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国辉，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2期
［摘要］在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对私有化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从经济维度来看，私有化导致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难以解决市场垄断问题，加剧经济体系的“空心化”。从社会维度来看，私有化过程充满腐败和不公，引发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从国家维度来看，私有化降低国家的财政能力，扩大经济寡头的影响，加剧国家分裂的政治风险。从全球维度来看，私有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为西方资本的掠夺提供条件，掩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真相。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批判，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经济制度自信，抵制私有化的错误思潮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学者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特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西方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人资本的行为及其过程。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率领保守党取得政权，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二人上台后，均推动了两国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进程，使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股浪潮。40多年已经过去，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西方带来繁荣与稳定，21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衰落，社会治理能力下降，经济进入长期停滞状态，民众幸福指数不断下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学者主要从企业生产绩效、社会收入分配、社会治理能力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四个维度，揭露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种种问题和失败之处。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历史与现实，坚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导致西方经济衰退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20世纪末，由于私有化的短期效应以及国际政治风云变化，西方经济曾出现短暂繁荣。但在随后的20多年中，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进入经济学家称之为“长期停滞”的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西方经济长期放缓达到顶峰的结果。经济衰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典型表现，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无疑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私有化并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私有企业将更多利润用于股东分红，企业的内部决策机制短视，大型企业的垄断行为阻碍创新，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导致经济“空心化”问题。私有化与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无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私有化阻碍了西方的经济增长。
一是私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合理，鼓励企业的短视行为。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私有化带来的严重问题在于企业行为以大股东的财富增长为中心，股东和管理层攫取了企业的绝大部分利润，影响了企业用于长远发展的再投资水平。西方实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以来，企业利润更多地流向股东和管理层的腰包，“他们常常根本不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股东这种降低可以用来再投资的剩余利润总量的做法，实际上是进一步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1]。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教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持有同样的观点，私有企业越来越看重短期绩效报酬对首席执行官（CEO）等高管的激励作用，企业根据当期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或市场份额等短期会计指标，决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其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股票和股票期权等，其中部分人享受高达数亿美元的年薪。这种根据短期利润来决定年薪的薪酬体系，使得企业决策缺乏长远眼光，难以作出必要的发展规划，影响了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长期投入[2]。
二是大型私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垄断行为，抑制中小企业的创新。美国东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沃卡（John Kwoka）指出，美国大型企业正在成为市场的垄断者，他们不仅在真正的创新方面止步不前，而且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压制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英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实质上导致了“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出现，大型企业将维护自身的垄断利益作为主要目的，限制专利传播和技术转移，并不断地打压创新型中小企业，使社会创新的整体氛围低下。与此同时，“反垄断机构在并购案审查与并购实施条件方面过于宽松……审查机构在并购案审查中对降低市场份额和集聚等方面的关注度逐步降低，这也导致很多实质是抑制竞争的并购案被批准”[3]。私有化导致市场的集中化趋势，强势的利益团体滥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垄断因素又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并最终抑制更多的创新。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变得更有效率，垄断成为私有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是私有企业的内部监管体制不合理，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热拉尔·罗兰（Gerard Roland）在《私有化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私有企业的内部腐败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一般认为，腐败与寻租只会诞生于公职人员及权力部门。事实上，在私人企业中，采购、项目审批的贪腐、回扣、权力寻租、以权谋私以及权钱色交易无处不在。在私有制下，大型股东机构和管理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平民股东既缺乏监督企业决策的意识，也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和相应的监管权力。私人企业中的腐败问题在恶化，大量资本被用于非法的内部交易——这些资本本来可以用于企业的再投资活动。私有化并不能真正地制止腐败，反而导致腐败和寻租的加剧，腐败问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4]。
