”了、“文字狱”了，这一幕似曾相识，而且在以前还“屡试不爽”。
1995年，莫言的《丰乳肥臀》获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同时得到了10万元奖金，该奖的评委汪曾祺、刘震云、苏童等七人称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性力作”，各路报刊、杂志也是极力吹捧，正是这本小说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仅仅有魏巍同志主办的《中流》杂志勇敢地站了出来，一连七期发表了多篇对《丰乳肥臀》的严肃批判，指出小说编造污蔑革命史以及新中国历史的严重问题。尴尬的是，反过来受到文艺界围攻的却是《中流》杂志——被扣上了极左的帽子。《丰乳肥臀》不让出版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其中极其露骨、几近黄书的性描写，终经修订后于2003年正式出版，而《中流》杂志却真的“没了”，各路诋毁革命史的文艺作品粉墨登场，恶霸地主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的案一个个被翻过来成了“乡贤”、“大善人”，终致方方诋毁土地革命的小说《软埋》出版……
时间线再往前推，1978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上海的《文汇报》被破例以整版篇幅刊载、轰动文坛；其后诋毁新中国、污蔑毛泽东时代的“伤痕文学”便开始在大陆泛滥开来，一个比一个编的离谱，那时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吗？
整整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教育成长起来的，包括笔者这样80年代初出生的一辈。笔者以前的文章谈过自己因为这样的教育曾经深度误会毛主席，后来接触历史、接触工农才觉醒、“左转”的过程；而很多中青年是没有这样的幸运的。
于是，从以前的街头小报到后来的网络文学，充斥着各种造谣污蔑、恶毒谩骂人民领袖毛主席及其家人的内容；这些污蔑终于扩大到整个革命史、乃至很多革命英烈，董存瑞、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一个个“惨遭毒手”，这才导致一些人受到了法律制裁。问题是，那些污蔑、谩骂毛主席的乌龟王八蛋，至今有一个真正受到制裁了吗？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耐人琢磨。
要理解文学作品、出版物和教科书的嬗变关联，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就是作为老少皆宜的语文工具书的《辞海》修订。
第一版《辞海》于1936年出版，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很多坚持爱国立场的条目被清除，反而是加入了强烈的蒋家王朝烙印。1957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辞海》的原编纂者舒新城先生开始了对《辞海》更加全面、更加细致也更加严谨的全面修订，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内部发行。
1977年，担任《辞海》第二任主编的陈望道教授逝世；1978年，夏征农接替了主编，此后又开始了《辞海》的多次修订，主要基调就是“反左”，实质上则是去毛化、删除那些意识形态过强的话语以及“刺激美国人”的内容。
到1999版《辞海》，“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条被删的只剩下700余字；“毛泽东”词条中删除了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内容；“三湾改编”、“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彭德怀”等很多词条都遭遇了涉及根本原则的重大篡改……
对于这些错误，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栾保俊同志、原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高为学同志等一批教育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通过撰文以及上书等形式予以严厉指正。
2000年第1期《中流》杂志发表了栾保俊、高为学等同志的文章以后，夏征农旋即发表公开信《[是非辨正]致<中流>杂志编辑部函》进行回应，并在2000年第6期《百年潮》杂志上刊登。《公开信》说：
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达成过协议，关于合编辞书的修改原则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词汇删除。比如，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美方“不接受”，我方就把它删除、取消掉了。《公开信》接着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
看到这份公开信，魏巍同志怒斥：“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们就要搞非毛化”！2000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委又派人专门拜访上海市老干部评报协会，感谢老同志对《辞海》的关心和帮助。这段争论原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然而，2000年11月香港某反动杂志又抛出一篇《极左派围攻新版<辞海>》的文章，指名攻击栾保俊、高为学为“极左分子”，并极其阴险地为《辞海》主要负责人的所谓“不畏强权，极力抗争”而“鼓掌”。由此可见，这场斗争远不止内部无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那么简单，背后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
“欲灭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回顾上面的历史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从前些年将鲁迅先生的文章“请出”课本，减少革命先烈故事，删除《包身工》、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与之同时丑化中华民族、编造谎言美化爱迪生等西方名人，再到最近网友发现并指出的小学数学教科书插图事件，中小学教科书种种问题的出现绝非孤立、偶然的，这背后实际上牵涉到了非常深刻、复杂的斗争。
巧合的是，就在数学教科书插图事件发生整整一年前的2021年5月底，“毛主席亲自集结最顶尖学者编教材”的话题登上了新浪热搜：
据2021年5月31日央视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的这期节目介绍：
1953年5月18日，一个来自教育部的请示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阅后，毛主席询问道：现在编教材的人有多少。回答是“30多个”。毛主席听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
毛主席口中“这么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编写的全国中小学教材。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从1950年到1966年，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新中国最顶尖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都参与了进来。数学有华罗庚，语文有吕叔湘，英语有许国璋，物理有严济慈，地理有竺可桢……
正像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真实和理性的东西少了，谎言和谬误就会丛生。
