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为中国抗战历史修正主义横行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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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当终结来源：历史评论 作者：耿志 时间：20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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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中国抗战史的二战历史记忆，是不完整、不真实的。正视和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贡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更是对全世界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当终结。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纪念文章充斥着浓厚的历史修正主义色彩，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美国国防部官网刊发的纪念文章《欧洲胜利日：庆祝与思考的时刻》(Victory in European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认为二战“始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颇有将苏联与法西斯德国并列为战争责任国之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网文章对于东方战场的表述，也完全是一派美国本位主义口吻：“美国及其盟友仍在冲绳、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与日本进行战斗。”而对作为东方主战场、与日本展开14 年举国血战的中国战场，只字未提。

对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西方社会几乎从未给予过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抗战被排除在欧美二战史主体叙事之外;即便对中国战场有所提及，对他们而言，中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是心意不决、贪污腐败的盟友，对最终消灭日本法西斯贡献不大”。更有甚者，某些学者公然无视历史、颠倒黑白，将英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惨败归咎为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战争能力的当”，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偏见，正直的西方学者也不满意，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就承认：“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主角的大戏中跑龙套的小演员。”

事实上，中国抗战绝非“微不足道”，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长达14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与日军陆军主力浴血鏖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据统计，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步兵师团数曾一度达到其陆军师团总数的94%(1938年末)，而日本投降时，侵华日军仍有100余万人。仅在全面抗战的8 年间，日本在中国战场共消耗军事力量455万人(包括毙、伤、俘、降)。而美英在太平洋战场消灭日军约124.7万人，其中有16 万余人是在印缅战场与中国远征军共同消灭的。换言之，在东方战场上，中国消灭日军总人数是英美消灭日军数量的三倍有余。可见，无论是抵抗时间、对敌规模以及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中国战场都是当之无愧的东方主战场，是促使胜利天平倒向反法西斯阵营一方的重要砝码。

其次，中国坚持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和“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日本军政首脑为摆脱国内威信扫地的窘境而加紧损害西方国家在华权益，挑战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英美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施加压力并制造事端。这一系列举动，加速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决裂。与此同时，中国的顽强抵抗，一方面使得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对卷入新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反对加强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系，避免卷入欧洲战事;另一方面使得奉行日耳曼白人种族主义的纳粹德国认为，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不是一个得力盟友，从而增加了德日之间的不信任，削弱了德国与日本的战略协同，降低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难度。例如，1938—1939年，日本拒绝与德国、意大利签订承担对英法作战义务的同盟条约，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发动苏德战争事先未告知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也未事先告知德国，双方不得不设法应付对方为自己制造的被动局面。尽管后来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及相关军事协定，但“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

再次，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战略支点，为西方战场的决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西方战场而言，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牵制，一方面缓解了苏联远东地区的防卫压力，使其得以全力投入卫国战争;另一方面为美英集中力量首先粉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供了战略支持。此外，中国对日军陆军主力的牵制以及对日本国力的消耗，有力支持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部署和反攻。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与欧洲战场相比，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与战略贡献之重大，更加凸显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一是敌我力量之悬殊超过欧洲战场。从综合国力上看，英法美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德意法西斯及其仆从国;而中国则远逊于日本，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而且本就相对薄弱的近代化生产力几乎丧失殆尽，这对抗战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二是中国获得的外来战略援助远远低于英法苏等国。仅以美援为例，截至1945年10 月1 日，中国获得的美国租借援助物资，折合美元共计6.31509 亿元，尚不足法国(14.066 亿元)的一半，而英国则为302.6921亿元，苏联为108.01131亿元。显然，战时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与中国战场承受的压力、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牺牲极不相称。就此而言，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

与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相称的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贡献往往持漠视乃至贬低态度。如英国学者利特尔·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虽名为“世界大战史”，但论及中国战场仅是只言片语;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和阿伦·米利特的《必胜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将东方战场的叙事重点置于太平洋战场，反指责中国抗战不力;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虽述及中国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但同时认为所谓贡献也就“仅此而已”。那么西方漠视中国战场贡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对“先欧后亚”战略的偏颇理解。1941 年1—3月，美英军方代表在华盛顿举行“ABC”参谋会谈，确立美英联合作战的总体战略——“先欧后亚”战略，或称“德国第一”、“大西洋第一”战略，即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在击败德国之前对日本采取牵制性的消耗战。此后，美英将主要战略力量和资源优先投入欧洲战场。在看待这一战略选择时，欧美学者往往将纳粹德国视为二战的主要敌人，将欧洲战场视为二战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在东方战场上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和消耗，自然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中国作出的贡献自然是“微不足道”、“仅此而已”。实际上，“先欧后亚”仅是从当时的战略局势作出的一种策略安排，所谓“先后”并非“主次”。更重要的是，“先欧后亚”恰恰证明了中国战场对于世界战场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英美无力东顾的情况下，中国以举国之力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和巨大消耗，才使得“先欧”成为可能，进而为“后亚”及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首先，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存在不愿意承认或有意无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倾向。这种自冷战以来持续至今的倾向与西方中心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双重标准”，即突出有利于自身的历史记忆，无视乃至贬低非西方或与西方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或国家的历史作用。其次，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英美对待中国抗战乃至整个东方战场的态度和策略上有鲜明体现。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10年里孤军奋战的中国，美英等国未采取切实有效的阻止措施，反而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绥靖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美英开始援助中国抗战，但不仅规模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美国的对华援助还需其在华监理人分配使用。美英普遍对中国不同程度地抱有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比如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军队体制还停留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水平;将中国排除在美英联合参谋机制之外;罗斯福与丘吉尔及其下属的美英官员背地里时常使用Chinks、Pigtails、Slopeys 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汇称呼中国人。甚至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太平洋战争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他们为白人丢失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而忧心忡忡。战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贡献的漠视，实际是这种观念和思想的延续。

其三，美英军队未大规模开赴中国战场，缺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直观了解，无法形成完整、深刻的历史记忆。战争期间，除少数军事顾问、特种作战人员、工程部队和空军作战力量外，美国并未向中国战场投入大规模地面作战力量，英国仅在东南亚和印度部署少量军队。因此，无论是战时官兵还是后方民众，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之惨烈鲜有身临其境的观察与刻骨铭心的感受;双方的同仇敌忾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并未形成广泛、直接的战场或战壕友谊。

不可否认，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如米特所言：“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没有‘中国的困境’——这个由于中国拒绝停止反抗造成的困境，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将更有可能实现。”然而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历史贡献长期遭到漠视和贬低，成为“被遗忘的盟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以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对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问题上大打历史修正主义牌，我们对此要充分警惕。

缺少中国抗战史的二战历史记忆，是不完整、不真实的。正视和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贡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更是对全世界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当终结。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焦典

