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编辑词条
《动物精神》内容简介：如果你看不清当前的经济形势，如果你想跳槽却又担心失业，如果你想买房但总搞不清楚房价走势，如果你想投资股票但又弄不明白股市的起落规律，如果你想为未来储蓄但又怕降低目前的生活品质……如果你在做这些决策时无所适从，那就了解下“动物精神”吧。《动物精神》是一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颠覆之作，同时也是期待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广大民众的解惑之作。在《动物精神》中，两位作者抛开人类经济决策源于理性经济动机的假设，将信心、公平感、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生活参照物的“故事”等心理因素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前沿和核心，试图建构一套动物精神理论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和经济的真实运行原理。它会告诉你：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为什么为将来储蓄的决定如此随意？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危机当前，哪种政策才能真正奏效？这是一次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绝妙碰撞，这是一种重振全球经济的新思维。点击链接进入旧版：动物精神
出版时间 | 2009-7-1
| 定价 | 34.00元
| 作者 | （美）阿克洛夫，希勒 ，黄志强
|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 页数 | 280页
| 语种 |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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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 动物精神
| ISBN | 9787508615776
| 开本 | 16开
| 外文名 | Animal Spirits
| 品牌 |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类型 |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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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动物精神 作 者：（美）阿克洛夫，希勒 ，黄志强 译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7-1 ISBN: 9787508615776 开本： 16开 定价: 34.00元
2 内容简介[size=1em]编辑
如果你看不懂当前的经济形势，如果你要跳槽却又担心失业，如果你想买房但总搞不清楚房价走势，如果你想投资股票但又怕股市暴涨暴跌，如果你想为未来储蓄但又想现在多消费，如果你在做这些决策时想明白其中的究竟，那就了解一下什么是“动物精神”吧。它会告诉你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有人会失业？为什么房地产会有周期？为什么股票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多变？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为什么我们给将来准备储蓄缺乏计划性？为危机当下，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奏效？ 本书既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颠覆之作，也是期待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解惑之作。
3 作者简介[size=1em]编辑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dof）196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在分析不对称信息市场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克洛夫的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以确定经济学的影响和结果，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犯罪、歧视、货币政策等。
4 图书目录[size=1em]编辑
第一部分 动物精神理论 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数 第二章 公平 第三章 腐败和欺诈 第四章 货币幻觉 第五章 故事 第二部分 八大问题及其解答 第六章 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衰退 第七章 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迄今为止有控制经济的权力？ 第七章之附文 当前的金融危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第八章 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 第九章 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 第十章 为什么给将来准备储蓄如此随意 第十一章 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 第十二章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 第十三章 为什么少数族裔存在特殊的贫困 第十四章 总结 注释 参考文献
5 编辑推荐[size=1em]编辑
《动物精神》编辑推荐：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为何无法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传统经济政策为何无力重振全球经济繁荣？答案只有一个：它们忽略了“动物精神”！何为“动物精神”？简言之，它就是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信心是否充足、公平感、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参照物的“故事”，这些都是动物精神的具体表现。人类的经济决策并非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那般理性和简单，其复杂的心理因素才是整体经济动荡不安的根源！ 一位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入围者，两位经济学大师将心理学、社会学引入经济学研究，用全新视角解读经济的真实运行原理，是我们看透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维，也是重振全球经济的一个新思路！ 李扬、陈志武、李稻葵、许成钢、王一江、白重恩、巴曙松、黄海洲、钟伟、何帆等专家联袂推荐！ 《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商业周刊》《时代周刊》等媒体一致好评！ 看透全球经济的新思维！美国总统奥巴马枕边书！美国政府官员争相抢读！
6 文摘[size=1em]编辑
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数：经济周期背后的思维模式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几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时的情形。一位来自挪威的远房亲戚，可以说是相当远的远亲，在家族婚礼上与阿克洛夫有过一面之缘。据说，在房价暴涨期间，这位远亲花了100多万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买了一栋房子。对于纽约、东京、伦敦、旧金山、柏林甚至奥斯陆来说，这笔钱也许都算不上大数目，但对位于挪威海岸极其偏远的、几乎称得上是世界最北城市的特隆赫姆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而且，那还不是一栋大房子。阿克洛夫并没有在意，只是把它视为斯堪的纳维亚房价高企的又一个表现。 最近，他告诉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再多考虑一下特隆赫姆市发生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阿克洛夫当时的反应有些大意，以至于把花高价买一栋小房子看成了一桩无关紧要的怪事。与之相反，阿克洛夫本应该看出这个故事非同寻常，值得对其进行积极的思考，并将其放在更大的市场背景中进行分析。 我们确信，这个小故事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前席卷全球的信心和信用双重危机背后的思维模式。 信心：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国股市崩盘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各大银行家集中资金投资股票市场。1907年他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试图恢复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时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同一演讲中随后补充道：“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严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词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谁愿意孤零零地住在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的废墟中？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会愿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对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园的预测。有信心的预测会认为前景乐观，而缺乏信心的预测则认为前景暗淡。 但一查词典我们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种预测。根据词典中的解释，“confidence”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们写作本书之时，我们所处的信心危机也被称为一场信用危机（credit crisis）。“credit”一词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虑到这些词的其他含义，经济学家以双重均衡或乐观预测vs.悲观预测为基础的观点，似乎漏掉了一些东西。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义。他们认为，信心是理性的：人们利用手头信息做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做出理性决策。