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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江胡贫富分化资本内循环 力阻建社会主义公共产品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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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1 13:43:2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山西一地中小学招生通知发布 家长凌晨排队交社保

南方都市报   2022年07月21日 03:10:43 来自广东省




一则中小学招生入学通知,让山西省运城市的政务大厅人满为患。为了让孩子获得中心城区——盐湖区的一个学位,家长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符合条件:买房,迁户口,补缴医保、社保。

7月13日半夜,家长们早前已有所耳闻的“运城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通告”正式公布。这份通知把即将升入小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分成四类,条件包括是否具有盐湖区户籍、学籍,父母是否有学校服务区内固定房产、社保缴纳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该学区内无户口、无房产,或是连续缴纳社保时间不符合政策,孩子只能回到原户籍地上学。

一位盐湖区本地家长向南都记者谈到,长期以来,盐湖区吸引了大量周边县城、村镇的学生前来就读,这两年教育资源已经“明显不够用了”,最新出台的划片政策或许能缓解这一问题。

一位长期在山西教育系统任职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运城确实存在“择校热”现象,家长择校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不均衡,而通过一纸通知强行划出门槛必然招致社会不满。他认为,运城要解决这一问题,需给家长留出一段接受和缓冲的时间,更为根本的是,还是要想办法解决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问题,而这或许需要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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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运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门口排满家长。

随迁子女入学,家长最多需要连缴三年社保

7月13日23:40,运城市教育局和盐湖区教育局联合发布了《2022年运城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通告》,通知列出了具有盐湖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和进城务工、经商等人员随迁子女,报名公办学校时所需的材料。

通知建议,具有盐湖区户籍、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区范围内有固定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如果户籍地址与房屋坐落不一致,要尽快转移户籍,确保“房户一致”。

同时,通知将“进城务工、经商等人员随迁子女”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具有盐湖区学籍的学生,他们曾在这里的幼儿园或小学就读,今年升学。这类学生的父母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在学校服务区内的《居住证》及编号或房屋产权有效证件,以及父母一方的有效《劳务合同》及缴纳一年(2022年)的盐湖区辖区内社保凭证。

第二类情况是学生没有学籍,家庭在学校服务区内有固定房产,家长除提供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外,也要提交有效《劳务合同》及连续缴纳两年的盐湖区辖区内社保凭证。

第三类没有学籍、没有房产的家庭,父母需要提供《居住证》及编号,和一方的有效《劳务合同》及连续缴纳三年的盐湖区辖区内社保凭证。

家长赵梅正属于第三类情况,她告诉南都记者,上述条件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达到,比如小商小贩、外卖员、清洁工、建筑工人等。而且办理居住证并不容易,需要房东和租户一同去办理,“一般房东不愿意跟着跑”。

赵梅注意到,这几天,有条件的家庭已经在学校附近突击买房,给孩子迁户口,她连跑了四五天,交了一年社保,但仍不符合资格,已经打算带孩子回县城读书。

接待家长,政务大厅周六日“不打烊”

前述通知在盐湖区家长圈引起不小的轰动,面对各种困惑、质疑和不满的声音,7月16日下午,盐湖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此前的五天网上报名时间(7月15日8:00—7月19日18:00)延长,截止日期改为7月24日。

这场发布会上,在回应市民关心的“学校招生为什么要缴纳社保和办理居住证?”这一问题时,盐湖区人社局局长牛睿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当地人民政府要为随迁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而入学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监护人要有固定的住所和合法稳定的就业。合法稳定的就业体现在要有连续的社保缴纳,固定的住所体现在要在公安部门办理居住证。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为子女入学报名时,必须提供社保缴纳凭证和办理居住证。

一时间,运城市政务大厅迎来平日数倍的人流,家长们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相约凌晨排队,拥挤的队伍几天如一日。

7月19日,当地媒体报道,随着运城市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招生工作进入高峰期,“群众办理医保、社保、不动产业务需求量激增”,7月16日,运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周六日“不打烊”基础上,延长服务时间,同时要求医保、社保、不动产增设办事窗口。

除前往现场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三晋通”APP补交社保,有家长向南都记者证实,在“三晋通”APP只能交今年的社保,这意味着没有盐湖区学籍的外地学生,如果家长此前未在盐湖区参保,无论有无房产,都无法就读盐湖区的公办学校。

一张网友拍摄的官方指南显示,家长如果缴纳灵活就业社保,一年最少交8515.2元,最多则超过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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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减的民办学校和迟来的划片

盐湖区此次中小学招生重大调整之前,该区教育系统有另一个大动作:大幅压减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比例。

在7月16日盐湖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景小平给出几个数据:目前中心城区现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30所,在校学生58611人,占盐湖区义务教育在校学生的48.9%。

景小平指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所占比例近一半,“导致人民群众的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严重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为此,盐湖区按照“转公一批、停招(办)一批、购买一批、保留一批”要求,对现有30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规范,确保今年年底,中心城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占比不高于6.1%。

官方7月刚公布的盐湖区中小学分类显示,今年盐湖区6所中小学由公参民转制为公办,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小学有8所、初中6所,目前保留6所民办学校,6所民办中小学停办。至此,运城30所民办中小学压减了80%。

多位当地家长告诉南都记者,运城的优质教育资源,基本都集中在盐湖区。家长们发现,在盐湖区上学,考上当地最负盛名的两所高中——康杰中学和运城中学的几率更高,而能考入这两所高中,意味着“能稳上本科”。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家长一样,运城的家长们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于是源源不断地涌入盐湖区。

“现在一个班已经挤到五六十个娃了……学校一直新建,还是不够用。”家在盐湖区的卫女士告诉南都记者,她认为盐湖区的教育资源已经出现短缺的情况。长时间以来,稳定的生源助力了盐湖区民办学校的发展,几位家长都提到,民办学校“收费越来越高”。卫女士记得,有的学校一学期学费已高达1.7万元。

没有严格执行划片入学也是盐湖区此前招生的一大现象,“找人托关系去想去的学校”并不罕见,一位家长说。此次招生政策也明确,在公立学校服务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入学;同时杜绝民办学校“跨区域、跨市域违规择校”。

一位知情人士向南都分析认为,民办学校林立,侧面说明公办教育较弱或办学资源短缺,要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需想办法均衡教育资源,而不是突然“一刀切”,让家长措手不及。“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解决也应该给家长留出一段接受和缓冲的时间。”

教育均衡能“无痛”实现吗?

