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寡头+落后国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过渡

焦典

列宁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的当代意义宋朝龙  汪阁阁 · 2020-08-12 ·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了西方的结构性危机，各种改良主义办法相继失效，新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发展中国家面对重大压力和挑战。在此情况之下，反思和挖掘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金融资本理论，提供了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理论工具。列宁提出，革命民主政权要实行银行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参加联合组织，土地、石油、矿藏等不动产的国有化，把沙俄国家资本主义转归革命民主政权等，实现对金融资本的改造。目前，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了西方的结构性危机，各种改良主义办法相继失效，新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发展中国家面对重大压力和挑战。在此情况之下，反思和挖掘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金融资本  帝国主义经济 资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列宁在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并以此系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在《四月提纲》《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著作中系统探讨了革命民主政权如何改造金融资本。列宁的这些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大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了，但金融资本的统治获得了新的空间。金融资本的长期统治导致了今天西方世界以及全球化的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民粹主义等都难以克服的问题，在这种困局之下，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在当代具有很大的价值。

　　一、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

　　与考茨基、卢森堡从产业资本再生产的矛盾出发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同，列宁吸收、批判与改造了希法亭的理论成果，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为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工具。

　　1.金融资本建立在产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趋势。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涌现出各种大型的高效率的机器设备，这既为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也对大生产提出了要求，因为这些技术装备只有在大企业中才能加以推广和利用。另一方面，为了追逐利润，自由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大企业往往凭借自己在经济规模上的优势，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生产日益集中于自己手中。竞争的趋势总是大企业战胜小企业，大资本吞并或控制小资本。所以，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垄断，这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的、基本的规律。列宁指出，垄断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处于萌芽时期;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作为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虽有广泛发展，但还不稳固;19世纪末的工业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是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作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垄断的形式包括股份公司、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等。列宁认为，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资本的垄断逻辑。他指出，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定义，其不完全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

　　2.金融资本建立在银行垄断的基础上　　

　　银行基本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银行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改变。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银行就能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确切地了解各资本家的业务状况，并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致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甚至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从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业务看，银行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也没有削减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结果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依赖于银行。

　　3.金融资本建立在银行垄断和产业垄断相互融合的基础上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银行获得了证券发行的业务。证券发行突破了单个资本的局限，加速了资本集中的发展，也推动了生产的集中。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与银行自身的集中，银行的密网迅速扩展，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银行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从普通的中介者成为极少数垄断者。银行和工商业的结合有业务的结合、所有权的相互渗透(相互持股股票)、人事结合(双方经理互任对方监事或董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

　　4.金融资本建立在对世界市场进行垄断性瓜分的基础上　　

　　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本输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很高，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而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从可能性上看，资本输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基本条件已有保证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资本家的垄断同盟首先瓜分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和国际垄断同盟。国际垄断同盟按资本与实力对世界市场进行了瓜分。

　　5.金融资本建立在对后发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上　　

　　列宁指出：“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2] 殖民地是原料来源地，是有利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各国资本主义在国内矛盾的加深，于是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3] 在对帝国主义本质进行揭示的基础上，列宁还批判了考茨基的错误，考茨基从产业资本积累中的工农业比例失调来认识帝国主义，而没有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归结到金融资本。

　　二、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改造的理论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是造成帝国主义一系列矛盾和危机的根源。革命民主政权如何对待金融资本呢?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主要包括银行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参加联合组织、土地、石油、矿藏等不动产的国有化以及对沙俄国家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造等。

　　第一，银行国有化。银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银行国有化就是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4]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5]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的程度，有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只要通过考察就可以发现，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账目。但是，要合并账目只能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进行国有化，国家才能了解资本家的财产情况，才能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方式和方向，才能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才能避免金融资本对国计民生的操纵。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国家才能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来经办大规模的业务，调节经济生活。此外，银行国有化有利于农民和小业主和农民，因为他们进行信贷也变得极其方便和容易。“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6]

　　第二，辛迪加国有化。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如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所以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一起收归国有，而且辛迪加的国有化并非是困难之事。“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7]“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8]

　　第三，取消商业秘密。这里所说的取消商业秘密，不是取消小商人的商业秘密，而是取消大垄断企业的商业秘密。垄断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是与投机相联系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9]在资本主义的大经济中，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为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就是保护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想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即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上交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10]

　　第四，强迫参加联合组织。强迫“联合化”是任何更加认真的监督措施和所有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11]列宁认为，“‘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12]

　　第五，土地、石油、矿产等不动产的国有化。土地、石油、矿产等不动产能提供垄断地租，是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经营和控制领域。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做投机生意，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力地分块出售等，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针对土地等不动产资源，列宁提出的纲领是国有化政策。土地革命“要求实行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13]土地国有化还不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其实是把地租交给国家。它更换了级差地租的占有者，消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绝对地租，相应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可以极大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土地经营权在农民手中，这其实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农民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自发地蓬勃发展。民主革命的土地纲领是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使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不仅可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君主制借以复辟的基础，而且可以使农民摆脱农奴制的羁绊，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第六，对沙俄国家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造。除了上述的土地和银行国有化之外，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还包括改造沙皇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辛迪加，比如糖业辛迪加等。这些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在管理模式上确实充满着反动的官僚气息。这些垄断资本主义在组织方式上已经完全社会化了，革命政权应该把这种辛迪加从官僚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变为民主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改造，同时在工人政权下，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

　　三、列宁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的当代价值

　　只要金融资本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就没有过时。金融资本的统治势力越是膨胀，各种改良主义方案越是失效，列宁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的理论就越能凸显其价值。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金融资本的统治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规模、深度和广度。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进行金融遏制和民族压迫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民族压迫的体系、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了，但民族压迫从直接的形式转化为间接的形式;另一方面，无论在美国、西欧还是日本，金融资本的基础都保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之下，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发展。旧的民主主义解体之后，一些民族独立国家曾追求进口替代战略，但后来也纷纷打开市场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积累空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又为金融资本的国际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金融资本的根基不但没有消亡，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金融资本是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理论并没有过时。

