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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新华社昨通稿漏关键句 习座谈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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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5 11:04:5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08-25 07:46:45新华社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四,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改革已进行40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第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第六,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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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开的这场座谈会 透露了哪些风向?

2020年08月25日 07:30:00
来源:北京青年报







撰文 | 蔡迩一

布局正在渐次展开。

8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期间专门在合肥主持召开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回京后(8月24日),习近平又在中南海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走进中南海的专家

据《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座谈会上,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分别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相信不少人对这9位专家都耳熟能详。

比如林毅夫。

官方资料显示,林毅夫,男,1952年10月生,福建漳州人。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副部长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他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2013年9月还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另据北大官方资料显示,林毅夫还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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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樊纲。

樊纲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他曾主持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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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江小涓。

公开资料显示,江小涓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国际经济和公共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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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方建言献策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十四五”规划编制。

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

今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就与“十四五”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8月初,习近平曾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8月16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网上意见征求活动为期两周,有关意见建议将汇总整理后提供给中央决策参考。

8月下旬,从安徽刚回来的习近平,便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这场座谈会。

在8月24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说,“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专家建议

9位专家代表究竟在中南海提了哪些意见建议外界尚不得知。不过,有几个点可以参考。

今年6月,林毅夫曾就经济结构转型与“十四五”期间各地的高质量发展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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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针对“‘十四五’规划要注意什么重点”的问题,林毅夫说,中美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十四五”期间这个趋势会延续甚至加强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变化,为防止被卡脖子,中央会主导发展一些关系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跟中央配合。各地在发展战略型产业时,可以倒弹琵琶,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发展出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民用产业。”

今年6月,针对“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问题,樊纲也曾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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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疫情的影响,做好世界经济萧条的准备,会不会出现(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十年大萧条,现在还说不准,但一般性萧条是可以预见的,至少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可能会呈现负增长。”

樊纲建议,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

目前我们不仅在高新科技领域落后,如信息技术领域、芯片、AI、区块链等,许多传统产业中也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产业门类很齐全,但是许多产业仍处在低端或中低端,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如精细化工领域,目前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且多数在中低端,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他建议,下一阶段要重点补短板

两度提及“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每个字都值得大家好好琢磨。不过,给政知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关键词:科技创新、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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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先提到了当下的大形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

在提到科技创新时,习近平提到:

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

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

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在刚刚召开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曾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

详细阐述“新发展格局”

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还详细阐述了“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提到,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针对这一战略抉择,习近平还给划了重点:

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他同时提到,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除了上述问题外,习近平还提到了其他不少内容,比如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再比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资料 | 新华社 人民网 北京大学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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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来源:《求是》2020/16 作者:习近平 2020-08-15 15:06:46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理解。之前,我们已经安排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题目。这次,我们要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下面,我讲几点体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去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现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第二,坚持新的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时,这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们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十分明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现在,我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总之,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同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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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世界正“梦游”走向战争
时间:2020-08-25 07:2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各界(政党、政府、企业和个人)发起的一系列极具攻击性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人们业已确立起来的“美国观念”,唯一使人们感觉到的只是“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这个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的美国总统,在特殊的时刻(美国大选)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吗?如果这样,人们便过于天真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具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早就隐含在特朗普之前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进程之中,是超级全球化导致美国超级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这种超级民族主义以特朗普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朗普执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个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发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较,这波超级全球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阶层还是劳动阶层,凡是被纳入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兴旺繁荣。

乐在其中的人们为超级全球化欣然的同时,西方社会发生了人们并不想看到,也没有预期到的变化。在个人层面,收入和财富差异急剧增加和拉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减少;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而底层(穷人)扩大,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从往日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向“富豪社会”转型;因为社会分化而已经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经济主权,尽管国家名义上的财富得到扩张,但国家因为资本、技术和制造业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这个过程雪上加霜,因为这些技术导致就业机会的急速减少。

因此,西方社会很快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民族主义。在内部,西方首先表现为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表现,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单边主义等,都是右派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右派民粹主义先在欧洲崛起,现在不仅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其中心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成功避开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避开了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欧洲诸国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义,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抵御右派民粹主义。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国的客观现实,要求这个国家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内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努力成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义力量努力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导致超级民族主义的盛行。

没有世界的世界观

历史从来不缺经验教训。这些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场景”。2014年前后很多人相信,当时的中美关系犹如1914年一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信,总认为当时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认为了,只不过“1914年场景”来晚了几年。

从1875年到1914年的数十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化。因为当时的全球化以欧洲国家为核心,全球化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赖。尽管民族主义在崛起,尤其在远较西欧落后的东欧国家,但没有人相信欧洲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总认为冲突是可控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条是“看不见的手”,即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最终可以通过市场导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人们也相信这一信条能够发生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信各国的自私自利行为(民族主义是其集中体现),会导向国际集体福利的提高,即和平。因此,各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是道德的。结果呢?犹如历史学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梦游者》(Sleepwalkers)一书中所说,大家最终“梦游”到了战争里。

今天的世界其实和“1914年场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物质世界的超级全球化不仅没有导向人们心理世界的全球化;恰恰相反,越来越多人的心理世界,越来越“地方化”和“狭隘化”,而心理“地方化”和“狭隘化”便是超级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或者说,超级全球化要求人们的世界观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成分,但实际上今天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没有“世界”了。

超级民族主义是人们(主要是掌权者和财富掌握者)在超级全球化下“梦游”的结果。超级全球化为一些个人、一些企业和一些国家创造了无穷的机遇。但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梦游者,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环境里,他们对真实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新自由主义教条告诉人们,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资本的自由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也往往是利益获得者)则相信,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且会永远如此。

实际上则不然。尽管财富阶层越来越富有,更多的个人和社会阶层却成了超级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富豪社会里,财富阶层既没有社会责任心,也没有尽力去推动政治的变革,以实现哪怕是低度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尽管有少数美国富人催促政府向他们多征税,但对既得利益阶层整体来说,这种“自我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实际上,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自我革命,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革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IT技术、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推动超级全球化,不仅仅是物质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思想观念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以最快的速度促使认同政治的形成。今天,无论哪个社会,“信息蚕”的问题普遍存在,并越来越深化。人们在现实世界没有安全感,所以转向虚拟世界。

缺少社会责任感的IT公司,并没有阻止这种分解社会的趋势;相反,它们纷纷利用这个机会来图谋巨大的商业利益。结果,人们的意识碎片化,意识上形成各种“团团伙伙”,因为只有这种虚拟世界的认同感,才表现出“弱势群体”的团结感和力量感。收入财富的分化本来已经使得社会高度分化,而意识上的分化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族群、民族、种族、宗教、阶层和阶级等之间越来越分化,各自的行为也越来越激进化,甚至暴力化。

结果便是社会的解体和冲突的频发。国内认同政治多年前在欧洲爆发,以移民问题为核心。现在转移到美国,以族群政治为中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演变成为外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国家超级自私,由以自己所认知的狭隘利益为导向,作出表面上理性,实则非理性的决策。

无论是认同政治还是民族主义情绪,都具有把自己道德化,把别人妖魔化的特征。很显然,一旦自我道德化,自己做什么都是正确、正义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深深陷入认同政治的陷阱。

