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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王传利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10-29 07: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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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社会生产的观点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线索，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包含了全部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诸多方面的危机，必然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危机和战争威胁，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社会弊病，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资本逻辑框架下治理社会的困境，为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鉴戒。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利于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论证了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难以治愈的顽疾，为当代中国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南。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从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来自马克思的逻辑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在社会历史领域没有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和进步性原则，秉持的是诸如循环史观、神学史观、英雄史观、理性史观等，而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将生产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他研究历史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前提用纯粹的经验即可直接确认。马克思这里讲的“他们自己的活动”，首先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这预示着马克思成功地找到了解读历史之谜的“现实基础”。
但重视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仅仅只是“预示”着马克思到达了科学历史观的门口，尚无法确切地证明马克思实现了历史观的实质性的革命性变革。因为承认生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一些思想家，也曾经肯定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洛克在《政府论》里认为财产权的基础是劳动。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猜到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日内瓦书信》里写道：“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李嘉图也相当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按照李嘉图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理解，资本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而社会生产要持续下去，必然得出相悖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观点的资本永世长存的结论。这表明，马克思以前的不少思想家，虽然注意到生产的社会作用，甚至费尔巴哈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成唯物主义新的理论原则，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正是借助费尔巴哈提供的唯物主义理论支点实现了人类思想史意义的伟大跨越，但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的生产理论并不彻底，没有给生产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没有注意到现实的辩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没有深入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社会化配置的要求、原则和理念。马克思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人类的生产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出社会关系，生产出人本身的社会属性。人与人发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性质的社会。离开了生产的社会，那是虚幻的社会；离开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那是虚幻的生产。
马克思用资本学说解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而社会化生产的概念又是理解马克思资本学说的一把钥匙。资本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往往将资本当作永恒的产物，忽视资本的社会历史属性，而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物，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货币只是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产生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时候，才转化为资本。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货币就成不了资本。“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问道：“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究竟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惑着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他们不是用自然属性或理性去解释人，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自身，走进人学研究的死胡同。马克思独辟蹊径，从社会生产的视角给出答案，强调人的本质离不开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他认为，人在相互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从这个意义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分散化的小生产，而是高度集中的科学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社会化达到一定程度并且生产协作关系相当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化程度逐渐加深必然突破生产资料私有制外壳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论》第四篇里，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演进历程。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要求下，资本家如果不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资本的竞争与效率原则无情地淘汰了小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使得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生产本身由个人行动变成多人的集体协作活动，产品也成为社会产品。轮船、火车、电报、自动纺纱机等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强社会化大生产扩展的强度和力度。小生产时期的单个资本走向合作资本，由集体资本走向公司股份资本，再由公司股份资本拓展到行业性的托拉斯资本，再进一步，多个行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突破国界，发展为全球资本。资本流向世界，走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席卷许多民族国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而丰富的利润流归西方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不归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占有，而归资本家占有，形成了生产领域的矛盾。此矛盾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冲突的萌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危机埋下伏笔。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剥削，造就了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制度、阶级结构、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社会危机及其治理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就是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列宁沿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发现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金融资本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垄断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得到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国际资本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均势遭到破坏，争夺资源和资本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战争危机不可避免。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运用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基本矛盾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部要求、趋向、逻辑、原则，国家和社会治理必然出现危机，这就要求必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从资本逻辑中拯救出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或资本逻辑，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就难以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建构。如果说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之谜的锁钥的话，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是解读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钥匙，也提供了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二、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

正是因为背离了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诸多方面的危机，一直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动荡和战争威胁。在20世纪，资本主义留给人类的是殖民压迫、经济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体现了资本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矛盾。资本对生产力的巨大创造力，激化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但资本逻辑统摄的国家和社会，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动力，根本不可能实现对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里，难以解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造成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高度紧张，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而言，相对于资产阶级攫取的巨大财富而言，工人阶级的收入是相当少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份额越来越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社会不稳定，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西方国家试图采用收入累进税的方法缩小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削弱社会冲突，但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并非简单的分配问题。尽管马克思曾经提到征收高额累进税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措施之一，但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决定分配，所以，当拉萨尔派在哥达纲领里提出通过废除工资制度和铁的工资规律以实现公平分配时，马克思予以坚决的反对，认为首先应该废除掉的不是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而应是雇佣劳动得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资本主义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如果没有根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性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工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有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解决。
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政治腐败的治理困境。当代中国反腐理论界比较注意学习西方治理腐败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向世界提供有效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有美国警界“文曲星”之称的托尼·博萨在《美利坚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展示了一个腐败、堕落的美国，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有比政治更堕落的职业吗？”正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导致西方国家的政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难以治理。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必须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态，确立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权功能，但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劳心费力地给资本主义国家涂上一层效忠全体人民的华丽外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无论多么虔诚地发誓成为人民的公仆，都改变不了他们追求个人或者资产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满足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满足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关于劳动人民参加社会管理的要求，反而成为维护私有制和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工具，必然导致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紧张，增加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难度。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中叶的英国“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客为其代表的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与代表其他集团利益的政客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恩格斯揭露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深地陷入贪污腐化的泥沼中，政客“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美国的“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百余年前的这些话竟然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腐败的态势。当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政出多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相互倾轧，相互制衡，无法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凝聚力和执行力，效能低下。现代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提出了善治、治理腐败的口号，并为治理腐败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及时地彻底地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全部要求，没有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资本私有性质，根治政治腐败必将成为一句空话。
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困境。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自然资源，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不但要求雇佣劳动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定然激起劳动与资本的阶级冲突，而且要求自然服从于资本攫取利润的需要，这必然激化自然对资本的对抗关系。资本的增殖原则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内在需求，带来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攫取，但自然向人们提供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资本循环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的有限能力之间发生矛盾，必然产生生态危机。的确，当代西方不少国家环境优美，但那不是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治理成功的。现代欧洲风光旖旎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缓解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里考察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如何处理工人生活区域环境恶劣的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有些西方国家环境优美，那是以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劣为代价的，如同西方的发达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一样！在当代世界产业链中，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原料供应地，西方国家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果而将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种污染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西方国家可以利用严格的法律惩罚国内破坏环境的行为，但实质上这是因为“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在治理环境污染和赢得利润的二选一的选题中，为赢利而甘愿上绞架的资本理所当然地倾向利润。
科技改变生活。近现代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出现了巨大改进，但在资本逻辑统摄之下，科技为人类造福的功能不但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沦为资本获取更多利润的手段。有人寄希望技术的进步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防止抢夺资源引发的战争，防止环境污染，其实，在资本逻辑统摄下，尽管科学技术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人们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只会从对一种资源的抢夺转向对另外一种资源的抢夺，不会消除资源的抢夺战。计算机出现时，人们原以为会迎来办公的“无纸化时代”，而客观的事实却是由于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的使用，反而使得用纸量猛增。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运用，给社会善治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必须认识到，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幻想有效治理自然环境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阶级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和配置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只有创建与生态一体健康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才能彻底终结，人类才能彻底从生态危机中获救。

