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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帝杀鸡吓猴 京城崇-媚-畏美5纵队两会期闷默 亚速营&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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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6 13:05:2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威士、万事达卡宣布 全面暂停在俄罗斯营运

作者: 黄秀嫱  
2022-03-06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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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达(上)和威士(下)将全面暂停在俄罗斯的运作。(法新社)















(早报讯)综合外电报道,威士和万事达两大信用卡组织周六(3月5日)均宣布,全面暂停在俄罗斯境内运作。两大组织上周已将多家俄罗斯银行排除在支付系统之外。
美国白宫说,总统拜登对这两个信用卡组织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拜登政府正在和国会密切合作,以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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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3:13:42 | 只看该作者
汪洋不谈两岸 北京避免掉进圈套
2022-03-06 07:50
来源:联合新闻网

主笔室快评

中国全国政协开幕,政协主席汪洋的报告中,罕见地没有提两岸问题。原因很容易猜:避免中了圈套。

英国上世纪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过一句名言:“战争并不决定谁是对的,只决定谁留下来(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 – only who is left)。”这话看似简单,带着嘲讽意味,却极其深刻。

在俄乌战争已然发生之后,欧美进行了对俄的终极制裁,联合国则通过了只有道德杀伤力的谴责案,但在战争爆发前,有谁真正作了什么去避免战争的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制裁或谴责,其实更像是自我救赎似地道德表态,既于事无补,更像火上添柴。

但无论如何制裁,这场战争决定的,当然不是谁是谁非,而是究竟乌克兰留下来,还是俄罗斯留下来,是泽伦斯基留下来,还是普京留下来。而其大概率是,乌克兰就算留下来,也只剩下原领土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内陆国,连出海口都失去了,而此情境下,泽伦斯基就算成了西方世界的民主英雄,恐不可能还继续留在位子上。当然,另一种结果是,普京也从此失去了统治的权力,交出他的江山。

罗素的这句话,当归属于现实主义哲学;在战争底下,道德与正义就像是无法发出杀伤性火力的玩具;战争就是意志与力量的比拼,当它一旦发生,就与道德无涉。乌克兰就算争取到道德的至高点,但若世上已不存在乌克兰,那个道德也将一并消失。

这就像前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被北约支解的。在一阵狂轰滥炸,甚至被丢下了不计其数、毫无道德可言的贫铀弹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终于消失于地表,被裂解成六个共和国,关于南斯拉夫应该独立自主的正义哪里去了,有谁记得?

乌克兰之外,最被高度关注的就属台海。西方的舆论圈子里,包括前一位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创造某种“自我实现”式的预言,说下一个就是台湾。这一类的预测或论析,都带着宿命论的味道:“下一个就是你了,你逃得了吗?”

因此全世界都在盯着北京,盯着解放军是否也将有冒进行动!但这个关注究竟是真实的心疼,还是准备隔岸看戏?

在俄乌战事的最高点时蓬佩奥访问台湾,就像为实现那一个宿命似的预言,他释出了他从不曾提过的战略观点:美国应该外交承认台湾。但如果美国的主政者真的宣布启动外交承认台湾的审查计划,结果将是什么?

乌克兰今天爆发战争的远因,就是2008年北约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峰会上的决议:接受乌克兰与格鲁吉亚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的申请,启动“北约行动计划成员”(加入前最后一个阶段)的审查。同年,普京就出兵格鲁吉亚,而乌克兰则于2014年出现克里米亚事件,今年终于开启战端。

“加入北约”与“外交承认”是同一类性质的事务:看起来彷佛美事一桩,十分具有诱惑性,却带着浓重的烟硝气息。对于俄罗斯与中国大陆,更有“请君入瓮”的暗示!

汪洋的报告就是一次明确的表态:北京此刻没有攻台的动机,台湾不是中国发展最优先处理的议题,外界不必炒作,更别以为北京是盲动的冒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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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3:44:55 | 只看该作者
亚速营:乌克兰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霸权结合的魔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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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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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时前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新纳粹”组织也渐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尤其是凶残无比的“亚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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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营”最初是由一帮地痞流氓组成,后来被纳入了二战时期纳粹走狗斯捷潘•班杰拉匪帮“复活组织”之中。
这帮暴徒由于行事凶残,无恶不作,成为了乌克兰“新纳粹”组织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团伙,甚至还得到了“五眼联盟”支持。
2015年,俄罗斯政府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却遭到了美国、欧洲的反对。
但由于他们的破坏力传播到了美国,2019年10月18日,美国40名议员闻名提案,要求将“亚速营”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
然而,拜登上来后,美国又发现了他们在“反俄大计”中的价值,不再对其进行限制,而且鼓励他们在乌东发挥更多“作用”。
今年1月28日,加拿大记者曾爆料,“亚速营”和“右区”有数百名成员在加拿大一处军事基地接受秘密训练,还佩戴纳粹标志。但加拿大国防部搪塞说正在进行调查。到今天也没有结果。
五眼联盟支持的“亚速营”在乌东有什么价值?
他们这些年来在顿巴斯地区、敖德萨地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有几千名“俄语居民”被他们杀死,还有强奸、轮奸、抢劫……
一些孕妇被斩首,连七八岁的儿童,甚至婴儿都被砍死。有些屠杀画面甚至因为过于血腥,网上不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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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将俄语居民赶入大楼,再纵火烧死的罪行,亚速营不止在敖德萨工会大楼干过一次。
而围观民众不能去救被大火困住的男女老少,否则,亚速营的斧头就会过来找你。
西方主流媒体八年来一直在淡化这些反人类罪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曾在2014年末、2015年初两份报告中提及,“亚速营”与“顿巴斯”营有组织的对平民实施了强奸与其他性暴力行为,并对东乌克兰平民进行了电击、水刑,迫使被拷打人员承认自己是俄罗斯间谍。
2016年3月的一份报告称,“亚速营”为代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在东乌克兰地区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大规模掠夺、非法拘禁、拷打平民。
这些报告并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反俄口味,在西方舆论掩护和力量支持之下,“亚速营”不断扩大地盘,变本加厉地残害俄语居民。
而这些受害人从乌克兰法律上来说,他们都是乌克兰公民,说俄语的也包括乌克兰裔、希腊裔、白俄罗斯裔公民……
乌克兰警察就算抓了几个暴徒,法官也很快就能把他们放了。顿巴斯地区居民后来遭到袭击时,就不再报警,而是组织了民间武装保护自己,通过边境通道获得了俄罗斯方面军事支持,一直跟新纳粹武装打到今天。
“亚速营”越是残暴,乌俄仇恨越是深重。因此,“亚速营”分子对美国而言,是有政治价值的,他们在加拿大受训是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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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基辅、利沃夫等乌克兰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纪念斯捷潘•班杰拉(1909-1959年)诞辰113周年,并高呼他为英雄,而乌克兰警方跟往年一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无论俄罗斯如何呼吁欧洲要重视此事,但欧洲圣母们却是一片沉默。
1月2日,以色列外交部发声强烈谴责这一行为,“赞美和支持纳粹的人是在玷污乌克兰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Ukraine)受害者的记忆。”
但乌克兰新纳粹照样狂欢,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继续进行“反俄”暴力行为,就会得到西方的支持和同情。
上次我写过,2014年“橙色革命”时,乌克兰新任内政部长阿瓦科夫曾要求特种警察“金雕部队”在下跪认错,然后解散了这支部队。
当时,阿瓦科夫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将亚速营这些暴徒纳入了内政部体系之中,2014年5月5日亚速营在别尔江斯克正式成立。
我们现在说的“亚速营”是一个泛指--乌克兰新纳粹势力。
“亚速营”成立后,最初在格鲁吉亚接受美军教官训练。2015年1月,扩编为团级,编制定位为“特种行动支队”,薪水由政府支付,比警察高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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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亚速营”的人数更为庞大,而且不受任何约束,他们的资助者是犹太裔寡头科洛莫伊斯基。
他被称为乌克兰“石油之王”和“银行之王”,1963年生于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泽连斯基是他的老乡。
科洛莫伊斯基拥有乌克兰、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三重国籍,他将资产转移到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再以国外投资人身份回到乌克兰。
2014年亚努科维奇倒台后,科洛莫伊斯基被代总统图尔奇诺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
图尔奇诺夫是反俄屠杀的高层授意者,科洛莫伊斯基则出资资助亚速营。
波罗申科成为正式总统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就成了科洛莫伊斯基的“封地”,他将“亚速营”、“右区”等新纳粹团伙扩编到2万人以上,成为一支军阀式武装。
科洛莫伊斯基作为犹太人,怎么会去资助新纳粹分子?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利益。
“亚速营”、“右区”等新纳粹团伙壮大,有助于他对抗波罗申科这一派寡头,捍卫自己的地盘。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军工重镇,著名的”南方机械生产厂“便设在此处,也是沙皇俄国的钢铁重镇。
苏联时代,为了摆脱旧时痕迹,这座城市更名为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河+彼得罗夫斯基(红军将领)。
二战后,这里成为了苏联航天工业和战略导弹的最重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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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洛莫伊斯基想要得到的并不仅仅是该州,而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因此,他极力推动乌东战争,让亚速营武装去攻打顿涅茨克的亲俄武装。
波罗申科在这里的利益不大,他想按照《明斯克协议》实行停火。
两人官司打到了华盛顿,美国在权衡之后决定支持波罗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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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波罗申科解除了科洛莫伊斯基的州长职务,双方是以一对一谈判方式进行。
但科洛莫伊斯基在”封地“组建的新纳粹武装力量,仍不受基辅指挥。也就是说,泽连斯基也控制不了它们。
科洛莫伊斯基2019年资助泽连斯基上台后不久,因为他与美国在金融问题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被布林肯宣布为制裁对象。这次乌克兰寡头大批外逃,他留在了国内。
但美国并不打算在乌克兰打击他,因为,他是反对普京的头号“猛将”。对于科洛莫伊斯基来说,谁阻碍他控制顿巴斯地区,谁就是他的敌人。
波罗申科想这么做,他就反波罗申科,逼着波罗申科发动对乌东的三次战争;同样,普京支持乌东两个州,他就视普京为头号敌人,俄罗斯的力量甚至会让他失去哈尔科夫州。
正是由于乌克兰是这样一个病态社会,才有了亚速营暴徒横行于世的土壤。
然而,从更深层次来说,乌克兰的“历史发明家”颠倒二战历史,导致全国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才是新纳粹分子兴起的根源。
早在1993年8月,基辅一批知识分子就为“民族军第一乌克兰师”举行了50周年纪念大会,而这是一支纳粹武装。
第一次“橙色革命”之后,2005年4月9日,十名“历史发明家”组成历史真相小组,向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总理季莫申科、议长利特温致联名公开信,要求政府将红军解放乌克兰历史叙事改写成“苏联占领乌克兰”。
同时废除所有与红军有关的胜利日,承认纳粹“老兵”为二战老战士,并享受政府补助。
2006年5月6日,尤先科在全国广播讲话中呼吁最高拉达议员们投票支持“为自由而战的老兵”(纳粹兵)。
乌克兰政府和历史学者提出了一个口号--“为未来和解”,也就是说,无论红军老战士还是纳粹“老兵”都已是老年人,应当握手,互相谅解。
但这套把戏怎么能骗得了红军老战士?当时最高拉达还有不少捍卫二战历史的议员。所以,“为未来和解”在几点试点城市都没有成功。
其实,台湾省“台独分子”也搞过这种把戏,它们叫“转型正义”,为日军侵略者哀悼,借口是化解仇恨。说穿了,就是新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分子洗白。
2014年这场“橙色革命”后,乌克兰新纳粹就得势了。不仅像“亚速营”等暴力团伙得到了政府支持,而还组成政党,进入了各级议会。
它们从社会上、文化上、法律上、甚至在语言上,掀起了种族清洗式的针对俄罗斯裔公民的仇视运动。
它们公开打着纳粹旗号,却顶着西方“民主”光环。这些不折不扣的暴徒,在西方眼中,却是“民主斗士”。
亚速营很懂得“五眼联盟”需要什么,那么他们就配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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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乌克兰“亚速营”基辅分队头目菲利莫罗带人来到了中国香港,给曱甴们现场打气,他还在脸书上说:要跟香港民主人士站在一起!
在推特、脸书一直有人在为这些暴徒涂脂抹粉,甚至在目前还有人在中文网络平台的评论区称“新纳粹”是俄罗斯扣给它们的帽子。
实际上,法国记者博内尔早在2015年就在顿巴斯地区拍摄了一部将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纪录了亚速营暴行,还有乌克兰军队轰炸造成的惨剧。但影片被西方封杀。
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保罗·莫雷拉在2015年也拍了一部纪录片,名为《乌克兰“革命”面具》。片中指出,暴乱制造者就是新纳粹暴徒,并分析了敖德萨工会大楼纵火案,称这一切要拜美国所赐。
影片采访了几十名见证者,包括施暴方和受害方,同时质疑乌克兰警方为什么中断了刑事调查?
2016年2月, 当纪录片准备在法国Canal+频道播出时,美国大使馆和乌克兰政府出面向法国外交部施压,要求Canal+取消播出计划,于是,Canal+被“言论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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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速营这一新纳粹组织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之后的可怕社会状况。这些亚速营骨干成员,也就二十来岁,然而,乌克兰历史教科书早就给他们种下了黑白颠倒、认贼作父的认知。
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及其同伙,为了地缘政治利益是何等丧心病狂?一边拼命掩盖自己扶持的新纳粹组织的反人类的罪行;一边不断编造谣言将脏水泼向中国。
但是,无论美国与乌克兰新纳粹如何勾连配合,恶果最终一定会报应在美国身上,玩火者,必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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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援-空天战-志愿特种兵阻乌中立 欧盟北约巴尔干化 烤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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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15:30 | 只看该作者
李慎明等: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

