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2年前的正月初四的晚上,辗转难眠,直到初五凌晨四点起身,决定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写信,当提笔写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泪水夺眶而出,一封信一气呵成。22年过去了,总体而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有了很大的改观,而“农业真危险”依然让我忧心忡忡。
一、1997年前的中国农业。
毫无疑问,1997年是中国农业的转折之年,只是绝大多数国人不敏感而已。
这一年,农地一轮承包15年到期,绝大多数地方在没有兑现重新调整承包地承诺的情况下,直接宣布承包期再延长30年至2028年。这一年,减少农民和消灭小农,扶持新型农业主体、鼓励土地向少数人流转集中等,正式被确定为三农现代化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粮食净出口国、油料净出口国、猪肉净出口国,向大豆净进口国、粮食净进口国、油料净进口国、猪肉净进口国转变。
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看中国农业,将来可能会把1978年—1997年、1997年—2020年、2020年之后,分成三个不同的农业阶段。
二、2020年的中国农业。
毫无疑问,2020年是中国农业的惊醒之年。
这一年,受疫情影响,国内一些传统产粮区的农村出现了粮荒,世界上多个粮食出口国有意限制粮食出口,这“惊”到了中国人!种子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一年,中国净进口大豆8073万吨,粮食14262万吨,猪肉439.22万吨,食用植物油983万吨等等这些进口量,可相当于8亿亩耕地的生产量。没错,是8亿亩,惊到了你没有?!
这一年,中国官方宣布土地承包30年到期(2028年)后,再顺延承包期30年。对这个决定,历史肯定会给出特别的评价,因为主要农产品产量并不一定与承包期延长正相关!
三、中国农业到了很危险的时候
1997年到2020年,23年时间,我国由主要农产品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且数量巨大,需要8亿亩土地才能生产出来。假如,国际上有其他国家带头对我国再次突然使用“粮食武器”,我国将出现8亿亩生产量的供给短缺,这是一个绝对的天量!假如其他国家对我国实施大豆禁运,东北土地被迫恢复大豆生产,我国将有三分之二的传统农业大省严重缺粮,且不是一般的缺口!
四、中国农业危机的原因
1997年至今,农口官宣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新型农业主体茁壮成长,粮食持续增产,且创造了连续15年“创新高”的佳绩,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农业发展成就巨大;而商贸口官宣告诉我们说: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主要农产品净进口量不断创新高,中国人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得越来越好了!
谁在说谎?都没有说谎。只是我们自己没听明白。人家农口官宣说的是粮食持续增产,把东北生产大豆的几亿亩耕地和中原华北生产棉花的几亿亩耕地都用来生产粮食了,所以粮食连续15年创新高,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人家没说大豆、油料、猪肉这些是吧?确实说得很清楚,又让你听不太明白,这就是农口官宣的水平!尿裤子了,尿不湿,这才是高水平!但是,不管你穿多少层尿不湿,反正你尿裤子了。这是事实吧!
中国的农业为什么会“尿裤子”呢?
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穿尿不湿,且穿了一层又一层,家人和医生都以为他真没毛病,给耽误治了!
分田单干的增产作用在90年代中期就释放完毕,不承认!“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无偿承包、长久不变”对土地高效利用、对农业新型主体再造、对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对统分结合基本经营制度与时俱进、对现代农业发展等严重阻碍,不承认!粮食补贴、农业补贴等,对主要农产品增长的边际效用早就递减为零了,不承认!承包地三权分置,想得美,实际上是瞎折腾,不承认!
扶持大资本集团主导生猪产业全产业链经营,对农业综合发展、对循环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对物价稳定、对生态环境等都有害,不仅一意孤行,还把农业全面推向“非农化、资本化”全面走上“生猪产业化”之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合国情、假专业合作社数量“大跃进”,视而不见。推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合作,一直磨磨唧唧!种子安全问题多多,一直装睡,直到最高层发话,这才如大梦初醒般加油干!
1995年,粮价每斤0.55元,现在每斤1.1元,27年仅涨了1倍。试问:同期肥料农药种子涨了多少倍?同期学费、房费、医药费涨了几倍?谁搞主要农产品生产,谁变穷,看不见吗?
我的家乡江汉平原,1997年前,大田是“油稻稻”模式,现在就种一季中稻,单位面积产出减少一半多。当然,这有利于从农业中挤出劳动力搞外向依附型一般性制造业。
有一种超级力量在农业领域推进对资本扩张有利、对美元化有利的两个循环:
1,维护主要农产品低价格→致使农民收入低→逼迫更多农民外出打工→农民工工资低→出口比较优势强、世界工厂→少数人赚美元多、美元储备过多→进口农产品多→维持国内主要农产品低价格等等。
2,维持主要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外出打工→逼迫土地等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农业产业非农化资本化美元化(如生猪产业)→打垮千千万万小农→土地等生产资料进一步向少数资本集团高度集中→最终实现农业产业“房地产化”→资本不断追求定价权增长收益和稳定市场份额增长收益。
上述两个循环,才是中国农业最根本的危险,才是中国“内需”和“内循环”不振的根本原因,才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潜在的最大安全隐患!
五、向陈锡文同志致敬!
