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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盲世界市场利益共同体 何来人命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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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31 23:28:0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德意志关税同盟[size=1em]编辑词条




德意志关税同盟 (德语:Deutscher Zollverein) 于1834年由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是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于1834年正式开始。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它也促进了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中文名称
德意志关税同盟
时间
1834年
提出者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外文名称
Deutscher Zollverein
组成国家
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











1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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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在1815年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其中有10个是帝国城市。直到1834年,德国境内依然关卡林立,并存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这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关税统一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拥有1050万人口的最强大邦国普鲁士,当时积极促进关税的统一。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普鲁士政府于1818年首先实行改革,在境内废除关卡,取消消费税和国内关税的征收,宣布商品流转自由。对进口工业品仅课征10%的从价税,同时允许原料免税输入。前者符合容克地主的要求,但却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受到工业资本家欢迎,但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双方围绕着税率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普鲁士废除内地关税对其他邦国有很大影响。在普鲁士带动下,北德6个邦国于1826年成立关税同盟,参加同盟的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取消了。1827年,南德两个大邦国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组成南德关税同盟,后来其他一些南德邦国也参加进来。1828年,汉诺威萨克森图林根各邦国和汉萨联盟城市组成了对抗普鲁士的中德关税同盟。但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它于1831年瓦解了。

1833年,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组成,参加的各邦国订立了为期 8年的关税协定,协定自1834年1月1日起生效。以后每逢协定到期即再行延长。开始时,这一同盟联合了北德18个邦国,1835年巴登公国、拿骚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加入后,领土共计 8.2万平方英里(超过当时德国领土 2/3),人口2500万人。只有汉诺威等一部分邦国未加入同盟。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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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国之间的贸易免税;对国外贸易统一关税制度和税率。关税同盟以普鲁士1818年的税法为蓝本制订关税政策。参加同盟的各邦国之间从1834年起废除全部关税。在对外贸易方面,倾向自由贸易,但对从英国进口的棉织品和呢绒等则课征保护性关税。关税同盟还致力于统一货币、度量衡制度和商业法规。各邦国于1838年和1857年签订一些专门协定,开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1868年又法令规定自1872年1月1日起在德国采用米突制,在1847年协定基础上统一了票据章程,1857~1861年间又制定了在1869年付诸实施的共同商业章程。1837~1844年间,关税同盟先后与荷兰、希腊、土耳其、英国和比利时签订了商业协定,同盟的国际地位很快得到巩固。

在当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同盟的成立有助贸易往来、减少内部竞争。而让同盟成立的主要功臣是经济学家弗里得里希·李斯特。基于同盟充满保护主义的色彩,它不容许奥地利加入;最后,这令奥国与普鲁士的竞争更为激烈。1866年,由于南德邦国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同盟解散。但在1867年,这些邦国愿意重返同盟后,它又重新成立。新同盟更具凝聚力,因为任何成员国都没有否决权

同盟由普鲁士建立。最初,成员国只包括普鲁士与她的邻国。由于普鲁士当时的领土东西分隔,同盟能帮助货物的运送。后来,经过普鲁市政府多年的游说,成员国陆续增加。那边厢,奥地利也积极组成她的关税同盟,但较为审慎,成员国也寥寥可数。

有些如Helmut Böhme的经济历史学家,就根据这个同盟的成功,质疑一般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主调。他们认为,由于普鲁士主导同盟的发展,以至能支配德国经济,更达成政治、军事联盟。最后,邦国都愿意接受小德意志的统一方案。故此,德国统一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同盟成立三十多年后,普鲁士人已经建立一贯的反奥立场。俾斯麦绝对不能在上任后短短几年内,做到这种效果。



3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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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同盟是德国历史上经济融合以及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最好范例,对它的探讨不仅可以拓展对德国民族统一研究的范围,而且也可以对正在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关税同盟建立的起因是国外学者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集中体现在这种商业和关税政策的联合体究竟是基于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是经济发展、工业扩张以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的需要,还是政治保守和分立主义抵制自由民主思想的产物?应该说,对关税同盟的解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19世纪初,德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思想的冲突十分剧烈。一方面,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德意志解放战争的鼓舞,自由进步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在德国形成并通过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并进而由理论而转入各种规模和层次的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但另一方面,政治保守力量和分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保守派借助国家力量抵制新社会集团的壮大和民族运动的发展。德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即邦国分立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被摧毁后,也继续保留它传统的特征,决不肯轻易放弃“领土”和“主权”独立。关税同盟的产生正是这样一个复杂时期的产物,因而也必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混合了传统和现代的目标。

建立关税统一政策是1815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长期的国家分裂割据、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的五花八门、重重关卡的限制,德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特别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取消后,原先受到保护而得到发展的德国工业,面对外国工业品尤其是英国工业品的强大竞争,纷纷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德国的农产品如牲畜、谷物等在国外市场却又遭到猜忌和抵制。唯有取消境内关卡,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征收联邦边境关税,确立统一关税体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社会舆论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改革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新闻界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就关税政策展开讨论,各地社会团体要求建立统一关税的请愿运动也高潮迭起。德国各邦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对关税政策的改革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们提出许多新的倡议,并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当局的报纸和文章指导舆论导向。在德国,正是政府中的这类特殊群体——“官僚自由主义者”,才是实现经济变革的主导力量,后来成立的关税同盟也就是这种国家权力机构的杰作。

但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无法直接促成关税统一体的产生,德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取消德国关税壁垒的问题提出了讨论,但邦联在梅特涅的压力下,担心关税统一会产生“民主和超国家”的政治后果,而各邦因为“主权意识”,也不愿放弃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因而邦联条例第19条只通过了“各邦将来在德国的商业和交通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含糊解释,实质性的问题被拖延搁置。

当然,经济利益的差异也是统一的关税体制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而莱茵和西里西亚之间的中德地区工业企业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工业化开始萌芽。至于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经济的主要特点则是农业兼小企业生产。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商业利益,以谷物出口为主的北部农场主和商人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而西南部的工业家、手工业主则强调关税保护

