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完善产权制度，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到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引领民营经济顺应时代潮流，阔步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民营经济体量显著增长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从扩大市场准入到减税降费，再到融资支持和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惠及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接连出台。
电力、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市场准入壁垒进一步破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信息获取渠道更加畅通，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机制不断完善，发展空间愈加广阔。
“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7.6万亿元，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民营企业负担切实减轻。减税降费既是助企纾困，也是“放水养鱼”，2013年以来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去年纳税达到4.76万亿元，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2021年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启航，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支持和服务，对于加快完善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
有关破产清算、司法重整的司法解释及一系列司法文件发布，助力一批危困民营企业摆脱债务危机、流动性困境，让民营企业家重拾发展信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旗帜鲜明，我国民营经济体量显著增长。2012年至2021年，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但民营经济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展现出了韧性。2021年全国新设民营企业852.5万户，同比增长11.7%，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
深化改革消除发展壁垒
2022年1月，杭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第一条民营控股的高速铁路，是民营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步，有力增强了民营资本的信心。
“深化铁路行业改革，促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2020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将自然垄断行业对市场主体进一步放开，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和“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具体举措，每一项都与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消除民营经济发展壁垒的步伐从未停歇——
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强调，“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创业热情，涌现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前推进。2019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并于2020年4月印发。意见共32条，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生产要素，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化解民营经济发展难题。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民营经济发展实力更劲、势头更足。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2021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取得新突破，达235.01亿元。
在外贸领域，民营经济表现同样出色，今年1月份至2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6.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8.2%，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活力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土质优劣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土壤，注入了蓬勃生机。
2019年10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发布，将各地区各部门“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彰显了我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顺应了市场主体期待。
着眼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造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于2019年12月发布，提出支持民企发展的具体措施，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极大地释放了民营经济发展潜力。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涌现。
目前，我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00余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小巨人”企业中，研发人员占比达到25%，平均研发强度超过了7%，平均专利数超过50项，成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的生动写照。
2020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前10名中，民营企业占据7席。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创新不问出身，不管是大企业、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能作为创新主体。
我国114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超大规模市场，14亿多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内需市场，长期积累的丰厚物质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将登上更广阔舞台。（经济日报记者 曾诗阳）
作者：唐宏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理应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贡献自身的力量。
强化国有企业党建引领。 国有企业既有创造经济利润的内在诉求，更需要承担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任，做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防控风险水平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树立数字化思维，不仅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公有制的现实需要，但由于涉及面广、见效慢、资金投入大，企业仅仅依靠某个部门很难做到这一点，需要党组织发挥其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企业数字化建设中起到“把方向”“凝共识”“破难题”“促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标数字化战略，要真正实现党组织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魂，国有企业党组织需要做到四个转变：一是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组织建设应当致力于尽可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通过多样化的服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二是科层型向网络型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离不开海量的信息和完备的网络体系，而这种网络体系也将助推企业组织结构从原来的垂直科层体系向模拟市场网络扁平化方向发展，国有企业要适应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以网络化管理新理念积极探索建立党群工作新模式。三是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随着数字化建设不断深入，各种新观念不断出现，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这就要求企业党群工作者树立开放的观念，及时掌握职工思想最新动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思想引导，增强党群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在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党群工作者应及时审视和反思管理模式，紧紧抓住“人”“观念”“数字技术”，在结合上下功夫、做文章、抓落实，在精益工具方法的应用上下功夫、寻改进、求实效。
