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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心向背主要标识:毛泽东热一浪高一浪 顶层话语为何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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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6 17:42: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汪洋:新时代矛盾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统战作用更加凸显


2021-07-06 06:58:33来源:新华社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铭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的光辉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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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汪洋指出,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到重要位置,汇聚了浩浩荡荡的磅礴力量。实践启示我们,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使统一战线永远有主心骨、统战工作始终有定盘星;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推进到哪里,统一战线的智慧力量就凝聚到哪里;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历史方位,在固根基的前提下推动统战工作与时俱进;必须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厚植统一战线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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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凝心聚力的工作更加繁重,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更加凸显。要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支持民主党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更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作用。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团结台湾同胞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形成共襄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尤权主持会议。万鄂湘、陈竺、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万钢、陈晓光、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座谈会。丁仲礼、高云龙、高鸿钧、郑大发、演觉、张文中、张连起、廖泽云、施乾平在会上发言。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士等共约140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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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6 21:39:01 | 只看该作者
吴铭:谈谈党内的矛盾斗争
2021-07-05 21:21:06作者:吴铭来源:红歌会网

  粗略看了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几部主旋律影视作品,比如《觉醒年代》、《大决战》(前三集)等,触发一些感想。

  所谓共产党的建立,当前的影响作品均聚焦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也只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事开头难”,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只注重知识分子的觉醒、只注重党在组织上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

  世界范围内,声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很多国家都有。但如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作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并成功领导全世界被压迫进行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显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都有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组织进行民族和人民独立解放的反帝反殖斗争、知识分子曾为中坚力量这个特点,但是很显然,在取得的革命成就方面,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其他共产党在优秀得多。

  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不同。

  在建党问题上,应该突出强调这些不同,而不能只聚焦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同的那些东西。

  是这些不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非比寻常。

  忽略这些特质,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混同于那些没有取得像样胜利的共产党组织,就失去了学习党史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支援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甚至一度是全世界反帝反修反殖革命的领导者、支撑者、指挥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做到?

  比如,力量曾经十分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再如同样属于被殖民地的印尼共产党。各国革命斗争的环境形势形势都不相同、都很复杂、任务都很艰巨,我们不好去批评别的兄弟党。但是,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找找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的不同点,总结一下我们胜利的经验、或者说秘诀,也应该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仅仅是上海石库门开个了会,纸面上宣告一下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建党的完成。这距离建党伟业的完成,还有十万八千里。在思考建党问题上仅仅聚焦于这次开会,必然忽略我党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更加特殊的东西。

  建党初期,中共是个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这时的党,并不一定就名符其实,并不必然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一定就能承担起中国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任务。相反,距离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真正理解并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承担统一祖国打倒帝官封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任务期间,党要不要革命的领导权?除工人外,我们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掌握枪杆子?要不要支持农民运动?要不要防范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些极其关键的问题,作为党的领导的陈独秀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当然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给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能指导党的行动。每遇到这些问题,陈独秀就向国民党右派屈服,生怕革命阵营分裂。随着革命的发展,陈独秀向国民党让出了革命的领导权、批判并压制民农运动、交出了枪杆子、生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他认为,共产党无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不必有枪杆子,自然不必发动并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文化团体”,如果没有此后的武装反抗,如此情况下,即使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制度的一个陪衬,根本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无法领导中国政治,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命运,即使有这样的共产党,恐怕与没有共产党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四分五裂,成为七八个国家甚至更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克服了重重困难,批驳党内种种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着力思考解决党要不要革命领导权、要不要枪杆子、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防范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系叛变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从毛主席分析和办法来看,说共产党不成熟,我看有些轻率。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党能够接受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观点、主张,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抓住枪杆子、发动农民、防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的叛变,我想,我们党恐怕也就算是成熟了,至少不至于被蒋汪杀得血流成河。

  所谓我们党不成熟,其实是毛主席为陈独秀等未正确掌握马列主义,未能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性,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革命重大挫折而找的一个台阶。毛主席强调,党当时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因为党“不成熟”,也为这些犯了这类错误同志找了个理由,以便团结教育他们,继续为革命奋斗。

  即使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整体上特别是高层,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路线上,真正认清革命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的关系、革命的武装等问题,当然,也没有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仍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虽然也决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又不敢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没有想到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当然也想不到土地问题,而是老思维,占领城市,取得苏联支持,然后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蒋介石集团再次斗争。这个方法能否奏效,恐怕当时的革命领导者也没有往深处想。血的教训,总算让新的领导得知道了革命的领导权、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掌握枪杆子,大家仍然是一头雾水,甚至不曾深入想过。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之后,拒绝了去上海中央工作的要求,下到了基层,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又灵活地领导700余残兵,搞了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团结袁文才王佐,建立农村人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他很擅长从实际出发,及时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初步建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主张、纪律。他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军队、改造农民、改造政权、改造社会,在最早意识到占领城市革命胜利的路线很难取得并切实遭到失败后,率先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受井冈山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全国各地纷纷抛弃城市暴动的旧路子,开始走农村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中国革命开始起死回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挽救中国革命。

  有人大讲特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会怎样?恐怕如印尼共产党一样,被屠杀、被消灭,一蹶不振,成了“文化团体”。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成熟了吗?要是从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当然又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要是从当时党的领导层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看,党仍然没有成熟:尽管毛主席在山沟沟里创造的经验是正确的,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等领导层仍然否定毛主席,无视其正确性,仍然极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甚至把毛主席完全架空、完全排斥。每折腾一次,则中国革命就遭受一次损失、流血。但身在基层、前沿的毛主席一面尽量与中央协调、劝导,一面防止错误路线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这叫路线斗争,不讲这个路线斗争,则我党的所有历史问题,都讲不明白。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从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水平、实践情况来看,当然是非常成熟。不成熟能至于建立那么大的根据地、那么强大的中央红军吗?但从中央领导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和效果来看,党仍然未达到成熟。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方针,仍然受到极大的掣肘甚至无微不至的破坏——结果,只能是荒谬而又鲁莽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毛主席命名的“长征”,丢了革命根据地,丢了自己的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直到那时,中央仍然未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随便就放弃生死攸关、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如果毛主席不跟着长征,留在根据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我相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可能不会丢失,长征主力红军如果遇到困难,毛主席还能把他们接回来——就如当年把遭受八月失败的朱德陈毅接回井冈山一样。

  主席长征去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一事无成!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得到处躲藏,根据地被彻底破坏。无法想像,如果长征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怎么办?中国革命怎么办?