普鲁士首先推动了关税统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1818年普鲁士颁布“新税法”,推行自由主义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取消一切商品进口的禁令;同时废除境内税收和商业关卡,建立统一税制。普鲁士这种撇开邦联独树一帜的特殊政策招致了其他邦国的愤怒和抗议。为与普鲁士分庭抗礼,中南德各邦开始靠拢,几经摩擦冲突,1828年1 月达成巴伐利亚—符腾堡关税同盟条约。同年8月, 在“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德商业联合。但中南德关税同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商业自由,也缺乏共同的关税税率。相比之下,普鲁士的关税体系则显示了经济和政治分量,为广泛意义上的关税统一提供了基础。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斯塔特根据普鲁士税法原则订立关税同盟条约。 7 年之后, 即1834年,那些原先担心主权丧失的邦国,如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图林根各邦等也先后加入了普—黑关税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国关税同盟正式生效。



成立原因

德国的统一受阻

关税同盟的成立是德国各邦权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的决定。

首先是各邦的财政需要。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是那个时期大多数邦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以普鲁士为例,1820年财政赤字达到217,248,762塔勒,相当于国家四年多的收入。(注: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19世纪德意志史》(Treitschke, The German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第3卷,伦敦1918年版,第385页。)其他邦国情况也与普鲁士类同。关税区域的建成将有助于减缓债务问题,因为它至少可以获取原先因境内关卡林立,支付庞大行政开支和走私活动而白白流失的大量年税入。这笔税入数额是惊人的,在黑森公国每年进口税所得就无端地消耗在它的行政费用上。无怪乎关税同盟的奠基人莫茨会乐观地提出,建立统一关税区,加强对财政的有效管理将很快消除可怕的财政赤字。(注: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19世纪德意志史》,第4卷,第253页。)1818年普鲁士新税法的一个直接经济后果就是税收收入的增加和税收行政成本的降低。当时普鲁士的行政成本只占税收总收入的15%,而同时期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分别达到25%和43%。(注:H- W·哈恩:《19 世纪的经济融合》(H- W.  Hahn. WirtschaftlicheIntegration im 19. Jahrhundert),哥廷根1982年版,第26页。)当然,征收关税的区域越大,税收的成本也就越小。1828年黑森公国陷入财政困境,莫茨便利用这个时机,促成了普黑联合。根据普鲁士—黑森—达姆斯塔特关税同盟条约,进出口关税所得收入各邦按人头平均分配。这种利益均分的原则对未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极富吸引力。那些原先指责达姆斯塔特政府“判断失误”的邦国也纷纷加入关税同盟。1834—1842年,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人均收入每年提高5%。(注:R·蒂利:《从关税同盟到工业国》(R. Tilly, Vom  Zollverein  zumIndustriestaat),慕尼黑1990年版,第41页。)这一成果显然是关税同盟克服邦国分立主义的有利武器。

其次,关税同盟的成立可以保护君主权力和邦国生存,抵制自由主义革命。30年代是革命性的年代,各邦君主虽然反对任何将导致主权削弱的关税统一体,但更难以容忍的还是资产阶级因对德国经济环境的失望和愤怒而采取过激行动,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可怕前景。因此以牺牲邦国部分主权为代价,支持统一关税政策,成为“争取资产阶级脱离雅各宾主义”的唯一手段。(注:A·J·P·泰勒:《德国史的进程》(A. 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纽约1946年版,第62页。)关税同盟也就因而成了民族统一的替代物。

事实上,关税同盟的组织原则也表现出它并没有损害邦国主权,相反则体现了尊重或至少不改变邦国主权的特点。关税同盟的组织机构建立在平等和非集中化原则基础上,同盟的最高机构是代表大会,由各邦派代表组成;同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税率的改变必须由成员国全票通过;同盟试验有效期8年,期满后各邦有解约和退出的权利。此外, 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使得同盟成员国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的同时,多了选择奥地利与普鲁士抗争的筹码。正如普鲁士外交大臣冯·维特恩在1840年4月13 日写给慕尼黑公使登霍夫的信中所说的:“建立关税同盟的政治思想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政治颠覆的意图,……我们不想让邦国因为牺牲自己的意愿而感到懊悔。”(注:H-W·哈恩:《德国关税同盟史》(H-W.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哥廷根1984年版,第339页。)达姆斯塔特的杜·梯尔也认为各邦虽然在商业政策上实现了联合,但经济和政治还是可以分开的。(注:哈恩:《19世纪的经济融合》,第89页。)

总的来说,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于经济政治诸多方面考虑,某种程度上抑制分立主义思想的结果。它的产生既不具备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明确思路,也不单纯是传统的封建复辟。它不是德国未来民族统一体的大胆设想,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德国经济统一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德国分立主义力量,并最终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

30年代是德国工业起飞的阶段。因此,对于关税同盟和德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关税同盟开始了德国的工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另一种观点则持谨慎态度,以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一些基本要素,如劳动、资本、国内需求等等,对关税同盟不能做过高估计。笔者认为,德国工业发展在30年代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关税同盟引起的,很难测定;德国工业革命由关税同盟引发,说法也很勉强。但至少有一点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关税同盟,德国的经济进步会更艰辛,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摩擦。

关税同盟的成立在短时期内对德国经济并没有发生质的影响,它的成立没有象人们期盼的那样实现国际商业政策的根本变革。关税税率是南北妥协的结果,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取了折中。一些商品如盐和纸牌等继续保持国家垄断;啤酒、葡萄酒、烧酒和烟草等消费品各邦仍有权征收较高的税收,以补偿因其他商品税率下跌造成的损失;经济统一的各种立法也还远远没有出笼。同盟内成员国之间利益矛盾重重,分立主义和对自治主权的看重使关税同盟体系的每一点改革和完善都充满了阻力。

但是不可否认,关税同盟的成立及其他的发展仍对德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首先,它在很大范围内取消了德国境内的关税壁垒,为商业注入了活力。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除奥地利之外3/4的土地上,2300万人口中实现了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统一。1834年1月1日凌晨,长串长串载满货物的四轮马车等待通过边境线,这一壮观的景象预示德国内部市场商业流通扩大的开始。

