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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租让制的意义 2012-1-7 10:50:44 徐隆彬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 年第 4 期 列宁对租让制意义的论述，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意义。根据列宁论述的特点，我想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探讨，即1918年4月——1920年11月为第一阶段，1920年11月——2021年2月为第二阶段，1921年2月——1923年1月为第三阶段。 一 1918年3月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后，苏俄赢得了一个和平喘息时期，此时列宁不仅将经济任务提到了首位，而且还拟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这其中便包括租让制。但在1918年春，租让制仅限于一般性地提出，列宁对此还尚未论述，国内战争便爆发了。 在内战时期，列宁一方面依然关注着苏俄的经济建设，另方面又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 经济上，所以在此期间，列宁在谈到经济间题时虽多次表示，苏俄愿意“出让经营权”，愿意实行租让制，甚至人民委员会会议还专门讨论并接受了列宁关于租让北方大铁路的建议，但列宁对租让制的意义仍未能展开论述，他只是说：租让制是“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1]“有利于发展生产力”。[2]只是说，租让问题“同资产阶级专家，同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间题有极大的联系”。[3]意思是通过租让制来吸引外国资产阶级专家到苏俄献艺，既然现在并不能打垮世界帝国主义，那么就应该向它们实行租让，也即向它们“纳贡”，以求得它们帮助苏俄修好铁路，恢复经济。 可见，在1918年4月至1920年11月这个阶段，列宁对租让制意义的论述极为简略，并且主要是强调了租让制的经济意义。 二 1920年11月，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俄迎来了其短暂历史上的第三个和平时期(第一个是1918年春布列斯特条约签署后，第二个是1919年底至1920年初取得了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后)。前两个和平时期不久就被残酷的炮火所取代，所以都被称作“和平喘息时期”，那么新的和平时期能否长久呢?这不能不引起列宁的深切优虑。 经验表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它们的失败，它们“在稍事养息之后随时都会重新挑起战争”[4]，列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在春季重新发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的念头”，[5]“弗兰格尔的部队还盘踞在离俄国国境不太远的地方，等候时机”。[6]在此情况下，列宁把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制止帝国主义重新发动战争提到了重要地位，并将租让制与此密切联系在一起，详尽阐述了租让制在这方面的意义。与此同时，列宁为适应形势的变化，第三次将经济建设任务提到了首位，并促使全俄苏维埃“八大”通过了被称作是“第二个党纲”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将租让制也与此联系在一起，并对租让制在这方面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此外，列宁还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经济状况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状况，论述了租让制在恢复世界经济和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意义。 (一)租让制对制约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维护苏俄的和平环境具有贡要惫义 1. 通过租让制来加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质，使它们难以结成反俄联盟，并使它们相互厮杀，力量互消。 列宁指出，我们过去所以能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千涉，只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使它们四分五裂，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纠纷，使协定难以达成，或者 尽可能使协定暂时不能达成。……而这个方针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成这样：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租让这样的建议”。[7]他以英法关系为例解释道：现在英法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因而它们很有可能对苏俄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甚至不惜冒一定的危险，只要能够使英法难于结成反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就行。……而抵抗它们联盟的办法之一，就是同英国进行关于租让的谈判。”[8]因为这样就能把英国争取到苏俄一边，并引起英法之间的纠纷，所谓英法反俄军事联盟自然就难于形成了。 关于通过租让制使帝国主义相互厮杀，力量互消这一点，列宁以美日关系和以租让堪察 加给美国为例指出，现在堪察加为日本占领着，日本人在那里制造了无数的暴行，并切断了俄国通过太平洋同全世界的贸易关系，使俄损失颇重，但苏俄目前却无力赶走日军。而由于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问题，日本和美国之间矛盾重重，几十年来都在进行斗争。苏俄把堪察加租让给美国，“是让美国帝国主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去反对离我们最近的、至今还掌握着远东共和国的日本资产阶级”。[9]他进一步解释说：“既然我们不得不容忍这样的资本主义强盗，其中每个强盗都拿着刀子对准我们，那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把这些刀子拨开，让它们相互厮杀。鹅蚌相争的时候，渔人是会占便宜的。……即使这种租让不能实现，只是一个租让草案也有好处”。[10] 2. 通过租让制来加剧战败国时战胜国的斗争，并把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泉集在苏俄周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如下荒唐而残酷的事实：由于4年战争的洗劫和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德、奥等战败国饥鸿遍野，难以生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粮食过刹且不断霉烂，却因战败国货币贬值而不向其出售。因而对这些战败国来说，它们“唯一自救的方法，自然是只有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11]但是战胜国却又置战败国的存亡于不顾，蛮横地禁止战败国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在此背景下，苏俄若适时向这些战败国提出上地租让，让它们用自己所拥有的拖拉机和技术员来耕种苏俄的肥田沃壤，以获取粮食，拯国救民，显然就能大大加剧战败国对战胜国的斗争，不仅使它们结不成反俄伺盟，反而会“把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聚集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围”，“把为数愈来愈多的、绝对站在敌视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国家争取到我们的和平政策这方面来”。[12] 3. 通过租让制来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使更多的资本家拥护同苏俄经济往来， 并这使本国政府放弃对苏俄的战争政策。