培养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人才。 当今我国数字经济日新月异地发展，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人才却出现较大缺口。面对这种挑战，国有企业必须通过优秀的企业文化来统一认识和行动，激发企业内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不仅能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还能培养创新型的数字技术人才队伍，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针对数字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解决：一是向国家寻求专业人才支持。通过请国家成立数字技术专家组进驻企业实地考察改革工作、数字技术专家提供远程指导等方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与高校合作。通过设立企业基地班等形式，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满足企业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三是加大对企业现有数字化人才的培训力度，以适应新阶段数字化发展需要。通过推进内外部知识转移工作，加强信息化团队建设，形成“关键用户—内部顾问—外部顾问”的三级运营体系。
加强国有企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从“资产驱动型”转向“数据驱动型”，需要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传统资源有机耦合，实现数据生产、存储、共享和分析等在企业资源架构内的互联互通。树立数字化思维，需要构建符合国有企业经营特点与发展需要的“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等全新IT结构模型，以敏捷高效的新型数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保障，建立国有企业数字信息技术赋能平台，激发数据要素新动能，让数据成为生产力。为此，国有企业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提升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对国有企业而言，加快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促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大支撑；另一方面能推动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及智慧能源等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为新一轮扩大投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明确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任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既涵盖传感终端、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也包括利用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交通、能源、生态、工业等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三是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人、财、物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国有企业通过多方措施加强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也可通过引入第三方渠道进行技术联合开发和设施建设。
完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 数字化渗透到国有企业各个层面倒逼企业转型，对企业内部生产、运营、管理机制重构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国资委在《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也提到，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把手工程，更是涉及全员、全要素的创新活动，要充分激发基层创新活力，营造勇于、乐于、善于数字化转型的氛围，强化上下一盘棋。可以说，树立数字化思维需要企业全员转型，涉及跨组织、跨部门的协同工作，因此要予以综合考虑。具体而言，国有企业需要构建“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一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根据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国有企业要明确发展思路，构建科学的管理体系，切实为数字技术人才的应得利益提供保障。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应当规范董事会建设，切实落实董事会职权，改革外部董事管理制度，严格董事选聘和履职管理，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主体，从而为数字技术人才发声，提升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分类分层管理国有企业数字技术领导者。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和不同层级，对国有企业数字技术领导者的提拔任命可以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如聘任制、选任制、委任制等，但是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才能通过。四是完善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国有企业能否建立起符合经济规律和数字技术人才培养规律的薪酬分配制度，关系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和潜能的发挥，关系到薪酬激励功能的到位和“人才强企”战略的实施，关系到企业长期发展和人心稳定。为此，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以鼓励劳动和增强数字技术人才创造活力为目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薪酬制度。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30日 06版）
链接
前些天的一条消息，“非升即走”已经成了两会的议题。
最近另一条消息，大厂大规模裁员。
前两天看到消息，有人在防疫期间，以买菜为名偷着出去打工，被行政拘留了。
有关部门依法办事，不想过多评价。
最近有很多人给我私信，魔都等城市的各种蔬菜的价格都在冲击10元一斤心理价位线 ，其中不少已经突破了10元一斤的心理价位。以后，不要说白菜价了，白菜也不便宜。
最近还有一张图片在网上流传，工作可以停，人要在家休息，房租和房贷不停，但是收入从哪里来？
这几年中国的民间杠杆率一直在高速增长，没房贷的有车贷，没车贷的有消费贷。
这些贷款，为国内消费市场每年提供6-7万亿的消费需求。这些贷款的基础是预期的未来收入。
现在，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得非常不稳定。
今天可能有工作，明天就可能被裁员。被裁员以后，很难再次谋求稳定的职位，灵活就业则可能随时因为邻居或同事的阳性，家里蹲。
除了体制内，许多劳动者现在都面临随时被封禁，随时失业，生活成本上涨，房租、房贷不能停的局面。
体制内也不见得稳定，毕竟财政困难发不出工资或减薪的未经官方媒体证实的传闻也时有所闻。
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人有几万的存款，是消费还是以防万一，用于还贷？这种情况下，工作时断时续，他是否还有胆量申请贷款？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消费贷款的循环。
消费大幅的下降，是可以预期的。
即使不考虑消费的下降，直接影响投资，也应该知道经济循环的不稳定，必然影响投资。
投入资金，进行建设，购入设备，试车，试运行，达产，签订合同，申请贷款，购入原料，制成成品，发货，销售，回款，偿还贷款。
现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不可预期的原因暂停，设备、原料运不进来，运进来的数量稀少，价格上涨，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被隔离，制成品运不出去，电商物流中断，商场封闭，消费者隔离，销售下降，回款困难。
现代化大工业的时代，生产高度分工，全社会的生产如同一张大网。一个流动结点停下来，会对所有的环节都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结点的不确定，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网络之中若干循环无法按照预期时间和成本完成。
什么都能停，生产贷款利息不能停。
对工商业资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压缩生产经营规模等平稳下来再说。
压缩生产规模，必然削减用工，减少工资支出，进一步压缩消费。
消费下降与投资下降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增加，同时推动消费和投资下降。使本来就不足的内需，雪上加霜。
出口也同样受到影响。由于人员往来往来的不便，买卖双方交流困难，必然导致订单减少。余下的出口订单，本来就利润微薄，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就要承担损失。从进口原料到成品抵达对方港口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种情况下，稳妥的方式自然是减少接单。
随着生产规模的萎缩，建立在债务扩张基础上的内循环进入偿债周期，进一步压缩内需。
扩大化再生产的增速下降到一定程度， 产能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就会暴露出来。表现为生产规模下降，前期贷款无法被新增贷款覆盖，大量债务无法偿还。
这就是经济危机加金融危机。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违法打工、坐吃山空、挖肉补疮、借新还旧、沿门托钵。