其二,度量衡和货币制度的逐渐统一。关税同盟成立后,由于涉及到征税和同盟内收入再分配等实际问题,需要对各邦不同的货币关系进行协商。1838年的德雷斯顿货币条约就货币兑换率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宣布在银本位基础上确定两种货币流通区域,即北德的塔勒区和南德的古尔登区,塔勒与古尔登的比价为4∶7。在此期间,还出现了纸币问题。普鲁士除控制各邦纸币的使用外,还加强了普鲁士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到60年代,普鲁士银行发行的纸币控制了德国很大一部分货币流通,货币统一由此在大范围内形成。关于度量制度,1833年关税同盟国制定了关税重量单位——关税公担。1关税公担等于50千克, 并逐渐取代了各邦的重量体制。

其三,交通运输状况的改进。由于担心贸易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损失,同盟各邦都把改善交通视为克服这一危险的好办法。首先是铁路,30年代开始受到各邦政府的重视,四、五十年代对铁路的投资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递增,50—80年代,铁路资本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从2.8 %增长到7.4%。铁路长度1850年5856公里,到1870年则达到18,876 公里。(注:R·吕洛普:《19世纪的德国》(R. Rürup, Deutschlandim19. Jahrhundert),哥廷根1984年版,第75页。)铁路路线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关税同盟的影响, 铁路枢纽往往是扼贸易咽喉的城市,如柏林、莱比锡和科隆等,因商业流通的需要将城市和地区连接起来。关税同盟和铁路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李斯特在30年代就将它们视为德国现代化的“连体双胎”。其次是河道运输。1800年一宗货物从易北河上的汉堡运往马格德堡通行税需付14次;美因河上从班贝格运货到美因兹付通行税33次。1831年莱茵河沿岸的各邦接受了“美因河—莱茵河船运条例”,宣布了收税和堆货权的无效。而关税同盟成立之后,在它的范围内更是免除了河道通行税,大大保证了货物运输的畅通。

其四,关税同盟对德国工业起了刺激和保护作用。虽然采取较低的关税政策,扩大国外产品的进口,使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尖锐化,导致一些传统手工工业的破产,但另一方面,因为鼓励新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进口替代品的生产速度加快,传统企业结构也被迫进行调整改造。同时,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废除了贸易壁垒,商品交通费用下降,而它们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又得到增强,因而使国内商品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更不用说对一些工业部门如糖、棉毛和铁制品等,关税同盟还进行了有选择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恰恰是以往小邦国所做不到的。关税同盟的建立并没有直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阻止40年代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保证德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渡。1844年,库尔黑森政府就关税同盟对工业的影响做了一个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大企业对这个机构的有利后果产生争议,尤其是博肯海姆的企业对关税同盟充满了赞美之词。(注:哈恩:《德国关税同盟史》,第169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关税同盟加强了德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不同的经济区域慢慢地融合成为共同的民族市场,逐渐形成民族经济。随着商品贸易的增长,铁路河道运输的改进,工业的发展,税率政策的调整以及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简化了商品交换的方式,同盟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




机构发展

从各邦商品流通的状况看,60年代,萨克森王国2/3的谷物来自普鲁士,南德诸邦所需的生铁、石煤等工业原料也主要由普鲁士提供。尽管有普鲁士和萨克森工业的竞争,但南德的工业品仍因关税同盟扩大了市场,在美因兹以北找到了销售机会。超越邦界的劳动分工在关税同盟区域内也得到发展,除了重新恢复老的合作关系外,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合作企业。例如萨克森企业家在巴伐利亚的霍夫地区投资设厂从事纺织业生产,而巴伐利亚的织工同样也在毗邻的萨克森染坊中从事劳动,目的都是想利用对方低廉的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邦国之间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莱茵—美因地区尤为突出。蒸蒸日上的铁路建设对资本的需求急剧扩大,而传统的信贷方式已无法满足。因此从50年代以来,关税同盟内各邦之间加强了金融的互相渗透。普鲁士银行家梅维森、奥本海姆等先后在邻国建立新的商业银行,而1853年成立的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则是由科隆的大资本投资建立的,它为关税同盟区内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险和抵押行业和金融信贷业一样,也在邦国间加强流动。

关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相互运动。随着同盟区域的进一步扩大,1836年巴登、拿骚、法兰克福加入关税同盟,1842年又有不伦瑞克参加。到1851年德国关税同盟已包括454,109 平方公里,2900多万人口。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逐步形成。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民族层次的政治和社会也加快了组合进程。一个民族统一国家的未来前景已经粲然若现。

德意志的民族问题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是普鲁士的预谋。以特赖施克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神话化关税同盟,将它视为普鲁士君主和杰出政治家精心铺垫的“第一块通往帝国的奠基石”,这种说法有悖于实情。事实是,关税同盟并非普鲁士一邦的杰作,而是各邦官员、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动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普鲁士在德国拥有特殊地位,推动并为关税同盟打下了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担当起指导德国经济政策的任务,并成为德国未来政治的领导力量。




发展原因

德国的经济发展受阻,普鲁士的特殊地位得益于它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普鲁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境内的鲁尔区、萨尔区和上西里西亚是德国最重要的三大矿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可以使它采取开辟一个大的销售区域和减少边境监察开支等办法,吸引那些没有能力实行独立经济政策的中小邦国向它靠拢。关税同盟建立后,普鲁士经济优势更为突出,中小邦国对它的经济依赖也更加强。1857年关税同盟内95%的生铁来自普鲁士,即使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萨克森也必须向普鲁士订购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制品也在普鲁士找到了广阔市场。仅以黑森地区为例,1852年普鲁士吸收黑森—达姆斯塔特皮革的40%,价值100 万古尔登;烟草43%,价值168万古尔登;葡萄酒50%,150万古尔登;土豆和谷物340万古尔登。向普鲁士商品的总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达到1100 万古尔登。(注:哈恩:《德国关税同盟史》,第170页。)在分立主义倾向严重的南德地区,对普鲁士经济的依赖虽不能直接感觉到,但仍不能低估它们内部工业与普鲁士资本的联系程度。普鲁士活跃的银行资本以贷款方式不断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亚渗透,尤其是1866年后,普鲁士控制了法兰克福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强了对普鲁士资本的依赖。

