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 五年计划70年大事记 计划+文革正名

焦典

王颖：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么来的？（附历次五年计划图解）2020-10-27 22:43:16作者：王颖来源：秘书工作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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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让我们一起回顾五年计划的诞生历程，以史为鉴，启迪未来。

  

第一个五年计划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当时，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且相关人才匮乏。 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和国领导人殚精竭虑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1951年2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已开始谋划大规模经济建设问题。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开始编制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 为什么要编制五年计划？ 编制五年计划，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做法。 关于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然而，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经验，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且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短时间内没有确定下来，“一五”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         

“一五”计划经历了怎样的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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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一五”计划历时四年之久、五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 “一五”计划留下了哪些宝贵经验？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一五”计划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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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在编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时，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不能忘记在怎样的“家底”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一五”计划留下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编审；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秘书工作”，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旗帜》2020年09期综合整理） 【附录】 图解新中国历次五年规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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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年规划（计划）制定实施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年计划（从“一五”至“五五”）

这一阶段，我国制定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由此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基本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 一五计划（195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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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195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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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计划（1966-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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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计划（1971-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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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计划（197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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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五年计划（从“ 六五”至“九五”）

这一阶段，我国制定实施了4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基本解决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实现了总体小康的战略目标。 六五计划（198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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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计划（198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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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计划（1991-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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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计划（19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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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的五年规划（计划）（从“十五”至“十三五”）

这一阶段，我国制定实施了4个五年规划（计划），将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五计划（20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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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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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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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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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秘书工作”，据中国人大网、新华社、人民网等综合整理）

焦典

澄清长期以来几点关于毛主席的误解——“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的辨析

[color=rgba(0, 0, 0, 0.298)]原创  淮左徐郎 今天

本文作者：胡新民，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 以下简称《九十年》）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则起始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毛主席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也就是说，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为了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全党集思广益，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九十年》指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第494页）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回顾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内容，今日重提，更有借鉴意义。

毛主席不是“大跃进”提法的发明者


据笔者所知，“大跃进”的提法的由来有几种说法。


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主席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作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主席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主席看。毛主席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实录毛泽东第四卷 》 长征出版社 2013年10月 第27页）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一书中写道：“（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第71页）


关于周恩来最早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信中还写道，“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三卷 361页》（以下简称《毛泽东年谱》）


在毛主席发出这封信后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据《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记载，“（1958年）5月26日 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第145页）


顺便再提一下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人民公社的来历。


刘少奇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说：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6月 第731—732页）


即使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时也明确认为：“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第270页）


因此，仅从“大跃进”提法的由来和人民公社的来历，不难发现，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全党的共识，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后来邓小平说得很中肯：“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1981年3月27日）

毛主席领导的九个月纠“左”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写道：“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该书第15页).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毛主席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从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的一些典型乱象：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


为了加快纠“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紧接着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都重点谈了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的问题。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把这些会议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九十年》第505页）


在随后的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这样，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关于庐山会议大转弯之迷


黄克诚和薄一波都是庐山会议参加者。他们对为了进一步纠“左”而召开的庐山会议，为什么最后却以反右倾收场，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转变，而感到不解。


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写道：“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黄克诚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 第253页）


薄一波也有同感。他写道：“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第876页）


笔者本着“继续研究”的精神，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笔者认为，有些资料应该有助于解开这个迷。


《九十年》写道，对于彭德怀的信，与会人员有些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表示基本赞成。毛主席认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央一直努力纠“左”，彭德怀、张闻天并未参加这种努力。毛主席把他们的批评看作是对党的攻击，“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指责联系起来”（主要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的杜勒斯等人---笔者注）（第508页）。


王光美在关于庐山会议的访谈中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页、186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学者金灿荣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一文中指出的：“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


《九十年》写道：1958年苏联提出的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当即遭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543页）


苏联解体后，1997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曾在中国和前苏联领导层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俄罗斯方面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解释道：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设想是针对美国的，为了在必要时“给美国实施导弹袭击。”“毛泽东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把苏联的这个建议当作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种侵犯。但是苏联考虑这个舰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中国，考虑的是美国。”（《新中国往事》 邓力群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3页）