　　第二，金融资本积累造成了西方世界的危机。金融资本有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个维度。作为职能资本的融合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垄断资本形式和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革命来积累。就金融资本推动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革命来说，金融资本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金融资本在自身成就的基础上，也建立了另外一套积累逻辑即非生产性积累、寄生性积累的逻辑，其寄生性是列宁特别着重论述的。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机制包括垄断定价权、证券投机、国债投机、地租投机、汇率投机等，这些非生产性积累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寄生阶层的膨胀、制造业的空心化、中产阶级的衰落、工人阶级的失业、国家和社会陷入严重的债务陷阱之中、福利受到削减。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是由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所导致的，只有从其内在矛盾中才能理解西方社会危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为分析西方当下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第三，西方右翼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资本不仅是理解西方内部危机的根源，也是理解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工具。因为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西方社会危机在金融寡头主导的政策体系下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要金融寡头还在支配着社会生产，支配着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还在支配着制度安排和政策走向，金融寡头就不可能靠损害金融资本自身的利益来解决危机。所以，为了解决自身积累所导致的危机，金融寡头的行为逻辑是向外转嫁矛盾、转嫁危机，这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曾经作为全球化塑造者的美国带头反对全球化，从各种国际组织当中退出、打压欧盟、组织对中国战略包围等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过程中，美国把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转嫁责任，都可以从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一贯国际政策中得到统一说明。

　　第四，各种改良主义办法的失效。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目前已有的各种改良主义政策在扼制金融资本上都没有效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曾一度主导西方国家的政策，但造成了西方的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趁此崛起。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各种限制和监管，同时又为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危机买单。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各国最先救助破产的金融机构，结果是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工薪阶层更加贫困。自由主义解决危机的办法反而使危机更深重。在深重的危机面前，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民粹主义能不能解决危机呢?右翼民粹主义以对外转嫁危机的方式解决危机，他们以邻为壑，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囚徒困境，就像“一战”“二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那样。历史也终将证明，右翼民粹主义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加剧危机。各种改良主义办法都用尽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这凸显了列宁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的现实意义。

　　第五，列宁金融资本改造理论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列宁创造了关于金融资本的改造方案，既有针对性，又有现实性。他没有从消灭阶级的角度谈消灭资本主义，只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消灭资本主义的垄断部分，消灭金融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这种改造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和斯大林模式不一样。列宁给社会民主运动提供了针对金融资本改造的一种现实经济纲领，这个纲领通过各国社会民主运动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比如，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事件中，有些国家已经提出医疗卫生行业的重新国有化。社会民主运动如果不与金融资本的改造相结合终将成为一场泡影。列宁规定的改造金融资本的道路仍然是未来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的重要主题。　　

　　作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汪阁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13]《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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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

2019-05-17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王伟光

　　近年来，历史唯心主义的变种——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虚无，对世界历史的歪曲，不仅颠倒了历史，而且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恢复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历史的本真事实，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纯洁性、战斗性，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武装我们的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要集中火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称赞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没有这样一块基石牢固奠定马克色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伟大功绩就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率先运用于历史领域，把唯心主义历史观从历史领域彻底清除出去，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是辩证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史观、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都直接触动了资本主义最敏感的神经，撼摇了资本主义大厦的基础，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近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突出表现在用历史虚无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挖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者，又首先反对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通常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概括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否定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正确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下简称“五形态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五形态说”，是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通病。其表现为：有的根本不承认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臆造出来的，不是科学的真理；有的变换手法，谎称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提出过“五形态说”， “五形态说”是列宁、斯大林等后来人编造出来、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假象；有的则玩弄抽象承认具体否定的伎俩，抽象地承认“五形态说”，但具体到对我国历史与现状的判断，则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有的不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修成正果。

　　一些历史读物、历史展览、历史影视，往往只是从唯美主义角度而不是从唯物史观角度，离开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单独地展示历代文物和历史人物，把历史仅仅变成精美艺术品的展示史，皇宗贵族、才子佳人的个人英雄史，从而取代社会形态演变的真实历史，一味地“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坚持一切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说明社会问题。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存在。社会发展史说到底就是社会形态发展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一切都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必须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形态出发来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史观的不可违背的根本原理。

　　二

　　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最主要是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从旧石器升级到新石器、再到青铜器、铁器，再到机器、电子、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生产力逐步提升，促使生产关系、从而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再进步到封建社会。当代资本主义表面强大但已经开始衰落，当代社会主义虽弱但却是必然胜利的新生事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政治结构、阶级构成、社会结构变化，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谬称马克思从来没讲过“五形态说”，企图否定社会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一生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马克思最早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提出“社会形态”概念。在这里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在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五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49页）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明：“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等级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每个阶级内部又有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态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248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他强调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思想已经表述的十分清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随着历史科学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历史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对原始社会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材料，使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有了明确的科学界定，这一科学认识集中反映在1880年到1881年间他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恩格斯于1884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清晰地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五形态说”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分期认识中，概括反映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最普通的规律。

　　有人以马克思曾说过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的“三形态说”为借口，否定“五形态说”，认为“五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不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实质上，“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所谓“三形态说”，是人们根据马克思“伦敦手稿”中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看法而提出的一种论点。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同上书，第104页）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全面发展这三大阶段的划分，可以认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这三个阶段。这就是社会发展学者概括的“三形态说”。

　　事实上，“三形态说”同样也反映了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对社会发展形态所做的一种科学分期的看法。从马克思表达的整个思想来看，第一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特点。自然经济社会横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当然每种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期自然经济特点就会减弱，就会逐步增添商品经济的特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分工不发达，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生产者的自身需要，必然采取人与人直接互相依赖的办法，来克服工具落后的状况。比如原始人必须依赖于原始群体，帮工必然依附于师傅，这就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组织的依赖。第二阶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点。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发展了，人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成商品，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人依赖于商品，处于物化的、异己的关系的统治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成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第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是商品经济消亡以后社会的特点，有人把这个社会概括为产品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旧式分工，产品极其丰富，人摆脱了物及其外部关系的束缚，成为人自身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物的主人，人可以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