2022-03-06 11:54:38  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年第1期  作者:李慎明




  引言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他还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把视野投置到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对于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谎言与真相

  莫斯科,红场,肃穆、庄严。经历了90余年风雨的列宁墓巍峨屹立。十月革命后,这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抚今追昔,苏联兴亡,令人感叹不已。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开缺口并最终毁灭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党内外吹卷起一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辉煌成就,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这股歪风日渐兴盛,席卷广袤的苏联大地,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对于这股政治思潮,我们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

  谎言之一:所谓“列宁是德国的间谍”

  今天,在俄罗斯的一些城市,仍耸立着许多列宁雕像。我们在莫斯科访问拍摄期间,位于市中心十月广场上高大的列宁像,正在进行精心的修整与维护。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党必先去其领袖。这是搞垮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路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斯大林形象被抹黑之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浪又很快扑向列宁。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便是“列宁是德国间谍”。

  我们走访了俄罗斯的数家图书馆、档案馆、学术机构,得到的一致答案是:这一所谓的历史真相在俄罗斯和国际上早已经被否定和澄清。

  列宁回国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列宁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着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рупская)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立即出发!’”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列宁之所以选择经德国回到俄国,是其他国家拒绝过境之后的被迫抉择。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舒宾(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在接受采访时说,列宁从瑞士取道德国回到俄国,乘坐被打上铅封的车厢,即密闭的车厢。当时,没有其他路径。法国和英国禁止列宁通行。作为党的代表,列宁当时确实得到过国外的一些资金资助,只不过这是西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捐赠。他说:“为什么会需要这些钱?是为购买印刷厂。布尔什维克从工人、赞助商、缴纳的党费中筹集到了大部分的钱,总计22.5万卢布,还差3万卢布。这时在中立国做生意的布尔什维克,即自己人补齐了这3万卢布。”本解说词尚未注释的俄罗斯各界人士的述说,系本课题组根据在俄罗斯采访录音整理。——编者著

  至于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凭空捏造出的“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所谓“西逊文件”,同样是无稽之谈。甚至连著名的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很显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

  谎言之二:所谓“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了几百万甚至3000万直至5000万人”

  苏联肃反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严重扩大化,无疑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但对此应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面临德国法西斯入侵和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曾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参与策划刺杀斯大林的亚·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在《我的时代》一文中承认:“我研究了战前很多年的情况,包括军队肃反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战前在军队中不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肃反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1971年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仍坚持认为:“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清洗工作“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

  曾旅居苏联多年后来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并被关进监狱长达六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回忆说:“即使赫鲁晓夫在对这个时期的过火行为作全面攻击时,他也没有说任何一件公开的审讯案是骗局。”

  在肃反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斯大林也注意及时纠正一些极端偏向。在1937年3月5日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斯大林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所有在某个时段动摇过或曾向托洛茨基主义方面靠近的人,坚持在该问题上“需要单独和有区别地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而赫鲁晓夫则恰恰是肃反扩大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制造者。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请求批准枪决8500人,把33000人送往劳改营。他调至乌克兰后,请求枪决或关押30000人。连在“改革”年代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也承认:“赫鲁晓夫并没有少让人流血,而与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又通过他的亲信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销毁的材料达11个纸袋之多。

  苏联在肃反过程中的扩大化,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但是,一些人说斯大林处死了几百万人甚至3000万直至5000万人,这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恶意编造的。

  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2004年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此书对斯大林时期判死刑的人数作了极为精细的考证,一些人所说的受害人数实际上被夸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即使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之后的苏联和俄罗斯官方多次正式公布的文件中,也都充分证实了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蓄意编造、恶意夸大的。

  谎言之三:所谓“斯大林背叛了列宁和列宁主义”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和俄共(布)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在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又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

  1928年前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当时,苏联国内粮食严重缺乏,部分富农却囤积了大量粮食,拒绝卖给国家,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主义苏联带来引进各种技术、机器和设备的难得机遇。苏联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工业的高速发展,也要求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

  更为严峻的是,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危险,要求苏联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加强经济和国防实力。1930年,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

  斯大林中止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的新形势而作出的新的战略抉择。这是无可非议的。

  新经济政策逐步中止后,苏联从1928年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提前完成了头两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有力支撑了卫国战争所必需的军事装备和物质基础。

  到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后期,苏军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也已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8倍,进而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背叛,恰恰相反,是对列宁主义新的坚持和发展。

  谎言之四: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效益低下,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曾经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是俄罗斯民众至今都流连忘返的地方。在这里,通过对实物陈列的参观和大量翔实数据的对比,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所谓“公有制经济没有效率、苏联时期一团糟”这一说法的荒谬。

  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工业总产值,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苏联均保持着相当优势。

  1950年至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而1950年至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

  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半期,推行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蓝本的经济改革,苏联在1989年至1991年间才出现经济负增长,增长率为-77%。1991年经济增长率竟为-13%。

  谎言之五: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联合发动的”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境内外一些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联合发动的”。

  事实表明,是法西斯德国以不宣而战的方式首先出兵侵略苏联,苏联完全是自卫反击。苏联卫国战争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组织反击法西斯侵略,斯大林这样的反法西斯领袖竟然被说成与希特勒联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希特勒之流及其类似的侵略者才会捏造出这样奇怪的逻辑。苏军后来跨越国境、进军中东欧地区及德国领土,攻克柏林,也是为了彻底摧垮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严防德国法西斯死灰复燃,并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各国苦难民众。

  普京总统多次严厉抨击肆意诋毁苏联军队、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15年3月17日,在会见俄罗斯“胜利”组委会成员时,普京明确指出:“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篡改、歪曲那场战争中事件的企图,还有恬不知耻的、赤裸裸的谎言,放肆地抹黑事实上把一切都奉献给那场胜利、捍卫和平的整整一代人。”“这些人的目的昭然若揭:降低当代俄罗斯的力量和道德威望,剥夺其战胜国地位及相应的国际法影响;分化人民,挑起纷争,在地缘政治游戏中搞历史投机。”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认为一切都完了”,斯大林“没有到过任何前线”“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

  而根据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克拉西科夫(Красиков Сергей)的回忆,在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得了严重的咽喉脓肿,一段时间体温高达40摄氏度。尽管如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及时发布各种命令,调兵遣将,领导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

  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回忆录也说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曾去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前沿阵地视察,他连续“乘坐汽车外出两天,无疑对军队的士气产生了影响”。

  谎言之六:所谓“苏联时期的英雄模范很多都是伪造的”

  直到今天,在俄罗斯街头,依旧矗立着苏联时期各种英雄人物的雕像。俄罗斯民众依然会献上鲜花,表达对他们的怀念与敬仰。

  但一个时期以来,各种污蔑、歪曲苏联时期英雄人物的言论层出不穷,其中最恶毒的谎言之一就是对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卓娅的诋毁和攻击。

  1941年11月26日夜晚,游击队员卓娅放火袭击德军驻地,不幸落入敌手,被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施以残酷的绞刑。她牺牲时年仅18岁。

  1942年2月16日,卓娅被苏联政府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但在苏联解体前两年,自由派周报《论据与事实》却先后抛出两篇文章,污蔑卓娅患有“精神病”,说她袭击的并不是德军驻地,而是农舍。

  就在污蔑卓娅的文章抛出后不久,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彼得里谢沃村三位女村民的回忆说,当时德军占领了村子,将村民驱赶出农舍,德军却在老百姓家里安营扎寨。

  德军战俘鲍埃尔林也在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11月的一天,我所在的德国部队开进彼得里谢沃村,把村民驱赶到街上受冻,自己在农舍里享受。当天半夜,4间住满德军的农舍突然起火。”

  显然,是卓娅的一腔怒火点燃了被德军侵占且住满侵略军的房舍。

  卓娅的英雄事迹很快传到了前线,进一步激发了红军战士的爱国热情和反击德国法西斯的勇气。当苏联红军展开全线反攻时,战场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为卓娅报仇!”