与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密切与中小邦国经济联系的努力相反,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经济关系上却分离得越来越远。这一现状是由奥地利保护关税的政策造成的。其原因一是哈布斯堡国家地理环境与德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绝,自给自足而没有重要的外贸;二是经济落后,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语地区,工业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而是修筑一道人为的栅栏,把自己和那些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一个统一而扩大的经济区域的中小邦国分隔开来。

普鲁士在德国经济统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利于奥地利的结局。1850年关税同盟无论在农业经济还是在工业生产上都比奥地利占据优势。1865年,普奥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在普鲁士,1930万人口中45%生活在农村,而奥地利3750万人口中却有70%从事农业劳动。普鲁士铁路长度达11,000公里,而奥地利仅有6600公里。生铁产量普鲁士有85万吨,奥地利只有46万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15,000台,80万马力,而奥地利却只拥有3400台,10万马力。(注:哈恩:《19世纪经济融合》,第276页。)奥地利放弃了德国经济的领导权,而把关税同盟,进而也是指导德国经济发展的大权交给普鲁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点政治上的帮助,以慰抚它们对普鲁士霸权主义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小邦的了。

伴随着经济地位在关税同盟中的确立,普鲁士领导德国政治的新形象也开始树立起来。尽管梅特涅在关税同盟成立之时,因考虑在邦联政治上与普鲁士的合作,避开了对同盟采取打击措施。但他仍然预感到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对德国邦联,尤其是奥地利的可怕威胁。关税同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打破德国的均势,确立普鲁士在德国事务中的“特殊地位”。(注:T·尼佩代:《德国史:1800—1866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361页。)国外的舆论也把关税同盟与普鲁士的政治力量挂钩,法国驻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认为关税同盟是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普鲁士在邦联的巨大体系中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注:H-W·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H-W.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3年版,第29页。)

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的支持是普鲁士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南部资产阶级反对关税同盟的呼声很大,但大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从关税同盟中看到了克服国家分裂的力量,把关税同盟视作政治统一的前提。大资产者,尤其是莱茵的大资产者,从30年代普鲁士的经济活动中看到普鲁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鲁士注定要承担起“德国使命”的重任。(注:E ·策希林:《德国统一运动》(E.  Zechlin, Die Deutsche Einheitsbewegung),法兰克福1961年版,第89页。)1859年成立的“民族协会”以自由贸易为宗旨,明确表示支持普鲁士完成德国使命,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德国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

普奥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终于爆发公开冲突。焦点在于关税同盟和关税统一体,但实质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以何种方式解决。1849年10月,奥地利提出中欧关税统一计划,想以哈布斯堡为核心,建立一个从尼门到博登湖,从尼德兰阿德里亚和下多瑙河,人口达7000万之众的关税区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并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遏制关税同盟中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树立奥地利在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




发展状况

在选择亲普还是亲奥的问题上,关税同盟各邦陷入矛盾之中。虽然在政治上它们不情愿受普鲁士的支配,为保护邦国的独立,更愿意借助奥地利的政治影响与普鲁士抗衡。但在经济上,它们始终无法摆脱对普鲁士的依赖。萨克森没有普鲁士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它依靠转手贸易,需要享受关税同盟的优惠待遇。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工商业是通过普鲁士控制的莱茵河道与北海相连的,与关税同盟的脱离会带来贸易上的巨大损失。同盟成员国中那些在其他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集团,如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贸易者和关税保护者,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农民、小商贩和职员,在涉及关税同盟的问题上团结起来,以真正商业政策的利益为共同信念,反对与普鲁士在关税政策上的分离。经济利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邦国的政治行动。

普鲁士也充分利用各邦对它经济依赖的心理,以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为武器,时时以废除关税同盟相威协,对其他形式上平等的成员国施加强大的经济政策压力, 并根据自己的愿望来确定关税税率的高低。 1851年,普鲁士以关税政策上的一些优惠条件与汉诺威签订商业条约,致使1854年汉诺威和整个税务同盟,包括奥耳登堡在内都参加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从此打开关税同盟与北部的经济联系。1853年关税同盟期满,但各成员国出于经济考虑和普鲁士的压力同意续约12年,奥地利的关税统一计划受挫。1863年普法签订商业协约,普鲁士在重要的经济政策战场上赢得法国支持,而与此同时奥地利与德国各邦进行的第二次关税问题谈判却再度失败。1866年,普鲁士成功地排挤了奥地利,最终确立小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霸权。1867年普鲁士建立关税议会,重组关税同盟,削减关税和简化关税格式,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如建立商业法庭,颁布企业自由条例,取消成立股票交易所的种种限制等办法改善关税同盟区的经济环境。普鲁士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以经济为纽带化解南德与普鲁士的政治对立, 以物质统一达到民族统一的远大目标。1871年,普鲁士终于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了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建立。

在邦联体系之外建立起来的关税同盟,从它成立之时起就表明不纯粹是税率政策的问题,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则更进一步显示出,它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涉及到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在关税同盟身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于德国国民经济史学家G ·施穆勒认为,1818年普鲁士的商业和关税立法在某种意义上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注:阿·迈尔:《关税同盟和俾斯麦的德国政策》(A. Meyer,Der Zollverei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Bismarcks),法兰克福1986年版,第351页。)莫茨也坚信,国家在关税和商业政策上的联合会引导出政治体系的统一,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注:阿迈尔:《关税同盟和俾斯麦的德国政策》,第351页。)经济基础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关税同盟做为经济统一的基础,合乎逻辑地成为德国政治统一的推动力量。