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借到钱。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规律、稳定的收入，欠了多少高利贷，能不能按时还钱。如果银行系统再对不良贷款终身追责，哪就更没有人敢贷款给他们了。当然，没有终身罪责也是不行的。不然，贷款全部放给自己人，然后，就不用还了。
由于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为了生存和还债，他们乐于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劳动力。现存的就业岗位即使有利润，也很容易被取消。压缩现有职位，以临时劳务派遣工取而代之，大幅节约劳动力成本，是可想而知的选择。
当然，这样必然压缩劳动力收入，也进一步压缩有效需求。
生产规模下降，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实际利率上涨。
这时，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会出现全面上涨。
初期，由于运输环节紊乱，很容易出现物资紧缺的孤岛。一面是大批商品无法运抵目的地，被迫廉价甩卖，一面是部分地区因为交通问题，物资短缺。
中期，因为生产环节紊乱，生产企业未必有原料，生产出产品未必能顺利运抵市场销售，产能必然下降。一大批企业倒闭或濒于倒闭，大量甩卖商品。一部分企业主动压缩产能以后，提高价格。社会资金除了投机物资，还放高利贷。这时物价涨跌互现，以涨为主。
后期，大批企业纷纷倒闭或停产，彻底退出生产循环，残存企业占据市场，一些企业即使有闲置产能，但是由于上游供应链和下游需求方不稳定，也不会轻易扩张产能，全社会生产规模下降，存货被处理干净，大量游资炒作生产生活必需品。
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时候，生产者不知道自己的生产的产品是否能顺利出售并回款，增加货币供应也不会增加产能，只会刺激物价。
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四重挤压，一方面工作不稳定，一方面收入下降，一方面生活成本上涨，一方面贷款无法归还。
如果实在熬不下去，他们只能断供、跑路，多少年的努力和积累不复存在。他们的资产将被法拍。
生产规模下降，财政同样面临困难。那些在家中按时开工资不必为收入中断发愁的人，到时候也未必能继续领到工资。更严重的是，任何意识都不能脱离物质存在。财政收入下降，必然削弱政治意志的贯彻落实。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这么困难。
极少数人可以垄断稀有资源，生产停滞时期，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使用医疗、特许经营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谋求暴利。他们可以把这些暴利投入炒作生产生活必需品，也可以用于放高利贷。他们还可以继续使用利润廉价获得法拍品或囤积居奇。由于他们有滚滚而来的利润和良好的现金流，即使他们手头的现金不够，银行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贷款。
他们是赢家，他们有能力使用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源制造舆论并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以维持现有的利润，谋求更大的利润。
这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已脱离了生产循环，所以由于预期不稳、内需不足和出口困难导致的生产规模的下降，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前期核心资源垄断，中期货币短期和后期物资短缺，都给他们提供了可靠的投机的机会。
不确定性越严重，生产规模下降越快，物价上涨越快。劳动者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收入，生产者不确定自己的产品能否顺利完成生产循环，唯一确定的是生产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
病毒的传播性越强和症状越不明显，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确定。
除非完全切断与其他国家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否则必然出现频繁的不可预期的随机的病例和大规模的隔离。
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员和物资交流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病例爆发的可能性越大。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的中心，处在社会化大生产网络的核心位置，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远远强于一般地区。
这些地区反复发生病例爆发事件，必然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
即使病毒消失，“疫情”对经济的副作用也不会消失。
由于各个环节已经进入高度垄断阶段，每个环节内部由于竞争导致的扩张产能都无非是给上下游环节增加利润，这种情况下，各个环节更倾向于控制产能，提高本环节利润。于是，经济在较低规模上运行，物价在较高水平上成交。
这时，经济进入滞涨阶段。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贷款，都不会能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生产扩张。在高度垄断条件下，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必然迅速推高物价，导致原有一部分有效需求被挤出。
此时，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进入低效阶段，甚至彻底失效。
这并不是说疫情导致了经济大规模下行，而是说疫情作为诱因使原有的内需不足、杠杆消费、环节垄断、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危机等种种因素积累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链接
公共债务危机 不懂虚拟资本 刘鹤'全球去杠杆大势'预期全错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话题：“年轻人为什么逃离工厂？”看到这个话题，我其实想到的是：为什么不说现在的工厂咋留不住人？
加班时间长、军事化严格管理、久坐久站伤身、重复一个动作的流水线、有的还需要两班倒上夜班、很多没有五险一金或没交齐五险一金、工资还只有最低工资标准加上拼命加班挣来的加班费……这样的工厂凭什么留住年轻人？
如果说，工厂都像几十年前一样，拥有铁饭碗和主人翁地位，高管和一线工人的工资所差无几，住房、教育、医疗等只需要很少的开支，谁会不愿意留在工厂呢？只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只能从爷爷辈的口中得知这样的往事。
几年前，我也曾经在流水线上做过两三个月时间的工。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还真不是工资太低，而是那时候的工作枯燥乏味，甚至没有什么自由。一睁眼，就是食堂、车间、宿舍三点一线。在流水线上重复一个动作，既伤身体也伤精神，感觉自己和一个机器人一样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至于工资，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几乎所有招工工厂的底薪都是同一个数字，当时比较懵懂，还纳闷儿怎么所有工厂都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数字就是那个城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只够你在这个城市独自生活的最低标准。
原来，工厂的这个规定既规避了违法的风险，又告诉了我们马克思在书本上拗口的道理——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只可惜，除了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间、五险一金等等就都不按法律来了。这一点，不仅是制造业工厂，就连互联网大厂也是如此。
被赤裸裸的压榨了两代人之后，很多年轻人与其说是“逃离”了工厂，不如说是被“逼”得离开了工厂。离开工厂之后，很多人选择了外卖、快递等行业，这样的工作最起码看起来自由一些，比关在工厂里被人ya榨要文明一些。
这时候，却有人说是年轻人吃不了苦了。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没体会过工厂生活，也没体会过外卖小哥的生活。
年轻人绝对不是吃不了苦，光工厂里的白班夜班12小时两班倒也就只有年轻人也受得了。况且，离开工厂选择去送外卖不也是在挣辛苦钱吗？送外卖工资可能高一些，时间上自由一些，但安全风险也很高，更缺乏五险一金的保障，只能被“困在系统里”。
说到底，这不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吗？
老板们招不到工了就一直问年轻人为什么？可为什么老板们不先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呢？
真想要打工人多进厂，起码先遵守劳动法吧：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不拖欠工资；五险一金交齐，让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改善工作环境，避免更多的工伤出现。要更有诚意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提高一点工资，让工人有一点可以和老板平等对话的权利，最起码别再往打工人脸上摔工牌了？
这些能做到的话，恐怕还是会有年轻人愿意选择工厂。毕竟，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年轻人也只剩在被ya榨得狠和轻之间做选择的权力了。
实际上，生产是社会化的，消费也是社会化的，只有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这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社会合力生产的产品最终会流回社会消费，但生产的报酬也就是工人的工资是低的，消费时产品的价格却是高的，这中间被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获取了暴利，又制造了无法根本解决的矛盾。
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最终，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文/青年赵文凌，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青年思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原编者按
