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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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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查后台无工农阶级参与 反腐交卷无限时 本无信念谈何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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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9 00:12:05 | 只看该作者
孙力军政治团伙的问题 可不止“小海鲜”
侠客岛
2022年01月28日 17:36:20






前几天,公安机关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主题是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

孙力军,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2020年4月落马,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公职。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他被认定“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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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图源:央视新闻)

搞政治团伙,孙力军是有野心的。

反腐专题片《零容忍》披露:“到公安部之后,孙力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安插亲信,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野心更加膨胀,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一段话:“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谋求自己所谓更大发展,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他一边享受着吹捧,一边下定决心钻营,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进行封官许愿。”

“十五年规划”,试图每五年一个台阶,野心不言自明。想想看,如果像这样“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权力观、政绩观极为扭曲”的人,几十年来靠着权力和金钱交织、大搞团伙封官许愿的人最终遂愿,那才真叫人不寒而栗。

孙力军拉拢培植的团伙骨干,落马时也都成为政法领域的省部级干部——

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每个人都曾是业务骨干,身居要职。

公安机关承担着保卫政治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关键使命,也掌握着公安侦查、抓捕审讯等司法执法重权,来不得半点疏忽,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两面人”占据高位、攫取权力,后果可想而知。看看去年大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就知道,剧中的“孙兴”之所以能兴风作浪、逍遥法外,正是因为在公安系统内有保护伞,致使受害人长期蒙冤,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这就不难理解公安机关专题会议提出的要求:从政治上充分认识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严重危害性;把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工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来抓;把存在的政治隐患全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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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图源:央视新闻)

十八大以后,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曾出现“搞团团伙伙”的表述。这些官员级别不一,但都是在党内搞小圈子、小团伙、山头主义,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结党营私,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形成利益群体和“集群式”腐败

比如秦光荣案,反腐专题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中提到:“最早给云南分帮派的是秦光荣”“你只要在他这个圈子里面,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帮助你支持你”“秦光荣是云南政治生态最大的污染源、第一污染源”。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告诫过:“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为啥?因为这种攀附、山头、小圈子,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团伙帮派、码头文化,实质上都是以一个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权力为中心,形成政治利益同盟。同盟内利用裙带关系,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完成利益输送和利益整合。

王立科每年四五次进京给孙力军送钱,一次“小海鲜”就是30万美金,到案发时累计行贿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孙力军也“投桃报李”,把王立科“当自己人”,王立科到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当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路都有孙力军帮助。他们还与不法商人深度勾结,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上提供帮助,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零容忍》披露,案发时,孙力军、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1亿多元不等,是十八大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也是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最严重腐败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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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赃款赃物(图源:央视新闻)

团团伙伙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江湖帮派文化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反面典型多的是。远的如汉末两晋的门阀家族政治,累世公卿,他们与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相互倚重,左右朝纲;近一点的如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这都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

如今,一些人依然对搞团团伙伙乐此不疲,是因为从本质上,他们就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私产,谋人不谋事。一些人利用同学会、老乡会等形成关系圈,搞封建“门生故吏”那一套,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进了圈子才算进班子”,打造利益共同体。

这些一门心思用在划圈子、拉关系、傍大腿、找靠山的人,眼中只有“大树”,怎么可能花心思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信奉潜规则、官场术的人,怎会敬畏党纪国法、讲规矩守底线?此风不除,势必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消解党的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靠政治理想和政治纪律凝聚起来的,无论是选人用人还是政策执行,遵循的总原则都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非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党的干部,绝不是谁的家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超越性和先进性所在,也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障。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所谓居安思危,就是要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就是要时刻牢记历史上“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就是要时刻保持清醒、保持斗志、保持决心,自我革命。

在日前结束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掷地有声:

“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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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30 20:25:19 | 只看该作者
【党史学习】党史中的人大历程:“三三制”参议会的理论探索

2021-06-04 17:28

(来源:汕头人大)