　　不难看出，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这两种划分，都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二者的理论根据是一致的。实际上，“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互相包容的。按照马克思的原意，自然经济阶段基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概括的产品经济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按照马克思最初的预见，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和货币，遗留资本主义的痕迹，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可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当然，这两种划分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对同一对象，按照特定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划分。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可以划分为阶级社会、阶级过渡社会和非阶级社会；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低级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和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当然，任何科学划分都不能离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主线，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直接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而进行的划分。应该说，“五形态说”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划分的主线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三形态说”否定“五形态说”，彻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正确的轨道。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资本主义社会同其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只是人类社会历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兴盛而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形态必将驰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南作用。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在概括社会历史发展本质时，剔除了大量偶然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只是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全部社会历史现象的总汇，也并不排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可能会出现的某种跨越、倒退等偶然特例。因此，必须科学地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讲的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毫无偶发性、毫无特例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它绝对化。他们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后来的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但他们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论任何特殊国家的制度与道路的特殊选择如何，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过程却不可跨越。归根到底，这一切皆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主观条件。这个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一定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四

　　研究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历史，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梳理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清晰脉络，概括提炼出在遵从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抽象概括。要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这个正确的“一般抽象”，来指导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分析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概括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历史和中国道路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把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人为地编造为王权更替史或才子佳人史。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民族工商业在一些发达地区获得规模性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也能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先于中国发展起来，并将全世界的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再按照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规律，独立自主地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沦为受西方剥削压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演进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原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实现跨越性发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历史。只有从社会形态演进层面予以理论剖析，才能认清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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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科学理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
昆仑策研究院 4月9日（2020年）
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 本刊记者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以专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刊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阐释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学术论文。
  
【专家简介】周新城，男，1934年生，江苏常州人。195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1959年毕业，转为研究生。1962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经济学系从事教学工作。1964年调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苏联东欧问题。2002年转到马克思主义学院。1983年经国务院特批为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担任博士生导师，2009年经学校评为一级教授。除了教学研究工作外，还担任过行政职务。1986年至2000年任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并兼任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出版《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围绕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等17部专著、300篇左右的论文以及600万字译作。先后培养30多名博士生和多名硕士生。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访】
科学理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
——访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来回答。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及其成果？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
记者：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周新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还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一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应该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看到毛泽东探索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了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但他们在世的时候，除了存在短短几十天时间的巴黎公社外，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具体描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列宁根据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是，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理论界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两者之间已不再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也不再是矛盾的运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他们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种十全十美的、完美无缺的社会。斯大林直到晚年，在现实面前，虽然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不能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完全适合’”），但仍然不承认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说他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不彻底，“犹抱琵琶半遮面”。20世纪50年代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反映了这种理论观点。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批评说：“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
这本书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处于统治地位，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按照这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任务在于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因而，当社会上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时，就惊慌失措，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仅仅归之于外部敌对势力所为。这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了。
记者：那么，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如何探索的呢？
周新城：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一思想的，除了《论十大关系》外，最早也许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了。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中心问题之一。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进行讨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并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我们党正是运用这种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是非的，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观点。只有坚持这种辩证的观点，才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又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并在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记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请您对此作一个解读。
周新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献，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是在经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1957年1月会议讲话等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后，才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之后，他又前后修改了13稿，历时近4个月才最终完成。其间，他还广泛听取了党内外的意见，经过政治局多次集体讨论。这部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文献，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努力探索的成果，也凝结了全党的智慧。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以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苏联理论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由此出发，应该从理论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引导人们去认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并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性质与资本主义不一样这一论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振聋发聩的。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才符合客观实际。
记者：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请您对此作一个阐释。
周新城：毛泽东仔细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指出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两类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由于敌我之间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而敌我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矛盾。我们必须警惕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这种活动危及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不承认敌我矛盾的存在，丧失必要的警惕性，那是十分危险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一般情况下，敌我矛盾只是少数，而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上大量的、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两类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敌我矛盾必须分清敌我，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需要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
毛泽东还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特别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恰当，或者失去警惕，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国内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企图实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出现这种情况，矛盾的性质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发展方向问题
记者：按照您的上述认识，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社会的发展总是在矛盾运动中进行，那么就要求我们要始终重视发展方向问题。请您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周新城：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与改革的社会，不能把社会主义凝固化。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读到这里说，看到“彻底巩固”这四个字很不舒服。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存在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变化是客观的、必然的。关键问题是朝什么方向变化，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在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倒退到资本主义，像苏联东欧那样。记得彭真同志1994年在谈到要联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就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关键在于往什么地方变，那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必须始终注意，我们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个方向走的，忘记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摇摆”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苏联东欧的教训就在于此。
记者：您谈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那么您认为我们应怎样才能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呢？
周新城：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物质生产。没有脱离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实现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指1988年——引者）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尼克松看到东欧国家共产党人丧失理想信念、盛行实用主义，他由此得出结论：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震惊。尼克松关于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预言，过了不到三年就变成了现实。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
正是在苏联和东欧，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这是由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资本主义走，就会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就明确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一旦人民丧失了理想信念，国家就没有力量，民族也就没有希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必落空。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基础
记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不仅是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而且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据。对于这个问题请谈谈您的见解。
周新城：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切决策，都要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出发。不分析矛盾，社会主义就不能成为科学，也不能成为科学的实践。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指出，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他主张，“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4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都是建立在分析矛盾基础上的。关于改革，一般会面临这样四个问题。
第一，改革的必要性，即为什么要改？经常有人以原有体制存在弊病来回答，这应该说是对的，没有弊病就用不着改革。但是，这个回答是不够的，它没有从根本上回答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回答把原有体制的弊病改掉了，还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应该说，只有承认矛盾的存在才能科学地解释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才需要进行改革。改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解决矛盾的手段，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才是目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否认矛盾的存在，所以不可能提出改革的问题。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对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一点，有了共同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存在反对改革的派别（在改革的具体问题上有各种看法，但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分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没有太大的阻碍，其认识上的原因就在于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是改革必要性的理论依据。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矛盾，一个矛盾通过改革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进行改革来解决新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通过改革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永恒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改革的性质，即怎么改？改革的性质不是人们主观规定的，而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改革要解决的，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需要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通过推翻现有社会制度来解决，而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所以我们确定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三，改革的对象，即改什么？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改革的对象，这恰恰是改革过程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不改什么与改什么统一起来，有的东西是不改的，过多长时间也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这就是说，改革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是有的改，有的不改。为什么要把改什么与不改什么统一起来，怎样确定什么东西必须改，什么东西又不能改呢？这就要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毛泽东指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处于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因而适应的部分必须坚持，不适应的部分才需要改革。矛盾的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决定了改与不改的统一。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因而生产不断扩大、生产发展速度远快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能够不断得到改善。正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人民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不完善的，它的不完善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需要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却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和改革。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不符合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四，改革的目标，即改成什么样子？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对改革的目标存在严重分歧，基本上是两种对立的目标：一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另一种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打着改革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是后一种改革的典型。这就是江泽民所指出的两种对立的改革观，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另一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出现两种改革观，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不同阶级出于不同的利益，对改革抱有不同的期望，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在改革的实践中，这两种改革观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具体分歧，往往是由不同的改革观引起的。
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
记者：毛泽东回顾说，新中国成立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指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请您对此作一个解读。
周新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我们毫无这方面的经验，不得不向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对苏联的经验必须进行分析。他指出，苏联的经验，应该区分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必须坚持，这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讲的“走俄国人的路”，绝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总结建党28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至于说到苏联的具体经验，则要区分不同情况：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有的只适合苏联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其他国情不同的国家去；有的则是在当时苏联也是错误的，必须摒弃。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一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结合中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从毛泽东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的含义。
毛泽东在酝酿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他说：“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康庄大道”。但“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是，不结合本国国情来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注意民族特点，照搬别国做法，那就是教条主义，也会导致失败。共同规律要通过具有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来实现。
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特点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基本点相同，就是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定了这个基本点，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具体形式上各不相同，说的就是，共同的基本点怎样实现，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探索。
记者：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必由之路。这个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颠扑不破，含义深刻，应该成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请您对这个问题作一个阐释。
周新城：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探索的。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曲折。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认识不足，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这是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失误。1960年冬，毛泽东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记者：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得出了许多科学的、创造性的结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请您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吧。
周新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论断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等。他的探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

