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嫂”最早扮演者赵燕侠如今安静地生活在北京。
红极一时的《沙家浜》演绎的是一段真实传奇故事,其中的经典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一度妇孺皆知,传唱不衰。作为“阿庆嫂”的最早扮演者,戏里戏外,赵燕侠经历了一段坎坷的人生经历。
源起
36名新四军伤病员养伤阳澄湖畔
1939年,新四军东进部队奉命西撤时,在阳澄湖畔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等36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中,刘飞的职务最高(后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首任军长)。在其领导下,伤病员们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在芦苇荡里一边医治,一边与日、伪、顽军周旋,与群众结下浓浓鱼水情。
1957年,刘飞抱病口述,将这段历史写成长篇回忆录《火种》。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也根据这段历史写出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1959年,上海沪剧团以此为基础,对照《火种》,改编成剧本《芦荡火种》,36名伤病员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改成了茶馆老板娘阿庆嫂掩护18个伤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1964年,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观看了此剧。毛泽东提了修改意见,包括把剧名定为《沙家浜》。剧本进行新一轮修改后,最终于1965年3月重新公演。(摘编自《解放军报》)
主角
江青不让我演阿庆嫂
1928年,我出生在河北一个梨园世家。因家里穷,1942年8月23日,仅磕了个头我就拜了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为师。19岁时,我组建了“燕鸣社”在京津沪等地演出。
改变人生的一次召见
解放后,“燕鸣社”改名“燕鸣京剧团”,于1961年并入北京京剧团。1963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要接见我。到了中南海,江青告诉我,她打算排现代戏。
第一次见面,我就领教了江青的喜怒无常。她问我,听说你身体不好?我说是,肾脏不好。她又问,那你看了吗?我说看了。看好了吗?我说没看好。没想到,这句话令她大怒:“什么,没看好?我们国家医学这么发达,会看不好你的病?”
江青所说的戏,就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雏形——沪剧《芦荡火种》,让我饰演“阿庆嫂”。1964年,剧组进中南海演出后,我与江青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但接触越多,我就越觉得她难伺候。江青说话多是命令式,我很反感,由此产生的不愉快也慢慢积累起来。
再次登台只能清唱
1964年底,北京京剧团排演《江姐》,我扮演江姐。因为江青提出所有主要演员都要到渣滓洞体验生活,次年3月,我来到重庆开始体验“牢狱生活”。他们把我搁在牢房里,戴上手铐脚镣,让我坐地上,还给我抱了一包草,说冷了就在这草上睡觉。每天送来的饭,就两个窝头。我对这种体验方式很窝火,发了几句牢骚。不成想,这些不满事后都传到了江青耳朵里。不久,我从主角位置被换了下来。一开始还可以演一些配角,再后来就只能跑龙套了。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一次大会上,两次点名批评我。很快,我全家被赶出了原先居住的小四合院,住进了一间只有八九平米的危房。批判我的大字报被贴上了天安门,然后就是被批斗、下放干校劳动。
我被撤下后,昆曲年轻演员洪雪飞成了《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扮演者。1969年4月底,江青打算把《沙家浜》拍成电影。于是,我被临时从干校调回剧团,指导洪雪飞表演,但不能登台直接给她讲解,只能通过别人传话。1972年京剧电影《沙家浜》公映,我又被送回干校插秧、挖河泥。
“文革”后期,由于洪雪飞怀孕,我重新登台,但仍受到严格限制。我只能唱“阿庆嫂”不上板的段落,有时只能清唱。观众看到我,以为我“解放”了,就在台下喊:“唱啊,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可是,我哪敢唱啊!1976年,“文革”结束,我的苦日子才算熬到了头。(口述/北京 赵燕侠 84岁 整理/宋彦)
配角
“刁德一”救场成了名角
我7岁时经人介绍进入“荣春社”学京剧,虽然中途经历过一次“被休”的波折,但我最终还是留在了这个行当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过着练功生活,没有觅到正式上台的机会。
我第一次登台是因同班的一个演员感冒,我被临时拽上去救场。谁知,我一上场,观众就掌声不断,非要喊我出来谢幕。当时,我演的是个次要角色,主角都没有出来谢幕,我也只好躲在后台不出来。
1963年,我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排《秦香莲》时,突然接到排演《沙家浜》中“刁德一”的任务。我当时就傻了眼,我以前扮演的可都是像杨子荣这样的正面人物啊!不得已,我只好借来大量资料研究特务究竟是什么做派。几个月后,我才终于琢磨出了“刁德一”的味道。
《沙家浜》一公演,便引起了轰动。原本只是二流角色的我,也因此出了名。从此,“刁德一”成了我的代号。(北京 马长礼 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