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各派由于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对苏俄的态度上也就存有差异。例如英国，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都主张同俄国恢复关系，另一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宫廷好战集团却主张对俄国继续进攻，因这两派势均力敌，英国政府便迟疑不决。由于租让制能使签订租让合同的双方各受其益，并且其利益大于一般的贸易往来，所以若苏俄实行租让制，并加强对租让法令的宣传，就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就“能够加强渴望同我们缔结……条约的党派的”力量，就能够战胜那些主 张同苏俄开战的党派，并迫使本国政府放弃对苏俄的战争政策。[13] 4. 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根据，就是对和平的间接保障。 首先，租让是以恢复和平、恢复贸易关系为前提的。一个国家如果接受了苏俄的租让建议，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苏俄的和平建议。 其次，租让条约一经发生效力，就使那些根据条约而把生产资料运来俄国的国家“受到束缚，不能同我们作战”，因为战争会撕毁一切，战争一旦发生，“根据战争法令全部财产都归我们所有”，“工程建筑和交通路线都将归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新的高尔察克和邓尼 金之流。要对我们采取军事措施也就不太容易了”。 再次，租让条约若能大批签订且长期执行，就会使苏俄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客观事实，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为其经济利益而放弃对苏俄的侵略与干涉。所以列宁说，“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就是对和平“间接的保障”[14]。 (二)租让制对苏俄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通过租让制来获取资金与先进机器设备。 列宁谈到，苏俄的根本利益要求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先进的机器设备，否则苏俄 便难于恢复自己的工业。但是要获得这些机器设备就必须付出代价，那么拿什么来作代价呢?列宁老虑再三，认为除去以租让来作为代价之外，别无它法。他以森林租让为例解释说，在欧俄北部有几千万俄亩森林，这些森林因苏俄无力开发而“在那里腐烂、散失”，若将其租让出去，每年便可从租让分成中获得大批木材，目前“木材在国际市场上却有很大的价值”，这样苏俄就可以用木材换得的收入进口机器设备了。列宁还谈到，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财务方面大约要用10—12亿金卢布，但“我们的黄金储备远不能弥补这个数字”，“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弥补这笔帐。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是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的。”[15](关于通过租让制来获取先进的机器设备这个问题，列宁在1921年2月以后还谈到了以下两点：1，承租人除给承租企业运来机器设备外，还必须再多运来一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苏俄，2，租让制如能成功，就会使苏俄获得一些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大企业，承租期满，“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16]。) 2. 通过租让制来学习技术、学习管理。 列宁很早就说过，苏俄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向国外托拉斯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学 习，向他们学技术、学管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7]。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要进行这种学习谈何容易。而租让制则可为苏俄进行这种学习提供一个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这样苏俄便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学习：一是在租让地段(企业)的旁边学习，把租让地段划成棋盘状，“在租让地段的旁边都是我们”的地段，在租让企业的“旁边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依靠任何学校、大学、训练班都不能学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把租让地方划成棋盘的格式：来吧，就在这里学习”。[18]二是到租让地段(企业)内部学习，即派一部分工人，技术员到租让地段(企业)工作，边工作，边受训，边学习。 正是由于上面所谈的情况，所以列宁说：“没有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19] (三)租让制对恢复和发展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惫义 历经4年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残之后，世界经济呈现出满目疮演的惨状：不仅战败国处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就连最富有的国家也喘不过气来”，它们一方面原料“极其匾乏”，另方面又工业品大量积压，“闲置资金过多”，工人大批失业。然而这些国家却都拥有强大的 经济技术实力，“从经济观点来看恢复世界经济是需要它们的”。同时，“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20]租让制便在二者之间架起了桥梁，使西方的先进技术、闲且资金和部分剩余劳动力与苏俄丰富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得以结合，从而就能构成一股强大的生产力，“就能恢复世界经济，提高全世界的技术”，“能够大规模地发展世界经济。”[21] (四)租让制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积极愈义 关于租让制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意义，列宁谈了以下两点：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些国家的粮食因过剩而腐烂，另一些国家的人民因粮食短 缺而死亡的事实和苏俄向这些缺粮国提出土地租让建议，让它们承租土地，获取粮食，拯救人民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与优越，倘使这些缺粮国的资本家不顾人民的死活，不理解、不接受苏俄的租让建议，这就更“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荒谬和罪恶的证据”。这样苏俄就可以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发出如下的、显然能引起他们共鸣的革命号召：“你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死于饥饿，虽然那里有极其丰富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原料结合起来解决危机，但资本家是一个障碍。我 们建议他们这样做，可是他们却从中阻挠、破坏”。[22]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推翻资本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其次，苏俄的租让制，不仅是一只向外国资本家伸出的手，“而且这还是一只向被压迫人民伸出的手，这是被压迫群众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之一。”