（受访专家：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焦典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责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极大误解
2021年01月18日 14:25:00
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天（18日）在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郭树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对世界形成积极影响。最近10年里，中国对世界增长实质贡献平均达到30%左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舆论。20多年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并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近些年的指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国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国家产业政策扭曲了市场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郭树清从五个方面予以澄清。

第一，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非公有经济。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国家垄断和国有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与市场导向改革保持一致。70年代末，鼓励在国内发展轻工业，同时也迅速放开消费品进口，从电视机、洗衣机到小汽车、大卡车，中国成为“万国品牌博览园”。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的政策目的是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最近10年来，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负债的企业。正是由于有公开、公平和充分竞争，中国才成为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第三，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私有工厂和外资公司长期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优惠。各级政府安排国企相关预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职工、补助职工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支出。

第四，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财务完全独立。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如果其长期向企业提供补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信贷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且银行的股东早已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国有股份占比较大的银行，也不可能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

第五，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并非由于劳工权益受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主人。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职工群众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业、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过去10年，中国工人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

（总台央视记者 王善涛）

焦典

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2012-04-24 10:45:08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译者于海青

一、资本主义漫长的崛起

悠久的资本主义历史由三个不同的连续阶段构成：（1）漫长的准备期，即从前现代社会的通常组织形式朝贡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时期持续了800年，从公元1000年一直到1800年；（2）19世纪短暂的成熟期，"西方"在这一时期确立了统治地位；（3）由"南方的觉醒"（这是我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引发了资本主义长期"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南方人民及其国家重新获得了改造世界的主动权，这也是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波浪潮。这场斗争是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密不可分，是超越资本主义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漫长道路的潜在动力。进入21世纪，开始出现了南方人民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又一波浪潮。

在前现代世界，所有发达社会典型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并非"封建制度" 的欧洲所特有--说明了连续出现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原因，而正是这些浪潮构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最古老的一波革新浪潮源自中国。变革始于宋朝（11世纪），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中国在技术创造力以及集体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超越。"中国浪潮"之后是"中东浪潮"。这次浪潮发生在阿拉伯-波斯湾的哈里发帝国，其后经过十字军东征，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

最后一波浪潮是指古代朝贡制世界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过渡。这次浪潮发生在征服美洲大陆的冲突之后，始于欧洲的大西洋地区，300年来（1500－1800年）一直表现为重商主义。逐渐开始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是最后这一波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产物。首先在大西洋和中欧地区，之后在美国，以及后来在日本出现的欧洲的（"西方的"）历史资本主义形式，逐渐形成其自身特征，尤其表现为一种建立在剥夺基础上的积累模式：首先是对农民的剥夺，其后是对作为附庸融入全球体系的外围地区人民的剥夺。因此，这种历史形式与不断构筑、再生产和加深的中心--外围对立密不可分。

伴随着发明了新的"机器工厂"（同时造就了新的产业无产阶级）的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引发现代政治兴起的法国革命，历史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呈现其最终确立的形式。

成熟资本主义在短期内发展起来，19世纪是这一体系发展的最高点。资本积累形式取得支配地位，成为统治社会的基本规律。这种积累形式在一开始是建设性的（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惊人的连续性加速发展），但它同时也具有破坏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摧毁了财富的两个基础，即人（商品异化的受害者）与自然。