阿里裁员叫做向社会输送人才，京东裁员叫做从京东毕业。资本家连裁员都如此有涵（虚）养（伪），真让人大开眼界！
近日，因持续的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逐渐辐射到了非实体经济，部分互联网大企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京东便是其中之一。据网友透露，京东多个业务线在近日裁员，部分业务裁员数量高达10%——20%，如旗下的京喜拼拼业务，裁员便达到了11%。
裁员就裁员吧，资本是逐利的，在经济形势大好、利润上升时期会大量招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也自然要裁员，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打工人也都心知肚明。
然而，资本却总是奇招频出、出人意料。在这次的裁员过程中，京东的HR将裁员信称之为“毕业须知”，并在开头写到“毕业快乐！恭喜您从京东顺利毕业！感谢一路相伴！”此外，京东对外称这次裁员是业务板块正常优化。
京东这波操作令广大打工人大跌眼镜、纷纷嘲讽、暗骂刘强东虚伪。
当然，这也是刘强东一贯的作风。几年之前，京东的发展顺风顺水，刘强东大发豪言，说：“我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类似的话，刘强东还说过很多，他还曾对员工说过你们的待遇一定要比XX县的县长高，以后只要公务员涨工资了，我一定给你们涨工资。
那时的刘强东意气风发，给许多人留下了讲义气、重信用的好印象，不仅如此，那时的刘强东还会抽时间送一两次快递，亲力亲为的干一会儿一线快递员的工作，于是乎，在众多媒体的大力吹捧和强东优秀的表演能力加持下，社会好评如潮。
然而从2019年至今，京东多次裁员，别说涨工资了，饭碗都端不住了。不仅如此，在裁员过程中，京东更是不给“兄弟们”反映的时间，仿佛生怕迟则生变。
据内部高层人士透露，目前裁员确已启动，涉及京东零售、京东国际、京喜等多个业务部门，目前人力资源（简称“HR”）在约谈各个业务部门负责人，并给出明确的裁员比例，要求各负责人尽快“动手”终止与下属员工的劳动合同，2022年3月31日为此轮离职的deadline（最后期限）。
这就是资本的虚伪之处，他们不仅压榨员工，还总想方设法的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生怕有人说他们是“东方不败”、“岳冷婵”，非要装出一副大侠的模样，殊不知他们的伪君子“岳不群”形象早已人尽皆知。
说来也怪，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歪风邪气的影响，资本家在虚伪和恶心的这条路上也形成了比拼之势，仿佛都要证明自己是虚伪和恶心的第一名。
在资本家的极致虚伪这方面，马云开创了历史先河。2019年，马云在阿里巴巴二十周年年会上曾说过这么一句话“30年以后，我们希望每年向社会推荐输出至少1000名10年以上的阿里人，他们应该参与到社会的建设。”
将裁员说成是向社会输送人才，如此清新脱俗，作为“人民富豪”马先生实在是高。
多年以来，淘宝和京东作为线上零售的竞争对手，经常公开揭露对方老底，形成了一股互相攀比之风，可能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比拼之风，以致于在裁员这件事上，京东就要在“不要脸”这三个字上压过对方一头。
不过，天下资本家众多，风头也不能全让京东和阿里占了去，其他人也纷纷加入，如今已经形成了群魔乱舞的局面。
例如，关于裁员的说法就各有不同：
B站：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
京东：毕业；
阿里：向社会输送人才；
华为：放弃平庸员工；
百度：鼓励狼性，放弃小资
由此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板都是唯利是图的。当初把你当兄弟是因为局势需要，而现在呢？对不起了兄弟，让你走你就得走人。现在需要裁员，兄弟就不是兄弟了，而是公司发展的累赘。
马克思说：
“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上，每一个汗毛和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由此看来，资本为了利润满嘴谎言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资本家的虚伪，每一个打工人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资本家永远不可能为工人考虑，工人J级的权益唯有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去争取！
光明网讯（记者 赵艳艳）
3月30日，工信部发布1-2月规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情况。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2223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较2021年全年回落16.1个百分点。
1-2月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下跌，利润出现下滑，研发费用小幅收缩。细分领域企业呈现不同增长态势，以信息服务为主的企业发展放缓，提供生活服务、网络销售服务的平台企业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在《数据安全法》等政策推动下，互联网安全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1-2月份，互联网安全服务收入同比增长35.2%。
本文来自：表外表里，作者：张冉冉 、赫晋一，编辑：付晓玲、慕沐
在外在认知里，外卖俨然成了多输的生意。
这当然和舆论焦点的倾向性，脱不开关系：
在媒体报道中，大比例是商家对外卖平台抽佣的“控诉”。
诸如“我外卖做得那么好，加上堂食的营业收入，一个月下来净利润三四万。而平台从我这抽的佣有6.6万，赚得比我们还多。”
各社交平台上，则充斥着消费者抱怨“外卖越来越贵了”“吃不起外卖”的吐槽声。
而承受着如此全网吐槽的外卖平台，却也很“委屈”。以美团为例，据2021Q4财报显示，其每配送一单，就要亏损超1元。
每个参与方都一肚子苦水下，在餐饮行业语境中，外卖一定程度居然成了被“嫌弃”的载体：
如果没有外卖，餐饮回到做堂食，商家又轻松，利润又高；同时客人也开心。
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回到的状态。更精确的现实，借用商家的话说：“现在这个情况，不做外卖的话，原地破产。”
当然，限定条件不可改，但如此胶着的局面仍有突破口。
配送费是“不可承受之重”？
疫情让外卖变得格外重要。
众所周知，餐饮行业的集中度很低——比如2020年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仅占到全国餐饮收入的7.8%，基本以中小微商家为主。
疫情之后，人们外出就餐的节奏，时常被打乱，严重威胁这些中小商家的生存。
而切入外卖业务，一定程度消解了这个问题。
据数据统计，疫情后超过55%的商户，选择线上、线下并重的策略；7%的商户选择线上为主。
不过，机遇的另一面是风险。随着大家一窝蜂涌进新渠道，带来的是更广泛的竞争。
打个比方说，线下时，一家餐饮可能也就约方圆1公里以内的竞争，但现在竞争对手扩大到方圆5公里的范围。
这样一来，消费者的选择变多，单一商家被看到的几率降低；同时，消费者的权力变大，在平台上反手来个差评，可能影响店铺后续的生意。
基于此，商家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开展外卖业务是否划算？
就数据趋势看，餐饮行业的两个支出大头——租金和人力成本，一直在“水涨船高”。
如下图，人工成本增长维持了多年以来的增长趋势；而租金成本从2020下半年开始，也呈现V型反弹，增速逼近疫情前水平。
也就是说做堂食生意，商户需要承担越来越高的固定成本支出。
而引入外卖业务，理论上，一方面商户在固定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带来的收入增长，可以摊薄房租等固定成本，提升门店的坪效与人效。
另一方面，可以避开线下热门选址带来的高租金，从而降低固定成本开支。
如此来看，外卖业务似乎很经济，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外卖业务虽说摊薄了堂食的固定成本，可自身也产生了额外的可变成本（以美团1P业务2021Q4数据为例）：
·为使用外卖平台支付的费用即佣金，金额约为每单金额*4.1%；
·为配送服务支付的费用即配送费，金额约为每单金额* 11.3%；
·为吸引消费者花的补贴费用，比如满减优惠、天天神券、支付红包、折扣菜等；
·线上营销费用，按需购买。
而通过测算，我们发现这些额外增加的可变成本，可能超过了被摊薄的固定成本，具体逻辑为：
外卖增加的变动成本是+15.4%，而被摊薄的固定成本比例仅有约-7.2%，由此算下来，外卖的总成本依然增加8.2%左右。
事实上，这部分就是商家被外卖“侵蚀”的利润，而从构成来看，配送费支出占了大头。
从上图可以看到，若商家不承担配送费，增加外卖后的盈利能力是明显提升的。
而对于没有自配送能力的商家来说，配送费用也是交给了外卖平台，平台于是成为“众矢之的”。但外卖平台真的借此拿到实惠了吗？
养成为配送付费的习惯，“任重道远”
2021年年报时，美团将餐饮外卖配送服务收入，进行了单独列示。
而从数据上看，配送服务收入占餐饮外卖总收入的大头，2021Q4占比为54.6%，收入约为143亿。
这看起来很可观，但实际上入不敷出。
如下图，2021Q4美团餐饮外卖配送相关成本达到了183亿，和收入加权计算下，相当于每配送一单外卖，要亏1.5元。王兴在2021Q4电话会上所说的，美团配送的订单部分至今仍在亏钱，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成本很难下降——新政策形势下，平台或将承担骑手的职业伤害险等新增成本，配送成本下降空间很小。
由此来看，配送业务既威胁着商家的生存，又让平台面临亏损难题，谁也没讨到好。
但棘手的是，外卖不可能没有配送业务。如果平台和商家都不承担，最后苦了的，就是消费者。
事实上，美国的外卖平台Doordash，就选择让享受配送服务的消费者，直接承担这笔费用。
据Doordash的招股说明书：平台向用户收取订购商品的美元总额、配送费用，以及任何过户付款，比如税。此外，消费者还需要支付小费。
这简单理解就是，一单价格22.4美元的外卖，用户需要支付5.5美元的配送费，此外还可以向骑手支付一笔小费3.3美元，而商家只需要支付平台佣金。
而对于消费者支付的配送费，平台则与骑手分享：骑手获得4.6元，平台还能从中获取0.9元的收入。
如Doordash一样“谁享受谁付费”的原则，无可厚非。但相比之下，国内的用户明显比国外用户更幸运。
国内消费群体，相对来说对价格更敏感，如果平台向用户群体收取高费用，可能会导致交易规模的整体萎缩，连带的也会影响商户的收入，传导下来，便是单量减少，骑手无单可送。
微观经济学里有个最简单的理论，即当一个供需平衡、市场定价的市场，被人为干预价格之后，将会产生系统性的损益。
因此，长久以来，平台和商家为了吸引用户、满足消费者的外卖需求，变着花样进行餐费和配送费补贴。即便如今，用户点外卖依然经常享受“免配送费”“支付小部分配送费”等福利。
这使得，国内消费者难以形成“要为配送服务承担费用”的意识，实际上外卖配送成本，反倒是主要由商家和平台一起分摊——国内商家和平台的经营压力，也主要来源于此。