四是金融企业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导致经济秩序紊乱。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资深调查记者唐纳德·L.巴利特（Donald L.Barlett）等人在《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中指出，在金融私有化的浪潮下，银行、证券公司俘获了政府的监管机构，它们脱离政府的规制，从事疯狂的投机活动。美国的金融监管和法律体系已经被华尔街精英所俘获，受到自私自利的利益集团的左右。经济秩序紊乱直接源于美国金融调控政策与金融监管法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华尔街高管们的严重欺诈行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并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中产家庭。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强大的经济特权和律师力量，至今逍遥法外。金融领域的私有化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冲击了实体经济，“空心化”成为美国经济难以摆脱的问题[5]。
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缺乏依据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历史证明，企业的私有化与生产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关系，一些企业在私有化后实现了效率的提升，一些企业以裁员和提价换取短期的利润，还有相当多的企业在私有化后出现了效率的下降，甚至最终走向倒闭。新自由主义推进的全面私有化是西方经济走向衰落和停滞的重要政策原因。事实上，经济衰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表现，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私有化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在中国、新加坡、印度、巴西等国，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靠力量[6]。私有化绝非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已经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条。
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排斥社会弱势群体，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40多年也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历史时期。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私有化向全体民众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赋予更多人以投资的机会，这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收入。但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充满着腐败、不公与掠夺，私有化不仅没有造成所谓“中产阶级”的扩大，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趋势，导致日益严重的失业率，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影响了社会福利的供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以上，他们享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化是西方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重要原因[7]。
一是私有化的过程充满腐败和不公，富人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本。热拉尔·罗兰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中指出，那些有着雄厚资金实力或者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严重的腐败和不公使普通工人的权益进一步被剥夺。“最初的股权结构在长期来看似乎并不稳定……私有化企业股东人数的膨胀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数十年后，原始股东的人数大幅度下降，企业股票最终被超级富翁、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所收购——这些机构中原本就是富人云集。私有化的过程不过是为了满足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经济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私有企业的大股东高度集中，产权主要控制在少数财团和私人手中，他们成为私有化的最大获益者[8]。
二是私有企业为了利润进行大规模裁员，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美国媒体评论员玛丽·伍兹（Mary Woods）发表文章称，私有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失去就业机会。在英美国家私有化过程中，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提价和裁员。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西方企业还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工资水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目的是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私人企业的裁员、技术取代人力以及生产部门的“外包”行为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安全感进一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了就业状况，纽约州处理失业救济申请的网站由于访问量过多频繁崩溃。“美国的失业率目前（指2020年1月以来）可能处于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有2390万名失业者，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14.7％。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9]
三是私有企业削减必要的运营投入，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指出，国有企业是确保全体公民普遍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捷径，国有企业在水电气热、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等公益性行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体民众提供了普惠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私有企业致力于在最短时间内给大公司管理层和企业股东带来利润，而不愿意在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上进行持续投资，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在质量和效率上都有所下降。此外，私有企业对公共物品的提价行为，将更多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难以享有邮政、用水和交通等基本服务。“如果从社会效益——换言之，即从以平等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这一角度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价格越涨越高，穷人越来越受到排斥。”[10] 西方的私有化以削减公众服务为代价，并不符合公众的福祉和要求。
四是私有企业影响国家的转移支付，导致社会福利体系退步。英国林肯大学教授格伦·里科夫斯基（Glenn Rikowski）在有关教育私有化的批判性文章中指出，国家的支持对于公共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向上攀登的阶梯。但在英美国家，私有企业不断地散播自由主义的“圣经”，指责国家和政府已经成为过时的障碍。但私有化改革导致国家财政和税收的下降，威胁到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导致公共教育日益昂贵，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数量明显下降，整个社会向上的流动性正在减小。不仅如此，公共教育的退化还影响到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英美国家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反对教育领域的私有化”，重建公共教育体系，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首要一步[11] 。