这也是毛主席高度重视教材编写问题，重视教材编订的科学性、严谨性、人民性的根本原因。别看是一份小小的教材，它教育、塑造的可是至少两到三代人，牵涉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与命运。人民共和国经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屹立不倒；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了举世震惊的辉煌的物质成就——这一切离不开新中国二三十年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
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很好的镜鉴和参考，就像网友在被毒教材脏了眼睛之后，第一时间会去找毛泽东时代的插图“洗洗眼睛”。
“国有疑难可问谁？”，人们再一次想起了那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编前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总书记多次提及，它就是《格萨尔王》，新华社《学习进行时》为您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总书记多次提及，它就是《格萨尔王》。
这部史诗已传颂千年，它以韵散文兼行的叙事方式，讲述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抑强扶弱，带领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
早在2011年，习近平在参观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图片和实物时，就看了藏戏、史诗《格萨尔王》等展示，充分肯定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工作。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文化名人和文艺作品，强调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盛赞人民的创造伟力，指出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在列举一系列伟大成就时，他又提到《格萨尔王》等伟大史诗。总书记强调，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弘的伟大工程。
2019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又以《格萨尔王》等作品为例，说明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
2019年7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15日上午，习近平在赤峰博物馆同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这一年7月，在内蒙古考察时，习近平还现场观看了这部伟大史诗的说唱展示。进行表演的是来自巴林右旗的9人说唱组合，他们当中最小的11岁，最大的86岁。老中青少的混搭组合，也是这部伟大史诗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观看后，习近平十分感慨地表示，你们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我今天来看你们，就是要表明党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
作为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展开历史长卷，中华文化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这是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这个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也是总书记高度重视《格萨尔王》等中华文化瑰宝的深意所在。
作为中国著名的古典民族史诗之一，《格萨尔》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至今已有千年。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讲述了在妖魔纵横的远古，少年觉如(格萨尔)由于叔叔晁通的陷害，被迫和母亲一起漂泊离开家乡。在黄河下游，觉如团结各部族共同抵抗魔族入侵，并建立了新的家园。当觉如得知了家乡岭部正在遭遇灭顶之灾时，他不计前嫌，依然帮助岭部人民一起面对危机。少年觉如的英雄之路也由此开启……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将于2022年在大银幕与观众见面。
在被誉为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格萨尔王传》所展现的英雄是什么样的呢？他马上封王，征战四方，尽除妖魔，他就是少年英雄格萨尔王。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我们想把根据《格萨尔王传》改编的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送给孩子们！他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希望这颗种子能够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自古英雄出少年 中国人自己的传奇英雄格萨尔
旷世英雄格萨尔王，至今仍有无数说唱艺人世代吟唱着有关他的故事。
由史诗《格萨尔王传》改编的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用全新的充满奇幻的绚烂画面，展现主人公格萨尔从出生到赛马称王的磨炼和成长的过程。
格萨尔在他青少年时代以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团结带领岭部落由弱走向强大，从贫穷走向富裕。
成长之路虽然艰险，但格萨尔始终带有怀揣一颗善良之心，英勇之魂，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真英雄。
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专家杨恩洪老师，一说起格萨尔王就抑制不住对他的敬仰之情。
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的主题曲作曲、著名音乐家赵季平先生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刻画从孩童变成了格萨尔王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坎坷、艰难的旅程，格萨尔王之美在他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一种智慧。更难得的是，他始终秉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东方英雄新榜样 给孩子们埋下一颗英雄的种子
史诗《格萨尔王传》以性格鲜明的人物刻画与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相结合，展现格萨尔王英勇无畏的一生。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在改编时就对准人物身上的成长线索，着墨于角色人性化的处理及成为英雄的成长之路，力求给予当下的观众，尤其是孩子们一个可爱的、励志的，能够产生强烈共鸣的主人公。
杨恩洪顾问表示：“格萨尔王是个有担当的人，他为了自己的部落，为了自己的民族，做了有意义的事情，让人看过影片后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我认为现在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影片，鼓舞他们从小怀有家国情怀。孩子们是未来的主人翁，我希望电影对他们小小的心灵有一些触动。”