三、依据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社会弊病，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如果说资本逻辑不但无法有效治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领域的问题，反而制造出许多难以克服的治理问题的话，那么，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治理困境，为形成社会主义的治理原则提供了线索。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经验，概括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现选择若干方面，说明我国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威的执政党。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权威的做法，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中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孤立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基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联合趋势，恩格斯反问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他以火车、航船为例，指出：“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既能够依据人们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程度给以不同的报复，也能够给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要求的国家或社会带来稳定、秩序、效率和安全。恩格斯还说，铁路“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铁路运转需要一个权威的代表、需要一个权威的委员会，那么，比铁路运转系统不知道复杂多少倍的整个国家的运转，更加需要一个权威的委员会。在我国，最能够代表这个权威委员会的是党中央，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强化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运动的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一直代表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和社会运动的整体利益，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最前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地自我完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和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如果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社会没有了坚强的核心领导力量，将出现国家治理的权威真空，导致社会混乱。
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强化党中央的权威，发挥党中央统领协调的政治优势。党中央是由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成熟的政治家组成的战斗的指挥部，能够准确分析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科学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成为富有组织性的战斗的伟大队伍，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洪流中。强化党中央的权威，有利于将共产党的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有利于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中“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党的领袖是党的事业和利益的代表者，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挑选出来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他们是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和忠实捍卫者，是党的意志的表达者。领袖不是不犯错误的圣人，但是，他们善于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总是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比一般人看得长远。恩格斯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恩格斯还给友人写信时高度赞扬马克思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可见党的领袖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性。爱戴、学习革命导师，科学地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望，本质上是忠诚党的事业的表现，是对人民事业的维护，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如果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党的领袖的权威，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动荡，那么，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将人民群众当作操纵的对象，即便是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观点，也仅是民本政治的统治之术的表达。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时，标榜无差别地代表社会上的一切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在资产阶级那里最终实现了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民群众依然是被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是被压迫被遗忘被讥讽被嘲笑的对象。黑格尔将群众说成“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无组织的集体”，其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在勒庞的笔下，群体具有冲动、易变、急躁、偏执、专横、保守、易受暗示轻信、情绪夸张、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特点。既然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对历史无所作为的群氓，历史当然就是超自然力量或圣贤创造的。19世纪的英国文坛巨匠托马斯·卡莱尔认为：“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界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资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而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对历史的创造功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群众观的革命性变革。他认为，人类历史是基于社会生产的历史，是在社会性的生产劳动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简单或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历史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群众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与剥削阶级将人民群众视为群氓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称颂人民群众具有使整个民族、整个阶级持久地引起伟大历史变迁行动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无所畏惧的胆量、强大的历史创造力和革命首创精神。革命导师赋予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地位，赋予无产阶级以现代生产力的掌控者并决定历史前途的使命。当资本主义在现代工业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下出现动荡、衰颓、秩序混乱、饥饿和过度疲劳、道德败坏等治理难题而束手无策、惊慌失措时，马克思认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当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当然有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只有千百万劳动者亲自管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才名副其实。人民群众不但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且有参与国家管理的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卓越能力。列宁说：“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的智慧，蕴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见卓识，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能够产生出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在西方发达国家培训过的专家精英们设计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方案。人民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自觉性，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执政党越是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越高；执政党越是疏远群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越低。国家治理出现困境不可怕，可怕的是设计国家治理方案时回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寻找对策。淳朴善良的、无私无畏的、具有高尚道德和思想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广泛、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当然，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能力并非天生的。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党的领导，缺乏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还没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和挫折中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那就根本谈不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提高党科学地民主地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的能力外，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能力。
第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工业发展而使生产社会化，社会主义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力量完全如自然力一样，当人们没有认识它们内在的规律时，起着盲目的破坏作用，而人们一旦掌握了其内在的规律，就可以按照人们的意志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一旦被承认被利用，就可以如同利用洪水发电造福人类而避免狂暴的洪水决堤时盲目地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样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浪费。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要求，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开辟了广阔道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了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态势，为避免社会生产领域的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准备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条件。资本积累规律将为新的财富分配制度所替代，社会大众在资本逻辑下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苦难将替换为享受安详、和谐、稳定、美好的生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人们的经济利益有了大致相同的所有制基础，减弱了人们为争取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对抗性。恩格斯说：“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提出的正义、平等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现实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国家治理的科学预测，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没有彻底地实现而仅仅是部分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并不排斥其他多种经济形式，恰恰是在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格局中凸显其主体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取消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动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减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善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解决分配的公平性方面，生产方式较之于分配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批判哥达纲领时，马克思说：“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在当代中国，要想实现和保证在消费资料分配过程中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助推社会的公平性分配，但较之于公有制主体地位来说，对公平性分配所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很难做到劳动人民获得公平的分配权。要保证资源分配的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必须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坚持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利于促进广大人民形成共同的利益追求，产生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发挥“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有利于统筹支持民族地区的资源，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的力度，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有利于发挥“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有利于社会成员公平地按劳分配地获取生活资料，防止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会成为少数人过穷奢极欲生活的保障，而是成为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蛋糕，有利于发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效率，有利于发挥“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第四，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以社会化思维或社会整体思维，能够有效地治理社会问题。恩格斯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成的难以驾驭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已经产生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便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权利的要求。当代资本主义早已经超越了自由放任的阶段，在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本家整体利益，不得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事务实行总协调。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处于比恩格斯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已经紧密地将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国家与国家、世界各大洲的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更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社会化的思维或社会整体思维治理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在生产经营领域，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采用社会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的生产单位的效率，一般来说，高于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的效率。是顺应还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配置资源，决定了该生产单位的效率高低乃至盈利或破产的命运。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具有机动灵活性的优点，适应于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的生产力水平。在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小生产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盲目地崇拜小生产，刻意强调和固化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相违背的，注定遭到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指出：“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如果不顾生产社会化发育程度较低的实际而强力推行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联合形式，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但小生产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组织化程度高的富有规模效率的生产单位，有实力从事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无法完成的集约化经营。现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超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分，需要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就农业发展而言，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分散盲目经营状态下的农产品供给产生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让在农产品过剩时不得不低价抛售农产品的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产品短缺时不得不高价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饱受其害，显示着将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发育农村生产销售合作组织，便捷地获取市场供需双方信息，按照合理的规划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性。
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需要以社会化的整体思维治理社会发展和国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设计教育、医疗、房地产政策和交通改革的方案，需要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从总体来看，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配置社会资源，规模效益高，更有利于克服环境污染、房价过高、就医难、交通拥堵等社会治理难题，有利于绝大部分百姓过上舒心的生活。近几年社会高度关注雾霾问题，如何防治雾霾已成为社会性难题。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就要打破地域的限制，走区域合作的道路。如果没有北京与周边省份的联合行动，加强区域协同、综合施治治理方案，有效治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将是不可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政府统筹规划，多建造能够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房，有利于挤压投机资本的肆虐空间，缓解百姓住房压力，减少因为房产引发的社会纠纷。就医疗行业而言，因为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更应该防范资本逻辑的侵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增加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大力发展地铁、公交等“公共性交通”，可以富有效率地利用交通资源，方便百姓出行；二是按照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大力发展私家车的“精英式交通”。“精英式交通”所提供的暂时的有限的个体的便捷性，很快被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路造成的拥堵而大打折扣，整个城市的交通变得极为不便捷。事实证明，在同样的交通资源条件下，用社会化的整体思维发展交通，更加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参考文献：[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2]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4]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5]〔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6]〔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焦典