  主席以一已之力,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加上当时中央的失败及计无所出,促成了遵义会议,并接下来主席指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蒋百万大军的包围圈,让红军转然为安。

  接下来,又过彝区、飞夺泸定桥、抢渡大度河,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再接下来,还要解决张国焘的分析夺权问题,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从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从行事风格来看,主席是非常持重的,他亲自做的事,基本上都会成功,比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根据地、出击赣南、三次反围剿、救赣州、打漳州等等。“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主席的信条,后来也成了我党我军的信条。主席不会让大部队冒险,不会让群众冒险。主席在长征中的数次冒险,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并指挥大军转危为安,虽然高明,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实说,如果没有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中央红军即使成功过了草地,长征究竟要到哪里去,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让主席看到了长征结束的地点,又克服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张国焘真的夺权成功,陕北那个地方,他是看不上的。

  其他人呢?能看到陕北可以暂时落脚的应该很多。但是,之后怎么办?抗日,怎么抗?怎么处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关系?须知,当时双方都杀红了眼,怎么可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毛主席,当初最早提出抓枪杆子、提出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人,这次,居然是第一个提出团结国民党各派特别是蒋介石派,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人。

  政治斗争,如流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怎样的形势,就决定了怎样的政治方向和战略战术。

  毛主席这一时期特别重视做国民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着重强调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当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最终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但是,随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独立自主性,要不要独立自主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派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战的方法上,是发动群众,不是听众蒋介石的命令指挥,打正规战。这是路线问题。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统一战线问题。这些问题,又受到了王明派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

  王明等人,与毛主席完全相反,当初反国民党最激烈的、似乎也是最坚定的人,现在,却成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最亲的人。所谓“左”派,从极左跳到极右,丝毫没有困难。

  他们的主张是放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放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切听众蒋的调遣。

  毛主席又要做一次苦口婆心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甚至有人不服气,暗中抵制主席的正确主张。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对中央对毛主席的软抵制,终于导致了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七千英雄或牺牲或被俘,内中多有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遗留的精华,如今毁于一旦。

  服从毛主席领导的新四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打开了局面。比如,陈毅、粟裕所部,从苏南而苏中而苏北,连战连捷,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在日伪军的鼻子底下建立了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团结抗日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根据地人民政权与开明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打土豪分田地吗?不能再打了,一则名声不好,二则所获甚少。怎么办?区别对待,团结教育改造,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对地主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极力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以军事和政治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对蒋,全面撕破脸?也有人是这么想的。还是毛主席在紧要关头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原则,强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斗而不破,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三要三不要”。显然,如果此时与蒋介石完全撕破脸,大打内战,于抗日大局不利。

  前两年,居然有人把“斗而不破”的斗争原则,用到了对美斗争上。让人发笑。

  当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做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搞好减租减息斗争,做好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军队,则胜利才有基础,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也就是皖南事变,让主席意识到,必须对全党全军来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即整风运动,对历史重大问题有一个总结结论,对现实重大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识,避免项英那样的软抗再次出现,再次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思维,经过历次反帝反殖斗争的洗礼,特别是在经历马列主义在中传播和大革命、土地革命的锻炼后,本应有一次克服封建主义、克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克服各种奴才观念和种种丑陋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升华。这样的升华,不会自然完成,需要一场规模宏大持久深入全面的教育运动,才能完成。这场教育运动,就是延安整风。

  这场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手把手地,苦口婆心地,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充分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对全党全军上下,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对党风、学风、文风进行整顿,教会全体党员干部掌握马列主义,站稳阶级立场,正确使用辩证法,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从空想出发,提高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有林则徐、魏源、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行革命性改造。延安整风,即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批判和升华,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革命斗争。一言以蔽之,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文化上、作风上,已经走到了全国、全世界的最前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决定着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的顺利,决定着抗美援朝的顺利,决定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也推动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顺利展开。

  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延安也偏居中国西北一隅。但延安整风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着以后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城”的心情和决心,带着中国共产党进了北京城,所谓工作重心转向了城市。

  农村还要不要?还是不是工作重心?这在很多相当“老爷”的革命者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毛主席不同,他依旧重视农村,至少我看不出毛主席有“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观念。他重视土改、重视合作化、重视人民公社、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扫盲教育。他的后半生,倾注了极大精力于农村,特别是农民如何克服小生产者意识,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李顺达、申纪兰居然成立了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与千百年的小生产意识决裂,主席非常高兴,他从这个行动中看到了农村的光明希望,因而他大力推广农民集体生产的经验。还有农村的医疗、教育、工业化等,问题的确不好解决。岂止是不好解决,在呆惯了城市、不愿意下乡的老爷们看来,几千年中国人都这么过的,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甚至也无须解决,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农村的那些恶性传染病的消除、农村教育、工业化等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也必须解决。城里的老爷们不愿意动脑筋,推一推动一下,不推就不动。主席一贯相信群众,就从群众的创造中找经验、找答案。医疗特别是恶性传染病的消灭,怎么解决?爱国卫生运动,大规模群众性,全面持久开展。发现了覃祥官,就立即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搞赤脚医生制度,搞乡村教育制度,把大学、医院建在田间地头。发现董嘉耕、王国藩、陈永贵、王进喜,就立即宣传、推广。主席居然能够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大学甚至街道、社区,创办小工厂、小企业,解决就业和日用口生产问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乡镇企业。

  但凡群众中涌现的英雄好汉——无论在老爷们眼里多么卑微的人——,主席都极其欣赏。在主席眼里,“六亿神州心舜尧”,任何问题都难不住群众,恶性传染病,能消灭;农村普遍的文盲,能消除;千年小农意识,能消除;农村工业化,能实现。

  共产党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从群众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用主席的话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党的所有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完善和改进提高。主席似乎并不喜欢“智库”,或者极其讨厌智库。主席非常反感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

  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是主席努力之下,也是恶劣环境的逼迫之下,中国共产党洗去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逐渐往下沉,向农村、向农民、向士兵靠拢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49年以后,党内滋生一种不好的倾向:不再那么重视农村,开始疏远农村。主席则始终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维倾向做斗争,强调要当群众的学生,从人民公社、合作医疗、乡村教育到社办企业,群众的发明创造,都被主席撷取过来,推广为全国性的政策。他自己就是做群众学生的模范。