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是40多年来西方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关于“涓滴效应”的系列学说，被证明是彻底的谎言和欺骗，私有化并不能为广大民众提供更高的福利水平。相反，私有化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公，降低公平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加剧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在此过程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阶级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牺牲者。与西方不同，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使国有企业成为保障人民利益、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力量。中西方经济改革的横向比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降低国家的财政能力，导致国家治理危机
从短期来看，西方国家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获得一大笔收入，暂时解决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赢得了右翼群体的支持。但从长期来看，西方政府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和挑战：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出售殆尽，国家财政来源的可持续性受到根本影响；私有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寡头势力；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暴力和恐怖事件明显增多；地方势力“挟资源以自重”，国家的主权统一受到挑战。私有化最终冲击了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这是西方政治制度衰败的重要原因。
一是私有化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美国记者希·卡恩（Si Kahn）和伊丽莎白·明尼克（Elizabeth Minnich）在《鸡窝里的狐狸》中写道，美国政府推动私有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增加政府收入，缓解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但私有化的后果与政府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私有企业将更多的利润放入了股东和管理层的腰包，并且不断地从其运营的公共服务中克扣资金，以种种借口向政府索要更高的补贴。“‘补贴’这个字听上去清白无辜，其实却把我们公众缴纳的税金转入了以牟利为宗旨的私有化大公司的腰包。在当今这个由大公司主宰的世界上，这种现象既不罕见，也不违法。”沃尔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零售公司，其所有者是世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它从美国政府和州政府却能得到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政府对私人企业承担的公共服务的高额补贴，最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私有化没有让政府甩掉财政包袱，反而让政府和纳税人背上了更沉重的负担[12] 。
二是私有企业成为强势的政治寡头集团，影响政府作出决策的能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私有化过程加强了大型企业资本集团的实力，它们凭借强大的财富资源、人力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俘获政府的公共政策，成为控制政治的寡头集团。政府把公共部门的工作转交给私有化的大公司，而后者不但赚得了利润，而且控制了公共部门的更大部分，巩固了自身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控制者的角色。“金钱在政治领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大的角色，这是当今时代一个严酷的政治现实。认识到这一点是理解金权政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富人构成竞选经费的主要出资者，他们因而能够获得压倒性的政治影响力。” [13] 私有化等于是“让那只贪图利润的狐狸去保卫鸡窝”[14] ，只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寡头政治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加流于形式。
三是私有化加剧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社会治安问题更为恶化。德国联邦议会资深议员、罗马俱乐部成员、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ècker）等人在《私有化的局限》中指出，美国某些州将监狱和警察力量私有化，这使公共执法机构更加脆弱和不公正，富人区可能有更多的警力来保障安全，贫民区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在现实中，腐败的法官和追求利润的私人监狱合谋，致力于把更多的人送进监狱，其中很多人都是无罪者，或者是罪罚不足以入狱的人。不仅如此，“私营公司是没有兴趣来改造犯人的，因为只有当犯人待的时间很长，或者一旦被释放了还会再次被判刑的时候，才会产生利润”。政府出售监狱管理的责任，只不过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找到了一种“利用别人的不幸填满自己腰包的方法”，这简直是可怕的人间悲剧。公共执法力量的私有化使社会的不公正进一步凸显，整个社会秩序趋于混乱，民众的安全感再度下降[15] 。
四是私有化导致中央—地方关系的失衡，加剧国家分裂的政治风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苏格兰公投的启示》一文中指出，私有化还导致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盛行，地方势力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这对于国家的统一来说是巨大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将重要的经济资源剥离中央政府的控制，这是苏格兰独立运动崛起的重要历史原因。独立运动领导人“萨尔蒙德在阐述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能力时宣称，苏格兰现在是联合王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它拥有石油资源”[16] 。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面对苏格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与私有化，也表现出极其消极的态度，坦承自己“不喜欢对苏格兰做出‘权力下放’的承诺”。国家的私有化政策，以及随之带来的财政紧缩政策“对维护英国统一的宣传没有帮助”[17] ，这对英国国家治理构成了关键挑战。
从政治的维度看，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随着私有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的作用和力量不断下降，在政府财政预算、公共人力资源、社会动员能力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和挑战。与此同时，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不断扩大，成为左右国家公共政策的政治寡头，裹挟政府的决策过程。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导致了全面的社会治理危机，在应对疫情传播、调节社会关系、维护主权方面陷入严重的困局。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带来的政治问题更为严重，不少非洲国家因为私有化走向社会分裂乃至内战——这简直是血的教训。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国有企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应该引入更多的政治视角。
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加剧全球两极分化