承担配送费的载体不同，导致的结果呈现在数据上就是，Doordash的毛利率要远高于美团。
换句话说，商家和平台，为国内消费者享受的优质外卖服务，承担了太多。
但同样的，配送服务所创造的价值，也是巨大的。
而若将时间也看做一种价值，消费者便是外卖配送服务的直接受益方。据调研显示，大多数用户选择外卖的原因是出于时间价值的考量。
有66.9%的消费者因为“有点儿懒，不太想出去”而选择点外卖，29.5%的消费者认为“时间紧张，点外卖可节省时间”。
而测算发现，外卖配送业务为消费者节约时间所创造的价值，也远高于其要为之付出的成本。
我们以美团为例进行的测算发现，美团核心用户的时间价值为21元/小时。
而据北大教授周其仁的研究，美团外卖每单能为消费者节约的餐厅往返路途时间以及在餐厅等待的时间，大约为48分钟。
如此来看，配送服务为核心用户节省的时间里，其能创造的价值约为17元。
备注：据美团研究院数据，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是外卖消费的主力市场，占全国订单总量的 65.1%（2019Q3），因此我们这里以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美团用户的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已知2020 年城镇居民每周工作时长为 46.8 小时，由此测算得出美团核心用户的时间价值。
进一步对美团的配送收费标准测算，可以看到：30元以内的外卖，配送费在3.7-5.7元；35-50元，配送费为4.3-8.3元。
而实际上，当前在商户和平台的补贴下，正常时段内用户支付的配送服务费近乎于零。
也就是说，用户需要支付的配送费，远低于其通过配送节省时间，所创造的价值。
如今，大多数点外卖的人，仍有着“我可以点几十块钱的外卖，但却不能接受几块钱的配送费”的思维惯性。
但即便如此，当持续的疫情打破了商家-平台-消费者的平衡，“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法则已不再适用，或许只有当配送费真的回归“谁消费谁付费”的基本原则，才能最终求得多赢。
小结
其实，造成外卖生意“多输”局面的原因——平台、商家、骑手都要生存，消费者又不想多掏钱，一直都存在。
只是在之前，平台出于发展的考虑，而商家经营状况良好，能支撑大幅补贴让利消费者，各方维持微妙的平衡。但持续的疫情打破了这种平衡，生存压力面前，高昂的配送费已成为商家、平台“不可承受之重”，矛盾凸显。
基于此，解决外卖生意产生的额外支出带来的矛盾，有两个方法。要么让配送费回归本位，由享受了此服务创造价值的一方用户来承担。要么，由平台维持薄利经营，让骑手、商家都能在临界点以内继续生存，用户享受现有服务。
金融界4月6日消息 胡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2胡润全球房地产企业家榜》，香港首富长江实业94岁的李嘉诚以2050亿元的财富成为全球房地产首富；恒基兆业94岁的李兆基以1700亿元排名第二；碧桂园41岁的杨惠妍以1650亿元排名第三。
据榜单显示，全球前100名房地产企业家总财富4.2万亿元。中国以52位居首；其次是美国，有17位；英国以8位排名第三；印度以6位排名第四。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前100名房地产企业家中的三成。香港成为“全球房地产企业家之都”，共有14位居住于此，包括前十名中的4位；深圳第二，有11位；纽约第三，有9位；伦敦第四，有8位；北京第五，有5位。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来自中国，还包括广州、上海、台北和重庆
据悉，本次上榜门槛达到175亿元人民币。全球前100名房地产企业家总财富4.2万亿元。他们来自16个国家。平均年龄67岁，比胡润全球富豪榜总榜的平均年龄大3岁。
过去一年，全球前100名房地产企业家财富平均增长5％，其中，中国房地产企业家财富平均缩水3％，美国房地产企业家财富平均增长10％。
《2022胡润全球房地产企业家榜》前十名
前十名门槛为700亿元。8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各1位。
长江实业94岁的李嘉诚及其家族以2050亿元的财富成为全球房地产首富，比去年减少3％。目前长实集团共持有约1760万平方尺的投资物业组合，2021年度实现收入832亿港元，同比增长17％；归属股东净利润212亿港元，同比增长31％。今年3月长实出售英国伦敦“5 Broadgate”写字楼，负债率降至约5％，资金流动性持续稳健。
恒基兆业94岁的李兆基以170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二，比去年增长8％。2021年度恒基地产实现收入235亿港元，同比下降6％；股东应占盈利132亿港元，同比增长29％。内地方面，继续于一线及重点二线城市物色投资项目，现拥有约810万平方英尺已建成投资物业。
碧桂园41岁的杨惠妍及其家族以165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三，比去年减少21％。2021年房地产行业深陷资金困境，尽管碧桂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其在业绩和财务方面的表现均居行业前列，全年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5580亿元。2021年上半年，碧桂园的净负债率49％，现金短债比2.1。
包玉刚女婿会德丰76岁的吴光正及其家族以115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四，比去年增长38％。截止去年6月，会德丰拥有香港超过700万平方英尺以及内地26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香港和内地的账面净订单分别为380亿港元和330亿港元。
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龙湖58岁的吴亚军及其家族以105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五。在中央政策引导下，房地产企业逐步从市场信任危机和融资困难中恢复，首批恢复发债的房企中，龙湖和碧桂园是唯二的民营企业。2021年上半年，龙湖净负债率46％，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68％。
万达68岁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1050亿元的财富并列第五。去年10月万达商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2021年上半年，万达商管收入106亿元，核心溢利21亿元。
来自英国的31岁休·格罗夫纳以100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七，比去年减少6％。休·格罗夫纳是第七代威斯敏斯特公爵。2016年，在他父亲去世后，休·格罗夫纳成为格罗夫纳集团的主要股东。他是榜单上最年轻的房地产商。
美国欧文公司89岁的唐纳德·布伦以95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八，比去年增长3％。唐纳德·布伦是美国房地产首富。欧文公司在南加州拥有超过1.2亿平方英尺的地产。
华人置业71岁的刘銮雄及其家族以90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九，比去年减少13％。华人置业2021年度收入为13亿港元，同比下降57％，归母净利润亏损35亿港元。投资恒大的股息净额减少是业绩转盈为亏的主要原因之一。
卓越56岁的李华以700亿元的财富位列第十，比去年增长5％。卓越自2018年采取主动降杠杆、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坚持稳态前行。去年集团销售全口径首过千亿，业绩同比增长超20％，年度回款率90％。近日，卓越成为今年首家实现美元债融资的民营房地产企业，利率低至2.9％。
居住地
财富增长最多
财富下降最多
女性
------------------
“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url=]上观新闻网站上海疫情，正处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关键时期。
紧要关头，最是考验担当本色，最能看出为民情怀。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力，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市委要求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克难攻坚，坚决打赢这场大仗硬仗；市民群众普遍盼望尽快遏制疫情，早日回归正常生产生活。落实好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与要求，回应好市民的希望与期盼，都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身先士卒、以上率下。这是一个必须尽锐出战、以快制快的时刻，是必须事不过夜、兵贵神速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拿出特殊的担当和劲头，展现特殊的状态和作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愈是艰难时刻，愈是要强化这样的宗旨意识，愈是要须臾不忘群众观点，将人民的心声与期待视作切实的鞭策。
这段时间，许多市民的生活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不少市民对防控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批评。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从群众的呼声中查找短板、检视不足，在善意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努力改进，是一种应有的态度，也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
广大市民在默默承受着生活不便的同时，依然尽着最大努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一起守护着这座城市。无数基层一线同志抛下小家，日夜坚守；无数普通市民用自己的奉献、参与和配合，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于防疫工作的努力，市民也看在眼里；对于许多顺应民心、温暖人心的改进提升，人们从来不会吝惜自己的点赞和掌声。
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为群众纾困解难，没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
这段时间，在上海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广大基层干部和一线工作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承担着繁重的防疫任务，更要努力化解群众的焦虑甚至怨气。他们直面着一线的矛盾和问题，被当过“出气筒”“解压阀”，感受过身心俱疲。