汉帛国际总裁高敏：服装产能数字化，在中国这样完整的产业链下才能实现

2020-11-14 13:12:43

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大橘财经讯 编辑/王一鸣）

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CCG常务理事，中国服装协会副主席，汉帛国际总裁高敏就“探索国际视野的可持续发展密码”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

高敏称，时尚行业是全球浪费第二大的行业，多年以来中国在绿色供应链，甚至整个可持续时尚的探索发展中，都做了很多努力。而疫情以后，更是把这个主题提到产业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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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常务理事，中国服装协会副主席，汉帛国际总裁高敏

“现在整个行业都在积极地响应这样的号召，从原材料的层面，从供应链的层面，甚至从产品设计的层面，把这样的概念植入进去。”

而要实现这些，科技驱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是在中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火热地加速中。

“今天我们表示在一个高速信息化的时代，当你有了很多to C的数据以后，你就必须需要有to B的数据去做出很好的全产业链的协同，产能数字化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之下才可以实现的。”

在她看来，如果中国能找到一条新的路去重构这个行业，把这样的产业通过数据呈现出来，将会给很多国际的、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一带一路”上相关企业，带来一个新的标杆。

以下为高敏演讲全文，观察者网整理发布：

我来自汉帛，同时担任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我想从协会的角度跟大家做三个大方向的分享。

第一个，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时尚行业是全球浪费第二大的行业，多年以来，中国在绿色供应链，包括整个可持续时尚发展中都做了很多努力。今年疫情以后，一方面整个中国纺织在全球物资的部分，尤其是口罩防护服部分，除了给大家提供很多贡献以外；同时在整个产业中，把可持续时尚发展这个主题正式提到产业的高度上，现在整个行业都在积极地响应这样的号召，从原材料的层面，从供应链的层面，甚至从产品设计的层面，把这样的概念植入进去。