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尤其强调资本积累破坏性的第三层面内容，即对外围地区被统治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剥夺。马克思对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没有特别关注。这无疑是因为在马克思撰写著作的那个短时期内，欧洲看似几乎完全专注于内部积累的需要。马克思因而将这种剥夺归为一个暂时的"原始积累"阶段。与之相反，我将其描述为一个持续的阶段。

事实上，在其短暂的成熟期，资本主义履行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职能。它在物质层面及其相应的新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层面创造了条件，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和必然。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更是如此），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工人阶级运动植根于被剥削人群，献身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从19世纪的欧洲以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表述中可见一斑--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样，这一挑战以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决非偶然。

二、垄断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漫长的衰落期。现在，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层面逐渐压倒了其进步性、建设性层面。19世纪末，随着新的社会生产垄断的确立（不再像重商主义时期那样只是在贸易和殖民地实行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性质上的转型。这是对始于19世纪70年代即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结构性危机的回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如希法亭和霍布森的著名论断）表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本身，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对剥夺者进行必要而可能的剥夺的丧钟已经敲响。这一衰落表现在作为20世纪历史标志性事件的第一波战争和革命浪潮中。因此，列宁正确地将垄断资本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但列宁乐观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长期危机也将是其最后的危机。历史后来证明，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这场危机，其代价是两场世界大战；它甚至也能够适应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给其带来的挫败。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短暂复兴期之后（1945－1975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体系再次出现长期结构性危机。资本通过性质上的新转型来应对这种复兴的挑战，其所采取的形式，我称之为"泛垄断资本主义"。

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于对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解释，关注的是曾为"长期衰落"之秩序的"革命"的性质。历史垄断资本主义的"长期衰落"等同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期过渡"吗？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这种状况?

从1500年（大西洋地区的重商主义形式开始向成熟资本主义过渡）至1900年（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单一逻辑开始遭遇挑战），西方人（欧洲人、北美人，其后是日本人）一直主宰着游戏进程。他们独自塑造着历史资本主义新的世界结构。当然，被占领和被统治的外围地区人民和民族竭力反抗，但他们最终总是落败，被迫接受其从属地位。

与欧洲-大西洋世界的统治相携相随的，是其人口的爆炸：欧洲人在1500年时占全球人口的18%，到1900年时则占36%，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后裔移民至美洲和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移民，建立在加速消失基础上的这种历史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不可能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再生产，因为后者再无"美洲大陆"可征服。由于不可能在世界体系内实现"赶超"，除了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外围地区的人民别无选择。

三、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移至外围地区的人民和民族手中

作为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也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最后一场革命。随着"外围地区人民的觉醒"，20世纪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其最初表现是1907年的伊朗革命、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半外围地区"的1905年俄国革命。外围地区人民和民族的觉醒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为1908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章程的阿拉伯-穆斯林文艺复兴（Nahda）、1919年埃及革命以及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创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1914－1917年间，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性危机的回应中（1875－1950年），外围地区人民开始了争取自身的解放，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动员起来（俄国、中国、越南、古巴），或者在与社会改革的进步存在不同程度联系的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动员起来（印度、阿尔及利亚）。它们选择走从前被（旧的）"经典的"帝国主义统治所禁止的工业化道路，迫使后者进行"调整"以适应外围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第一波独立浪潮。从1917年到"万隆计划"（1955－1980年）失去效力及1991年苏维埃制度垮台，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我并不从所谓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角度，来看待老迈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两次长期性危机，而是认为，它们是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衰落及其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我也并不认为，1914－1945年完全是为争夺"英国霸权" 继承者的"30年"战争。我认为，这一时期也是帝国主义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东方与南方）第一次觉醒所发动的长期战争。

外围地区人民觉醒的第一波浪潮之所以消解有很多原因，包括其自身的内部局限与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成功发现了统治世界体系的新方式（通过控制技术发明、获取资源、金融体系全球化、通讯和信息技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然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第二次长期性危机，恰恰发生在第一次危机爆发的100年后。资本对这场危机的回应，即强化的积聚（这导致了泛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与此前毫无二致。但三位一体（美国、欧洲和日本）组合的新集体帝国主义的胜利时刻，即1990－2008年的第二个"美丽年代"，与相应的1890－1914年的第一个"美丽年代"相比，的确非常短暂。一个混乱无序、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出现了。外围地区民族觉醒的第二波浪潮已经开启，拒绝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只有靠诉诸武力才能控制全球。华盛顿政权优先考虑的，正是这一战略目标，而非西方流行的"反世界主义"思潮的幼稚幻想。这表明华盛顿政权完全清楚我们时代的斗争和决定性冲突中生死攸关的真正危险所在。

四、泛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吗？

列宁将垄断的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则把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持续阶段"，因为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来，它从未停止再生产、加深中心--外围的两极分化。19世纪末构建垄断统治的第一波浪潮，当然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结构在性质上的转型。列宁据此推断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罗莎?卢森堡也认为，现在的替代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列宁的确是太乐观了，低估了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对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及其所造成的革命从西方（中心地区）向东方（外围地区）的转移。

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第二波资本集中化浪潮，构建了资本主义体系性质上的再一次转型，我已经将其描述为"垄断的泛化"。它们自此不仅占据着现代经济的制高点，而且成功地对整个生产体系施加直接的控制。中小企业（甚至处于垄断资本控制之外的大型企业），诸如农场主，实际上被剥夺了，因为垄断资本把它们吸纳为由产业链上下游控制的生产环节承包商，使它们处于垄断资本的刚性控制之下。

在这一资本集中化的最高阶段，它与活生生的有机体即资产阶级的联系纽带被打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由立足于当地家族构成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千篇一律地被不透露姓名的寡头--财阀统治所取代，它们控制着垄断资本，尽管这些寡头或财阀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四处分散。过去几十年间发明的一系列金融交易，就是这种最高异化形式的证明：投机者现在能够兜售他们甚至并未拥有的东西，财产原则变得微不足道。