毛泽东同志，还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有高度警惕的。尽管今天或许可以说当年是中国“误会”了苏联的设想，但并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拒绝态度的正确性。回过头来，把王光美回忆中的“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和中苏长波电台、共同舰队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并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彭德怀说：“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的话，应该非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会在庐山会议上转弯。


从庐山会议后的情况看，彭德怀的这个“国际背景”问题仍然是他的主要问题。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9日，彭德怀写信给毛主席。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在批语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方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第176页）1959年9月11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讲话：“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第177页）


在这里，毛主席的话很直白：“里通外国”。而且警告“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1月27日，刘少奇再次提到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则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算犯错误，而搞有“国际背景”的小集团，并与“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才是实质性问题。


关于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因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不赘。只提示一点：苏联方面认为高岗是“实在难得有这样不顾中国利益而一心一意维护和扩大苏联利益的人。”针对高岗向斯大林建议东北加入苏联一事，毛主席还对有关人员说了这样的话：“你告诉高岗，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这个“国际背景”因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还有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广大与会者，在庐山会议大转弯的主要因素，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分为二


《九十年》指出：“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数据，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以大炼钢铁为例，改革开放后被评为“上市公司50强”，连续三年进入“中国纳税百强企业”的“安阳钢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1958年8月10日正式动工的，这也是河南现代钢铁工业的起端。谈到钢铁，“大跃进”时，大家不会忘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到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中国确实用15年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了英国。当然，就钢铁产品的质量，还有整体科技水平，不但那时有不小的差距，直至现在也仍在追赶中。毛主席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1961年1月1日说：“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毛泽东年谱》第515页）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还提到另一点：尽管有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人民公社的大炼钢铁，才出现了最初的社队企业，后来演变成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又发展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私营企业。


《九十年》指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而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正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早驱动力。中国8万多水库，绝大多数是在那几年建成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后来的农业改革的“命脉”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九十年》还指出，“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成绩十分显著。”特别是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那代人、特别是“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被称作“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说，就是毛主席1958年的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激励他隐名埋姓地工作了30年。


特别突出的还有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于1960年在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退伍军人，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战胜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典型和大批模范人物，形成了影响至今的“ 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中央、毛主席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并着手采取切实措施，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这个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宝贵经验，历久弥新。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习近平的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


《九十年》在论述“大跃进”运动时指出：“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九十年》同时也指出：“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定成果。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布局和发展的。”（第500页）


《九十年》特别指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着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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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张文茂：说清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本质区别很重要！
张文茂 2020-10-28 来源:乌有之乡

五十年代，为什么叫开始叫农业合作化？后来，为什么又叫农村公社化或农村集体化？难道这样的概念不是反映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吗？为什么非要退回去呢？

　　关于由农村集体经济向家庭分散经营的转变过程，有这样几个概念或提法，是反映真实的历史进程的：

　　1、最初是说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叫联产承包制，是联系(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最早是联产到组，后来联产到户(包产到户)。理论上讲，这时还有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因为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嘛。

　　2、很快转变到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了，即习惯上讲的“大包干”。这时，联产计酬没有了，集体不再统一经营了，因为统一分配也没有了，”联产承包”变成了“土地承包”。当然，从法理上讲，集体还有对土地承包关系进行调整或再分配的权利，即土地的管理权。但本质上已经由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演变为家庭占有土地的分散经营方式了。注意，这里都还叫承包制，但前者是对生产过程某环节或全环节的承包，后者变为对土地的承包了，概念己经转换。

　　3、以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办法使土地的家庭占有关系固化、长期化，从法律上剥夺了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即对承包土地的调整权，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被虚置、架空，终于完成了由集体到个体的蜕变。

　　4、综上，农村到底是坚持家庭土地承包制，还是还地权于民的分田单干，实际上早已是集体化和私有化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一部分人认为不管联不联产，还是要坚持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另一部分人认为，承包制一开始就是“逗你玩”、假的，所以要把土地承包权股权化后确权到户，然后自由流转，以实现土地的兼并和集约化规模经营。这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为资本下乡开路，并且，不改革就不给你登记，这就是当下农村改革进程的本质。