“三三制”政权理论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权建设理论。正如《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3日社论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完全最新一页,我们为这一项新的历史而感到荣耀和兴奋。既然是新事物,就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三三制”为基础的参议会制度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团结到底》《论政策》等,“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作为边区参议会副主席,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了《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怎样才能实行“三三制”》《“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等文章,领导了第一个“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实践的邓小平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等文章,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一、参议会的性质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理论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组织形式的性质进行了探索。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刘少奇也指出,“三三制”政权是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具体形式,是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周恩来认为,在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邓小平亦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这不仅是今后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是多阶级成分的政权组合与多阶层人士参与政权管理,其阶级基础非常广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赞成并愿意参加抗日的阶级、阶层、集团,因此“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确保各抗日党派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谢觉哉则指出:首先这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的,这是“三三制”实施的社会基础。“三三制”为真正实现各阶级联合专政从组织上作了保证,是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发展。

参议会是权力机关。1943年4月毛泽东指导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第一条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该级参议会之决议。”参议会“不是单纯的咨询和建议的机关,它不仅仅有创制权和复决权,而且有选举和罢免行政长官的权力,它真是边区人民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就是说,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要服从参议会。对此,谢觉哉形象地说:“打个比方:议会是人民直接选的,是主人;政府是议会选的,是佣人。主人对佣人有监督指挥的权利,佣人应接受主人的监督和指挥。”谢觉哉十分强调要发挥参议会的作用。他说:“有些人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又以为这里是共产党执政,他永远在为民众谋利益,议会开会固然好,不开会还是在做,重实际不重形式,因而也对选举和议会不大关心。我以为都是不对的。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管。这个权利既已取得,就要拿来实行、练习,不仅把大家的事议得管得更好,而且可以提高和发扬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力。若还没有取得就要努力去争。”要“养成尊重民意机关的习惯”。

                                                                                               二、民主选举理论

尽管处于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高度重视选举在发展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中说:“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他强调:“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说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说:“选举及议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虽然说没有真正民主的实质,选举与议会,可以成为空架子,成为统治阶级骗人的御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选举,没有议会,那民主的精神无所附丽,也就说不上民主。”有议会不一定有民主,但没有议会,却必然没有民主,离开了选举,民主也无从谈起。

针对人民“落后”无法选举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谢觉哉也认为,“打破人民文化低不够选举的胡说”,“这是中国反革命反对民主的借口”“人民文化低,是认不得汉字。但是他切身的事情,怎样才好,怎样不对,政府做的那些事于他有益或者有害,那就谁也没有比人民自己高明。世上只有愚蠢的英雄和领袖,没有愚蠢的大众。政府人员意见必须经过人民的校正,才是正确;政府人员的举措,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才合实际”。选举就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一齐上大课的过程。这个“大课”虽然形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相似,但是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就能够保证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

选举应当是普遍、平等、公正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鉴于假选举亵渎民主,欺骗民众,谢觉哉认为,要民主,就必得有“真的选举与民意机关。忽视它,是不可以的”。所谓“真的选举”,即选举必须是公正的、自由的、平等的,充分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为保证选举的自由,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修订的《参议会选举条例》增加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妨害选举自由者,不问当选与否,除制止其行动外,并将当选人及参加舞弊人提交法院依法惩处。凡公民对于选举人认为有前项之不法行为者,亦得向司法机关告发之。”

                                                                                         三、坚持“三三制”原则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政策:“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5天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阐明了“三三制”的内涵:“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要“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由此,“三三制”应运而生。