  一部党史,从党内来看,也可说是一部路线斗争史,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人民史观、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以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还以某些人为主要代表的本本主义、精英史观、一切从教条出发的斗争史。我们讲党史,我觉得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由前往后,纵着讲。还有一种讲法,从党曾经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党,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农民党、工人党、士兵党的艰难过渡,即从上往下讲。

  党的成熟性,我认为就体现在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

  党是不是一旦成熟就永远成熟,就不会“返青”?我看不能这么说。当党背弃毛泽东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党就会“返青”。所谓成熟,不是个一劳永逸的事。

  看了这么多关于党史的影视,至今,还没有看到党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没有看到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都是你好我了大家都好,生怕冤枉了谁,不敢提他们的错误,甚至陈独秀的错误也不敢提。不提这些错误,就必然冤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可能误导我们下一步行动。我想,这样的学党史,是错失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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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6 21:46:55 | 只看该作者
郭松民 | 评《1921》:关于几个细节
2021-07-05 22:07:54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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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看了《1921》,感觉很失望。 正像去年我在听到这部电影立项消息时所担心的那样【点击阅读】,《1921》被拍成了明星的假面舞会,成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嘉年华”,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人物都如蜻蜓点水般一晃而过,也许你能记住几个明星的名字,但却记不住100年前那些在上海一幢石库门小楼里创造了历史的人。 倪妮饰演的王会悟,几乎成了《1921》的第一主角,这令人惊讶,而最早提出“组织共产党”,并在和毛泽东的通信中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蔡和森,却只有一个模糊的镜头,观众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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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王会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为党的一大顺利召开做了大量服务保障性的工作,以她的事迹专门拍一部电影都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这部电影不叫《王会悟》,而叫《1921》,王会悟在这部电影中是“故事的讲述者”,观众要通过她的眼睛看一大,看革命先驱们如何创造建党伟业,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导演黄建新却把王会悟处理成了主角,变成了“王会悟在1921”,这就喧宾夺主了,整部影片失去了重心,也是对观众不尊重。

02
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租界,主创人员完全是用一种欣赏、迷恋的眼光来表现的,没有把它视为罪恶和苦难的渊薮,“十里洋场”显得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几乎是一个当代“小资”所能够梦想的乌托邦一样的所在。 黄建新的镜头,有时简直是炫耀性的。比如,安排法租界的侦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用两部老爷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玩了一场高水平的追车游戏,而这一桥段和影片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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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旧上海方面,《1921》甚至还不如李安的《色戒》——《色戒》中还有收尸队在清晨的上海街头清理“路倒”的镜头,揭示了“魔都”残酷的一面,但《1921》中,旧上海却是一个富足的欧美城市模样,镜头当中没有出现穷人,就连罢工工人也穿得整洁、时尚。 正如《悬崖之上》变成了“满洲国”的宣传片一样【点击阅读】,《1921》也变成了“十里洋场”的旅游宣传片。只是作为观众,我不禁感到疑惑:如果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竟然都如此美好,那么,那些在石库门小楼里筹划革命的人,他们的思想、行为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1921》本来应该是一部为革命辩护的电影,事实上却成了为革命要砸烂的旧世界辩护的电影,这不是很奇怪吗?
03
《1921》中的有些细节,很难说不是刻意的。 比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衔列宁之命来到中国,另一位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码头上迎接他,但令人费解的是,尼克尔斯基居然以妓院“拉皮条的”身份出现,喊着“沙皇皇室靓女”在人群中招揽生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俄”逃离了俄罗斯,其中有数千人逃到上海,很多沦为社会底层,靠卖淫、贩毒、充当打手为生,这是事实。 但是,租界存在白俄妓女这一事实,并不等于导演就必须指定共产国际代表化装成“拉皮条的”这一极易令人产生不好联想的身份,给他们安排别的身份完全不影响剧情,这简直相当于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鼻子上抹了一道白粉,而他们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但是,如果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各方力量,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后又居间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不说,“拉皮条的”这一身份暗示,的确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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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马林在上海的全部活动,似乎就是要账目,送钱,给人的印象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收买和操控。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马林向成立中的中国共产党传授了很多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和革命经验,据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国际的确有操控、干扰的一面,但也有帮助、指导的一面,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段时间,帮助、指导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否认这一点,就不符合历史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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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叔衡的一段细节也很值得玩味。 当一大代表陆续到齐,聚集在博文女校等待开会期间,几个年轻代表询问较为年长的何叔衡为什么参加革命,而何叔衡则讲述了一个朋友考中进士,但在殿试时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不准抬头的故事,竟激动落泪,最后的结论是“让读书人抬起头”。 这是影片中的何叔衡讲给年轻代表听的,庶几也可以说是讲给今天观众听的吧?这可以算是对革命“初心”的一种解释吗?革命,难道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仅仅是为了“让读书人抬起头”吗?
04
《1921》中,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细节,还是对毛泽东的表现。 在影片中,毛泽东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在上海,他在旅馆的院子里,夹在一群洗衣女中洗衣服,旅馆老板娘,一师奶模样的妇人找到他,“小毛,北京来的教授陈独秀要见你。” “小毛”,这是一个貌似亲切实则古怪的称呼,在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毛泽东的回忆资料中,没有看到曾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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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名泽东,字润之。从他步入社会,开始到湖南一师求学直至他以“毛委员”、“毛主席”之名为世人熟知之前,长辈或老师,也许会直呼其名,平辈同学则称他“润之”,陌生人则称他为“毛先生”。 在姓氏之前加“小”字,如小王、小李、小赵等,不是晚清、民国的旧称呼,而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兴起后,革命队伍里流行的新称呼。比之“同志”,“小X”少了些许严肃,多了些许亲切,通常是首长对通讯员,老战士对新战士、工厂里的师傅对徒弟的称呼。 1920年,毛泽东因为领导湖南“驱张运动”,早就是声名远播的学生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大名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就连湖南督军谭延闿、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章士钊都对他礼敬有加,以“毛先生”相称。 以旅馆老板娘的身份和年龄,在毛泽东面前,毫无心理优势可言,恭恭敬敬地称一声“毛先生”是适当的,怎么可能大刺刺地称他为“小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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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当然允许虚构,但虚构总是有目的的虚构。 老板娘称毛泽东为“小毛”,从影片所传递的暗示来看,则是把毛泽东置于一种被轻视、不重要、呼来唤去的地位。 事实上,就彼时的情景而言,以毛泽东在湖南和全国的影响力,“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陈独秀如果不想建党,自然可以谁都不理,但既然要建党,就必须取得毛泽东的合作。所以,1920年,应该是陈独秀急于见到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飞也似的跑去见陈独秀。
05
《1921》一开始,就是李晨饰演的李大钊到监狱探视陈坤饰演的陈独秀,两人隔着铁窗,相约要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遗憾的是,影片并没有能雄辩地向观众展示为什么这件事会是“开天辟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的参与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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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21年发生的事件才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分量。 所以,《1921》浓墨重彩表现的人物,应该是毛泽东,而不是王会悟。 由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顶天立地的巨人毛泽东,成了影片中无足轻重的“小毛”,那么这部电影是一种什么成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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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6 21:53:35 | 只看该作者
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看“红旗“杂志的伟大意义!2021-07-05 20:49:08作者:红色纪年来源:红色纪年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则消息震惊了世界,从此,人类开启了航天时代。