　　5、上述这一过程只是在农业经济这个范畴之内的演变逻辑。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仍然远远不能解释三农问题产生的本质，因为在这一演变进程发生的同时，还发生着两个更加具有全局意义的蜕变：一个是由于完全市场化（国家放弃对二三产业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的宏观调控），进而导致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夭折，使农村集体经济失去了二三产业发展的经济支撑，结果造成依托集体经济发展的农民二三产业转移和本土性城镇化集聚的进程中断；另一个是农村劳动力失去本土产业转移的依托，只能大批转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城乡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两个趋势的发展才是三农问题产生和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结果是农业副业化、亏损化，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中央不得不重新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但前有华西、南街、周家庄这样的集体经济典型，后有塘约道路重走集体化的最新探索，却至今仍然遭到一些顽固坚持私有化势力的反对和阻击，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6、陈锡文同志好像讲过“合作化的终点就是集体化的起点”这样的话，对此，我是赞同的。理论工作者们应该联系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清楚合作化与集体化概念的区别和相互关系，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化概念是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连国民党时期都不反对并且有学者对合作化进行过研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初期(1984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在合肥举办过国际合作经济讲习班，集中培训全国各地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部长们，讲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合作经济。笔者曾有幸参加学习，那时，为了配合当时的农村改革，就已经开始从理论上由集体经济的概念向合作经济的概念转变了。

　　五十年代，为什么叫开始叫农业合作化？后来，为什么又叫农村公社化或农村集体化？难道这样的概念不是反映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吗？为什么非要退回去呢？难道不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吗?

焦典

抗美援朝中的陈云和财经工作
发布时间：2020-10-27 18:09:08  |  来源：学习时报  |  作者：桑田

70年前，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以大局为重，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在战争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底线思维，将战争作为财经工作基点

抗美援朝对国内财经必然造成巨大影响。如何判断？如何应对？对此，陈云的做法是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宁可把形势想的坏一点，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即坚持底线思维。

1950年10月26日，陈云就给毛泽东并中央作书面报告，对抗美援朝后的时局发展作出三种估计。一是临境战争，国内平安；二是临境战争，国内被炸；三是临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陈云指出，财经政策应“基点在战争上”，暂时应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同时，他提出缩小经济投资与适当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增加贸易收入，以应对军费支出和可能的被炸后税收减少。11月15日，陈云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明确财经工作一切服从战争。陈云还提出“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可以削减的支出，“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紧张，满足“国防第一”的要求。

多措并举，确保国内金融物价稳定

国内金融物价能否维持稳定，直接决定我们能否有稳定的后方环境，进而决定能否有力支援战争前线，是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志愿军入朝第二天，中财委就下达《关于防止物价波动问题的指示》，提出对不同商品采取大量出售、有计划提高价格出售和增加生产与进口等不同措施，还提出在特殊情况下“对物资缺乏而又关系人民生活重大的商品，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的特殊政策。战争开始后，占银行存款9成以上的公家纷纷提款，如继续放任，当时的现金短缺将由4万亿元扩大为6—7万亿元，处置不当将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物价剧烈波动，后果不堪设想。陈云当机立断，11月3日，经中央批准后签署《关于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要求大公小公的存款不许提。他认为不能给各部门现货或者发钞票，冻结存款虽然困难，“但比物价波动的大困难要好得多”。12月1日，陈云出席政务院政务会议，提出力争战争情况下金融市场不乱，主要是力争不增发钞票，做到收支平衡。12月7日，针对市场上重物轻币，游资向棉纱集中的问题，陈云起草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对棉纱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增强了国营实力，起到了支援战争、稳定市场、保证人民需求的作用。此后，陈云推动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货币管理实施办法》《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等文件的制定、出台。这一系列举措对确保国内金融物价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准确预判，快速有力应对美经济封锁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经济封锁，陈云作出了超前、准确的战略预判，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应对措施。