一位长期在山西教育系统任职的人士观察到,运城市出现今天的局面,与长期以来的办学特点分不开。他介绍,运城地区高中教育被形容为“两星上天,群星落地”,其中“两星”指康杰中学、运城中学,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学校;“群星”则指乡镇和部分县城中学。

官方简介显示,康杰中学占地面积500亩,现有教学班90个,平均每个年级有30个班,在公办学校中属于“超级中学”。该校在山西省名声远扬,被家长学生视作名校摇篮之一。

前述人士告诉南都记者,重点学校过于突出,会导致其他县域高中优质生源流失,教育质量下滑,于是家长“用脚投票”,纷纷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涌入城区。“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隐患。”他说。

与运城市教育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的另一座城市——晋中,这里常被称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样本,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38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试点地区之一。




晋中市教育局原副局长高晋峰告诉南都记者,晋中市从2007年就开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措施是一系列的,多管齐下:在各地建设标准化校园;开展校长、教师轮岗,促进师资均衡;严格实行划片分配,遏制择校;不分快、慢班,通过电脑均衡编班等。

一系列改革让晋中的校际差距逐渐缩小,各地学生出走的现象越来越少。高晋峰总结认为,实现教育均衡的方法是有的,关键地方要下定决心去做。“改革需要得到市委政府的支持,需要资金政策保障,还要有长期的步骤和方案,循序渐进,实现基本均衡,晋中用了十年时间。”他说,“各地县中办好了,家长自然就不择校,不焦虑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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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到资本 国内阶级投降主义何时发生 蒋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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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1 13:49:24 | 只看该作者
丹东一医院连续5个月未发工资 卫健局:因疫情影响效益不好


[url=]九派新闻[/url]

[url=]2022年07月21日 08:54:50 来自湖北省[/url]








据报道,7月19日辽宁丹东振安区医院部分职工反映,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发工资。振安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受疫情影响,医院效益不好;正在协调,力争本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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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医院职工表示医院从今年开始就发了一月二月的工资,三四五六七月份的工资一直没有发, 医院还欠了二十多年的养老保险,还有取暖费没有报,公积金从来没有缴纳过。

“从2000年到现在,工资里该扣扣,医院里没给我们缴”,该名职工表示原因是医院效益不好。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较大,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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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安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疫情期间医院的门诊收入大幅降低,医务人员的收入受到影响,目前区委区政府正在研究,近期将解决。

据丹东市振安区医院官方平台介绍,振安区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二级综合性公立医院。

据此前“丹东发布”:7月17日,丹东市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为振兴区浪头镇文斌村村民。该名无症状感染者目前状态平稳, 经基因测序,其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进化分支),全球和国内数据库均未发现。

7月19日,在区域全员核酸筛查中发现1例核酸阳性人员,为外地来丹务工的既往新冠病毒感染者解除隔离病例。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丹东市作为边境口岸城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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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1 14:04:45 | 只看该作者
风声|青年失业率达19.3%,到底什么是摩擦性失业?凤凰网 风声2022年07月20日 18:00:02 来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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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蔚冈

2022年7月15日,国新办举行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二季度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但青年就业困难问题仍较突出。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9.3%,处于2022年以来较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答记者问时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加上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摩擦性失业”这个原本冷僻的、只在学术文章中使用的词汇,一下子成了社交媒体讨论的对象。百度指数的统计显示,在7月14日之前,百度指数每天的数量是在500以下;但是,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后数据飙升,7月15日当天就达到了3105,此后持续升温在17日达到了17871,尽管在18日热度有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14671的高点。

为什么“摩擦性失业”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界对于这种失业困境是不是摩擦性失业存在争议。

摩擦性失业是和结构性失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通常而言,摩擦性失业是指当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出现的失业状况。而结构性失业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各种形式的“不匹配”所引发,因而持续性的时间可能更为长久。

比如说,劳动者由于某些原因从单位离职,因为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他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形成了短期失业。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短期失业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基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愿——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干得累了,想换个环境,通常来说上家和下家之间不可能做到完美衔接,总有一定的空档期,而这就属于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则不然,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的各种不匹配所导致,这种不匹配可能是由新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技能之间的错配形成,也可能是就业机会的地区差异形成,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失业。

回顾历史,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的最大的一波结构性失业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下岗,很多工人从原来的岗位中离开,甚至永久地退出了就业市场。

经济学上之所以要对失业类型进行区分,是想通过失业的特点和基本因果机制等来对失业进行区分,然后针对各种不同的失业提出合适的对策。

如果是摩擦性失业,政府就不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学界通常认为,摩擦性失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的失业形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如果是结构性失业,则意味着政府要在有些方面发力。

那么,中国目前的失业,是不是属于摩擦性失业?通常来说,每年的6-7月份的确是青年失业率的高点,原因是这个时候恰好是毕业季,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涌现市场。2020年7月的青年失业率是16.8%,2021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15.4%,不过,即便有这个规律,今年6月份的19.3%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还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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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历史新高的城镇青年失业率是摩擦性失业吗?现在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是因为摩擦性失业通常是劳动者主动调整工作岗位而引起,但目前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尽管可能有工作调整,但不少恐怕不是主动调整而引起。如前所述,6月份城镇青年失业率高是因为受到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影响,然而,最近三年还是叠加了其他因素,比如说旅游、餐饮等行业受疫情防控影响几乎是全行业亏损,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一些行业萧条,而新兴行业又没能容纳更多的就业者,那么这种失业应当属于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摩擦性失业。

当然,这是学界对结构性失业还是摩擦性失业的讨论,学界讨论其实不大可能引发社交媒体的关注。更可能的原因是,公众对当下整体的就业状况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有关部门将现在的失业界定为摩擦性失业,是不太愿意正视失业的现实。




历史上政府对待“失业”现象时,确实也有不少词语加以回避:在80年代用“待业青年”来指代那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人,在90年代末用“下岗”形容那些无法继续在岗位工作的人,在现代很多公司甚至使用“毕业”来指代那些被辞退的员工。

但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失业就是失业,他们并不知晓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区分,也不在乎这种区分,他们只是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痛苦。公众不知道摩擦性失业在描述什么,但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恐怕是这个词在社交媒体热议的真正原因。

本文作者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主编|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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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 习回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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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2021-04-19 20:51:5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 ...

2021-4-20 00:58 - 焦典 - 焦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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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1 14:19:08 | 只看该作者
知名品牌总部人去楼空:电话无人接听,多家门店紧闭、欠薪欠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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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2022年07月21日 07:09:06 来自广东省








说起上海滩面包房,少不了老牌网红:克莉丝汀。创立于1993年的克莉丝汀,颠峰时期在上海拥有543家门店。

但最近,“克莉丝汀”关门倒闭的消息在网上发酵,多家门店尚未恢复营业,预付卡无法兑付,客服电话也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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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么回事?