  被谎言玷污的绝不仅仅是卓娅一位英雄。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几乎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都进行了诽谤甚至侮辱。

  二、缘起与泛滥

  在久负盛名的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份看似简单的打印文件。正是这份文件曾经震惊了整个世界,当年宣读这份文件的人,正是刚刚当选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苏共中央举行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已经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突然召集全体代表开会,擅自抛出未经集体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人炮制的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依据:1.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未经中央讨论”。2.时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回忆说:“中央主席团没有委托赫鲁晓夫作这个报告”;“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肯定地说,是受中央主席团委托作的这个报告。他是自作主张作的这个报告。我们当时没有公开讲,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分裂党”。3.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人在大会期间通过紧张的“地下”活动加上去的。4.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也指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等错误的盖子,但赫鲁晓夫又根本不具备解决这样一个高难度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素养,也捅了娄子,更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列昂尼德·多布罗霍托夫(Леонид Доброхотов)强调,现在国内外专门有学者在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认为报告90%的内容是谎言,10%的内容歪曲了各种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歪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事件中的作用等。事实上,报告就是一个纯粹捏造罪名的批判书依据: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雷弗·弗通过对大量文献证据、历史事实,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研究发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有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竟然没有一个与事实相符。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经过检查的论据……赫鲁晓夫在其讲话中没有谈及一件可以称得上符合斯大林和贝利亚真实情况的事实。”

  经过赫鲁晓夫的策划和煽动,报告的内容很快在苏联传播开来,不久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和文学作品大量泛滥,许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广场、街道等都改换了名称,斯大林的肖像被摘掉,纪念碑被毁坏。后来,斯大林的遗体也被迁出列宁墓。

  一些人不仅怀疑、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一切,更把现实中所有存在的问题都同斯大林个人或斯大林时期联系起来,进而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非斯大林化”的错误思潮引发了东欧局势的动荡乃至动乱。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了骚乱;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世界范围内也很快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西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纷纷提出退党,仅意大利共产党退党的党员就有20万人。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十分痛惜地说:“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1985年3月,54岁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自称是“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夸赞赫鲁晓夫,他“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而且“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有关“公开性”的一次讲话中说,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所谓“不留空白点”就是全面挖掘苏联历史的负面内容,全面抹黑苏联历史。这应是苏共最高领导层带头对自己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的政治召唤。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以调整分工为名,把主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Егор Лигачев)调开,雅科夫列夫成为指导“改革”与“公开性”运动即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直接指挥者和“精神教父”。

  雅科夫列夫走马上任后,随即撤去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媒体领导人,扶植起一批体制内知识界、传媒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曾这样揭露说,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开棺”的年月。所谓的大众传媒开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直至50年代之“棺”,对历史的层出不穷的所谓“新揭露”“新评价”劈头盖脸压来,并由此转入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进攻战”,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

  俄罗斯政论家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指出,当时苏共掌管的主要杂志,所有的媒体都开始了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此后四年苏联人民的思想却被反人民的媒体所控制,以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应该受到惩罚,人民生活不好都是苏联政权导致的。

  党的领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体制内知识界的实权派先后卷入历史虚无主义狂潮之后,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策动下,一些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电视主持人、时政评论家等摇身一变,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以争当持不同政见者为荣。他们相互配合,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正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任、俄共杜马议员维·伊柳欣(Виктор Илюхин)在《控告总统·起诉状》中所说的那样:“在他(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整个国家都被变成了考古发掘地。”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各类失控的媒体和名目繁多的研讨会、报告会

  在戈尔巴乔夫的极力推动下,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苏联报刊及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颁布命令,宣布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就使得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到1990年10月,在苏联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重新登记,其中1/7的报刊变更为私人或民间团体所有,还出现了一些独立通讯社和独立报刊。到苏联解体前,苏共直接掌握的报刊仅占经苏联国家报刊委员会登记的全国性报刊的1.5%。社会舆论完全失控。

  一批正直的、有良知的职业历史学家努力揭示历史真相,但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潮之中。他们被各种历史学学术会议所排斥,甚至不能够查阅档案,其著作也不能出版。

  这些失控的媒体和各种研讨会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诬陷的平台,动摇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根基。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哲学家弗拉季连·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指出,俄罗斯的一个大的错误,就是不应把媒体的控制权交到想要民主却收获寡头专制的人手中,实际上落在了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手中。

  与爆炸式出现的自由派媒体相比,体制内媒体“倒戈”造成的危害更加可怕。比如《莫斯科新闻》《文学报》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报刊,纷纷抛弃原有的机关报属性,宣告“独立”。各类负面消息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掀起了一场“揭露历史污点”的舆论浪潮。苏联体制内的媒体曾经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受到民众信赖。官方媒体的“倒戈”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误认为这些信息是传递着党的正确声音,讲述的是历史的真实,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被历史虚无主义浊浪裹挟甚至淹没。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二:篡改历史教科书

  篡改历史教科书也是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联高校的党史、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纷纷关闭,很多教师只得改教西方哲学或西方政治学。

  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认定“以前的教科书都是美化苏联历史”,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本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重新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紧接着,各种版本的新编历史教材开始出现。许多教材一味强调“历史污点”,公然采用造谣、污蔑等卑劣手段,颠覆了青少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认为,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很多篡改历史的教材,而且种类也极其繁多。教师们对此手足无措。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三:所谓“历史档案”的“揭秘”

  所谓“历史档案”的“揭秘”也有力地助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戈尔巴乔夫还在档案的整理与解密方面大做文章,特意指定雅科夫列夫等人专门插手此事,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解密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所谓“历史档案”。他们把大量说明列宁、斯大林时期成就的档案搁置一旁,而专挑个别失误掐头去尾、碎片化地放大,再进行加工和拼接,颠倒黑白、篡改事实、蛊惑民众。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四:文学艺术领域

  文学艺术领域也成了渲染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渠道。在苏联国内以及西方媒体的大力渲染下,解禁并推出了一大批丑化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古拉格群岛》还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的历史,但由于缺乏材料,只好用所谓“艺术化”的方法。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我只有两三个。但是,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也就是说,用凭空虚构和编造的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竟然成了所谓“历史的凭证”,使之成为瓦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发重磅炸弹。

  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在不断滋生。在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支持下,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Тенгиз Абуладзе)拍摄了电影《忏悔》。该片主题就是要拆解“斯大林神话”,揭露所谓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政治暴力”。

  戈尔巴乔夫在审看完这部片子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该片的公映。从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连续三个月放映了这部影片。《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军事史学会科研处处长米哈伊尔·米亚科夫(Михаил Мягков)指出,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不仅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也批判苏联的总方针及其对外政策。上映的一些电影中,反映在前线作战的似乎只是那些罚做苦役的罪犯。这就在本质上歪曲了事实。

  三、助推与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美国就计划用军力,包括用核武器摧垮社会主义苏联。1949年9月23日,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迫使美国战略重点逐渐转向实施和平演变计划。

  194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瓦解苏维埃政权。

  195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赫鲁晓夫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身上。

  1982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强调,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竞争”。

  推行“接触”即“和平演变”战略的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轮又一轮攻势。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滋生、蔓延和泛滥,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推动力。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斥巨资,建立了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一家,就在苏联周围10多个国家设立了20多个新闻中心,出版80多种杂志、60多种期刊,设立了近2000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无线电转播台,用60多种语言播放内容庞杂的各种节目。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台后,美国当局兴奋异常。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敏锐地觉察到:“由此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事业犯下的最大错误,它将在东欧和苏联引起严重动荡,特别是威胁到那些由斯大林栽培的东欧国家领导人,美国应该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中情局不惜重金,以几十万美元的大价钱从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手中买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一经认定报告的真实性,旋即于1956年6月4日由美国国务院向外界公开,同日由《纽约时报》全文发表。美国中情局还指使“美国之音”用43种语言,每隔一小时就向全球播放一次“秘密报告”。《纽约时报》就此报道:“美国政府显然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一系列残暴行为的说明,来对整个苏联制度及其领袖们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下令停止对“美国之音”进行技术性干扰。美国舆论得以在苏联畅行无阻。

  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评论说:“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二是西方国家运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手段培养支持苏联国内亲西方的“政治知识精英”。1956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利用“和平共处”之机,鼓动苏美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提出邀请1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谈到这一意图时指出:“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原副主任叶夫根尼·格拉奇科夫(Евгений Грачиков)认为,西方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除核武器之外,他们运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有的方法,比如用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等名义,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人们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在苏联内部形成了支持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第五纵队。

  在西方国家极力拉拢和培植的人员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雅科夫列夫和被称为“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雅科夫列夫是在被选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发生了“世界观改革”,认为“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消耗殆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

  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萨哈罗夫出面创办了《公开性》杂志,在巴黎用俄文发行,发行量很快达到2万多份,另外还用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在纽约等国外其他地方出版。1989年,萨哈罗夫没有辜负西方厚望,他联合叶利钦,逼迫取消了苏联宪法中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

  三是西方阵营充分运用小说、电影、戏剧等文学作品形式在苏联推动历史虚无主义的扩散。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西方利用东西方缓和的时机,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到苏联进行活动,把作家群体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在西方势力的指挥下,他的《癌症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等歪曲、否定苏共和苏联的作品被转移到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回国内进行散发、传播。

  四是一些诺贝尔奖项也成为西方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抹黑苏共历史的重要工具。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苏联人颁发的16个奖项也无不充满着意识形态的用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5次文学奖。1956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在书中借用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人生,旨在说明“苏联十月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小说在苏联国内没有被允许出版。美国中情局在1958年1月获取《日瓦戈医生》手稿后,认为“此书拥有巨大的宣传价值”。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监管并报艾森豪威尔总统行动协调小组批准,资助用俄文等多国文字印刷《日瓦戈医生》。当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因该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五是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成为西方在苏联助推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渠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is Saunders)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说,1963年到1966年,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其中货真价实的如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基金会,是最为便捷的资助掩护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其资助的“东欧基金”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机构,它与契诃夫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社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到52.3万美元用于购买在苏联被禁止出版的图书。

  弗拉季连·布罗夫说:“我们有一些组织和一些人从西方获得金钱,然后在国内写文章,出版书籍,召开学术会议,代表的却是出钱的西方基金会的立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外国代理人’”。

  六是美国驻苏大使馆在意识形态渗透和搞乱苏联政局方面,担负着前线指挥部的角色。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苏联情况,为美国政府制定对苏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美国著名外交家和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就曾长期供职于美国驻苏联使馆。他于1946年2月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政策”,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搞垮苏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先导作用。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走马上任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刚被释放的萨哈罗夫,他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明确表达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在他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清晰记载:当苏联政治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时,“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同他们交谈,并且“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

  七是利用档案或所谓档案解密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美国当局设法通过与戈尔巴乔夫集团合作,利用经过选择或剪裁甚至伪造的档案对苏联历史进行篡改。这些经过准许披露的所谓档案,也成了国内外对苏联历史进行篡改污蔑的重要来源。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昂尼德·别列洛莫夫(Леонид Переломов)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档案拱手送给别国。他们把大量档案,包括绝密档案,廉价卖给美国人和日本人。

  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说,首先得到档案材料的是外国人,而当时苏联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却不允许接触档案。外国人在3年的时间内用自己的设备,拍下了他们在档案馆能够找到的所有档案材料。待与外国的合同到期之后,档案才向俄罗斯学者开放。

  罗伊·麦德维杰夫还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为了抹去其最终背叛苏联人民的证据,还把自己与美国相互勾结的电报的原始卷宗全部送交给了美国人,连副本也没有留下。

  四、根源与实质

  从本质上说,历史虚无主义不过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反映。

  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风为何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越刮越烈,其深层次的根源何在?

