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跌入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陷阱 达沃斯论坛2018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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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的中长期影响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宇燕 时间：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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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全球经济持续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被称为“结构性低迷时期”。其背后的原因来自多方面，既有全球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的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双刃剑”的影响，等等。展望未来，未来5年世界经济很可能维持中速增长，间歇出现波动在所难免，并且不排除未来两年内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至今余波未了。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迅速采取降息和扩大政府支出等对策。当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或掉入“流动性陷阱”时，主要发达经济体史无前例地实施了所谓“数量宽松”政策，即央行通过购买资产方式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数量宽松政策在挽世界经济于既倒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并未根本解决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甚至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在经历了2010年的“强劲”反弹之后，2012年至2016年间的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中低速增长时期。鉴于这一略微低于长期平均增速的成长率是在超级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条件下取得的，故有经济学家称此时段的世界经济处于结构性低迷时期。

☞ 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的主要表征

何为结构性低迷？结构性低迷体现在哪些方面？具体来说，其症候在下述经济指标上得到充分反映出来。第一，发达国家的增速从2010年的2.3%降至2016年的1.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同期从7.5%逐年递减至4.3%，两大国家组之间的增长速差持续缩小。第二，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普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1980年至2008年间全球CPI年均增长13.2%，2009年至2016年间年均增长3.5%。第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下降，主要新兴经济体总体失业率同时下降，同期全球劳动力工资增长迟缓。第四，世界贸易增速在2013年至2016年间连续4年低于经济增速，结果导致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五，跨国直接投资复苏步履蹒跚，跨境资本流量占全球GDP比重也大幅下滑。

从长期视角看，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同样反映在如下领域：一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劳动生产率处于战后增速最缓慢的时期。二是发达经济体利率处于超低水平。三是发达国家资产价格上涨迅猛并和经济增长业绩严重脱节。四是全球非金融机构债务屡创历史新高，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总量接近全球GDP的245%，其中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急剧增长后居高不下，而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债务增长的同时企业债务亦达到了较高水平。五是大宗商品价格在2008年大幅下跌后波动不已。

☞ 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的机理分析

分析起来，过去5年全球经济之历程如此走过，其背后主要机理大致如下。首先，全球有效总需求不足。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其增长速度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2011年至2015年间，全球资本形成和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2.1%，大大低于2003年至2007年间增长率。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投资增长减速，也包括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或制度惯性导致的技术扩散缓慢，亦包括信息技术扩散引起的生产率繁荣效应消退，还包括全球价值链扩展减缓和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等等。第三，技术进步“双刃剑”效应日趋显著，主要表现为在提高某些部门或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对其他一些部门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与财富的差距。据IMF估计，发达国家工薪收入比重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技术进步。第四，尽管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下降，但美国等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力质量提升或人力资本积累却不尽如人意，就业岗位空缺数一直居高不下。第五，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加大，全球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居0.7以上。这一方面抑制了普通大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社会政治后果，成为当今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第六，被有些人称之为“有毒组合”的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高资产价格并存，表明被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相当大部分并未如愿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资本市场甚至是高风险领域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同时也表明部分低成本资金被用来维持低效甚至是僵尸企业的生存，从而造成资源错配。第七，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加速。直接后果就是加大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安全网的诉求，社会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就业人口年龄增长到50岁后劳动生产率亦开始下降，也使贫困人口提升生活水平和技能变得更加困难。此外，还要关注的是，原油价格波动除了受经济增长态势等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到美国对页岩油气巨额投入导致的供给增加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互动更为明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所在。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提速，具体分析来看，其背后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近年来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积累效应开始不断释放。其二，与实体经济绩效相脱节的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表明了市场信心的恢复，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财富效应。其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虽已出现泡沫但金融部门杠杆率较低。其四，特朗普政府减税议案对市场信心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五，处于史上最高水平的全球债务其扩张势头开始减弱且部分主要经济体杠杆率出现下跌迹象。其六，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的增长给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提振了信心。其七，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利用催生了诸如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相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其八，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贸易与投资并未因保护主义升级而踟躇不前。其九，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并开始回升为资源输出国带来了福音。此外，全球地缘政治热点尽管此起彼伏但总体而言还是被控制在了一定水平或范围之内。

☞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展望

展望未来，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主要变量，也主要和以上提及的各点密切相关。从积极面看：一是已经提速的全球复苏具有一定的势能。二是随着货币政策逐渐回复常规状态，政策工具运用空间亦会扩大。三是主要经济体内部本轮政策调整的效能将逐步显现并给全球带来溢出效应。四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发与运用有可能对潜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意外收获。五是2017年全球制造业增长明显提速，三季度增速达到4.5%，为过去5年的最高值。这些因素都具有积极效应。

从消极面或挑战看：一方面，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非洲、南亚等地区人口增速趋势难以扭转；另一方面，对技术进步这把“双刃剑”能否足够强大到推动潜在增长率显著提升一直存在争议。此外，在全球高杠杆且复苏提速根基不甚牢固局面下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对决策者提出了极高要求，加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方兴未艾并将持续威胁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经济体之间综合实力进一步接近可能会加大全球治理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间政策的协调难度，这些因素对未来5年全球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总之，综合分析以上诸多因素的权重及变化态势，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未来5年世界经济很可能维持中速增长，间歇出现波动在所难免，并且不排除未来两年内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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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西方左翼的反抗——从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看西方左翼思想发展新动态金梦 · 2018-01-11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年第10期

　　自特朗普2017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以来, 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反抗特朗普政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广泛乃美国数十年之未见。不断加剧的抗议活动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尖锐矛盾, 妇女、生态、种族、移民等问题成为抗议者的主要聚焦点。因而, 如何分析特朗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冲突, 并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效路径, 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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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以“反抗:战略、策略、斗争、团结与乌托邦”为主题的左翼论坛集中反映了西方左翼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正如论坛组织者所声称的, 虽然当下抗议活动的直接诉求是反抗特朗普及其危险的、反动的政权, 但抗议活动存在超越特朗普、将斗争矛头指向产生这一总统的制度本身的可能。全体会议的多位主题发言人表示, 妇女、种族、移民、生态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 特朗普并非始作俑者。产生这些现实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特朗普政权仅仅是这一制度的延续者。因而, 应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着手寻找现实出路。旧的所谓“合理的、负责任的”剥削体制已经破裂, 持续的抗议活动见证了左翼力量的壮大。

　　左翼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特朗普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以及左翼反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一直是国外左翼学者的热点议题。左翼学者一致认为, 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对现实有重要影响。