李东朗：抗日战争若干认识之辨析

  作者：李东朗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  发布时间:2020-09-12 08: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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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渡黄河参加抗日的骑兵部队（延安革命纪念馆资料照片）】
伟大的抗日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因此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话题。当下，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回顾和讨论中，不时听到一些史实混淆、存在偏见甚至谬误的说法，它会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经验总结，这里，仅就其中几个问题提出讨论。

将抗日战争延伸为14年是为了突出中共抗战的作用吗？

过去普遍称“八年抗战”，2017年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后，14年抗战逐渐成为共识。但也有人对此有疑虑，甚至认为如此之改是为了突出中共抗战的作用。实际上，把中国抗日战争由8年延伸为14年，是还原历史原貌。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决策抗日。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多次由民众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如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救亡运动持续不断。即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经历了由民众、政党和社会力量抗战到中央政府实行抗战的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抗战8年”和“抗日战争14年”两个概念。但有一点必须明确：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的“全国抗战”，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二者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完整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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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誓师抗战的东北义勇军将士】

实际上，国际上此种认识和表述也很多。如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说（他们把战争爆发之年记作第一年，以此计算，至战争结束之年即是第十五年），他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持续15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都体现了其“十四年抗战”的研究视角和历史认识。美国学者戴维·M·戈登在《历史文献：中日战争，1931-1945》一文中，直接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年至1945年。2015年4月，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联袂主编，集聚法、英、德、意、加、奥等国50余位学者撰写的《1937-1947：战争——世界》，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也是将中国抗日战争计算为14年。总之，以14年抗战来反映中华民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是对史实的还原，是对抗日先烈的尊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而没有夹杂其他因素。

蒋介石和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无关吗？

近年随着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明确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于是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无关，甚至蒋介石为张学良“背锅”的说法开始流行。考诸史实，此说不确。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但其所以下此令，却是和蒋介石密切相关。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与之约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因此当1931年7月日本当局操控朝鲜移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和进逼，张学良两次密电蒋介石：“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吾人自应早为之计。”而蒋介石的答复是，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向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同时，蒋介石7月23日公开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8月4日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民众反对日本暴行的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的电报，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的密令，都应该深刻影响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策。
简言之，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此时的对日方略和张学良服从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因此，虽然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却是对蒋介石相关指示的实施。所谓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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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进党公开的解密档案，包括蒋介石多道不许抵抗的手令等文字证据，表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却要张学良背锅，其实1931年6月开始，历次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纪要都表明蒋介石20多次命令东北守军不得反抗日军的挑衅和侵略，以换取日本人对他剿共给予武器和军事指挥的支持。】
“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吗？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和向关内的大规模侵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应对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近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延缓中日战争、为中国争取抗日准备时间的一面，因此有其合理性。然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外敌不断妥协退让、对内严酷镇压，严重背离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其结果，一是，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日本大规模侵略的阴谋得逞，民族危机加深，丧权辱国，误国误民（实际也误己）。二是，其集中力量“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三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最终蒋介石在日本侵略和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压力之下，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共合作，在“攘外”条件下共御外侮方才实现了国内的团结。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四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实行，形成了日本当局“轻侮中国的观念”，膨胀了其侵略野心。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一击”论的泛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与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对日妥协退让、日本侵略阴谋逐一得逞密切相关。不能否认国民党在这期间也做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它与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合理性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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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军民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图为延安军民庆祝抗战胜利。新华社发】
敌后战场战略作用认识清楚了吗？
不时有一种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小打小闹，大仗是国民党打的，言下之意是忽略甚至否定中共抗日游击战对全国抗战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
虽然中共抗日游击战因其战术特点，不如大战役那样引人瞩目，但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打击敌人，保持和壮大自己；它通过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它开辟和形成地域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消耗和消灭数量庞大的日军，有力形成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它的普遍实施和持续不断，给予日军支撑战争的“以战养战”战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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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八路军杨成武部队攻克涞源东团堡后。（沙飞摄）】

绝不能因其规模小而忽视其发挥的巨大战略作用。比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据统计，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虽然战时军队流动性很大，战略意图也很复杂，这些统计中也可能存在误差，但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和消耗在敌后战场，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敌后抗日游击战非常活跃，日军称：“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频繁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比如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中，出动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更甚，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总计使用兵力达83.9万余人；1943和1944年的“扫荡”，千人以上者177次，使用兵力66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余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敌后军民在与日军的不断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的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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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袭击涞源的八路军晋察冀一分区一团】

一些国民党将领战绩描述有惑众之嫌
中国的抗日战场由国民党进行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组成，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抗日将士的抗日行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近年在论及国民党抗战时，杜撰、夸大国民党将领战绩的现象时有所闻。
如关于张灵甫抗战的功绩，有著述说：在淞沪会战的罗店、嘉定战场，时任第51师305团长的张灵甫，“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实际上该团没有参加作战，其师长王耀武在当时就说得很清楚：“惟305团无枪，派往前线构筑工事”。又说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带着三口棺材与敌死拼，激战受伤而固守雨花台，继而使“第305团成为南京中华门前的一道坚强屏障。”但在南京保卫战的部署中，该团隶属的第74军根本不在雨花台：“第74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在南京城门的战斗中，张灵甫305团和302团“扼守赛公桥至关帝庙以东之线”，并没有参加中华门附近的战斗，等等。
夸大孙立人战绩的说法也很多，如“孙立人率第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靠自己一支部队消灭了数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孙立人带领自己的38师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及以下3.3万余人，击伤日军7.5万余人”。“两次入缅甸作战，歼敌五万有余。”所谓“孙立人活埋1200日军俘虏”更是流传，甚至有的电视台予以播放，但却是虚构的。因为中国驻印军全部捕获的日俘，也不够1200人。传播者称“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但1943-1945年间的《纽约时报》，均无孙立人杀俘之事。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均无记载。这些现象，集中说明一点，此事没有发生过。
另如关于薛岳的战绩：其指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使得日军伤亡十万余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五万余人，万家岭战役中，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日军106师遭受灭顶之灾。还如戴安澜1941年率部在缅甸冬瓜保卫战中，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击毙日军五千余人，等等，都是夸大之词。如果当时中国军队有如此的战斗力，那么缘何全国抗战非常艰难、持续8年之久？这些不实之说，严重败坏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有惑众之嫌。
一些国际援助是无私的吗？
近年，关于“飞虎队”的传颂很多，还有美国“租借法”无私援助中国的说法。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应该肯定和感谢。但超出史实的说法，却会产生误解。
全国抗战期间，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来自德国、苏联和美国的都有，其情况也很复杂。而它们的援助，都有其国家战略意图。就美国而言，在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之前，美国虽然在道义上曾有过支持中国的表示，但基本上是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并不断把废钢铁与石油卖给日本，从中日战争中获得商业利益。只是因为日本与德意同盟危害它的国家战略，特别是1941年7月日军进驻越南南部，威胁到它在太平洋的战略安全，于是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3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法案，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组建。其美国战略利益的目标非常明确，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支持和维护中国战场以“拖住日本人”。租借法的指向是“对于美国防务至关重要”并且“能给美国人带来好处”的国家。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需要向飞虎队的美国队员支付高额佣金，如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当时在美国的工资约是21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人员不低于25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津贴、差旅费和每年30天带薪休假，免费住宿；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租借法”是战时军火贸易法，获得美国物资是要付费的（国民政府亦然）。说明这些事实，是想澄清一个问题，所谓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同时，对相关史实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
如何认识抗日“雷剧”现象？
这些年，对抗日“雷剧”的批评不断，但“雷剧”现象仍存在或变相存在。不少作品把日军描述得呆笨、弱智，不堪一击，而抗日将士（人员）智勇无敌，化腐朽为神奇，总能使强大的敌人灰飞烟灭。为什么屡屡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对抗日战争艰巨性、复杂性认识的缺乏。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简单化，把抗日先烈们浴血奋战夺取的胜利，描述成唾手可得，背离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形势，忽略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大而凶恶敌人的基本史实，是对历史的歪曲，而且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是对他们冒险犯难、英勇拼搏的亵渎。
道理非常清楚：打倒傻子绝不值得夸耀，只有战胜强敌才是英雄。任何作品，都不宜背离历史背景，不能背离逻辑。假如如有的作品描述的那样，日军那么好打，那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斗？背离历史，也就无法让人从历史中获得教育和启迪。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教授；来源：昆仑策网【综合】，正文原载 《北京日报》，图片及说明选编自有关网文）