  俄共下诺夫哥罗德州州委书记、州议会副议长弗拉季斯拉夫·叶戈罗夫(Владислав Егоров)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时代存在过的一切正面的事物,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一切有益方面。它破坏和转变了苏联时代的社会意识,这是在为实现1991年的反革命剧变作铺垫。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思想上进行颠覆活动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点燃此场“虚无”之火的深层次思想根源。

  赫鲁晓夫虽然成长于革命时代,有过卫国战争经历,但在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却背离、最后背叛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其缘由,一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二是赫鲁晓夫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并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虔诚”信奉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意志论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1949年12月,在他需要斯大林提拔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在《真理报》上撰文献上这样的颂词:“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却把斯大林谥为“暴君”“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

  十月革命前后,许多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加入革命队伍,不少人得到艰苦锤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目的不纯的人混入革命队伍,最终形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Язов)都指出,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戈尔巴乔夫曾私下里多次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已经过时。”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位,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黯然垂落。其实,在距离戈尔巴乔夫宣读最后辞职书两小时之前,他就首先拿起电话向美国总统布什做了汇报:“我亲爱的朋友乔治……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将在莫斯科电视台宣布我的决定……我将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交给俄联邦总统……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

  重大历史关头,往往首先向美国总统汇报,这似乎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习惯。当这些历史的真实被披露之际,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而另一位苏共高层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后来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坦言:“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在西方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序言中袒露:“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助推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原因。雅科夫列夫之所以能上台,始于他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在加拿大的会面,两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指出,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雅科夫列夫在那里等他,他俩彻夜长谈。最后得出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死胡同,应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纵容下,一些所谓知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在恶毒篡改、否定苏联历史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大放赞美之词。

  他们中一些人的初期目标还只是批判斯大林,不久便就将矛头直指列宁,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1988年秋,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独揽大权。苏联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与西方的第五纵队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三股力量完全合流,集合在戈尔巴乔夫这面大旗之下。“1988年可以称之为社会意识的大转变之年。”

  苏联解体后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人出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利西奇金(Владимир Лисичкин)、谢列平(Леонид Шелепи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渐渐发生质的变化”;“新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他们开始得到津贴,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持不同政见逐渐成了一种可以炫耀自己优点的职业,这种职业甚至变得愈来愈吸引人”。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人文系教授尼古拉·斯塔罗斯坚科夫(Николай Солдатенко)指出,问题在于那个时期进行的很多历史问题研究,都是受国外资助,这就刺激一些历史学家去看给他课题的人的眼色行事。

  西方国家还十分注重收买苏联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回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1991年亲自和美国出版商洽谈出书事宜。一本名为《沉思》、实际上是由记者普里亚欣(Георгий Пряхин)代笔的小书就这样面世了。这本书不过发行几百本,稿费却付给她300万美元。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在其回忆录《警示》中这样描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的大众传媒:“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金钱。电子媒体和印刷品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钱全掌握在那些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人手里。无论何种形式的独立出版物的言论都是在放空炮、蛊惑而已。”他在书中还谈到这样一种说法:“当权者企图掩盖政策的真正本质,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真相。他们宣称,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俄罗斯都无发展之地。事实上,他们正与外来力量共同实行复辟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国外推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早在1948年,乔治·凯南就一语道破。他说:“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仅占世界的6.3%。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某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苏联的亡党亡国,还有着深刻的国内社会根源。党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经不起考验,严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当人民群众看清苏共高层已彻底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而感到绝望之时,最终选择抛弃这个党。这就是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之际,广大党员和民众漠然相向的社会心理原因。

  五、灾难与反思

  苏联解体30年了,与世界上一些国家日新月异相比,大多数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发展却很缓慢。有数据表明,从1986年到1991年,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4.6%跌到-13%;外债从250亿美元飙升到1039亿美元;黄金储备从2500吨降为240吨;汇率从1卢布折合1.5美元变为0.011美元,贬值140多倍。

  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俄罗斯民众说:“清早起来排队,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到跟前啥都没有。我退休金并不多,当时只有90卢布。我工作55年了。”

  弗拉季斯拉夫·叶戈罗夫指出,现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00位亿万富翁占据了整个社会90%以上的财富。有2000万贫困人口。这也就是说,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意识形态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是其他种种错误思潮的开路先锋。否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了苏联和苏共,西方贩卖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新闻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潮就乘虚而入。

  俄罗斯科学院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院士说,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最严重的影响,是俄罗斯人丧失了“灵魂”:个人主义情绪增长,无视他人权利,人际关系淡漠,相互敌视情绪蔓延,反社会行为大幅增加,青少年犯罪率激增。

  在地缘政治方面,苏联解体,四分五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欧洲军事与政治版图发生急剧变化,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东欧、中亚和外高加索的一些国家也成为西方遏制、干涉俄罗斯的前沿阵地。

  伴随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声誉一度遭到严重损坏。社会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论”甚嚣尘上,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引线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刚开始之时,往往看不到硝烟和暴力,一旦人们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之后,就会被国内外资本进一步导向内乱、内战甚至国与国之间真枪实弹的热战。

  70多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仿佛在原苏联上空仍未散尽。20多年来,普京执政的俄罗斯,不得不向境内外企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抹黑苏军、造谣中伤苏联的各种行为展开激烈的反击战。

  历史虚无主义带给俄罗斯的灾难是深重的,但苏联解体30年后,令人欣慰的消息也不断涌来。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尤里·彼得罗夫(Юрий Петров)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明白,我们父辈和祖辈为了我们的国家工作,而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他们是白活了。他们过去的业绩很值得我们铭记。

  首先,对于苏联时期的领袖,俄罗斯民众有了更加理性、清醒和深刻的认识。2021年6月23日,列瓦达中心就“对斯大林的整体评价”主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0%的被访者对斯大林持“赞赏”“尊重”“好感”态度;28%的被调查者持中间态度,只有11%的被访者持负面评价。而2001年对斯大林负面评价的人竟高达43%。2017年6月27日《俄罗斯报》报道:最近关于斯大林的消息占据了俄罗斯各报头版,仿佛是在进行军队大元帅竞选。俄罗斯报纸通栏大标题写着:“斯大林从地下冒出来了。”斯大林的各种挂像、雕像几乎每一天都会在各个地方冒出。但主导这种行为的,不是左派,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而是各级政权。

  其次,2016年民调显示:俄罗斯99.1%的民众明确反对把苏联社会体制、苏联模式的失败看成必然。2020年3月列瓦达中心民调显示,3/4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代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民调中,有人说:“对苏联‘怀旧’在中老年人中更为普遍,但俄罗斯年轻的‘后苏联人’也同意这些观点”,“他们将苏联认定为社会公正的国家”。

  俄罗斯民众尼娜·伊万诺夫娜(Нина Ивановна)说:“在苏联时代,我有工作,每月按时领取工资,并可以预支工资,我们生活得非常安宁祥和,人与人之间非常和善,大家相互帮助,非常和谐友爱。突然间这个友爱家庭一下子四分五裂,我们都在拼命地挣扎。”

  《俄罗斯报》曾随机调查了254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5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64岁的退休人员维塔利说:“闭眼不看现状,为过去而自豪。”52岁的经济工作者叶莲娜说:“那时我不怕一个人夜里走路。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51岁的退休人员弗拉基米尔回答:“那是世间少有的幸福、和平、友善和仁爱的国家。它像一只幸福鸟一样离开我们飞走了,寻找不会出卖它的人去了。”

  这份问卷的第四个题目是:“20年来独联体国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变化对于您是最重要的?”90%以上的人感到痛惜和痛苦。20岁的大学生阿尔卡季说:“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大家都只顾眼前。”52岁的经济工作者加林娜说:“如今已经不再用爱国主义教育青年,金钱就是亲爱的上帝。”24岁的职员安东答道:“俄罗斯古已有之的术语‘苏维埃’被外来的‘民主制’换掉了。其后果是,俄罗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什么都没有了。”43岁的职员米哈伊尔则说:“回头想想,为阻止我们的国家被出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十分后悔。”

  当代乌克兰政治家格奥尔吉·克留奇科夫(Георгий Крючков)指出,过去人们曾坚信西方能够带来美好。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失业,什么是生活最低保障,等等。资本主义并没解决原来的任何社会问题,反而冒出众多新的更为严峻的问题。

  俄罗斯政治家的反思更具代表性。

  2000年2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代表俄共发表的《告人民书》指出:“不要听信对我们历史的中伤和诽谤。共产党人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取得过伟大的成就。正是在苏联时期,我们国家达到了强盛的顶峰。”

  1994年5月27日,在国外流亡20年之久并为苏联解体立下“汗马功劳”的索尔仁尼琴,重新踏上了俄罗斯大地。他在各地参观之后,十分痛心地说:“我回到了满目疮痍、怅然若失、失掉信心,并且已变得面目皆非的俄罗斯”,“俄罗斯如今多灾多难。俄罗斯在呻吟”。现在的制度“是官僚主义、任人唯亲和老奸巨猾的投机商人的一种巧妙的融合”,“国家摆脱了共产主义,可走了一条最笨拙、最不合理和最曲折的道路”。1996年,索尔仁尼琴甚至借其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主人公之口,直呼斯大林为“伟大人物”。

  普京对斯大林的第一次正面评价是在2002年。他一方面谈到斯大林的“专权”“专断”,另一方面明确肯定:“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此后,他对斯大林的多次评价基本上都在这个框架之内。2017年6月16日,普京回答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过悲惨事件,但是,“斯大林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人物。那些过分妖魔化他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攻击俄罗斯和苏联”。2019年9月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讲道:“我们应从这一原点谈起……老爷子全部拿下,并画上的句号……(斯大林)乃国家之父。”

  俄罗斯民众深深地怀念着列宁和斯大林。每当列宁诞辰或逝世纪念日,到红场列宁墓瞻仰列宁遗容的人都排起长队。每当十月革命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人们就高举着列宁、斯大林画像走上街头。

  历经一年多的讨论和完善,2016年2月29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最终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该战略开篇即写道:“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影响力日益衰退,经济下滑,国外文化入侵,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艺术匮乏,学习和了解俄罗斯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外国势力企图篡改俄罗斯历史,甚至篡改伪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价值导向;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强化俄罗斯公民的文化教育。”。

  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扎巴罗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Забаровский)说:“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博物馆人,首先应立足于历史事实展示真实。让不可辩驳的历史陈列品说话,有根有据地证明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今俄罗斯重新审视、珍视自己历史的重要措施就是重新编写国家历史教科书。

  还在2001年,就任总统职务不久的普京在视察俄罗斯一所高校时表示,他对过去10年的破坏感到十分痛心,对当时历史教科书的混乱现象极为不满。2007年6月21日,在接见全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时,普京又指出:“几年前,当时的史学工作者们偏重于强调负面消极因素……现在必须剔除这些年沉积下来的糟粕和泡沫。”

  罗伊·麦德维杰夫说:“必须编写一本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新的历史教科书。我作为审定专家通读了几种教材,老师终于有了能教育孩子们的好教材。”

  然而,俄罗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举动,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大肆攻击。

  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是普京在宣传自己的历史观。”美国《华尔街日报》指责普京“妄图改写历史”。美国《新闻周刊》指责普京是要“重新回到苏联”。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虚无主义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依旧是长期而艰巨的。