多家门店今年内陆续关店再未开张

欠薪欠租

据新民网报道,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尽管上海已从6月起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家门口、地铁里的克莉丝汀门店却至今迟迟未开。

4号线大连路站内的克莉丝汀门店,原本是不少市民上班途中购买早餐的选择之一,如今却大门紧闭,仅能透过玻窗看到货架上还有少量包装食品。“疫情结束后,这家门店一直没开,之前我会进去买三明治或者面包当做早餐。”市民罗女士告诉记者,公司福利发过一些克莉丝汀的抵用券,是她进店消费的主要原因。

另据新闻晨报,家住殷行路的钱女士附近有家开了非常有年头的克莉丝汀,今年6月1日后周边其他店都开了,它也没有再开过。让钱女士庆幸的是,手上的面包券早早就用掉了。“印象里这些年,克莉丝汀门店越来越少了。去年有个国定假日,我开车路过一家克莉丝汀正想买个面包吃,谁知停好车走过去发现门不开,门上通知的大意是因为假期所以暂时不开。我想假期不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吗?当时就觉得这个牌子要不行了,所以赶紧把手上的券都用了出去。”

位于名都路82号的克莉丝汀门店也已闭店,可以确认的是,该店应该是不会回归了。店门前搭着脚手架,有施工人员正在制作全新的门头。一位男士告诉记者,这家面包店已经关了好几个月了,目前他已经接手装修,未来会更换为其他业态。

曹杨路上的这家克莉丝汀门店大门紧闭。门口贴出的告示显示,房东已决定将门面收回转租。

克莉丝汀位于银都路的中央厨房也停工至今,工厂和门店的相关员工普遍被拖欠四个月的薪水,目前已求助劳动保障部

克莉丝汀妙境店的房东丁先生从2002年起将新德路上的这处门面房出租给克莉丝汀,到去年一直按时缴纳房租,但今年的房租至今一分未付。”我发过两次催款函,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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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丝汀总部大门紧闭、服务热线无人接听

据澎湃新闻,2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金沙江路33号的克莉丝汀总部大楼。有些意外的是,沿街大楼外围已拉上一圈警戒线。隔着警戒线,能看到大楼大门紧闭,里面黑漆漆,不见一个人进出。正门上方悬着“甜蜜之家”四个字,靠近路口的大楼侧面写着“克莉丝汀”四个大字,整个大楼看起来关闭已多时。附近的网格巡查员介绍,今天上午,楼上一块玻璃掉了下来,所以拉起了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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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丝汀总部,大门紧闭,里面黑漆漆一片(图/澎湃新闻)

目前,克莉丝汀官网首页挂出一则简单的橙字通知,称“受疫情影响,我司官网旗舰店暂停营业,恢复营业时间另行通知”,同时称400电话恢复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政策确定,若无法打通400电话可在售后QQ留言,届时会有专人回复。记者随后查询添加该号码,发现该号码属于一名个人网友,截至发稿尚未通过添加好友请求。

据新闻晨报,记者搜索大众点评和百度地图看到,不少克莉丝汀门店页面的营业状态并未显示异常。然而,记者顺着搜索结果向十多家门店打去电话,要么忙音后自行挂断,要么停机,要么无人接听。

业内透露,今年疫情以来,克莉丝汀以疫情为由,部分门店没有复工,但是公司没有续保险的话,消费者的预付卡兑付风险就比较大。

预付卡兑换有风险

据悉,不少消费者手上还有着大几千的克莉丝汀预付卡。

上海单用途预付卡服务平台显示,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的信用等级为“D级”,表示“有明显信用信号显示单用途预付卡正常兑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或风险”。

上海单用途预付卡的信用等级共分为A、B、C、D、E五个等级,已经被列入了“倒数第二”,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甚乐观。若是跌至“E级”,则表示“单用途卡不能正常兑付的风险超过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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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记者也注意到,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板”上,“水电燃气费用欠缴情况”赫然在目。

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克莉丝汀原本要在7月1日恢复营业,但随后又表示受到疫情影响,无法重开门店,估计其经营状况不佳。

而据新民网,20日上午,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常务副会长范林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政府部门已经约谈克莉丝汀的负责人,该公司也启动了紧急预案。

那么目前仍手持部分预付卡券的市民还有希望拿回一定的赔偿吗?

以去年3月“一茶一坐”启动退款程序为例,由于企业每年会把发卡总量的40%折算成金额作为专门的存管资金,所有门店关门歇业后,消费者退卡时可以取回卡内约50%的余额。

而就目前显示的信息来看,克莉丝汀目前无银行资金存管,也没有履约保证保险。

据业内人士透露,克莉丝汀的履约保证保险已经到期,且没有续保。如果各门店停止营业的话,持有预付卡券的消费者可能较难拿到相应的赔付金。

经营不善早已有迹可循

年轮蛋糕、酥皮蛋挞、咖啡奶酥小方……1993年创立的克莉丝汀曾经是无数上海小囡钟爱的西点品牌,多款招牌产品也堪称初代网红,至今留在消费者的心中。

但近年来,这个创立30年的知名品牌却走起了下坡路。产品固化,没有创新;中央厨房生产,缺少现制现售的新鲜感;品牌定位趋于中低档,没有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克莉丝汀从上海人走亲访友时有面子的选择,变成了公司发了预付卡、消费券才会去购买的品牌。

事实上,作为“烘焙第一股”,克莉丝汀的颓势在年报中也显露无遗。今年4月2日,港股克莉丝汀发布2021财年年报。公司在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实现营业收入2.92亿元,同比下降27.70%,归属母公司净亏损1.70亿元,亏损同比扩大54.14%。这已是自2013年以来,克莉丝汀连续亏损的第9年。

伴随业绩连年亏损的还有持续关闭的门店,克莉丝汀在2021年年报中坦言,疫情持续蔓延给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2021年该公司继续执行关闭亏损门店策略,共关闭55家门店,而门店的减少也影响了全年收入。不仅是上海,此前宁波、杭州等城市的克莉丝汀门店已相继关闭。




早在2014年,克莉丝汀也曾有过转型升级的动作,其推出一站式服务的好邻居店的升级,增加新的业态,还开拓西式冷链产品业务,进驻电子商务渠道。但在顾客眼中,这还是一个少有创新的老牌子。

“这么多年就是这些老产品,真的感觉克莉丝汀在一点点的被各路面包品牌所取代。”有网友这样写道。

在网上,克莉丝汀食品的口味有褒有贬。早在七年前,就有读者提出疑问“克莉丝汀为什么还能在魔都生存下去”?多年来,这个问题不断有新的网友答复。有人认为“超级好吃,喜欢里面独一无二的蛋挞,咖啡味切片面包”,也有人表示“因为一直发券,既然顾客领到券就会一直去买”,还有人表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潮流美食爱好者不感兴趣,但阿姨妈妈认老牌子还是会不时捎带一些面包小蛋糕回家……”

来源丨新闻晨报、澎湃新闻、新民网、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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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9月起全区开展教师交流轮岗
2022-07-22 11:20
标准
中国首都北京市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所有区9月起将开展教师交流轮岗。