关于党与“三三制”参议会的关系,存在不少错误认识,尤其是党内有的同志担心会丧失党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领导权?对此,毛泽东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谢觉哉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不在人数的多少,而是在于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党员的模范作用。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精辟论述。他说,贯彻民主精神,即共产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不靠党员包办获得,而是“从民主斗争中去取得”,“依靠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当然,这就对我们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邓小平同志还具体地提出了党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方式、方法并说:“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践表明,实行“三三制”,非但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加强并改善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措施。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讲到: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非常认同,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特别是实行了“三三制”之后的政权,是中国截至当时为止民主化程度最高的政体。它不仅协调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边区政权的民主性,从而为巩固和发展边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政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从理论上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编写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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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鸡吓猴 动物学假批真掩盖 对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零容忍——转帖注

郝贵生:腐败官员为什么没有“羞耻感”?——观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感受之七

2022-02-12 09:37:3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郝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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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看《零容忍》,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看不出这些贪官们在真心忏悔,丝毫没有“羞耻感”。后在网上看到红色网友对该片的反映,也大多有这种感觉。

  如有的网友说,看了《零容忍》“心里很不舒服。这与我想象中的教育警示片相差甚远,没有反思,没有忏悔,只有对着镜头尽情的表演。”“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做专题报告、笑谈自己贪污落马的辉煌经历呢!”“王富玉一本正经地教育别人:像极了领导训话!”

  还有的网友说:“《零容忍》播出,看着一个个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铁窗里养尊处优,养得油光水滑、精神饱满,在镜头前气定神闲、侃侃而谈,半点不愧疚,跟作报告一样谈人生、聊理想,孙力军甚至还面带着微笑。”“这哪里是认罪悔罪的态度,仿佛不是贪官落马,而是‘创业失败’。”“如果说这部片子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不是听这群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那里云淡风轻地分享人生感悟,而是迫切地希望看到他们‘罪有应得’的样子,甚至恨不能让他们下地狱。”“让罪犯们没事人一样微笑侃侃而谈,很显然他们不是发自内心悔改,执法执纪者还把他们当做态度好的典型。对极其严重的罪犯,不肯杀,不愿杀,有容忍纵容包庇之嫌,人们负面议论很大。”“人家‘虽败犹荣’,尔等怎能‘强人所难’?”“君不见,倒下‘百万犯’,自有‘亿万犯’吗?……”网上还有许多类似对该片的反映。

  上述现象实际就是伦理学、心理学中的一种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自身行为中是非美丑善恶观念颠倒的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即没有“羞耻感”、“犯罪感”。用老百姓话说,就是自身错了,也不认错,或者嘴上认错,心里不认错。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邪恶、丑陋、腐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再通俗些,就是不要脸。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群体中都存在是非、美丑、善恶行为的对立。历史的发展前进就是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过程。做人,就要懂得是非美丑善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对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是非美丑善恶的认识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一个人做了错事、违法违纪甚至犯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犯罪事实、邪恶行为,决心痛改前非。

  另一种就是主观意识上认识不到自身错误或者丑恶罪行,甚至找种种客观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和辩护。后者这种人的行为就是没有“羞耻之心”、“羞耻之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果要从“坏”转变为“好”,首要的一个主观心理条件就是要有“羞耻感”。少数一个或几个腐败官员没有“羞耻感”并不奇怪,为什么“零容忍”中那么多的腐败官员那么严重的罪行给人的感觉大多都没有“羞耻感”、“犯罪感”呢?笔者分析,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整个社会是非美丑观念的颠倒,特别是“笑廉不笑贪”的官场环境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强调环境影响人、改变人。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批判,指出其两点缺陷:一是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二是改变环境的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但马克思对这句话并没有给与全盘否定,强调环境影响人改变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不是天生的善恶颠倒,而是受不同环境的影响。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说的这个道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社会环境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正气压倒了邪气,大多数人都有正确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此感受颇深。即使有些人犯了种种错误,在周围同志的帮助下,大多都有“羞耻感”,都能够“痛改前非”。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其实质是从正确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正确的观念转变为错误的观念),毛泽东时代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全颠倒了。如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讲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但“改开”后“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浩然小说《金光大道》张金发言论)、“跑步钱进、”“一切向钱看”、“时间就是金钱”、“猫论”等观念和风气取而代之。所以整个社会“猫论”及派生的各种赚钱方式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主导。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笔者是一名教师,感到学校也受这种风气的严重影响。笔者在职时,经常给学生说,大学生重视文凭没有错,但需要的是货真价实、含金量非常高的、实实在在、沉甸甸的大学文凭。但社会上的“猫论”之风刮到学校,造成大学生弄虚作假,混文凭、“考试作弊”比比皆是。教师、干部为职称、政绩也到处弄虚作假。真正被揭露和受到处分的是极少数。即使被揭露也不认为是错误行为,反而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这就是没有“羞耻感”。笔者在职时,学院主管学生的副书记有一次和我谈起两个考试作弊学生。一个学生考试作弊被抓,回到家中痛苦流涕,感到没脸见人。家长带学生找到老师主动认错。同时还有一个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考试作弊。这位副书记找到这个学生非常生气狠狠批评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反而安慰老师:“老师您别生气,别把您身体气坏了。”老师听后更生气了。这两个犯错误的学生典型说明前者有“羞耻感”,后者就没有“羞耻感”。且后者学生比例还较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教育领域是非美丑善恶观念的颠倒。