重组内部结构之必要

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并不能有效解决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冲突,哪怕是战争,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矛盾的爆发只是表明美国迫切须要调整和重组内部结构。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个大趋势。尽管近年来美国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声音趋于强大,但要转化成为实践,需要很长的时间。欧洲经历了长时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转型。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认同政治的影响远超美国本土。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理性”算盘,大都把中美冲突,视为获取自我界定的利益和自我认同的价值观的机会。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国家早已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另一些西方国家准备和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和东南亚一些与中国有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也试图趁这个机会来获取一些利益。台湾不仅有美国在背后推动,台独力量也试图在寻求独立上有所作为。

不仅政府如此,企业也如此。美国的企业总是标榜如何独立于政府,但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也越来越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一些企业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攻击和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一些企业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另一些企业则已经表示随时可以配合政府的需要。更多国家的企业,更是对政府把中国企业排挤出本国的行为推波助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发展的好机遇,他们可以填补中国企业所“让出”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以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是理性的,是道德的。很多角色已经深深陷入“梦游者”的角色。正如一战前的经验所显示的,如果这些角色不能醒来,他们必然“梦游”到最终的冲突。

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国的反应。可以理解,在外交上,中美两国官员和社会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叫骂。这些年来,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同样高涨。就收入和财富差异来说,超级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低。基于百年耻辱之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消失,又迎来了因为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当代民族主义,民众因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觉地骄傲。

历史地看,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能量。至少在言辞上,一些人主张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出击,人们也一直在反击。一旦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到中国的对美政策上,中国也会陷入“梦游”状态。实际上,中国迄今没有跟美国“起舞”,也明确表示不会跟美国“起舞”,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

一旦美国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尤其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核心利益,中国必然会有效反击;同样,一旦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人们也必然会“自下而上”地反击,而不会考虑到这种反击的赢输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一同“梦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

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如何保持其理性的反应方式,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度。美国是针对中国的,跟随美国的那些国家也是针对中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即使不是直接针对中国,但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有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它们也是可以乘人之危的。

历史地看,整个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会中断,但效果令人怀疑。解体之后的重建更有可能。国际秩序的解体便是国际大危机,但不一定是世界的毁灭,也有可能是新世界的诞生。正如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或反抗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也是如此。历史往往通过摧毁现存体系的方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来解决一些现存体系之下所不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但很显然,这种历史宿命论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剧。如果相信和平是美好的,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阻止那些向悲剧“梦游”的行为。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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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5 16:21:09 | 只看该作者
蔡昉:长期停滞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

中国经济学人前天
看图 https://mp.weixin.qq.com/s?src=1 ... hk6aIPPNzUTON9gmrEV*5g6eJE59OCD5qraBe4pnzeuD3RA-tnNV7hK2XoT7TYhRqW56vmGjLmOGM84XBigFGNH&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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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23日第六届“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做了《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的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的王清宪书记,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刚才“一行两会”的领导,还有王清宪书记给大家介绍了青岛金融发展,进行了政策性讨论,发布了重要的信息。我作为研究者换一个发言风格,谈一点儿理论思考: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做了一个重要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一般把这个概括成“双循环”政策。但是应该注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简单经济循环问题,涉及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探讨好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是不是能够得到持续。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全球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即我们当前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样?

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都承认,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我们国家学者们没有太过度关注它,原因我稍后会讲。现在是我们应该重新来关注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个新常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新的环境是什么样。

在去年财经年会上,朱民行长与格林斯潘前主席有一个视频对话,内容在媒体上传了很长时间。

在这个对话中,第一,格林斯潘提到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

第二,他把全球停滞的问题根源归结为是老龄化,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当然他主要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包括美国的老龄化。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对。

第三,作为具体的原因,即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停滞,如何能够阻止这个长期停滞,我觉得他的观点值得商榷。前面做了正确的“诊断”,但是在“开药方”的时候,他说问题出在社会福利支出太多。说美国有大量的家庭,都是从联邦获得种种社会福利补贴。他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全球停滞。解决的办法当然是要遏止住这类支出的增长。

最后他也讲到中国老龄化在加剧,相应的福利支出也在加快,这些都会挤压储蓄,导致投资不足,最后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更多增加公共开支,不要像美国那样把过多的钱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去。

他指出的全球病症,但是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开错了药方。其实就美国来说,他的药方也未必开对了。

刚才演讲嘉宾斯蒂格利茨说,美国的社会保护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因此斯蒂格里茨应该是否定社会福利支出是长期停滞问题根源这个结论的。

大家先看下面图1显示的全球老龄化,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符合一般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通常会提高,因此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老龄化速度同样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未来还会进一步加速。如果再进一步展望的话,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长期看也同样会重复这种老龄化的趋势。全球老龄化是一个趋势,这也是全球的一般规律,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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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老龄化趋势

由于老龄化问题,经济增长(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都会减弱。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储蓄便持续地大于投资意愿,相应就导致了“三低”:

首先是低通胀率。最近有很多人说新冠肺炎之后,整个全球经济问题的趋势会变化,会结束长期的通缩状态,会有通货膨胀。我不太相信这个判断,因此也很高兴斯蒂格利茨刚才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

第二是低利率。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看利率,这里(图2)显示的是几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贷款利率,世界银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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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国真实贷款利率

第三是低经济增长率。这个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就是这个趋势,随后又加强了。

以“三低”为代表的这种长期的趋势,是从美国发起的,波及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说的长期停滞。需要讨论的是,长期停滞是不是还在继续,以及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今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新冠肺炎疫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斯蒂格利茨也讲到美国不会有V字型复苏。大家用各种英文大写字母来表达对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甚至把耐克的图标也拿出来比喻。最近我看到一个特殊的图标,可以借用一下。这是《金融日报》的资深财经记者Gillian Tett提出的,当年她学英文速记的时候,学到“银行”(bank)这个词的速记符号,就是图3中的这个样子。她用这个符号提出一个可能的复苏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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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回不到原点的复苏轨迹

我借鉴这个图形的用意是什么呢?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不会期望一个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十分慢,以至迟迟不能复苏,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U字型的复苏。然而,可能复苏在半路上就夭折了,经济增长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原点上,由此开启一个更新的常态。我想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

我们根据非常浓缩的历史经验,所有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而缓慢的,然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会诱导出一个突然的加速,渐进性由此变成突变性。全球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断裂乃至脱钩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或者与有意打压竞争对手和遏制中国发展相关的恶意脱钩,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将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

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深重。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和外部环境。

再来看中国经济状况。我们当然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然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我们自己的长期变化趋势中国也在发生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更严峻一些,因为我们叫做“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构成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者基础因素。

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萎缩。这个年龄组人口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这是生产型人口。如果这个年龄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正如中国2010年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就会影响到国家的GDP潜在增长能力。

首先是劳动力短缺,其次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以后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第三是资本替代劳动力速度过快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最后是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少了,转移速度慢了,导致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善速度下降,生产率则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提高。

这些因素放在生产函数里,就会得出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的结论。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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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人口的两个转折点

过去我们没有关注的是,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的从正到负。根据现在大家的预测,大约在2025-2030年之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这不是我做的预测,而是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大体上就会落在这个区间。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来,而且不会太久。因此我们说很快就面临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从正到负。这个转折点带来的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国家的经验,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国家有20个。这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上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一定是差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那个年份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滑。

总体来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与全球长期停滞相关的问题,即总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增长速度下行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需求因素导致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经济增加下滑的速度就很快、很剧烈。