社会的生产性劳动的功能消失了。高度的异化已经将生产的功效归结于货币（"钱能生钱"）。异化现在达到了新的高度：时间凭借其自身就能"生产利润"（"时间就是金钱"）。对这一体系的再生产需要做出回应的新兴资产阶级，已降格为"工资的奴仆"（而且缺乏安全感），尽管作为中产阶级的上层成员，他们拥有特权，但仍因"劳动"而获得丰厚的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了吗？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垄断资本必须被国有化，没有其他的可能答案。这是工人和公民可能实现管理的社会化而不可避免地要迈出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前进。同时，这也是发展一种新的宏观经济，为中小企业的运作恢复真正空间的唯一方式。如果不这样做，抽象资本的统治逻辑只能造成民主和文明的衰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普遍的隔离"。

五、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历史使命

我对历史资本主义的解释，强调世界的两极分化（中心--外围地区的对立）是资本积累历史形式的产物。这一结论对历史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面临的"革命"或过渡不一定是这些观点所基于的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必须承认，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试图挑战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是现存资本主义中持续的帝国主义层面。问题在于，斗争重心的转移是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提出质疑，至少是潜在的质疑。 马克思的思想将对现实分析的"科学"阐释与旨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最广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现资本对社会劳动的剥削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是这一斗争不可或缺的。如果抛弃了马克思这一基本的、清晰的贡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双重失败。对于剥削理论（价值规律）的任何抛弃，只会使对现实的分析浮于表象，这是一种屈从源自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需要的思维方式。同样，抛弃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使改造世界的战略和斗争失去有效性。于是，现实世界便在异化的框架内被构想，所谓"科学"的主张因而失去了现实基础的支撑。

然而，只是坚持马克思做出的这种清晰的分析还不够。这不仅因为"现实"本身是变化的，在由马克思开启的对现实世界批判的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新"事物需要我们考虑。众所周知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分析并未最终完成。在计划写作的《资本论》第6卷中（马克思未写成），马克思打算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现在这件事情不得不由他人来完成，这也是我胆敢提出"全球化的价值规律"公式的原因，该公式旨在使因中心--外围地区两极分化造成的不均衡发展问题在理论上归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在这个公式中，"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被纳入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剩余价值分配的整个过程。这种垄断超额利润是导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根源：它说明了为什么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社会主义斗争已经消退，它也突出强调了在外围地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的斗争中，其反帝国主义层面的冲突。

我不想回过头来讨论关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论述的文本解释。马克思无疑是一个伟人，他的思想具有批判的敏锐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性，至少曾经直觉地意识到会遭遇我们在此面对的严峻问题。在对爱尔兰的殖民剥削问题上，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与大国沙文主义为伍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分析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因此，马克思对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法国并不感到吃惊，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如英国发达，但在政治意识上更为先进。同恩格斯一样，他也希望德国的"落后性"能够使一种先行的独创方式发展起来--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融合在一起。

列宁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性质转型。他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步阶段，它现在已经"腐朽"（用列宁的话来说）。换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衰老"了（用我的话来说），向社会主义前进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既是必然也有实现的可能。在这个框架中，他构想并实践了一场始于外围地区（在"链条薄弱环节"的俄罗斯）的革命。其后，在欧洲发生革命的希望落空之后，他设想革命将转移到东方，在这里他见证了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二者目标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

然而，正是毛泽东对在这种条件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面临的这两个斗争目标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做出了精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或更为确切地说，是历史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面对全新的挑战，而在19世纪最为清晰的政治意识中，这一挑战并不存在。产生挑战的原因在于：改造世界的历史主动权转移至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

尽管有其确凿的阶级结构和对工人的剥削，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不仅"使中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以高额利润的形式）获益，它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这就是佩里?安德森所清晰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他将这种主义描述为"失败的产物"（抛弃了社会主义观），并与这里的分析相关。这种马克思主义后来因为抛弃"改造世界"，拘囿于"学术"研究，缺乏政治影响而受到指责。社会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摇摆以及向所谓"共识"的美国意识形态和大西洋主义的靠拢，起到了为帝国主义世界统治服务的作用，这些便是其最终后果。

除非能够为占世界人口80%的外围地区人民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另一个世界"（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意指一个通向社会主义之漫长道路的世界）显然不可能出现。因此，"改造世界"意味着改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分析世界现实以创造有效变革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在三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承载起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

这一使命与我们面临的斗争领域如何联系起来？为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分析一下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衰老的"）向泛垄断资本主义（因而更加衰老）的转型。这是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未解决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长期性危机进行回应的一种性质上的转型。从这一分析出发，我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1）作为对外围地区第一波觉醒的胜利而出现的工业化的回应，帝国主义体系转型为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2）与此同时，新帝国主义以新的手段实现对世界体系的控制。这些手段主要包括对地球及其资源的军事控制、为垄断寡头的技术独占提供超级保护以及垄断寡头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随着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寡头统治的兴起，当代资本主义也发生了阶级结构的转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由泛垄断资本主义兴起所代表的决定性转型。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知识分子拒绝评估寡头积聚的决定性影响，现在寡头统治着整个生产体系，同样也统治着所有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活。在将"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共产主义"）术语从其话语中根除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正视对剥夺者进行剥夺的必要性，而只是想象建立一种毫无实现可能的所谓具有"人道面孔"的"另类资本主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造成了各种"后"话语（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偏好。例如，奈格里并无只言片语论及这一决定性转型。而在我看来，这种转型是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

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些疯狂呓语中的所谓新话语，应该被视为一种与所有现实相脱离的虚幻想象。法语的"人民"（le peuple）或者更微妙的"大众阶级"（les classes populaires），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或"大众阶级"（los clases populares）一样，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语。它指的是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因此也强调他们（与资本关系）的多样性，从而可能构建起有效的具体战略并使这样的主体成为积极的变革动力。与之形成对照，英语中对应的"人民"（people）一词不具有这种含义，它是法语（les gens）和西班牙语（la gente）中"每个人"的同义语。新话语忽视了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以及用法语和西班牙语阐释的）概念，而用一些语意模糊的词语，如奈格里的"大众"（multitude）取而代之。通过援引其生活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与我们完全无关的斯宾诺莎的话，将这个词（这一词语没有增加什么内容，反而去掉了很多内容）归结为一种所谓的分析权，这完全是哲学的谵语。