第二个，科技驱动。疫情以后，从出口、进口层面来讲，有很多的产能，从海外又转回到中国。同时，在整个中国直播和电商的带动之下，产业的数字化的转型正在火热地加速中。

汉帛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一直在做产能数字化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在一个高速信息化的时代，当你有了很多to C（消费端）的数据以后，你就必须需要有to B（企业端）的数据去做出很好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这件事情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之下才可以实现。

当我们可以把精准的产品，或者是消费者的信息，从C端第一时间传递到工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取大量的这些数据。当我们在B端的数据形成到一定层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浪费在哪里，我们可以共享的是什么，可以调整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在整个行业中也是比较大的变革。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型的企业，无论是安踏也好、李宁也好，真正意义上都在加快对于工厂的产能数字化的需求，包括我们在印染的层面、原材料的层面，都在加大力度。

在未来3-5年当中，我们可以完全呈现出一个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可以把消费者这样一个需求跟产能端进行精准匹配。同时，也可以通过供应链的整合，反复孵化很多品牌。

现今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从想法驱动供应链，带来了很多的浪费。如果我们是从供应链出发、从工厂出发，以本身现有的资源反过来赋能品牌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也是接下来2-3年中，在可持续性发展这件事上，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会给海外、东南亚甚至“一带一路”上的整个产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第三点，文化交流。很荣幸，在今年，我们跟CCG成立了全球时尚文化研究中心，我们汉帛也跟WWD（world woman daily）进行了在中国层面的合作。WWD是一家有110年历史的产业媒体，它是第一次进入中国，我们整个中国服装协会，甚至整个纺织工业联合会都将和这样的媒体紧密合作。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可持续时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体现了多元化的交流。大家知道，有很多海外品牌在疫情之后，纷纷来到中国，提出了一个APEC的战略，希望在中国基于电商层面能有大量发展。但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很多不足以构成合作的断点。我们希望通过跟这样的国际媒体合作，可以把断档的点连起来，在文化交流打通了以后，更多地去了解中西两方之间的需求。

在可持续时尚的发展上，这三点不仅仅是一个趋势或者一个方向，而且是现在正在发展的一部分。

就今天的主题，整个中国服装协会的社会责任来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跟全球，包括联合国在讨论这样的话题。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去重构这个行业，也能给更多人带来一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厂，不仅是大厂、还有无数分散的中小工厂。在中国服装协会，2000万以上规模的企业，只占到全国的20%，剩下还有80%的工厂是没有达到规模以上可统计标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这样的产业通过数据呈现、整合起来，就会给很多国际的、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一带一路”上的纺织服装企业带来一个新的标杆。

焦典

飞行员影院 |《闪闪的红星》：“我胡汉三又回来！”郭松民 · 2020-11-14 · 来源：昆明湖畔电影公社





可惜，当时看电影的人都哈哈大笑，没有太当回事，直到九十年代含泪高唱“从头再来”。

　　《闪闪的红星》拍摄、上映的时间是1974年。

　　1974年，中国可谓捷报频传，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失败80年后，首次取得对外海战的胜利!

　　同月，经过毛主席批准，国务院计划在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经过改良后投产。这为几年后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创造了条件。

　　二月，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月，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成。

　　三月，大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同月，首个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来建成;同月，陕西农民发现秦始皇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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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同月，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同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同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向世界阐释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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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座大型新油田“大港油田”;

　　八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同月，第一批援藏教师奔赴西藏;

　　九月，中国大陆第一个五万吨级码头建成;同月，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又一座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同月，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

　　十月，中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十一月，我国自制货轮“盐亭”号首次到达欧洲丹麦港口;

　　十二月，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同月，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同月，中央提出要抓紧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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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只有少数极为敏感的人，才凭着直觉意识到，漫长的中国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时代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闪闪的红星》的主创人员应该就是这些“先知”(姑且让我借用一下这个词)中的一员!

　　所以这部电影所塑造的最经典形象，不是主角潘冬子，而是还乡团长胡汉三。

　　胡汉三的名言是：

　　“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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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当时看电影的人都哈哈大笑，没有太当回事，直到九十年代含泪高唱“从头再来”。

　　今天，饰演胡汉三的老演员刘江已经去世，但胡汉三仍然是一个“活的”形象，成了一个经典，一个成语，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经典，就是这么紧扣时代，超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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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

　　《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该片由李昂、李俊执导，祝新运、赵汝平、刘继忠等主演。1974年10月1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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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新特点新变化
王喜满 · 2020-11-14 · 来源：共运通讯+
　　作者：王喜满，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第211-223页。
　　
　　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新特点新变化
　　王喜满

　　摘要：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召开。2019年的会议与往年会议相比，在会议的前期准备、会议进程、会议议题、会议效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变化，可以说准备更加充分、进程更加完备、议题有所侧重、效果较为突出。这次会议对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际交流合作等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共产党和工人党  国际会议  社会主义  共产国际