　　2017年恰逢《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光辉巨著, 《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成为国外左翼学者的重要关注点。学者们不仅重点探讨了《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还从多角度探讨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他们一致认为, 时至今日, 《资本论》仍然提供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科学和最有说服力的分析与批判工具。从蒸汽时代到当代由自动化生产和数字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时代, 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 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改变,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提到的诸如剩余价值剥削、异化劳动、失业、两极分化等资本主义顽疾, 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突出问题。在特朗普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异常激化的背景下, 很有必要对《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探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列举了《资本论》的三点现实价值。第一,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剥削隐蔽性与欺骗性的揭露, 有助于大众认清当代因金融创新而更加隐蔽的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第二, 《资本论》分析与批判的过度劳动问题, 已成为21世纪劳动者普遍面临的现实压迫。据2008年哈佛商学院一项针对美国数千行业的调查显示, 94%的劳动者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 其中有一半人工作时长多于65小时。而在金融领域, 两所大型投资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工作人员每周工作多达120小时, 并在4年后开始出现如压抑、焦虑, 免疫系统疾病, 创造力和判断力衰退等精神疾病问题。第三, 马克思从制度层面揭示失业现象的根源, 为当代提供了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加以缓解, 却致使危机日趋严重。《资本论》表明, 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产物, 只有废除这一制度, 才能根本克服危机。在当代, 异化劳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罗格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南茜·霍姆斯特姆 (Nancy Holmstrom) 指出, 《资本论》继承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但克服了其早期的抽象人本主义分析路径, 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 更深刻地揭示了异化劳动现象的经济根源。此外, 霍姆斯特姆还依据《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 探究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她指出,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资本积累, 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为资本家不会将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偿或者低薪的照料工作作为公共产品, 否则会导致利润大幅削减。同时,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生, 资本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得不到缓解。一些环保主义者提倡更简单的非增长式经济是正确的,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左翼学者、《卢森堡全集》总编彼得·胡迪斯 (Peter Hudis) 指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暗含了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预测。它表明, 想要超越资本主义必须根本破解人类具体劳动为抽象劳动所统治的生产逻辑。《资本论》隐约提供了一种概念化的基于照顾、培养和爱的新型劳动———情感劳动。这种劳动由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 劳动者自己决定怎样生产、分配、消费社会总产品。当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随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束而消失时, 情感劳动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扮演重要角色。许多左翼学者认为, 较之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中叶, 《资本论》对当前反抗资本主义的实践更具指导意义。现在, 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学习《资本论》, 试图反抗资本主义。原因在于:第一, 《资本论》为当代年轻人提供了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资本论》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运行规律, 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失业、阶级压迫等问题产生的根源, 有助于年轻人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第二, 《资本论》是当代年轻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宝典。《资本论》能够启迪无产阶级如何运用自身优势对抗资产阶级, 实现自身的解放。第三, 年轻一代自身正承担着沉重的生活负担, 《资本论》批判的资产阶级压迫让他们有切身的现实体会。

　　150年前, 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科学分析,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今天, 随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的日趋凸显, 《资本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具有现实价值, 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的书展特别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关于《资本论》的新近著作。如法国学者雅克·比岱 (Jacques Bidet) 的《探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经济与政治的维度》, 阿根廷学者吉多·斯塔罗斯塔 (Guido Starosta) 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法与革命主体》, 英国学者本·法因 (Ben Fine) 等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六版) 》, 德国学者米歇尔·海里希 (Michael Heinrich) 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导读》, 以及美国学者大卫·史密斯 (David Smith) 的《图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总体而言, 《资本论》受到了左翼学者的普遍关注, 但也不得不指出, 一些学者的主张带有空想色彩和曲解意味, 这是我们应当分析和明辨的。

　　左翼学者对于在21世纪的自动化时代, 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也给予了关注。他们提出运用当代语言、借助多媒体、走向和联合工人等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学者运用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理论以及地缘政治学理论解释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及其矛盾。还有学者建议从葛兰西著作中汲取当代左翼可资借鉴的战略和战术。总之,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顽疾, 左翼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深刻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 充分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提出了较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　　

                                                              二、特朗普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2016年美国大选堪称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选举, 普遍不被西方政界和主流媒体看好的地产大亨特朗普的胜选引起了美国乃至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自胜选结果揭晓以来, 美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民众的抗议、冲突不断。“特朗普现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因而也成为国外左翼学者的热议话题。

　　特朗普曾在多种场合抨击美国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 资本主义制度为何会选出看似“反资本主义”的特朗普?特朗普的当选究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还是对这一制度的延续?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 (David M.Kotz)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迈克尔·赫德森 (Michael Hudson) 及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佩罗曼 (Michael Perelman) 等学者普遍认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是特朗普当选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取代凯恩斯主义主导美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使少数资本家迅速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 导致了200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愈演愈烈的经济停滞, 并正在摧毁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面临工资持续减少、失业风险增加、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生存危机, 形成了支持特朗普的土壤。同时, 学者们认为, 由新自由主义危机引起的大众的“阉割性焦虑”、仇富心理和威权主义思潮的影响等社会心理因素也是促成特朗普现象的原因。进而, 大卫·科兹指出, 特朗普政权的实质是右翼民族主义。当两党无法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时, 右翼民族主义异军突起, 它将国外势力与移民者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 通过强调民族主义、仇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被认为有利于美国复兴的复仇主义, 试图挽救资本主义。但特朗普政权却难以改变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现状。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 通观政府当局的人员构成及政策实施, 新自由主义色彩不是被削弱, 而是被强化了。特朗普政权仍然为少数大资本家服务, 其施政纲领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 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更挽救不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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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学者分析了特朗普政权可能引发的后果, 并指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之道———社会主义。他们从国内和国际角度阐述了特朗普政权的危险性。从国内看, 特朗普政权将通过对工人、受种族压迫的人、移民、妇女、同性恋群体、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权利的侵犯, 为跨国银行与企业牟取巨额利益。选举权、工会与公共服务系统将成为他们攫取公共财富的目标。从国际看, 为了追求世界霸权而发起的战争与攻击将全世界人民带到了核战和环境灾难的边缘。通过深刻揭露特朗普政权的危害, 左翼学者们一致相信, 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开辟一条能够保障所有受压迫群体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在根本上克服危机, 建立公正美好的新世界。左翼学者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 包括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和全民工作保障, 设立公共银行和工人合作社, 以及回收矿物燃料公司资源以资助再生能源发展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美国的目标, 在现阶段, 一是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受压迫群体和他们的左翼、中间派政治代表结成的政治联盟, 二是需要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

　　此外, 许多左翼学者还从妇女、生态、种族、移民问题等多个角度具体探讨了特朗普时代的现实矛盾及其解决路径。有的学者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实, 并强调, 妇女问题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 妇女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 应从性别与阶级的双重视角寻求妇女解放之道。有的学者分析了当前的气候变化危机及特朗普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实质, 并指出了解决路径。面对气候变化危机, 左翼学者们认为, 现阶段左翼应立即发起大众的、全球性的、非暴力的气候动员运动以挑战特朗普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 积极推动绿色新政。但他们强调, 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气候变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可能消除危机。超越资本主义, 建立民主的、联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关于种族问题, 有的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讨论了种族问题及斗争策略, 认为特朗普政权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白人至上主义, 黑人等少数族裔处在被剥夺财产、国家暴力和与日俱增的死亡境遇中。当今种族运动应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黑人应在跨种族、跨国家的阶级斗争中发挥强大作用。同时, 当今的所谓“非法移民”问题也备受左翼学者关注。左翼学者指出, 不公正的全球经济秩序和种族主义是导致移民问题的罪魁祸首, 而国际难民危机则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的产物, 美国应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8) 。