电影总制片人孟凡耀希望影片给孩子们埋下一颗英雄的种子，他认为：“英雄主义精神是需要从小传承的，电影中格萨尔王身上的英雄主义，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也是可以走向世界的。”
影片执行制片人宿佳也提到：“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是更为壮阔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一种情怀，也是不同于西方英雄形象的。”
导演路奇表示《格萨尔王之磨炼》十分适合小孩子观看：“应该让孩子们看看这部电影，从小培养英勇无畏的精神。虽然自己不一定能成为英雄，但是要对英雄有所敬畏。”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北京华晟泰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峨眉电影集团公司、五洲传播中心、北京太河影视艺术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少年派影业无锡有限公司、北京星宏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环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少年派影业有限公司、北京麦基影业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即将在2022年大银幕与观众见面。
新华网北京6月2日电（向思敏 孙冰洁）泱泱数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意蕴丰赡的史诗。其中一部诞生于西藏雪域高原的史诗，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内容最浩瀚的“活”史诗——它就是“格萨尔”史诗。
什么样的故事能传唱千年？
传说中，许久许久以前，妖魔纵横，天灾人祸遍及雪域，黎民百姓惨遭祸殃。天界神佛为了拯救苦难中的黎民百姓，派神子觉如到雪域之邦。
觉如降临人间，自幼在困苦中长大，童年历经磨难，以天赐神力和众神帮助，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赛马大会画面
少年时期，在部落以王位和美女珠牡为赌注的赛马大会上，他战胜了阴险狠毒的叔叔和岭国众将领，一举夺魁，登上了岭国国王的宝座，成为格萨尔王，开始了他惩恶扬善、造福百姓、征战四方的历程。觉如打败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部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国的辛赤王等，先后降伏了几十个“宗”（古代藏族地区的部落、城堡和小邦国），统一了青藏高原。
黑暗不永，光明终至，以正义战胜邪恶，是深受苦难的人民的期盼。
历经艰辛，百折不挠，用奋斗搏来幸福，契合努力生活的人们的心声。
当格萨尔王完成了在人间降伏妖魔、扶助弱小、惩冶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后，与母亲和妻子一同重返天界。
在庆祝昌都解放70周年专场文艺晚会上拍摄的舞蹈《岭·格萨尔王》。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格萨尔王传》这部英雄史诗，热情讴歌了主人公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力降妖伏魔、除暴安良、维护公理、消除苦难、造福百姓的英雄业绩；他为人间祛不平、为社会弘正义的主题思想积极、健康、鲜明，就像一根红线，贯穿整部史诗。
正因为《格萨尔王传》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了人民心声，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在以藏族为代表的各族同胞中引起强烈共鸣。这也是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什么样的作品能称为瑰宝？
雪山巍峨高耸，草原一望无际，湖泊晶莹纯净，寺庙宏伟壮观，经幡随风而动……这片圣洁辽阔的土地，拥有高天净土的独特之美，孕育了举世无双的英雄传说。
格萨尔的传奇史诗是“活”的。
史诗诞生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时期，主要由藏、蒙民族共同创作。在藏族，被称为《格萨尔》，蒙古族则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
人们把一切崇高的品格、美好的理想都集中到这个典型之上。
《格萨尔王传》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许许多多民间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他们行走在高原山川河谷，高歌吟唱，一代代说唱大师和艺人，将故事传颂千年，远播万里。这部史诗在流传过程中还在不断充实和创新。
格萨尔弹唱艺人在草原上弹唱格萨尔。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格萨尔的传奇史诗很“长”。
按照学界此前基于《格萨尔王传》文本和艺人说唱故事的估算，它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翻译成汉字有2000多万字。与流传下来的古代史诗相比较，《格萨尔王传》篇幅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数倍、古希腊《荷马史诗》的数十倍，堪称世界史诗之最。如果加上不同艺人说唱、不同地区流传的各种异文本，史诗篇幅更加浩繁，内容更加丰富。
《格萨尔》藏译汉丛书。图片由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提供
格萨尔的传奇史诗很“博”。
它卷帙浩繁，精深博大，规模恢弘，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都刻画得个性鲜明，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它概括了藏族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进程，揭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用通俗而又诗性的语言描述了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及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用对生命和人生的哲思，折射出青藏高原千年沧桑变幻的历史记忆，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的不朽诗篇。《格萨尔王传》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西藏昌都邦达草原牧民聆听“格萨尔王传”。图片由斯塔多吉提供
格萨尔的传奇史诗体现出“融”。
这部史诗发源于孕育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母亲河黄河和长江源头，通过行走在西藏、内蒙古等地的传唱人诵歌吟唱，《格萨尔王传》的故事飞出雪域高原，传播到广袤大地。从西藏到内蒙古，从青海到云南，从甘肃到四川……都流传着它的故事，成为团结各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千年的沉淀中，涵养出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至今，这一史诗仍在不断传承与演绎。它既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的直观见证，也是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生动体现。
斯塔多吉在西藏大学图书馆录音棚录制《格萨尔》。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什么样的传承能历久弥新？