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与其主导建立的全球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英美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私有化，进一步维系了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说的“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格局。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和推动私有化，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打开国内市场，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为新帝国主义的全面崛起进一步开辟了空间。在西方进步学者看来，帝国主义与私有化是紧密相关的，私有化成为美国的国际战略工具，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崩溃；私有化解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为西方跨国资本的掠夺扫清了障碍；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垄断价格，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困境；私有化成为最大的谎言和说辞，掩盖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事实真相。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私有化，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有效的政策工具与话语工具，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
一是私有化成为大国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俄裔美籍学者、南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罗伯特·V.巴里斯基（Robert V.Barisky）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私有化，已经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组成部分。苏联的政治解体与私有化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苏联私有化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集团攫取了大量的资源和利益，他们从经济寡头转变为政治寡头，成为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地方的精英集团“通过政治分裂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捍卫他们植根于财产私有化的新权利……在旧的自治共和国中出现的分离主义情绪不断强化”。当代俄罗斯显然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教训，普京政权坚决打击各种寡头势力，并在重要经济领域发动了“再国有化”的新战略，这对于维护俄罗斯政权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巴里斯基批评美国将私有化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导致苏联的国土分裂和经济低迷，俄罗斯应该坚决避免苏联的错误[18] 。
二是私有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资源的私有化，为帝国主义掠夺扫清障碍。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帕特里夏·图尔克（Patricia R.Stuelke）指出，美国通过学术、教育、文化等一系列的方式，塑造了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话语霸权，影响了中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改革行为，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以下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包括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这些领域的私有化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收购行为创造了条件[19]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完全的自由化，这为西方资本的全球掠夺开辟了空间，私有化成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美国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外国的物资和劳动输出，从而提高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占有权[20] 。
三是私有化导致跨国公司滥用自身的垄断权力，民众的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专家阿曼达·格拉斯曼（Amanda Glassman）指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共医疗领域私有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将公立医院转变为私人企业，并进一步推动制药业的全面私有化。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制药业大亨还通过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的垄断利益，不断提高医药价格，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制药公司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自行决定药品价格。公共医疗私有化使发展中国家卫生条件进一步恶化，普通民众无法享有就医的基本权利，也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私有化导致了世界在卫生健康条件上的分化，发达国家的有钱人享受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多数患者则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21] 。
四是私有化掩盖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事实真相，成为欺骗性的话语霸权。张夏准指出，西方通过新自由主义理论塑造了“经济学的谎言”，在掩盖自身掠夺真相的同时，欺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以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广泛地利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等，但是它们现在却指出这些政策是错误的，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这些“坏”的政策——这是一种“富国的伪善”。广大发展中国家迷信西方的私有化方案，导致自身陷入被剥削和掠夺的境地，却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认清事实真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欺骗性的说辞和谎言，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维护者。后发国家不应该听信西方的谎言和欺骗，应该勇敢走自己的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之外寻找更多的选择和方案[22] 。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更像是一个误导性的骗局。当代西方国家在发展早期普遍经历了国有化、政策扶持、贸易保护的阶段，但随着它们竞争能力的增强和技术优势的形成，西方国家就开始诱导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这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论调。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私有化，更多的是服务于西方跨国资本的掠夺需要，导致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各种“依附性陷阱”之中。在此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大人民受到西方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他们承担最辛苦的“外包”工作，赚取微不足道的收入，各种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方案之外，寻找新的发展方案，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
发表于 2021-4-26 23: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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