  这种现象在官场领域中更为严重。十多年前揭露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被开除党籍)秘书李真因腐败判处死刑。在执刑前,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与李真对话,并将对话具体内容写成一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该书较为详细揭露李真的犯罪始末及严重危害性,剖析贪官的心理变化过程,剥去贪官灵魂的伪装。书中谈到李真走上腐败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扭曲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对他的影响。他说:“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人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第169页)笔者认为,李真的这段话比较真实。这不仅是李真,也可以说是一切腐败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极其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根源。甚至这种现象影响到青少年。2010年,广州某小学问卷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一学生竟然回答:“我想当贪官。贪官有权有钱,想要什么有什么。”

  但马克思认为,只强调环境改变人是片面错误的,同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环境有是非美丑善恶。人在环境面前首先要正确识别,最大限度汲取好的因素,批判否定和改造不好的因素。如孔子讲,见贤思齐,见不贤者而改之。李真看到了官场上“笑廉不笑贪”的舆论环境,但不能以此盲目跟风跑,而应该在识别基础上,批判抵制之,见廉思齐,见贪弃之。这就取决于李真的世界观、人生观了。

  如果说,《零容忍》片中以及所有被揭露的腐败官员的腐败堕落之路都与这样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扭曲的官场环境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贪官虽然被揭露、双开、判刑,但未必所有的贪官都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走的是腐败之路,未必都能够真正认识社会生活和官场上这种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嘴上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腐败行为,但骨子内心未必承认,很可能还在用这种扭曲颠倒的观念评价自己。他们看到周围与他们类似的腐败官员太多太多了,这些人至今可能还在台上继续腐败,而把自己的落马归结某些偶然因素、运气不好等等。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罪伏法。这就是片中显示的部分腐败官员仍然“谈笑风生”,毫无“羞耻感”、“犯罪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腐败官员“教育”工作的失败

  腐败官员被揭露判刑之后,显然也经过纪检监察人员的多次“教育”。《零容忍》片中披露的腐败官员能够在片中露面笔者猜测,显然是受“教育”较为突出的人员,能够通过他们典型的现身说法,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但该片播出后,不知编导们想到否,竟然有那么多的腐败官员在观众看来,丝毫没有“羞耻感”、“犯罪感”呢?笔者认为,除客观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官场扭曲的观念对其影响极深之外,通过片中的叙事中感觉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纪检、监察、公检法等有关教育部门对犯罪官员的“教育”实在不到位。