  六、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我们更加需要把这一重要指示落到实处。

  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是20世纪留给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沉重又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虚无主义给苏联带来的灾难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击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推动的一种政治思潮,无论它披着何种外衣,使用什么手法,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和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行为的回击与批判。全体共产党员人人有责。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西方“软实力”“巧实力”等和平演变战略手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内外敌对势力必然会手段翻新,继续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行为泛滥,不能任由其刻意制造和散布谎言、扰乱社会舆论。必须对否定党史国史、贬损革命领袖、玷污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进行彻底批判并依法进行惩处,以凝聚民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第四,必须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们要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巩固宣传舆论阵地,为反击和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五,必须组织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升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必将有着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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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34:57 | 只看该作者
附件是篇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转型的论文,已发表在乌有之乡网http://www.wyzxwk.com/e/DoPrint/index.php?classid=14&id=329007,下面是该网编者按。本文是史蒂夫·科恩教授于2011年11月在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举行的“多元化经济学学会国际联合会”第三次年会上的演讲文稿。科恩教授是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先后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大学,他曾经是美国进步经济学会指导委员会成员,著有《重构宏观经济学》,近年来在美国教授《当代中国经济》等课程。从科恩教授所写的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决不是一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的结果。


经济学范式在中国的竞争
——1978年以来经济问题、经济理论和经济教学的共同演变[1]
史蒂夫·科恩
诺克斯学院
Ⅰ)引言
概览。本文阐述了自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并着重研究了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西方经济学方向(“西方”特指新古典经济学)。本文记录了这种转变并研究了它产生的原因。

本文应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话语体系,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集团如何产生并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集团,并进而在中国经济领域中被视作专家与权威的过程。本文强调,这种转变包括在某种框架意义上的新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常所暗示的不同,中国学生学会的不止是如何使用一套分析工具,他们还戴上了一副新的偏光眼镜,未经思考辨别就透过它认识世界。

本文依据。尽管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被广泛地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方面。这是一种不幸的局面,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政策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对于经济状况的理解。本文旨在填补这种空白。本文研究了“经济学”这一名词如何在中国演变为仅被用某些固定方式理解的过程。因此,本文是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探究了当代中国大学经济学思想和其在社会中的反响的发展脉络。

提纲。本文有五部分和两条附录。第一部分是全文概述。第二部分详述了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第三部分阐释了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的历史。这种分析也指出了一条分析经济事件、经济理论和经济教学的共同演化的途径。第五部分观察了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附录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不同现状,把对目前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分析加以分解并单独讨论。附录二是为了进行访谈而制定的问卷。本文的编写日程非常紧迫艰巨,因此有些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疏漏。

对消息来源和研究方法的说明。本文基于两大主要的消息来源。第一是已有文献和会议发言记录,它们将会以通常的方式作为脚注出现。第二是2011年春夏季节,我在美国、北京、上海和杭州与中美大学教员们进行的一系列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谈话,这些谈话的部分内容将不会在记录中予以公开。

我从这次“实地调研”中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至少在最初阶段,比起定量的辩护性的结论,访谈的方法更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问题并产生影响。因此,我在本文当中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临时性的发现,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确证和大家的反馈。


[1]我要感谢来自诺克斯学院教员研究基金、诺克斯学院会议旅行基金和诺克斯学院梅隆专款基金的对于这项研究的财政支持。我也要感谢诺克斯学院图书馆和计算机工作人员的帮助。非常高兴能够感谢许许多多在这项研究上对我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我在听取不同角度下得出的大相径庭的观点中受益匪浅。这份致谢绝不意味任何我所感谢到的人支持并认可我在文中传递的观点。我个人为本文的任何谬误负全部责任。帮助过我的人有:Bai, Runtian; Mark Blecher; Cheng, Enfu; Gerry Epstein; JamesGalbraith; David Goodman; Gu, Limei; Guo, Fei; He, Yin; Stan Helm; David Kotz;Keng, Shu; Kong, Yan; Li, An; Li, Bingyan; Li, Minqi; Liu, Zhen; Daniel Lund;Keith Maskus; Thomas Rawski; Mike Schneider; Shuyan Shipplett; Song, Jianmin;Sun, Youli; Wang, Fang; Wang, Yanjun; James Watson; Ruby Watson; Wen, Jiaoxiu;Norton Wheeler; Xia, Lu; Xie, Fusheng; Yao, Xianguo; Yin, Xing; Zhao, Zhun;Zhou, Yi和Zhu, Andong。(还有一些人还在这篇文章的最终版本中出现。)特别感谢Nancy Eber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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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37:40 | 只看该作者
Ⅱ)经济学流派的拓扑结构
在中国,指代古典经济学的词汇的变迁史,就揭示着其地位的变化。在1978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描述其的词汇变成了“西方经济学”。在1983年左右,“现代经济学”一词取代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邹至庄2000,P52)。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就被视作整个经济学。

进一步确切地定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术语在中国的含义,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很不幸,这项工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当我们说起“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是指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还是指凯恩斯和斯蒂格利茨?他们在中国都很流行。当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我们是指《资本论》和苏联的五年计划,还是毛泽东的全民动员和蒋一苇的企业民主思想?或者说,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些根本特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区分开呢?

我认为在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引入一个修正版的区分方法。这一方法由林(1981)引进并由罗伯特·徐(1991)详细阐释。他们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诊断型经济学和功用型经济学。他们将诊断型经济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注重的是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联系;功用型经济学则被定义为一种强调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践活动,通常与经济计划相关。诊断型经济学以其高度抽象、哲学化的论证为特征,而功用型经济学会运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技术,比如计量经济学和投入-产出分析,去分析经验数据并提供现实建议。

通过运用一个与徐、林的分类有几分相似的分类方法(基于“话语”与“潜话语”的区别),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都希望能把二者狭义的技术层面与它们更广义的哲学层面区分开来。[1]我还想介绍经济学分析的另一个流派,即“异端经济学”。每个经济学流派或者范式的“话语”是关于一个经济体怎样运行的正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话语”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等抽象理论,以及住房的需求价格弹性研究一类的经验分析。相似地,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话语”通常包括劳动价值论等抽象理论,以及投入产出表一类的定量规划模型。

解释我提到的“潜话语”的意味可能需要略费笔墨。[2]在一定程度上,潜话语包括了林和徐所说的“诊断型经济学”的哲学取向,但在范围上要更广一些。潜话语支撑着正式的、表面的话语。潜话语规定了起点(不可证明的基本假设)和预期终点(这套理论将被运用于何处)。话语中无处不渗透着潜话语。正是潜话语赋予了经济学书籍和经济理论生气,将索然无味的因果逻辑变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实践和道德计算。潜话语建立在不可证明并通常心照不宣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对于人性的假定。潜话语反映了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的信念。潜话语影响着从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到研究生课程中探讨的话题。它决定了怎样把复杂的观点加以简化,以使其能够被初学者理解。很多简化的(但是不实事求是的)假定在入门教科书(或是学术文章,等等)中被容忍了,只要其分析使“基础性”的叙述“正确”。至于什么算得上“基础性”与“正确”,那当然是一个范式性的判断并且通常反映出这个范式的潜话语。

潜话语时而明显时而含蓄,经常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讨论才能被梳理清楚。它在大众导向的著作中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著作中,大量的潜话语依然不甚显著。下面我们列出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潜话语,它们与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相关。我们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其主要的潜话语倾向是把资本家组织的经济活动合法化。



[1]徐承认就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功用两个层面来描述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可行,并且指出中国的学者事实上已经这样做过。他指出在1987年的一次经济会议中,“中国经济学家们认同他们应该努力去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成分’。在操作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本质论’应该被舍弃,但是其‘运行论’值得被学习以备可能的研究之需,至于其方法论,比如投入产出分析,应该被学习并应用于中国的国情”(徐,P8)。中国人宣誓保持“中体西用”的历史,是漫长而又充满讽刺意味的。

[2]对于话语与潜话语的很多讨论都摘自科恩2007年的著作,其中有更深入的阐释,特别是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三章也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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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40:29 | 只看该作者
新古典经济学

认识论:(经济知识的性质)西方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语言,因此数学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语言。

本体论:(存在的性质)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独立实体,有的只是个人。经济学应该研究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及不同的制度(比如市场)如何把他们加总。这叫做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这套理论会致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要求所有经济理论都要具有微观基础,也会要求将口味与偏好视作独立的外生性变量。

人性:西方经济学提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理性的自利人的假定。大多数人被假定为具有无厌足的消费欲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济学并不关注人的口味与偏好的由来(尽管它倾向于默认欲望的无厌足性能够反映人的本性)。竞争性市场可以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为公共利益服务。资本主义至少部分地是成功的,因为它在顺应人性的情况下有效组织了经济活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经济理论的使命在于理解并推进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因为两者都为人类的幸福奠定了基石,也为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由于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市场的许多负面后果,诸如不平等或经济权力的集中,都是可以容忍的。

市场:市场的结果反映了自由选择与自由生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各方的福利在交易中都增进了。市场基本上是能够自发调节的,通常能自动找到使供需平衡的物价水平,并且当经济扩张需要社会变革时,市场能刺激制度创新。

政府的角色:政府的基本角色是保证竞争性市场的合理秩序(比如界定私有财产权)并在竞争性市场不能有效运转的领域适当介入。第三个可能的角色即政府应解决公平问题,但是这一使命要受限于为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提供激励。

社会经济的选择:别无选择。前苏联的崩溃和邓小平改革前的中国的困境表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平等主义与计划的经济模式无济于事。整个20世纪的教训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试图证明自己的市场干预的合理性,永远是麻烦的根源。
无论任何问题,其答案一定是经济增长,而其推动器就是“自由市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潜话语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某些地方极为相似,但是在更多地方则分歧明显。如下。

认识论:马克思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历史分析的方法则使用得非常频繁。

本体论:经济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研究个人行为,因为现实逻辑是,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经济分析应当成为一个更宏观的社会系统再生产规律的一部分。[1]这就是整体论(Holism, H)。在研究现代社会系统时,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是最受偏爱的整体论方法。[2]这种方法刻画了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

人性:与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的相比,经济活动更少涉及“天性的”的个人行动,而更多涉及社会化地形成的行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理解和促进经济发展享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过程而非目的。对于经济的理解的终极目的是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并提升人类福祉。

市场: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系统的分析之中。尽管市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制度,但是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市场既提供自由的选择机会,也使你被迫做出选择;市场既有实现自我调节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情况。市场同样对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部分的结构有很强的反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市场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社会经济的选择:未来如果不是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将步入野蛮。资本主义就像一辆自行车: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稳定。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在于它使永不间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并将其强制推行下去。这个过程本身中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限制性规则,并最终会引爆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环境极限。在短期里,资本主义经济体应当被置于一个社会体制的管理之下,以满足人类需要并确保永续发展;在长期中,为了人类生存的持续,资本主义应当被取代。

本文将着重研究浸透在中国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的潜话语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我们将看到这种转变的证据以及它怎样发生。我们将把变迁着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变迁着的公共政策的联系起来,并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加以阐释。

异端经济学

我在这里要介绍第三个流派,它在某种程度上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流派之间,它在西方被称为异端经济学。它包括(旧)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范式。它们都共同地反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但是反对的方式却又各自不同。异端经济学的潜话语如下:

认识论:经济分析是在一定范式下进行的。它总是透过镜片来看待问题。因此,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都包含着比它们承认的要多的“主观的”或是风格化的内容。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智力上的谦虚和面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心态。从数学模型到人类学风格的田野调查,再到行为实验,各种方法都应当为经济学所运用。但是现状的天平已经过多地偏向对数学的形式化使用以及以简洁的名义而被过度简化的前提假设。