最近,清华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开了一个研讨会,三农界举足轻重的陈锡文同志有一个较长的视频讲话,讲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紧迫性,讲的很好很深刻!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是说;过去一直对新型农业主体高度重视,政策资源也一直向新型农业主体倾斜,反而对农民集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建设及集体经济发展重视不够。陈锡文同志的反省诚恳、深刻,令人尊敬,值得赞扬,让人看到了二农部脱下尿不湿的勇气,看见了农业农村沿着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新希望。
为什么给陈锡文同志的反省这样高的评价呢?
第一,在中国乡村最近40年,像大寨、周家庄公社这样一大批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加强的村庄,由于其主体性不断增强,按照市场要求组合各种要素生产经营和追求价值及价格增长收益的能力比千千万万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具有极大优势,更比所谓的农业新型主体配置农业生产经营要素具有速度快和成本低制度优势,所以其农业农村都获得了全面持续发展,现代化水平也很高。这是经过40年实践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和基本经验,陈锡文同志终于看到了看清了这个基本的客观事实。
第二,陈锡文同志的反省,为阻断上述两个循环扫清了障碍,为农业回归对农民有利、对扩大生产和供给有利,对扩大内需建立内循环有利、对国家安全有利的新时期习科社道路扫清了雾霾!
向陈锡文同志致敬!向陈锡文同志学习!为中国农业美好的明天,撸起袖子加油干!
最近看到某个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讲乡村振兴的发言。从时间上,这应该是2017年的一次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发展乡村振兴。这里就不重复了。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三个坚持:第一,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第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第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总的感觉,这三个坚持基本就是维持现状。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多年来这一条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农村基本的现状,这么多年来基本也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个对土地承包关系,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强调要坚持不变的。这样看起来,那么在中国要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时,只是在维持现状,就能解决这其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吗?这样的观点让人看不出来我们在乡村振兴中,最大的希望究竟在哪里。
关于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党和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和做法。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坚持了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所有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农民们利用这样的条件到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能做些什么?对这样的问题,那位前领导同志在他的发言里似乎都没有提到。
在关于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我想这应该是根据全国大多数地位的现实情况而观察到的。然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与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存在某种矛盾?这样的矛盾又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位前领导同志也都没有提到。
如果只是这种类似于维持现状的态度,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乡村振兴,是很让人产生疑虑的。前些年,作家王宏甲写的《塘约道路》让相当一些以农业为主的省市领导受到很大的启发。在他们那里,开始都是非常热烈地关注和讨论着这样的话题,后来,有的地方开始尝试着开展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作。贵州省毕节市委就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党支部领办农村生产合作社,重新把农民组织在集体经济的周围。这样的做法不仅在毕节市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为进一步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在开展整党建党的工作中,也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开展了农村党支部在各村领办农业集体合作社的工作。一般说来,一提起烟台,人们都认为那是个沿海城市,又处于较为富裕的胶东半岛,农民们一般也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似乎那里不存在很贫困的地方。
作家王宏甲经过考察,发现事实上,在烟台市管辖的农村里,还是有一些比较贫困的村庄。其中有一个是衣家村。这个村的情况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衣家村太穷了,农村集体几乎没有一分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向银行贷款可能性不大。但农村要发展,到底要怎么做?村党支部书记衣元明动员村民修路。如果不修路,很多事都不好办。但修路也没钱发给修路的农民,只能发记工票,将来村集体有钱了就再偿还给大家。
衣家村的农民说,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有劳动力。然而在实际上,所谓劳动力几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女劳力,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了。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上山搬石头。有的老人说,我使劲地活,活一天就要干一天。很多人都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他们都很清楚,不修出路来,衣家村的经济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出路。就是在这样艰苦且贫穷的情况下,衣家村就是靠着这些老年劳动力,硬是修出一条环山公路来。
当然,这只是衣家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步。衣家村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时的集体经济真的非常红火。村里种小麦、玉米还有水果。村里修起了水库、水渠,还有水塘。村里也有鞋厂、榨油场、粉房、育肥场(养牛场),还有鞭炮厂。村里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上小学都是免费的。但后来集体经济垮掉了,水库没人修了,也垮掉了,集体企业也分光了,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的衣家村农民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干劲,当年集体经济的红火召唤着他们内心的火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位前领导同志说,要坚持家庭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做法是应该因地制宜的。如果农民们都愿意一门心思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道路,那么他们未必还对所谓家庭经营有更高的热情。毕竟,家庭经营发展不起来更大规模的经济。而农村要走向振兴,必须在经济上扩大规模、扩大协作、扩大多方面多渠道的合作。正如毕节市委所说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会师了,就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家庭经营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在观看福建电视台拍摄的《闽宁情2021》时,看到闽宁镇要创办美食街。然而当时在场的小商户都不敢投资签约,显得顾虑重重。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资金少,担不起大一点的风险。但如果是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来承办这样的美食街,那么风险明显地就会有所减少,商户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当然,在集体经济的大框架下,这类商户依然可能从事家庭经营,但由于有了集体经济的托底,这种家庭经营的状态比起没有集体经济的托底要坚韧得多。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多省市县的领导都看中了塘约道路,说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已经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没有集体经济,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很难走下去的。当然,因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要因地制宜,我们不可能依靠所谓行政命令来开展集体化经济。但各级党的组织与领导干部,必须要积极引导,做好做细动员与宣传工作,特别是要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农村基层组织与广大农民共同商议,来确定本地的集体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等诸多问题。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是绝对绕不开的。
那位前领导人的发言是几年前的,据说,现在他的观点已经有所调整,主要是着重强调共同富裕了。这样的调整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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