焦典

刘志明 朱思远：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及现实意义

作者：刘志明 朱思远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09-12 08: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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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领导俄国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回答了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吸引到社会主义革命周围的途径，组织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方式，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态度，加速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办法，以及做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战准备等策略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仍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深入学习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对我们科学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高潮的辩证关系，动员和鼓舞各国共产党人在低潮中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上，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为指导，强调对每个历史关头的具体特点和阶级对比关系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并据此制定适合各国自身情况和特点的革命策略。

01

正确看待革命运动的低潮和高潮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同样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不可能凭空发生，当然也有其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生产力发展程度、各国的具体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一定时期内的阶级力量对比、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性、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等。这些条件，又可以简略归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无产阶级的准备。正如列宁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原因时指出的：“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客观的，不能跳过或取消，是无产阶级制定自己战略和策略的客观依据，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则依赖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水平、革命首创精神和组织性、纪律性等。这两类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做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工作，又要头脑冷静，不能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客观条件，犯“左”和右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两种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问题上，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时，列宁与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存在着争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过高估计生产力因素，片面强调生产力水平，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潭。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认为俄国由于生产力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宣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依然喋喋不休地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甚至连考茨基都将苏维埃政权视作早产儿，他这样形容十月革命：“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列宁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指出，虽然当时俄国生产力落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那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而且有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已经相当充分，而且所谓的生产力落后也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的资本主义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并没有落后到那种没有或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水平，况且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变动的，俄国可以先夺取革命胜利，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正如列宁指出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革命运动总会有低潮和高潮，也总是在低潮与高潮的交替中前行。对这种革命的低潮与高潮，我们也应以革命的辩证法来正确对待。正如列宁指出的：“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遵循革命的辩证法制定革命策略，就可以使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就是说，在生产力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如果策略得当，就可以大大发展革命阶级的力量，促进低潮转化为高潮，以及在高潮到来之时能很好地抓住革命的时机；如果策略不当，革命阶级的力量就会停滞不前乃至大大受损，必然延缓革命高潮的到来，甚至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白白错失时机，使革命再次陷入低潮。如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曾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又因后来实施了正确的策略，肃清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党的力量在斗争中大大增长，革命形势又逐渐高涨起来。
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顺势而为，在“二十年等于一天”和“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不同时期因时而变，在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上随事而制。只有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革命低潮时期坚定信心，积蓄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高潮到来之时抓住时机，一举夺取革命胜利。正如列宁指出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列宁还阐述了革命的基本规律：“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这为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时正确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0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基本思想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为指导，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
1.制定策略要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人们凭借这些条件进行生产和其他历史活动，同时不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这些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一切策略都是处于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这是制定策略时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于它的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每个时代的种种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我们无法全部估计到，但它的基本特征则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列宁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我们要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去分析各国的具体特点，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列宁强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列宁主义的诞生有一个根本的时代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即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策略，列宁之所以能创立列宁主义，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在于他精准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转变，洞悉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列宁主义的一切理论和策略都是以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时代依据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及其基本特征，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其斗争策略的不同。伯恩施坦根据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斗争策略上他迷恋议会斗争，抛弃了暴力革命，堕落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卢森堡坚决反对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观点及其改良主义的策略，但她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创新性回答，也就不能从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列宁不仅对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作了准确的判断，提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且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具有的五大基本特征，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有力抨击了伯恩施坦，而且还阐明了卢森堡未能回应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根源。正是在对时代变化的深刻洞悉和对时代基本特征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并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率先破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就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问题，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崇尚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认为只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而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宣称每一个罢工者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党员可以不服从党的纪律，不受组织的制约。他们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性、成分复杂的工联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列宁深刻阐释了组织和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也曾将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列宁指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他再三强调党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都需要有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这不仅因为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的反抗以及它和国际资本之间有强有力的联系，还在于“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并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列宁深刻分析了小生产者以及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甚至遭到破产，所以他们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不仅如此，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从各方面包围、浸染和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指出：“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列宁从党员、党和群众的关系、党的政治领导三个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持和巩固纪律的条件。第一要靠党员的觉悟、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第二要靠党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其次也要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要靠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也就是战略和策略正确，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方面，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形成。列宁非常重视理论的意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就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因为它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作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它有15年的丰富实践经验，“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
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这在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为重要。由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党的内部容易出现散漫和动摇，不坚定分子会纷纷退党，因此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加强党的纪律，“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3.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它本身就是群众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的基础。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从设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策略时，绝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列宁认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
针对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借口工会的反动性拒绝到工会中工作，借口议会过时了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斥责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是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共产党人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把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而后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列宁指出，党的义务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教育和训练群众，这不仅仅指的是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还包括落后分子在内的整个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抱怨阶级和群众中的落后分子不觉悟，责备落后工人和落后农民“反革命”，“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左派”共产党人犯这样的错误，“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列宁指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共产党人应该千方百计地和群众建立联系，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列宁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策略：“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
在革命运动的低潮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此时更应该将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争取群众上，要学会用各种方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教育、组织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为未来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
4.建立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建立统一战线与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列宁指出，即使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广泛的国际联系，由于小生产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要弱，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更是如此。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反对坚持出卖原则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否定灵活性的关门主义。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宁指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认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列宁认为：“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同不可靠分子结成的短暂联盟。例如，早期为战胜民粹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正是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党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再如，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但同时从来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过短期的政治联盟；1903—1912年同孟什维克维持在同一个社会民主党内的联盟；十月革命时期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政治联盟等。没有这种联盟，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
