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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延迟退休等养老顶层设计方案已确定 未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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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31 10:13: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学者:延迟退休等养老顶层设计方案已确定
2017年05月31日07:48 第一财经日报
学者:延迟退休等养老顶层设计方案已确定



  原标题:学者:延迟退休等养老顶层设计方案已确定 未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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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2015年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额已经高达4.7万亿元,其中,实实在在积累的资金还不到3300亿元,空账高达4.4万亿元。
  作为这一轮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的“重头戏”——养老保险综合改革方案正在渐行渐近,预计会在今年内正式公布并实施。这份酝酿了四年多的方案,将对关系到每位参保人切身利益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完善个人账户以及延迟退休等重要改革作出制度安排。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采取的是全方位改革,实施的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在目前的顶层设计中,养老保险金投资运营、提高退休年龄和降低社会保险费,共同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
  郑秉文也提醒,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不应该被政府的道德风险所“绑架”,政府不能再指望通过扩大覆盖面增加制度收入,而需考虑尽快对现行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来增加可持续性。
  顶层设计不应被政府道德风险“绑架”
  第一财经:2013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多了,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从最近的消息来看,全国统筹将从中央调剂金起步。您认为中央调剂金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
  郑秉文:包括中央调剂金、延迟退休等一揽子方案在内的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已经基本确定,据我所知,只是还没有对外公布。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没有实现,这轮改革只是建立中央调剂金。
  第一财经:本来业内预期这一轮顶层设计方案会在全国统筹上有突破,没想到却再一次“爽约”。这么多年来全国统筹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郑秉文: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道德风险。在现行制度之下,统筹层次主要以县市级为主,提高到哪一层,哪一层的压力就越大,所以,哪一级政府也不愿在“我”这个层次上实现统筹。
  统筹层次低听上去不好听,但很“实惠”。比如,统筹层次低可以激励基层多收费,这是统筹层次的一个“制度红利”。在县市统筹为主的情况下,基层有动力多收费。
  基层多收费的做法有很多种,多年来,主要体现在“补缴、预缴”等这些非正常缴费上。从历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状况来看,非正常缴费收入平均占到了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12%左右。
  然而,通过非正常缴费来增加制度收入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短期来看增加了12%的收入,但长期来看扩大了制度的风险。
  第一财经:您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是全国统筹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郑秉文: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实际上也被政府的道德风险绑架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看重短期利益而不去防范未来的风险,这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来说是不利的。
  过度扩面增加制度不公
  第一财经:去年末出版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中提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出现参保人数增速下滑,浙江已经出现了参保人数的负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是有规律的,不可能达到劳动人口百分之百都缴费。这些年我国养老保险是一个成长性的制度,扩大覆盖面的成就很大,覆盖比率与目前的就业结构大致还是相匹配的。当制度的覆盖面逐渐走向成熟之后,参保人数的增长率是一定会下降的。
  当前的形势是,覆盖面存在着两个极端情况,一个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1亿多人没覆盖进来;另一个是从个别地区的局部来看,存在着“过度扩面”的现象,这就是统筹层次低下导致的,他们在打政策“擦边球”,目的是为了扩大当前收入。
  第一财经:近年来养老保险制度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参保职工没有缴费,目前每5个职工就有大约1个是没有缴费的,这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我更为看重的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政策执行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断保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是制度存在问题导致的。
  参保人增速的下降是对现行制度的一个警告。虽然政府部门正在推行“全民参保计划”,但不应该再指望通过“过度扩面”来成为增加制度收入的机制,而是需考虑尽快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来增加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需引入精算平衡
  第一财经:2015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些年虽然累计结余总额在增加,但个人账户的记账额增幅更快,养老保险制度资产和负债的缺口正在扩大。按照现在的发放速度,如果制度不改,累计结余是否真的有耗尽的风险?
  郑秉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增长是因为不同省份混起来一起算的。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统筹层次过低,有些省份的累计结余一直在增加,而一多半省份则是收不抵支。
  我们在计算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时与政府部门地方的分歧在于财政补助是否可以算作制度的收入来源。我们所言的“收不抵支”是指征缴收入小于支出,财政补助是制度外的收入,不能通过财政补助来判定一个制度的收支状况。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养老保险缺乏应有的精算平衡,也缺乏预决算的程序。
  第一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精算平衡,您认为应该用“精算平衡”来代替“再分配平衡”原因是什么?
  郑秉文:当前关于社保的公平理念有必要用“精算公平”代替“再分配公平”。精算本来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写入三中全会文件,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进步,说明政府认识到保险制度要用精算平衡去约束。
  精算平衡的含义是代际之间,当代和未来、收入和支出、退休和交费人之间的大平衡,各个参数之间要有基本的平衡关系。其中,实现和坚持多缴多得原则很重要。
  强调多缴多得,参保人满意,没有道德风险;制度收入也令人满意,因为在道德风险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大家的缴费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藏奸耍滑,这样,制度的收入就真实起来了,各个参数就匹配了,可持续性就提高了。
  制度改革比单纯找钱更长远
  第一财经: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2015年,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额已经高达4.7万亿元,下一步个人账户的改革应该何去何从?
  郑秉文:2015年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额已经高达4.7万亿元,其中,实实在在积累的资金还不到3300亿元,空账高达4.4万亿元。
  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截至2015年底,全国所有做实个人账户的省份累计结余为3274亿元,比2014年底减少了1727亿元,降幅为34.53%。这是2001年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以来的首次下降。