图5显示的是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后,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时,我们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后来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吻合的。这个高度吻合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第二,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在增长率。因而中国经济没出现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长期向好的。这个变化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一种趋势,所以从那个时候至今,我个人的研究关注于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因素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需求侧的制约。如果这会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不能实现的话,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节奏就更快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国内循环为主,打造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为了挖掘需求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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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因需求因素的制约,而实际增长不能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情形呢?回答是肯定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银行(央行)每个季度都计算一个GDP的潜在增长率,事后也统计到一个实际增长率。以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把实际生产的产出增长速度,减去生产能力可以达到的速度,得出的差额就叫做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图6)。如果这个差额是负的,说明实际增长没有达到潜在能力,是不希望看到的情形。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延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在当年第四季度实际增长率还大大高于潜在增长率,增长缺口为正值。接下来随后就越来越往下掉。大概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一季度,绝大多数年份产出缺口都是负的。也就是说,这些年在多数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增长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大家还应该知道的是,日本计算的潜在增长率其实非常之低。也就是说,即使在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日本仍然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可见这种现实是存在的,值得我们注意和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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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日本经济的产出缺口

我们来看一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三驾马车”中各种因素的状况是怎样的,也可以说如何看待我们的需求因素,与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需求因素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我们先看外需。

在座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也有很多首席经济学家,经常会用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看“三驾马车”是什么状况。如果简单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感觉会遇到一个悖论。大家会看到去年外需的贡献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为11%,而过去多年都是负的。我们的外需是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由此,我们看到外需已经是负的了,不重要了吗?这是一个疑问:外需是不是就不重要了。第二个疑问恐怕更荒唐,有人会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外需的贡献,只需减少进口就可以了。这就得出一个重商主义的结论。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需求贡献因素,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统计指标体现的统计概念转化成经济学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外经贸大学吴珍倩等几位作者研究,发现在1995-2011年期间,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可以高达22%。而按统计数据来算,同期外需的贡献率只有2.5%。我所引用的这个重估数据的具体数值及其准确度并不重要,但是这个研究体现的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外需仍然重要。因此,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和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脱钩

三驾马车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

应该看到中国投资需求的一个趋势,必然是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图7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投资率数据进行的国际比较)。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高速增长时代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的适用性,当然也就影响投资需求和投资的贡献率。

第三,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即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还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可能保持以往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长期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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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三驾马车的第三个因素是最终消费。

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低很多。从世界银行关于投资率(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看,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图8)。而从我们自己的数据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百分点)近年来是降低的,而对GDP增长贡献份额(百分比)稳步提高。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0.0%,城乡居民分别占78.2%和21.8%。很自然,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这应该也是我们促进双循环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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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促进居民消费靠什么呢?当然是要靠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三个要点,分别是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从收入增长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孰快孰慢不尽相同,在过去更多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一些。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增长(图9)。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超前,对于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做出了贡献。未来我们必须至少保持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否则的话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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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图10中显示出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占户数20%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之比,以此表示收入差距趋势。其中自下而上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以及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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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五等份中最高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比率

总的趋势是,每一个收入组的收入都在增长,反映了整体和各人群收入水平提高的效果,但是,各人群相对改善的速度还不足以消除差距。因此,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改善收入分配。

我们过去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居民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非熟练劳动力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下一个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关键点就是再分配。

图11中可以看到,波动的曲线是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的排列方式是按人均GDP从低到高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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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基尼系数缩小的根本办法是再分配

可以把每个发展阶段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一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到15000美元人均GDP的阶段上,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大家提出很多假设,其实没那么复杂,这里面也没有太复杂的道理。唯一的道理就是,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平均而言,再分配把OECD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缩小了35%。中国2019年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万美元,“十四五”期间应该跨过人均12000美元这个高收入门槛,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改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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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大陆经济不断恢复下半年更有活力

时间:2020-08-24 15:1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24日)上午出席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时称,大陆经济不断恢复,下半年更有活力。

据澎湃新闻报道,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今在深圳举行。刘鹤致词表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落地,对完善国家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刘鹤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不断恢复阶段,出现逐季向好的增长趋势,首季度大幅收缩,第二季度快速恢复,预计第三及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呈现更有活力的良好趋势,中国经济正稳健前行和不断升级。

他提到,金融系统要贯彻落实好六稳、六保各项相关工作部署,更好服务、驱动、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市公司要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决防范道德风险,加快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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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之争”考验中国车企耐心
2020年08月24日 10:39 雪球综合
原标题:“份额之争”考验中国车企耐心 来源:雪球综合
本报记者 金晓宇


数字总是太直白,藏不住弥漫的焦虑。
本周,中国自主品牌销量冠军吉利汽车率先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数字显示,1-6月,吉利汽车销量达53万辆,同比下跌19%;收入为368.2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23%;税后溢利为23.2亿元,同比减少43%。显然,销量、收入、利润的“齐降”,并未达到管理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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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悄然的变化也在发生。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汽车集团CEO、总裁安聪慧在2019年的财报会上说:“在目前整个全球经济形势下,我们对年初设定的141万辆的销量目标不作调整,我们对全年的目标还是充满信心的。”而5个月后,这一目标不得不下调至132万辆,降幅约为6%。从倔强到务实,市场的残酷写在了每一个微妙的心态变化中。
中国品牌“一哥”的处境,也引发了连锁的焦虑感。要知道,在“黑天鹅”事件频发的2020年初,就已经有诸多中国品牌下调了销量预期。年初,长安汽车(11.440, -0.33, -2.80%)将“第三次创业”计划中2020年度400万辆的销量目标下调为191万辆;3月14日,长城汽车(13.760, -0.10,-0.72%)宣布将2020年的销量目标从此前的111万辆下调至102万辆;3月16日,广汽集团(10.300, -0.26, -2.46%)宣布将年度销量目标由原定的222万辆下调为212万辆。
即便已经下调预期,但根据上半年各企业的实际销量统计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企业的完成率超过50%,大部分中国品牌的平均目标完成率仅在30%左右。
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结果是,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场份额,正从巅峰时的近50%直线下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343.4万辆,同比下降2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6%,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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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场的流失外,中国汽车品牌面对的另一个掣肘是盈利能力的欠缺。就在一周多前,美国《财富》杂志正式发布了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在这份新榜单中,丰田的年度利润达到190亿美元,大众达155亿美元,而入围的6家中国车企的利润总和仅为104亿美元,远不如一家丰田或大众。
“下半年自主品牌的销量压力仍然较大,其完成全年销量目标的可能性不大。”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虽然车市正在加速回暖,但部分三产等行业的从业者收入下降,购买力仍然相对疲软。”他认为,自主品牌很难寄望于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去冲量。
不过,一个可喜的信号是,随着车市的强劲复苏,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出现了小幅回升。特别是一汽红旗、长安汽车等实现同比增长超50%,奇瑞汽车、长城汽车、广汽传祺等也都出现同比与环比双增长的良好走势。
“可以肯定的是,自主品牌的两极分化愈发明显,市场份额越来越向吉利、长城、长安等头部企业集中,而那些低端的市场份额则将持续流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说。他预测,下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份额或将适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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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力与困境,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也坦言,如果横向对比,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竞争力显然不足。他认为,中国品牌不缺爆款产品,但缺乏经典产品。很多车型上市热销一两年后生命就终结了,没有像 丰田卡罗拉、大众高尔夫那样能持续热销二三十年的经典产品。同时,在没有集中有限资源打造经典产品的情况下,中国汽车品牌过早地追求高端化,缺乏足够的技术和经验沉淀,使高端化进程受挫。“部分中国品牌的战略节奏控制不好,战略耐心不够。我们需要静下来,越急越慢。”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悲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成就斐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即便是承压向前的“一哥”吉利,也在充满挑战的上半年持续巩固着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转型,并保持着现金流的稳健,颠簸中依然稳住了定力。而只有耐住性子冲破了时间的洪流,才能看到愿景的可能。
在紧张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未来实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仍需要自主品牌的持续走强。
相信,这不是至暗时刻,这是黎明破晓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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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5 17:27:01 | 只看该作者
【深度】打造2.0版大英帝国?脱欧过渡期的英国,还在幻想搞“盎格鲁圈”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鲁青 夏雪 任重 柳玉鹏 何越
2020-08-24 04:43