　　总之, 国外左翼学者在分析与批判特朗普政权时, 并没有局限于“特朗普现象”本身, 而是将斗争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正如美国社会主义活动家辛西亚·阿鲁兹 (Cinzia Arruzza) 指出的, 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 更关乎整个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妇女、生态、种族、移民等领域一系列危机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政权仅仅是加剧了这一危机。当今整个世界正处在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危机中, 国家暴力、白人至上主义、仇外主义、男权主义、生态恶化、政治对立及底层斗争在危机中不断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在给资产阶级带来富有和自由的同时, 也给无产阶级带来无尽的贫穷和受压迫。这种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必将取而代之。如前所述, 面对资本主义的重重问题, 左翼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 但在他们看来, 这些斗争并非相互孤立, 而是统一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　　

                                                                             三、左翼反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自2016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以来, “反抗”已成为特朗普时代的“新常态”。不仅在美国各大城市, 全球还有20多个国家中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全球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对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一系列过激言论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声。目前, 全球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和扩大, 抗议主题多元、参与广泛、方式多样, 左翼力量在抗议活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左翼学者就当前左翼反抗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着30余年抗争经验的美国社会活动家考夫曼 (L.A.Kauffman) 认为, 当前的反抗活动较之以往, 无论是规模、主题, 还是参与群体上都更为广泛和丰富, 但斗争主题的分散与组织中心的缺失, 是目前反抗运动的主要问题。还有学者指出了左翼反抗目前面临的三点挑战:一是斗争矛头的错置。国家的收编策略导致许多反抗特朗普的左翼力量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瓦解。反抗者仅站在民主党立场反对特朗普政权本身, 并未认识到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缔造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矛头所在。二是对替代性方案的忽视。有学者指出, “反抗”一词, 不仅仅表示对某种事物或行为的拒绝, 同时还包含对未来前景的设想。当前的反抗运动只注重对特朗普政权及其主张的反对, 却没能提出足以改变现状的替代性方案。三是反抗力量的分散化。由于反抗主题的广泛和反抗群体的多元化, 各种反抗力量没能联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中心。还有学者以2012年加拿大“枫叶之春”运动以来的反抗运动为例, 探讨了加拿大左翼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即如何在自由党主导的紧缩政策和极右派多种政治强力的冲击下组织力量作出积极的反抗回应。

　　在清楚认识目前左翼反抗的不足与挑战的基础上, 左翼学者们重点探讨了现阶段左翼的应对策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他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策略:第一, 引导大众认清斗争对象。左翼人士保罗·斯里克 (Paul Sliker) 指出, 引导大众将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是当前左翼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大众中仍有许多人不能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 他们希冀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诉求的做法是徒劳的。左翼需要让大众明白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 认识到只有超越资本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 才能在根本上克服危机。还有学者指出, 帝国主义政策是特朗普政权及其一系列民族主义主张的重要支柱, 美国国内的左翼反抗同时要把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作为斗争目标。第二, 组成反抗的统一战线。左翼学者就反抗中各种左翼力量应怎样超越种族、性别、年龄差异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 共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们认为, 特朗普时代大众面临的妇女、生态、种族等领域的种种困境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相互交织、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这些困境的共同根源。左翼应致力于发起集体性的全民反抗运动, 联合所有反抗力量统一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 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第三, 使年轻人成为反抗主力。学者们认为, 美国千禧一代正崛起成为左翼反抗的中坚力量。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阐述了年轻的反抗者争取和运用政治权力打击右翼, 影响美国政治进程的必要性, 并探讨了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反抗意识与领导力, 如何让学生主导的对自身现状的反抗发展为公共诉求并与父母、教师、社区联合, 以及怎样建立一种学校、社区主导的民主运动以挑战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此外, 论坛还就诗歌、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在左翼反抗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许多学者还回溯了美国上一代左翼反抗的历史, 参照了印度、拉美、中东等地的反抗现实, 探讨了从中可供学习的反抗模式及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四、简评

　　以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为阵地, 国外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深刻揭露了“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当前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根源, 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可替代性方案, 并从实践层面具体探讨了现阶段左翼反抗的策略及未来发展规划。左翼学者们将左翼反抗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 明确了斗争方向, 凝聚了左翼力量。

　　但不得不指出, 左翼人士成分混杂, 思想各异。就如纽约左翼论坛的参加者那样, 其中有不少民主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及政治激进分子等,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各异。我们应加以辩证分析和对待。同时, 左翼活动存在实践方案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左翼学者都一致强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 提出了替代这一制度以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方案。但由于左翼人士的成分混杂和思想多元, 他们对现阶段的反抗策略及未来可替代性方案的规划意见各异, 很难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和行动力量。而且, 他们提出的实践方案大多缺乏可操作性, 并较为片面和局部, 从宏观视角对左翼行动进行统一的、长远的规划不多。这也反映了左翼发展的现实。当前全球左翼力量仍处在分散、混乱的状态下, 没能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 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因而, 形成强有力的指挥中心, 联合各种左翼力量, 壮大左翼组织, 推进左翼运动实践, 使左翼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是当前国外左翼需要努力的方向。(注释略)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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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收入差距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胡莹 · 2018-01-09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新自由主义利用金融系统作为资本掠夺性积累的手段，主张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剧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很多国家经济滞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也陷入低谷，许多指责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学说也纷至沓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时代” 开启。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的萧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 的失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经济自由” 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一、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来源与收入差距概况

　　1. 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来源

　　美国收入数据的统计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美国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根据纳税申报单获取的收人数据，二是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简称CB)发布的(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简称CPS)数据中的收入系列数据，三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对收入数据的统计。IRS根据联邦纳税申报单的数据得出税前收入的数据，可以将其称为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优点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涵盖了高收入家庭。但是，因为很多低收人家庭不在纳税申报单的记录之列，这类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低收入家庭的数据。CPS数据既包括了家庭税前收入，也包括了政府的现金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现金公共援助，这些补充性的收入因素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益。CBO发布的是税后的收人数据，把更加详细的税收申报单信息与CPS数据结合起来，包括了政府转移支付、资本性收益和其他附加的非现金收入来源，并且减去了直接和间接的联邦税收。因此，可以将CBO发布的收入数据称为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使用以上三类不同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导致关于收入差距的不同结论，但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方向性的区别。使用CBO数据得出的基尼系数会低于IRS的数据，但是两种统计方法得出来的趋势是一致的。如图1所示，1979年，CBO数据基础上计算出的全美基尼系数是0.36，2013年上升至0.44。排除税收与转移支付因素的市场收入，即在IRS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在2013年则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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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模性收入差距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收入差距的变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大萧条”之前，不平等程度相较于战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是从“大萧条”之后到1980年前，不平等程度变动较小;三是自1980年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无论是官方发布的数据还是学者们的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根据CBO发布的数据，从1979年到2013年，最贫困的20%的家庭的税后平均收入增长了46%，位于中层6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41%。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与之同时期发生的“1%现象”：从1979年到2013年，位于顶层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92%。“1%现象”使得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发尖锐。从1977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中3/4的收入增长都归属于位于上层20%的家庭[2]。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攀升，有学者指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历史最高值。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的个人可支配现金收入不平等程度比32个富裕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29个国家都要高。虽然由于选用数据、测量方法和分析范式的不同，使研究者们在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表现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学者们关于美国收入差距的研究大体得出了以下具有共识性的观点：第一，工资、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来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某些趋势就开始初露苗头;第二，当代美国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均位于几十年来的高峰[3]。