  我认为,向名义账户转型和扩大个人账户比例是一个事情的两个侧面,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转型,才能扩大账户;只有扩大账户,制度才能增加激励性,费基才能做实。
  所以,仅仅向名义账户制转型,而没有扩大账户比例,那就浪费了制度红利。改革要接地气!改革方案要听取民意。我这里再次强调,所谓扩大个人账户比例,是指从企业单位的缴费20%那里划出一大部分给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比例并不提高,反而可以下降,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但获得实惠多了。
  第一财经:您最近表示制度改革比单纯找钱的作用更长远。您认为当前还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改革?
  郑秉文:我认为,我国这么高的费率都很难降下来,肯定不是因为缺钱,所以不用四处找钱,缺的是制度的结构性改革,是制度的管理出了问题,问题在内部,不在外部,所以在外部找钱就必然忽略了内部的制度改革,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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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31 10:22:01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顶层设计”,纯属是“不用再看群众脸色办事”衍生的反人民的王八蛋设计!试问一些根本不走群众路线,不搞调查研究,动辄以“供给‘厕’结构性改革”作说的砖家、学者,你们的胡改乱革什么时候才能算完?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和医疗等等改革均遭到可耻失败,还有什么改革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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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30 23:54:28 | 显示全部楼层
退休潮来了,你的退休金够不够花?