对于基层一线的工作，市委领导多次给予高度肯定，并部署了对基层的力量支援工作。对基层一线的同志，我们要由衷致敬，更要切实尊重、切实呵护，不能辜负他们的艰辛付出，更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切实实担当有为，切切实实为基层减负、为基层分忧、为基层增能。我们要为基层干部打气，要鼓励他们一起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这种打气鼓劲，必须付诸于行动之中，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尽责尽力、主动作为、跨前一步上。
在这样的时刻，必须真真切切地倾听并重视基层的意见和心声，并用有力有效的行动予以回应。很多环节，组织协调可以更高效，工作流程可以更优化，释放给基层的信息必须更及时更透明，给予基层的支撑必须更有力。
在许多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上，上级部门和领导干部必须围着基层转、围着一线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基层的关切，尽力让基层干部在群众面前不做“难人”，帮助基层干部赢得更多群众的理解支持。
基层的信心，就来自于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支持。有了这些，就有“上下同心”的基础，就能凝聚起人人参与配合、众志成城抗疫的强大合力，就有了打赢这场大仗硬仗的底气。
民营经济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加深，为民企拓宽融资渠道，解决生产经营面临的现金流问题，尤为迫切。
大力支持民企发债
3月27日，中国证监会表示，拟于近期出台包括推出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优化融资服务机制、发挥市场化增信作用等七大政策措施，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质效。
3月28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自律管理服务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举措的通知》，提出持续做好民企发债融资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政策的帮扶重点主要是针对当前民企债陷入难以发行的痛点。近年来，民企发债规模出现了大幅度降低。“不可讳言，部分民企在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在金融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融资的可得性较差，同时融资成本也偏高。”市场人士告诉记者，数据显示，2021年，民企共发行信用类债券381只，发行金额3178亿元，发行规模同比下降34%，净融资额为-3329亿元，较2020年净融资缺口增加90%。2021年，AAA、AA+、AA级的三年期民企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与同期限国企债券的信用利差分别达到30BP、76BP和177BP。
鹏扬基金信用策略总监林锦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历过2018年民企产业债违约、2021年以来民企地产债违约两轮集中性的风险事件后，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愈发困难。一些违约事件暴露出民营企业在信息披露质量、企业管理控制、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公开报道可见的案例包括信息不透明、财务造假、关联交易、投资激进等。此次对于民企发债的政策支持帮扶，有助于改善投资者对民企债的投资信心。
证监会出台七大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具体措施，从拓渠道、增需求、防风险等多维度破解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拓渠道，就是推进债券产品多样化建设，积极探索缓解民营企业流动性压力支持工具，便利回购融资机制等。比如推出科创债，优先重点支持科创领域民企融资需求。可预见，债券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中所起到的作用将愈发突出。
增需求，就是优化融资服务机制，提高融资效率，适度降低债券融资市场门槛，加大对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比如推动更多符合要求的优质民营企业纳入知名成熟发行人名单，发挥市场化增信作用，鼓励市场机构、政策性机构通过创设信用保护工具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提供增信支持，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等。
当然，防风险的弦须臾不能松。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民企债市融资暴露出的“痛点”，同步健全全流程信息披露机制和违约处置机制，提振市场对民营企业债券的信心。
林锦表示，这里面最有效的政策之一是通过专业的市场机构提供增信支持。引入专业增信机构，通过其深入尽职调查，有助于降低民企发债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问题。其次，通过收取保险费用的形式实际上实现了风险收益在投资机构、增信机构之间再分配。债券投资机构对专业的增信担保机构信赖度较高，通过增信机构加入，可以较快速地实现资金流入民营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海通证券债券部负责人表示，“鼓励证券基金机构加大民营企业的业务投入，将在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专项业务排名中纳入民营企业债券相关指标”这一条受到证券从业者的广泛关注。此项举措能够切实鼓励券商支持民营类企业发债。
证券交易所担当重任
近期，一批企业在上交所成功试点发行科创用途的公司债券。例如，小米通讯在上交所发行科创用途短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2.9%，融资成本低，极大地便利了科技研发融资；上海联和投资发行科技创新债，募集资金部分投向集成电路、卫星产业及高端数字化装备领域的民营科创企业。复星高科、三一重工等多家优质民营企业在上交所市场成功开展了公司债券以及ABS融资。
记者了解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积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神，落实证监会工作要求，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债券市场融资。
上交所拟推出科技创新债券，优先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发债募集资金。从前期双创债试点经验及市场调研经验来看，现阶段推出专项支持科技创新领域的科创债时机较为成熟。而科创债的推出，预计能进一步扩大发行主体范围，有利于畅通科技创新领域的直接融资渠道。截至2021年末，全市场民营企业债券存量规模为8692亿元，其中上交所市场的民营企业债券占比为45%。
债券创新品种方面，先后推出募集资金用于纾解民企融资和流动性困难的纾困债、支持中小型高科技成长性企业发展的创新创业债、疫情期间支持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疫情防控债，以及双非可转债、可交换债等股债关联产品，并积极推进优质民营企业在双创债框架下发行科创用途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方面，积极支持依托应收（供应链）账款、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截至2022年3月25日，深交所债券市场累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约2.6万亿元。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债券融资规模占深市民企债券融资的三分之二。
“深交所积极推动固收产品创新，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深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2015年公司债新政改革后，深交所陆续推出创新创业公司债、创新创业公司私募可转债等，直接或间接支持民营科技企业融资约250亿元。
深交所大力推动知识产权ABS可复制、规模化发展，实现融资近130亿元，实现专利、商标和版权全覆盖，助力打通民营科技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过程中的“融资、交易、运营”业务链条。
2018年，深交所启动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先后推出信用保护合约和信用保护凭证业务，落地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并配合中国结算于2021年3月底开展受信用保护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试点。截至目前，深市已累计达成合约交易77笔、凭证项目9单，规模合计42.9亿元，撬动民营企业融资约200亿元。
多措并举支持民企融资
据记者了解，目前信用债市场呈现出几大特点：发债企业性质方面，央企、国企的比例在上升，民企在下降；行业特点方面，城投债占据一半体量，其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过剩产能、公用事业方面；收益率方面，整体呈现下移，内部分化严重，央企、大型国企处于极低水平，民企地产、弱资质的城投债收益率处于历史高位。
日前，交易商协会提出提升民企注册发行服务效率；优化民企债券注册发行便利，支持符合成熟层企业标准的民企开展债务融资工具多品种统一注册（DFI、TDFI），适用自动储架发行便利；进一步优化民企注册发行阶段主承销商团机制；引入更多机构参与民企债券承销等帮扶措施。不过，有观点认为在市场投资者对民企的风险偏好得到明显修复之前，政策的受益方会更多集中在本身信用资质较好的行业龙头的民营企业。
未来还应该大力鼓励证券公司和债券投资人积极参与优质民企债券资产的发掘，并探索创新完善债券风险管理工具，为民企债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引来“源头活水”。民企融资问题的实质性改善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要债券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建立正确的风险意识以及发展风险对冲工具予以配合。