马克思很早就告诫过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其他阶级和政党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确保运动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和方向前进，绝不能做运动的尾巴。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他们借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不去积极地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在资产阶级后面蹒跚而行。列宁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5.辩证看待妥协：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妥协的策略，宣称妥协是机会主义的，认为承认妥协就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因而坚决地提出了“拒绝一切妥协”的口号。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得纯粹又纯粹。针对这种幼稚病，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论述了革命与妥协的辩证关系。
革命道路是异常曲折的，国际共运的低潮正是道路曲折性的表现。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的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充满艰难险阻。列宁指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如果事先就拒绝一切妥协，就好像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我们“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这可笑到了极点，因此妥协是绝对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辨别妥协的性质并实施正确的妥协。
革命的妥协和叛变的妥协有本质区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的妥协，如罢工者因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不得不结束罢工，这种妥协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如工联领袖贪图私利，出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列宁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遇到强盗抢劫，我们把身上的所有财物和武器都交给了强盗，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必要的妥协。他指出：“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列宁还指出，在政治上绝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可能会遇到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包治百病的丹药，必须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妥协是有原则的，必须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列宁根据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理指出了妥协的根本目的：“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这为我们判定妥协的性质提供了根本准则。
列宁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有名的理论权威都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社会沙文主义，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妥协，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宣扬“保卫祖国”，挑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歪曲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牧师。从领袖到叛徒，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这种无原则的妥协，第二国际破产了。列宁还指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样，他们“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他们的这种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至于与德帝国主义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强盗的暴力，这种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空喊“不做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的口号，“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政治是一门科学和艺术，为了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应该毫不逊色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列宁指出：“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人为了在低潮时期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应当“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
6.掌握一切社会活动形式，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无产阶级采取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指出，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恶魔的方法”。列宁则把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上升到无产阶级策略原则的高度，他总结历次革命历史的经验后，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不断创造着新的活动形式，统治阶级也会经常变换手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手段，那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指出：“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列宁特别强调了合法斗争手段在革命低潮时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经常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实际上，在热火朝天的短暂革命高潮时期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难的是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反动的机构中、在不觉悟的群众间还能够顽强地、坚韧地、耐心地、不屈不挠地去做长期的革命工作，去宣传、鼓动、教育、组织群众，列宁认为这十分可贵。他认为：“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列宁回顾了党的历史，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运动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他们驱逐了革命空谈家，回到最反动的议会、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正是由于采取了将合法斗争手段和不合法斗争手段结合起来的正确策略，“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不仅保住了而且巩固、发展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核心。
在重视合法斗争手段的同时，列宁又坚决反对将合法斗争绝对化的改良主义。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发展时期，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方式凸显了其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但是随着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取得的成就，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却将合法斗争绝对化，迷恋议会斗争，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点滴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机会主义思潮，他在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和争取社会改良的同时，始终坚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工会、议会、合作社等合法的社会活动形式，采取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并且要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迅速地巧妙地变换策略，有时是多种形式相结合，有时是由一种形式迅速而突然地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
7.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列宁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伴随着这两大任务的两种斗争。第一个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建立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面临着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第二个任务是争取群众，使群众支持先锋队，面临着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列宁还指出这两大任务和两种斗争是国际性的，各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具有普遍性，但又因各国国情不同有其各自的特点，“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
因此，一方面，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又由于国情不同有其特殊性，绝不能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列宁指出：“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列宁精辟地提出了关于革命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重要思想：“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这为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奋力推进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03对各国共产党人的现实启示
革命策略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策略那种策略，本身都要首先迎接和推进革命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进而实现革命的目标。因此，各种策略聚焦于推动革命的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认清革命形势，把握革命规律，综合运用各种革命斗争形式，下大气力加强群众工作，以民生改善工作为引领，努力把广大劳动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上来，引导到建立反对资本主义最广泛的革命联盟上来。同时要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腐蚀。
第一，欧洲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积蓄力量，加强党的建设，深入争取群众，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大困境，法共前主席罗贝尔·于等人就认为，在欧洲，“不管什么类型的共产党，无论其名称如何，无论其参政与否，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其原因或在于指导思想不统一，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或在于深受宗派主义、派别活动、小组习气的困扰，不能团结大多数和争取群众；或在于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或在于其转向“群众性政党”而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等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反而抛弃和背离了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精髓。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西方出现了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群众日益不满和愤怒，甚至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本应该是各国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难得“天时”，但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无力，难以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不得其“人和”，在这大好机遇面前，他们深感自身之轻，难以承受历史之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关于党的建设和争取群众的策略不当，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更谈不上实施正确的策略去争取群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要从根本上摆脱各自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革命化。首先加强党的建设，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性的列宁式政党，然后采取正确的策略不断去争取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一方面要以列宁革命策略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本国国情和新的时代条件，探寻适合自己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既不能丧失原则，也不能僵化死板。
第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以榜样的力量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寄希望于西欧革命迅速爆发，以支持襁褓中的苏维埃政权。但西欧革命并没有如愿爆发，而是在短暂高潮后就沉寂下去，苏俄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红色孤岛。在世界革命推迟到来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采取迂回退却的方式先力求巩固苏维埃政权，搞好本国的建设，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列宁认为，要依靠俄国已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去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列宁还强调，“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争斗”，并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之际，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极为重要。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必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致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才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灯塔。
第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努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尽可能地创造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列宁高度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指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国际主义口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前身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赤裸裸地进行殖民统治，但是他们仍然在采用比较间接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多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要正确处理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积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力求将民主革命进行得充分、坚决和彻底，对内扫清一切封建残余和买办势力，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参考文献：[1]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上、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4]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低潮中的变革与奋进——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共产党的发展趋势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5]姜辉：《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新格局、新特征、新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朱思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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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4 00:16 - 焦典 - 焦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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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5-8 12:29 - 焦典 - 世界格局大变动
  
  

焦典

日防相放言愿为钓鱼岛开战 专家:日本或朝对华强硬方向发展
2020年09月11日 06:35 环球网

　　【环球时报记者 陈洋】据《日本经济新闻》9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当天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视频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有能力也有意图，我们必须非常密切地监视其行为。”河野还放狠话称：“我们准备保卫我们领土的每一厘米，我也相信盟国愿意为钓鱼岛而战。”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这场视频讨论会的主题是纪念美日联盟成立60周年。