当然，人们经常按照这种方式自信地做决策。但信心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只这些。信任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我们会超越理性。诚然，容易轻信他人的人经常抛弃或者忽视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处理信息，也不一定会据此理性行事。他行动的依据是那些他确信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为什么随时间变化的信心在经济周期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做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露无遗。 信心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涵盖的行为，它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经济史充满了这样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循环。谁不曾在徒步远足时突然发现一条荒废已久的铁路，它在某人的旧梦中曾通往华厦和财富；谁没有听说过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荷兰人一直以思想保守闻名于世，以致被揶揄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即便是牛顿这位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学之父，也在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 所有这些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错误地看待了他那位亲戚的百万住宅所反映的现象。他本应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价不仅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房价过高，而且是全球房地产泡沫的一部分。他过去一直轻信了自己的判断。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做重大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提供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结果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做出决策。 但是，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翻煎饼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后文还会讨论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信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还是动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心乘数效应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数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查德•卡恩作为一种反馈系统提出，后被凯恩斯所用，成为其经济理论的核心。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不到一年，约翰•希克斯就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定量化的诠释，该诠释强调刚性乘数以及乘数效应与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释很快就取代了《通论》原版，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权威解读。凯恩斯的著述虽然发人深省且趣味盎然，但结构松散、不连贯甚至令人费解，而希克斯的论述则有条有理、言简意赅且逻辑完整。所以，希克斯风靡一时。不过他的名气不及凯恩斯，因为在人们眼里，他只不过是凯恩斯天才思想的诠释者而已。但是，就希克斯对思想史的影响而言，“凯恩斯主义革命”同样是一场“希克斯主义革命”。 但是，我们相信，希克斯主义的凯恩斯思想过于褊狭。我们应该研究信心乘数这个关联概念，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简单乘数概念。 凯恩斯乘数概念历经数十年，被数百万在校大学生认真学习。该乘数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个项目，让人们赚到钱，然后再由他们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轮”。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终都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们就会将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这个比例就是MPC（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会带来第二轮支出，这轮支出是由人们而不是由政府花费的。这些支出又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其数额为MPC美元，这些人也花费收入的一部分，即相当于MPC2美元，这就是第三轮。不过，这个过程不会终止。随后是一轮接一轮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MPC2+MPC3+MPC4…）美元。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并不是无穷大，它实际上等于1/（1–MPC），此数值即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总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 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许多人，随后，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这一思想并用其解释大萧条之谜。大萧条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因为人们找不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数理论说明，支出的小幅下降会产生放大效应。如果人们由于担心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股市崩盘而反应过度，导致消费支出产生实质性的小幅下降，那么，这就像是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政府刺激。人们的消费每削减1美元，就会有另一轮削减支出，然后，一轮接着一轮。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下降会远大于初始的冲击。因为遭受多轮负的支出冲击，经济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所以大萧条会持续多年。该理论获得了广泛赞誉（只不过没有立刻付诸政策实施），因为它形象地再现了大萧条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场景。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非常受计量经济学家欢迎，因为它可以量化并建模。在《通论》出版和希克斯对它的诠释发表前后，有关国民收入和消费的权威统计数据已经出现，这就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最早的国民消费估算数据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在1934年发布的。米尔顿•吉尔伯特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并将其纳入一个适合用凯恩斯–希克斯理论进行分析的框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同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编制国民收入和消费数据的。尽管经济学文献瀚如烟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后，似乎还没有哪个宏观经济模型有如此权威，可以引起国民数据收集方式的重大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是正式建模的基础，也是数据收集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的数据都是从同一套理论中产生的。 数据集的创建，促进了各国创建大规模计算机仿真经济模型的大发展。简•丁伯根在1936年为荷兰经济创建的计量模型和1938年创建的包含48个方程的美国经济模型，拉开了这种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劳伦斯•克莱因为美国经济创建了另外一个模型，在其后几十年里，它发展成了庞大的联合国世界计量经济连接模型系统，连接着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的计量经济模型，总共包括几千个方程。在这些模型中，动物精神的作用很少体现，因而凯恩斯对这些模型持怀疑态度。 不过，设想信心在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易于度量的传统变量有关。但是，乘数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表示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怎样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1个单位信心的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 像消费乘数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列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人们对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数。部分统计学家已经研究出了模型，并使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信心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反馈。这种可衡量的信心是未来支出的预测器，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大异议。对几个国家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当前衡量的“信心”的确会引起未来GDP的变动，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信心乘数中隐含的反馈机制。