　　3.功能性收入差距

　　功能性收入差距是根据不同收入来源测算出来的差距。收入不同于财富。收入是一种流量，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活劳动的劳动性收入，另一种是来自于财富的资本性收入。财富是一种存量，财富的来源主要也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个人的收入储蓄，另一种是来自于遗产继承或赠予。就其价值内容而言，财富以现金、存款、证券、股票等各种形式出现。财富差距远远大于收人差距。按照财富拥有量来分类，位于底层50%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因此也没有资本性收入。对于来自底层90% 的收入获得者来说，资本性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4]。

　　图2展示了收入最顶层0.1%家庭的收入构成：资本收益、资本收入、营业收入与工资收入[5]。一个世纪以前，富人们的收人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入，其形式主要是分红和利息。这些高收入家庭很有可能是l9世纪末镀金时代“强盗大亨”们的继承者。2O世纪7O年代末以来，当收入差距开始再次上升时，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因为管理者的收入最初主要是工资即劳动性收入，因此被划归为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但后来随着来自利润的资本性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部分，管理者开始成为资本家阶级的新成员。从1993年到2003年，管理人员的薪酬翻了一番。1990年一2O10年间，企业管理人员约占美国收入顶层1%人群中的2/5，在该群体中的收入份额约占60%。2000年以来，资本收入的比重开始有了明显的回升。

　　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的职工薪酬，资本性收入包括公司利润、租金和利息等。2014年，资本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份额从1970年的35%上升到43% 。在同一时期内，顶层20% 的家庭拥有超过90%的金融财富[6]。CEO与工人的薪酬比从1980年的40：1上升到2000年的300：1，2008年则为240：1[7]。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仍然停滞不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劳动性收入的份额曾经有过上升，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私人部门劳动收入的比重从66%下降至60%。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后来的金融危机时期，并在201 1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4.代际收入流动性

　　家庭环境、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增进、财富的积累以及经济机会的公平，都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与其父母相比较而言，大多数人的收入是向上流动的。2012年，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经济流动性项目分析报告指出，84% 的美国人(2000年_2o08年期间)在与父母(1967年一1971年期间)相同的年龄时都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Earnings)是衡量代际收入弹性的指标，是机会平等的重要标识。代际收入弹性越高，说明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大，收入流动性越低。有研究估计，加拿大与其他北美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位于0.2—0.3之间，而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在0.5—0.6左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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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代际收人流动性正在逐渐下降，这意味着“出生彩票”(“birth lottery”)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如果把收人等级比作一架梯子，那么越往上阶梯之间的间距越大，这是因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上升，向上攀爬梯子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将出生于不同年份的孩子按其父母收入等级从低到高分成了1—5级，以这些孩子26岁时的收人为基础，计算其进入最高收入等级的机率。结论是：父母的收入等级越高，子女进入最高收入等级的机率就越大。而且，对于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各个年份的孩子来说，各组的概率基本维持不变。这也间接表明，在2006年—2012年期间，代际收人弹性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稳定[9]。在过去的3O年里，对于位于收入等级底层的美国人来说，其收人流动性也经历了明显的下降。位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们，其收人趋势是向下的，而顶层的收入趋势是向上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习惯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部门的扩张等因素来解释收人差距，这些都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分析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只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面，才能揭示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生产是总体”这一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简要概括。总体是由各要素和各环节的运动构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起共同构成了“生产总体” 的主要因素和基本环节。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分配关系反映了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所决定，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一样，是一种历史范畴。据此，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相关论点进行了批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0]因此，美国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应该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指出了生产的一般条件与生产的历史规定性之间的区别[11]。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是经过比较而抽取出来的共同点，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进行，但是仅仅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还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在具备统一的一般性条件的基础上还存在本质的差别。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美国收入差距成因的认识仅仅是从生产的一般条件来作出解释，而没有从这种本质性的差别来进行分析。马克思曾经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者注)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2]这一论断仍然适用于今天，深刻地揭示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解释收入差距成因上的最大缺陷。因此，更进一步来说，对美国收入差距成因的分析应该深入到生产的历史规定性中去寻找。仅仅停留在生产一般条件的层面来探讨美国收入差距的成因，是无法解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代的本质差别的。分配关系是与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同一的。

　　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的研究主题。马克思曾经引用“不幸的皮尔先生” 的故事，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往的私有制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13]劳动者被剥夺指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劳动者的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资本家的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打着等价交换的虚假旗帜，无偿占有了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在收入分配方面必然出现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从根本方法来看，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不过是重蹈了李嘉图的覆辙，再次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研究的中心环节，在分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时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因而其提出的推进累进税制的办法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

　　2.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的两极分化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4]。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理解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是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理论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的相对量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15]。一极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富裕者，另一极是以工人为代表的贫困者。

　　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技术构成提高，活劳动受到排挤，在生产中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替代。由此造成产业后备军队伍的扩大，在业工人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形成“工作贫困”。在美国，尽管有工作的穷人是比失业者更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学界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失业者，而不是有工作的穷人，以至于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研究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提高就业率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从2010年到2015年，美国的就业年均增长率为1.6%，但是在这六年里平均真实工资总共才增长了0.8%[16]。与失业贫困相比，工作贫困才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贫困。全美61%的贫困家庭中都包括了一名工人。2001年的数据表明，有工作的贫困家庭是失业贫困家庭的4倍。从1974年到2004年，失业贫困者的人数占全美人ISl的3.4% ，而就业贫困人口则占10.4%[17]。图3表明在1970年—l201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与非农业生产部门工人实际小时工资的年增长率之问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两个轨迹之间日益扩大的背离，体现出工人获取其生产力收益的能力在逐渐减弱。

　　在收入分配的另一极，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富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刺激了资本性收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但同时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增速停滞不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纷纷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阻碍，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大量资本的蒸发，这反过来又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加不利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产业资本对生息资本具有决定性作用，认为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仅仅追逐自身增值的虚拟资本只能制造泡沫，而非真正的资本增值，这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寄生性。

　　金融化导致资本性收益膨胀，使得资本家的各种金融收入猛涨。金融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资本性收益，金融收人主要是资本性收人。1980年—2o07年问，金融部门在全美经济体系中的利润份额增长了3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扩大到2002年的45%。对于非金融部门来说，其金融收入在总利润中的比重也从15%上升到32% ，在泡沫破裂前的2001年最高值为42%。单就制造业而言，它对金融收入的依赖度从0.2增加到0.61。自2000年以来，通过金融渠道产生的收益占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在1970年一2008年间，50% 以上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9.6%的经理人员薪酬的增加都是由于金融化引起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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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化导致顶层的收入集中程度愈发提高。来自利息和股息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12%攀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18% 。如图4所示，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的对比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颠倒。金融化的强劲浪潮呈现出投机和掠夺的态势。证券交易的高额流通量反映的是市场投机行为，而不是社会财富量的真实增加。重视证券的市场价值，是为了操纵市场并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而其他许多人则为此而付出代价。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成为资本主义掠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收入差距