　　据悉，河野在视频讨论会上称，自己在担任外相的时候，没有将中国称为“威胁”，而是使用“重大担忧”的表述，但现在担任防卫大臣则必须使用“威胁”。此外，河野还强调，中国近几十年来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大大增加，并正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活动。《日经亚洲评论》介绍说，河野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英语说得较为流利，在美国也拥有一些支持者。虽然他并未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后，表示参加本届首相继任者的竞选角逐，但他却被视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有力竞争者。

　　实际上，自担任防卫大臣以来，河野多次在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发表强硬言论。比如，在8月29日日美防长会谈期间，河野与美国防长埃斯珀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声称一直反对任何以武力片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此前还有消息称他准备乘坐自卫队飞机在空中“视察”钓鱼岛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者王广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河野此番表态表明，后安倍的日本有可能朝着对华强硬的方向发展。河野目前是防卫大臣，从职位本身属性来看，他不大可能在安保方面说软话。此外，河野目前在自民党内外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为了给将来竞选首相做准备，他现在需要积累自身的支持群体，在对华问题上表达强硬立场，有助于获得更多影响力。

焦典

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
2020年09月11日 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罗天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马列主义引进、军事学术思想探讨、对敌宣传、军事情报收集、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队和其他进步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对内翻译引进马列主义及其军事思想

　　抗战时期，解放区存在着三个编译出版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以及中宣部编译局。这些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军事著作，1941年、1942年出版数量最多，以俄译汉为主。

　　第一个重要的红色编译机构是马列学院编译部。1935年红军到达延安以后，更加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来指导抗日战争。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后设立编译部，由院长张闻天兼任主任，编译部配置专职翻译5人：柯柏年、何锡麟、王石魏（王实味）、景林和龚澎（女）。另外有王学文、吴亮平、成仿吾等为兼职译校。编译部翻译出版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军事论著、《斯大林选集》5卷本、《马恩丛书》10卷本以及《列宁选集》18卷本。其中有些书籍可以用来指导战争。

　　第二个重要的编译机构是军委编译处和其后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军委编译处于1938年成立，由曾涌泉领导，叶剑英指导。翻译人员有曾涌泉、何思敬、曹汀、焦敏之、常彦卿等。这是第一个由中央军委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担负着翻译马列军事论著、苏联军事科学著作、战斗勤务教科书和红军条例供我军学习参考的重要职责。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成立后，设立了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它与军委编译处实际上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

　　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了一套《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有十余本，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等。此外，《八路军军政杂志》还设有“译丛”一栏，刊载军事译文16篇。例如，焦敏之所译恩格斯《冲锋》，介绍了两军对峙准备会战时使用的几种攻击方法。

　　第三个编译机构是中央宣传部编译局。1941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设立中央宣传部编译局，柯柏年、张仲实、何锡麟、曹葆华等为译校人员，完成了《列宁选集》20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的出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翻译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指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毛泽东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得以发布，这很可能是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份此类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　

　　对外译介革命理念和军事思想

　　解放区虽然地处内地，但中共突破重重封锁，积极向外翻译、传播中共的革命理念和军事战略思想，告知全世界中国的抗战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共历史、抗战形势及现行政策，在任弼时的组织下，师哲等人将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著作译为俄文，例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等。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给共产国际起草一份报告《中国备忘录》，由师哲等译为俄文，交共产国际的执委们阅读。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师哲参与了口译。后来周恩来的报告译成俄文，发表在1940年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长达5万字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亡国论”及“速胜论”，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决定对《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进行英译，扩大影响范围。抗战时期《论持久战》出现了4种英译稿，除许孟雄和杨刚的译稿外，还有刊登在《译丛周刊》的英译稿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英译稿。

　　杨刚的译文名为Prolonged War，从1938年11月开始，分4期连载于上海英文刊物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此外，《论持久战》英译稿还被编成单行本发行，毛泽东为此写了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并译成英文一同印发。毛泽东写道：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引起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翻译服务于战场上的对敌斗争

　　在战场上，翻译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重要军事情报的获得，离不开翻译。一方面，缴获的日军机密资料会被翻译出来，成为作战参考。1939年，八路军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大量日军文件，其中就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3月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被译为《华北方面的日寇战术》。这些译件为中共制定一些对敌作战方针、原则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另一方面，地下工作者还利用翻译身份，打入日军内部，参与重大的军事决策活动，获取军事机密。

　　其次，八路军对日伪开展战地宣传战时，翻译也必不可少。八路军建立了各级敌军工作组织，运用贴标语、散传单、火线喊话、唱日文歌曲等方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瓦解敌军。1944年5月，由浙东游击纵队敌工部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合办日文《解放周报》，由吉永久寿秀、栗原、田中等翻译，读者对象主要为日本士兵。

　　翻译服务于解放区对外交流

　　翻译也参与了解放区对外交流。从1936年开始，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等陆续深入延安采访，他们对解放区军事政治的新闻报道，向世界宣传了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担任口译任务的有黄华、吴亮平等人。随后，这些记者的著作也大多被翻译成汉语，在国内出版发行，如《西行漫记》等。1944年5—10月，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秦邦宪等参加了翻译接待工作。记者团的访问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在国统区出版发行，如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等。此类英译汉著作多达30余本。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 30多人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陕甘宁边区时，柯柏年、陈家康、凌青、黄华、马振武等承担了翻译工作。

　　抗战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包括刘伯承、左权、伍修权、师哲等。刘伯承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翻译、校译和编译了近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奠基者。他在抗战时期的译著有《现在我军要遂行的卫生勤务》《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与左权合译）、《军队指挥法》、苏军《合同战术（上部）》等。所有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以及隐姓埋名的译者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红色翻译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马汉《海权论》在我国百年翻译与接受研究”（17BYY2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跨学科视角的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研究”（16YJA740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焦典

为现实需要服务，去毛泽东+去列宁帝国主义论+大讲超阶级的军国主义=抗战新史研究  史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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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编纂助力抗日战争研究
2020年09月11日 0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查建国 夏立 陈炼