【环球时报记者 鲁青 夏雪 任重 柳玉鹏 何越】 “盎格鲁圈”“CANZUK联盟”(“加澳新英联盟”),处在脱欧过渡期的英国正急于打造以自己为主导的“朋友圈”和联盟。眼下,这样的联盟也被英国意图用来强硬对付中国。谈起英国,会让人想起9世纪末就开始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想起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也想起二战后开始衰落的英国。脱欧之前,无论“盎格鲁圈”还是“CANZUK联盟”都只是部分英国人的梦想,但自从“脱欧论”兴起以来,“盎格鲁圈联合论”也在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中得到一定支持。“盎格鲁圈”能否真成气候?很多国际舆论实际上并不看好,甚至把它看成是“英国脱欧后帝国幻想的一个版本”。在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发起的“CANZUK联盟”请愿活动中,签名者也只有千余人。

想当新联盟主导者,而非附庸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在报道“五眼联盟”如何在香港、华为等问题上联合对抗中国时说,英国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甚至还形成主张英国曾经的殖民地、保护国以及其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的论调——即“盎格鲁圈联合论”。文章说,由于“盎格鲁圈”或许与曾经的大英帝国版图重合,因此也常被人讽刺为“大英帝国2.0版”。《帝国的阴影:英国政治中的盎格鲁文化》作者之一迈克尔·肯尼认为:“‘五眼联盟’的合作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动向,而‘盎格鲁圈’的合作趋势也正以我未曾预测到的形式变强。”

“盎格鲁圈”中的加、英、澳、新等国不仅都以英语为母语,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政治传统、军事结构,以及共同的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英国巴斯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尼克·皮尔斯在英国《新政治家》撰文称,“盎格鲁圈”这个概念强烈吸引了英国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和法治是“盎格鲁圈”这一愿景的规范基石,其框架通常与欧洲大陆普遍盛行的社团主义、官僚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治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崛起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强等因素,也都使得英国巩固政治盟友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2013年,时任外交大臣威廉·黑格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主张英澳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关系。2016年,时任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在一次有关公投的演讲中表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恢复我们与英联邦和‘盎格鲁圈’国家的牢固关系。这些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欧洲。”英国目前处于脱欧后重新寻找全球定位的阶段。今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结束47年欧盟成员国历史,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首相约翰逊在演讲时强调,英国既是欧洲强国,又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国家。伴随着“全球化英国”的梦想,英国希望能成为一个新联盟的主导,而非附庸。据英国政府官网报道,今年英国已主持了3次“五眼联盟”的视频会议。


法国《世界报·外交月刊》德文版前不久刊文说,脱欧后英国的帝国幻想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其中一种便是“CANZUK联盟”(“加澳新英联盟”)——即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加拿大 (C)、澳大利亚 (A)、新西兰 (NZ)与联合王国(UK)重新建立白种人、信奉基督教的自由贸易帝国。借助“CANZUK联盟”,英国或许可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幻想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但它将作为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透过右翼媒体传播给民众,从而影响民意”。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不管英国是否脱欧,它和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还是以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为基础。俄政治学者菲拉托夫撰文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希望尽快建立自己的‘网络世界’”,“盎格鲁圈”仍将是美国在世界游戏中保持领导地位的一个工具。美国人将赌注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上,以建立他们自己的体系——“盎格鲁-撒克逊人世界”的五个“姐妹”——英、美、澳、加、新在情报界被称为“五眼联盟”。而英国脱欧行动完全符合“五眼联盟”的未来计划。2016年,在英国就脱欧举行全民公决时就开始谈论建立一个包括英、澳、加、新在内的特定集团。“盎格鲁圈”有望将属于英联邦的国家也纳入其中,一些希望与英美接近的国家已被这个想法深深吸引。俄政治学家克鲁塔科夫也称, 即使西方国家间有矛盾,俄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你必须了解,欧美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它们不会同意俄罗斯的价值观”。

欧洲大陆对“盎格鲁圈”并不“感冒”。德、奥等国对英国脱欧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反对和不以为然,逐渐转化为“要走赶紧走”。类似态度也出现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对这些老牌欧洲大陆国家来说,所谓“盎格鲁圈”不过是英国进行政治游说的幌子罢了。

危险的怀旧

“是时候复活‘盎格鲁圈’了。”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8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蓬勃发展的‘CANZUK联盟’将成为美国的‘好邻居’以及贸易与国防伙伴,随着世界秩序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这一想法的时机已到来”。文章说:“在美国、中国和欧盟日益成为三个‘帝国集团’的世界中,英国将如何在脱欧后生存和繁荣?答案之一就是实现‘CANZUK联盟’,这是迈向‘盎格鲁圈’全面运转的关键的第一步,而美国是‘盎格鲁圈’的“伟大支柱’。”

罗伯茨认为,“CANZUK联盟”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关于帝国联盟的辩论。如今,保守派政策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又开始谈论这个联盟。“CANZUK联盟”相关国家的GDP总额将超过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欧盟,其1.35亿的总人口将使其在人口统计学上成为世界第九大实体,而且教育水平和人均GDP都非常高。

据英国社会学者何越介绍,英国有一个比较活跃的推进“CANZUK联盟”的游说组织,罗伯茨是核心人物之一,从2016年就撰写文章推介这个概念。此外,英国《每日快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也是“CANZUK联盟”的积极推进者,近两年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炒一遍“CANZUK”,如题为“再见欧盟!组成英、澳、加、新的超级大国联盟”“让我们以勇敢的CANZUK计划将脱欧后的英国与‘盎格鲁圈’团结起来”“脱欧后的英国有比欧盟更好的替代品:CANZUK”的文章都很吸人眼球。

德国24小时新闻网站8月10日发表文章称,“CANZUK联盟”中的国家加强了统一战线,决定在本国的5G网络建设中禁用华为设备。加、澳、新等国似乎已准备好与脱欧后的英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强大而繁荣的“盎格鲁圈”。文章也援引罗伯茨的话说,“美国没有理由一直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CANZUK联盟’将缓解这一现象”。

还有一些美国媒体说,“是时候强化‘盎格鲁圈’了,可以再加上志同道合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新加坡,就可以拥有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强大集团——既重视国家主权,又把研发、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集团”。但或许这只是一厢情愿。正如皮尔斯又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文章称:“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加、澳、新等国宁愿继续在现有的体系内工作——如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而对英国要求建立某种正式的英语圈联盟的呼吁或许只能增加它们的困惑。‘盎格鲁圈’将继续成为一些英国政治梦想家的答案。”英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为了国家的未来,英国需要对美国说“不”,但现在却选边站队,回到那个最古老的、让它感觉最舒服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