其他统计学家利用信贷利差（高风险债券的利率和低风险债券的利率之间的差距）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将利差解释为信心的衡量指标，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GDP，或是否有助于预测GDP。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检验实际上价值不大。即使检验结果可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动物精神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信心指标可能并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收入的预期。 当然，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很困难，因为在不同的时候，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当经济开始下行时，信心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就特别大，而且具有决定性，但在另一些时候就不那么重要。奥利弗•布兰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数来描述美国1990-1991年的衰退（有时被称为“科威特衰退”，因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引发了这场危机）。布兰查德相信，信心指数恰恰反映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发现，在经济衰退之前，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曾出现不可预测的巨大波动。他认为，这归因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出现的悲观潮。紧随信心丧失的是消费的大幅下降。 信心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信心水平。当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有消费意愿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所需的信贷；那些供货商发现，他们难以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的乘数都会减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八章，我们建议政府设定两个目标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第一个目标，也是在正常衰退当中唯一需要的目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由于（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贷紧缩极其严重，这样的刺激是不够的。的确，在信贷紧缩时期，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第二个目标或中间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信贷流量控制在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美联储如何制订灵活的计划，以便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恢复因信心骤降而消失的信贷流量。
7 后记[size=1em]编辑
结语 将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学理论 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回答了以下谜题：为什么我们中大多数人没能预见当前的经济危机？当危机似乎毫无理由地突然爆发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为什么那些试图阻止危机的预防措施没能奏效，而经济当局却对此公开表示意外？如果我们想在未来数月内对经济政策重拾信心，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诚如我们在书中反复提到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前的经济理论是由许多传统观念构成的。有太多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人士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根本未能考虑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如果不把动物精神添加到理论模型中去，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危机的真正根源。 21世纪初的这场危机出人意料，而且公众和许多关键的决策者至今仍没能完全理解这场危机，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根本就没有涉及动物精神的原理。传统经济学理论将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排除在外，而它们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传统经济学理论甚至排除了信任与信心丧失的因素；排除了公平感，而正是这种感受制约了工资和价格的灵活性，这一灵活性本来能够稳定经济。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的腐败和出售伪劣产品的问题，以及泡沫破裂时它们一旦被揭发出来会带来的影响。传统经济学理论还排除了那些说明经济变化的故事的作用。解释经济如何运转的传统理论排除了这些因素，这不仅加深了人们的疑虑，导致了当前的危机，还使我们在应对已经到来的这场危机时束手无策。 金融市场上的“糊涂蛋胖胖”已经被打破。如果“糊涂蛋胖胖”对世界如何运转持有正确的看法，它绝不会一开始就从墙上摔下来。同样，如果资产的买方认识到经济的真实运作原理，他们在买进资产时就应该更加谨慎，经济也就不会出问题。可是，即使到现在，因为对世界的真实情况抱着错误的认识，很多政策分析家，特别是多数公众，还没有认识到“糊涂蛋胖胖”已经无法修复而且必须更换了。这也正是迄今为止已经采取的措施仍不足以维持信贷流动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 传统宏观经济学走错了方向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加入动物精神，对于更好地理解经济的真实运作方式非常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走错了方向。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试图厘清宏观经济学并使之更加科学化，为此他们引入了研究框架和学科规范，分析当人类只有经济动机而且完全理性时的经济运行情况。如果画一个正方形，然后再把它分成4格，两列分别表示经济和非经济动机，两行分别表示理性和非理性反应，那么现有的模型只填充了左上角那一格。它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人们只有经济动机，而且他们都会对这些动机做出理性反应的话，经济会如何运转？但它立刻又引出3个问题，分别对应另外3个空格：如果人们有非经济动机和理性反应，经济如何运转？如果人们有经济动机和非理性反应，经济如何运转？如果人们有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反应，经济又会如何运转？ 我们相信，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转以及它运转失常时我们该如何应对等最重要的问题，主要（尽管并非全部）隐藏在后3个空格中。本书的目的就是填充这3个空格。 一个测验 本书始终强调，我们对经济的描述应当符合定性和定量事实，因此它比遗漏了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的宏观经济学要好得多。我们偶尔也会用一些统计数字，但主体还是依靠历史和故事。 我们相信，有一个简便易行的测验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不仅正确，而且比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更正确，因为主流模型无法处理其余3个空格中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对经济如何运转的描述几乎适用于任何经济周期。就拿最近一次经济周期来说，它从200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认为，以动物精神为核心对经济所作的描述，显然能够很好地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当前的经济周期（我们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行这样的回顾），并看一看本书提出的若干主题是否已经过时。动物精神的作用在我们的论述中居于中心地位。 整件事主要开始于2000~2001年。2000年，股票市场暴跌，同时经济也从网络时代的非理性繁荣中冷却下来。真实GDP增长率从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的4%，下降到了2001年上半年的0.8%。小布什政府利用这段低迷时期，开始实行永久性的大规模减税政策。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减税计划在2001年6月被载入法律。美联储也采取了行动，贴现率从2000年下半年的6%降到了2002年11月的0.75%。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发挥作用，经济也确实反弹了。利率的降低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上一轮繁荣中，资本在设备方面的支出相当庞大。由于担心千年虫危机，2000年之前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投资尤其高。而在新一轮繁荣中，刺激则来自房地产市场。在2001~2005年的短短4年里，人们用于住房的支出增加了33.1%，而同期GDP的增长只有11.2%。 不过在那之后，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这些事情也可归因于人们对繁荣的过度自信。人们开始买房，就好像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买房机会（因为他们觉得房价仍会继续升高并超过他们的收入水平）；投机者也开始投资房产，他们似乎认为，其他人都会觉得自己应该抓紧买房（不论什么价格），否则稍晚就会买不起房子了。从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房价上涨了大约2/3。在洛杉矶、迈阿密、旧金山和其他很多地方，房价涨幅更大。大片农田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开发为新房产。住房投机的狂热症就这样爆发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只是买房人感染了狂热症，就连本应该谨慎行事的金融市场也为其推波助澜。当然，房地产经纪人和抵押贷款经纪人就更没有理由来浇灭这股狂热了，因为他们可以从中收取交易费。高度活跃的住房交易也使经纪人收取的交易费大大增加。最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人愿意为这些抵押贷款买单，为买房人的草率投机提供大笔资金。 