　　9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新书发布仪式暨座谈会”在沪举行。与会学者就该丛书的史料价值、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发掘文献史料书写抗战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顾问王宗光表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战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通力合作，对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进行整理编纂，并付梓刊行《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丛书。这套丛书以翔实精准的史料，深刻反映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背后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彰显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提出，史料是准确书写历史的重要基础。揭示历史真相，离不开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将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作为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
　　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认为，应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展开文献档案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对历史的见证人进行抢救性调查采访。近年来，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牵头成立的东北抗战遗迹联盟积极开展东北抗战史研究、展示和宣教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直接与间接资料对照研究，准确还原了东北各支抗战力量的行动与贡献，展现了东北抗战遗迹保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加强系统研究 弘扬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继，共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顾问程天权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反抗法西斯侵略奴役、保卫国家的坚强决心。14年的抗战，我们不仅赢得了最终胜利，捍卫了人类和平，而且形成了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表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抗日战争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或被有意无视或被选择性遗忘，导致相关历史记忆被淡化甚至歪曲。对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害性。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三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参与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和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里程碑。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战，同时是为了人类和平正义而战。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展现和发扬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坚持正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信心和勇气，让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重。
　　坚持以史为鉴 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我们应坚定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及其构建的国际秩序，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
　　持续、深入、系统的历史教育是让后人铭记历史教训的重要途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担负着铭记、教育与传承的多重使命。抗战精神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在和平年代弘扬抗战精神是为了倡导和平，面向未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王卫星提出，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人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深刻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近代以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二战后，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战争罪行仍未消除，一些国家和人民仍然在战争中饱受煎熬。因此，我们必须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战争，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

焦典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附书单）

2020-09-04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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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座谈会现场

　　2020年9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主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兼科研管理部主任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和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敏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作者代表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共20余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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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书中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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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致辞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出版缘起，从2005年开始讨论立项到2019年底出版，历经14年，抗日战争打了14年，写这部抗战史也花了14年。王建朗指出，八卷本的作者都是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每卷作者在自己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均有所创新，力求反映最前沿的内容。特别遗憾的是，主编步平先生和第二卷作者荣维木先生在书未正式出版前先后去世，这套书是对两位最好的纪念。从全书架构上来说，该书在内容上比过去出版的若干抗战史更为全面，既对战时军队本身做了专门研究，还设置专卷系统展示了沦陷区和伪政权的情况，这是过去抗战史研究关注不太多的地方。战后处置与战后遗留问题和战时中国的外交也各有一个专卷书写。他认为，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于，讲抗战不仅讲战争，也讲清楚抗战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对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该书写作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全民族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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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史》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书影

　　王建朗指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这套书对抗日战争军事资料的研究应该会有非常大的推动。过去我们经常为资料而苦恼，现在有了抗战文献平台，有了这套书，查找资料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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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致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一个出版人，有责任把最新的研究进展和最好的研究成果出版出来，与全社会分享。他认为，好的作品是研究者、学者和专业的学术编辑共同打磨、互相融合做出来的。“编而优则研，研而优则编”，编辑和研究者、学者之间身份是可以自如转换的，要能做到这个程度，才能有好的成果奉献给社会和国家。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这样的大型丛书也充分展示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一个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学术出版社所应该做的事情。“十四五”时期，社科文献力争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专业学术出版平台。

　　《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优秀学术成果，其中《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第一批成果之一。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兼科研管理部主任杨艳秋介绍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评审和出版情况。她指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筹指导全国的史学研究，凝聚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的前进。为此，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推进管理机制创新，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另外也积极推进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包括中文学术出版资助和学术外译项目两大类，希望能推动更多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学水准，反映中国历史学前沿的学术精品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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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史》作者代表、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发言

　　在作者代表发言环节，《中国抗日战争史》作者代表、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特别重大。他举例说，我们常常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局部抗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凤凰涅槃的转型，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事实上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个转型过程。他认为，现阶段抗战史研究还远远不够，和研究民国史一样，研究国民党必须研究共产党，既要研究国民党北伐、国民革命，也要研究之后的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研究抗战还需研究日本。抗战史的研究面向很广，抗战对中国人的精神提升非常重要，对于民族复兴，它的精神作用不可忽略。从学术上来讲，抗战研究一定是中国学术的富矿，至少30~50年之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受关注、最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他呼吁，中国史、世界史学者携起手来，全方位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不仅对中国历史、中国抗战史研究是个发展推动，对整个亚洲史、世界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也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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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主编、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敏发言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敏在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的出版为抗战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资料根基。她选取其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介绍，资料集中有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资料，主要选编抗战时期的版本，而不是后来的排印本。

　　另外，本资料集还注意收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左翼人士和其他相关人士对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论述，对比国民党方面关于游击战的相关论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想的影响力和科学性。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指示精神，项目组也非常注意搜集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出版物，比如反映人民军队建设的《部队的文化学习与文娱活动》《战时的政治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向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大会太行会议的工作报告》等，希望通过资料集的出版，推动根据地史的研究走向深入、系统。

　　关于国民党的资料，资料集选编的重点是比较稀见的反映国民党军政和军情的机密资料，尽量客观反映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作战的历史面貌。这些出版物上，很多标有“机密”或“极机密”字样，在当时都是内部印刷品，史料价值非常高。另外，还有存世很少的有关日本军情介绍的内部出版物。

　　在学者交流环节中，与会学者和作者就这两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及如何进一步推进抗战史研究展开了讨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指出，抗战史研究，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史研究比之前更为深入，突破了以往的很多研究禁区。抗战史研究，现在有个大概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从各个方面来讲，怎样能够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框架，这是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他认为，任何历史研究，特别是从研究到传播这个过程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四个字：提炼、概括。所谓提炼即是从无数众多的事情里，把最重要的那些点或要素找出来。所谓概括即是需要用很简单的语言把最重要的东西叙述出来。只有在史学这个行当里的人会说“一字千金”，历史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提炼和概括。历史研究工作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把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推向社会。在信息化时代，怎样把正确的信息、新的研究成果向外传播是当下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教授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显示出当前抗战史研究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积淀。这书的特点有三：全面、系统、有创新性。以前我们讲中国抗日战争史很少讲社会，这次专门有一卷讲的是经济与社会，而且涉及民众生活，涉及社会动员。更有意义的是，有一章专门讲“民族认同”。最后一卷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深化对抗战史的认识非常有帮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给予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高度评价，他认为，该书是目前大陆学术界有关抗日战争方面资料最全、各方面专题研究最深、最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学术著作。他指出，学术研究的左右两轮，一个是史料，另一个是在史料基础上的研究，两轮共同运转，学术就往前发展了。他建议，在100卷军事资料集基础上，继续出版更多的资料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强。他建议，在抗战史专题研究已经做得很深很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通史著作的撰写与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的出版，标志着大陆学者研究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在研究资料方面，抗日战争史的资料浩如烟海，编者能在这么多的资料中精心地比较、挑选出来这100册，工作量非常大，很不容易。她同时认为，学者做研究既要有高度、深度，也应该通俗易懂，也应该做一些雅俗共赏的研究，抗战研究也要大众化，不能总是阳春白雪。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指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其实还有很多很有价值、很重要的资料躺在档案馆、图书馆里，史料的公布实际是引导学术发展的进步。比如前几年大家排着队去胡佛研究所抄蒋介石日记，几乎成了一种“史学行为艺术”，这就说明史料的重要和学者对史料的重视。在史料公布和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抗战史料、近代史料的整理发布，给研究者提供方便。