但是,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并不否认政治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关税同盟推动德意志帝国建立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并没有避免战争的爆发。因此要充分估计到德意志邦联向心力和邦国的分立主义,尤其是南部强烈的“第三德国”的思想。奥地利不会轻易放弃德国政治领导权,在中欧计划失败,甚至在被赶出德国之后,奥地利还继续采取与南德和法国的合作,调整贸易政策以迎合南德的利益,威胁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地位。中小邦国特别是南德诸邦也不愿一味顺从普鲁士的政治压力,为维护它们介乎于普奥之间独立的政治立场,寻求奥地利的保护以抗衡咄咄逼人的普鲁士。1866年南德站在奥地利一边参战就表明关税同盟还不足以消弭它们对普鲁士霸权的敌对态度。战后,普鲁士在政治上的威胁更加深南德的不安和不信任,它们极力抵制关税议会,使普鲁士认识到政治统一只用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关税同盟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参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不会如此顺利。

另外,俾斯麦对关税同盟的灵活利用和掌握也是德国民族统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麦非常重视关税同盟对普鲁士的政治价值,也明确表示要通过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建立政治统一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注:H ·伯姻:《德国通向大国之路》(H.Bhme,DeutschlandsWeg zur Grossmacht),科隆1974年版,第126页。)但他从来不把关税政策看成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把它置于普鲁士全局政治的考虑之中。应该说,单纯的关税同盟并没有决定意义,它只有通过政治家理智而谨慎的判断,灵活而巧妙的运用才具有政治价值。




4
相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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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最初的关税协定。

1831年:黑森—卡塞尔加入。

1834年: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图林根等邦国加入。

1851年:汉诺威与奥尔登堡加入。

186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Kausenburg与梅克伦堡加入。

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予德国。两地加入同盟。

1888年,汉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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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1 23:51:05 | 只看该作者
习近平《求是》刊文: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 刀刃向内的勇气
发布/2019年7月31日 6:00 PM
更新/2019年7月31日 6:01 PM
Sina Weibo  Email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明天将发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文章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据新华社报道,文章称,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文章也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文章强调,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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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1 23:52:31 | 只看该作者
美国前驻港总领事 冀北京给香港空间
发布/2019年7月31日 8:13 PM
更新/2019年7月31日 8:14 PM
Sina Weibo  Email

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说,美国对港政策应持续在《香港政策法》框架内运作,但华盛顿应更积极与香港接触,不要把香港看作次要议题。他也向北京政府建言,冀北京在对港事务上“退一步”,给予香港更多空间。

据《明报》报道,唐伟康周二(30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讨会上,谈及香港近期的局势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唐伟康说,他希望中央政府在对港事务上要冷静后退,在北京和香港之间创造更多空间。

作为前美国驻香港最高层级的外交官,唐伟康建议美国及其他外国政府多与香港接触,并坦诚直率地发表对港看法,但也別因香港涉及中国议题而夸大香港面临的情况。

唐伟康认为,如果美国对港政策偏离《美国—香港政策法》的框架是不明智的举动。《香港政策法》载明,如果香港不再享有足够自治,美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是否给予香港特殊待遇。被问到是否认为香港仍享有“足够自治”,他引述国务院早前报告称,香港自治仍足够但在下降。

唐伟康说,“香港的成功在于其与中国不同,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近年来北京与港府似乎忽视了这一让香港与众不同的关键,同时也低估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焦虑。

报道称,唐伟康在演讲中还说,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将美中贸易等首要目标放于优先位置,而把香港等议题列为次要议题。他呼吁,华盛顿对外政策不应只是关于交易,应坚持原则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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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如美不插手香港事务 中国欢迎发布/2019年7月31日 5:17 PM
[size=1.3em]Sina Weibo
  
[size=1.3em]Email


[size=1.1em]

针对香港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美国能证明和承诺不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中国欢迎。

据央视新闻报道,华春莹说,根据近期以来媒体很多公开报道的信息,大家只要不带任何偏见,或者是不带有选择性地睁眼或闭眼,都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也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她强调,现在的确需要美国给世界一个诚实、坦诚的交代或说明。“当然,如果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的确不以任何的方式插手香港事务,中方会非常欢迎”。她还表示,什么是和平地表达诉求,什么是极端的暴力行为,应该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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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宣布暂缓自由行 韩国瑜:台湾人民并不等于民进党
发布/2019年7月31日 7:11 PM
更新/2019年7月31日 7:12 PM
Sina Weibo  Email

针对中国大陆自明天(8月1日)起,停办个人赴台旅游签证,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透过新闻稿回应称,他非常清楚大陆观光客对台湾观光产业的重要性,并强调“这再一次的证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

高雄市政府新闻稿写道,韩国瑜非常清楚大陆观光客对于带动台湾观光产业的重要性,并说中国大陆一旦采取暂停所有台湾通行证的核发和申请,必然将会对台湾当前已经相当辛苦的观光产业,再度雪上加霜。“这再一次的证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

韩国瑜也透过新闻稿,呼吁大陆理解“台湾人民并不等于民进党”,强调“这样的措施对两岸交流与发展没有帮助,只是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同时,他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谨慎面对,妥善处理互动机制,不应该动辄为两岸正常交流扣上红帽子,“这才符合大多数善良台湾老百姓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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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 00:25:49 | 只看该作者
郝贵生:建议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认识论的文章

2019-07-25 10:35:5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郝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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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前几天写了一篇谈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文章《“存在即合理”正确吗?》,中心思想是要求我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辩证的分析,获取对事物正确与错误、善与恶、肯定否定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和中国当今最大的“否定”和“肯定”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这个“肯定”因素内部成长起来的“否定”因素。不正视、承认和同当今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因素即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现象做坚决的批判斗争,能是合格的共产党人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文章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的文章。

  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意义上讲,是关于认识的来源、发展、检验、作用的学说。广义上讲,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认识的目的就是如何获取正确的认识?如何同错误的意识做斗争?如何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如何改造世界?如何指导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实现“两个决裂”的实践,如何促进人们实践的发展,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如何推动历史发展进步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非常重视学习、研究认识论,毛泽东更是如此,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他自己也是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范和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复杂的形势、目标、任务,更加需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此才能够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继续长征、继续革命的极其艰巨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其中三篇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完成的。最近,笔者学习《毛泽东文集》第8卷,又读到毛主席60年代写的几篇认识论文章,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结合中国当今的形势和任务,感受颇深。笔者认为,不仅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要学习这几篇文章,所有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包括高中级干部也都要认认真真学习和研究这几篇文章。正如其中一篇文章中毛主席所说:“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有助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形成和制定我们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几篇文章是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至1965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见附录)。笔者概括这几篇文章重点和主要思想是:

