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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杞人忧天 晚年毛主席60年代对中共接班深感担忧 毛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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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9 14:29:2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徐明天:从毛书记的死谏绝命书想起毛主席最后十年的革新除弊
作者:易经实修 发布时间:2020-10-19 09:21:53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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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大学毛洪涛书记的遗体找到了,他像楚国屈原投江了。成都方面成立了专案组调查他遗书中讲的问题。
  毛书记说,他在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打了败仗。
  他在遗书中说:“终于确认,一直坚持原则,在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单位,真行不通。因为他们利益勾连,更加坚定顽固;虽然独善其身,两袖清风,但身陷污泥浊水,拼尽力气难以改善环境,日渐一日,觉得无力无助”。“用阴招,泄私愤,拉山头,无底线,表面上看是校长与书记的意气之争,背后是深刻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确实没想到的是,制度机制建设、治理体系健全如此艰难,甚至无助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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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书记列出六条问题:“不讲政治,破坏规矩;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管理混乱,隐患丛生;营私舞弊,独断专行;中饱私襄,无视群众利益;短期行为,贻误事业发展”。
  有人笑话毛书记太嫩,为权力斗争而付出生命不值得。如果校长有什么问题,调查举报就行了。还说,六条罪状,只有“中饱私襄”是具体的,其他都是查无实据的东西。
  其实说这话的才是幼儿园里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个别单位的权力之争。它反映的是当今的政治生态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腐败问题,还真不是检举举报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最近经常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政治生态问题。
  说毛书记是死谏,并不过分。
  这时候,大家就想起毛主席在65年前的忧虑和他最后十年革新除弊。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中整整十天没有出来,闭关思索。在这期间,毛主席做的一首七律,颇说明老人家这时思绪:“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老人家在“思”什么?
  十天后,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从滴水洞中出来了,在召集湖南省、地、县三级干部开会时,老人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语:“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 “长征”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5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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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认为,此后的10年文革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新“长征”。
  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毛泽东的文革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这段文字直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要害,基本符合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隐居10天的思考。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胡澄先生辑录了毛主席这个时期讲的一些话,能让我们深刻认识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和现实。
  我没有私心!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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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389-1391页)
  毛主席谈对自己身后事的焦虑
  (1966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第1410页)
  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
  (1967年)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是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第96页)
  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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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56页)
  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光,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54-157页)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2005年7月16日赵林雍口述)(《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0—151页)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马社香所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1—174页,记述的是“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1965年)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加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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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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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9 18:12:19 | 只看该作者
李昌平:选择死,也是战斗!
李昌平 · 2020-10-19 · 来源:李昌平@新浪微博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生命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毛洪涛同志,你是勇士;而我,是逃兵。我理解你,也尊敬你!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生命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
  ​​选择死,也是战斗!
  李昌平
  没错,我认为成都大学毛洪涛同志的死,也是一种战斗!
  我在当乡镇党委书记时,有两次想过自杀!
  一次是1995年,当时全国兴起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农村小学硬件建设运动。我所在的乡镇有27个村级单位,全乡3万多人,是全县最穷的乡镇,穷到发不出教师和干部工资,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我们乡必须建23所标准化村级小学。所谓的建设标准化小学,首先是拆除平房建楼房——“无楼不成校”。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接到任务后,我安排乡计划生育办公室建人口模型,测算1995——2010年15年的各村小学生数量,结果发现1998年后将有15个村的小学生数量不足40人。基于这个数据,乡党委提议乡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了”多村联合办学”的决定——全乡统筹修7所中心小学。
  当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最硬的指标就是建标准化的教学楼,不在期限内完成23所完小的教学楼建设,就对书记乡镇长实行”一票否决”。压力很大,但我意志坚定,坚持只修7所完小,无论来自哪级的检查督办,先讲道理,如果硬压,一律顶回去!
  快到了省验收全县义务普九的最后阶段了,我所在的乡镇成了省教育厅挂牌督办单位,但我依然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某一天省教育厅一位副厅级的领导亲自来到我们乡督办,我给领导讲人口模型,领导一句也不想听,我再三请求他听我们汇报了再讨论怎么办,领导十分恼火,严厉训斥我不讲政治、不顾大局、拖了全省的后退…,不配做乡镇党委书记,要行使“一票否决权”。领导很气愤,拍了我的桌子……。我当年32岁,年轻气盛,没有让副厅级领导占到半点上风。领导很生气,后果可能很严重!
  我也很生气,你上级不实事求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当钱花(我们一个县要浪费10多亿啊),大搞形式主义,如果敢对我这个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民主决策的乡镇党委书记实行”一票否决”,我就到北京去申诉!如果向北京申诉了,不给我平反,我就去见屈原!
  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以死抗争!
  2000年,我以乡镇党委书记的名义致信国家领导人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减轻农民负担,调整三农政策。虽引取高度重视、且成立了由省委副书记担任组长我当副组长的改革专班、在我所在的乡镇探索“发展和减负”之路,但与此同时,市县领导却派出几路人马在我工作过的几个乡镇查我的经济问题。我当时想,查出我有经济犯罪,我只有认命坐牢,如果是冤枉我迫害我,我只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死了——以死抗争。
  还好,最后,查出我4600元的“经济问题”。我永远都难以忘怀荆沙(荆州和沙市合并后叫荆沙市,后更名为荆州市)市纪委一名女性副书记流着泪跟我谈话的场景。她说:昌平同志,经查你有4600元的”经济问题”,不够5000元。她提醒我:暂时是安全的!
  所以,我不用选择死——做最后的战斗,而是选择辞职——当了逃兵!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生命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
  毛洪涛同志,你是勇士;而我,是逃兵。我理解你,也尊敬你!
  写下此文,讲我的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你。
  毛洪涛同志,你安息吧!
  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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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9 18:23:05 | 只看该作者
抗美援朝精神永放光芒! ——在天津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倚天剑 · 2020-10-19 · 来源:乌有之乡