　　市场收入减去税收，再加上转移支付，即为可支配收人。美国主要通过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来实施收入的再分配。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顶层税率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其实质是对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1.税收政策

　　按财富拥有量来分类，位于上层的集团通过其社会权力左右政府的税收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税前的收入差距和税后的收入差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能明确税收政策的再分配效果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顶层10%家庭的税后收入份额比税前收入份额有了较大的下降，这一时期设置较高的赋税水平是为了给战争提供财政支持。有学者对美国各州税收政策的再分配效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从总体上而言，州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程度要低于联邦税收，甚至还由于征收汽油税将原有的市场收入差距扩大了0.9%[19]。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提高了顶层税率，在二战后也保持了相对较高的顶层税率。1980年里根上台时，美国的顶层税率超过了70% ，然后开始下降，从70% 降至28%。撒切尔夫人时期英国的顶层税率也从90%降至40%。美国和英国曾是二战后几十年里税制体系最为累进的国家，而后它们变成了最不累进的国家。一般来说，当高收人群体的市场收入份额提高时，税率往往有提高的倾向，以便对高收入进行适度的调节。但是从图5中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位于收入顶层1%的家庭的收人份额趋于增加时，顶层边际税率却经历了大幅度的下降，从2O世纪6O年代的70%下降到2014年的39.6%[20]。

　　我们再来看底层90% 和底层50% 的人群。对于底层90% 的人群来说，1946年一1980年，其税前收入增长率是2.1% ，十分接近全部人口的税前收入增长率2%。但是从1980年至今，底层90%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为0.7% ，只有全部人口税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对于底层50% 的人群来说，在过去的45年里税前和税后收入都是停滞不前的[21]。

　　2.社会保障政策

　　里根曾经创造出“福利大妈”(“Welfare Queen”)一词，用来描绘那些只靠政府福利而过着舒适的生活，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兜风、不劳而获的妇女。虽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人能只凭借政府的福利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开上凯迪拉克，是一个需要去考证的问题，但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认为失业总是自愿的，提出劳动有一个“最低价位”，低于这个“最低价位”人们就情愿不工作，所以失业的出现就是因为劳动者的“最低价位”太高了。这个“最低价位”是通过福利性开支来制定的，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就推论道，克林顿对于“众所周知的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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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费用的高涨、转移支付项目的偿付力限制，以及一些社会保障项目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计划而受到排斥，使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在21世纪之初便开始面临危机。有学者以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选择了有需要的家庭的短期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补充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简称SSI)、食物补贴(Food Stamps)和医疗援助(Medicaid)这四个转移支付项目进行实证分析。从覆盖率来看，不足10% 的家庭参加到以上四个转移支付项目中来，参与到TANF中的家庭比例只有1%。这四个项目对2008年美国基尼系数的缩小程度分别为：TANF 0.11% 、SS1 0.91% 、食物补贴0.54% 、医疗援助2.76%[22]。除了医疗援助以外，其他三个项目的再分配效果均未超过1% ，收效甚微。在过去的20年里，用于医疗援助(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等项目的资金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从7.4%上升到10.1% ，而住房援助项目资金的比重却在一直下降[23]。随着卫生保健支出的提高，医疗援助的资金也在增加，然而医疗援助的登记人数却经历了问歇性的波动。SNAP的登记人数和支出也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是，想要扩张(Medicaid and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简称MEDI.CHIP)、SNAP以及其他转移支付项目在政治上是较为困难的。

　　社会保障对私人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使业已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经历了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但是这一问题在近几年里才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议题。2009年——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他的任何演说和国情咨文中都未提及收入差距问题。直到2014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才提到这一问题。这也体现出民众开始越来越关注收入差距问题。根据2012年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24.3%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而在2014年的调查中，该数据上升为69% 。但是，除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提议之外，很多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建议很少得到政策上的关注，例如通过增加教育和培训项目来减少税前收入差距、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增进儿童的早期教育、提供带薪探亲假等。美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根据不同原因相机抉择的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的混合物，这些原因当中并不包括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即便是在1913年税收法案中引入的基于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税率，其设计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收入差距，而是为了根据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为政府筹集足够的资金。

　　3.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解放个人的经济自由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类的福利，主张强有力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其实质是进一步强化了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角色在于创造和保护一个满足上述原则的制度框架，但是，里根及其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破坏罢工和解散工会的做法却是“不自由” 的，并不符合其一贯提倡的“反对干预” 的原则。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更难以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相“匹配”。

　　新自由主义理念主要从以下方面使得美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一，强调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边际生产力，推崇市场化;第二，主张非工会化，削弱工人在工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第三，利用金融资本进行掠夺性的积累;第四，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第五，以削减顶层税率为代表的“劫贫济富式” 的税收政策;第六，对思想、历史和文化形式实施商品化。这六种手段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和扫清障碍。

　　新自由主义认为，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是自由的核心，任何计划和管制都是对自由的破坏。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利益都被新自由主义贬斥为奴役的伪装。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的理念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而劳动者仅仅拥有微薄的收入和自由。新自由主义要为这些“恶的自由”负责。为了实现资本家的“自由”，劳动者的自由却受到限制。“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24]

                                                                                        四、对我国的启示

　　联系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情况，从以上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收入差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资本以金融化作为掠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向上流动，资本、财富和收入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方向。解决好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解决贫困问题，还长远地决定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命运。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对于人民群众来说， “共享”首先是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上的共享，这种“获得感”首先是收入上的获得感。

　　第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的主体地位，这是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按劳分配制度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在分配领域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保证社会主义公平的两大基石，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共享的实现基础。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提供保障。

　　第三，坚持劳动本位思想，坚定不移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新自由主义政策旨在为资本的逐利性扫除一切障碍，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依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始终坚持把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用“劳动报酬” “劳动所得”和“工资”等概念把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统一起来，两种劳动收入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国要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提高劳动收入的同时还要使劳动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问的分配合理化。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避免出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背离的情况。

　　第四，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美国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市场放松了管制，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金字塔是极为脆弱的。当金融机构疯狂地吸收剩余时，国家往往袖手旁观，而当金融机构陷于危机时，政府却有伸出援手的习惯。贷方理应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买单，但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贷方免于损失。在再分配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劫贫济富”式的顶层设计使得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使市场与政府互为补充。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市场要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规范市场秩序，保证资源配置和市场流通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要强化对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要着力改进财税政策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平抑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提高。

　　在共享理念的引领下，党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探索，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和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为建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提供了基础，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参见Gerard Dum6nil，Dominique L6vy，Neoliberal Managerial Capitalism：Another Reading of the Piketty.Saez，and Zucman Da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1.44，2015。

　　[2]参见Kevin J.Lansing，Agnieszka Markiewicz，Consequences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FRBSF Economic Letter，Vo1. 17，2016。

　　[3]参见Leslie McCall，Christine Percheski，Income Inequality：New Trend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1. 36，2010。

　　[4]参见Emmanuel Saez，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Vo1.35，2017。