　　2019年10月18日至20日，来自58个国家74个政党的137名代表参加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由希腊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共同主办的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年，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与会代表表达了对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纪念，并围绕会议主题分析局势、总结经验、明确任务和制定方案。会议最终通过了《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呼吁书》，并签署了11份团结声明。
　　
　　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和发展现状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产生了国际团结合作的多边交流平台，即每年召开一次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从1999年开始，与会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围绕“和平、民主、主权、进步和社会主义”等主题交流思想观点和工作经验，阐述各自的理论主张，发表相关声明，制定共同的行动方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会议已经变成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平台。当然，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初次尝试，再到不断扩大范围的发展过程。
　　从会议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影响来看，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产生与发展目前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1~1998年的酝酿与准备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地域性、学术性的会议在世界各地举办，如朝鲜劳动党于1991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于1992年、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于1993年、希腊共产党于1995年、古巴共产党于1997年等分别在本国举办区域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1993年加拿大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发送信件，提议召开世界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998年希腊共产党为纪念建党80周年，在希腊雅典召开了5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还决定由希腊共产党组织召开第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第二阶段是1999~2005年的产生与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共产党独自举办该会议，为会议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从1999年开始，希腊共产党在雅典希腊共产党总部大楼连续主办了七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这七次会议，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建了会议官方网站和工作小组，形成了一定的运行机制和宣传机制。
　　第三阶段是2006~2012年的拓展与完善时期。在这一时期，该会议在不同国家由不同政党主办，充分体现其国际性。葡萄牙共产党在里斯本举办了2006年的会议，白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明斯克举办了2007年的会议，巴西共产党在圣保罗举办了2008年的会议，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共产党在德里联合召开了2009年会议，南非共产党在茨瓦尼召开了2010年会议，希腊共产党2011年在雅典再次举办该会议，2012年黎巴嫩共产党在贝鲁特召开了第12次会议。这样，该会议就在欧亚非拉等各大洲都举办过了。除此之外，会议内容也涉及资本主义(尤其是经济危机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可以说，会议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升华。
　　第四阶段是2013年至今的公开分歧与重新调整时期。在这一时期，该会议不断由具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举办，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会议分歧公开化。在2013年葡萄牙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会议上，会议的内部分歧公开化，会议主办方和参加方发表了内容不一致的《新闻公报》。厄瓜多尔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在2014年和2015年举办的会议上也出现了争论声，会后不同与会方也发表了多个《新闻公报》。在越南共产党2016年组织举办的会议上争论有所缓和，会后也没有出现多个《新闻公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2017年以及希腊共产党在2018年组织举办的会议上，团结的声音盖过了争论的声音，会议可以说不断回归初衷。土耳其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在2019年举办这次会议也是如此。
　　
　　二、会议进程的新特点

　　第一，召开规模最大的筹备会，组建声援团并发表相关决议。为了更好地解决会议中出现的分歧和促使会议朝着团结合作的方向发展，2004年第六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决定创建工作组。最初的工作组只是在会议期间出现分歧时起调解作用。2006年工作组开始在会议召开前夕就会议的一些提案做准备。从2008年开始，工作组以召开筹备会议的形式就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主题等有关问题进行沟通。之后的历次会议在召开前均举行了工作组的筹备会议。2019年6月8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组会议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召开。来自世界各地25个政党的38名代表齐聚一堂，为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做准备，并讨论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代表们决定，2019年的会议由土耳其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联合举办，地点定在伊兹密尔。为了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会议将第2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共产国际成立100年，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参加工作组筹备会议的党派和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之前的筹备会参加党派最多不超过22个，人数不超过30人。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此次筹备会议还决定组建一个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援团，同时发表了声援伊朗、叙利亚、苏丹、波兰人民的四份决议。
　　第二，首次出现两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合办会议。此次会议的主办方有两个——希腊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从1999年到2005年，该会议都是由希腊共产党独自主办的。由于2015年第17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也是由土耳其共产党主办的，因此，土耳其共产党成为继希腊共产党后第二次主办该会议的党，土耳其成为第二次举办该会议的国家。
　　第三，会议官方网站的内容更加丰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官方网站是“团结网”(网站地址：http://www.solidnet.org/)。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官方网站也变得日渐完善。在第20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之前，官网上关于会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呼吁、参与者列表、团结声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发言稿四项内容。但在第20次会议之后，会议官网上增加了两项新的内容。一是增加了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情况的资料性说明，这在之前的会议上没有出现过。为2019年会议提供资料性说明的政党有希腊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二是增加了与会议主题有关的政党文件。此次会议官网发布了希腊共产党、芬兰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向会议提交的代表大会文件或者重要讲话文稿。官网的改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了解、相互沟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为以后会议开展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会议议题的新内容