  彼时,作为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空前强大。而其如红日初升般的勃勃生机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一切对于资本主义感到厌恶的人、一切追求共产主义的人们都对它充满着无尽的向往。

  然而,仅三十年多年(1991年)后,这个充满着新生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上空高高飘扬的红旗缓缓落下,列宁、斯大林的雕像被一夜间推到,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切仿佛顷刻间土崩瓦解。

  苏联解体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颇具戏剧性,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纷纷表示共产主义已然终结。但历史的发展、JJ斗争的变化过程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共产主义的终结与否亦不是一次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能够证明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苏联历史时,即使是那些尚不知“历史是螺旋式上升”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人们也懂得,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是苏联XZ主义者们精心设计而在JJ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结果。

  然而,如若我们真正身处在苏联“卫星上天”后的那段岁月时,我们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清晰的判断力,察觉到事情正在向不好的方向变化呢?

  我们从中苏十年论战(1956——1966)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在当年,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人几乎没有。

  布尔什维克的很多党员没有意识到问题,但毛主席却以其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XZ主义的存在,并直指本质,发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忧虑和预言。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忧虑下,才有了“红旗”杂志的诞生!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微店购买全套《红旗》)

  1958年6月,苏联卫星上天尚不到一年,在毛主席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红旗》杂志从诞生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饱含着主席的期待。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红旗》杂志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入地进行理论批判,成为党内思想斗争的高地。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如今,距离《红旗》杂志创刊已经五十多年,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毛主席为何从众多的提名中圈定“红旗”二字?

  那时,毛主席以高度的警惕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了党内部分党员的思想变质问题。

  “红旗”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红旗”为杂志名称时一定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纠正思想、统一思想,从而保证“红旗永不落地”。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微店购买全套《红旗》)

  事实上,“红旗还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问题。

  早在《红旗》杂志问世的三十多年前,面对革命的低潮,就有人发出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主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纠正了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在思想上的错误认识。

  在文中,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从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次回答“红旗还能打多久”到1958年毛主席推动创立《红旗》杂志,毛主席总是在不断地思考,多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挽救了党、进而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

  《红旗》杂志作为毛主席亲自指导打造的思想战斗堡垒,它没有辜负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论水平,顽强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战斗。

  《红旗》杂志于1988年6月底停刊,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曾沿着毛主席的路线战斗了三十年,它的伟大意义亦不止于它曾经发过的任何一篇充满理论性与战斗性的文章。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微店购买全套《红旗》)

  它的伟大意义还在于:三十年时间里,544期《红旗》杂志本身就成为了一部历史书籍、一部理论文集,它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本身和它所串联起来的历史是最难能可贵的。

  今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想要弄清楚中国与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这一套《红旗》材料必不可少。同时,在世界资本主义持续走低的今天,新一轮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想走得更远,也需要从《红旗》杂志中汲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阶级斗争经验。

  作为一家红色书店,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搜集优质红色书籍,“红旗”杂志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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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1 14:06:06 | 只看该作者
从“中苏论战”看毛主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耿来意 · 2021-07-10 · 来源:作者投稿