记者了解到，沪深交易所下一步将推出更多直达实体经济重要领域的创新产品，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创新创业公司债、数字经济主题债等品种。深交所将鼓励民营企业优先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类REITs、知识产权证券化、CMBS等基于资产信用的证券化产品，积极配合落实深圳“民营企业千亿发债计划”等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政策等。
业内人士表示，要加强股债联动，支持优质民企利用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机遇发展壮大。拓宽民企融资途径，还需发挥各方合力，打出“组合拳”，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多措并举引导市场预期，提升金融服务民企的质效。
“禅宗祖庭，功夫圣地”少林寺要进军房地产了。
4月6日，来自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显示，河南铁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4.52亿元竞得郑政东出[2022]2号（网）地块使用权。铁嵩科技刚刚成立两周，注册资本正好是4.52亿元，由河南铁投和沅翰实业分别持股51%和49%，而沅翰实业背后是少林资管及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
近年，少林寺的商业活动和商业版图屡屡被公众关注。
2015年少林寺就传出要在海外“搞房地产”，彼时“少林寺将在澳洲建四星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消息引爆国内外网络媒体。2020年9月，少林寺又因与森马服饰的商标纠纷吸了一波睛，彼时媒体发现嵩山少林寺申请的商标达到666个。2009年开始，少林寺就多次传出要在资本市场上市，释永信出面解释，“少林寺永不上市。”
4.52亿拿下一宗商业用地
4月6日，郑州市郑州东区合计64.795亩商业用地完成出让，成交价合计5.26亿元。河南建业集团旗下郑州建祺置业以7400万元竞得郑政东出[2022]1号（网）地块使用权。
而河南铁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4.52亿元底价竞得郑政东出[2022]2号（网）地块使用权。该地块位于育翔路南、龙湖内环东路西，面积57.25亩，为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天眼查数据显示，河南铁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铁嵩科技”）2022年3月22日刚刚成立，注册资本为45200万人民币，与此次所获地块成交额完全一致，可以说这块地就是为其量身打造。铁嵩科技法定代表人为鲍夏，经营范围包括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营业性演出、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据时代财经，郑东新区管委会2020年12月3日为该宗地定制了产业实施方案，将项目定位为文化产业类，建成后主要业态必须从事文艺演艺、文化展览、文化创意产业办公、酒店及服务型公寓。具体来看，该项目包括一座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文艺演艺中心，一所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艺术展览馆，一个面积约11000平方米的文创产业园区，一家面积约18000平方米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以及面积约19200平方米、可对外销售的服务型公寓。
而铁嵩科技的两大股东为河南铁投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河南沅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沅翰实业”），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沅翰实业由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少林资管”）持股70%，而少林资管又被现任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持股80%。从股权路径看，释永信是沅翰实业最终受益人。
对于少林寺进军房地产，网友一片哗然：“少林寺不是净土吗”“方丈成老板，这可以吗”“这世道变化快啊，少林寺都出山了”……。还有的网友称“请问怎么才能去少林寺当和尚？”。
2015年传在澳洲“搞房地产”
中国基金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并非少林寺首次沾边房地产，早在2015年2月，“少林寺将在澳洲建四星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消息引爆国内外网络媒体。
据悉，当年2月23日，释永信亲手将一张412万元澳币支票，交给了新南威尔士州肖尔海文市长Jaonna，一举付清了该市政府出售给少林寺的18000亩土地款。彼时媒体报道称，“时隔9年重启少林村房产开发项目，该项目除计划建造一座少林寺澳洲分寺外，还包括一间四星级酒店等设施”。
报道称，鉴于项目地块面积庞大、远离都市，孤立地修建一座传统中国寺庙和禅修道场很难持续，规划公司和少林澳洲代表曾向永信方丈提出意见：采取复合开发模式，即寺院禅堂、功夫学校、佛医养生、草药园区与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商业服务设施等复合配套，兼顾佛教修行与休闲度假，宗教、公益项目由少林寺全权负责，投资、经营性项目由社会企业负责。
对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当年两会期间回应新华社记者称，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少林文化中心的建设已经启动，国内建筑师正按照禅宗“简、省、空”的风格，对其进行“大禅堂、小禅房”禅院群落的规划设计。”
释永信说，“少林寺的禅修空间、农禅空间、禅武空间必须由少林寺做主，如果企业家从中看到人流、需求和商业机会，大家愿来共建共享，只要澳洲政府和民众愿意，投资者愿意，我只会随缘说好。”
少林寺商业版图庞大
1982年，一部电影“少林寺”爆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少林寺。
1987年，24岁的释永信在方丈释行正圆寂后，正式成为少林寺主持。而释永信有着不一样的头脑，他主持重建法堂、钟楼、鼓楼等，还成立了“少林武僧团”进行全国巡演，进一步提高了少林寺的知名度。在有着MBA学位的释永信操持下，少林寺也跟进潮流地尝试了多种商业化手段，包括注册公司、商业演出、建立分寺、开淘宝店等等。
商业经营上，少林寺称得上集团化运作。
1998年，少林寺成立了实业公司，经营起少林禅茶和少林素饼生意；2002年，创办名为少林书局的出版公司，出版有《少林功夫》等图书；2007年，成立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经营体育用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等，同时也在少林寺常住院内经营餐馆；2008年5月，一个名为“少林欢喜地”的淘宝店开业，经营佛教用品、武术用品等。
除了这些生意，少林寺还曾通过授权少林相关网络游戏、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少林音乐、为联通号码开光并拍卖号码等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这些尝试颇为前卫。
天眼查数据显示，少林寺商业化的主要平台就是少林资管，其先后投资了16家公司，目前仍然存续的有7家，8家被注销，1家被吊销。而释永信目前对18家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包括河南嵩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嵩山少林寺茶叶有限公司等。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整理的少林寺企业版图）
2020年9月，少林寺发布声明，否认和国货品牌“森马”有任何跨界合作，更以侵权为由，要求其下架所有标注“少林”二字的商品。这时人们也才惊奇地发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的数据，从1997年到2020年，嵩山少林寺申请的商标已经达到666个。
今年清明节，小兵去到韶山直播纪念毛主席，在回来的火车上，收到了这样一个噩耗：
2022年4月6日早晨7时40分，中国知青的典型代表，中共九大至十三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毛主席的好战士——邢燕子同志不幸因病逝世，享年81岁。
提到邢燕子，作为80后的小兵第一个想到的是她对毛主席的那浓浓情意：
2015年12月9日，邢燕子用自己的书法为毛主席诞辰122周年献礼：
毛主席，我们想念您！
看到这样滚烫的文字，小兵心中总是心潮澎湃！
毛主席，我们想念您——这就是咱们亿万国人的心声啊！
而且，当时邢燕子用颤抖的手，一连重复写了五次缅词，她说：这是要向毛主席汇报，含糊不得，不然主席得说我这么多年怎么没有进步呢。
她还说：“要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献给主席！”
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仰：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主义，而且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邢燕子，1941年出生，原名邢秀英，天津宝坻县人。
1947年1月22日，国民党部队攻占宝坻县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火烧北大洼”惨案，从那时起，小小的邢燕子的心里便种下了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的种子。
1949年初，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司家庄人民迎来了解放，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孩邢燕子也有了进城读书的机会，并开始理解因为有了毛主席，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邢燕子也走上街头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并随后加入了共青团。