　　[5]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也叫资本利得，侧重指资产出售时获得的经济利益，例如股票、证券和房产等的买入与卖出的差价，若售出价格高于买人价格，变现时获得的差价即是资本收益。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也叫资本所得，侧重指来自于资产本身的收益，如股票的分红、房产的租金和存款利息等。营业收人指企业从商品销售和提供服务等经营业务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6]参见Kevin .Lansing，Agnieszka Markiewicz，Consequences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FRBSF Economic Letter.Vo1.17，2016。

　　[7]参见Daniele Tavani，RamaaVasudevan，Capitalists，Workers，and Managers：Wage Inequality and Effective Demand，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1. 30，2014。

　　[8]参见Ann Macheras，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Mobility，Econ Focus，First Quarter，2016。

　　[9]参见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Patrick Kline，Emmanuel Saez，Nicholas Tumer，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104，201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696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6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1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744页。

　　[16]参见Ann Macheras，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Mobility，Econ Focus，First Quarter，2016。

　　[17]参见David Brady，Regina S.Baker，Ryan Finnigan，When Unionization Disappears：State—level Unionization and Working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01.78，2013。

　　[18]参见Ken-H0u Lin，Donald Tomaskovic—Devey，FinancializatiUn and u.S. Income Inequality，1970-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1.118，2013

　　[19]参见Daniel H.Cooper，Byron F.Lutz，Michael G.Palumbo， the Role of Taxes in Mitig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the U. S.States，National Tax Journal，Vo1.68，2015。

　　[20]参见Gary W.Reinbold，Comparing the Efect of U.S.Tax and Transfer Programs on Relative and Absolute IncomeInequality：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ot~rnal of Policy Practice，Vo1.15，2016。

　　[21] 参见Emmanuel Saez，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Vo1.35，January 2017。

　　[22]参见Thomas L.Hungerford，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Selected Federal Transfer and Tax Provisions.Public Finance Review，Vo1. 38，2010。

　　[23]参见Gary W.Reinbold，Comparing the Effect of U.S Tax and Transfer Programs on Relative and Absolute Income lnequality：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Vo1.15，2016。

　　[24][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参考文献：

　　[1]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和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张雷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现实性》，《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杨思基：《论自由的物质条件与所有制关系— —对新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4]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Quarterly Journal of conomics， Vo1. 131，2016.

　　[5]Auten，Gerald，Geoffrey Gee，Nicholas Turner，Income Inequality，Mobility，and Turn-over at the Top in the US， 1987-2010，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 103，2013.

焦典

贸易战冲击百万人和三分之一中国外储 中国要出招了
2018-01-19 08:13:17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凤凰国际iMarkets讯 本周五(1月19日)，美国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刊发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评论员文章，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如果打响，这种战争将会对规模达数千亿美元的美国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破坏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日常用品的供应链，及提高债务上升时期利率急剧上升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也会有很大冲击，因为三分之一的中国外储为美国国债，文章表示，特朗普并没有搞清楚实际情况，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任一方受损都将破坏双方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态度，对此，中国表示将坚决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会接受美国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

以下为全文翻译：

据报道，特朗普提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能继续下去。但中美贸易对峙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是否了解实情，即尽管美国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它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任一方受损都将破坏双方的合作关系。

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减少美国国债购买量，这一度令金融市场感到不安。在中美两国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可能会损害“中国对美国政府支出的补贴”的意愿。

目前，中国持有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因此，现在，甚至是近十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日本紧随其后。但过去几年里，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实际上没有增加多少。甚至有几次，中国央行已经暂停购买美国国债，抛售手中的持有量。中国央行每一次的举动都让美国担心，美中关系即将走进全新的、危险的时代。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相对较小。但是，社会外界普遍预期，中美两国终将产生冲突。此前，国防政策分析师、哈佛大学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一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出现的结构性紧张关系；近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近日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接受强权和威压（China’s “Communist Party embraces hard power and coercion）。美中贸易摩擦对维护全球秩序将不利于维护全球秩序。

目前，这些仍只存在理论世界中。的确，国家政策会发生“间歇性痉挛”，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就西藏人权问题与中国对峙；又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钣金行业发起反倾销案。但是，比起还是总统候选人时期的特朗普，成为总统的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硬，这或许是因为他需要中国的帮助以遏制朝鲜的导弹威胁。

然而，最近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正准备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鉴于中美关系之间存在诸多误解，中美双方的谈判也存在许多困难。

中国不仅是美国国债的最大的持有者，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和美国第三大出口国。当美国承诺或威胁将从北约盟国和巴基斯坦等国撤回援助时，中国已经投资1万亿美元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当美国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协定时，中国政府正忙于与越南等国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仍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市场。鉴于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中国确实容易受到美国政策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对中美关系产生双方想要的结果。贸易互惠关税和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引发的战争将给中国造成伤害，但同时，它也将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这种战争将会对规模达数千亿美元的美国贸易差生不利影响，破坏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日常用品的供应链，及提高债务上升时期利率急剧上升的可能性。不管怎样，美中贸易战都不会产生好结局。

中国暗示将缩减购债规模，也是一种提醒。在接下来的十年来，中国将促进经济关系多元化发展，减少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从政策上来说，美国要接受和承认美中关系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经济实力日趋平等，不应该坚持认为美国是世界霸主不可匹敌，因为这样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落。

焦典

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严峻挑战与黄金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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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资讯

百家号01-2001:36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重点强调四方面风险：不平等风险；政治紧张风险；环境变化风险；网络攻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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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将于1月23日至26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旨在号召国际社会通过携手合作应对全球重大风险。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首先在伦敦发布了《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报告预测2018年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将为各国领导人提供黄金机遇，以解决全球在社会、经济、国际关系、环境等复杂体系中存在的重大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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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风险形势严峻且紧迫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Klaus Schwab和总裁Borge Brende在报告中表示：从全球来看，人们正在享受着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准。但各个领域人类活动的加速和相互关联正在把公共机构，社区和个体的吸收能力推向极限。这将人类的未来发展置于风险之中。

风险报告从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两个维度对30项全球风险进行排序。报告认为，2017年过去后，全球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甚至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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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虽然2017年在经济增长上势头不错，但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在广泛蔓延。根据最新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GRPS），受访者对2018年怀有更为悲观的预期：近1000人参与的调查中，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风险会降低，相对地，59%的人认为风险正在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状况恶化是导致上述悲观预测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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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在报告中重点强调了4个方面的风险：持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各国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紧张；环境风险；面对网络攻击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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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尽管经济数据显示，随着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渐消退，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得到普遍修复，发展步入正轨。但是专家认为，不能忽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风险。比如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社会不平等，GRPS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一项重要驱动因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在过去30年里，有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且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突出。此外，一些现象也给长期风险埋下了种子，比如个人债务高企，储蓄和养老金不足等现象，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在未来数年内酝酿经济风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关注到自动化对就业市场造成的挑战，预计自动化和数字化将会推动就业和薪资进一步走低，但富裕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将进一步增加。在这部分报告中，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与结构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率高企是最常被提起的一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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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极化带来政治风险

GRPS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主要大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摩擦”将会加剧。80%的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或者入侵”以及“大国参与的区域冲突”的风险将比去年还高。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带着不同价值观的族群之间出现的极化（societal polarization）现象将会是2018年和未来西方国家政治风险的源泉之一。同时，多边主义遭到挑战也是未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之一，其中要注意，多边对话和决策机构遭到挑战将直接连带各类国际协定。73%的受访者预计，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面临的风险将会增加。