2022-09-30 11:34:54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60年前的“婴儿潮”,如今已演进成“退休潮”。公开数据显示,60后群体,正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持续退休。
60后退休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由于缺少多子女供养,他们能依靠的主要是养老金。目前,我国已建立由三个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65.76%,第二支柱占比34.23%,第三支柱占比0.01%。
第一支柱占比过半,主要承担着养老重任,面对潮涌而至的“退休”大军,如何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让60后群体过上“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生活?对于低龄老年人,如何促进“老有所为”让他们收获更多养老金?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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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上海银行排队领取养老金
第一支柱养老金占比过半,承担着养老重任
“我们单位600多人,今年有40人退休,领导层今年就有2人退休。这几年平均每年退休40到50人。”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欣然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如是说道,此时,距离她“正式退休”还有半年时间。眼看单位这几年退休人员猛增,她至今还在犹豫是否退休:“我是副高职称,按政策规定可以延迟到60岁退休。但是现在看单位那么多人都选择‘到点退休’,我还没最后下决心。”
近年来,我国将迎史上最大“退休潮”被反复提及。
之所以我国将形成退休高潮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是在1962年至1972年这10年,相对应地,在60年以后就出现了退休的高潮期。
随着退休人员数量增多,他们的退休金够不够花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主要针对城镇退休人员。截至2022年,我国城镇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实现“18连涨”。根据人社部、财政部5月26日发布的《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2022年养老金涨幅是4%。
4%的增幅虽然是18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看来,在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今年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仍然上调4%,已经非常不易。
“很多行业的收入在下降,为了保障养老金长远发放,今年上调4%也是居安思危的需要。”杨立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2987元。
从2012年到2022年6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7.9亿人增加到10.4亿人,10年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2.5亿人。如此大的参保人数确保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是关键。
8月25日,人社部养老保险司负责人亓涛表示,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金收入4.4万亿元,支出4.1万亿元,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今年以来基金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上半年还调拨资金1240亿元,用于困难省份的养老金发放。中央划转1.68万亿元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后,社保基金还有超过2.6万亿元的战略储备。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没问题。”这是人社部给出的定心丸。但是平均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能否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基本养老金是保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如果需要更高的生活水准或者更高的保障水平,需要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比如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购买商业保险,以及自己购买一些理财产品等,这样退休以后才能过上比较美好的生活。”杨立雄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三大支柱中,第一支柱是基础保障,第二、第三支柱则是用于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目前我国的养老重任主要由第一支柱承担。据人社部、全国社保基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人,规模为6.8万亿元,占比65.76%。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参保人数7200万人,年金总规模为3.54万亿元,占比34.23%。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规模为4亿元,占比0.01%。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三大支柱的占比结构比较容易出现第一支柱独木难支的局面。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参与度低,职业年金发展势头猛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第二支柱的发展,以缓解基本养老金的压力。
2016年退休的李志,此前在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每个月单位都会为其缴纳“企业年金”。退休6年来,他每个月基本养老金7000元,加上企业年金每月给他补充养老金1000元,算下来,他退休每月实际收入8000元。
“我们单位企业年金大概在2010年左右启动,由于起步晚,个人得到的不多。那些起步早的央企,返还就高一些,我一个亲戚退休后大概每月能返3000多元。这3000多元是否包括其他补贴不清楚,但他们的企业年金比我们高不少。”李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尽管单位每月只返还给他1000元,但对他的退休金是一个补充,不会让他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骤降。
不过,像李志一样的人仍是少数。杨立雄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作为“第二支柱”,近年企业年金有一定发展,但覆盖人群仍然有限,在国企中也仅有一部分有,民企基本上没有。
企业年金又称企业退休金,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自愿建立的,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金制度。
我国企业年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6月7日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21年年末,全国有11.75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2875万人;2021年年末,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2.61万亿元,当年投资收益额1242亿元。
从就业人数来看,截至 2021 年底,城镇就业人数为 46773 万人,我国企业年金参与率仅为 6%。
“企业年金发展速度不快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本身税负比较重,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加起来相当于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再去缴纳额外的企业年金,很多企业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我国中小微企业占到90%以上,这也是导致企业年金普及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杨立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
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制度。职业年金覆盖人员范围包含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我国从2014年10月1日开始,在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实行职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是强制性质交纳,即应缴尽缴必缴,所以,只要是在2014年10月份之后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有职业年金发放。
相比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建立得比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较快。《公报》显示,我国职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工作稳步推进,2021年年末,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规模1.79万亿元,当年投资收益额932亿元。
“职业年金执行得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职业年金是强制性质缴纳,钱是从财政出的。”杨立雄一语道破。
第三支柱兼具风险保障及投资属性,只会有少数有钱人参与?
第三支柱养老金近几年加速推进。
2020年 “十四五”规划曾明确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2021年和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又接连提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所谓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今年4月,国家正式出台《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并依规领取个人养老金。2022年7月初,成都已成为四川省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
随着第三支柱养老金加速推进,市场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7月23日,天风证券刊发研究报告《个人养老金:需求、渠道与产品展望》(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第三支柱壮大或具备必然性。理由是,从国内实际来看,第一支柱可实现的替代率(指养老金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有限,第二支柱受众面临瓶颈,因此第三支柱的发展或成为必然。
《报告》认为,税优政策实质在于通过财政激励的杠杆,撬动居民储蓄及当期消费转化为长期养老储备,政策力度是个人养老金体系发展的主要驱动。但由于我国税制差异,个税优惠操作空间有限,预计短期内快速上量存在掣肘,需待后续更多配套政策催化。
张世贤对第三支柱养老金表示赞赏,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第一、二支柱与单位挂钩,第三支柱的推出,是养老金和资本市场深入结合的一种创新‘补充’,能够让普通人有更多选择。”
《意见》指出,个人养老金“参加人可以用缴纳的个人养老金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或者其依法合规委托的销售渠道购买金融产品”。
但杨立雄对此并不乐观。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个人养老金兼具风险保障及投资属性,根据国人的消费和储蓄观念,宁愿把钱存在银行吃一点利息,也不愿意去投资个人养老金,哪怕银行的利息再低,也图个心安。个人养老金有可能只是少数有钱人的投资理念。”
延迟退休将给“老有所为”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养老保险问题说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那些有能力的高知退休人士,更多人选择“老有所为”来解决退休后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形成的落差。
张世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至今已5年,退休后他也没闲着,“我是先退休后退职,现在也在做一些事情,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讲讲课,带一带研究生。除了给家里带孩子的这一部分老人之外,我身边退休的不少学者,都在为社会作贡献,来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中国的高知群体退休后“不休”,无论对用人单位还是对个人,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对用人单位来说,不用再承担五险一金的社会成本,机构也愿意聘这些人;对个人而言,因为身体状况还不错,还能够实现价值,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张世贤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的低龄老年人有强烈的再就业诉求,希望能够“老有所为”。而实现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再开发,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丰富劳动力资源、释放新的人口红利,而且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大有益处。
国家在政策上也支持“老有所为”。2021年11月2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
“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理论上说,60岁还属于劳动年龄人口。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度老龄化、重度老龄化,延迟退休或渐进式延迟退休应尽早出台。”张世贤说。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的年龄不一样。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可退休。
而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比如,荷兰到2024年,法定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7岁;意大利在工作35年后可享受全额养老金,女性60岁退休,男性65岁退休;丹麦法定退休年龄将从65岁提高到69岁,这也是目前工作时间最长的。瑞士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64岁,男性65岁,最多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捷克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调整为65岁等。
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据测算,“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为应对老龄化,2022年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共39条,涉及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公办养老机构数量、“子女网上下单、老人体验服务”的生活服务新业态、规划布局10个左右高水平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等多方面内容。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划》指出,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十四五”规划也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延迟退休也将给“老有所为”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志为化名)
( 记者 王红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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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16: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覆盖广但水平低,农民养老金仅为城镇职工的5%
2022-12-05 22:22
我国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加大,面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的冲击,资金、设施、人力等各方面准备仍然不足,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我国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块“短板”。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近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举办的“共同富裕大家谈”论坛上表示,农村养老金水平过低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发放水平每个月3577元的5.26%。