　　黄道炫研究员提到，他大概在2014年年中参加这个写作，当时要求是2015年初交，大概就是用半年时间完成写作，因此这一部分还有进一步的修订和拓展空间。 同时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责编指出了很多注释上的问题，对书稿的修改很有帮助。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指出，整个抗战史的研究具有世界性，应该更加开放，整理公布更多的资料，并多加利用。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金以林指出，20世纪以来，抗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很重要的一点是史料的开放。研究是无尽头的，抗战史的研究肯定是要进一步推动和加强，而把史料研究做好，进一步培养好新的研究者、接班人，进一步地推动抗战史研究，相信未来会有前途。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综合处处长杜继东指出，近代史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部重要成果，学者、出版社相互支持、促进，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出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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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嘉宾合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的出版，对于纪念抗战英烈，弘扬抗战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深入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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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书目

　　通史研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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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8卷）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2019年11月出版/1580元

　　ISBN 978-7-5097-8253-8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而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

　　史料汇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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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编

　　金以林 罗敏 主编

　　2020年3月出版/69800元

　　ISBN 978-7-5201-6352-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记录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抗战历程，呈现全民族抗战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特编辑这套影印资料集。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内部文件为主，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与思考，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标有“极机密”字样的内部印刷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资料集以抗战军事为核心，但不拘泥于作战过程本身，还包括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作战总结、对日作战战术、机密军情文献、军政文献、国防战略思想等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内容。全书内容丰富，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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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2020年9月出版/29800元

　　ISBN 978-7-5201-6176-3

　　为落实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抗日战争研究中长期规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二档馆所藏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量较大，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资源、交通、农业、经济建设、社会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等，分散在100余全宗1800余卷中。本书所选资料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于1913年至1943年间在中国各地调查所得。调查范围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华中蔓延，直至全中国。全书含近2.5万页档案资料，按其调查机构分册梳理，即分满铁及其庶务部调查课、调查部、调查局、产业部、经济调查会、北满经济调查所、北支事务局调查室（部）、北支经济调查所、铁道总局等册，是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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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全6册）

　　〔日〕近藤昭二 王选 主编

　　2019年7月出版/4980元

　　ISBN 978-7-5201-4722-4

　　本书由近藤昭二、王选等搜集并整理，有利于进一步披露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所搜集到的有关731 部队的细菌战档案资料和1994 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以及2007 年1 月IWG 公布的10 万页日本战争犯罪档案资料，就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的意图、研制、实施等问题展开研讨。同时，对战后盟军的调查、美苏两国的博弈、美军接收的有关细菌战资料的下落以及日本国内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追索新动向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的追踪调查。资料中还包括细菌部队有关人体实验的报告等，揭露了日军的残忍暴行。

　　中文专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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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

　　齐锡生 著

　　2020年8月出版/138元

　　ISBN 978-7-5201-6685-0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不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西方强国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四年中，帮助中国从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这个变化如何产生？其过程有怎样的特色？中美两国处理同盟关系的基本态度有哪些不同？二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对于同盟关系的效率产生何种影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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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

　　吴敏超 著

　　2020年5月出版/89元

　　ISBN 978-7-5201-6616-4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处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汪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并立的复杂状态。本书利用海峡两岸大量一手档案，力图从军事史、政治史和社会经济史各个层面，展现中共抗日力量在华东敌后的崛起、发展和坚持，以及全面抗战前期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兴起和战争中后期的走私、疲沓与各自为政，呈现战时华东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性变动和诸多日常性面貌，考察芸芸众生在严酷的战火中应对苦难、努力生存的生命历程。

　　译著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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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全2册）

　　〔日〕小熊英二 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2020年8月出版/198元

　　ISBN 978-7-5201-6401-6

　　本书运用了庞大的史料，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考察了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言论，梳理了日本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的变迁，对左、右翼思潮对“民主”、“爱国”的表述进行分析，论述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特点。本书史料几乎涵盖了日本战后所有的政治学者、政治党派、政治运动的观点，不仅探讨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涉及了宪法问题、旧金山媾和、战后史学运动、战后教育运动、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领域，是全面了解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发展、流派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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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之外

　　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魏舒歌 著

　　魏舒歌 李松蕾 龙伟 译

　　2020年5月出版/79元

　　ISBN 978-7-5201-6325-5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抹不去的一道伤疤。当多数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山河沦丧时，却不知战火已然在新闻界弥漫。本书是第一本全面研究中国政府在中日危机与战争初期，同日本争夺话语权的专著。作者通过租界区英文报纸着重考察了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宣传资源极其匮乏、政府派系纷争不断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国际宣传系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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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给中国的飞机

　　飞虎队的诞生

　　〔美〕尤金妮·巴肯 著

　　张洁 译

　　2020年4月出版/69元

　　ISBN 978-7-5201-6181-7

　　一部打破神话的历史学佳作。美国的援助如何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历史被双方的诸多神话所围绕。……尤金妮·巴肯详实说明了战时的商业动机和政治操纵如何影响了中国空军部队的发展。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有力的、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的叙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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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

　　〔日〕川田稔 著

　　韦平和 译

　　2020年2月出版/59元

　　ISBN 978-7-5201-6005-6

　　日本陆军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推翻了一直推行国际和平协调外交、在国内也比较稳定的政党政治。它是怎样逐步走向侵华战争，然后对美开战，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领导这个时期日本陆军的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军事构想？本书的焦点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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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异化

　　日本陆军史（1878～1945）

　　〔日〕户部良一 著

　　韦平和 孙维珍 译

　　韦平和 审校

　　2019年5月出版/59元

　　ISBN 978-7-5201-4668-5

　　在明治时期因军纪严明、遵守国际法等而在国际上受到很高评价的日本陆军，却在昭和时期因虐待俘虏、杀害平民等而臭名昭著。曾经走在时代前列的日本陆军为什么会异化成反现代的象征呢？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户部良一以“现代化”与“异化”为关键词，力图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解明这一谜团。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详细介绍了1878～1945年日本陆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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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

　　日军士兵战地日记

　　〔日〕小野贤二〔日〕藤原彰〔日〕本多胜一 编

　　刘峰 译

　　ISBN 978-7-5201-5714-8

　　2019年11出版/88元

　　本书收集了参加南京大屠杀的19名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这些日记都是日本军人自己书写的阵中生活及战争、行军情况，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日本军人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应征入伍，到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心灵历程，再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残酷的历史。

　　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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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

　　中日战争何以爆发

　　汪朝光 于铁军 主编

　　2020年5月出版/118元

　　ISBN 978-7-5201-6500-6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项目，力图通过中日学者共同考察中日关系的历史，就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原因及背景，以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达成一定共识，然后在双方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基础上梳理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就未来中日合作关系进行探讨。本书为该项目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汇编，计有中方学者执笔的七篇文章和日方学者执笔的八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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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2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