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怀有这样的疑虑，他们认为俄国所以能冒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俄国是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国家，有自己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比较经得起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我们这些欧洲的工业国家就不能采取这种 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同盟者”，没有同盟者就难以生存。苏俄的租让政策表明：“这些怀疑和顾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说：‘你们已经有了同盟者—苏维埃俄国’”，[23]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充满信心，解除余悸，大胆地起来革命。 由上可见，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这个阶段，列宁对租让制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都展开了论述，但二者相比，“主要点还在于政治方面”[24]，也即列宁的侧重点是谈租让制的政治意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列宁对尚未放弃对苏俄战争念头的帝国主义能否接受苏俄的租让建议存有疑虑，而他认为，即使租让制不能实现，仅仅进行租让谈判或宣传，其政治意义也是明显的。 三 1921年春，苏俄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苏俄的国际形势和面临的军事威胁有所缓和：在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从而使“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25]在俄国国内也已“真正地彻底地肃清了外来的敌人”。[26]但另一方面，俄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却接踵降临：由于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由于苏俄领导人对经济现状与发展速度的错误估计和因此而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当，从1921年2月份起，苏俄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燃料危机和整个工业危机，大批企业停产关闭，许多工人离厂还乡，在业工人为生活计亦时常去做投机生意，致使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阶级性，队伍涣散，力量削弱，农民对余粮收集制普遍不满，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工农关系面临危机。 为了克服这些危机，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推行以粮食税和允许地方贸易自由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原本就很猖撅，“喀琅施塔得事件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27]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这种势力就更趋严重。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和原因，所以1921年2月以后，列宁除仍然较多地论述了租让制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经济的重要意义外，对本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租让制另外三个方面的意义谈得就较少了。相反，他把租让制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同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增强其阶级力量、同粮食税政策的实施和改善工农关系，以及同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和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密切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租让制在这些方面的意义。 (一) 租让制对改善工人生活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租让制可直接从承租人那里获取一部分生活资料，改善工人生活。1921年3月29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起草的草案而通过的“关于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中规定：“承租人有责任改善租让企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当地同类企业的其他工人相比)，使其达到外国的中等标准”，如经苏俄政府要求，“承租人除运给租让企业工人产品以外，还应当按照这个数量再增加50—100%，以同样价格(成本加一定比例的杂费)卖给”苏俄政府，后者“有权用它从承租人那里应得的一部分产品来支付(即从自己的份额中扣除)”。[28]列宁强调说：从这两条中就可以看出，“租让政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外运来一些消费品，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首先是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其次还要稍微改善其他工人的生活状况。现在，即使我们有钱，在国际市场上也买不到这些东西”。[29]当时有人担心由此会造成租让企业工人与非租让企业工人生活上的悬殊差距，从而影响到工人之间和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反驳道：即使养活了1/5的工人，也比逼得全体工人都挨俄好。并且提出，“为什么不能使工人在资本家那里轮流干活?一部分人可以干六个月，领取工作服，然后让位给另一部分工人，使他们也有饭吃”。[30] 其次，可以用从承租人那里领到应得的一部分产品，比如木材、煤油等等向农民“换取更多的工人生活必需品”。[31] (二) 租让制对于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增强其阶级力量有重要意义 首先，如前所述，通过租让制可以使苏俄获得恢复大工业用的机器和材料，“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从事投机的无产阶级”，[32]通过租让制也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这种改善对大工业的恢复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改善“也将改善无产阶级的地位，改善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的地位”。[33] 其次，租让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苏维埃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因而是不可怕的)资本主义。所以列宁说，实行租让制，就是恢复资本主义，而“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大机器工厂里从事生产，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作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从事其他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必然会作的‘工作’”[34]。这样，就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逐步恢复，使其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力量日益增强。