会上提到,北京市将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全面推进“双师课堂”建设。今年9月秋季开学后,全市所有区都将开展教师交流轮岗。下一步将继续推动课后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大力推进数字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试行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15日,北京市有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357址,线下347址,线上10址,压减率超过80%,无证机构动态清零。今年以来共举办119场招聘会,为从业人员转岗再就业提供了8万3000个岗位。经过一年多的综合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现象扭转,招生规模、培训价格下降,机构退费投诉量下降90%以上。

据央视网报道,北京市政协星期三(7月20日)举行“进一步推动‘双减’政策落地,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市政协主席年度提案办理协商会。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去年8月曾说,此类政策对于房地产有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学区房面临打压,“在哪里读小学都一样,因为老师和同学都差不多”,所以买学区房意义不大,进而使得学区房降温;第二,各类房企后续项目开发中需要研究此类教育政策,师资都均衡了,那么以名校噱头来推销房子意义不大。

《中国基金报》报道认为,教师100%轮岗如果能切实落实,将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根本性均衡,“名校”一旦消失,“学区房”也将随之消失。

此外,在加强体育、美育工作方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教委每年拿出500名左右进京指标,招聘农村地区艺术、体育等短缺教师,动员艺术类学校大学生走进学校,弥补艺术、体育教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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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2 14:08:15 | 只看该作者
辽宁大型医院连续五个月未发工资 财务危机潮蔓延至公共医疗体系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黄小芳  北京特派员 邮箱: xfhuang@sph.com.sg
2022-07-22 05:00

在公立医院方面,中国国家卫健委7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面对的亏损尤为严重,2020年共有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负,占比43.5%,较2019年增加25.89个百分点,另有约四成二级医院出现亏损,亏损比率较2019年增加16.75个百分点。

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亏损尤为严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公立医院属于中国的事业编制单位,由地方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拖欠薪金的情况,反映出地方财政出现了普遍性的困难。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公立医院属于中国的事业编制单位,由地方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拖欠薪金的情况,反映出地方财政出现了普遍性的困难。

陆曦指出,丹东振安区医院的欠薪问题,是中国整体地方财政紧缩的缩影。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负责人答复澎湃新闻询问时称,拖欠薪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较大。卫健局负责人则解释说,疫情期间医院的门诊收入大幅降低,医务人员的收入受到影响,目前区委区政府正在研究,近期将解决。

席卷中国民营医院的财务危机潮蔓延至公共医疗体系,辽宁丹东一家公立医院被指连续五个月未发工资,当地卫健局称“医院效益不好“,并称将在“近期内”解决欠薪问题。

辽宁丹东振安区医院部分员工本周向澎湃新闻反映,医院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发工资,并且拖欠员工20多年的养老保险,也未缴纳员工的公积金。

7月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曾对该市政协委员表明,全市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形势紧张”,既要确保按时还债、又要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维持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难以落实。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医疗体系在疫情下面对的财务压力持续受到舆论关注。今年新一轮疫情暴发后,公立医院面对的压力越加凸显,边境省份辽宁面对的困难尤其严峻。

这是继安徽阜阳民生医院今年3月破产重整后,再次有大型医院被爆出现财务问题。受访学者指出,公立医院财务危机凸显出地方财政出现普遍性的困难。

陆曦认为,稍微放松防疫政策,有助于充分利用地方上闲置的医疗资源,缓解地方医院面对的财务问题。

中国媒体本月初报道,私立医院在疫情下首当其冲,2021年和医院相关的破产案件达到近100件,同比增加25%,今年首七个月则达到46件。

今年6月,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纷纷传出公务员降薪的消息,山东烟台也有数百名教师集体抗议近两年没拿到绩效奖金。

严格防疫措施加大了医院营运成本,同时导致防疫以外的其他医疗服务受冲击,医院盈利萎缩的情况过去两年来普遍存在。

目前出现财务困难的公立医院集中在二线及以下的城市;有分析认为,若这个情况持续,中国城乡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剧中国往后开放防疫政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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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3 03:54:31 | 只看该作者
11岁男孩跳楼自杀,遗书指认班主任,父母追寻原因8个月

北青深一度 2022年07月22日 16:02:21 来自北京




采写/ 曹宇悦

编辑/ 石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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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宽宽一家三口去了草原、沙漠和海边

“走吧,儿子,我们快点出发,去海鲜市场,看看有没有渔民刚打来的海鲜……”这是去年暑假,汪蓓蕾一家三口去日照旅游时拍下的一段对话。视频里,11岁的宽宽挽起裤管,站在浅浅的海里不肯上岸,还把海水和沙子撩向妈妈,画面之外,是汪蓓蕾开怀的笑声。

2022年7月,宽宽离开后的第一个暑假,汪蓓蕾把视频发在朋友圈悼念儿子。过去八个月,她和丈夫每一天都在搜寻证据,希望找到宽宽放学后直接跳楼自杀的原因。

几个月来,他们获得了事发当天及前十天的教室监控视频,并根据视频内容和其他家长的举报,多次向九江市教育局提供宽宽班主任邹某讥讽、歧视学生,收受贿赂的线索。今年六月底,在事件推进缓慢的情况下,他们实名举报,将获得的证据在多个网络平台公开,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究邹某责任。

实名举报的视频让“11岁男孩跳楼自杀,留遗书指认班主任使用暴力”的事情重回大众视野。2022年7月10日,九江市教育局通报称邹某存在收受礼金等违反师德的问题。但针对宽宽之死,当地公安表示,尚未发现邹某违法犯罪事实。

对于这个结果,宽宽父母称将会“继续战斗”,通过刑事自诉方式去追责。在对整个事件进行推理复盘的过程中,汪蓓蕾和丈夫不得不反复谈起失去宽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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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的遗书(翻拍扫描件)

宽宽的遗书

每次想起2021年11月9日这天,汪蓓蕾都“撕心裂肺”。那天是宽宽姥爷的生日,中午回家吃饭时宽宽很兴奋,说晚上要帮忙生火、穿羊肉串,让妈妈一定等他回来。但下午放学后,宽宽却留下遗书,从一幢楼的24层跳了下去,再也没能回家。

宽宽就读的双峰小学离家仅隔一条马路。那天,汪蓓蕾发现宽宽比平时晚5分钟还没回家,于是骑上了“小电驴”去学校接他。

在校门口,汪蓓蕾看到了宽宽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邹某,老师告诉她“宽宽可能要跳楼”。汪蓓蕾完全不相信,拜托老师回学校查一查监控,认为宽宽或许根本没有出校门。