　　2019年5月出版/298元

　　ISBN 978-7-5201-4588-6

　　2015年10月24～25日，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山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参会，提交论文80多篇。本书即为此次研讨会论文选集。

　　策划：石 石

　　编辑：路 红

　　审校：宋荣欣

焦典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
2020-09-11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0年9月11日总第529期 作者：本报记者 孙美娟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深入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史学理论学科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任务和使命。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有何新进展？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过程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吴英。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有哪些新进展？

　　吴英：在国内史学界，史学理论概念有多种内涵。广义的史学理论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在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别成为一级学科后，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别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二级学科。较狭义的史学理论不包括史学史学科，它包括以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本体论、以历史学者如何研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认识论，以及以各种历史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方法论。最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是指历史认识论研究，它同研究历史本体论的历史理论相区别。

　　广义的史学理论研究在近些年取得了不少进展。历史理论研究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就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做出探讨；史学理论研究对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语言的建构性质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在更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有关历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现当代史学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逐渐扩大影响，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讨；外国史学史研究在关注西方史学现当代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史学发展史和史学家研究。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回答史学实践中提出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都是在各自研究领域进行的创新性研究，都对各领域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主要有哪些？

　　吴英：就广义的史学理论而言，目前史学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由从事史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做出的，该领域的学者数量和成果质量都表现出不错的发展态势。相比较而言，狭义的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无论是从学者数量还是成果质量看，都相对薄弱。史学理论研究人才匮乏是制约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最大瓶颈。

　　狭义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学术与现实后果，为人诟病的历史研究碎片化就是其表现之一。发展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已经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紧迫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我国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

　　吴英：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发展，最关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学。当历史学没有理论创新、从业者缺乏理论兴趣，其发展前景是令人担忧的。令人欣慰的是，狭义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已逐步受到学界重视，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门新设历史理论研究所就是试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培养一批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理论研究人才。要在学术争鸣中彰显理论的魅力，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学习理论、研究理论，进而推动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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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史学理论大盲区 三大形式到五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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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2020年08月03日 07: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深入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史学理论学科而言，同 ...

2020-8-7 18:05 - 焦典 - 焦点时评

焦典

王晴佳 张旭鹏：《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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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

王晴佳 张旭鹏 主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198.00元

978-7-5201-5252-5

目  录

　　第一部分：人物

　　后现代史学先驱：米歇尔·福柯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

　　叙述和经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历史、时代与人性：约恩·吕森

　　将欧洲地方化：迪佩什·查克拉巴蒂

　　冲突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

　　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

　　第二部分：派别

　　观念史和思想史

　　史学史

　　女性史与性别史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

　　世界史/全球史

　　大历史

　　环境史

　　情感史

　　身体史

　　第三部分：焦点

　　历史距离

　　历史时间

　　历史记忆

　　学者角色

　　“后叙述主义”探求

　　人类世

　　动物转向

　　后人类境况

作者简介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比较史学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与Georg Iggers和Supriya Mukherjee合著）；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外国史学史》（与李隆国合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思想文化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出版著作《西方文明简史》(2011)、《文化理论研究》(与何平合著，2014)，在History and Theory、Rethinking History、《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到今天，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和研究范围上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本书从“人物、派别、焦点”三方面入手，描述、分析和讨论这些变化，突出了这一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之间的不同，从而为中国学界提供一部内容新颖、架构独特的著作。本书的这些史学新潮反映了当代史学所面临的挑战，而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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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根本问题:世界资本主义腐朽性 纪念沃勒斯坦逝世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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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逝世一周年｜温铁军 黄平 汪晖 刘健芝等撰文 汪晖 刘健芝等 · 2020-08-31 · 来源：Global U 不能不重提的问题是：今天人类深陷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毁灭?共产主义的 ...

2020-9-2 17:39 - 焦典 - 焦点时评

焦典

安倍力推日本导弹防御新方针：中俄朝均为潜在目标
2020年09月12日 11:18:00
来源：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9月12日报道 据时事社网站9月11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在卸任前发表安全保障政策方向性谈话。就有关阻击导弹的新方针，安倍称：“将与执政党协商，在今年年底前拿出政策，以应对我国周边不断严峻的安全环境。”

据相关人士透露，安倍对年底前就相关安全政策拿出结论抱有相当强的意愿。虽然自民党所谓要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的主张能否得到承认，要交由下一届内阁来判断，但在卸任前显示一定的方向性，目的在于阻止结论搁浅。

另据法新社东京9月11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称，日本必须加强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考虑到这个国家限制军事能力的和平宪法，这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争议的议题。

报道称，安倍在任期最后几天发出这样的号召，分析人士说，这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在一份声明中，安倍警告说，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严峻。他提到了朝鲜构成的弹道导弹威胁。安倍还提出了日本能否单靠导弹拦截系统就足以保护自己的问题。

安倍说：“我认为，有必要增强威慑，以进一步降低用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对日本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为了吓阻此类攻击，安倍政府已考虑采取新的导弹政策。

安倍坚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在“宪法范围”之内且符合国际法。

他说：“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完全不会改变。”

但是，日本获得攻击能力的可能性，即便是使用威慑和防御的措辞，仍是富有争议的。

又据路透社东京9月11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宣布辞职的几个月前启动了一项政策改革，可能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为打击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陆地目标制订计划。

报道称，目前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使命是在空中和海上拦阻攻击者。这项政策调整将指导自卫队制订打击敌方陆地据点的计划——这个任务需要采购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

如果下一届政府采纳这项政策，将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军事立场的最重大转变之一。它体现了安倍长期推动的强军目标，也反映出东京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的担忧日益加深。

日本前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说：“我们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强调过这一点，但我们做出的安全选择就是因为中国。”

报道称，安倍今年6月指示负责防务政策的高级官员提出自民党对自卫队建设的建议，其中包括发动对陆攻击或打击的计划。

包括前防卫相稻田朋美在内的两名内部人士表示，如果该提议被纳入修订后的防务战略，就将成为政府的政策。

稻田朋美告诉路透社记者说：“我认为自民党内部对此没有太多反对意见。即使新首相上任，这个方向也不会改变。”


安倍领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周五举行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该机构将在年底前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曾任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的河野克俊说，美制BGM-109“战斧”巡航导弹将成为对陆攻击武器的选择之一。该导弹可打击距离2500公里的目标。

报道称，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下届政府将需要在12月底防卫省提交年度预算申请之前，完成中期采购计划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有关修订防务战略的承诺。

该提议可能会遭到自民党执政伙伴公明党的抵制。公明党担心此举会激怒中国，并威胁到日本的和平宪法。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说：“这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并加剧紧张局势。这在技术上很难推行，需要巨额投资。新首相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