本体论:经济学应当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系统框架下,既研究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又研究个体行为的逻辑。经济学既应该研究制度,又应该研究个人。
人性:对经济研究来说,“经济人”假设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文化、风俗、习惯、互惠的倾向、恐惧和模仿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投诸更多的注意。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要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暗示的复杂得多,而且这种联系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被大大削弱。公平、环境以及非市场经济(如家庭经济)在经济分析中应当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相较于市场效率和经济增长,这些东西的价值经常被错误地低估。

市场: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系统的分析之中。所有的市场都是不同的,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各自具体的特点之上。尽管在做很多决策时市场都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但在组织某些社会互动时市场机制并不合宜。

社会经济的选择:异端经济学并不对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宣誓效忠,而是抱着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和不断实验的精神。它推崇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把“生活品质”(其定义与人均GDP或人均资本模糊地相关又有着独立性)、可持续性与公平等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说明性的异端话语:异端经济学倾向于成为一个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更为多样化的思想流派。新古典经济学(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到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理查德·沃尔夫这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都有相当显著的派别,而异端经济学的分支甚至还要更为宽广。因此,下面提到的异端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只是对个别方法的说明,而非阐述它们的共同理念。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从大型企业的特征进行的对于现代经济的分析,说明了制度主义的分析对于异端经济学的重要性;海曼·明斯基对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的分析说明了异端经济学中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E.F.舒马赫对于过大经济规模的后果的注意和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衡量市场产出的最优点时对于定位性竞争因素的影响的考虑,都说明了异端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意义的关注。



[1]因此对历史分析有着兴趣。

[2]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它包括对社会整体的辩证分析、阶级结构条件下的对社会整体的理论解释以及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和对于社会剩余的控制能力的对阶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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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44:00 | 只看该作者
                               鹿死谁手:几种互相竞争的范式与它们的潜话语的影响

经济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实质就是要在怎样的框架下进行经济论述。这是对构建经济模型的最基本假设的争论:经济体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要回答什么问题?应该用怎样的象征来代表经济活动过程?怎样的简化和反常是能够容忍的?这些辩论是先于分析的。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模型反映着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从“经济人”(理性的自利人)假设开始,并以把GDP作为人类幸福的指标最大化而结束。虽然掺杂着一些对市场失灵和公平问题的深入关注,但是其模型还是倾向于得出简单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结论。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新古典主义的著作中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当然,最大的例外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正式理论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I)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政治经济的著作却充满了关于经济政策对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整体论(H)的看法。就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弗里德曼宣称“不存在叫做社会的东西”(就是说只有个人的存在)。尽管如此,他又同时宣称,一个建立在财产权、法人团体和促进市场发展的制度上的经济体,能够创造一个有着民主、自由和支持这些的文化的和谐社会。因此,弗里德曼与其他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在呼唤属于他们自己的含蓄的整体理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其实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应该承认这些是整体论的观点,进而直面挑战和辩论。

任何关于经济模型依赖的基础假设的严肃讨论,总是为弗里德曼和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顽固地拒绝。 他们认为只有模型的预测才是有意义的,而非其前提假定——对一个声称在做出选择时总应当充分利用一切信息的流派来说,这样的姿态无疑相当奇怪。而考虑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鲜有成功的预测,还曾因为把预测失败归咎于无法进行控制变量实验而有过一段臭名昭著的艰难时期,这种姿态就更为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社会网络和实际存在的(de facto)社会理论已经坚决而持续地(甚至有点草率地)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重构推向自由放任。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提出一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同时能为通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的理论。天平两端的两个目标(社会主义与增长)的重量摇摆不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毛主义时期,更多的注意力则投向了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与经济增长)和对于现实的不同假设,使两个阵营的理论家将注意力放在了不同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国有企业被感知到的低效率,将社会主义描述为商品市场上的“短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研究“产业后备军”的艰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劳动剩余经济”。

尽管由于尚未阅读足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在作此论断时并无十足信心,但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确实有这样的印象:它倾向于强调哲学的、定性的分析多于经验的、定量的分析。这种特征(和潜在的批评)可能有所过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没有做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做过的那种市场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经验分析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曾为制定经济计划而构建过投入-产出模型,也曾对经济体的不同部门做过详细的制度分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多重目标(研究经济结果及其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巨大的反作用)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成本最小化问题没又像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那么多的注意力。

根本上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将经济讨论置于了一个更宽广的社会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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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4:49:08 | 只看该作者
Ⅲ)塑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因素
这一部分被分成两小部分。3.1节讨论促使中国大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教育的国内因素。3.2节讨论促进新古典主义的扩张的国外影响因素。本文的第四部分则给出了关于在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的历史描述。

3.11978年后新古典经济学流行的国内原因

       有9个主要的国内因素与1978年后新古典经济学愈发受到欢迎的趋势相关:(1)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慢性病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中国知识分子也渴望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的经济学探讨;(3)一些在1949年革命前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老经济学家渴望能与西方同仁们重建学术联系;(4)中国民众对于如同价格与利润等市场术语的越发熟稔使剩余价值和矛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显得过于矫揉造作;(5)新古典主义理论借用数学形式而使自己的外表显得极为科学;(6)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和学生们渴望去美国学习/或者在外企中工作;(7)在中国,新古典主义的训练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抑制商业的标志;(8)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声望下降;(9)新古典经济学的可靠的亲市场的思想迎合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市场化的拥护者。下面的讨论将对上述现象更详细地逐一说明。

1)寻找新策略来解决遗留问题

       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的经济问题使中国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趣逐渐增加。对此,本文的第四部分给出了历史的叙述。

2)治理市场经济上西方专家的可靠性

作为共产党1978年12月的使用更多的市场机制的决策的余波,似乎对很多中国政府领导人、地方经济决策者和学生来说,聆听西方经济学专家的教诲去学习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从更广的跨度上看,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如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告诉我:“尽管西方经济学家竭力捍卫剥削,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增长,因此我们也可以向西方的经济体学习”,所以可以想见,也要向西方经济学家学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邀请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赞助一次由许多声名显赫的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旅行,来规划未来的经济学交流。此代表团的报告指出,中国人对于获取当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兴趣浓厚。中国人尤其对计量经济学技术、公共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就与提升企业效率有关的部分而言)感兴趣,或许还包括关于贸易与经济计划的西方理论。[1]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绝大部分而言,仅有在1949年之前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仔仔细细地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当他们退休之后,就鲜有人能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给出有足够见地的评价了。这个真空最终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赞美之词填满了。

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历史,说明了1978年12月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从西方专家那里获取经济建议的毫不衰减的兴趣。北京在1980年再度加入世界银行。在改革的头十年里,世行的建议被中国的领导人十分热心地采纳,世行1981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千页评估书和接下来的1985年的进一步研究被广泛地传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一些高级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参与了几次世行组织的会议,比如1982年的讨论东欧经济改革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讨论宏观经济学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巴山会议。世行在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讨论下了大力气,尤其是1986和1987年的课程改革。如赵紫阳和朱镕基这样的中国关键领导人似乎对于世行的研究和建议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2]

许多关于80年代中国政府内部对经济政策的探讨的历史文献都表明,通货膨胀差不多始终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担忧的头等大事。这种优先考虑可能反映了对于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濒临倒台时的超级通货膨胀的致命效应的记忆,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政治敏感性。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的脉搏总是被定义成这样一种循环:经济扩张,通胀压力,收缩性的抑通胀政策,新一轮扩张,更大的通胀压力,更进一步的收缩,如此循环往复。中国领导人,尤其是赵紫阳和朱镕基,似乎相信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技术在理解和应对通胀时会特别有用(邹至庄 1988,9-11,Bottelier2006,21)。世行通过参与对199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和在中国的会议的赞助来回应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忧虑。两个会议中的后者使中国制定了当面临全国性的通胀压力时,应当将信贷创造控制在地方水平的政策(Bottelier 2006, 17-25)。[3]

对面临着某些实际规划问题的中国的计划制订者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可能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几乎没受过什么社会理论训练的线性规划人员来说,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或许是一件颇为容易的事。高级计量经济学可能也被认为对很多领域的经济学家都潜在地非常有用。

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大学基础设施在文革中受到破坏和削弱,余波之一可能便是导致了某些领导层人员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的开放态度。对于大学的破坏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尤其具有毁灭性。[4]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西方经济学技术总是带进来更广的意识形态的弦外之音。

3)经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老教授们的复兴运动: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联系

在西方,1980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团从中国返回后称:“有一大批四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有着独特的紧迫感,去更新与西方知识的联系,去重拾学术理论,去帮助培养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才…”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指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积极促进中国在世界银行里的活跃身份。[5]几年以后,邹至庄评论道:“从1984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复兴,即那些五十年代中期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研究兴趣的复兴。”(邹至庄 1994,114)

4)用市场理论去解释市场经验的现象在增加

和我交流过的人当中,有几个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用的词语越来越多涉及到市场经验,而运用价值、剩余价值、矛盾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似乎越来越像一门伪科学。像供给和需求这样的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的概念在解释短期市场运行时的实用性,更加强了这个趋势。这几点为人们进一步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构建的更加复杂而难以立刻接受的思想扫清了障碍。[6]

现在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我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印象是,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有经验基础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基于哲学,以意识形态为导向。[7]

5)数学语言的吸引力

当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学习经济学时,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数学,而在英语技能上他们相对不足,因此他们集中数学。已经专攻计量经济学和数学建模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在这方面教学和出版著作,并在回国时为这部分经济学内容制定了规范。

更重要的是,数学语言给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非政治化的、科学的外表,这让人易于相信它。数学语言吸引人的原因部分在于它与文化大革命中高度政治化的、反智主义的诡辩辞藻截然相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主流地位得到了维持。这得到了中国主要学术刊物的审稿人和学术行政机关的回报。举个例子,要想在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不大量依靠计量经济学的文章,是十分困难的。[8]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院长本科都是数学专业毕业的。在更高层次的政府机关,很多中国现任政治领导人都是工程学出身的技术官僚。新古典经济学与工程学模型之间表面的相似性,在他们看来或许相当具有吸引力。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的“数学拜物教”,1995年宋龙祥的博士学位论文体现的再清楚不过了。[9]他写道:
“詹姆斯·布坎南,诺贝尔奖获得者,写道:经济学家能从数学那儿学到的就是‘语言’。保罗·萨缪尔森,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加深刻地提出:数学本身就是语言。”(2)
“…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24)
“相比中国经济学家对数学的抵触[10],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很多高级数学工具,如现代逻辑学、拓扑学、线性动态规划以及博弈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156-157)

6)在西方学习的兴趣(特别是美国)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学生对赴美留学有了浓厚兴趣。美国高级经济学学位对在中国的名牌大学获得教职是非常有用的(也几乎是硬性要求)。美国文凭在进入外资公司工作时也很管用。在美国经济学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入学考试以及课程都要求参与者接受过新古典主义的训练。

7)对就业市场的考虑

与我交流过的几个人描述了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们,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一心追求财富。很多中国学生似乎相信相信,学习新古典经济学能帮助他们在中国公司中谋求一个好的工作。传统上,中国高中生在进入大学时要选择一门主修课程(或者至少一个学院,如经济学院或商学院)。这种安排趋向于加强实用主义的、职业导向的教学方式。