赫鲁晓夫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用实用主义宇宙观把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毁了,他们就象毛主席所预言的“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他们把“长远的利益”丢得很是彻底,相比一下这些实用主义者的短视,是不是会惊叹于毛主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何等的及时啊,何等的有力啊,何等的远见啊。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个外国领导人,在中国获得如此高的名声,主要是有赖于在他执政的时候,中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双方也由亲密的关系走上了对立。
  中苏之间的矛盾焦点是真假马列主义,中方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大发展的,苏方是修正主义;而苏方则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马列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实质是道路之争。
  毛主席是如何看赫鲁晓夫的?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会前还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对于赫鲁晓夫,他称之为“他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他进而指出:
  “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期间谈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区别,他说: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召集会议讨论国际时局等问题,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赫鲁晓夫有两手,对外一手是软,对内一手是搞阴谋,搞颠覆活动。”
  1960年7月2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国际形势时说:
  “人民公社杜勒斯骂,赫鲁晓夫也骂,我考虑过到底对不对。总路线我们不搞搞什么?大跃进换个说法就是高速度,两条腿走路,赫鲁晓夫说是两条腿站着;对于我党的建军方针,赫鲁晓夫反对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民兵制、将军当兵;他还反对干部参加劳动。这些我们当然不能改,他也不会改。他是他的社会主义,我们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1960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是要赴苏联充当中苏两国的友好使者,要去劝和两国,在会谈中,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是反映了已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
  “我们惹祸,无非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反对,很危险。赫鲁晓夫四年多以前就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跟着他转,骂斯大林,反而还挂斯大林像。据说,他们曾想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中国。现在欧洲各党的情况不妙,只热心搞议会。我们反对十七国党会议,这不犯众怒吗?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保卫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有时成为潮流,反对它的居于少数。列宁就教导过我们,要有勇气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列宁自己就这样做过。列宁有时也被孤立,居于少数,但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屈服。”
  1961年9月22日,毛主席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
  熊向晖谈话,谈到继承人问题,他举例苏联说:
  “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1961年11月17日,毛主席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经北京回国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他对苏共二十二大反对斯大林、反对反党集团、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赫鲁晓夫“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讲,他采取封建统治的方法,凡是不同意他的,统统加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他们赶走。”“帝国主义怕斯大林,不怕赫鲁晓夫。因为斯大林坚决地要革命、要反帝;赫鲁晓夫对敌人讲和,对自己人不讲理。”他指出:
  “二十二大的后果有多大,现在还很难判断。帝国主义欢迎苏共二十二大所产生的趋势。美国一面鼓励赫鲁晓夫继续搞所谓非斯大林化、民主化、自由化;一面继续施加压力,逼苏联对它让步。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是不得人心的。反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灵枢搬走这件事,连西方资产阶级都有异议。开明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赫鲁晓夫的看法还要高明些。他们说,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领导,不能抹煞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召开会议讨论形势,谈到不搞颠覆活动时,他说:
  “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
  1962年6月29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谈到赫鲁晓夫,他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苏共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大家知道,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的。我们对他们是逐步了解的。二十大以后他们是有步骤的,整倒了莫洛托夫这些人,直到中央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也没有想到,二十大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就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很不放心,所以在二十二大以后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来,烧掉了。他们不是怕死人,是怕活人,就是那些拥护斯大林的活人。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1962年7月2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问题,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及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主张和平过渡。对人民内部矛盾他也不承认。这实质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的路线,就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
  1964年10月9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赫鲁晓夫,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我们比较熟悉他,他叫做欺软怕硬。赫鲁晓夫的性格就是修正主义的性格,跟帝国主义的性格一样,欺软怕硬。”
  为了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与苏共进行了公开论战,指名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指称赫鲁晓夫是假共产主义,直到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职务。而恰巧的是,这一天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此,毛主席还开心地幽了一默:
  “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对于苏共新领导人,毛主席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虚弱和胆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想去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苏联走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对此,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赫鲁晓夫主义是个什么货色?赫鲁晓夫垮台后,康生曾根据材料列举了“十大罪状”:签订三国禁试条约;德国问题;中苏关系;苏古关系;经互会;农业失败;搞翻了军队,军队不搞常规武器,只搞火箭;乱花钱;随心所欲地决定计划;族阀主义。毛主席对此显然不完全赞同,因为没有挖到根本,他补充说:
  “什么十条,多得很!全盘否定斯大林,压制民主,个人迷信,裙带关系,一人决定,随意决定计划,破坏草田轮作制,等等,多得很!总而言之,混不下去了。”
  毛主席给赫鲁晓夫诊断的是患有实用主义的病症,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迷恋暂时利益,丢掉长远利益。在毛主席看来,赫鲁晓夫最大的实用主义表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什么否定斯大林?就是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获得短暂的眼前利益,而不计因此造成的长期后果。毛主席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称为“捅了娄子”,丢了刀子,他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丢了“刀子”的赫鲁晓夫就等于丢了魂,就没有了方向感,就迷失了双眼,就体现出了毛主席所给他诊断的一切实用主义的特性:不讲原则,缺乏章法,只要有利就随遇而变,欺软怕硬,阴谋诡计,独断专行,总之是“多得很!”
  赫鲁晓夫主张和平过渡,开始对帝国主义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可以不打仗了,要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了”,对帝国主义要“和”一点,不要去“试试资本主义国家稳固的程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大打糖衣炮弹,毛主席称之为“擦粉”,赫鲁晓夫一高兴,便忘乎所以,“讲话失去分寸”,毛主席说:
  “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口讲出来,比艾森豪威尔讲出来不同一些。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幻想用打油诗作了一番嘲讽: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发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大搞独裁,压制民主,一会儿反这个,一会儿责那个,毛主席就曾对赫鲁晓夫反阿尔巴尼亚抱打不平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全世界来个反苏反共大浪潮,搞了一年多。然后是反党事件。现在是第三阶段,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加上反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得人心。你是大国,好比是房子,阿尔巴尼亚是小国,好比是茶杯,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容不下一个这么小的茶杯。到底是房子不容茶杯,还是茶杯不容房子,是房子怕茶杯,还是茶杯怕房子?”
  还有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番骚操作,断援助,撤专家,完全不顾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团结大业,毛主席后来在会见澳共中央主席希尔时说:
  “一九六0年,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对中国党进行突然袭击呢?这是因为他感觉到存在危机,看见一个党不那么听他的话,于是就急于要扑灭这个火花。但是他的压力不灵。接下来又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等这一套,又不灵。在一九六一年就搞二十二大那一套。看来修正主义猖狂的高峰是在二十二大,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大搞阴谋,清洗不同声音,他热衷于改革,却形成了特权阶层,形成了高薪分子,则作为这一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毛主席指出:
  “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
  毛主席对于赫鲁晓夫的实用主义表演采取的是坚决批判的态度,深恶痛绝而又高度警惕,批赫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在国内消除实用主义的土壤,免于走向实用主义的道路。
  实用主义是一种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毛主席曾批注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这样的实用主义显然与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对矛盾,是死对头,任何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都要克服实用主义的羁绊。
  毛主席对于防范实用主义想了好多办法,最主要的是采用整风的办法,他说“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通过整风防范党员干部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培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他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他曾在山东省直机关干部会上讲: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他曾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
  “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二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赫鲁晓夫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反面教员,他对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毛主席在批判他的同时,也曾想发给他一个几吨重的奖章。
  赫鲁晓夫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用实用主义宇宙观把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毁了,他们就象毛主席所预言的“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他们把“长远的利益”丢得很是彻底,相比一下这些实用主义者的短视,是不是会惊叹于毛主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何等的及时啊,何等的有力啊,何等的远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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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泽远:中共五代领导人的历史定位
时间:2021-07-12 07:5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早点

蓟燕春秋

围绕中共建党百年大庆,中共党史成为官方近几个月来的宣传主线,中共五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也逐渐清晰。

自1921年7月建党后,中共实际上或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止五位,比如从中共一大到五大(1921年至1927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中共六大(1928年)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中共六大至遵义会议(1935年)期间先后实际掌权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1976年至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中共十二大(1982年)后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中共十三大(1987年)后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

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被免职;向忠发一直没有实权,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变节,仍被杀害;瞿秋白、李立三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很快被剥夺领导权;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则导致中共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中召开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但毛泽东才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从此领导中共不断发展壮大,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共开国领袖。