为什么会有人购买这些抵押贷款？有一些简单的理由。首先，购买抵押贷款的通常是各种类型的银行，它们发现可以从贷款发放费里获得大笔利润，同时无须把这些抵押贷款留在自己的负债表上。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把抵押贷款拆分成各种抵押贷款等价物。购买这些抵押贷款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持有抵押贷款本身，只是在巨大的抵押贷款资产包中拥有部分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弄清楚背后的抵押贷款。此外，证券化的抵押贷款得到了各种评级机构的评级。评级机构根据房价的近期走势来估计抵押贷款的违约概率，而房价过去一直在上升，因此几乎没有理由担心抵押贷款会遭遇违约。即使评级机构中有人觉得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认为评级应该考虑房价下跌的可能性，但任何敢于出声揭露其中弊端的人，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他的言论会损害所有靠收取交易费而一夜暴富的人的利益。 我们已经详细地概括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它符合我们关于大多数经济波动的原因的解释：信心膨胀以及紧随其后的信心不足。本例中的故事是房价永远不会下降（它只是个故事，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而且会持续上涨，所以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们在写作本章时，还不清楚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投资公司、对冲基金等，这些机构都未受到监管，但持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名义资产和负债）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本次危机。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它始于2001年的经济周期。我们不知道当前的经济低迷何时会结束，但本书的观点以及我们理论的检验结果都说明，我们本可以利用动物精神及其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来讲述相同或者类似的故事，也可以用它来描述几乎所有的经济周期。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回溯到1837年经济危机中的土地投机和州立银行破产，并用该理论讲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回溯到大萧条，或者回溯到1991年的衰退，当时的竞选人比尔•克林顿指责老布什忽视了经济问题，因此应该对衰退负责；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与石油无关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和萧条。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论来解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螺旋式通货紧缩以及印度目前的经济繁荣。 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作为本书主题的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动物精神理论意义何在？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对经济的解释已经通过了检验。动物精神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也给现在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见。不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要把握动物精神的意义，就有必要来看看未考虑动物精神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繁荣之后总是跟随着萧条。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经济学理论不仅在专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那里大行其道，更是广受普通大众的青睐。根据该理论的观点，资本主义给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带来了几个世纪前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在今天的北美、欧洲和日本，即便是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比中世纪的国王还要高。他们吃得更好；住的房子虽然比国王小，但舒服温暖得多；只要一按开关，电视和收音机就能给他们带来更好也更丰富的娱乐节目……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很长。还有，当我们撰写本书时，其他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正沿着GDP排行榜迅速攀升。 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创造了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只有这一种形态，而且不同的形态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财富和利益。我们可以回顾美国历史上关于资本主义形态的争论，就会注意到资本主义也有过很多次急剧逆转。19世纪初，人们曾就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展开激烈争论。民主党反对政府干预，而辉格党认为政府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比如联邦政府应该建立全国性的公路系统。安德鲁•杰克逊和继任者马丁•范布伦反对该计划，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却支持它。 从那以后，类似的争论又来来回回发生过好几次。最近一次的主要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和80年代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此前30年，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罗斯福新政，政策制定者的主流认识是政府在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应该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有形的高速公路、教育系统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等，还包括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暴的经济制度。例如，储贷协会大规模破产，但政府保护体系大大减轻了破产对宏观经济的伤害。尽管它消耗了纳税人的大笔金钱，但几乎没有引起失业。 不过后来（这是我们故事的另一部分），就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经济发生了变化，监管制度也被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信仰资本主义应当是完全自由的。游戏场或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游戏规则没有跟着变化，这种情况在金融市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前文讲过的有关住房市场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证。过去，对住房抵押贷款有一些基本的限制。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会谨慎地发放抵押贷款，因为它们自己最有可能是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不过后来，所有事情都变了：银行变成了抵押贷款的发起人，而不是持有人，但监管方式并未根据金融结构上的这种变化做出调整。 公众对监管的反感是这种不作为背后的原因。美国深深地沉溺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观。我们也相信游戏应该毫无约束的说法，但我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以巨大代价换来的难得教训：资本主义必须在政府设定规则并充当裁判的竞技场上才能发挥优势。 不过，我们现在并非真的处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只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有在一定的规则内才能生存。其实，我们的整个经济观，包括对动物精神的全部认识，都说明了政府为什么必须制定这些规则。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充分就业的确有可能存在，但我们认为，总需求的巨大变化来自乐观和悲观情绪的起伏与波动。因为工资主要是由公平因素决定的，所以需求的变化就无法转变为对价格的调整，而只能转变为对就业的调整。当需求下降时，失业就会增加。抑制这些变化，正是政府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不仅出售人们认为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还出售人们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尤其在金融市场上，这一特点导致了相对过剩和银行破产，而银行破产又造成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所有这些过程都受到各种故事的推动。人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关于其他人会怎样做的故事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会如何运转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它们并不稳定，会随时间而变化。 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必须制定游戏规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应该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该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最少的作用。我们和这些经济学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经济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完全理性，而且几乎都按经济动机来行动，我们也会相信政府不应该监管金融市场，甚至不应该在决定总需求水平上发挥作用。 但恰恰相反，动物精神的各个方面会推动经济朝着不同的方向运转。