从口口相传的民间艺术，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王传》史诗的传承与弘扬得益于国家强有力的保护政策。
早在上世纪，整理格萨尔史诗的工作就已开展，大规模寻找民间艺人、抢救性搜集说唱版本。
1980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
自1983年起，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连续三次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84年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文化部门共建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我国“格萨尔学”学科体系。
198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第一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5年6月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格萨尔王传》首次作为专题项目在会上讨论。
2000年12月，《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共5册编辑出版。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史诗《格萨尔王传》千年纪念活动”列入了2002-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讨论，决定2002年为“国际《格萨尔》年”。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格萨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格萨尔”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演员在格萨尔藏戏《赛马称王》中表演。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作为一部融汇了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经济、道德、习俗等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史诗，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古老的《格萨尔王传》保护与传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如今，随着国家的保护和传播方式的更新、迭代，《格萨尔王传》这一中国自己的英雄史诗将以更多元、更新颖的方式被传颂和弘扬，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魅力。
《红旗》杂志，是毛主席打造的战斗堡垒！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饱含着毛主席的期待！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
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新刊物、各级党委经常投递稿件，同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要求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
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
在创办刊物的酝酿过程中，中央的同志们曾请毛主席为刊物命名。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于是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并汇集上报。毛主席从提名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通过。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红旗》杂志于北京创办，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在全国15个地区印刷。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5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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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阵容空前强大，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如今，距离《红旗》杂志创刊已经整整多年，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毛主席为何从众多的提名中圈定“红旗”二字？
“红旗还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问题。
毛主席始终关注着人民红色江山的前途。早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以惊人的洞察力，认识到了党内部分党员的思想变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红旗”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红旗”为杂志名称时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斗争错误思想，纠正错误思想、进而统一思想，从而保证“红旗永不落地”。
《红旗》的发刊词是这样说的，“‘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创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该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这大概就是《红旗》杂志的办刊宗旨。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的关注和关怀下成长和发展起来。
《红旗》创刊初期就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也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给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主席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的一段话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毛主席对于“儿童的全面发展”问题作出的补充
对此文他特批：“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可见毛主席对于此文的重视。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毛主席读了很感兴趣，于11月28日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并在12月6日将此信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出，代为约稿。《红旗》工作人员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毛主席约稿信全文