3. 环境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显示，和经济运行风险逐渐降低形成对比的是，受访者认为，全球面临的环境风险正在逐年递增，环境问题成为受访专家的最大担忧。

与环境有关的五项风险因素在两个维度的排名中均十分靠前，它们分别是极端气候的增加和温度上升；生物多样性加速恶化和生态系统崩溃；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气候变化减缓与应对措施的失败；以及人类社会过渡到低碳社会的转型风险。其中极端天气被视为最大风险。

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风险官Alison Martin评论称：“极端气候在发生概率和影响力两个维度方面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风险。环境风险不断加剧，加上人们对其他风险的抵御能力日渐降低，正严重威胁着绝大部分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不少政府和组织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趋势抱有‘力不从心’或‘为时已晚’的想法。现在开始构建一个更具风险抵御力的未来还为时不晚，但我们需要有更强烈的紧迫感，避免系统崩溃的风险。”

4. 网络安全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2017年，发生网络攻击的风险比往年有所加强。网络攻击造成的损失也迅速上升，2017年对来自7个国家的254家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平均每家公司每年由于遭到网络攻击而耗费1170万英镑。预计未来5年针对商业领域的网络攻击将造成8万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指出，由于当前世界的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孤立和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在报告中，大规模网络攻击在发生概率排名中位列第三，同时，网络依赖性成为影响未来十年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重要因素。

焦典

特朗普宣布于达沃斯发表演说 各界如临大敌爆发冲突风险上升

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几天发布的调查显示，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政治和经济对抗，包括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这份全球风险报告强调了2018年的几个重大风险，包括极端天气和气温带来的环境风险、经济不平等和网络攻击。但最突出的是地缘政治担忧升温。
国际争端2018-01-17 21:44:31http://www.cnforex.com/news/html/2018/1/17/62483148d5aa12e5699e370498a73656.html

环球外汇1月17日讯--世界经济论坛(WEF)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几天发布的调查显示，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政治和经济对抗，包括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这份全球风险报告强调了2018年的几个重大风险，包括极端天气和气温带来的环境风险、经济不平等和网络攻击。但最突出的是地缘政治担忧升温。

过去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升级，使全球在过去数十年里从来没有如此接近核冲突。2018年的达沃斯年会将在1月23-26日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行，将有7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此外还有社会名流、CEO和银行高管参加。特朗普将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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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访问了来自政府、商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近1,000名专家，结果显示有93%的受访者预计2018年大国之间的政治或经济冲突将恶化，40%的人认为上述风险已经大幅增加。约79%的受访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加剧。除了朝鲜半岛存在爆发冲突的威胁，报告指出中东地区也面临新军事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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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将此归因于“强人政治”现象在全球各地抬头，并称由于对依据规范的多边主义支持下降，令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风险大增。

错误方向

报告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决定为例证，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威胁撤出西方大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顾问公司Marsh全球风险及数码总裁John Drzik称，“我们当下试图解决的风险需要多边解决方案，但我们正朝另一个方向前进。”Marsh协助编制了此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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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缘政治疑虑大幅升高，但环境问题是最受关切的议题，极端天气事件被视为2018年最重大的单一风险；去年大西洋的风暴多得不寻常，其中包括重创波多黎各的飓风玛丽亚(Maria)。

随着全球经济成长复苏，有关经济的疑虑大幅下滑。不过报告中指出，许多国家收入不均是一个“腐蚀性的问题”，并警告称勿对经济环境志得意满，因债务水准偏高、储蓄率偏低、且退休金提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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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的创办人及执行董事长Klaus Schwab表示，“经济扩大复苏让我们有了不可错失的好机会，可以解决那些我们放任削弱全球各机构、社会及环境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全球体系崩溃的风险。”

编辑:赵昊

焦典

必读！刘鹤达沃斯演讲全文：透露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2018-01-24 18:51:48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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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2018年冬季达沃斯于1月23日正式开幕，凤凰网财经、凤凰网伦敦记者站、凤凰卫视三路记者将对此次论坛进行全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表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的要求，一条主线打好三大攻坚战。一个总的要求就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的要求来制定、来展开。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重申习近平主席主张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未来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1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个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 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中国未来经济：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 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

2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 年前提高了近4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 个多百分点。过去5 年，又有8000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 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

3

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 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 亿吨，取缔1.4 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 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 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

4

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 亿人减少到3000 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 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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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过去4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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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 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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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焦典

去年全球1%富豪聚敛八成新增财富发布时间： 2018-01-23 03:14:58          来源：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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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总部位于伦敦的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称，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口去年财富增长了7620亿美元，这是消除贫困所需资金的七倍多。也就是说，他们占据了去年新创造财富的82%。这是巴黎乐施会成员当天在共和广场宣传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图片来源：法新社）

【欧洲时报】乐施会（Oxfam）1月22日周一的报告称，2017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口其财富增长了7620亿美元。这是消除贫困所需资金的七倍有余。

位于英国的慈善组织在有关财富不平等的年度报告中称，去年，全球经济繁荣，一小部分富有的经营家族聚敛了新增财富的82%，最贫穷的50%的人口财产没有增加。

“回报劳动，而非酬谢财富”

据德国之声报道，题为“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的这份报告称，2017年财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人增加到2043位，增幅为史上最高。报告同时质疑这些财富并非单凭天分、勤劳和创新所得。乐施会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富人的财富增长是通过继承、垄断以及政商结合。

国际乐施会总干事边伊玛（Winnie Byanyima）表示：“十亿美元家产的富人增加，不是经济繁荣的标志，而是经济体制失败的标志。为我们制作服装、组装手机、种植粮食的人受到剥削，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持续低廉，而大公司和富豪投资者卷走了利润。”乐施会呼吁各国政府改变经济体制，让所有人受益而非一小部分精英。报告称，最富有的42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困的37亿人所拥有的财产。

报告还表示，股东和公司管理人的财富增加，代价是牺牲工人的利益。报告批评富人阶层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度施加影响。

报告估计，未来20年，家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人其后代将继承2.4万亿美元的财富，这超出了13亿人口的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相形之下，数十亿人被迫长时间劳动并且经常是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没有权利保障，却无法负担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包括食品和药品。全球来看，女性往往是收入最低、最没有工作保障的，其收入也持续低于男性。

给各国政府的建议

乐施会的最新报告发布之际，正值全球政商精英云集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即将于周二开幕。

乐施会建议各国政府设立具体、可评估的目标，以减少财富的不平等，同时对亿万富翁提高征税，限制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奖金。

除打击“避税天堂”外，乐施会还呼吁推动立法，促使企业实行更公平的商业模式，确保即便是外围的供货商也为其工人提供合理的可以维生的工资。

乐施会此份报告对10个国家的约7万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四分之三的人强烈认同贫富差距过大的说法。近三分之二认为，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编辑：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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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两天诞生一位亿万富豪，82%财富流向1%人口小大
2018-01-23 09:03:44    第一财经APP  