　　(一)不同议题的新主张
　　1. 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
　　2019年会议恰逢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共产国际成立100年，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共产国际的议题在之前的会议中没有被提到，在2019年的会议中，大多数政党从不同的角度对共产国际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
　　一是共产国际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斯拉夫新共产党指出：“共产国际的及时关注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克服了深刻的分歧，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确立了新的组织原则。”爱尔兰工人党认为：“共产国际在巩固共产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国际团结的必要性，指明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坚持革命战略的必要性。”
　　二是共产国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劳动党指出，“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被压迫人民的反殖民斗争结合在一起，为红军和苏联人民战胜希特勒德国、为许多欧洲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为建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奠定了国际主义基础”。墨西哥共产党指出：“共产国际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共产国际的成员是整个欧洲反法西斯斗争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力量。”
　　三是共产国际在现阶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爱尔兰共产党提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工人的团结和工人阶级行动构成真正的威胁、帝国主义继续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仍可以从共产国际的成就中受益，从共产国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荷兰新共产党指出：“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共产国际为我们今天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经验，为工人阶级扩大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裂痕提供了新的机会。”
　　2. 谴责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军事进攻
　　2019年的会议适逢土耳其在叙利亚领土上发起战争。针对这一战争，多国代表在发言中纷纷谴责土耳其的非正义行为。叙利亚共产党在发言中揭露：土耳其利用恐怖主义组织，一直支持、训练和资助的所谓“叙利亚国军”占领叙利亚村庄和城镇，并把叙利亚的流离失所者转移到这些被占领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土耳其政权以消灭库尔德武装团体为借口，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军事侵略，而美国军队为土耳其入侵开了绿灯。爱尔兰共产党谴责土耳其武装部队以“自卫”为借口对叙利亚进行进一步干预和军事入侵，这是与美国勾结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是帝国主义重新蓄谋分裂叙利亚、破坏叙利亚的稳定。这对该地区人民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构成严重威胁。
　　还有一些政党在发言中表示声援叙利亚人民。爱尔兰共产党表示将致力于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人民在不受帝国主义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希腊共产党谴责土耳其军队入侵叙利亚的行为，并表示与叙利亚人民团结一致，因为他们长期饱尝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后果。委内瑞拉共产党表示声援叙利亚人民，指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
　　3. 提出“绿色帝国主义”概念
　　由于全球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数百万人找不到干净的饮用水;三分之一的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地震、洪水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因此2019年的会议将环境问题提上议程。与以往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帝国主义”这一概念。
　　绿色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大国以环境保护为借口来维持新殖民主义，以维护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地位。芬兰共产党指出，资本主义霸权将所谓的“绿色”环境运动资本化，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强大工具，其原则是为现行制度创造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危机的根源。由于当前的“绿色”环境运动受到这种帝国主义的危害，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环境运动”，以便使我们有一个能够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有力工具。加泰罗尼亚共产党指出，不能将气候危机单独理解为与导致它并阻止其解决的资本主义制度分开的环境问题，领导这些运动是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党人必须反对乌托邦式的绿色帝国主义。
　　4. 签署8份团结声明和3份决议
　　发表团结声明和决议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自始至终采取的重要行动，也是参会代表表达各自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方式。由于每次会议召开的具体背景和国际形势不同，每次会议形成的团结声明和决议也不完全相同。
　　以往会议形成的团结声明和决议主要是围绕声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反共产主义行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等几个方面提出的。但是，由于2019年国际形势更加严峻，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会议形成的声明和决议几乎是围绕声援被侵略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提出的。如73个政党签署《声援委内瑞拉人民的决议》、59个政党签署《欧洲反共产主义运动》、55个政党签署《加强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声援塞浦路斯人民的声明》、50个政党签署《土耳其共产党行动》、40个政党签署《反对法西斯主义是今天的共同任务!》、35个政党签署《声援古巴的决议》、26个政党签署《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北约滚回家》、6个政党签署《声援伊拉克人民的声明》。
　　此外，2019年会议第一次签署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和关于西巴布亚的决议。28个政党签署的《揭露绿色帝国主义》的声明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峻环境问题，揭开了绿色帝国主义的面纱，并呼吁创造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和基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环境运动”，为全人类制定一个合理的环境政策，以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和去除无产阶级的束缚。澳大利亚共产党独自签署的关于西巴布亚的决议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镇压和杀害西巴布亚人深表关切，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释放政治犯、从西巴布亚撤军、停止对西巴布亚人民的种族歧视等，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支持这些目标。
　　(二)相同议题下的不同侧重
　　虽然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主题都不一样，但是从与会代表的发言和历次会议达成的宣言、形成的决议来看，其主要议题包括三个方面：时代与国际形势、资本主义新变化、社会主义重大问题。即使在相同议题之下，2019年会议与往年会议相比仍有不同侧重点。
　　第一，在时代与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本次会议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而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动荡的主要根源。以往的会议多次强调当今时代是一个夹杂着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恐怖主义、贫困、失业、帝国主义侵略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引发全球动荡不安，但并没有将引发时代动荡的主要原因归结在美帝国主义身上。2019年的会议不仅分析了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而且揭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欧盟内其他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是造成国际形势动荡的主要力量。很多与会共产党表示，自己国家正受到美帝国主义的进攻。黎巴嫩共产党指出，美国通过支持萨拉菲和兄弟会的宗教流派以攻击现政权。美国共产党提出，在任何地方，美帝国主义都企图把自己看作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在特朗普的指导下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动了贸易战。孟加拉国共产党认为，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以所谓的国家和国际安全为借口，把整个世界置于核战争威胁的边缘。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美国在拉美的军事行动有所增加，其目的是实现其政治目标，重新确立其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推翻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政府。伊朗群众党提出，伊朗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受到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实施的经济制裁的消极影响，并不断受到美国军事对峙的威胁。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上，会议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重心有了变化。以往会议对帝国主义侵略多有批评，但没有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19年的会议中，大多数共产党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心进行了分析，认为帝国主义侵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中东地区。黎巴嫩共产党表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自己国家的攻击，目的是控制石油资源以及供应路线和管道，并支持犯罪集团的分裂活动。伊朗群众党表示，伊朗人民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制裁，并受到沙特阿拉伯政权和以色列政府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共产党指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军事战备升级以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进一步加剧该地区人民的苦难。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受帝国主义暴力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持续侵略，也昭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控制该地区而进行激烈斗争。西班牙工人共产党指出，帝国主义的暴力行为正在使地球上的不同地区上演各种悲剧，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是遭遇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最新例子。
　　第三，在对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认识上，提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议。各国参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都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的措施。在以往的会议中，参会代表提出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建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社会主义国际联盟必须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将传统的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等等。在2019年的会议中，与会政党特别提出了反对民粹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爱尔兰共产党认为，民粹主义设想了一个超越阶级的民族团体，这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能低估民粹主义的力量，因为民粹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分裂工人。比利时共产党提出，当前民粹主义和法西斯右派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必须以明确的反民粹主义立场来打击民粹主义，同时形成明确的话语体系。
　　
　　四、会议作用的新变化