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经济就会在就业和失业之间大幅摇摆，金融市场也会不时地陷入混乱。 动物精神是人们行动的真实动机 人们应该接受我们的观点，不仅仅因为它解释了宏观经济的历史，还因为它能够详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细节。本书前五章讨论了各种动物精神：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以及故事，有大量证据证明它们才是人们行动的真实动机，而且无所不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它们不具有任何重要作用，这真可谓荒谬。 如果认识到动物精神在回答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8个基本问题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假设就更显荒谬。本书后面几章讨论的8个问题是：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中央银行拥有控制经济的权力？为什么存在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间存在权衡关系？为什么储蓄的决定如此易变？为什么股票市场波动如此不受控制？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周期变化如此巨大？为什么少数族裔一直在贫困中挣扎？ 如果我们重视动物精神，这些问题就很容易回答；而现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不能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解答这些问题。 重振全球经济的新思路 本书讲述了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从个人层面看，关于经济运转的正确观点对个人做出正确决策非常必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储蓄多少，应该在哪里投资，应该买什么房子，以及我们能否相信雇主（或社会保障）会支付我们的退休金。而且，对经济运转机理的正确认识，对公共决策而言更加不可或缺。 本书出版时正好赶上人们开始反思对经济的看法。最近的经济动荡把很多以前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现在，人们正在非常急切地寻求新的答案，报纸、智囊团、各种会议以及各个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民主国家关于“人民是谁、人民应该是谁”的看法，时不时地会经历重大变化。和这些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故事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经历了6次主要的类似变化：大革命时期，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后，重建时期结束时，大萧条期间，以及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历史学家可能在这些故事变化的细节上持不同意见，但因为历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和这些变化有关，所以对这些变化的存在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 他们同样也不太会否定我们关于最近一次变化的看法，也就是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所带来的变化。当时，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解释转向了保守派的象征，也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过的“看不见的手”。当然，那次变化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英国已经在18个月前选举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首相。其他国家，从印度到中国到加拿大，都紧随其后，有时候还非常积极。 “看不见的手”的故事及其影响对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详尽的解释，甚至回答了一些极为特殊的问题。不过，人们现在又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下面只是一个小小的样本：我们如何让有着不同能力和不同经济知识的人表达他们的投资偏好，又不会使他们受兜售伪劣产品的商人的伤害？我们怎样让人们发挥他们对投资机会的强烈直觉，又不会引起投机泡沫及其破灭？我们应当如何决定该救助谁，在什么时间救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已经受害或受骗的个人和机构？银行应该如何进行资本评估？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本质和力度应该如何确定？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得过早或过迟，是否真的会产生什么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当集中使用还是四面开花？存款保险该如何设计？何时能够以最低成本重组银行？何时对所有储户进行支付？如何监管对冲基金？如何监管投资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在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后，应当如何修订《破产法》？有关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似乎已经不再管用。只要经济学家和那些关心或研究经济问题的人聚在一起，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在努力寻找新的答案。 本书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作详细的回答。本书的论点是，理解经济的运转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动机，还需要我们深入考察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以及历史带给我们的故事。所以，回答上述问题还需要更多信息，非本书所能涵盖。但是，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背景故事，或许所有答案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而且，本书还强调了建立有关委员会和调查团的紧迫性，它们要继续开展对金融机构和监管体系的改革，我们确实亟须这些改革。 最重要的是，本书告诉我们，只有在思想和政策中充分重视动物精神的作用，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8 媒体推荐[size=1em]编辑
本书绝不是一本悲叹经济学理论过失的书。两位作者犹如经济学领域的两盏指路明灯……经济学家往往对理性给出不切实际的假设，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却没有这么做，尤其是在当前的危机时刻，用精致的公式描述行为理论更显困难。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阿克洛夫和希勒为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经济学人》 阿克洛夫和希勒是首次尝试为我们这个时代重构经济学理论的人。他们所做的努力本身就已使此书成为一座里程碑……本书文字简洁，易于理解，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一般读者也有裨益。 ——《纽约时报》 经济学界的两位超级明星写出了一部大胆而又极富创意的著作，他们试图用心理因素来诠释当前经济动荡的起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在经济崩溃之时，人们的信心拖累了市场和经济，因此作者侧重于经济学中的心理因素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商业周刊》
9 序言[size=1em]编辑
前言 生活中偶尔也会有充满启示性的时刻。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中，那位美国豪门女继承人在不经意的一瞥间就证实了心中的怀疑：她的丈夫和她的继母关系暧昧。对全球经济而言，2008年9月19日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国会拒绝通过（尽管后来又推翻了这一决定）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提出的7 000亿美元紧急救援计划。道琼斯指数大跌778点，全球股市也应声而落。突然之间，看起来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大萧条”仿佛即将重演。 大萧条是20世纪的一场灾难，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失业。然而，大萧条似乎还嫌带来的痛苦不够深重，反而愈演愈烈，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00多万人在战争浩劫中丧生。 眼下，大萧条极有可能重演，因为经济学家、政府以及公众近年来扬扬自得，已经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我们知道了经济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我们还知道了，在一个强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样的恰当角色。本书会还原那些历史教训，同时用现代的观点对它们进行解释。为了弄明白世界经济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些教训。更重要的是，只有理解了这些教训，我们才知道该怎样应对。 在大萧条中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这本1936年的经典著作中，凯恩斯阐述了美国和英国这样资信良好的政府怎样通过借贷和支出使失业劳动力重新就业。这个解决方案在大萧条期间并没有得到系统贯彻。直到大萧条结束，经济学家才开始向政治家提供清晰的指导。因此，各国领导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实际上都采取了一些赤字支出政策。尽管他们感到非常困惑，但是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其政策方向也大体正确。然而，由于没有指导方针，他们缺乏将这种政策贯彻始终的信心。 为了打赢战争，凯恩斯主义理论最终得以实施，失业现象消失了。到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的方案得到了广泛认可，被世界各国采用，甚至被奉为圭臬，载入法律。在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将维持充分就业归为联邦政府的责任。 在抗击衰退的过程中，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原理完全融入了学院派经济学家、政治家甚至一些普通大众的思想。