汪蓓蕾很快想到,可以给120打电话查询出车记录,以此确认宽宽是否跳楼。当接线员告诉她,双峰小学对面有个小男孩跳楼时,她当场崩溃,“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她想尽快赶到事发小区(也是宽宽家所在小区)去确认,但她已经无法骑车,只能推着车穿过马路。

汪蓓蕾和丈夫张定杰相差两分钟赶到现场,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都很安静。汪蓓蕾不敢走近去看,当她听到丈夫在远处喊出一声“我的天”时,她也在角落里崩溃大喊。

在事发后的最初三天里,宽宽全家沉浸在悲痛中,不仅无法处理任何事情,连饥饿都感觉不到。一手带大宽宽的姥姥、姥爷分别患有心绞痛和高血压,他们的健康状态也令汪蓓蕾担心,“生怕又要出大事”。

事发第三天的下午3点半,政法委、教育局、公安局和学校方面的人员与宽宽家属开了一场长达13小时的协调会,主要内容是对宽宽的死亡做出责任认定。开会前,汪蓓蕾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认为孩子从学校放学后直接跳楼,肯定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刺激。在协调会上,他们第一次知道宽宽身上留有遗书,遗书上写着:“本人的死亡不与父母、家长、社会、国家有关,只和邹某有关,她使用暴力的手段。”

在这次协调会上,汪蓓蕾开始从悲痛中清醒过来,她意识到宽宽留下了很多“作业”,等着爸爸妈妈去完成。

协调会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几个小时后他们前往殡仪馆,为宽宽举办葬礼。此前几天他们没有对外说一句话,以至于在当地,有关宽宽的事谣言很多。在去葬礼的路上,汪蓓蕾把宽宽的遗书发到了朋友圈,“我们必须发声”。

在殡仪馆的水晶棺里,汪蓓蕾看到了她心爱的宝贝。事发后,汪蓓蕾一直不敢看宽宽,她难以想象可爱的儿子从24楼摔下来的样子。后来很多亲戚朋友告诉她,你的宽宽很漂亮,像个胖娃娃一样睡在那里,脸上甚至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汪蓓蕾这才鼓起勇气,去见了儿子最后一面。宽宽和大家描述的一样,透过水晶棺的弧度看过去,宽宽的嘴角好像在笑。

汪蓓蕾和张定杰在葬礼现场对宽宽承诺,一定要调查出宽宽死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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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发前十天的视频里,宽宽家属发现班主任邹某曾多次在课堂上用言语讥讽宽宽,也曾用书本敲打宽宽头部

“骗子、欠债大王、鬼

在八个月的走访、调查和艰难取证的过程中,宽宽家属获得了事发当天及前十天的教室监控录像,这也是最关键的证据之一。

出事后,宽宽家属多次要求查看教室视频,但被告知,视频声音无法恢复,只有影像资料。直到11月17日,张定杰才亲自带着技术人员,将视频声音恢复。当听到班主任邹某对宽宽大声斥责,说宽宽是“骗子”、“欠债大王”时,张定杰愤怒得“简直想把电脑砸了”。

案发58天后,宽宽家属获准用两整天时间去观看10月26日至11月9日的教室监控录像。

除去周末和宽宽不在学校的时间,这段视频有效的天数共11天,有效时长约90小时。两天看完所有视频,时间非常紧张。

早上,派出所八点上班,他们怕堵车,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达。观看视频时,他们一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午饭和晚饭也在三五分钟内搞定。

宽宽年事已高的姥爷也来帮忙,中途看累了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打个盹,然后让宽宽的爸爸顶上。两天里,汪蓓蕾除了去上厕所,没错过一分钟的视频内容,她要保证每一段视频都至少有两位家属观看,以防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他们在案发前十天的视频里发现,邹某多次把张宽叫到办公室,此外还有肢体接触、罚站、调换座位和多次批评。如11月2日上午9点40分的视频显示,邹某在检查了一位同学和张宽的作业后,先是用手推前者的头,后用书本挥向宽宽的头部说:“张宽,你原来不是很老实的人吗?现在变鬼了是吧。”

事发当天,邹某对张宽的批评也比之前家长了解到的3次更多。那天,邹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张宽:“张宽是欠债大王!小册小册不过关!试卷试卷不过关!作文作文还欠债!”、“我做梦都没想到宽宽是我们班的骗子,言而无信”。

从视频里还可以看到,邹老师还曾询问宽宽能否按时上交一张试卷,宽宽说次日上交,这时邹老师对宽宽说:“你明天肯定不会交!你明天又要请假不来了……明天不来叫你爸把作业送过来……别又忽悠我,说什么老师我不舒服。”

汪蓓蕾后来根据案发前十天的监控视频分析,那张试卷是邹某在11月7日中午发给留校学生,让大家修改并上交的,而张宽中午回家吃饭,他可能并不知道有那张试卷。

在批评另一位学生时,邹某的话锋也指向宽宽:“你要和张宽一样吗?你懂自尊自爱吗?言而无信的人最没有意思……没有信誉度的人,走到哪里都干不成事……你要和张宽一样是吧……他(张宽)总是躲,躲不过就请假,你准备学他是吧……这就是好鼓不用重锤,破鼓再锤都没有用!”

汪蓓蕾认为,邹某的这番话对一个孩子来说打击很大,直接否定了孩子的现在和未来。

邹某发现宽宽本子破了,再次批评宽宽:“看下你的本子,你是有多穷……要咬本子吃。”

看到这些内容时,汪蓓蕾忍不住哭,宽宽爸爸和姥爷经常愤怒、难过得看不下去,不得不到一边缓一会儿心绪再回来看,他们从未想到,孩子在班上会受到这样的“批评”。

后来在张宽的遗物中,他们发现了邹某口中那个“被张宽咬掉”的本子,仅仅是其中的一页纸破损了一个角。那页纸上,写着题目为《暖》的作文提纲,其中简略记录了三件令宽宽感到温暖的小事,都和妈妈有关。

在宽宽的遗物中,还有一只崭新的粉色毛绒小兔子挂件,汪蓓蕾从没见过。汪蓓蕾说,每次她过生日的时候,宽宽都会用自己的零花钱偷偷买礼物、给她惊喜。宽宽去世的第二天就是汪蓓蕾的生日,汪蓓蕾猜测,这只小兔子挂件,一定是宽宽给她准备的、还未送出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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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的作业本上,有一篇题为《暖》的作文提纲,宽宽写下的几件小事儿都与妈妈有关

其他学生家长的举报

除了发现物证,八个月以来,张定杰和汪蓓蕾还陆续与多位学生家长取得了联系,也有邹某以前教过的学生通过视频平台主动找到他们,对方提供了邹某收受贿赂、讥讽歧视学生的更多线索。