进入中学学习后，邢燕子把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的宣传画贴在了床头，并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伟大号召。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尽快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1958年，17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后放弃了升学机会，也没有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了老家司家庄务农，决心做新中国第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
村里缺少劳动力，她就组织成立了幼儿园，一下子解放了20多位年轻力壮的青年妇女，并组成了“燕子突击队”。
寒冬腊月，她砸开三尺厚的冰结网打鱼，晚上就围坐在一起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三个月下来竟然创造了3000多元的副业收入，极大缓解了村民的生活困难。
为了村里能够取得更高的收成，邢燕子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拿了出来帮助生产队买化肥，就连她爷爷给她买棉袄的钱也拿了出去。
1960年冬，为了多开荒地、多打粮，邢燕子又带领“燕子突击队”的队员们一鼓作气开垦了560亩荒地，手工把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化肥疙瘩轧碎，秋天多收获4万多公斤粮食。
刑燕子就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成为了“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被称为毛时代的好姑娘！
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
这一年，邢燕子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扎根农村，像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那样，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4年12月21日，邢燕子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可谁也没有想到，开幕前，毛主席竟亲自拉着邢燕子的手走上了灯火辉煌、庄严隆重的主席台，并亲自将她领到前排后才坐到第二排自己的座位上。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一代新人知识青年的敬重、关切和给予的无比厚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交给下一代人的手中了！
未来这些年轻人会怎么走？
毛主席当年是怎么思考的呢？
毛主席为什么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什么提倡“社会主义接班人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小兵想到这里，忍不住热泪盈眶！
5天之后，邢燕子又迎来了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1964年12月26日，正逢毛主席71岁生日，平生不过生日的毛主席打破了这个规矩，邀请了刑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等到家里做客。
毛主席说，“今天没让我的孩子来，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下乡，没资格，不配。我要坚决坐在群众一边。”
席间，毛主席讲到了农业，讲了读书，还讲了让邢燕子铭记终生的话：“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都没有翘尾巴，这很好。一个人做出了一点成绩不能翘尾巴，做两点也不能翘，三点、四点更不能翘，一辈子都不能翘尾巴。”
据统计，邢燕子因为卓越的农村工作成绩，受到了毛主席的5次接见，周总理的13次接见。
1968年5月，邢燕子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再次表达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不是下乡镀金，捞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而是扎根农村，改变农村面貌。”
成为闻名全国的知青楷模后，邢燕子可以说坐上了“直升飞机”，曾先后担任很多职务，但她却总是微笑着说：“我是一个农民。”
她按照毛主席的的要求，和当年的许多工农兵干部一样，依然拿着基层工作的工分，不领国家的工资。刑燕子和陈永贵一样，穿梭于办公室和田间地头，每一年都有相当长的时间从事第一线的农业劳动生产，长时间的和乡亲们在一起，仍然在村里记工分，与社员的报酬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性。
刑燕子是一名不脱产的书记，他要养猪、起猪粪、打猪草，她甚至为了帮助丈夫过好日子，还不得不常常到大洼里为家里拾柴禾。
1970年，邢燕子回村参加劳动，带领村民提前6天完成了600亩冬小麦的播种任务，并完成条田改造150亩，动土方2400立方米。
这就是毛时代的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好干部啊！
邢燕子说到做到，她不仅仅在毛时代扎根农村、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而且后来一直牵挂着人民，一直在散发余热！
1979年，全国各地的知青开始陆续回城，邢燕子的名字也逐渐从媒体上消失，她的职务也一降再降；到后来，她失去了全部高职；再到后来，市人大代表的名单里也见不到她的名字了……
面对这种大起大落，她说：心里也苦闷和失落过。但后来一想，无论官大官小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国家的安排和需要。对于政治地位的变化，我没有怨言。我们不能跟党和国家讨价还价呀。
像其他知青典型一样，邢燕子也接受过审查，但她却笑着说：“书记不接受审查，难道去审查老百姓呀？”
1983年，邢燕子被调往天津市北辰区永新知青综合农场，担任农场党支部书记，在那里，她喂猪、施肥、卖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再次成为了农场里的先进人物。
1984年，她担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依然积极发挥自己熟悉基层的优势，为当地环境保护和财政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1994年夏，北运河遭到洪水袭击，领导考虑到邢燕子的年纪和资历，不准备安排她参加劳动。但邢燕子严格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参加劳动，坚决不搞特殊化。
邢燕子还经常看望基层单位女职工，特别关心农村妇女，鼓励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担任北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每年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对口支援贫困学生……
而她自己，则依然过着毛主席当年提倡的朴素的生活！
邢燕子一生奉献，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毛主席所指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的农村，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她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邢燕子是毛主席培养出的共产主义新青年，她拥有着雷锋一样的灵魂，是我们全体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邢燕子同志永垂不朽！
她在中国知青史上、在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代表性意义，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而她身上所承载的知青精神、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理想信仰，时至今日，更是充满着伟大的、超前的进步性，散发着永不过时的革命号召力，对我们21世纪的青年人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文/红色小兵，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色小兵爱读书”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动态调整监管重点、监管对象和监管方式，做好线上线下组合式价格监管，加强对保供单位和社区团购组织者、经营者的价格巡查力度及提醒告诫，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疫价格违法行为。现选取最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案例一：福慧城餐饮店哄抬面类制品价格案
市场监管部门近日收到消费者举报，反映上海市徐汇区福慧城餐饮店在疫情期间哄抬价格。经查，当事人在外卖平台上销售挂面等产品，4月13日以150元的价格购进面类制品30斤，在外卖平台上以300元的价格进行销售，进销差价率为100%，远高于同时期周边市场同类商品的进销差价率。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目前案件正在抓紧办理中。
案例二：吕某采取短斤缺两手段价格欺诈案
市场监管部门近日接到市民举报线索后，立即对吕某经营场所进行执法检查。现场查见当事人在外卖平台上经营水果，按照整箱销售耙耙柑，执法人员现场对该批次库存耙耙柑称重，标称重量为30斤，实际为27斤，箱子重达3.5斤。当事人在外卖平台上标示商品的规格内容与实际不符，存在“短斤缺两”现象。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目前案件正在抓紧办理中。
案例三：胡某使用欺骗性的文字、图片等标价行为进行价格欺诈案
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在处理投诉举报中发现，胡某向两个居民小区推出“140鲜肉盲盒套餐6斤”的社区团购项目，并在团购商品价目信息中配有“鲜猪肉140元/6斤/份，盲盒配送”、“每份套餐三个随机品种共6斤，五花肉2斤、腿肉2斤、排骨2斤”等文字介绍和猪肉样品图片。团购成功的居民所收到的商品与团购页面价目信息中宣传的猪肉品种、部位严重不符。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目前案件正在抓紧办理中。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价格执法检查力度和价格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 欢迎光临 主人公论坛 (http://zhurengong.net/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