西方激进左翼时髦的新政治思想，也忽视了泛垄断统治的帝国主义特征，用空洞的"帝国"一词取而代之（奈格里）。这种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对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进行反思。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我们就不能理解社会再生产机制以及由这些机制带来的挑战。

与之相反，毛泽东围绕这些术语提出了一个兼具深刻革命性和"现实性"（科学的、清晰的）的观点，认为应该对这些术语中的挑战进行分析，从而可能推断出沿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不断发展的有效战略。为此，他对现实社会的三个层面，即人民、民族和国家进行了区别和联系。

"人民（大众阶级）要革命"。这表明，完全有可能构建一个将形形色色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集合在一起的霸权联盟，以反对那个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在体系上得以再生产的阶级联盟，后者的实施通过买办霸权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国家来进行。

在谈论民族问题时，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统治否定了外围地区由社会发展铸就的"民族"（你也可以用其他词语来概括）尊严。这种统治因"西化"以及廉价垃圾产品的传播而系统地破坏了外围地区各民族的独创性。因此，人民的解放与其归属的民族的解放密不可分。也正因为如此，毛主义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简短口号。

"民族要解放"。这被认为是对人民斗争的补充而非冲突。这里所说的解放因而不是重建过去--这是文化主义的恋旧情结促成的一种幻觉--而是创造未来。它立足于对民族的历史遗产进行激进的改造，而非人为地输入一种虚假的"现代性"。经受了改造考验并承继下来的文化，系专指政治文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不加区别地使用"文化"（包括"宗教的"以及无数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词，这个词本身毫无意义，因为真实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在历史上一成不变的。

在论及国家时，即使是属于人民的和民族的权力，但也必须承认国家相对于阶级霸权联盟的自治权，而霸权联盟则是国家统治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只要国家存在，亦即至少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忽视国家的这种相对自治。只有在此之后（而非此前），我们才能设想出现一个"无国家的社会"。这不仅是因为必须保护人民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以免遭受仍然统治着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持续侵略，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因为，"长期过渡所必需的逐步推进"需要"发展生产力"。换言之，过渡是要做帝国主义一直阻止外围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消除与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密不可分的世界两极化的烙印。过渡的纲要并非是通过模仿中心资本主义来实现"赶超"，附带说一下，这种"赶超"不可能实现，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也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它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概念，其基础是大众阶级真正地参与纲要的实施过程，而且在推进的每一阶段人民都能直接受益。我们因而必须摒弃那种居主流地位的推论，即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能够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之前，要求人们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沿着构建社会主义的方向，过渡的推进从一开始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这些矛盾性要求的相互冲突中，国家的权力显然处于轴心地位。

"国家要独立。"我们必须从双重目标上审视这个问题，既是相对于大众阶级的独立（自治的极端形式），更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下争得独立。这些"资产阶级"（泛而言之，是国家中居高临下的统治阶级，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欲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果客观环境允许他们能增加自治权，他们会选择"捍卫民族利益"；但在客观环境不允许时，他们会选择"买办性"地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这一"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即使建立在大众联盟的基础之上，但因为至少部分地受到"资产阶级"倾向的鼓舞，其立场仍然模糊难辨。

在现实中把这三个层面即人民、民族和国家正确地结合起来是沿着过渡的漫长道路成功推进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强化人民的进步、民族的解放以及国家权力的成就三者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如果人民的力量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任其发展，任何进步终将遭受厄运。

在这三个层面的结合上，只要有一个未衔接好，我们就会陷入绝境。把抽象概念的"人民"作为唯一关注的实体，把抽象"运动"的争议视为不必夺取政权就能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些完全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不惜任何代价地把民族解放的思想与其霸权联盟的社会内容割裂，将导致无可挽回地眷恋过去时光（如政治的伊斯兰、印度教、佛教）的文化幻觉，而且这种幻觉事实上也于事无补。由此产生的权力概念被认为能够代表人民"成就伟业"，但事实上，权力的实施并没有人民的参与。这导致政权转向威权主义和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硬化。苏维埃制度的偏移，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向"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演变，是最为惨痛的例证。

由于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不甘心接受帝国主义体系，"南方"成为一个持续起义和反抗的"风暴地区"。从1917年开始，历史主要由外围地区的这些反抗以及那里人民、民族和国家独立行动的自主性（指独立于现存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构成。这些行动的自主性尽管有限并存在矛盾，但正是它们对当代世界进行了最具决定意义的改造，而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以及随着这一改造在世界体系心脏地带出现的相对容易的社会调整。

南方国家的第二波独立自主浪潮已经开启。"新兴"国家及其人民正在奋勇斗争，以打破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永久统治世界的图谋。事实也表明，华盛顿及其指挥下北约的军事干预已经失败。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区域性体系自治正在建立。寡头的技术垄断受到抵制。

今天，恢复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继外国殖民统治之后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南美安第斯山区的一些国家正在强化自己在政治层面的存在感。

群众组织和激进左翼政党在斗争中已经击败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规划（在拉美），或者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自主发展的行动在根本上首先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从而有可能承担起沿着漫长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使命。

反帝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前景存在何种相互联系？正在被构建的"另一个世界"总是模糊难辨：它内在地含有最好和最坏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有"可能"出现（可供我们遵循的先于历史的历史规律并不存在）。外围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第一波独立自主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一直延续到1980年。如果不对其中三个层面相互关系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进行思考，那么，只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毫无意义。外围地区的第二波独立自主浪潮已然开启。它会更富有成效吗？它会比前一波浪潮走得更远吗？