第一个主动联系汪蓓蕾的学生家长是阳阳的爸爸。事发前,他们与阳阳爸爸并不相熟,对方之所以在事发后主动打来电话,与宽宽生前的一个小事有关。

宽宽家里养了狗、鱼、乌龟、仓鼠、小鸟,事发前几天,宽宽还在小区的花园捡到一只破了壳的蜗牛并把它带回家“养伤”。11月9日一早,宽宽发现小蜗牛口吐白沫,非常担心,他在网上查了资料,用温水泡着小蜗牛,还摘了一片小白菜叶给蜗牛吃,并把它安置在了一个透明的、有透气孔的小瓶子里带去了学校。

下午上课时,宽宽在班里写下了两封遗书,打算跳楼。在出学校之前,他还没忘记把蜗牛托付给同学阳阳,并一一交代了自己查到的注意事项。宽宽走后,阳阳把蜗牛带回了家。阳阳爸爸告诉汪蓓蕾:“我们教孩子给蜗牛换叶子,我和妻子在家哭了三天,太心疼宽宽这孩子了。关于邹某,我们也有话要说。”

阳阳爸爸向宽宽家人坦言,只有邹某停职,其他家长才敢说话。2021年12月,班上换了老师,家长们也逐渐透露了有关邹某的更多细节,主要涉及邹某“暴力对待学生”和“收受贿赂”两个方面。

有学生家长告诉汪蓓蕾,自己曾请邹某吃饭,并送过购物卡。有同学向汪蓓蕾证明,案发当天,邹某是捏着宽宽的脸让他站起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对汪蓓蕾说,邹老师在学校会拿胶带贴学生的嘴,甚至用门挤学生。2021年11月22日,张宽班上有两名学生的家长联名签署了举报书,举报邹某有“暴力对待学生”的行为。

汪蓓蕾回忆,他们也曾安排过邹某全家出行。那是在2020年8月10日,邹某主动发微信联系宽宽家属,说看到庐山上酒店的房子很多都满了,自己想周五或周四上山,需要订两间房。第二天,邹某又发来一张房间照片,问他们“能不能帮忙订一下这个房间。”汪蓓蕾向北青深一度记者提供的发票显示,2020年8月14日,他们共交房费1600元,帮邹某安排了住宿。8月15、16日又分别向该民宿转账1000元和500元。

张定杰和汪蓓蕾将这些证据上交给相关部门。此外,他们还从其他家长处了解到,很多家长都有给邹某送卡、现金红包、托中间人送礼或在邹某住院时带着礼物看望的情况。

汪蓓蕾说,其实没有一个家长愿意主动把工资花在老师身上,但他们担心一旦自己的行为让邹老师不满意,老师会反过来为难孩子。比起向学校投诉老师,或者给孩子转学,答应老师明里暗里的要求是汪蓓蕾能想到的“解决问题”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就上述举报内容,深一度记者数次联系当事人邹某,均未得到对方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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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的遗物中有一个小兔子挂件,汪蓓蕾猜测,那是儿子偷偷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继续提起刑事自诉

6月28日之后,张定杰陆续在多个平台发布举报视频。视频中,张定杰手持身份证,要求调查邹某导致张宽非正常死亡一案,并追究邹某责任。张定杰说,走到实名举报这一步,实在是“万分无奈”,因为之前他向相关部门提出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张定杰介绍,早在2021年12月初他们就向九江市濂溪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判定邹某犯侮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当月中旬,该案立案,但截至2022年6月,该案尚未开庭。

公安局方面,张宽家属于2022年4月20日向巡视组反映,请求九江市公安局濂溪区分局对“邹某导致张宽非正常死亡”事件启动立案侦查程序,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直到7月1日,在发布实名举报的视频三天后,张定杰收到了官方的书面文件回复,文件中说“邹某没有违法犯罪事实”。

视频发布之后,宽宽全家也等到了教育局的回复。7月10日教育局通报了对邹某的处理意见。通报指出邹某存在“违规收受服务对象红包礼金,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和接受庐山住宿安排等问题”、“多次对多名学生有讥讽、歧视行为等违反师德师风的问题”,给予邹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两个岗位等级处分和调离教学岗位处理。

对于邹某目前的处理结果,宽宽家属仍不能完全接受,他们认为,应该追究邹某致宽宽死亡的刑事责任,吊销邹某教师资格证,并让邹某公开致歉,“我们会继续为宽宽而战,也为有类似遭遇的孩子而战”。

张定杰录制实名举报视频时,他所在的地点是正在建设中的工作室,他们将工作室起名为“宽心青少年法律心理维权中心”。汪蓓蕾说,她早已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并为很多青少年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今后,她打算和张定杰一起,无偿为青少年提供心理保护和法律维权。他们曾在宽宽遗体前承诺,要帮助这些孩子。

实名举报的视频发布后,有网友私信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之前不注意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汪蓓蕾解释,自己有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每次在接宽宽回家的路上,她都会注意观察孩子的微表情,然后询问学校发生的事情、并开导宽宽。

汪蓓蕾记得宽宽曾经跟她说过,邹老师曾经在班上对一个女生说“你成绩这么差,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到对面小区找个高楼跳下去算了”。当时汪蓓蕾很震惊,她还给宽宽进行了心理疏导,告诉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如果那个女孩子真的跳楼了,她的父母该有多难过。“没想到最后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汪蓓蕾说。


汪蓓蕾还提到,宽宽曾经说要把老师在班上上课的样子录下来,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在宽宽的遗物中,的确有一个一立方厘米大小的摄像头,里面的视频有点模糊,但是能辨认出有课堂录像。汪蓓蕾表示,宽宽亲自录下的视频里,有部分可用的资料,他们会把它整理出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九江汪蓓蕾~宽儿最爱的妈妈”这个视频号将内容公开。

2022年的暑假已至,汪蓓蕾原本和宽宽约好,今年会带他去西藏看一看布达拉宫,如今却只能翻看旧照来悼念宽宽。

每次思念宽宽,汪蓓蕾就会闻一闻他的水杯,摸摸他的书包,翻翻他的课本。宽宽的书包是军绿色的,是去年暑假去延安玩时,宽宽自己选的。“从警察手里领回宽宽遗物那天,我们开着车,心情就像是去接一个旅游很久的孩子一样去接他的书包”,汪蓓蕾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阳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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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3 03:57:57 | 只看该作者
贫困大学生:他们面临的困境中,没钱只是第一道坎
[url=]三联生活周刊[/url]

[url=]2022年07月22日 21:42:41 来自北京[/url]








随着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发出,又一批年轻人即将进入高校。对那些来自经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新的校园生活除了带来憧憬,还有经济窘迫,以及伴随着经济窘迫的一整套系统性问题。正如一个高校老师所言,“一个在贫困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是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