今年国庆节,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这是人民基于现实在呼唤抗美援朝精神的回归,呼唤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潮。
抗美援朝精神永放光芒!
——在天津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倚天剑

  同志们,大家好!

  今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今天我们天津的同志们聚集在这里举行学习纪念活动。首先我把自己对抗美援朝及其精神的认识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交流。我谈四个问题:

  一是抗美援朝爆发的背景。(略)
  二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概况。(略)
  三是批驳污蔑抗美援朝的几种荒谬观点。(略)

  四是抗美援朝精神永放光芒。我把抗美援朝精神概括为五点:

  第一,主持正义,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毛泽东同志指出:“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他还指出:“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将士完美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比如我军的粮食弹药全部由国内供给,竭力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把朝鲜人民视做自己的骨肉同胞,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涌现出为抢救朝鲜溺水儿童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同志;出国作战之后不久就把“志愿军司令部”改名为“中朝联合司令部”,在同美国进行停战谈判时,让朝方南日将军担任首席代表等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内涵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侵略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支援都是相互的。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像马丁·尼莫拉牧师所讲的那样:“当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最后,当他们冲我而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多年以来,我们放弃过对国外抵抗人士的支持和保护。赞成过美国出兵伊拉克、利比亚,参与过美国制裁朝鲜、伊朗。现在当美国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时候,还有谁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第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豪迈地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作为强大军魂的的精神力量,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肌体,才使得志愿军成为“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威武之师,涌现出黄继光、杨根思、胡修道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志愿军英模。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主席在分析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时曾说过,美国是 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也就是说,论武器装备,我们同美国相比,简直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倘若论战斗意志和勇敢精神,我们要胜过美军多少倍。结果,双方交战的无数战例,充分证实毛泽东当年的预言是无比正确的。

  那么,现如今我们钢多了,但气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当然我们希望仍然是气多而不是气少。然而事实却是令人担忧的。君不见,前不久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我军的指导思想取消了吗?这不禁让人想起1991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时的情景: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库和几百万军队的大国,竟没阻止上述悲剧的发生。这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吗?前几年一位美国学者对来访的中国将军讲:“我并不认为中美两军差距存在于技术方面,最大的差距在于精神方面。你们失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精神。”我们但愿这是一种“恶毒反击”,而不是讲了什么真话。

  第三,敢于亮剑,淬炼成钢的矢志强军精神。

  1950年9月5日,针对美国的核威慑,毛主席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后来有人攻击说,毛主席真是疯了,硬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其实不是毛泽东疯了,而是那些反毛小丑疯了。他们已经疯狂地失去起码的理智的地步。他们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战斗正酣之时,美国人发现,一支志愿军主力兵团突然不见了。这支部队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是根据毛主席的布署 ,回师祖国大西北,在戈壁滩上研制核武器了。这个地方就是后来人民耳熟能详的马兰。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多次指出,对于保卫国家安全,我们不仅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这一切都在毛主席在世时全部实现了。