(三) 租让制对粗食税政策的实施和改善工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认为，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采取这样的粮食政策，才适合无产阶级的任务，才能建立起正确而巩固的工农关系。然而，在当时大工业破坏、工业品奇缺的情况下，这种粮食政策是行不通的，所以只好采取向这种粮食政策过渡的粮食税政策，“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35]但是，即使是实行粮食税政策，也“必须有相当的”工业品，而“我们的”工业品“却非常少”。怎么办呢?列宁指出，除要加速恢复大工业外，一要发展小工业，二要实行租让制。粮食税“和租让制也是有紧密联系的”，[36]因为每一个租让企业都将提供一些我们所无力生产的额外产品，因而我们可以拿这些产品同农民交换，而不必采用税收的方法”。[37]“这种类型的经济，即在上面采取同外国资本主义实行联合的经济关系，会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的周转”。[38]而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的要求，从而使工农关系得以改善。大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采用租让制”[39]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40] 显而易见，在1921年2月至1923年1月这个阶段，列宁主要是谈了租让制的经济意义。 在1918至1923年期间，特别是在1920年底至1922年期间，列宁就是如上所述的那样，结合苏俄各个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势，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来反复地、详尽地、结热情洋溢地论述租让制的经济与政治意义的。但是同时，列宁也敏锐地意识到并且严肃地指出，租让制决非是和平，而是战争，是一种特别的战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41]所以他不断提 醒人们注意租让制所可能产生的危险(如承租资本家会“欺编我们”，会逃避法律和监督，会争取贸易自由，反对税收政策，会造成一些市镇，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农民群众腐化，在工人过着贫困生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存在着工人过着美好生活的资本主义岛屿”，会为资本家在俄国工人中间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提供“口实”[42]等等)，让人们切勿掉以轻心，放松警惕。但是，在列宁看来，不能以这种危险为理由，反对或者张放弃租让制，因为租让制的危险性同它的积极意义相比是占第二位的，而且是可以克服的。(责任编辑：简隆德)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页。 [2]《列宁文稿，第3卷，第109页。 [3]《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页。 [4]《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4—455页。 [5]《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5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1页。 [7]《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424页。 [8]《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0—431页。 [9]《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4页。 [10]《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8页。 [11]《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1页。 [12]《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3.442—443页。 [13]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5—426、428页。[14]以上引文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7、393、436页。 [15]《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9页。 [16]《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0页。 [17]《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18]《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19]《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8页。 [20]《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1页。 [21]《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5、437页。 [22]《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7、438页。 [23]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3页。 [24]《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3页。 [25]《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442页。 [26]《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7页。 [27]《列宁全集》第32卷，第350页。 [28]《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1、293—294页。 [29]《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4页。 [30]《列宁文稿》第4卷，第14页。 [31]《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4页。 [32]《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3页。 [33]《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5页。 [34]《列宁全集》第33卷，第47页。 [35]《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4页。 [36]《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7页。 [37]《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3页。 [38]《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2页。 [39]《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7页。 [40]《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3页。 [41]《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42]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3、415、417、43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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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 20: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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