六、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

掌控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垄断寡头们正在试图使这一体系回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一种并不对其最高权力构成挑战的"共识"来说服人民。为了获得成功，他们准备围绕生态问题（尤其是关于气候问题）做一些口头上的让步，"绿洗"其统治，甚至暗示他们将进行社会改革（"向贫困开战"）和政治改革（"善治"）。

玩弄说服人民的把戏需要编造新的"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清晰地把自己说得比以前更好，也终将失败。糟糕的是，它将延长上述那些致命的错觉。实际的情况是，对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所提出的挑战的回应，首先需要改造权力关系以使工人受益，同时也需要改造国际关系以使外围地区的人民受益。联合国已经组织召开了一连串全球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必然要求。对于发生在1914－1950年间老迈资本主义的第一波长期性危机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外围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权力统治的斗争以及通过内部社会关系不同程度地惠及大众阶级来实现的。这样就为战后三个体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即当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以万隆会议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政权和民众政权，以及北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因外围地区人民的独立运动而变得尤其必要。

2008年，资本主义第二波长期性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激烈的国际暴力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且引人注目：建立在反帝立场上的这些冲突会对泛垄断资本的统治构成挑战吗？它们与统治阶级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紧缩政策的受害者的社会斗争存在何种联系？换言之，人民会采取一种摆脱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战略，而非各大国所采用的那种帮助资本主义体系摆脱危机的战略吗?

为政权服务的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徒劳地热议着所谓的"后危机世界"。中情局只能想象这一体系仅以一种方式复归，将"新兴市场"经济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更大参与归结为不利于欧洲而非美国。它不会承认，只有通过激烈的国际的和社会的冲突，才有可能"克服"这场日益深化的危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可能会更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进步），也可能会更糟（出现世界隔离）。

社会斗争的政治激进化是战胜社会内部碎片化及其专有的防卫策略（"保障社会福利"）的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认同向社会主义漫长过渡所必需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赋予"运动"形成真正行动的权力。

为使其具体规划具有可行性，运动的赋权需要一个宏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框架。如何创造这些条件？这就涉及国家权力这个核心问题了。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一个真正大众的、民主的、面貌一新的国家，能够实施有效的政策吗？左翼的直接否定回应，导致要求绕开国家采取行动来实现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共识，以作为普遍政治变革的基础。这一回应及其推论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除了实现民族层面上的进步，并且或许可以通过区域层面上的适当行动来进一步强化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最终重构，在此之前，必须先"拆散世界体系"（"脱钩"）。无论是对于已经沿着这一方向开始行动的亚洲和拉美等南方国家，还是对于北方国家--在那里，即使激进左翼也未曾正视拆除欧洲机构和欧元的需要，这一原则同样有效。

七、工人和人民不可或缺的国际主义

20世纪南方觉醒所取得的进步的局限性及其导致的矛盾加剧，是第一波解放浪潮丧失动力的原因。这种情况因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南方保持持久的敌对状态而大大强化，这种敌意甚至上升到公开发动战争的地步，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争得到了北方人民的支持或者至少为其所接受。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带来的利益显然是北方民众拒绝国际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少数共产党人采取另一种态度，有时坚决支持国际主义，但却未能以其为中心构建起有效的替代联盟。社会党向"反共"阵营的一致倒戈，是促成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大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然而，在20世纪第一波斗争浪潮消退后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党并没有得到"回报"，垄断资本主义摆脱了与他们的联盟。社会党没有通过自身的激进化来汲取教训，相反，它们选择了屈服，不知不觉地陷入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自由主义"立场。这也不妨视为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在北方的社会再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例证。因此，当第二次屈服出现的时候，与其说是一场悲剧，不如说是一场闹剧。

国际主义的失败，要为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由威权主义向专制主义国家的漂移承担部分责任。在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中，创造性的民主表达方式的迸发，使人们很容易对关于这些国家还不"成熟"，从而不能实现民主的谎言作出判断。在已经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这是继承外围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帝国主义国家因人民的支持可以更加便利地采取敌对行动，从而使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追求难上加难。

因此，21世纪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觉醒的第二波浪潮，起始条件并不有利，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更加困难。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共识"（意指屈从于泛垄断资本主义权力的需要）；采取那些摧毁了民主的反制度潜力之有效性的"总统制"政治制度；不加区别地颂扬虚假的、任人操纵的个人主义及其必然伴随的不平等（被视为优点）；北约附属国家集结在华盛顿政府实施的战略一边；所有这些都在欧盟地区被迅速推进，在这种条件下，欧盟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集团。

在这种形势下，这类军事计划的失败成为三大洲人民、民族和国家第二波解放斗争成功的绝对优先和初始的前提条件。只要这一条件尚未实现，三大洲解放运动的任何进步都将是脆弱的。显然，我们时代面临的条件与20世纪迥然相异，但并不能因此排除20世纪症状重现的可能。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场景并非21世纪前景走向的唯一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地带，资本对工人的进攻已经在进行中。这也许表明，当资本因其对外围地区人民的胜利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时，它随后也能对这一体系中心地区工人阶级的地位形成正面攻击。这种形势将造成斗争的激进化。欧洲政治文化的遗产尚未遗失，它应该会促进国际主义意识的复活以满足政治文化全球化的需要。但是，沿着这一方向的演变会遭遇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的阻碍。

这不仅是垄断资本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保障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不惜代价寻求保护现存"民主"选举模式（实际上并不民主）的那些民众因素的间接支持下，中产阶级的主体影响极有可能摧毁大众阶级激进化的潜在力量。正因为如此，三大洲的南方国家可能如同20世纪那样继续引领进步运动。但是，一旦南方的进步运动产生积极影响，并极大限制了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榨取的范围，北方人民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屈服于泛帝国主义垄断需求的战略的失败。届时，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应进入阵地，将人民和工人的团结作为推动伟大解放运动的基础。

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对这一复兴具有决定意义，我已将此总结为构建工人和人民的第五国际的战略目标。

（译者：于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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