  我们始终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因为武器先进与否都是相对的。今天是先进的,明天就可能变成落后的了,而人的斗争精神才是最可靠的。换言之,如果只拥有导弹,却缺乏敢于把导弹竖起来的人,那导弹也是废铁一堆。再有,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如钱学森、邓稼先等都是隐姓埋名的。其目的一是保守国家机密,二是保护这些科学家的人身安全。而近年来,在“知识产权”论的蛊惑之下,加之名利思想作崇,许多军工项目的“总师”频频亮相荧屏。这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总之,一支军队能否称之为强大之师,必须具有强大的武器装备和敢于亮剑的血性和担当,而相比较而言,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后者,再先进的武器也等于零。从这个角度来讲,志愿军在战场上以弱胜强的战例,足以证明这是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

  第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全民族大团结精神。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亟待收拾,台湾还没有解放,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和反共土匪尚待剿灭,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在这样的重重困难之下,出兵朝鲜是需要极强的战略判断力和极大的胆魄与勇气的。

  然而当毛主席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时,却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工人群众无偿加班加点赶制军需品;农民把最好的粮食供应军粮;市民日以继夜地赶制炒面供应前线;文艺工作者不辞劳苦地举行义演,把全部收入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少先队员书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寄往前线……可以说,当时已经很难区分前方和后方。抗美援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已经化作全民参战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殊不知得民心者才能固天下。如果无视或背离了人民意志,甚至把人民当做“维稳”对象,任何掌权者都难以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因为一切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都是不合法的。无论你如何自编自演,自吹自擂,也无论你如何掀起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都无济于事。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辨真识假的英雄,而一切权力者都要经历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第五,威播海外,震惊世界的立国扬威精神。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上的发言指出:“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美国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毛泽东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当美国大兵踏上朝鲜领土时,毛主席通过外交途径发出严重警告:如果美国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时,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管,中国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而美国政客却认为,中国那些叫花子似的农民军是不敢出兵与美军较量的。

  但是当不可一世的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完败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时任“联合国军”司令的美国将军克拉克沮丧地说:“我成了历史上没有取得胜利而在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第一位陆军司令官。我感到失败和痛苦。”数年之后,毛主席讲了一句气吞山河的话:“世界上都知道美国不好惹。殊不知还有一个中国也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但是毛主席去世后,事情却发生了惊天逆转。有人提出“跟着美国走”,理由是“跟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有人斥资数千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理由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还有人声称“中美是夫妻关系,和则两立,斗则俱伤”,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炸使馆、撞机、横行南海,对台售武……。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当年志愿军的手下败将变得如此猖狂?究竟是谁之过?今年国庆节,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这是人民基于现实在呼唤抗美援朝精神的回归,呼唤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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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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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9 18:28:32 | 只看该作者
“郭建光”走了,北京日报为他“盖棺论定”
侯满玉 · 2020-10-19 · 来源:乌有之乡