  第一,教育者对中国官员腐败的实质认识不到位。

  要求腐败官员真正认识自身犯罪,首先教育者就要认清腐败的实质。教育者“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呢?但从五集《零容忍》片中感觉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人员本身就对腐败的实质认识的较为肤浅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把中国官员腐败的实质简单归结为“政治变质“、“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权力的滥用”等等。这没有错误,但过于简单、肤浅。“权力的滥用”只是现象,根本不是本质。笔者在观看本片感受之一、之五、之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没有从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角度认识腐败的实质。没有教育腐败官员的腐败不单是权力滥用、贪污受贿几个钱、丧失理想抱负等等问题,而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搏斗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大道上充当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和急先锋,是要毁掉无数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们换来的革命成果,是重新要把中国人民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就是中国当代的黄世仁、南霸天、当代的地主恶霸、强盗土匪、黑心资本家。就是逆历史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和反动派。只有从这种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腐败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才有可能使腐败官员真正认识自己腐败的实质而悔过自新。

  第二,教育者对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性教育不到位。

  《零容忍》片中对揭露出来的腐败者如何滥用职权、如何与私营企业主先后勾结、如何以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如何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数亿等犯罪事实做了较为详细的披露。但总感觉片中有一大缺陷即对腐败官员的腐败罪行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危害性揭露批判不够。如第一集中所揭露的孙力军等公安五虎的罪行是“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滥用执法司法权,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结。孙力军等人通过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财物,其中孙力军、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1亿多元。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但他们的这些犯罪事实造成的社会后果基本没有提。事实上他们的这些行为对经济建设、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对社会风气绝对危害极其巨大。他们受贿数亿之多,直接间接受害的企业、群众、农民工究竟多少呢?他们保护黑恶势力,那么究竟有多少“周秀云”(河南农民工,2014年与丈夫、儿子在太原某工地为一企业打工,年底老板欠薪。丈夫、儿子与部分农民工讨薪,遭到当地警察镇压、毒打。周秀云被一警察扭断脖子而致死)那样的普通百姓受到黑恶势力的压榨、迫害、惨死呢?他们“滥用权力”,打击迫害了多少“郭光允”(原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委员会高级工程师,1987年举报市建委主任李山林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行为,遭到程、李的打击报复。1996年,以“诽谤省主要领导”罪名被判劳教两年,开除党籍。)式的反腐英雄呢?再如第三集中揭露的内蒙古腐败官员只是揭露其如何利用权力把煤矿资源作为与私营企业主交换的资本为自己和家属谋取巨额钱财的罪行。但他们的这种行为给内蒙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媒矿主不顾安全生产剥削压迫置煤矿工人生命于不顾等典型事例基本没有交代。不知“教育者”们究竟是否掌握腐败者的这些典型而具体的犯罪事实?没有这些典型的极其严重的犯罪事实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何能使腐败者认罪悔过呢?通过对这些官员的“教育”一定要使腐败官员认识到他们不是一般的普通刑事犯,他们的罪恶要比普通犯人严重千百倍,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犯,但极可能由于他们的腐败行为导致无数个企业破产、无数国家人民财产流失,千百万个普通百姓失业、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丧失生命等。他们是中国当今最大的犯罪团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阻力和破坏者。比起当年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资本家有过之而不及。这也是能够使腐败官员有“羞耻感”、“犯罪感”的重要途径方法之一。