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或许的确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但是这种联系可能不像大多数学生相信的那样必然。与我交流过的一位教授认为,学生们在他们的商务工作中很少应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他认为,雇主把掌握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筛选机制,用来测试申请者们一般学习能力和对商业价值观的认同,而不是把经济学学位当作对技能掌握程度的证明。

为了平衡这个印象,我试图在中国大学生身上寻找与物质自利相反的理想主义色彩。迈克尔·桑德尔有关伦理学的校园演讲在中国流行表明,他们也许还保留着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弗里德曼,2011)。不幸的是,我的中文水平不足以理解这一现象。我认为,学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兴趣,将趋向于增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的兴趣。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新左派”,但是与我交流过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新左派对经济学院系和经济学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受访者认为,对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探索在博客上将比在经济学课堂上更加活跃。他希望互联网引领更多元化的经济讨论。

8)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抵制

对于一些中国学者和社会团体来说,西方经济学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与文化大革命这一实践的决裂。正如在一些传统社会成为基督徒一样,西方经济学代表着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与时俱进”。市场的“新音乐”,在学术界中就变了“现代性”的回声。

9)对亲市场派的有用性

也许,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扩张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察觉到它在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斗争中是一件有力武器的中国领导人。正如接下来3.2节所写的,中国领导人经常通过高调宣传与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会面,来传递他们对“市场化”的支持的信号。最值得注意的两次著名会议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分别于1988年和1993年接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被后来的私有化的支持者们故伎重施,他们利用WTO的“成员条款”来削弱国有企业的地位。



[1]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的访问中国的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198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

[2]比如Bottelier 2006, Jacobson and Oksenberg 1990. 尽管赵紫阳和朱镕基都特别推崇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此范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具有更大的感染力。比如,在1982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二大上发言说:“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对经济学和科学的商业管理的学习和应用…”邹至庄补充道“这项政策的体现之一就是1983年春世界银行资助的一系列关于项目评估的短期课程…”(邹至庄 1994,45-46)。

[3]比如,我知道陈云,作为一个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在关于反通胀的政策讨论中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很好奇他与世界银行职员和相关的经济顾问之间的关系。

[4]1980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汇报说:“我们之间达成了毫无分歧的共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被根本性地摧毁…大多数教员都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惩罚,其中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都算最温和的了(CSCPRC 1980, 21)…1979年根本没有毕业生学习经济学!”(CSCPRC 1980, 34)世界银行1981年的研究发现,中国材料平衡计划模型有令人吃惊的不足。预期的石油出口过于乐观。接下来的错误就是用石油出口得来的收入大量进口西方先进科技。邹至庄抱怨说,对宏观精确预报而言,宏观上的数据有缺陷。他的批评使得赵紫阳在人民大学创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心。(邹至庄 1994, 65).
弗雷德·赫希德(1985)描绘了一幅相似的画面。“自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几乎为零,很多南大经济系的成员都与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仅有遥远而淡漠的关系。举个例子,下面是一些在世界经济教研组中的大学教员们的背景:组织的一把手曾任职于安徽省的一个宣传单位,在那之前他任教于山东大学;有一个成员在一个医学院教授英语;有一个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的成员在一个化学学院教授英语,而他曾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任职于外贸部;有一个成员在南大教了30多年的法语,但是三十年代他曾在英国学过两年国际经济法;有一个年轻的老师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文凭;而另一个年轻的老师从南大哲学系毕业,并在美国学习了两年经济学。
对我来说,判断这些西方观察者的评价是否片面是十分困难的。一些针对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农村学生进入城市里的大学读书的政策的批评,似乎太过头了。也有证据显示,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研究优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这点,并不像描绘的差距那么小。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在数据搜集过程中,以及在分析能力上,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一些大的缺口和不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中国社科院在1978年新建了三个经济研究院。大量的经济学类刊物也纷纷出现了。(邹至庄 1994, 44;  胡 1988)

[5]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写道:“…有一批既有经验又有远见的中国经济学家。影响着中国与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接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八十年代初都超过了六十岁。一些关键机关如中国银行、人民银行、财政部、国经贸部和外交部中的一些中高级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社科院和大学里的一些研究人员……在中国与国外的联系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19)在另一个地方他们补充道:“几位重要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四十年代末在西方的大学里接受过经济学训练——也致力于保持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落后……存在一个专家团体……会在恰当的时机影响政策制定者。”(60)

[6]采访得到。

[7]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似乎与人们对市场的日常认识类似,表现在以价格而不是价值为根据,并在供求关系中寻求解释。

[8]在2011年暑假与中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交谈。

[9]宋,1995。【宋龙翔,笔名马丁,原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1985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一篇探讨经济学方法的文章,后演变为《资本论》是否过时的争论,震动高层,史称“马丁事件”。他本人则因此成名,获得赴美留学机会,现在美国生活——校者注】

[10]宋估计道从“1978年到1987年,《经济研究》这本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学刊物,刊登了1000篇以上的文章,但仅有15篇是基于数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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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中国推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国外影响

影响来源。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积极地推动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1)如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 Association, AEA)和(2)几个西方基金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真理的认识;(3)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话语,并且(4)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诺顿·惠勒将这一现象称为“被邀请的影响”。[1]

1)美国经济协会的影响

美国经济协会在使中国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调动了西方学术机构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威望,取得了为中国政府扮演专家顾问的角色。它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专业。

有很多经济学家与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动行动有关,而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邹至庄在中国出生并长大。[2]他在1955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儿他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1981年到1994年间主持美国经济协会委员会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事务。他在1985年到1994年也联合主管了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美国委员会,它由福特基金会创建,为美国经济协会在中国的活动提供关键性资金支持。[3]

1979年,中国社科院作为东道主接待了来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团,中美经济学界的重要对话由此重新开启。美国方面的访问安排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协调。在访问期间讨论的主题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大学经济学课程,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组织。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学家互访的计划也被制定了出来。计划小组的成员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协会指定。(CSCPRC 1980, p. 3)。美国代表团特意要求美国经济协会参与。(p, 8)

在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协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中国帮助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班和巡回讲座。[4]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在1984到1986年由邹至庄教授组织,教育部协办的夏季系列研讨会。(邹至庄 1994, 40)。这个研讨会的设计旨在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重点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学家和最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学生参加,共50到100人。这些学生为了获得研讨会的参加权,经历了两轮复杂的筛选过程。在1984年的研讨会结束时,邹至庄与国家主席赵紫阳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会面,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官方认同现代经济学。”[5]

邹至庄教授和美国经济协会最重要的创举,可能就是建立了把中国优秀本科毕业生输送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项目。这个项目于1985年至1998年间运行,而该项目的毕业生最终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邹至庄 2002 358-359)邹至庄设计的选拔流程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自然科学、数学或工学背景的学生。(邹至庄 2000, p.  53)两个资格考试考查数学技能和对经济学教材的掌握,这些教材讨论中国经济,是邹至庄教授基于新古典主义编写的。[6]

1985年,由福特基金出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 (邹至庄 1988, p. 7)。委员会由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任主席。除了资助中国毕业生参加留美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训练中心,为中国教授提供的访问学者项目,以及一些研究项目。

在1984年五月,邹至庄与一些想要建立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团体的学生们见了面。这次会面在梁衡家举行。梁衡是《革命之子》的作者,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中恐怖事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1985年的会议有50多名学习经济、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参加,建立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经济学家协会)。(邹至庄 1988, p. 11 )到1990年这个组织已有拥有300名成员、一个每年一次的会议以及一份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它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联合协会的一部分,而美国社会科学联合协会是由美国经济协会在1992年创立的一个保护伞组织,并在每年的美国经济协会会议上组织学术研讨平台。我参加过几次美国经济协会的会议,一次是在2011年1月在丹佛举行,另一次在2011年6月在北京举行。尽管很难描述一大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似乎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尤深。

2)西方的基金会和智库。

我没有对在中国的基金会活动做一个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乐于接受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行动的信息。因此,我发现的与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金会有关的有以下几个: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我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朝圣山学社可能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有所贡献。与这些基金会伴随运行的是许多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支持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学业,以及全球的新古典经济研究。一些如加图研究所[7]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赞助了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的联席会议和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对新古典主义问题的分析。亚洲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建立了图书和专业期刊图书馆。[8]斯隆基金会,卢斯基金会,一些基督教组织以及美国政府也支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经济学。也许最大的资金资源来自于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美国政府也出资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学校。

以下关于我所强调的两个基金会的讨论,是为了表明这些基金会在植入知识时所扮演的角色。说“植入知识”,我的意思是指功能性信息,它能附在或植入到更普遍的概念架构上去。一个关于植入知识的经典例子就是写作技巧,它可以通过阅读宗教文献获得。在经济领域,一个例子是计量经济学的扩张,它借助例子来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表象和本质。

福特基金会。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显示:“福特基金会…有意识地想要染指中国国有经济成功领域及政策开放领域。 (兰普顿等 1986, 7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基金会与邹至庄和其他美国经济协会的经济学家合作紧密。该基金会也是以下项目的主要资助人:邹至庄夏季新古典主义经济研讨会(1984—1986),80年代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年期新古典经济学学习项目,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生奖学金,以及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9]福特基金会也在农业经济学方面资助了一些研究和培训。(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10]

德怀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研究会的副主席(CEERC) (邹至庄 2000, 53),他描述了隐藏在博士生奖学金背后的目的。我全部引用了这部分内容,因为他的评论表明了援助项目背后的更高层次的意图。

对于这些现代经济学训练方面的投入,最初的想法是:

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接受严密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这方面的主要项目在每年训练经济学毕业生,范围从最初的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美国学习了。据信,这些学生将在美国花5到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到了90年代初期,目标变成了每年能有50到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他们中的三分之一进入了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名牌大学里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反过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年轻人统治。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将延长,主要是因为在80年代的中国,进入决策层的人大都有一头灰白的头发。(珀金斯 1999)

虽然因为中国博士生对回国缺乏积极性,这个进程所费的时间延长,但最终这个项目如设计的那样运行了。国家科学院有关美中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了类似的成功:

部分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学术交流,部分是因为中国更易获取西方的出版物,从70年代后期,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不断深入……中国的学术期刊现在登载的文章经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或线性回归分析。西方经济学家们发现,中国的同仁在研究技术和前沿方向上与西方日益兼容。从长远角度看,这个发展趋势将使中西学术交流更有成效。 (兰普顿等. 1986, 147)

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CIPE与美国经济协会的经济学家和福特基金会在几个“植入式”经济学教育项目里有合作。此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umber Four 1999)写道:

中国政府中的社会学家的理念中,已经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形成了特殊的障碍,这表现在,传统上有关私有企业和私有化的开放讨论是被禁止的。尽管有政治气候的挑战,私人组织和智库基金已经成功在过去几年中组织了一些活动,借这些活动并在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支持和合作下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CIPE的第一个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教育了数以千计的市场经济方向的学生,并且影响了许多高层政策制定者。CES的活动也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组织提出批评。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团体,如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就八个项目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培训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