何越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卫报》2017年3月曾刊文反对“CANZUK联盟”,称“大英帝国2.0版是对从未存在的某种思绪的危险怀旧”,并提醒说,“加拿大的核心伙伴是美国而非英国,澳、新也许与英国有着更强的情感与文化联系,但亚洲的经济增长让那里的商人把目光更多投向北京”。

今年3月,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发起有关“CANZUK联盟”的请愿,并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联合王国最亲密的盟友。既然我们已离开欧盟,CANZUK应该是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截至8月23日,只收到1030个支持签名,离下议院“请愿将被议员纳入讨论可能性”的10万个签名底线相差甚远。何越认为,虽然英国脱欧后急于寻找新定位,但美中关系发展以及11月的美国大选,都为“盎格鲁圈”能否最终形成提供了不确定性。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噩梦”

英国打造新联盟和圈子的意愿日益强烈。除了“盎格鲁圈”、“CANZUK联盟”,为摆脱对华5G依赖,英国今年还提出范围更广的“十国联盟”(除G7国家外,还有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一些国际舆论不看好英国的新构想。《纽约时报》7月刊文说:“无论何时,当有人试图真正运用英语世界这个概念时,它总是会与现实发生冲突。经济利益、政治或国家安全从来都不足以说服不同国家的人民加入盎格鲁联盟。”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认为,“五眼联盟”之所以能如此稳固,很重要一点就是基于血缘、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维系。因此,即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也未能进入核心圈——“五眼联盟”之中。

对“盎格鲁圈”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这些说法本身,很多国家的民众和舆论也是相当反感的。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近日在谈到导致澳大利亚对华无知的原因之一时说,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思考和工作都局限在“盎格鲁圈”。

“英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命中注定是来统治世界其他民族的。”英国戏剧家曾在作品中这样影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狂妄。这似乎可以从侧面解释英国人老派而傲慢的作风。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英国精英似乎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环球时报》驻维也纳记者的邻居中有一对年长的英国夫妇,在他们心中,英国似乎还是那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当谈起英国殖民其他国家的历史时,他们会说英国人还带去先进技术、带去板球等运动或娱乐项目,言语间有一种“英联邦老大”的感觉。但在奥地利人眼中,英国就像一个倔强的老头,总是任性地让别人迁就自己。

曾在美国研究机构工作20多年的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专家米哈耶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仅占美国人口的7%,但他们仍左右着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控制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头脑中有着清晰的种族和文化等级,导致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喜欢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造成国际局势的不稳定。目前,根据人口预测,到2050年,白人将在美国占少数,“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噩梦”。如果未来美国不再是“世界领导者”,该国将迅速瓦解,会陷入种族和宗教间内战的混乱之中。这些趋势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这就是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想要让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相互对抗的原因,以便让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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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5 21:57:57 | 只看该作者
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及未来趋势 国际 2分钟前 1 激流网 0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当代国际秩序实质性演变的肇始,国际政经格局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十余年之后,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尖锐挑战,国际秩序演变呈现出明显的与全球化趋势相反的逆全球化特征。

逆全球化会如何发展?全球化进程会遭遇逆转吗?未来的世界格局会怎样演变?地缘政治将会如何重组?进而中国的未来将如何选择?

种种事关根本的大问题,逼迫人们寻找答案,找到问题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由资本运动的国际规律所决定

当代国际秩序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今天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规律,较之地缘的、民族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更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探究国际秩序的演变,必须首先探究资本运动的规律。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资本增值。为了获得利润,资本主义有组织有目标地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其次,为了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必须是规模化生产,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小农生产的分散化、低效率;第三,资本主义天然倾向于商品、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崇尚生产力的全球合理分工,推崇资源的全球均衡配置。资本主义的终极理想,一定是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从萌芽、成长到成熟,有近 500 年的时间,而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席卷全球,国际秩序主要由资本主义所塑造,而资本主义秩序主要的体现形式,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了构造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资本主义掀起一轮一轮的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组织革命,并推动血腥的殖民战争和世界性战争,其根本动力,乃在于构造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性市场。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种种强制的与软性的力量推动下,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逐渐扩及全球,形成了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及法律和意识形态体系。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国家与其相伴成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开展,资本主义逐渐摆脱封建领主及宗法制的国家形态,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的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无不以构建独立的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为前提。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构建过程,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虽然资本主义依赖民族国家权力的保护,尤其在跨越主权边境之际,但资本主义特别忌惮国家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为此,资产阶级经常会齐心协力抵御国家权力的延伸。在当代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权力日益被全球性的资本所左右。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运动,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循环特征,在大的繁荣发展周期之后,常会伴随一个长时段的萧条收缩周期,出现典型的景气循环,亦即马克思主义指称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生产和贸易的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经常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有效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永远无法满足商品生产的速度,过度竞争总是将平均利润率降到生产成本难以补偿的水平,此刻,资本主义便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在萧条和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

际秩序经常会出现与繁荣发展期非常不同的种种表现,体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特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会产生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的国际思潮。

回溯近 200 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人们会发现,逆全球化现象总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发生,在逆全球化潮流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经常成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败的国家和人民的不自觉选择,而这些逆全球化思潮又会加剧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现象的循环往复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日益成熟,“战争与革命”的交替现象得到管控。但从长时段观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克服,逆全球化潮流,仍然可能孕育出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又一轮萧条收缩期,当前的种种逆全球化思潮,均可从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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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常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演变的周期性特征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

(一)资本主义秩序扩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过去200年,资本主义秩序分别经历过3个繁荣发展期与3个萧条收缩期。

(1)1848~1875年,欧洲工业化大规模发展时期

1848 年之前,欧洲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前提。此后,大规模工业化在欧洲主要国家全面铺展开来。在此期间,棉纺业、钢铁业、交通运输业呈几十倍的增长,国际贸易在这段时期增长了 260%。

(2)1875~1896年,通货紧缩的年代

此前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每隔 7~8 年就来一次的景气循环,却对长达 20多年的通货紧缩全无准备。在这一轮萧条期中,虽然物质生产总量仍然增长,但价格却持续下跌,其中铁的价格累计下跌 50%,小麦价格下跌 60%,英国平均物价下降 40%。

(3)1920~1939年,一战后的萧条期并转向大危机时期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条约”体系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衡,由战争开启的社会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并最终由美国的经济危机而引爆 1929~1934 年的全球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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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循环



1929~1939 年间,国际贸易萎缩三分之一,国际借贷下降 90% 以上。在此期间,美国出口下跌一半,近半数房贷无法归还,数千家银行受牵连而倒闭。大危机最惨重的后果就是大失业,1932~1933 年,英国失业率 23%,美国失业率 27%,德国失业率则高达 44%。

(4)1948~1973年,战后黄金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开始自觉放弃部分自由主义的绝对信条,而改用国家积极管理经济的路线,并同时将各国的经济事务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性管理框架,资本主义出现了近30 年的黄金期。

在此期间,世界制造业增加了 4 倍,国际贸易增加了 10 倍之多。与此同时,欧洲纷纷采用福利国家制度、混合经济制度,推动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呈现出日趋稳定的态势。