2017年，全球贫富差距只增未减。

1月22日，国际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最新报告《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Reward Work, Not Wealth)称，2017年，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全球最富有的42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等于全球最贫困的37亿人所拥有的财富。与此同时，全球82%的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群体。

乐施会发布的这一最新报告恰逢全球最有权势的人物即将齐聚瑞士达沃斯峰会。乐施会呼吁各国关注贫困人群，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不能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造富速度加剧

尽管贫富差距的存在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乐施会在报告中指出，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之间，亿万富豪的人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乐施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平均每两天就诞生一位亿万富豪。

与此同时，自2010年起，亿万富豪的财富每年平均增长13%，比普通工人工资增长快6倍，后者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2%。乐施会在报告中举例道，一位就职于世界五大时尚品牌公司的CEO每4天的工资，就相当于一名孟加拉国制衣女工一辈子所能挣到的钱。在美国，只需要花1天多的时间，一名CEO就能赚到一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资额。

对于去年全球范围内亿万富豪诞生的速度如此之快，乐施会认为，全球股市的抢眼表现功不可没。以美股为例，2017年，道琼斯指数在短短12个月时间里连续跨越了五个1000点关口。据Market Data Group提供的数据，2017年是道指在一年之中跨越1000点的次数最多的一次。纵观全年，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19.4%、25.1%和28.2%。

在牛市带动下，全球首富的位置也出现了更迭。得益于华尔街牛市，在2017年前10天，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财富就激增60亿美元。2017年，贝佐斯身价高达902亿美元，超过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登顶世界首富。

除了股市的推动，乐施会认为，企业牺牲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过度影响、为了给股东和企业老板最大回报、无限压低企业成本等因素都使得财富精英加速积累财富。

国际乐施会总干事温妮·拜安伊玛(Winnie Byanyima)表示：“亿万富豪的激增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而恰恰是经济体系失败的表现。受剥削的正是那些为我们生产衣服、组装手机、种植粮食的工人，剥削他们才能确保廉价商品的稳定供应，进而增加企业和亿万富豪投资者的利润。”

支招三大举措

一方面，亿万富豪如此快速的涌现，另一方面，依旧有几十亿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乐施会在报告中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不可接受”与“不可持续”的。乐施会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能正视不断扩大的贫困差距这一现状，并采取具体的措施帮助全体民众，而不是服务少数“幸运儿”。

乐施会针对10个国家7万人的最新调查显示，有近2/3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亟待解决。“很难找到哪位政治或商业领袖会说他们不担心不平等问题，但要找到真正付诸行动改变现状的人就很难。相反，很多人正继续通过避税和剥夺劳动权利等行为，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拜安伊玛说。

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乐施会在报告中提出了3点建议。

首先，限制给公司股东和高管的回报，确保所有工人都能获得“生活保障”工资，让他们可以体面地生活。比如，在尼日利亚，法定的最低工资要翻两番，才能达到体面生活的标准。

其次，消除性别工资差距，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权利。在全球，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普通制衣工人，女性的报酬一直都比男性低，并且常常从事工资最低、最不安全的工作。即便在亿万富豪群体中，每10位亿万富豪中，只有1位是女性。乐施会认为，按目前全球两性经济差距的改变速度，要达到男性与女性之间报酬和就业机会均等，需要217年的时间。

第三，通过征收较高的税收和打击逃税行为，确保富人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以增加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据乐施会估算，全球只要对亿万富豪的财产征收1.5%的税收，就足够支付世界上每一名儿童上学的费用。

对于特朗普税改，乐施会在去年年中的报告中提到，税改执行，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使美国在缓解社会不平等方面掉落至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水平。针对特朗普税改下调美国企业税并对海外回流利润征税的具体举措，乐施会认为，这只会损害中小企业以及扶贫措施，受益的只有大企业，“很多社会支出不成比例地让富人受益，而类似医疗补贴这样的穷人福利可能很快被大幅削减，从而让数百万人失去保障。”

焦典

专家称新兴市场存忧患 贸易保护和人口下降为潜在威胁
2018-01-23 14:28:1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张威威

核心提示：牛津经济咨询社认为全球贸易增长处于结构性衰退。一个潜在原因是全球化进度处于停滞状态。同时，来自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的数据显示，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过去3年来，进行“有害干预”的做法在增加。

参考消息网1月23日报道 英媒称，新兴世界再次兴起。在前几年的经济震荡中，巴西、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等较大新兴市场陷入衰退，最大新兴市场中国还引发了“硬着陆”担心，而今在整个新兴世界，经济增长几乎随处可见。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21日报道，问题是，这会持续下去吗？

投资者似乎认为会持续下去。在经过5年的熊市后，MSCI新兴市场指数自2016年初以来增长75%，远远超过同期发达市场股票50%的增幅。

宏观经济数据似乎证明这种乐观看法是正确的。据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速度将从去年的2.3%降至2.2%，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则从去年的4.3%增至4.5%。

然而很多分析家警告说，新兴世界的前景绝非都那么美好。

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尼尔·希林说：“短期来看，这些数据非常好，因此很难坚持说新兴市场第一季度增速会骤降。”但他警告说：“经济开始下行的时间将比很多人预计的更近。”实际上，凯投宏观预计今年将出现衰退，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速将从去年的4.4%下降到4.2%，明年降至4%。

希林认为，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同步增长的现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忽视了它们各自依然差别很大这一事实。巴西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现在处在经济周期的初期，而中部和东部欧洲小国已经走得很远了。中国的增长减慢，因为政府不愿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力图冷却本国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希林指出，尽管增长可能是普遍现象，但并非特别有力。凯投宏观估计，对于今年全球增长3.4%，新兴市场将贡献约2.5个百分点，与近几年相比有所提高，但是大大低于2010年对全球增长5%所贡献的4个百分点。

贸易数据也是如此，尽管短期内振奋人心，但也有让人担心的地方。牛津经济咨询社首席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说，积极的方面是，甚至在2015年还拖累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兴世界，目前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两年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改善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使之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货物，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率。

不过斯莱特同意希林的看法，即贸易和增长好转尽管在目前是普遍现象，但并不代表方向发生了持久的变化。他说：“我认为，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基本上是周期性表现。”

实际上，牛津经济咨询社认为全球贸易增长处于结构性衰退。一个潜在原因是全球化进度处于停滞状态：全球供应链的增长可能达到了极限，甚至可能发生了逆转。尽管这对贸易不利，但对于经济活动未必是坏事。

斯莱特说，贸易增长放慢的一个更有害的潜在原因是悄然抬头的保护主义。他说，不可能对每种原因的影响都进行估计。

来自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的数据显示，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过去3年来，进行“有害干预”的做法在增加。

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教授西蒙·埃弗尼特说，进口壁垒绝非危及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他指出，实施出口补贴的做法越来越多，尤其在新兴市场。

世界依赖新兴市场作为增长驱动力还能维持多久？人们在这上面的担忧也有人口原因。斯莱特指出，15年前，新兴世界的劳动力增长率约为2%，现在已放慢到不到1%。牛津经济咨询社预计，到2025年这一增速将降至零，再过十年转为负增长。新兴市场将不再能够弥补发达世界劳动力增长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