记者 | 李秀莉 编辑|王海燕

贫困生标签

周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赤裸裸地审视的场景。那是2012年,刚刚进入大学,周正作为班级助学金项目的临时负责人,负责审定班里贫困生提交的认定材料。在一个教室里,一名学生会的学姐跟他交代认定材料的标准:第一,不能有智能手机;第二,不能有笔记本电脑;第三,“看起来要像一个贫困生”。

周正没听学姐说完,就从教室里跑了出去,站在学校的草坪上哭了起来。他说,作为“贫困生”,自己“当时很胖,有200多斤,确实不符合一个刻板印象里的贫困生形象。再加上内心敏感,听到第三点时,我如坐针毡,觉得她是不是在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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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剧照

这是周正第一次被“贫困生”的标签刺痛。周正来自山东的一所小城, 父母在他四五年级时一起下岗。之后父母继续在私人承包的厂里上班,爸爸每个月800元。妈妈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600元。上大学时,周正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套40平米的小房子里。入学后,他用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后,也提交了国家助学金申请,希望帮家里减轻负担,但在开学的材料评审中,听完所谓的贫困生标准,他主动退出了评选。

张欣是湖北一所一本院校的老师,在学校的大学生资助中心工作。接受电话采访的这天上午,她正在接收省里发放的国家资助政策宣传页,“宣传页要随着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新生的。”

张欣说,国内现有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大致分为国家、学校和社会三块,国家资助占绝对大头,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大类。除了助学贷款,自己所在的学校,国家助学金每年可资助6000人左右,占本科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均资助金额是33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对成绩的要求较高,金额也更高,平均每人在5000元,名额在800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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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十三》剧照

张欣在这所大学已经工作十年有余,从辅导员一路做到资助中心负责人,在她的印象里,来自农村的孩子,占受资助群体的60%以上。而所有接受资助的学生里,被纳入民政系统名单里的扶贫对象,占到25%-30%左右,也是国家资助的重点;剩下的学生需要自己申请,而申请时,他们需要被认定为“贫困生”。

另一位贫困生小景告诉本刊记者,自己2016年考入一所专科院校时,班委把整个系里申请助学金的学生统一叫到一间教室,在每个宿舍的室友代表和辅导员的见证下,每个人上台轮流陈述自己的家庭状况。

小景来自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一家六口人里,只有父亲能打工,妈妈和叔叔都因病无法工作,还有一位80多岁的爷爷和患有弱视的弟弟。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这些时,小景感觉并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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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好的》剧照

虽然早在2019年,小景就从这所学校毕业,后来还通过专升本,进入一所本科大学继续深造。但直到今天,回想起这次经历,她依然记忆犹新,“这件事之后,和同班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内心自我设置了一些障碍,很难舒心。”她说,自己之所以接受这个采访,也是希望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解放下自己”。

差别化对待

张欣在校工作的10年,见证了贫困生家庭经济认定中,小组评议工作标准的变化。“一开始,需要学生自己申请,并在班里宣读自己的申请书,后来取消了宣读环节,只需要学生写家庭情况说明,并让户籍地的乡镇或村一级组织盖章认定即可。发展到后来,发现有些村镇故意不给学生盖章,就取消了盖章环节,代之以小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议,评议通过后就可以获得贫困生身份认定。”

小组评议一般由辅导员、班干部、党员和其他同学共同组成,本意是让班级里的其他同学通过申请学生的认证资料和日常消费情况,判断其是否真的“贫困”。这种方式是为了保证评选结果的公正,虽然后面几经演进,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尊严和隐私问题,但仍不可避免地让“贫困生”的身份在同学圈子里公开或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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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背负着“贫困生”的标签,意味着随时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无形监督。大学生草野见过,班里接受资助的一位男生买了苹果手机后被举报。最后,男生拿出购买记录,证明它只是一台三千元的二手手机后事情才作罢,但男生因此“很受伤”。

小景也说,在第一次拿到助学金时,认识到这是国家给的钱,在充满力量的同时,觉得“应该约束自己”,偶尔冒出的染个头发、换个发型的想法,会被自己第一时间压制下去,因为那看起来“不应该”。

正是因为无法承受“贫困生”身份所带来的差别化对待,一些学生会主动选择放弃申领助学金。当辅导员时,张欣遇到过一个女生,个子很高、头发很长,平时注重打扮,“一眼看过去,绝对想不到她家条件相对困难”。这个女生曾主动找到张欣,说自己的爸爸在深圳打工,家庭并不富裕,父母省吃俭用,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自己,还提到寝室的同学,都可以为她的家庭情况作证。她希望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但同时请老师帮忙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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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剧照

张欣向她保证,不会主动说,“但如果评上,必然要公示名单,如果其他同学产生质疑,学校必须要回应和解释。好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要先满足你的温饱,才能兼顾到你的尊严。一旦面对质疑,两者无法兼顾,你对尊严的需求就要往后放。”解释完,这个学生再也没来找过张欣。

张欣说,自己做大学生资助工作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总要应对来自其他学生的举报,尤其是被资助者的高消费情况。“这个工作确实需要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有人举报,我们必须回应。但根据我的经验,除了极个别情况外,这些看似有着高消费的受资助者,一定在其他方面很节省,大部分都有兼职。”

无形的墙

妮妮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扶贫村,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但她爸爸已经64岁,几年前因高血压中风后,落下腿疾,只能在家里做点简单的农活,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

作为一个标准的“寒门学子”,妮妮曾放弃省城高中的机会,从乡镇中小学,幸运地一路读到了985大学。2019年入学时,她的学费是在脱贫攻坚帮扶人的帮助下,申请的全额国家助学贷款。此外,她还每年从学校申请到5000-6000元的奖助学金,包括4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和1000-2000元的勤工俭学收入。学校以45%和55%的比例分上下两学期发放国家助学金,这成为她大学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妮妮说,在学校里,仅靠学校的助学金,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社交的,“我出去玩一次,吃一次肯德基都要考虑再三。” 但在大学里,不参与正常的社交生活意味着用一道无形的墙将自己与其他人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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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即是正义》剧照

姚小姐是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的一名前项目官,大学时就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过针对大学贫困生的奖学金资助项目,毕业之后又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她告诉本刊记者,在和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触时,发现他们从外表看,并没有很窘迫,也会烫头发、穿不错的鞋子,“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样子”。但通过资料核查和家访,她会发现,这些学生的家庭情况一如资料所示,没有虚报。

带着疑问,她去跟公益机构的执行人员以及学校的老师交流,对方告诉她,这种消费行为背后是贫困生应对朋辈压力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自己不被排除在学生圈子之外。

草野至今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那是2017年,自己还在上大学,当时一点点奶茶特别火,草野的室友们每天都买来喝,但对草野来说,近二十元一杯的价格实在太贵,“可是如果不买,又感觉融入到这个圈子是有一点困难的。”不仅如此,室友之间过生日,也一定要互送礼物,“我送过一个价钱100元出头的礼物,还被室友们说太便宜了,这让我很不知所措。”