  第一,强调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主席说,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民主革命时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961年,毛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对领导干部要求“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的?》再次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头脑中固有的,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殷切希望“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第三,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思想。毛主席《实践论》中阐述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毛主席1963年再次重申这一思想。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

  第四,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毛主席说:“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主席还说:“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第五,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哲学要变为群众实践的尖锐武器。毛主席说,各级党委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主席还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不是来自自己头脑中的某种观念,而“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路线,“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第六,强调领导干部要改造世界观,自觉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第七,强调人类历史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毛主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周总理1964年三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

  第八,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要自觉运用其分析认识一切事物和过程。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中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枝节、实例,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就是指出要达到认识的客观性,必须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继承列宁思想,再次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毛主席在其它许多著作中多次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特别是充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不认识这个矛盾,就不能认识社会主义,就不能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第九,强调实践的主体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阶级,党也是认识主体。于光远同志问毛主席:“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毛主席认为是正确的,且接着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党“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毛主席这里强调党是认识主体,阶级也是认识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也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认识主体的阶级性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极其重要的观点。

  第十,实践出真知。毛主席说:“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多年来,我们党内同志读书风气差了,读马列的风气差了,读毛主席书的风气更差了,导致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闹出许多笑话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来自实践为实践证明并指导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其丰富、深刻的精华内容。笔者建议全党认认真真学习毛主席这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9年7月23日)

  【附录】第一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233—237页)

  【附录】第二篇: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963年5月)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20—322页)

  【附录】第三篇: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63年至1965年)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23—327页)

  【附录】第四篇: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1964年8月)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89-395页)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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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2019年07月31日 00:00:00
来源:解放军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中国政府日前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中国有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统一才能安享和平,民族分裂必然战乱频仍。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分裂状态,但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演进的主旋律,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理念,早就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民的血脉里,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是保持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精神源泉。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从历史上看,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兴衰紧密相连。祖国完全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夙愿,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浩荡潮流。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既充分考虑照顾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只有国家统一,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岸同胞应携手同心,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参与者、奉献者和受益者。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注定会失败。白皮书强调,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图谋推动“法理台独”,强化敌意对抗,挟洋自重,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外部势力视台湾为“棋子”,企图“以台制华”,遏制中国和平发展。但无论“台独”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湾的前途只有一条,就是与祖国统一,“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对外部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必然会撞得头破血流。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面对外部干涉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面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的猖獗行径,中国军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白皮书强调,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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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 18:39:13 | 只看该作者
阿拉法特博物馆装满民族记忆

2019-08-01 09:04 环球时报  黄培昭

  【环球时报赴巴勒斯坦特派记者 黄培昭】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城,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陵墓近在咫尺的地方,一座现代化流线型两层白色建筑格外醒目,那便是阿拉法特博物馆。日前,《环球时报》记者赴拉姆安拉采访,抽出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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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建设一再推迟

  阿拉法特博物馆紧挨着巴勒斯坦总统府,位于阿拉法特墓旁边。博物馆由上下两层石头建筑构成,整体呈乳白色,在夏日强烈阳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工作人员扎哈尔介绍说,阿拉法特博物馆始建于2010年6月,2014年12月完工,2016年11月10日对公众开放。事实上,在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国家,阿拉法特的名字很响亮,他已经成了巴勒斯坦的一张名片,是巴勒斯坦为争取自由和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象征性人物。

  与阿拉法特墓同时竣工的,还有一座清真寺。阿拉法特墓、清真寺及后来建立的阿拉法特博物馆,三者共同构成“阿拉法特纪念馆”。早在阿拉法特墓竣工的第二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便为建造阿拉法特博物馆进行了奠基,而正式开工、竣工和开放,却晚了不少年。“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财政紧张等”。扎哈尔解释说。

  纪念阿拉法特的一生  不过阿拉法特博物馆落成后,成了一个单独的建筑结构和建筑单位。对此,扎哈尔说,虽然名义上它与阿拉法特墓和清真寺被泛称为“阿拉法特纪念馆”,但在实际层面,博物馆是相对独立的。扎哈尔说:“来参观的人们,分别拜谒阿拉法特墓,然后接着逛阿拉法特博物馆的居多”。

  阿拉法特博物馆很现代,无论从设计,还是建筑风格、建筑质量,或是里面展品布置摆放的讲究,与西方国家博物馆相比并不逊色。而博物馆的设计者,却是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当地人,他便是已故著名巴勒斯坦建筑设计家贾法尔·杜甘,杜甘因设计阿拉法特博物馆而更加被巴勒斯坦人所爱戴。

  博物馆的一层,包括好几个曲径通幽的廊道,主要介绍阿拉法特不平凡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中独特的辉煌事迹以及家庭情况和日常生活等。有弥足珍贵的旧照片,有难得的历史影像,有发黄的旧文件、旧信件、旧协议,更有阿拉法特生前用过的大量实物,包括军装、鞋子、钢笔、手枪、墨镜、放大镜、听过的收音机、读过的书籍以及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证书、奖品等等,数千件藏品都配有通俗易懂的详细文字说明,使人能够很快知悉内容、进入历史,与博物馆的主题及主人公融为一体。

  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为珍贵的,是阿拉法特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做的历史性发言,有完整、相对清晰的画面,有铿锵有力、甚至可以作为学阿拉伯语听力标准教材的声音。记者听到阿拉法特声情并茂地说:“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那些称我们是恐怖分子的人试图阻止世界公众了解关于我们的真相,试图阻止我们接受公平。”一时间,历史仿佛定格,时光回转,使人若有所思。