  第三,教育者对腐败者的特殊性研究不到位。

  腐败者有共性也有个性,“教育”腐败者,既要抓住腐败者的共性,也要抓住其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从该片揭示和评论不同的腐败者时,却抓不住特殊的深层次的原因,由此不能真正有的放失。如对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的介绍中说:“王立科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我们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价值观。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王立科在提干或者说入党之前,就始终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起码也是入党动机不纯。那么这就不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而是“投机革命”的问题。这种人究竟如何混进党内的?如何被领导看中,提干,一步步篡夺权力呢?如何打击迫害他人呢?……显然片中都没有介绍,也就没有真正找到其腐败的深层次的内因。另一个腐败人物就是刘国强(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受贿达3.5亿多元。他被审查之后,试图蒙混过关,拒不交代问题,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他自己说,被抓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负罪感”。直至被他转移赃款的涉案老板主动交待出来,刘国强才低下头来,但思想上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其罪行。片中介绍,审查者把他年轻时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看,后又通过亲情感召等多种方式,最后才真正认识错误和罪行。观后笔者有一疑惑,刘国强不同于王立科。王是一开始就始终没有有树立理想信念,而刘国强入党申请书中的“字里行间,是对党组织的向往和憧憬,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朴素热情。”但后来究竟如何走上腐败之路呢?片中说他自己认识道:“背弃了初心”“和初心渐行渐远”,那么又如何“背弃初心”呢?他自己说,是由于“随着权力增长逐渐迷失”、“随着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完全改变了自己入党之前”的理想信念。这就奇怪了,“权力增长”和“地位越高”就必定导致腐败吗?就必定“改变初心使命”吗?这种逻辑推理显然是错误的。这也不是刘国强腐败的根本的内在原因和外部环境。也绝不是简单拿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一对照,就马上找到犯罪的真正根源。由此可以看出,审查者自己就没有真正研究清楚刘国强犯罪的特殊原图。只是用一般的时髦用语“背弃初心”、“丧失理想信念”套每一个腐败人物而搪塞之。这既不能真正解释清楚也不能真正帮助刘国强转变观念。正像他自己所说,可能至今还没有“负罪感”。

  从腐败官员没有“羞耻感”这一现象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定要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尤其是是非扭曲的社会环境。根治腐败现象,必须铲除和根治导致腐败的土壤,特别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第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其实质及其危害性。这不仅是提高纪检监察公检法人员的素质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改造犯罪者的基本要求。

  2022年2月11日


      【文/郝贵生,高校退休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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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14 13:07:46 | 只看该作者
中纪报:如实报告 是检验领导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中纪报
2022年02月14日 08: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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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管理核查工作,强化廉政档案结果运用。图为2月11日,该市新吴区纪委监委干部对部分单位领导干部廉政档案进行抽查核实。王雯 摄

当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正全面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记者梳理有关纪律审查监察调查信息发现,仅2022年1月以来,被通报“双开”的拱北海关副关长熊振国、山东省临沂市政法委原书记王行华、云南省文山州委原州长张秀兰等人,都被指“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是否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检验领导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的试金石。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个人有关事项瞒报漏报的情形主要有哪些?领导干部如何避免踩到纪律“红线”?这些问题决不能含糊。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党员自觉履行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的基本义务,也是践行“对党忠诚”的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的”属于违反组织纪律行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漏报少报等的,党组织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为何如此重要?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绪生看来,这既是自觉履行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的基本义务,也是践行入党誓词“对党忠诚”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领导干部,“有的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打埋伏、八小时之外找不到人,能说对党忠诚吗?”对党忠诚老实、表里如一,是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内容。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认真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既是完成组织交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更是领导干部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遵守政治纪律、履行职责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组织不了解、不掌握领导干部的个人事项,那么管理监督也无从谈起。”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表示,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党组织强化对领导干部监督的手段,也是发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途径之一。“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经验来看,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也起到了抓早抓小、防止带病提拔的作用。如果领导干部自由散漫,目无组织,总想逃避组织监督,可能就是出问题的前兆。”

要求领导干部按照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也是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原则的重要体现,把从严管理体现在抓早抓小抓经常上。

少数领导干部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企图蒙混过关,逃避组织监督

“从近年来查办案件情况看,少数领导干部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瞒报、漏报,企图蒙混过关,逃避组织监督。”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市纪委监委在查处江阴市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费平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时发现,费平就是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典型。

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费平投资某品牌加盟店;2016年,投资上海某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投资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这期间,他还在国外购置房产一套。然而,2014年至2020年,费平均未向组织如实报告上述情况。