这份报告列举了CIPE支持CES的其它活动,这些活动有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务管理的书籍相关,有的与经济学会议相关。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它对CES关于送回美国读完书的经济学博士回国的项目的支持。正如以上提及的,尽管已取得邹至庄-美国经济协会-福特基金会项目的成功——这个基金会旨在吸引最好的和前途最光明的数学方向的经济学学生赴美国留学——但是只有很少的毕业生回到了中国。在一份中国经济学社的回顾中——该学社由CIPE决定是否继续对它的资金支持——德怀特·珀金斯总结道:

…一部分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经济学并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们并没有回到中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300人中,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政府或学术机构工作。正因为如此,CES开始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它远不止于成为一个小的中国经济学家俱乐部,这些人只想着如何适应美国生活。CES开始成为一个组织,它的目的是保持其中的年轻经济学家与中国现状的联系…CES中CIPE支持的会议不仅仅是支撑这一发展方向的媒介,它是整个计划必要的组成部分。CES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对这一进程有所贡献…我认为,如果CIPE资助CES没干别的事,只做了创造氛围,让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来中国这一件事,钱就是花的值得的。(珀金斯 1999a, 2-4)

珀金斯进而讨论了积极方面,但是描述由CIPE支持的CES有关市场经济改革的会议是十分困难的。他推荐集中对中国的基础智库的支持,可以在加图研究所的保守自由主义或美国企业学会的概念下进行。他写道: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研究院和智库如CCER和天则研究所…CES将继续成为这方面的合作者。通过CES,政策敏感度可能对汇集大量资金起作用,包括预先准备为中国一些学员运转用的钱。(珀金斯 1999a, 10)

田国强的经历可作为对这些由CIPE和其它西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及专业轨迹的说明。田国强在华中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他在1986到87年获得了艾尔弗雷德·P·斯隆博士生奖学金。在1992年,他获得了由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发放的78000美元,这个项目的名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项目”。他也在至少十年间得到了每年5000美元的资助,这笔资助来源于德州农工大学私人企业研究中心。

田国强著作丰富。他已经是美国社科院中中国专家的主席,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主席,最近又成为了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http://econweb.tamu.edu/common/ files/cv/gtiancv.pdf accessed Oct29, 2011)他已经利用他作为院长的便利在学院内推广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基金会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和经济学思想方面的间接影响已经由CCER和天则研究所的活动体现了,他们的历史概述如下: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CCER如CES一样,在创建一个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组织方面十分活跃。正如下面将详述的那样,CCER已经培养了本科生,组织了重要的会议,便携了一系列的教科书,出版了一种重要期刊,维护了数字网络,以及招揽研究人员。1994年,CCER于北京大学创立,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资助及认可。(林 2005, 5)最迟在2000年时,它还在从这些组织处接受资金支持。(诺顿 2002, p. 629)CCER由1994年的六个成员发展为2005年的27个成员,并在2002年被Barry 诺顿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独立智库。这个中心是林毅夫智慧的产物。CCER折射出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时“有中国特色”的影响。[11]林毅夫在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12]这个中心也反映了张维迎的痕迹。张维迎深受澳大利亚经济学的影响,并且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而闻名。2010年前,他一直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13]

CCER被设计为自觉接受美国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组织。截止到2005年,26名成员中的24位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两人的博士学位来源于英国和日本。中心也被设计为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及“在建立之处就参与了几乎每一个政策制定的讨论…” (林 2005, 8-9)

在教学领域,CCER提供经济学副修、主修、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有超过2500名学生与此相关。教员们已编写了14种经济学或管理学教材(林 2005, 8)。教员们也在北大“按照美国模式,尤其是芝加哥模式”重新设计经济学课程。[14]

CCER为来自其它大学的教员们提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高级培训项目。2005年,它成为了中国国际MBA项目第一名。(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林 2005, 7) 以及与香港大学共同进行一个排名靠前的金融硕士项目(同上,7))它也发起了针对女经济学教员和中国内陆地区教员的特别培训项目。

CCER试图通过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创造特殊的经济学项目,来影响公众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同上,9)。正如林毅夫解释的那样: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公众的选择在调整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方向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记者们是公众选择信息的关键。从1999年起,CCER与财经杂志一起成立了奖金,专门促进那些在中国媒体中杰出的经济金融记者和编辑来CCER学习。这个团体在经济、管理以及深层次财经新闻方面为其团队中的人提供三个月特定的项目。”(同上,2005, 11)[15]

在这块研究领域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系已经创作出版了超过七十本书。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系在包括AER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核心期刊中发表过49篇文章(8)。此研究中心还创办了一个同类的期刊(《中国经济季刊》),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计划)和一项有关定向通讯的公共政策。据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年每天的访问量高达22,000次。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其他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一直维持着积极互动的关系。譬如,世界银行已经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一个名叫Visiting Fellows的项目拨付了充足资金,而这个项目正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的。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资金帮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北大开办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主办有关中美全球经济课题的年度会议(13)。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着手赞助中国经济学年会,并且宣称这项年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家们最大规模的会晤”(13)。

就兼具最好最快吸引力的声誉与功能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功暗示了如同新儒教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出现,至少在经济思维方面的确如此。就像林毅夫所说,“起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只有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现在,它坐落于一个美丽、宽敞的古王室花园……这种演变……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断的发展改进。”(5)

天则研究所。天则研究所是在茅于轼的指导下创办于1993年。用诺顿的话说,它是“对自由主义化的持续倡导”(诺顿 2002,630)。它“不仅与国际公共机构有着合作的关系,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而且还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有着合作的关系,例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中美总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等”(天则网站)。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东方经济学智囊团的国外支持比较广泛地浮现出来。2009年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报道: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从诸如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的国外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支持,而且这并非个例。其他许多驻扎在中国的研究所和智囊团也已收到了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金会的资金支持……长达二十年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国际准则传播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成效……这些新兴的以中国经济50人为典型的“海龟”代表智囊团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思科认证互联网专家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发展……定期(来自海外深造的)归国人员有助于经济、管理领域研究议程和研究手段的形成……并且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策演说的中坚力量(李 2009,16-18)。[16]



[1]惠勒,劳特利奇, 即将出版。

[2]中国人特别乐于接受华人移民提出的意见。乔伊斯·卡尔格伦指明:“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是通过几位美籍华人科学家与中国政策和教育方面的领导们紧密的私人关系得到发展的…从中国科学界的正常化到当代发展,一系列的事件继续表明,美籍华裔科学家在推动各层次交流项目的运行和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卡尔格伦 1987, 72)在经济问题中,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来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想法似乎已非常重要。我怀疑,在诸如会计学、管理学和新闻学等其它领域的各种美国专业协会,已经对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专业产生了显著影响。

[3]很多中美之间早期的教育交流项目都是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协调的。在1983年,为了国际关系、法律及经济建立了一个特别基金项目。

[4]第一个主要事件似乎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在1980年夏天组织举办的研讨班,邹至庄在那里做了有关计量经济学的演讲。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于1979年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建议美国经济协会更多地参与将来的交流项目。(CSCPRC1980, 12)1981年,邹至庄帮助组织了一次由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参与的研讨会,探讨经济发展问题,1982年又在6所中国大学做了讲座。1983年,邹至庄撰写了一本教科书,里面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

[5]在1988年的文章中,邹至庄写道:“我们会面的消息在当天网上由国家电视台播出,并且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报道。(展示了一张我们两人的合影)。这种宣传力度表明中国官方认同现代经济学。”(邹至庄 1988,  4)

[6]1988年GRE考试取代了基于邹至庄的试卷的测试。

[7]从1988年到2001年,加图研究所在中国举办了四次会议,目的是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举个例子,1988年的会议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并重点突出了弗里德曼、张五常、吉尔德等人的演讲。这次会议出现在中国日报的头版上。(加图研究所 25th annual report, p. 48)

[8]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显示:“亚洲基金会的项目是一个由基金会支持的、旨在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加强中国的自由主义观念的项目。从1979年到1983年,这个基金会赞助了109在美国的中国人和55名在中国的美国人,花费超过600000美元...为了促进中美间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亚洲基金会与外贸部进行了合作,为外贸部的职员提供在美国学习商务法律的高级培训机会...最后,基金会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亚洲图书计划,这个计划向中国的图书馆捐赠图书及专业期刊。(兰普顿等. 1986, 78-79)

[9]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补充道:“从1979年到1984年,福特基金会承担的与中国有关的活动花费总计约700万美元,到1984年末,平均每年承担了150万美元。在经济学方面,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从1979年起就开始了合作。”(兰普顿等. 1986, 79)福特基金会关于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项目涉及美国经济协会(它的美中经济交流委员会的主席是邹至庄)、福特基金会委员为(主席是邹至庄和德怀特·珀金斯)以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10]萨顿指出,福特基金会是国际学习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尤其是项目在中国的部分。在1959年到1970年间,福特基金会平均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用于中国研究。(萨顿 1987, 100-101)7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兴趣似乎从国际地区研究专项国际关系、经济和法律研究。1969年到1979年间,福特基金会平均每年投入一百万美元用于与中国有关的活动。 (萨顿 103)从1979年开始,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推动美国发展经济学方面表现特别积极。萨顿写道:“在1979年,福特基金会接手了探索‘协助中国在自己的进程上进行发展和改革的可能性’的任务,并且与中国社科院就经济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便按照协议开展了一个在美国的会议和在北京的有关经济发展的研讨会。过了不久,与中国农学院合作的一个农业经济学方面的交流项目顺利开展...中国社科院也对获取国外经济学期刊提供了帮助...每年超过一百万元的资助级别使得福特基金会成为了中国事务方面最大的私人资助者之一。”(109)

[11]“林毅夫带来了对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连续的承诺,如其它事情一样,这反应出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诺顿 2002, 629)CCER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可能反映出了至少十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印象,他们曾被提及:罗伯特·蒙代尔,詹姆斯·赫克曼,弗农·史密斯,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詹姆斯·莫里斯,米切尔·斯宾思,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加里·贝克尔和克莱夫·格兰杰。当1995年描述CCER的研究目标时,林毅夫写道:“中国正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这要求机构们提出政策性建议,即便华盛顿共识也许并不起作用,”这说明了一种“轻微的新自由主义”或“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在2011年二月对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谈话中,林毅夫令人惊讶地总结了凯恩斯在他脑海中的地位。

[12]在一个有趣的互惠例子中,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团前任主人彼得·鲍泰利,以及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前总监彼得·盖特纳曾为12名中心董事会成员中的两人。最近,3名过去或现任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官员进入了12人董事会。(http://en.ccer.edu.cn/ReadNews.asp?NewsID=6374,accessed 10/31/11)

[13]张维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辩护者,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他在中国已家喻户晓…张维迎无所不在——他在中国到处走穴,发表演讲,在电视上露脸,以及写专栏文章。他所做的这些使得”光华管理学院“成为经管类教育的代名词。”Bloomberg Business Week 12/16/2010;(http://www.businessweek.com/bsch ... s2010123_043231.htm,accessed10/29/11)张维迎有着大量的学术出版物,并已成为一名积极的商业顾问。他也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项目中担任顾问。(http://www.whartonbeijing09.com/bio-zw.html)

[14]Li 2009, 15-16。众多的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中国顶尖的智库中十分常见。很多智库都短暂地附属于一些处在科研中心的美国的大学或中国的大学。

[15]亚洲基金会也十分积极地培训中国记者。同时斯隆基金会可能已经为中国记者的新古典主义课程筹措了足够的资金,就像它在美国的做法一样。

[16]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组织,我打算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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