  博物馆的地下一层,是按照原样复原的阿拉法特被以色列军队围困的办公室、客厅、卧室、厨房以及警卫人员的住处等。所有房间都十分简陋,保持着当初的模样。阿拉法特忠诚的安保人员在通往地下室的入口处堆起高高的沙袋和水泥袋,以抵挡以军的入侵。房间的地板上,散放着被褥、枕头和衣服,旁边还放着几把冲锋枪,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窗户都用沙袋封了起来,以期起到防弹的作用。可惜,区区数个保镖,手持轻武器,怎能抵得过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的重型坦克?阿拉法特在围困中身染重病,不幸辞世。

  “装满民族记忆的巴勒斯坦缩影”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观阿拉法特博物馆和拜谒阿拉法特墓的人不少,很多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阿拉法特墓前,记者注意到,一群西方人神情肃然地在阅读墓碑上的文字,并窃窃私语。

  阿拉法特生前曾说,他希望被埋葬在故乡耶路撒冷。由于尚未实现和平,耶路撒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巴勒斯坦人只好在拉姆安拉为阿拉法特建造了这个“临时陵墓”。陵墓的设计,尽量体现了他的遗愿。陵墓由来自耶路撒冷的米色大理石制成。位居中央的陵墓三面环水,陵墓下方安置铁轨,暗示此处并非阿翁永久安葬地。陵墓旁边高30米的清真寺宣礼塔塔尖上,放出一束直指耶路撒冷的激光,象征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的魂牵梦萦。

  “这是我们巴勒斯坦当代史的生动缩影”。陪同记者参观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事务和中国部秘书长阿里动情地说。“这里的内容太丰富了,它不但囊括了作为巴勒斯坦象征和旗帜的阿拉法特的全部生平,而且还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当代历史、社会和生活,尤其是巴勒斯坦为谋求自由和解放而孜孜以求的足迹”。

  对于阿里的话,记者深有同感。而扎哈尔送给记者的小册子上也写道:亚西尔·阿拉法特博物馆,矗立在与他的主要办公室及最后指挥部相连的最后战场上,俯瞰着他的临时陵墓,博物馆见证了阿拉法特的人民在充满灵感的象征和对空间深刻、永恒的记忆中的传奇告别,这是一个装满巴勒斯坦当代民族记忆的博物馆。


阿拉法特博物馆——为了和平的纪念2017-05-18 08:52:36|来源:国际在线|编辑:王瑞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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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内的照片展现了巴以冲突的真实场景。摄影 孙伶俐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颜旭、孙伶俐):巴勒斯坦的博物馆不多,其中有一座比较特殊,于2016年11月9日正式开馆,才半年的时间参观人数就已经达到了上万人,这就是位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博物馆。
  阿拉法特博物馆毗邻巴勒斯坦总统府,位于阿拉法特墓旁边,是一栋两层楼的白色建筑,地下一层就是按照原样复原的阿拉法特生前被以色列军队围困的官邸。阿拉法特不仅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于1989年当选巴勒斯坦总统,而且在他的推动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93年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为此,阿拉法特还赢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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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阿拉法特。摄影 孙伶俐
  阿拉法特博物馆的藏品有数千件,除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文件和视频资料外,还有阿拉法特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历史性发言时所戴的墨镜、标志性的黑白相间的头巾以及他1994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此外还有阿拉法特生前使用过的《古兰经》、收音机、手枪和军装等物品。
  阿拉法特博物馆的导游侯萨姆介绍说,最近每天到这里参观的游客都有好几百人,有的是本地人,还有大量的外国游客,比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游客,他们到拉姆安拉的第一站基本上都是来这里参观,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阿拉法特,他们都是慕名而来。他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010年为博物馆奠基。为纪念阿拉法特的牺牲(2004.11.11),博物馆选择在去年的11月开馆。博物馆不仅介绍阿拉法特的生平,还包括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巴勒斯坦事业,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2004年阿拉法特牺牲,很全面。观众可以了解到各个阶段的历史。”
阿拉法特博物馆展厅内景。摄影 孙伶俐
  在阿拉法特这位传奇老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一直被以军围困在拉姆安拉的总统官邸内。官邸多次遭空袭、炮击和坦克破坏,以军还切断了官邸的水、电及电话通信。阿拉法特只能靠一些饼干和罐头食品生活。2004年,阿拉法特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在以方允许下,阿拉法特前往法国就医,11月在巴黎逝世,享年75岁。
  来自以色列北部拿撒勒的阿里·夏新曾经来过阿拉法特博物馆,这次是专门陪朋友来参观的。每次来这里,他都很受感动,希望巴以之间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他说:“从博物馆我了解到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2004年的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斗争从1924年到最后被围困了3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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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博物馆外景。摄影 孙伶俐
  来自美国波士顿的阿梅利亚这次带着儿子一起来参观阿拉法特博物馆。她喜欢旅游,喜欢体验不同的文化,因为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巴以冲突,所以就想到阿拉法特博物馆来看一看,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真相,加深对巴以问题的理解。阿梅利亚希望巴以之间能尽早实现永久和平,而她的儿子朱利安却已经开始身体力行,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希望能为巴以和平做贡献。朱利安现在在拉姆安拉的一所音乐学校做短期志愿者,教当地孩子学音乐。他认为巴勒斯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值得了解的东西太多了,虽然很多传统文化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是正在慢慢恢复。朱利安认为,巴勒斯坦人热爱音乐,而音乐有助于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包容,放弃暴力对抗。
  朱利安说:“大约8个月前,2016年9月,我认识的音乐家和我联系,他们告诉我如果你想做点事情,让世界变得不同,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就来巴勒斯坦教音乐吧。这里是巴勒斯坦,音乐是重要的文化,音乐不是为了对抗,而是提供一种更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观点。”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样热爱音乐,希望和平能早日降临这片土地,巴勒斯坦人民也能如阿拉法特所愿,早日过上安居乐业、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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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4 16:18:01 | 只看该作者
俄财长:俄经济已显示出对外界限制的稳固性 © Sputnik / Vladimir Astapkovich
经济
14:45 2019年08月04日(更新 16:11 2019年08月04日) 缩短网址 0 9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8月4日电 俄第一副总理、财长西卢阿诺夫向记者表示,俄罗斯经济在最近几年已经显示出对外界限制的稳固性。