据说，甚至连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被引述曾说过“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弗里德曼后来宣称自己的原话被断章取义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大体上是可行的。当然，经济总是有起有落，甚至会发生一些剧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1998年后的印度尼西亚和2001年后的阿根廷。但是，鸟瞰全球经济，整个战后时期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成功的，而且还将继续取得成功。一个又一个国家维持了所谓的充分就业。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和印度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开始体验经济繁荣与增长。 但是，在运用赤字财政有效摆脱衰退的背后，《通论》中另一条更为根本的信息被弃若敝屣，即凯恩斯对经济运行和政府角色的深入分析。1936年《通论》出版时，政治经济学谱系中有一派较为极端的人认为，凯恩斯主义之前的经济学是正确的。按照这种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自由市场在自发、无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确保充分就业。根据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示就是：如果一名工人愿意以低于其生产贡献的工资工作，雇主只要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就能从中赚取利润。持这些观点的人极力主张政府平衡预算，坚持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而1936年谱系的另一端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要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局面，政府就必须接管经济，然后才能通过雇佣来消除失业。 但是，凯恩斯选择了一条更折中的路线。在他看来，经济不只是像古典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受到像“看不见的手”这种理性行动者的控制，只要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参与到交易中。凯恩斯承认，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凯恩斯看来，这些动物精神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 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换个角度观察经济的关键，这一新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潜在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对动物精神如何驱动经济的说法引入了政府角色这一话题。他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非常像各种育儿指南中所定义的家长角色。一方面，指南书警告我们不要太独裁。孩子会表面上服从，但当他们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反叛；另一方面，这些书告诉我们不要太娇惯孩子。如果过于娇惯，孩子就难以学会自我约束。指南书告诉我们，恰当的育儿方式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父母的恰当做法是设定限制，这样孩子就不会过度放纵他们的动物精神，但这些限制还要给孩子留有独立学习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父母的任务是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给孩子自由，同时保护孩子免受动物精神的支配。 这个幸福的家庭正好对应于凯恩斯（也是我们）关于政府恰当作用的定位。正如古典经济学所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极大的创造力，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种创造力。另一方面，若是听之任之，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出现过剩的问题，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它还会导致经济狂热，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慌和失业问题。大家会过度消费而几乎不储蓄。少数族群则在糟糕的境遇中饱受煎熬。房价、股价甚至石油价格暴涨，然后暴跌。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政府的恰当作用是搭建平台。这个平台应当让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完全释放，但也要能够制约由我们的动物精神引起的极端行为。 说到极端行为，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是，华尔街为什么会变得一塌糊涂？为什么美国政府为这种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当它过度放纵时却置之不理？当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必定来自某个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能解释其中的原理，然而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逐步阉割。在《通论》首次出版后，这个过程便开始了，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愈演愈烈。 动物精神是凯恩斯解释大萧条的核心理念。在《通论》出版后，几乎所有的动物精神，不管是非经济动机还是非理性行为，都被他的追随者一一抹杀。他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论的动物精神元素，目的是使《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化。古典理论并不包含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理性地行动。 凯恩斯的追随者采取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如海曼•明斯基所述）有两个充分的理由。首先，萧条仍在肆虐，他们希望能让人们尽快转变观念，支持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观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他们将凯恩斯的理论改造得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主流理论。而保留最小偏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能够让当时的经济学家用旧理论来理解新理论。 然而，这种短期的解决方式带来了长期后果。被注了水的《通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容易受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经济学家崛起，他们对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中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足轻重。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原创理论改造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考虑动物精神。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之前的宣称并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动物精神就这样被丢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这种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从经济学家传播到智囊团、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最后传给了大众媒体。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魔咒：“我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政府不应该干预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策。在英国，它的表现形式是撒切尔主义，在美国则是里根主义，然后又从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传遍全世界。 关于政府作用的“宽容型父母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幸福家庭论”。在撒切尔当选首相和里根当选总统的30年后，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论点带来的种种麻烦。对华尔街的极端行为的绝对放纵，使其完全失去了理智。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这一恶果。 很早之前我们就发现，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方式来抵消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理性冲击和非理性冲击。但是，作为凯恩斯的思想遗产，政府的作用一直遭到质疑，在大萧条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保护机制逐步被破坏。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原理：人们不仅有理性的经济动机，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精神。 本书利用行为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观点，描述了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解释了当人们作为真实的人，即拥有合乎人性的动物精神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本书还解释了，为什么忽视真实的经济运行会使世界经济陷入当前的危机：信贷市场崩溃，实体经济岌岌可危。 借助社会科学领域70多年来的研究，我们能够阐释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从而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未竟的任务。由于我们深知动物精神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理论核心，而不是略而不论，所以我们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尤其必要。