小景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她就读的那所专科学校,有不少来自富裕人家的学生,平时大家喜欢约着一起逛街吃饭,小景既不感兴趣,也不愿浪费钱,就常以去图书馆为由避开。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看书,平时又不爱打扮和社交,小景和同班同学关系疏离。好在后面通过勤工俭学,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贫困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么省吃俭用,要么通过兼职来维持开支。大二上学期开始,妮妮在一位学姐的推荐下,找了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我把兼职的钱定义为自己可以随便花的钱,它让我能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工作内容是每天晚上7:00-11:00去校外教培机构里,给8-15个学生辅导功课。

自立的过程,让妮妮早早体会到不同于其他同龄孩子的艰辛。那段时间,她尝遍了各种便利食品。有一次,在培训机构里,离下课还有半小时,妮妮突然开始发烧,肚子疼,为了省点打车费,她一直挺到晚上11点,等到拼车的同学也下课,才一起回学校。回宿舍后,药店已经关门,妮妮借了隔壁宿舍同学的药吃了才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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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时候,妮妮可以每月拿到三千元工资,算是一份不错的收入。虽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但赚到钱的感觉是美妙的,那段时间,如果遇到五一或十一假期,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妮妮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这是我长这么大,经济最宽裕的一段时间。”

但 “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今年减负政策以来,教培行业面临毁灭性打击,妮妮所在的机构也遣散了兼职员工。几乎是同一时间,学校所在的省份突然发生大规模疫情,学校开始封闭式管理,妮妮没办法再出校门去找别的工作,连学校的勤工助学岗位也停了。因为担心手里的一点积蓄无法支撑到下学期开学,这段时间,妮妮将各种开支精细地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希望能挺到下学期开学时发放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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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剧照

每到这种时刻,她总会忍不住去想,“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支撑他们的学业、休闲娱乐、恋爱?”而自己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到任何资源支持。“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但我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落差感

落差感是贫困生们不得不学会接受的东西,它总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被唤醒。妮妮的宿舍一共四个人,大三时,当室友们轻松地谈论留学、雅思等毕业后的去向时,妮妮感觉自己与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我甚至没有办法轻松地去支付一次雅思考试的费用。”有一次,自己到同学家里吃饭,谈到当时在辅导机构兼职,对方的父母随口说了一句,“早知道你想做辅导,干脆我们开个班,让你一对一地带学生。”她说,这让她真切体会到原来家庭可以给一个人提供这么多帮助。

大学时,妮妮接触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描述了文化资本如音乐品味、绘画审美、饮食偏好、教养、知识等对一个人社会地位取得的重要性。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家庭是生产文化资本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学了这一理论后,妮妮开始有意观察周围的同学,“你会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发现,比如我有几个很爱古典音乐的同学,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中产和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妮妮也曾试图刻意培养这些爱好,去听古典音乐、去欣赏油画、去了解时尚,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更符合上一个阶层的人。“我知道这样很可悲,它意味着个性的消失,但我也没办法说出‘所有的爱好都是平等的’之类的话,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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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周正也曾试图摆脱刻板印象中的贫困生形象。本科时期,他喜欢上摇滚,梦想成为独立音乐人,还花1000多元,从同学手里买下一把二手琴。结果回到家,迎接他的是妈妈的责骂,说自己同事家的孩子,已经不再向家里的要钱了,指责周正“家里的情况已经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买一把琴?”

妈妈说的“家里的情况”,指的是周正家所在的老棚户区,当时面临拆迁改造,政府补贴新房的大头,但拆迁户要再补贴10-15万,才能得房。这对周正家来说,是一笔巨款。为钱发愁的妈妈患上了抑郁症。爸爸开始为周正规划人生。最终,周正没有遵循父亲的意愿去考公务员,而是选择了读研这条既感兴趣又“稳妥”的道路,“不务正业”搞音乐的想法随之被放弃。

妮妮今年大三,同样准备考研,也获得了父亲的支持,但来自周围人的声音让她透不过气,“每次回老家,他们老说,你都这么大了还读书?应该去挣钱养家了。在他们看来,好像读书是一种罪过。”

不完善的支持系统

做学生资助工作多年,张欣的一个明显感受就是,伴随着贫困生的,除了经济问题,还有一整套系统性问题,“因为贫困生人数比较多,所以在我们眼中,他们的个体差异性大于作为贫困生的群体共性。但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讲,一个在贫困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是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的。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比如父母离异,家庭内部缺乏关爱,存在家庭暴力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连锁问题,比如自卑,敏感,无法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发钱就能够解决的。”张欣说,但目前国内的大学生帮扶体系,仍然以发钱为主,形式单一。

姚小姐所在的公益基金会专家也曾做过调研,发现对贫困生而言,除了金钱方面的问题,还有因贫困带来的资源受限、落差感、自信心受挫等其他问题。但因为解决起来耗时耗力,这一问题往往被社会忽视或回避。所以,当她所在的公益基金会在2017年推出针对西部五所师范类院校大学生的帮扶项目“和的奖学金项目”时,除了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还提供能力培训和社群建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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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日元的女人们》剧照

能力建设指的是对受助学生的能力培养,比如面试技巧、领导力培训、如何与人沟通等,社群建设则是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同学会,再授权上一届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作为朋辈导师,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下一届的学生。“这对贫困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贫困生更能理解贫困生的困境是什么?”基金会帮助学生组建的社群公众号“和的奖学金”记录了学生们参加支教、暑期夏令营、分享考教资经验、组织圆桌讨论“怎样看待大学生不愿回家乡工作”等活动的经历,有学生分享自己加入社团后,从“对于什么都很胆怯”到“变得自信多了”。

张欣也经常鼓励身边的学生,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项目,例如在老师办公室做学生助理,“虽然收入不多,每个月可能只有四五百块钱,但可以将学生‘抓’到老师跟前,让他们在跟人的关系中建立自信心,获得肯定,这对贫困生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帮扶手段”, 张欣说,只是依靠学校的力量,能覆盖到的学生数量依然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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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为企业资助意愿的变化和基金会的工作调整,“和的奖学金项目”停止运营。“对这些贫困大学生而言,他们寻求帮助的渠道实际上是非常匮乏的。”姚小姐说。大多时候,学生最终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

周正后来是通过读书慢慢学会了从金钱以外的维度去理解周围的世界。研究生毕业后,周正又进入一所985高校的古代文学专业读博,相比于十年前,那是一个“更卷的”、阶层差异更明显的大学环境,好在常年的知识体系正在让他变得坦然和从容,“我现在会觉得,其实人怎么活都行,并不是必须照着周围人的模式去生活。”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妮妮、周正、草野、小景、张欣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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