2021年3月,费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个人有关事项再怎么隐瞒,都会留下蛛丝马迹,都是枉费心机。到案后,费平忏悔道:“大数据时代有先进的科技手段,你犯罪的痕迹是永远抹不掉的,组织上对这一切洞若观火,非常清晰。所以你想耍小聪明,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蠢事,其实就是掩耳盗铃。”

浙江省嘉兴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徐淼,在走上违纪违法之路后,也曾心存侥幸瞒报个人事项,企图逃避组织的监督。

2016年7月,徐淼出资以其侄子的名字购买了杭州某国际中心房产。但在填报2017年至2020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他均未按规定报告上述房产情况;在填报2018年至2020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徐淼也未如实报告将150万元资金交与朋友代为炒股的事实等。

“徐淼一直是谨慎的,从他借用他人名义投资入股就能看出,他也知道资财来路不正,心中有‘鬼’,因此想尽办法遮掩躲藏。”办案人员说。

然而,处心积虑遮遮掩掩只是徒劳,盲目侥幸更救赎不了自己。2021年4月12日,徐淼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我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心存侥幸是一大诱因。”徐淼忏悔道,“我本有很多机会回头,但却一次次放弃,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些领导干部在房产、股票投资、经商办企业、出国出境情况等方面频频出现瞒报漏报现象

2月8日,江苏省沭阳县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并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专题片《镜鉴》。专题片中,一些落马党员干部在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耍滑头、不老实,最终沦为反面典型,教训十分深刻。

根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每年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然而,一些领导干部把重要资产“忘在脑后”,出国出境“来去如风”,投资证券股票“你知我知”的情形依然存在。在各地的通报中,瞒报、漏报等情况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对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及投资情况“闭口不谈”。例如,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住建局二级主任科员林某成未经审批,擅自在自家田地上建设一层砖木结构房屋,且未如实报告这一情况,企图掩盖其违纪行为,最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不如实汇报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江苏省高邮市甘垛镇人民政府协理员郑某玉与妻子为从事林木育种和育苗经营,注册设立一花木有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监事,但对上述个人有关事项隐瞒不报。2020年底,郑某玉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隐瞒持有普通护照及因私出国(境)情况,或对个人去向“缄口不提”。杭州萧山食品公司原总经理王某,未按规定将本人护照上交单位保管,并使用该护照在仅有一次履行请假及审批手续的情况下,92次往返中国与马来西亚看望其前妻和子女;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原党委书记袁某桢,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多次往返美国,却未向组织如实报告上述情况。袁某桢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7月,袁某桢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为何会出现瞒报漏报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有的领导干部归结于思想不重视,有的解释因政策把握不准,有的推脱说与家属信息沟通不及时不全面,同时也不排除少数领导干部“心里有鬼”,故意想要“蒙混过关”。此外,少数单位党委(党组)也存在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不断加强改进,广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严管理监督干部问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也在不断加强和改进。

从制度本身看,从2014年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到2017年修订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对报告主体、内容、抽查核实及结果处理等作出改进完善,报告事项越来越细、越来越严、越来越实,对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严密了,还要有相应配套跟上。党纪处分条例将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范畴,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巡视组可以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初核时可调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合力。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对“凡提四必”作出明确规定,即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与干部提拔直接挂钩,大大增强了制度的威慑力。

当前,2022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集中填报正在开展。为高质量做好有关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今年的填报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办企业情况’作了细化区分。”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经商办企业情形,细分成了“投资企业或者担任高级职务的情况”“开办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担任高级职务的情况”“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担任高级职务的情况”3类,并分别设置了相应填报项目,填表说明也作了相应修订。“该项调整一方面细化了需要填报的投资内容,做到更为精准合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党中央更加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导向。”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干部邵键烜说。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纪委监委采用了个人事项在线全面动态监督管理。一方面依托江苏省智慧纪委监委平台,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纳入领导干部及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除年度填报外,对即时发生情况在线填报,实现动态监管;另一方面,对在线填报事项进行严格核查与动态监管,对比公安、工商、税务、法院、民政、人社等多家单位数据,同步、联动、精准核查个人上报事项,对瞒报漏报错报情况进行谈话提醒,督促个人补充报备、及时整改。