(5)1973~1990年,滞胀时期

战后 30 年,资本主义对付周期性危机的办法,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创造需求,抹平经济波动周期。但由于市场有效需求的瓶颈始终无法突破,渐渐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却同时发生的“滞胀”现象。由于货币超发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刚性约束,各国莫不债务缠身,在近 20 年的滞胀期,经济增长停滞,通胀与失业率同步上升,欧共体失业率最高时达到 9.2%,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富国与穷国的鸿沟更是日益明显。

(6)1990~2008年,后冷战红利期

1990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东瓦解后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原有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已形成的分工体系被打破。这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冷战之后的十几年,苏东国家的经济体系基本为欧美资本主义所重组。

与冷战结束相伴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国以其巨量的人口、良好的教育、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加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在与西方技术、标准、资本的对接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西方资本主义则实现了巨额剩余价值。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滞胀,资本主义曾出现里根 - 撒切尔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改革,由于这轮改革恰与冷战结束重合,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具有了外部的市场空间,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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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二)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保护运动交替发生

自由主义一般发生在资本主义扩张期,在效率原则的驱使下,社会生产力会得到极大发展,而反自由主义则一般发生在自由主义扩张过度、秩序失灵之际。每当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萧条期到来之际,国际秩序便会呈现出与自由主义秩序截然相反的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等便会取而代之,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它反映了社会的自我保护倾向,是对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弊端的矫正。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动中,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反自由主义的逆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经常孕育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

政治上, 由于自由主义失灵,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会发生剧烈变动,宪政体制经常为专制独裁政体所替代。1938 年,由于经济危机,全球 35 个立宪政体国家,有18个成为独裁体制。经济上,随着自由主义企业制度的混乱失效,跨国公司等垄断型企业组织形式便会出现,将众多企业之间的外部交易,转化为公司组织的内部计划管理,借以避免市场竞争的风险,并降低公司组织的运营成本。社会思潮上,自由主义的竞争走到尽头,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会迅速兴起。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社会思潮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右翼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多以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诉求,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在竞争中失败的中产阶层及社会下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危机中蔓延,并迅速成长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运动。

三、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性战争及其管控


人类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性战争,均发生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巨大紊乱之际,直至美国霸权领导的国际秩序出现,资本主义才开始避免世界性战争的再度爆发。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些因素却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期,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列强,打破了国际体系的平衡。1871 年,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出现,从 1870~1913 年间,德国工业飞速成长,进入了史称“企业振兴”的年代,其对外贸易的总量,由初起时的不到当时霸权国家英国的一半,到大于英国的国际贸易量。此后的德国海军扩张计划、德国对殖民地争夺的冲动,打破了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形成的势力均衡体系。

第二,出现了 1875~1896 年的长期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加剧了经济竞争,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一战之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平均关税都在20% 以上,1897 年前后,美国的平均关税竟高达 57%。

第三,帝国主义出现。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各国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纷纷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并进而与国家间政治军事竞争紧密纠缠,从而最终促成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四,为了扩大市场空间,资本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冲动达到高潮。此刻,帝国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瓜分竞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诱因。1876~1915 年间,英国的领土扩张了 400 多万平方英里,法国扩张了 350 万平方英里,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各自扩张了 100 万平方英里。

第五,出现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此前的欧洲,由相互钳制的大国构成了势力均衡的国际体系,由此确保了欧洲自 1814 年以来的 “百年和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导致建立其上的国际体系被动摇,欧洲各大国被迫重新站队,逐渐形成彼此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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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 30 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世界出现了许多与一战前极其相似的现象,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败及其后果。

第一,出现了一战结束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及 1929~1934 年的经济大危机。萧条和危机导致大面积失业和严重的社会冲突,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德国在魏玛共和政治失败后选择了法西斯道路,德国在纳粹的统治下再次崛起。法西斯主义以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追求,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段,誓言打破英法强加的凡尔赛条约体系。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长为世界级列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之中。

第三,1930 年前后,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失衡,英国、美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继而迫使各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由此导致国际通货发生危机,这对当时已经日益国际化和货币化的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第四,随着德国崛起的加速和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世界再次分裂成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世界性战争被再次引爆。

(三)美国秩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管理手段的渐趋成

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周期性运动,一方面它一步步扩展至全球,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纳入到这一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它也不断酝酿着贫富分化、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等各种弊端,并激发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反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社会思潮。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立。相较于二战之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秩序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再任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肆意泛滥;其次,搭建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协调了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形式相互竞争的矛盾和冲突;第三,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秩序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两大冷战对抗集团,冷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团结,逼迫资本主义改善自身的统治,推动了福利国家、工会组织等柔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此逐步走向稳定成熟;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核武器,世界各大国之间能够确保相互摧毁,这使得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世界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不再可能。

四、金融危机的深化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演变

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尽管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但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了一次较长时段的萧条收缩期,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没有从这一轮萧条期中摆脱出来。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2008 年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一)三角结构的解体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塑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引爆了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过剩。在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有机环节,世界范围内事实上形成了“西方消费购买——中国生产供应—— 第三世界提供原材料”的三角结构,中国以其低价高质的劳动力、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生态,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环节,出现了中国“买全球、卖全球”的独特分工结构。金融危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三角结构,西方购买力出现严重下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第三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2008 年金融危机,日益显现出美国的金融泡沫危机与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相互叠加的特征,危机的世界性含义十分明显。

国际经济的三角结构已经打破,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势必面对深刻的经济调整和政治调整。危机之后,中国进行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创造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消费增长对 GDP 的贡献率已由危机初的 30% 上升到 2018 年的60%,二是启动“一带一路”计划,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带动过剩产能的输出。与此同时,美国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欧洲则在债务危机之后面对重新整合欧洲经济的艰巨任务。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充满了诸多矛盾、冲突和竞争,尤其是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前景有着诸多不确定性。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经济力量的博弈

2008 年危机之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形态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世界贸易中的 60%~70% 都是中间品贸易,终端产品占比日益下降,跨国公司的分包转包业务链条越来越长,商品生产日益模块化、平台化,一个产品往往分散在几十家上百家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国家工厂里,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深入地分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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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崛起是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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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黄马甲运动是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下社会思潮的重要表征

这种贸易形态,推动跨国公司和发达经济体不断鼓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的世界贸易规则,以进一步降低国际贸易的跨国成本,为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服务。

与上述全球化深化的趋势同步,是大规模贸易战的爆发,美国特朗普政府挟其民粹主义的选票优势,以高关税为武器,向几乎所有美国贸易入超国家开战。

贸易战大棒下,贸易与投资预期紊乱,业已形成的全球化产业链遭遇猛烈冲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抉择——或者退回到以领土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重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者齐心协力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当前全球化形式的资本主义。

根据历史经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对周期性危机时,一两个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就足以破坏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引发连锁反应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破坏秩序的动能来自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经济萧条越是持久,危机越是不可逆,则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破坏能量就越大。

(三)逆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思潮

(1)政治思想方面:自法国大革命开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先河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宪政体制。第二波发生在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期,战后大量独立国家相继仿效西方建立了立宪政体。第三波发生在 1980 年代前后,并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达到高潮。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出现危机,传统老牌政党纷纷式微,政治代表性大面积丧失,民主宪政体制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的分裂政治弊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失败。未来 10 年,这一西式宪政危机的状况尚看不到根本改善的迹象,并可能伴随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遭遇更大的挑战。