建国后,毛泽东继续领导中共历经土改,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人民公社等运动,效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发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直到1976年去世。

毛泽东去世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华国锋虽然在表面上被奉为“英明领袖”,但他并非中共第一代元老,在党内既无资历也无实力。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抛弃,华国锋也退出权力中枢,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

1980年代,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先后选出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但党内外都清楚邓小平才是最高领导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在邓小平主导下,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1992年中共十二大后,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政坛呈现出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并存的局面,为最高权力平稳交接奠定了基础。

2012年11月,做完两届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后“裸退”,中共迎来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毛胜近日发表文章“巍巍巨轮领航人”,点评中共五代领导人的贡献和定位。

文章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共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中共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

邓小平领导中共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中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主题。邓小平对中共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文章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政府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江泽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政府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急剧转型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文章也概括了习近平领导中共作出的历史贡献,其中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带动了全党全社会风气整体转变;引领全球治理,抗击冠病疫情;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文章并没有比较中共五代领导人贡献的大小,但也不难看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人的业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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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2 14:14:22 | 只看该作者
实在话:新青年及其周边你懂吗?

时间:2021-07-12 07:5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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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话

顾功垒

gugl @sph.com.sg

Z君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的金融行业任职,2015年他向中共党组织申请入党,去年正式成为党员,在官本位思想根植的中国,跻身14亿人口的前7%。

这名80后“老一代”新青年是中国9500多万名中共党员中,组织千挑万选的后备生力军。他虽身处民营企业,却有感“人才都在体制内”,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前些年得到上司器重,Z曾被派到西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卸任副县长时,30多岁的他已为当地设计创立中小微企业数码转型帮扶基金,而且已有企业获得融资支持,把业务开拓到县域外,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启新商旅。

在基层的两年,他体会到“体制的系统严谨性”,“开会传达精神的必要性”,领会到“绝大多数问题都能从历史书中找到答案”。

挂职回来后,他申报中国顶尖大学和国外知名学府联办的双学位MBA课程,期待新知识运用到职场,含金文凭助力他完成35岁人生的再一次晋级。

Z的感悟获得同桌餐叙多名90后的共鸣。一名留学归来在民企做战略投资的小主管说,她也是申请好几年后才在今年七一中共百年党庆大会之前入了党:“现在不是党员,在民企也很难有上升空间,到了某个位子就看到天花板了。”

时下中国年轻人,本就出生于一个科技数码时代,成长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人至少三套房产继承权的家庭环境,对金钱和物质“无感”,更希望获得自我价值体现和认可。

他们不掩饰喜欢穿戴名牌的选择取向,但是对周遭的政治氛围有较为敏锐的洞悉力,思想上自觉看齐,还很关心外界对中国制度政策框架构建、调研实践的解析。这种“明明有颜值,非要拼研值”的“又红又专”(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掌握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特性,正改变着中国核心消费力。

又红又专还带货

新青年的叫法,源于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新青年》(LA JEUNESSE)杂志名称,它对那个年代的青年思想启蒙具有推助作用,影响中国新文化运动进程。

今年上半年,围绕杂志创办人陈独秀等人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热播,党外人士和在华外国人跟着追看回看,了解中共历史。

有媒体报道称,该剧突破3亿观看量,拿下豆瓣剧评9.3分,上个月囊括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导演、最佳原创编剧、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导演和剧组主要人物受邀到中国知名学府与大学生们对话,掀起一波革命剧追星潮。

翻印新青年杂志封面的帆布包,国潮复古T恤在淘宝网上大卖,输入“新青年”字样,热销排行榜靠前的单品销量都超过2000件;印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中共早期筹建人物的胸针或包包配饰也受到追捧,带火红色主题商品网购。

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也蹭上闪店风,旗下新媒体中心七一前夕在北京三里屯打造二层楼“复兴大道100号”创意体验馆,在年轻人聚集的潮地刷了10天网红打卡点,送热浪下排队观展人喝“励志汽水”(荔枝谐音)饮料。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长大的年轻人,虽没有亲历贡献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质变,但在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上,表现出爱国自豪和自信的底气。支撑这个精神的,是懂中国政治的前提,它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对于中国本土成长的互联网科技巨头、金融巨擘和冀望在华深耕发展潜力的外资企业而言,未来的赛道可能不单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智能迭代,而是对新青年用户生活表达、诉求解决的复盘理解与预期调整,还有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方的深度沟通与充分尊重。

传统的章法布局和打法逻辑或许会被频繁更替,战略思维和商业体都须腾挪出弹性空间来应对“快速却不确定”的新无序需求转向,但要在中国市场扎得深、站得稳、行得远,需要不断回味和细品的,肯定是政治这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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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2 14:52:02 | 只看该作者
【快看】中国年轻人“拥抱”毛主席,让美国人害怕了!
2021-07-12 10:58:59  来源: 红色小兵   作者:红色小兵1226
摘贴

  2020年12月26日,当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的时候,一些西方媒体也曾经酸溜溜地报道说,中国的“毛泽东热”从来没有那么热烈过,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燃烧起来了!

  我们知道,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客、学者、媒体等担心的东西!

  我们更知道,这也是今日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以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来团结全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作为方向指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能给全世界以新的榜样和勇气,推进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

  写到这儿,小兵更加感受到,西方媒体之所以依然要大搞“冷战”,依然时时刻刻对社会主义充满敌视,那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他们知道:一旦社会主义思潮回归,他们的好日子也就走到头了!一旦美国年轻人也像中国年轻人一样读起《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么美国人民的觉醒也就开始了,美国共产党必将有一个快速的发展——而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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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2 15:17:20 | 只看该作者
2021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自首 十九大以来4.2万人主动投案

2021年07月12日 09:02:37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薛鹏 柴雅欣报道 7月8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简历显示,刘川生今年已经超过70岁,卸任高校党委书记近5年,其主动投案,引发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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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截图

事实上,刘川生并不是今年第一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在此之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于今年6月被通报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同时,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通报发现,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

数据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违纪违法干部选择主动投案,彰显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叠加效应,反腐败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在害怕与忐忑中他们最终选择相信组织、主动投案

“我担心问题暴露,经常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常常在半夜梦见自己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而吓出一身虚汗。”在近日播出的警示教育专题片《迷途抉择》中,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黎家松面对镜头,坦陈自己主动投案的主要理由: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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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专题片《迷途抉择》画面截图。(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供图)