毛主席不仅亲自为《红旗》选取和推荐文章，对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词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动笔改定，需要强调的他都加写增补，有时还为编辑部写按语。毛主席看《红旗》十分细心，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订正。
“红旗创刊号第四页第六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刊网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6月4日毛主席写给《红旗》总编辑的信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周恩来等同志也非常关心《红旗》，将自己的重要文章交予《红旗》发表，还多次为《红旗》审阅稿件，主持修改重要文章。
《红旗》的文章质量有多高、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有多密切、语言有多通俗、逻辑有多清楚、战斗性有多强？我们就选取《红旗》中的一篇跟最近火热的教育问题相关的文章来看一下。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3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1975年5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中的无数文章，都如同例举的这篇一样，针砭时弊，入木三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杂志是两报一刊中最著名的，是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和思想斗争前线。
作为毛主席亲自指导打造的思想战斗堡垒，《红旗》杂志没有辜负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终站在无产J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论水平，顽强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战斗。
1988年6月，经历了31个风雨春秋，一共出版了544期的《红旗》杂志停刊。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曾沿着毛主席的路线战斗了三十年，它的伟大意义亦不止于它曾经发过的任何一篇充满理论性与战斗性的文章，它的真理性，战斗性、无产阶级性是新中国永远的宝贵财富！
虽然该杂志当时的发行量很大，如今除了各级政府和图书馆略有收藏外，大都流落民间，已成为收藏家难得的收藏品。
不过，普通的《红旗》杂志，品相较好的，价格一般为10—20元。带有毛主席照片的，一般为50元；带有毛主席与林彪合影的，一般为百元或数百元以上。整套的，则可达万元或数万元。
作为一家红色书店，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搜集优质红色书籍，“红旗”杂志正是其中之一。我们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搜集，又再次集齐了一套“红旗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544期，一本不少。
这一套500多本的《红旗》杂志，记录了中国1958——1988整整三十年的中国历史，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的斗争情况都留存在这一本一本的杂志里了！
其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因为时间太久，从1958年发行的第一期杂志算起，到今天，这批杂志都已经经历了60多个年头的风风风雨，能够一本不落地完整保存下来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在以后，能够这样出现一整套一整套的《红旗》，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
《红旗》杂志是毛主席时代的重要遗产，是毛泽东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史上的一份光辉著作！在以后的人类建设共产主义的漫漫道路上，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本珍贵的教科书！经济尚可的同志可收藏下来，不管是内容价值还是收藏价值，都非常值得！
仅有一套，手慢无！感兴趣请尽快联系我们！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
三十多年过去了，依旧印象深刻。
这篇语文课文叫做《珍贵的教科书》，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学不学，我大概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学的一篇课文。
《珍贵的教科书》大意讲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的孩子们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学习，没有桌椅，就坐在地上，把小板凳当桌子；没有黑板，就用锅烟灰在墙上刷一块；没有粉笔，就拿黄土块代替......但是最困难的是，没有教科书。
没有办法，就只能自己编，自己写，自己教。
孩子们的老师，不是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也不是大城市里的洋先生，而是打着绑腿、穿着土布军装的“张指导员”.......这非常写实，因为当年在延安搞教育的，其实就是红军、八路军中的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知道，当年延安那群人，是全中国最年轻、最先进、最朝气蓬勃、最尊重知识的一群人，他们在窑洞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甚至学习文字、数学、几何、物理、画画、音乐、体育......当斯诺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是震惊的，他发现这里的孩子们脸上充满了求知的快乐，和国统区的风气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人们“发着光”。
在延安，没有名字的战士，要给他们起名字，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不但教军事技术，还教文化知识。我军指战员的见识、文化水平，远胜国民党的士兵。在全国99%都是文盲的旧社会，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能够学习，能够了解科学知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那些装备简陋、衣衫破烂的年轻战士，居然对世界似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知识非常了解，他们竟然在讨论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谁才是战场的主角，要知道，他们自己在山沟沟里连机关枪、迫击炮都很缺，吃饭都吃不饱，却在思考未来的海战。
但是大家都知道，延安被国民党严密封锁，军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物资是非常匮乏的，纸张，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珍贵的教科书》一文写道：
一天下午，老师张指导员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有书啦！”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
指导员接着说：“同学们知道书是怎么来的吗？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印出来的！印书用的纸，是党中央从印文件用的纸里节省出来的！”