(2)社会思潮上:第一,自由主义正面临退潮周期,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会大规模兴起。在贫富分化、大面积失业、人心焦虑的时代,自由主义日益丧失人心,并难以应对突然袭来的社会动荡。

第二,社会保护的浪潮首先会以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右翼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金融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于上世纪 90 年代退潮之后,当代世界失落的底层大众与地位日益不稳的中产阶层,首先拥抱的是右翼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

第三,左翼社会思潮会以无政府主义形式表现出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荟集了法国社会各种芜杂的政治主张,但其本质是无政府主义,是失去了组织力量支撑的左翼大众的政治表现形式。

第四,极端宗教主义会反复兴起。极端宗教思潮本质上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反抗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由于现代化道路实践的一再失败,由于当代国际秩序一再将资本主义的“中心 - 边缘”结构固化,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穆斯林国家人民)会以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进行反抗。

(四)新技术革命与组织革命的酝酿

针对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一般都会推动大力度的内部改革,其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有升级型和颠覆型两种,前者会导致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增加产品竞争力,而后者则意味着原有的生产力被大面积消灭,新的市场需求被大规模创造出来。而颠覆性技术一旦出现,则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社会意识方式均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深化同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正不断突破。“互联网 + 传统产业”的冲击波,已经改造了媒体、商业、物流、金融、娱乐乃至一系列行业的商业形态和组织方式。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 5G 等技术的突破,正酝酿各种智慧型新产业。加之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的萧条期,往往又是企业组织革命的酝酿突破期。一战前后出现了福特主义的管理革命,二战后跨国公司取代了传统的领土企业组织形式。当下,信息技术革命诱导的企业组织方式变革正方兴未艾,其基本特征是平台化、网络化、模块化,官僚主义的科层制管理日益不适应信息化时代,并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五)美国体系的松动与双元权力格局的形成

2008 年危机之后,美国的传统盟国体系不断松动,“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力量的崛起,正不断瓦解冷战前后形成的美国同盟体系。这一体系既造就了美国霸权,事实上也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当前,新的结盟关系正在酝酿之中,其最终会否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取决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深化程度。如果世界经济有幸摆脱二次金融危机,则地缘政治的相对平衡仍可维持。而如果世界经济在贸易战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再次滑向危机,则国际秩序现有的体系必然会被打破。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变规律还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霸权便会发生转移。意大利学者阿瑞吉(Arrighi)将资本主义霸权的百年更替总结为不同的体系积累周期,每过差不多 100 年,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便会出现,逐渐取代旧的体系。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已经有过四个体系周期,一是威尼斯 - 热那亚体系周期,二是荷兰体系周期,三是英国体系周期,四是美国体系周期。

阿瑞吉认为,在新旧霸权换岗之前,常会出现双元权力格局,旧的体系已经衰落,而新的权力尚未接班。比如“荷兰 - 英国”周期、“英国 - 美国”周期。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霸权的衰落已为世人目睹,欧洲的衰落也已经是既定事实。然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远未到换岗接班之时。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之际,其工业生产能力和 GDP 都接近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远非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匹敌。相形之下,中国今日 GDP,仅占世界的 16%。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今日处于核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混乱与周期性权力更替,很难想象会以战争的形式获得最终解决。因此,未来的国际秩序很可能会在长时段的混乱、失序中缓慢发生变化,并逐步呈现出新兴权力中心与传统权力中心“双元并存”的格局。

五、资本主义面临日益尖锐的挑战

尽管资本主义管理国际秩序的手段日趋成熟,但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却日益尖锐。

首先,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矛盾日益深化,管理危机的手段却日益失灵。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到其后的货币主义管理手段、供给学派管理手段等等,效能逐日递减,手段逐个失灵。今日之欧美,无不债台高筑,几乎看不到财政平衡的希望,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使流动性如洪水猛兽,在世界各处制造泡沫。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这一趋势如此明显,乃至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知道无法持续,但资本主义自身却根本解决不了这一矛盾。

第三是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衍生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式掠夺及人类工业化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将地球环境破坏到极限,人类生存的家园面临危机。

上述挑战,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努力中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作者系《文化纵横》杂志总编辑)

参考文献: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3]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4] 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5] 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6]  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在复旦大学金融班上的演讲。