“相关情况将计入干部廉政档案,为评优评先、提拔任免乃至专项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办案提供客观事实依据,强化结果运用,倒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洪泽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做好填报工作,多地纪委监委针对个人有关事项填报开展了专题讲座。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通过制作信息填报手册及“填报指南针”系列视频等方式,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指引;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纪委监委及时将《致领导干部及家属的一封信》送达每一名报告对象,使领导干部全面准确把握新的填报要求,并指导用好辅助查询工具。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决不能含糊。随着制度笼子越织越密,广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明显增强,许多领导干部习惯于做“透明人”,向党组织说真话说实话,如实向党亮家底。而对于违纪违法领导干部来说,更不应该通过瞒报漏报的方式逃避问题,而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老老实实及早向组织说清楚问题,积极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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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19 19:47:12 | 只看该作者
退休3年半后主动投案的他 成虎年首个被开除党籍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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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2022年02月19日 18:44:32






2月19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薛恒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政知君注意到,薛恒是虎年首个被开除党籍的省部级。他于2018年1月退休,去年8月主动投案。

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单位的选人用人制度

薛恒现年66岁,1955年11月出生,一直在辽宁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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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曾在辽宁省民政厅任职,历任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

2007年2月,薛恒出任丹东市委书记,并于2010年8月调任营口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在营口市委书记任上升任辽宁省副省长、党组成员。

两个月后,2011年3月,薛恒职务再次调整,出任辽宁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主政辽宁警界两年,2013年3月,薛恒卸任省公安厅的职务。

2016年1月,薛恒出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2018年1月,薛恒退休。

2021年8月18日,据辽宁省政法委官方公众号“辽宁政法”发布消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近日进驻辽宁省督导开展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五天后,2021年8月23日,薛恒主动投案。

此次薛恒的处分通报指出,其大搞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单位的选人用人制度;违规经商办企业;以权谋私、执法犯法,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前后两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

除了薛恒外,辽宁省公安厅还有一任公安厅长被查,他是2021年1月落马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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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喜系2021年“首虎”,被查时已71岁。

李文喜出生于1950年3月,长期在辽宁省公安系统任职,曾任本溪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等。

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李文喜担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他卸任后,继任者就是薛恒。

2021年7月,李文喜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他被指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获取巨额矿产收益。他还被指执法犯法,利用执法司法权谋取私利,与不法商人大搞权钱交易,肆无忌惮聚钱敛财。

2021年9月,李文喜被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李文喜利用担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逃避刑事追究、企业经营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多名下属已落马

薛恒主动投案前,其多名下属已落马:

2020年9月,辽宁省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白月先被查;

2021年5月,辽宁省司法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姚喜双被查;

2021年5月,丹东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炜被查;

2021年8月,沈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建军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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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月先曾于2008年9月至2014年7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当薛恒主政辽宁省公安厅时,白月先是其副手。

2021年7月,白月先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1998年8月至2013年5月,姚喜双曾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官至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正是薛恒的直接下属。

2021年11月,姚喜双被提起公诉。

孟炜长期在本溪市公安局工作,2007年4月,他进入辽宁省公安厅任职10余年,先后担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政委,省公安厅信访处处长,也曾是薛恒直接下属。

2021年12月,孟炜被双开。他被指,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严重,长期在交通保障、生活待遇方面谋求特权,违法悬挂报废车牌;向群众摊派费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执法活动;为徇私情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刑事追诉。

孟炜赴任丹东前,曾于2017年2月至2017年11月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当时,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是杨建军,杨建军也是孟炜直接上司。

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辽宁政法微信公众号 辽宁省纪委监委网站 央视新闻 人民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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