　　第一，会议起到了进一步促进团结的作用。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经走过了21年，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分析局势、交流经验、促进团结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到一起，都有通过会议交流意见、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但是，由于与会党派和人数众多，各国国情和党情不尽相同，会议中难免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和分歧，这属于正常现象。从第15次会议开始，会议的内部争论就演变为公开的分歧，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争论。第16次至第18次会议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文件。但第19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团结精神，争论开始减少、分歧开始弥合。第21次会议与第20次会议一样，所有党派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呼吁书，并在呼吁书中规定了2020年具体行动方案。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经成为维护各方统一行动的关键，大大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团结，这种精神必然会对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产生推动作用。
　　第二，会议制定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行动框架。以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结束时，会议都会根据国际形势形成一份行动方案，为今后一段时间的联合行动指明方向，2019年的会议也是如此。与以往不同的是，2019年会议形成的行动方案具体内容更多、更详细，共计二十二条，大大超过之前会议形成的行动方案的内容。这表明与会政党的关注点、理论立场和观点更加趋于一致。另外，2019年会议制定行动框架时，不仅依据当前的国际形势，还依据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言，2020年的行动框架内容包括四个类别。第一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反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包括土耳其政府占领叙利亚;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侵略;反对对利比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的侵犯和迫害，声援库尔德人民的斗争;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反对美国、北约军事基地;反对北约以终止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即将迎来《联合国宪章》生效75周年之际，谴责帝国主义的干预。第二类是支持和平民主正义斗争，如：支持也门人民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谴责以色列的罪恶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所谓“世纪协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族独立国家;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和其他正在同外国占领作斗争的人民;支持正在与外国占领作斗争的西撒哈拉人民;与朝鲜、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伊朗人民一起，与美国的封锁、破坏稳定、经济和银行制裁以及军事侵略威胁作斗争;与叙利亚人民团结在一起。第三类是支持工人、妇女和青年争取权益的斗争，如：支持罢工和其他争取劳工权利的斗争;支持正在和政府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作斗争的厄瓜多尔人民;支持哥伦比亚人民的斗争;支持与反动政权作斗争的人民，特别是苏丹、巴基斯坦和黎巴嫩人民，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其他人民;声援伊拉克人民的斗争，支持他们的合法要求;声援因反帝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被定罪、受到不公正谴责的政治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解放，反对压迫、歧视和剥削;为青年争取免费教育、就业权利和没有剥削的生活而斗争;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反对破坏环境。第四类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如：反对反共产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历史的歪曲，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特别是谴责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反共决议;隆重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100周年之际，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五、新变化新特点的主要原因

　　第一，会议自身运行体制机制更为完善成熟。会议自1999年诞生以来，经过21年的发展，已经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比较完善。如会议的协调机构工作组成员不断增加，从最早的8个成员发展到22个成员;会议官方网站不断完善，会议网站从2018年开始改版，2019年新版网站的基本板块都已确定，相关内容也不断完善起来;会议内部分歧经历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由不公开到公开再到基本消弭的变化。
　　第二，希腊共产党在会议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希腊共产党不仅主办了多次会议，而且愿意为会议的成功举办投入力所能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希腊共产党不仅对整个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和争取和平、民主、正义、社会主义的斗争极为关注，而且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地中海红海周边形势更为关注，因此，希腊共产党不仅愿意作为主办方参与在土耳其召开的会议，而且会议的相关议题、未来规划也与希腊共产党自身的关注有关。
　　第三，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重大事件的影响十分突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同时关注现实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有关地区和国家以及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会议的主要内容的新变化新特点就体现在此方面。
　　（注释略）

焦典

葛元仁：​毛泽东思想引领新中国改革开放方向 ——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葛元仁 · 2020-11-13 · 来源：昆仑策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为了让新中国站的稳，站的牢，强大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当时“一穷二白”，被封锁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在经济上首先开展国内循环，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然后再进行国际循环，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使新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敬。为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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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我们党百年里程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为了让新中国站的稳，站的牢，强大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当时“一穷二白”，被封锁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在经济上首先开展国内循环，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然后再进行国际循环，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使新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敬。为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

　　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改掉了国民党留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建立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劳动人民为基础的城乡各级人民政权。改掉了旧的土地所有制，改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掉了劳动人民只能听命于资本的命运。改掉了封建婚姻制度，解放了广大妇女。改掉了旧的教育制度，使劳动人民能够接受教育。改掉了 “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贾桂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改掉了照搬苏联设置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各种机构和规章制度……。