提早预见并采取应急措施。陈云早就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因此，在1950年7月开始，中财委和中央贸易部就大力布置抢购物资以防美冻结我资金，在7月到12月中旬期间订购约2亿美元的物资，并成功将其中2/3抢运回来。在美下令对我经济封锁后第10天，中财委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购买证及许可证等7项紧急对策，尽量挽回或减轻经济损失，也给轻视、敌视我国的西方势力一个教训。

判断不会彻底同西方贸易脱钩。美不断加大对我国封锁力度，甚至扣留我国在欧洲的货物，日本等国家也紧随其步伐。这种情况下，陈云却大胆判断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不会完全停止，“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然需我猪鬃、桐油”。同时，陈云提出“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后来事实证明陈云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外，中财委还通过推销土产、城乡交流等方式，弥补出口减少和迟滞给市场和农民造成的暂时损失。

审时度势，调整财经方针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外战争是消耗，国内建设是增长，没有足够的增长，就无法支撑巨大的消耗。战争之初提出的财经政策最主要是对紧急状态的应对，这种应对必然不能成为常态。陈云审时度势地调整了财经政策，积极、主动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了准备。

随着志愿军在朝鲜不断取得胜利，双方陷入打打谈谈的状态，陈云便开始考虑新的财经工作方针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1950年12月2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建设准备”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提了出来。此后又多次在中财委会议上提到。1951年1月30日，陈云主持中财委委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方针，要求各部门抓紧进行建设准备。4月4日，陈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详细将“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进行阐述。9月8日，中财委提出“巩固国防，稳定物价，重点建设”的新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将3项任务并列起来，完全有别于战争之初的方针。到了1952年1月15日，陈云起草与薄一波、李富春联名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52年财经工作方针“应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5月上旬，中央综合考量朝鲜局势和国内经济建设，提出“边打、边稳、边建”方针。随后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编制1952年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并且，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陈云领导中财委承担了“一五”计划一、二稿的起草。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陈云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财经方针，使新中国不仅能支撑军需、保持稳定，还能恢复经济、抓紧建设。此外，陈云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实际解决了大量后勤工作的重要问题，并时刻关注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这些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焦典

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长三角铁路统筹做好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作者：孟歆迪
2022-04-10 12:08
在把牢站车防疫关口的前提下，如何保证铁路运输通道的畅通，从而保证在疫情冲击下，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运输生产，对防疫物资、煤炭、粮食、出口货物等重点物资运输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组织快速装车、挂运、放行、卸车，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水是生命之源。疫情中的上海对天然饮用水需求量大增。3月中旬，铁路部门接到农夫山泉公司紧急运输矿泉水支援上海的请求后，迅速协调相关单位量身定制运输方案，实行“优先承运，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卸车”的五优先措施，确保随时装得上、运得走、卸得下。截至目前，铁路共运输农夫山泉矿泉水888车、4.12万吨，有力保障了上海市居民生活用水。

防疫物资运输是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的另一个“战场”。3月17日，合肥站接到安徽省红十字会急电，告知安徽有多批防疫物资需搭乘火车急运长春支援抗疫。合肥站迅速调整行包运输计划，优化装车组织，确保每一批防疫物资按时发出。截至3月21日，4000余箱、80余吨的鼻拭子、测试卡、提取管等防疫物资从合肥运抵长春，驰援当地抗疫。

疫情大考之下，积极应对防疫对物流带来的影响，促进进出口货物和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显得尤为重要。铁路部门充分发挥货运列车运量大、运价低、全天候等优势，加强运输组织，不断提高运输效率，有效维护了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3月份以来，长三角铁路分别开行海铁联运班列、中欧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1002列、254列、4列；电煤、化肥、粮食、矿砂等重点物资运输得到保障，3月份长三角铁路日均装车11939车，同比增长8.7%。

尽锐出战，决战决胜。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所辖的基层单位、部门主动担责，积极应对，动员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抓好日常运输生产组织，保持工作延续不间断，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上海机辆段、上海货运中心、上海客运段、无锡站、常州站等单位针对异地职工因属地疫情管控无法及时到岗的情况，选调党员、团员骨干组建突击队，参加应急替班，应对交路更迭、工作人员隔离封控等突发情况，维护了正常的铁路运输生产秩序。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孟歆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