从2001年12月到2020年5月,黎家松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先后收受下属60多名部门领导和乡镇、党政领导送的钱物,涉及文山州马关县、文山市的重要部门和乡镇,累计达300多万元。

除收受下属贿赂外,黎家松还心甘情愿被老板们“围猎”,由半推半就,到理所当然,再到主动索要,与他们沆瀣一气,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改制“开绿灯”,在市政工程建设中说情、打招呼,在房地产开发中为企业老板谋取不当利益。

胆子越来越大,受贿越来越多,但黎家松的心却越来越忐忑。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三不”一体推进,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力度不减,尺度不松,看到自己身边违纪违法的人陆续被查处,黎家松惶惶不可终日。

2020年5月,在高压震慑之下的黎家松,最终选择主动投案,并交代了组织未掌握的违纪违法问题。经查,黎家松收受贿赂1228.5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6万美元、1500克黄金,涉嫌受贿犯罪。2020年10月,黎家松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记者了解到,在问题干部主动投案中,“害怕”“相信组织”是很多主动投案者的真实想法。专题片中,面临“迷途抉择”的还有一位退休干部。她是文山州政协原副主席陈晓华,2019年8月主动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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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专题片《迷途抉择》画面截图。(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供图)

1999年,陈晓华在任文山县副县长时,认识了不法商人唐修文。2001年,陈晓华想在昆明买房,唐修文主动示好,为陈晓华选好房子并支付房款。此后,唐修文又多次为陈晓华购房,陈晓华则为了规避组织审查,用假身份证办理购买手续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2001年至2012年,陈晓华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唐修文的公司获取了8000余万元的政府补助资金,并在其向财政部门借款1.2亿元过程中提供帮助,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文山的营商环境。

直到案发,陈晓华的家人都不知道她收受不法商人房产的情况,但陈晓华骗不了自己,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贪腐始终像块石头一样压在心头。思想上还是有包袱、有压力,我决定主动投案自首,向组织坦白,我相信只有组织能够挽救我、帮助我。”陈晓华说。

主动投案趋势进一步凸显,政法系统问题干部频频投案

分析今年以来通报的40余名主动投案干部可以发现,从工作领域来看,投案人员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也有国企等单位管理人员;从年龄来看,既有在职干部,也有已经离岗、退休人员。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以来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中,政法系统干部多次出现。比如,蒙永山主动投案的同一天,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高伟利,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部署今年主要工作时,强调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惩治力度,严惩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为。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精准有力监督执纪执法,查处了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等中管干部及一批基层政法“蛀虫”,持续形成了高压震慑。

在高压震慑下,政法系统问题干部投案时间呈现一定集中性。如今年5月,就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杨玉俊,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天生,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惠从冰等人主动投案,他们均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此外,由于“违规干预具体案件,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等违纪违法问题,主动投案的重庆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谭晓荣也于当月被通报开除党籍和公职。

坚持统筹运用纪法震慑和政策感召,推动问题干部主动说明问题

“我是在参加单位警示教育活动后的第五天,选择主动投案的。”今年4月,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李某,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鹰隼坠落》后,内心很受触动,向县纪委监委主动投案,交代了自己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的违纪问题,积极配合组织调查。“看了教育片,我经常失眠,有‘三怕’心理:一怕开会,二怕办公室敲门,三怕回家,怕纪委干部把我带走。”李某说。

5月11日,经公安县纪委监委研究决定,给予李某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不止李某,县纪委监委共收到9名政法机关干部在接受教育后主动投案。”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接受警示教育之后的主动投案越来越常见,问题干部集中主动说明问题也值得关注。

5月17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董瑞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在此前一月,该公司的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平,副总经理和智君均已主动投案。不止如此,该企业另有25名管理人员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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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组织党员领导干部集中观看《迷途抉择》反腐警示专题片,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增强警示效果。王艳 摄

“问题干部”主动投案,认真悔过悔错者,受到从轻处理也是一个明显特点。2月8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的一条消息引发关注,“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渠志荣主动投案,积极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真诚悔过,相关涉案问题已查清。经研究,依法予以解除留置措施”。

对主动投案、如实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清问题后实事求是给予宽大处理,对涉嫌犯罪的也会依程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建议。此前主动投案的刘士余、艾文礼、王铁等最终受到从轻、减轻处理,释放出强烈政策信号,让犯错误的干部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放下思想包袱,向组织坦白。

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出台制度,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工作,严把程序关事实关政策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中,有极少数人妄图借主动投案、认罪悔过之名,行对抗调查之实,如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林草局原副局长李炳辉搞“假投案”“说小不说大”,不如实向组织说清问题,江西省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在主动投案后,避重就轻,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对其他问题只字不提等。无一例外,这些“假投案”都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处。

2019年7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了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对主动投案的认定和处理。从实践来看,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工作,严把程序关、事实关、政策关,避免投案变投机。各地纪委监委也结合实际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工作,如河南、西藏、新疆等地都结合实际出台了相关文件。

迷途仍有选择,相信组织,把自己彻底交给组织,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就是正道。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犯错误干部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怀着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认错悔过。


四川泸州3个市委书记、1个市长、5个副市长都被查

2021年07月12日 13:40:35
来源:上观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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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纪委不休息。

1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4个厅官被查,是今年以来查处厅官最多的一个周六。

“老虎”落马后,两个厅官相继被查

10日一大早,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被查。公开履历显示,王刚长期在铁路系统任职,历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任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今年以来,铁路系统持续反腐,目前已有成昆铁路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蒋勇、中国铁路北京局副总经理荆世明、中国铁路北京局原副总经理王长钊等多个厅官先后被查。

10日下午,山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国保总队总队长李柏主动投案。已于2018 年12月退休的李柏,长期在山西公安系统任职,历任临汾市吉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临汾市襄汾县公安局局长,阳泉市公安局局长,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副厅长级)。2014年6月至2018年12月,任山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国保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级)。

李柏是去年来被查的第二个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去年9月7日,山西省公安厅原二级巡视员邬光明被查。邬光明历任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副厅级),朔州市公安局局长,山西省公安厅副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职。