　　其目的就是要把新中国改革成 “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始终坚持有原则的“开放”政策。指出“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力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2】严格限定了引入外资的范围，而且必须为我所用，绝不能丧失主权。无节制地引入外资，必然造成外资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发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果。新中国建国初期，毛主席决定“一边倒”政策，向苏联开放，获得的第一笔“外资”是苏联政府提供的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如果不向苏联开放，我国就没有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也无法培养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在后来向西方的开放中就无法吸收先进技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当赫鲁晓夫集团利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遭遇经济困难，用逼债方式来影响中国独立的政治权力时，毛主席给予了坚决反对，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尽管西方当时对我国实行敌视政策，进行经济封锁，但毛主席多次提出，要有原则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要抵制，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但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3】在接见资本主义国家访华代表团时，多次讲，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不妨碍我们之间做生意。不仅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对外开放，而且通过“广交会”和民间贸易对外开放。1972年2月初，他审阅同意了国家计委总价值达到43亿美元，《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当年就批准进口了14套化纤、化肥以及1.7米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事实说明，毛主席采用的就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政策。

　　在主张开放的同时他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明确指出 “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4】告诉我们，要选择对发展社会主义有利的内容学习，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碗里必须要盛着自己生产的粮食。

　　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用20几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近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

二

　　任何独立国家的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动态过程。同样始终贯穿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一生都在通过立足于国内，进行改革开放来实现这个目的。这三者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容相对的，是无法用时间段来切割考察的。

　　新中国刚开始恢复国民经济，为富起来打基础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毛主席排除干扰，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让全世界看到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场战争也使我们看到了必须加快发展工业，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才能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站起来的人民才能逐步富起来。当我们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解决了6亿人民穿衣吃饭问题，准备进一步发展经济时，又遭遇了自然灾害和美国、苏联的“核讹诈”。为了在国际上能够挺直腰杆，毛主席做出了发展“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决定。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在1970年底前造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使得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面对我们的强大，迫使美国不得不通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放松对我国的封锁。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和平建设，逐步富起来的时间。

　　和平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5】是毛主席1933年就提出来，并且始终坚持的。1934年又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6】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7】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写的《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8】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等，为我们“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具体方针。

　　在分配上，毛主席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物质刺激做法，认为 “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他们(苏联)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9】

　　提醒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0】，自己带头降低工资，为全党作出了榜样，防止了“两极分化”。

三

　　毛主席在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学马列，严治党，不变色”。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指出了方向。

　　他为新中国制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依靠对象是工人农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并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

　　他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归根到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2】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保障。凡是企图把党的领导虚拟化，把党的领导与具体工作割裂开来，否定我们党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3】鼓吹“唯生产力论”，用经济来压政治，造成“枪指挥党”的局面，必定会把社会主义引导邪路上去。因此“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14】

　　他为我们党制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行动指南。放弃这个宗旨，就背叛了我们党的“初心”，就会脱离群众的支持。在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坚守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得我们能够在全世界面前站得直，立得正，没有被打趴下。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始终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进行的。这个理论的关键内容就是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发现了“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5】如果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否认资本通过剩余价值在剥削劳动者，就实质上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不是社会主义。

　　“从严治党”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他从发展新党员、培养党员干部、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的作风、严惩党内腐败、坚持严宽相济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现实告诉我们，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与党同心同德，否则必然会离心离德。

　　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16】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现在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致出现了“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王顾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17】

　　所以“治国必先治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8】“各级党委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常态。”【19】

　　事实证明毛主席“从严治党”的思想，现在和今后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保证。

　　为了夯实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毛主席多次要求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指出“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20】“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1】而“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22】现在有多少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了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始终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前进方向，带领人民走对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所以“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3】

　　为了劳动人民千秋万代的事业，毛主席高度重视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问题。1959年他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24】。“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25】为此，发动群众开展“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制定了“干部参加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使他们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转变思想，改造世界观，落实《共产党宣言》要求的“两个决裂”，永远与劳动人民心连心，消除“和平演变”的基础。为了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他不惜自己“粉身碎骨”，与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艰辛探索，使广大人民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管你如何示好，至今依然用战争威胁和“和平演变”的两手企图改变中国的颜色。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借我们引进先进技术之际，把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意识形态输入我国，为他们“和平演变”创造新的社会基础。他们几十年不倦地行动是有一定成效的，不仅造出了大量腐败分子，使崇洋媚外思想沉渣泛起，“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风行一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度被赶出课堂，提出“多党制”“三权分立”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把“美国化”作为“现代化”样板的言论曾经甚嚣尘上……。党内“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26】。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和平演变”而制定的。

　　习近平同志在其著的《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说要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这决不是喊几声‘狼来了’，而是‘狼’确确实实已经来了。社会主义阵地，我们一寸也不能丢。”

结束语

　　毛泽东思想源于实践，又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是唯一能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真理。以致逼得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点，打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号。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27】的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关于对农村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基本轨道，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目的、方法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外交，国防的思想等等。特别是“分清敌我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8】;“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29】;“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0】的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专门讲“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31】是完全正确的。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12。

　　【2】《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9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7页。

　　【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页。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3页。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2页。

　　【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62页。

　　【1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

　　【12】李玉洁：《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关键在党》，天津日报2018年7月23日。

　　【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49页。

　　【14】《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第3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4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01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506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3页。

　　【1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235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8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22】《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一卷，第404页。

　　【23】《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一卷，第404、9页。

　　【24】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2~34页。

　　【25】《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250页。

　　【26】《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66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