最重要的是，政府决策者必须知道该做什么。对于那些已经有正确直觉的人而言，例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理论依然重要。只有真正理解该理论，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合适的理论武器来支撑自己的直觉，并选择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绪论 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弄清楚如何管理并促进经济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能够真实反映人们观念和情感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动物精神。如果我们不承认那些重大经济事件背后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那么就永无可能真正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可惜，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商业作家似乎不谙此道，因而他们对经济事件的解释经常有很大的谬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情感、感受和激情并不重要，经济事件是受神秘的技术因素或反复无常的政府行为驱动的。实际上，正如本书即将揭示的，这些事件的起因其实比较常见，只借助于日常思维就能发现背后的机理。本书的写作始于2003年春天，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世界经济走势只能用动物精神来解释。世界经济好像过山车，先上升，而后在大约一年前开始下降。但奇怪的是，与通常在游乐场坐过山车不同，乘客直到经济开始下滑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段疯狂的旅程中；而且，正是因为乘客们的这种后知后觉，游乐场的管理者并不需要限制过山车攀升的高度，也从不提供安全设备以限制向下俯冲时的速度或幅度。 大家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直到银行倒闭、失业、抵押贷款止赎这类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才注意到呢？答案很简单。有一个经济理论让公众、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消除了顾虑。该理论说，我们是安全的，一切都好，不会有危险发生。但是，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它抹杀了经济运行中人的观念的重要性，也抹杀了动物精神的作用，甚至还抹杀了人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其实不稳这一事实。 人们在想什么？ 古典经济学宣扬的是自由市场的好处。不仅在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桥头堡，而且在整个世界，甚至是在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人们都确信这一观念是成立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市场本质上是完美而稳定的，即便有政府干预，也只需要很少一点儿。与此相反，政府的干预是现在或未来发生大衰退风险的唯一诱因。 这种推理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学说。经济实质上稳定的思想基础源于一个假想实验，它提出的问题是：完备的自由市场意味着什么？答案是：如果人们在这样的市场上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用尽所有的互利机会去生产商品并进行交换。最大限度地利用互利交易机会就会导致充分就业，要求合理工资的工人（他所接受的工资低于他对生产的贡献）就会被雇用。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这样的工人尚处于失业状态，市场上就能达成互利的交易：雇主按该工人要求的工资雇用他，就能享有额外的产出，获得更多利润。当然，还是有某些工人处于失业状态，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在找工作，或者他们坚持索要的工资高得不合理（超出了他们的产出贡献）。这样的失业是自愿的。 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经济稳定性的这种理论相当成功。例如，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部分求职者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是在严重衰退时—都有工作。它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1933年大萧条顶峰时美国有25%的劳动力失业，但它的确能够解释，为什么即使在那时，仍有75%的劳动力有工作可做—他们正从事着亚当•斯密所预言的互利的生产和交易。 因此，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应该得高分，至少按照我们曾在餐馆里偶尔听到的某位男生的标准而言是这样。这位男生抱怨，尽管他的答案70%正确，但拼写测验的成绩也只得了C。而且，在200年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候，该理论表现甚佳，比如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仍只有6.7%（尽管仍在上升）。可以说，古典经济学的预言相当准确。 再来看看大萧条时期。很少有人会问为何在1933年就业率仍高达75%，相反，人们通常会问，为何有25%的劳动力失业。依我们之见，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对充分就业的偏离。若不能实现这样的充分就业，其原因必然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经典模型。 像大多数同行那样，我们的确相信，亚当•斯密关于为何有这么多人就业的观点基本正确。我们也愿意相信，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观点也基本正确。但是，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能描述经济体系中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波动，也不能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而且，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出的经验之谈，即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或少干预，也是毫无根据的。 被忽略的动物精神 亚当•斯密的假想实验考虑到了人们会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想实验并未考虑到人们会受非经济动机的驱使，而且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概而言之，它忽略了动物精神。 与此相反，凯恩斯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并强调了动物精神的重要性。他强调动物精神在商人的算计中所起的基本作用。他写道：“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既然如此，这些决策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些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导致的结果”。它们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它们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 “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拉丁文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的意思是“和心智有关的”或“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的含义略有不同。它现在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进而克服恐惧和优柔寡断。 正如家庭有时和谐、有时争吵，有时高兴、有时忧伤，有时成功、有时混乱一样，整个经济也是时好时坏。社会结构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也会改变；同样，我们付诸努力和自我牺牲的意愿也绝非一成不变。 经济危机，例如当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主要是由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引起的，这种见解与主流经济思想背道而驰。但是，当前的危机见证了思维模式变化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我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引发了危机。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花钱买庄稼地里的房子，而且还有人愿意为购买者提供资金；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先攀升到14 000多点，又在一年多后暴跌至7 500点左右；为什么美国的失业率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5%，而且至今没有止步的迹象。这些因素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主要投资银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只有接受美联储的紧急救助才勉强存活，而雷曼兄弟公司则随后在同一年宣告破产；为什么很多银行资本短缺，为什么有些银行在接受紧急救助之后仍摇摇欲坠，尚需再次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有动物精神和无动物精神的宏观经济学 当然，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发生波动。其实，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全都和经济波动这个主题有关。在这里我们只想给出两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认为，只用一种单一的动物精神（比如工人讨厌降低货币工资，而雇主又不愿意给那么多）就能解释对充分就业的偏离。随后，这种思想演变成稍微复杂的、关于工资为何变化缓慢的解释。根据这一说法，由需求变动引起的就业波动是因为工资和价格并不是同时设定的。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交错合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充斥着各种对亚当•斯密的简单假想实验的偏离，而在这些假想实验中，受纯粹经济动机驱动的理性的人总是心照不宣地相互达成合同。 