不仅养老金水平比较低,农村养老的服务设施、服务人才等方面的公共资源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不高等方面,要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广覆盖、低水平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乡村老龄化的程度更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上述论坛上表示,202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已经达到1.21亿,平均四个农村人口中约有一个60岁及以上老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也明显高于城市。2020年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是41.8%,差不多2.4个年轻人抚养一个农村老人,而同期城市地区老年人的抚养比是22.59%,约为4.4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重。

陈锡文表示,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城镇的老龄化程度为15.8%,农村为23.8%。未来农业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持续快于城镇。因此,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就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微观数据来看,中国老年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人均年收入是9510元,只占城市老年人口的1/3。

陈锡文认为,当前,对农村养老金水平过低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2020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962元,也就是每个月496.8元。而农村基本养老金只相当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7.84%,这就意味着不少领取了基本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如果自己不再谋求劳动收入,那就仍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这也就表明,当前农村的基本养老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

我国于2009年起建立并逐步实施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下称“新农保”)制度,所有符合年龄资格(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都可以领取养老金,由财政提供的基础养老金为每个月55元起步,一些财政较好的地区会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平均的水平是每月188元。

刘守英认为,尽管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现在有所提高,但是保障水平还是很低。有一个数据是,70%的城镇老年人生活靠养老金,但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10%。

陈锡文说,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很大的特殊性,不少农村老人在这项制度建立之前未曾缴纳过个人养老金,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既要考虑国家设置这项制度比较晚的情况,更应当考虑老年农民在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下对国家做出的极大贡献。农民养老金发放水平过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给予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太低,应当合理提高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中财政对基础养老金补贴水平。

刘守英建议,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养老金稳定和动态调节机制。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停留在广覆盖低水平的阶段,与城镇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呈较大差距,可以对标城市居民养老金增长和调节机制,着力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的水平,辅助于精准化养老补贴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养老“短板”待补

城乡之间的养老差距,不仅表现为养老金的差距,还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上的差距。与城市相比,农村在养老服务设施、人才、财政投入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城市地区。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健康管理方面相关服务的缺乏。刘守英表示,随着国家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乡村振兴战略中亦提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很多村卫生室设备设施较为完善,但是多年未投入使用或间歇性使用,存在空置现象。农村救急体系尚未建立完善,当老年人有突发健康危险时,尚无急救车以及相关急救措施,农村急救体系尚难安全、有效应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难落到实处,多呈现“有签约、无服务”状态。

尤其农村老年群体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刘守英提到,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不及城市,农村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老年人的2.7倍。

陈锡文表示,除了应当合理提高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中财政对基础养老金补贴水平以外,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的缺失问题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应当抓紧研究并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主要依托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服务,让农村老人也能体现老有所养。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表示,民政部近些年在农村养老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还在实施一个农村社会服务兜底保障工程,加大农村养老方面的投入,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兜底性的养老服务,特别是依托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或者为老服务综合体,来发展农村的互助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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