今年4月9日,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打,成为今年被打的第9只“老虎”,也是今年被打的第一只政法系统“老虎”。刘新云自2018年1月起至被查,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自刘新云被打后,包括李柏在内,山西省公安厅已有两个厅官被查。另一个为今年4月29日被查的山西省公安厅原二级巡视员王武道。刚于今年1月退休的王武道,历任山西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朔州市公安局局长,吕梁市公安局局长,大同市公安局局长,山西省公安厅副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职。

李柏被查不到两小时后,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继华被查。孙继华曾在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工作近30年,历任规划处处长、副院长、总工程师、院长等职。

随后,四川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刘国强被查。刚于今年4月退休的刘国强,历任内江市副市长,内江市委副书记,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泸州市委书记,四川省国资委主任,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注意到,自2014年以来,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有两任董事长、三任副董事长、一任总经理、一任副总经理在内的7个厅官被查。

8年时间,3任市委书记、1个市长、5个副市长被查

同样有多个厅官被查的,还有刘国强任市长、市委书记近5年的泸州市。8年来,泸州已有3任市委书记、1个市长、5个副市长被查。3任市委书记中,除刘国强外,包括曾于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短暂任泸州市委书记的 “老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以及四川省纪委原副书记、省原监察厅厅长徐波。

徐波在刘国强被查的前一晚主动投案。2015年10月退休的徐波,曾于1997年8月至2001年1月,任泸州市委副书记;2001年1月至2006年6月,任泸州市委书记;2006年6月至2007年5月,任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2007年5月至2013年1月,任四川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任四川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现,去年11月20日,四川省纪委原正厅级纪检监察员楚明也被查。2016年5月退休的楚明,曾长期在泸州工作,历任泸县副县长、泸州市龙马潭区区长、泸州市江阳区委书记、泸州市副市长等职。2005年7月至2012年9月,历任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绵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2年9月至2016年5月,任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正厅级纪检监察员。楚明与徐波曾长期共事。

徐波自首同一天,湖南省衡阳市政协原主席廖炎秋被查。2019年12月退休的廖炎秋,历任衡南县委副书记、县长,南岳区委书记,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2006年9月至2011年10月,任衡阳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2011年9月明确为正厅级);2011年10月至2019年12月,历任衡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副主席、政协主席。

自去年以来,已有多个曾在衡阳任职的厅官被查。今年5月21日,湖南省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成良被查。王成良曾于2000年8月至2016年10月,历任衡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等职;今年3月30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审计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包昌林被查。包昌林曾于2013年12月至2019年2月,任衡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去年11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委原副书记张贺文被查。张贺文曾于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历任衡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秘书长;去年5月19日,自2015年2月起任衡阳市政协副主席的黄保锦已被查等。

周四,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玉溪市副市长贺彬因在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污染治理有关问题中涉嫌严重违法,接受监察调查。贺彬曾于2004年11月至2014年3月任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任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2017年9月至被查,任玉溪市副市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注意到,贺彬被查的同时,云南省纪委监委还发布消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财务处处长侯鼎、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邓加忠、一级主任科员王秋红,云南省环境科学院原高级工程师田军(已退休)被查。此外,云南省纪委监委还同时发布消息: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中皇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国兵等5人涉嫌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

今年5月17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云南玉溪杞麓湖污染治理治标不治本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典型案例后,云南省纪委监委对杞麓湖污染治理弄虚作假等有关问题以事立案,采取“直查、直办、直播”的方式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


除了对前述包括玉溪市副市长贺彬在内的5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采取留置措施外,还分别给予玉溪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时任通海县委书记、杞麓湖县级湖长卢维江同志党纪政务立案、停职检查;给予玉溪市委原书记、市级总河长罗应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其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双开”,存在问题并案处理。此外,还分别给予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时任玉溪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级副河长张德华同志等7名责任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有德宏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时任玉溪市委副书记、杞麓湖市级湖长保明顺同志等11名责任人被给予诫勉、通报、批评教育。

针对一个问题,查处诸多官员的还有内蒙古纪委监委。本周三,中纪委建议“倒查20年”的内蒙古又有新纪录。当晚9时许,内蒙古纪委监委一分钟内“六连发”: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吴日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姜宝东,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党组成员王云良,包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文焕,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爱军,呼伦贝尔市政协原主席巴树桓,同时被查。

再加上当天被查的昆明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田军、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彭光华,本周三也成为今年来被查厅官最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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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4 22:08:14 | 只看该作者
记者接投诉采访地下室群租现象遭殴打,打人者被刑拘


2021-07-14 13:44:31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据上海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看看新闻Knews”报道,日前,有市民向记者投诉,在上海市长宁区海逸公寓的17号楼的地下室里存在群租现象。记者随即前往调查,未曾想到,记者到达现场后不久,17号楼内突然窜出一名男子,直接向记者挥起了拳头。目前,打人者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执法部门介入后,记者了解到该地下室存在群租情况,疑似存在了17年。
记者、摄像师遭殴打视频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这是13日上午在海逸公寓小区内发生的一幕。一名居民冲出,扑向摄像师推搡、扭打。那么,这位居民到底为何会突然如此激动呢?原来,记者接到居民投诉,来了解小区17号楼地下室疑似群租的情况。正在拍摄楼房外景时,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有居民表示,打人男子正是102室的男主人。
随后,另一名记者赶到,跟随镇里有关部门和民警一起,找到了102室的女业主,从外部楼梯进入地下室。只见类似客厅的空间放着一张上下铺,原本通向一楼房间的楼梯通道已被封死,电饭煲、电水壶、炒菜锅等杂物随处堆放;天花板、墙上各种电线线管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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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片 图自看看新闻Knews
而两个房间内,各放着两张上下铺。房东承认地下室约110个平方内,共住有11个人,未签订过相关租赁合约;但这位女业主并不认为这就是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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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片 图自看看新闻Knews
经实地查看后,确认存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当场开出限期整改通知书。镇里相关部门介绍,其实他们已经多次接到过居民向12345投诉转来的工单,反映地下室住人情况,今天上午,还协同消防等部门到现场核查。但地下室被锁住的区域,未能进入其中。
女主人反复强调,物业和居委会都知情,而物业和居委会均表示否认。在有关部门完成初步调查后,102室业主的女儿也赶到了现场。她同样表示知道地下室主人群租的情况,但并不认为违法。而对于该户人家地下室中问题,新泾镇方面表示,将跟进整改,并对小区类似空间进行彻底排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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