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有着理念上的差异。本书将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描述经济的方式。教科书式的经济学试图尽可能地最小化对纯经济动机和理性的偏离，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本书的两位作者大半生都在用这种传统方式描述经济。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把经济波动解释成对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体系的微小偏离容易让人理解，因为这样的解释符合已经被充分理解的理论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亚当•斯密体系的微小偏离能够描述经济的真实运行情况。 本书将打破这种传统。我们认为，经济理论不能仅限于解释对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经济体系的最小偏离，还要解释实际发生且能观察到的偏离。鉴于现实经济离不开动物精神，因此要描述经济的真实运行，就必须考虑动物精神。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解释经济是怎样运行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本书写于2008年冬至2009年，所以也会描述我们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走出困境。 经济运行的真正原理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描述动物精神的5个不同方面，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这5个方面分别是：信心、公平、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以及故事。 我们的理论基石是信心以及信心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反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放大了各种干扰。 工资和价格的设定大体上取决于对公平问题的关注。 我们承认腐败和反社会行为的诱惑，以及它们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货币幻觉是我们的第二大理论基石。公众搞不清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更弄不明白它们的影响。 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自身行为的看法，是同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生活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故事汇集成国家和世界的故事，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第二部分将论述这5种动物精神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并说明它们在回答以下8大问题时如何起关键作用： 第一，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 第二，为什么中央银行迄今为止有控制经济的权力？ 第三，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 第四，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 第五，为什么为将来储蓄的决定如此随意？ 第六，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 第七，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 第八，为什么弱势的少数族裔世世代代在贫困中挣扎？ 我们认为，如果运用动物精神理论，就很容易回答这些问题。相应的，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只是理性地遵从经济动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那样运行，这些问题就无法解答。 这8大问题都是基础性问题。任何人只要对经济怀有天生的好奇心，就会关注这些问题。通过为这些问题提供合乎常理且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描述了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做到了现有理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提出的理论全面而又合乎情理地解释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如何陷入目前的衰退。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为了摆脱当前的危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八章给出了我们的分析和建议）。
10 名人推荐[size=1em]编辑
阿克洛夫和希勒两位教授是治学严谨、思想深湛的学者，无论认不认同他们的结论，其著作总是能启发思考，值得多读。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动物精神是什么？说到底，它就是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它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体系脆弱性的基础。意识到这一点并善加利用的商人就是巨富，如索罗斯和巴菲特；研究清楚这一点的学者就是最伟大的学问家，如凯恩斯和赫伯特•西蒙。当今世界的两位经济学权威带你走进动物精神的世界，帮你解读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值得关注。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尽管难以量化和模型化，动物精神却是解释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概念。不过，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动物精神概念，似乎要比凯恩斯的概念更加宽泛也更加系统，他们试图创建一套基于动物精神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现实的宏观经济现象和波动。他们的描述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对信心的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高级研究员 信心是否充足、对公平的关注、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生活模板的成功“故事”，这些都是动物精神—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模式远非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样简单，贪婪、诱惑、嫉妒、怨恨和恐惧等情感不但会影响个人的决策，而且可能导致整体经济的动荡不安。相信这本书将给很多人带来全新的启发。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动物精神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正确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但是，这一切几乎曾经被多数经济学家遗忘或抛弃。基于这种抛弃产生的政策是导致今天几乎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一个基本根源。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及非理性金融研究的先驱希勒的这部著作是对凯恩斯理论的重要发展。它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自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洗礼，人的贪婪、恐惧和无奈在股票、汇率、石油价格的起伏之间表露无遗。虽然关于危机形成的理论会不断有新视角和新解释，但动物精神必将是重要视角之一。理解动物精神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心理活动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和波动。本书的两位作者均是世界大师级经济学家，其精辟的分析和优美的论述将使读者既感受到短期投资的快乐，又收获长期回报的欣喜。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 阿克洛夫和希勒成功地说明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之所以往往失灵，是因为它不仅对失业及诸如信贷市场这样的制度体系等平常之事熟视无睹，而且还疏于分析那些难以记录的行为模式，但所有这些都囊括在作者关于动物精神的理念中。信心的有无至关重要。公众从兴奋到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波动，可能会对资产价格以及金融部门以外的经济活动造成极大的影响。 ——本杰明•弗里德曼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书对我们的观念进行了非常必要的纠正。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动物精神》为宏观经济学做出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 ——罗伯特•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克洛夫和希勒探讨了动物精神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他们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包括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失业、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动荡、贫困以及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本书观点尖锐，具有说服力。 ——乔治•佩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 阿克洛夫和希勒这两位最富创造力且受人尊敬的经济思想家在《动物精神》这部新作中指出，关键是重拾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洞见……阿克洛夫和希勒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版了一本佳作。该书并没有刻意宣扬重建经济学的远大目标，但它确实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经济学家将把它视为一种宣言。 ——克莱夫•克鲁克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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