我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感觉，但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其中的不容易，教员和党中央一直在敌人的重重围困、围追堵截之中，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何等艰难？有限的纸张都要用于地图、军事材料、电报、文件......但他们为了孩子，为了教育，还是节省出了珍贵的纸张，给孩子们印刷教科书。
当年延安孩子们用的教科书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找到了基本《红军识字课本》，图文并茂，清楚地写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识了字，真正好，看通知，看书报，写书信，写电报，便利不知有多少”.......并且开始使用新式拼音教学，由此可以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基础教育，针对的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大多数人穷人，他们做的是一份伟大的事业，叫做“扫盲”，也叫“知识普及”，把识字、读书、写作的权利，从知识分子、精英身上，转移到普罗大众身上。只有中国人都读书，都有文化了，这个中国才算是进步了。
另外一本《红军识字课本》中，有着“学刺枪，学劈刀，学瞄准，学打手榴弹”这样的军事知识，而课本的最后一课写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
另外一本教科书上写着：“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甘受；共产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就是要人类自由平等！”
他们的课本，不只是教文化，还教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让人民开眼看世界，让人民了解国家和时候的运作规律，让人民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个更伟大的事业，这相当于把“金箍棒”交到了人民手中。这样的组织和人民，又岂有不朝气蓬勃、昂扬奋发的道理？
《珍贵的教科书》一文中，指导员后来牺牲了，但是教科书完好无损。
““快卧倒……”指导员刚喊出口，轰隆一声，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我两耳一阵轰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才发觉自己头部受了伤。指导员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捆书完整无缺地压在他的身子下面，被鲜血染红了。”
“我扑到指导员身上大声喊：“指导员，指导员……”喊了好半天，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嘴里叨念着：“书……书……”我扶他坐起来，激动地说：“指导员，书都在这儿。走，我背你回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两眼望着那捆书，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
将来啊将来.......
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希望。
我妻子是高中语文老师，最近她给我看了最新的高中语文课本，高二上学期的第一单元，第一课是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第二课是《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三课是《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觉得很好，高中生了，要有深刻思考历史、社会的能力了。
有人质疑，“是不是政治意味太浓了”？“意识形态太重了”？
废话，文学什么时候可以和政治脱钩了？语言文字什么时候不是意识形态了？难道古人的《六国论》、《答司马谏议疏》.......就不是政治了？你看到恩格斯、教员就害怕，为什么不怕古代才子和西方学者呢？
那些出问题的教材，不是不讲政治，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讲反人民、反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大讲特讲，还假装自己“民主”、“包容”、“开放”、“学术和政治无关”。
你以为他们是真不懂吗？他们是白痴吗？
他们只是装糊涂罢了。
我们要是被忽悠着不讲“政治”和“意识形态”了，那就上当了、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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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又至粽飘香
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守护中华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身体力行
今天
和总书记一起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总监制：张军 于锋
统筹：伍刚 王薇 赵净
策划：孙瑞婷
制作：魏星宇
资料来源：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共产党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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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西帝国主义围剿 痛斥身边奸佞小人 读毛主席七绝<屈原>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央政治局安排过多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2020年9月就曾安排了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的题目，今天再安排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题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第一，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严复故居。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二，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毛泽东同志说过：“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我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第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
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2021年8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这是24日上午，习近平在承德博物馆参观《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第五，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5月2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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