京剧样板戏经过三十年的排斥和禁演的时间检验证明,没有革命样板戏,就会出笼《丰乳肥臀》《我是流氓我怕谁》,官场就会衍生腐败,灵魂工程师变成畜生,教授成了叫兽,社会上黄赌毒恶卷土重来,坏人作恶甚嚣尘上。失去了英雄群像的楷模,人们就会丧失信仰,沦为金钱的奴隶,失去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
  “郭建光”走了,北京日报为他“盖棺论定”
  侯满玉
  郭建光是京剧《沙家浜》里的戏剧人物。
  《沙家浜》这部戏,讲述的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率领“反扫荡”中负伤的伤病员们一边养伤治病,一边组织地方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故事。
  京剧谭派青年演员谭元寿受命饰演郭建光,他嗓子洪亮,唱腔高亢有力,加之对角色体悟透彻,把握到位,一招一式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把郭建光这个军人形象演得活灵活现。特别是他那双眼睛,亮相时目光如炬,给人以克敌制胜的勇气和信心,浑身都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的艺术感染力深深的吸引了观众,也打动了我,使郭建光这个英雄人物成了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他就是郭建光,郭建光就是他!我依托“郭建光”的剧照,画作水彩画收藏,立志要学英雄,做英雄。
  在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群众没有了话语权,京剧样板戏受到诟病和排斥,甚至禁演,连饰演英雄角色的一些演员都遭了厄运,被打击和排斥。荧屏上没有了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像,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宫廷戏、抗战神剧及狗血剧,霸占了银幕,弥漫着靡靡之音。然而,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买账,依然钟情于革命样板戏,学唱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唱段,连最底层的农村青年都学起来唱京剧。我一个五音不全的小青年,当年都学唱过郭建光、杨子荣等英雄人物的唱段。尽管唱腔不标准,但是依然坚持学唱,唱起来就增添斗志和力量,心情十分愉悦。至今我都非常喜欢郭建光“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等等唱段。
  我们就是这样,学唱样板戏,要做革命人。
  当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执掌航船之后,指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特别是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人民群众和文学艺术界仁义志士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心中有了盼头。
  京剧样板戏经过三十年的排斥和禁演的时间检验证明,没有革命样板戏,就会出笼《丰乳肥臀》《我是流氓我怕谁》,官场就会衍生腐败,灵魂工程师变成畜生,教授成了叫兽,社会上黄赌毒恶卷土重来,坏人作恶甚嚣尘上。失去了英雄群像的楷模,人们就会丧失信仰,沦为金钱的奴隶,失去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
  就在样板戏“复苏”之际,胡天培先生居心卜测,不失时机的借他人之口诟病《沙家浜》,用心何其毒也!
  笔者怒发冲冠,提出质疑,撰文反驳,当即寄给刊发该文的报纸副刊。遗憾的是邮箱爆满不得进入,只好发布在网络平台。但是,笔者人微言轻,不值胡先生一瞥,故未见反应。也许是其装聋作哑,可谓“默杀”;抑或是默认而不吱声,也未可知。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它不是什么奇文,那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其要害是什么?
  笔者前文辩驳过的,此处不赘。只看该文这么一段:
  “《沙》剧本来写的是一个地下联络员机智、勇敢,战胜了敌人,保护了一批伤病员的故事。可是上层领导要求把它的主题改成以武装斗争夺取最后胜利,这就只能加强郭建光的戏。所谓“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人物突出一号人物,调动所有艺术手段,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既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主,郭建光就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但戏本身是围绕地下联络员阿庆嫂展开情节的,演郭建光的谭元寿唱得再好,演得再好,也没有阿庆嫂的形象丰满、生动、感人。”
  瞧,这话说得,真是“一箭多雕”啊!
  本来,京剧《沙家浜》改编于沪剧《芦荡火种》,让机智、勇敢的地下联络员阿庆嫂,配合、协助指导员郭建光组织开展地方武装斗争,不仅保护了伤病员,还巧妙地战胜了敌人。原本是英雄人物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的极佳故事,却被胡文别有用心的以“英雄排斥英雄”法作了曲解。不仅指责文艺界领导,诟病《沙》剧不成功,改编的方法不正确,还连带的微妙地贬损了饰演郭建光这个角色的演员——谭元寿的名声。
  京剧《沙家浜》改编的成功与否,人民群众欢迎不欢迎?郭建光这个角色丰满不丰满,谭元寿饰演得生动与否、感人不感人?不是所谓“专家”“名人”说了算。因为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群众(观众)最有评判和发言权。
  《北京日报》记者牛春梅10月10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沙家浜》首演是在上海,因为大受欢迎,一连演了40场。10年演出近千场。
  ——谭元寿嗓音高亢,功底扎实,全面继承了京剧谭派的艺术风格,又借鉴了余派传人李少春的表演,文武兼备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继承者。------他驾轻就熟,不仅为谭派,也为京剧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剧中郭建光的戏份非常吃重,“坚持”一折几乎都是高八度的唱腔,别说演出40场,就是连续4场,许多演员都坚持不下来。
  ——剧组其他角色都有B角演员,只有郭建光这个角色,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演员,10年间近千场演出,都是谭元寿一个人演。
  ——他(谭元寿)在现代戏《沙家浜》中出演的郭建光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角色。
  谭元寿饰演郭建光为什么会这样出色、这么成功呢?他与《沙家浜》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元寿之所以能表演得出色、成功,与他深爱郭建光这个角色,和刻苦排练是分不开的。
  北京日报记者牛春梅报道说,当时正在长春拍摄电影《秦香莲》的谭元寿,忽然接到电报让他速回北京,出演《沙家浜》中的郭建光。为了排好这出戏,演好角色,他把铺盖卷儿都搬到了剧团。京剧团団址距家不过一两站路,他愣是几个月没回家。儿子给他送衣服什么的,他都顾不上说话,那个夏天穿着个大背心满头大汗地排练的画面,一直留在儿子的记忆里。
  当年为《沙家浜》设计唱腔的陆松龄晚年跟谭元寿次子谭立曾回忆说,“当时给你们老爷子设计的唱腔已经特别难了,但他唱起来还是有富余。”
  《沙家浜》这出戏成就了谭元寿的成长和京剧戏路,使他的演技逐年精到娴熟,渐成大家气候。
  谭元寿生前经常说:“没有《沙家浜》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是我的命运之戏。”
  报道开头称,10月9日12时,92岁的京剧界老艺术家谭元寿因病在京逝世。他的离去不仅仅是谭门一派的哀恸,更让整个梨园行为之黯然。
  “郭建光”走了,感谢北京日报为他“盖棺论定”,为京剧《沙家浜》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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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谭元寿离世 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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