[7]  张蕴岭:《世界力量格局已发生实质性转变》,载《参考消息》2019 年 3 月 28 日 11 版。

[8]  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载《文化纵横》2013 年 10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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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5 22:59:46 | 只看该作者
日本要加入“五眼联盟”,哪些人在背后卖力吆喝……
中国经济网
发布时间:08-2507:16中国经济网官方帐号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特约记者 刘军国 郭伟民 陶短房 柳玉鹏 王伟】日本要加入“五眼联盟”,为该情报组织在亚洲增加“一只眼”了?7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多个场合提及该国成为“第六眼”的意愿,令不少西方媒体兴奋不已。正着急拉拢盟友联合遏制中国的美国或许会为此动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日本入伙意味着扩大在亚洲的情报网络,并进一步推动“印太战略”。不过,“五眼联盟”的成员并非没有顾虑,对日本能否守住共享而来的情报存在担忧。在日本这边,河野太郎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日本决策层的想法同样存在诸多疑问,毕竟他正谋求明年竞选自民党总裁,需要迎合保守势力处处表现自己。日本一向看重经济发展,然而一旦加入“五眼联盟”,就意味着要在对华政经合作方面注入“离心力”,这无疑将给该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况且如今它正因疫情而陷入经济寒冬。在是否真的要入伙“五眼联盟”的问题上,日本做决定绝不会轻松。
——来龙去脉——
哪些人在为此卖力吆喝?
外界近期关注“日本或加入‘五眼联盟’”始于7月21日。当天参加与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等人召开的视频会议时,日本防相河野太郎说,如果“五眼联盟”邀请日本加入,日方会欢迎这个决定。图根达特回应道:“过去数十年来,‘五眼联盟’是我们情报与防卫结构的核心,应该让可以信任的伙伴加入联盟。”他将日本形容为“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8月4日,河野在记者会上提及,日本与“五眼联盟”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且一直和这些国家开展各层次的外交往来,进行不同级别的防务意见与情报交换。
15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刊登了对河野太郎的专访,他再度表达与“五眼联盟”扩大合作的意愿,称日本同该组织已在“不同场合”共享过情报,“如果这种情况常态化,那么就可以称为‘六眼联盟’”。对于以何种方式加入,河野认为,这与进入其他国际机构不同,“(日本)搬着凳子坐在桌前,只要五国喊一声‘加入我们吧’便可以”。有声音认为,要共享高度机密的情报,日本需要加入“五眼联盟”国家签署的协定。但日媒援引防卫省官员的话说,“很难回答”相关协定是否存在以及内容是什么等问题。
在首次出现日本可能成为“第六眼”消息之后的一周,也就是7月22日到29日,西方媒体对此话题十分上心,尤其是《每日电讯报》《卫报》以及BBC等英国媒体。而在日本,只有《产经新闻》等极个别媒体刊发了记者通讯稿。到了8月,旗下拥有英国《金融时报》的《日本经济新闻》开始持续进行报道,营造氛围,主题基本围绕美国有意与所谓的“民主国家”一起构建对华“包围圈”,以及英国为何欢迎日本加入“五眼联盟”。
在15日刊登的专访中,河野太郎声称“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正单方面改变现状……其中包括东海、南海、香港、中印边境等问题”,中国需要为相关行为“付出代价”。10日,《日本经济新闻》编委泷田洋一撰写“针对中国的现代版‘合纵连横’”一文,列举各国的对华疑虑,比如河野太郎担忧中国在巴基斯坦和吉布提建设港口、美国重视5G等问题,声称在多个领域存在联合对华态势的情况下,出现有关“六眼联盟”的讨论很自然。报道还提出“五眼联盟”应该扩大合作的领域,比如共享稀有资源、医疗物资等。
在本月13日刊登的另一篇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英国对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持积极态度的原因——“脱欧”后,伦敦希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同时因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对中国的戒心不断增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8月初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称,在应对中国方面,“五眼联盟”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熟悉国际情报战略的日本学者小谷贤对日媒说,“五眼联盟”对日本卫星情报和在近海搜集的军事情报很感兴趣。
——面对“门槛”——
日本的几大弱点不易克服
“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机构。1943年,美英正式签署“通信情报协议”,几年后,其他三国加入。最初,美英合作是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意在针对德国和日本;二战后,该联盟变成对抗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体系;“9·11”事件后,又因反恐需要而日益活跃。五国在情报搜集和共享方面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目标和范围十分广泛。它们的情报机构按照地理分布,对信号情报、外交及安全情报的获取进行职责划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眼联盟”是个半秘密的组织,很多人都知道有它的存在,但说不清其运作的细节。自2013年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五眼联盟”监控活动的一些情况后,它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斯诺登将该组织称为“超国家的情报机构”,即其行动可不遵守本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底曾表示,该联盟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监控,“这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除“五眼”外,还有包括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的“九眼”,以及在“九眼”基础上加入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而构成的“十四眼”,不过一般认为,仍然是五个核心国家之间的情报合作最密切。
近年来,“五眼联盟”的主要使命更多往地缘政治方向倾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援引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观点称,从2018年开始,该联盟在中国问题上加强合作。那年12月,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美国开始打压这家中企,并施压其他“五眼联盟”成员效仿。
本月9日,这五国的外长还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特区由于疫情原因而推迟立法会选举一事说三道四,中方次日表示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卡尔涅耶夫表示,西方的恐惧来源于中国的崛起,虽然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仍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的实力增强威胁到它的地位。因此,华盛顿企图把盟友拉拢到遏制中国的政策上来,而这也涉及到日本,因为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
有分析认为,从保密机制看,日本的情况难以跨过成为“第六眼”的门槛。《日本经济新闻》称,2014年,日本开始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规定对泄露与外交和国防相关高度机密情报的人员实施严惩,政府内部的保密体系因此得到完善。然而,在尖端技术和通信领域,日本许多企业掌握很多机密信息。该国没有所谓“忠诚度评估”制度,这意味着哪怕是民间人士,只要被认为没有可能泄密,就不会被限制浏览较高保密级别的情报。多摩大学客座教授井形彬认为,如果日本无法改进包括民间企业在内的情报保护环境,就无法得到“五眼联盟”的信赖。
《日本经济新闻》还报道称,日本主要依靠警察、公安调查厅和内阁情报调查室搜集情报,没有“真正的情报机构”。有政府官员称,与英美相比,日本在这方面工作上的“人员和预算都有劣势”。
美国《外交学者》近日刊文称,日本能否加入“五眼联盟”取决于其自身的反情报能力,它必须说服其他成员,增加自己这“一眼”后不会增大竞争国家对联盟的攻击面。
报道称,新西兰也被质疑反情报能力不如以往,日本或许可借此称这是“双重标准”。然而,正是对新西兰的担忧会降低“五眼联盟”对扩容的兴趣,毕竟若内部信任动摇,共享的情报就将变得极为有限,整个组织的行动也会受到束缚。
——虚虚实实——
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有关?
对于成为“第六眼”,《日本经济新闻》说,有日政府高官态度积极地说,这“并不是坏事”。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反华势力为此拍手称快,叫嚷着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好处,包括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借助外压完善反间谍方面的法律,有利于推行“印太战略”,牵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等。
“到目前为止,日本加入‘五眼联盟’仍然停留在意向层面,而未转化为实际政策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卢昊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日本而言,迈入美英主导的这一联盟并不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甚至语言层面存在实质性障碍,日本是否加入或者以何种形式合作,其基本上会从现实政治与战略出发进行考量。
卢昊说,日本国内对于加入“五眼联盟”的意见并不统一,包括决策层。事实上,日美在同盟体系中的军事情报共享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日英也在积极推进安保合作。在对外军事情报合作领域,日本已经取得足够多的“实”,若想进一步获得“名”,即正式加入“五眼联盟”,那么这意味着该国要突破既有的对外防务合作原则,对于一些期望让日本彰显“安全自主”乃至“战略自主”的人而言,此举有意义,但同时要面临更大的争议及内外舆论压力,并在防务政策上牺牲一定独立性。因此,日方先期释放信号,可能有试探外界反应、评估得失的考虑。
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作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对于参加国际情报组织的兴趣并不浓厚,远不如对TikTok在美国遭遇的关注度大。当传出美国政府迫使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美国业务后,日本的态度随之摇摆,自民党议员在7月底密集商讨“限制TikTok在日使用”。
香港01网站刊文说,东京在此问题上与美国“连携效率”之高,展示了它对美国主导的“同盟”的重心与经济有关。日本需要利用这种同盟关系,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利益与发展空间。相反,美国国家安全局2011年提出的希望日方协助监控亚太地区光缆的要求遭拒一事说明,日本对这样的情报合作是有“抵触”的。战后至今,日本的国际生存哲学是不会参加无利可图的国际组织。文章“预估”日本对“五眼联盟”的真实态度称,除了交换情报,并不能带来太多实际好处,还将自己置于监视之下。
但在卢昊看来,河野太郎放出加入“五眼联盟”的信号,至少再度反映出一种倾向,即在当前国际变局下,面临权力转移加速与秩序机制转型,日本倾向于利用并加强与美西方的“体系合作”,让自身固有战略布局发挥作用,并将其作为对冲风险、确保优势的一种主导策略。在日本看来,自身与美西方实力及价值体系的“相互认同”及“长期融合”,仍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优势。
凌星光则认为,近十年来,尽管日美在安保合作方面有较大进展,不过,美国施压日本购买高价军备、不让后者的国防产业大力发展也引发不满。虽然日本表现得很顺从,但仍然想要加强自主性。其国内有理性的声音说,不能一味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也需要同中国加强对话与沟通。另外有些人认为,在中美竞争激烈的时期,日本也能发挥调解作用。
在莫斯科大学学者卡尔涅耶夫看来,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最大的风险在于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会反对,因为西方政客近年越来越经常将俄中形容为“威胁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政局正向“后安倍”阶段过渡。凌星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特意提到,河野太郎如今为了角逐自民党总裁的位置而“处处表现自己”,在日本有“异端儿”之称。卢昊也表示,像河野这样有潜力接替安倍的人可能想公开彰显自身政策特色,突出“强硬果断”,或者是设法迎合保守势力的政见,争取其支持。近期,自民党乃至日本政界“鹰派”声音明显提升也是权力争夺加剧的体现。
原标题:想成为“第六眼”?日本要加入“五眼联盟”,哪些人在背后卖力吆喝……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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