他指出,“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已证明了自己对外部限制的稳固性。我们创造的灵活宏观经济结构和审慎的预算政策保障经济迅速适应外部不利条件。”
此前美国宣布,因斯克里帕利中毒案对俄罗斯实施第二轮制裁。制裁将于2019年8月19日生效。

美国因斯克里帕利中毒案对俄实施第二轮制裁包括国债的限制以及华盛顿要求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向莫斯科提供贷款。禁止美国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不以卢布计价的俄罗斯国债。不用卢布对俄罗斯政府贷款。同时在美国商务部名录框架下还将进行额外限制,不向俄罗斯出口一系列材料、商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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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1 11:29:29 | 只看该作者
周小川:有人抬高关税壁垒,我们也要进行反向制裁(全文)

2019年08月10日 19:02:3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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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但未来不可避免的是遭遇全球市场体制显著扭曲的问题,这种扭曲包括贸易战、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部分国家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周小川说,“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应对措施上,周小川提出三点:

一是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

二是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力图减少这种扭曲,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

三是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

下文为周小川发言全文:

尊敬的陈元主席、王文涛省长,各位来宾同志,早上好!很高兴再次受邀参加CF40伊春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办得很好,预祝这个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陈元主席提出来的题目“金融开放和金融科技”,我在这两个里选一个,讲讲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应该说也是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的逻辑和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和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强调金融开放是非常特殊的环节,也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似乎跟工业、农业、其它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一样。我想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其实金融开放还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想讲的第一个题目是,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如果资产大于200亿美元,可以有权申请到中国来办外资银行。所以这一阶段对引资的考虑比较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

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人家的技术、实践给引进过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在国内的产业包括金融产业在各个方面都已经铺开,有机构有人才的情况下,所谓产业政策里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这种思路也曾经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要让国内的新兴的幼稚产业得到足够的成长以后,再对外开放。但这个做法往往争议也比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和用什么节奏来掌握这种对外开放。

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同时,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除了早期开放注重于引进以外,现在更加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已经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

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有很多类似性。金融开放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确实是有。我想第一个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将金融定义为命脉产业,对命脉产业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命脉产业就要少开放或者慢开放。总之,如何解释命脉产业,一直是给大家提出的课题。

另外就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太搞得清楚,总之是觉得金融环境非常敏感,搞不好会触发危机,因此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慎重。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比如说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准备下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这个题目就暂时先不提了。后来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我们还是要人民币逐步变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样一种货币。再有,关于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1999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的主要谈判的时候,当时准备五年以后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比例、范围等等,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大家就变得很谨慎,因此实际上放慢了过程。这也说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本身对全局稳定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大家特别是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金融危机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没有把握的话,对外开放可能就会慢一些。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要讲的第二个题目是,我们可能未来会生存在一种市场存在扭曲的状况下。

我们自身对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认识,站位越来越高,而且我认为在全球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习主席前年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全球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第一个扭曲就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刚才陈元主席也谈到了,(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跟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跟CF40伊春论坛的第二个主题——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过去传统上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用的主要假设是规模效应递减。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别行业,比如说过去工业里头像炼化行业,属于规模效应递增的行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或者是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属于极少数的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行业。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规模递增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很多都集中在美国,比如FANG这类公司,未来也会不断的变化,它也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经济学过去有两个小的分支流派研究这个事,一个就是研究所谓规模效应递增的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会向哪个方向偏移,也就是说传统的一般均衡,是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模型引入规模效应递增,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函数里头几个指数加起来大于一这个事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是采用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这个事。这不仅对未来的市场出现新的扭曲的情况会有一定用处,同时也对于在有经济制裁、有气侯变化(气侯变化带来对碳配额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总体来说,都使得经济数学模型更加非线性化,可能需要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新形势下的市场。

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

我们说凡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清算环节最终要走到美国,因此它肯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观察到你,同时可以对你进行制裁。另外,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其它的全球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它借助了强势的地位,也有这个能力。第三,也有其它科技手段进行监控。

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

从对策来讲,我就讲三点。


1、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这个正好昨天下午闭门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和大家的发言。

2、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我们力图减少这种扭曲,这个就是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

3、我赞成陈元主席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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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3 17:09:40 | 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当代社会抗议为什么失效?
发布/2019年8月13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互联网)
Sina Weibo  Email

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社会抗议运动的起因、经历的过程, 结果各有不同。不过,总体上看,大多社会抗议运动没有什么大成效,尤其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抗议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更是如此。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效的,它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即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社会。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催生了全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主义色彩”。与此相比,当代世界的社会抗议运动,尽管也表现为风起云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这里有内外部因素。人们至少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讨论。


在微观层面,社会抗议行为模式本身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里涉及几个因素。第一,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变得过于容易组织。正如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社会运动是典型的“集体行为”,属于一种“公共品”,里面涉及“搭便车”的问题,组织成本高,不容易组织。

科技降低抗议运动组织成本

奥尔逊所指的是传统社会运动,今天的情况则很不相同了。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社会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减低,甚于趋于零。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者,即领袖,现在的社会运动则往往不需要领袖,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领袖”。

这个现象明显体现在法国自去年开始的“黄背心”运动上。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产出”理论乎可以应用到社会抗议运动上。 随着组织成本的降低、过于容易组织,社会运动发生容易, 但结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有结果的屈指可数。

第二,“退出”变得过于容易,很难对被抗议的主体(公司、组织和政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退出”(exit)的概念由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赫希曼观察到,一个人认为所属的公司、组织或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主要会作出两种反应,即“退出”或者“发声”(voice)。“退出”最为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产品或质量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但“退出”和“发声”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甚至互相破坏,“退出”能够有效破坏“发声”。如果“退出”很容易,“发声”就不容易发生。

这种情况很容易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观察到。例如,股票出让如此简单,持股人很难对通过“发声”对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如果离婚足够简单,夫妻双方不会通过“发声”(沟通或和解)来挽救婚姻;美国历史上,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欧洲比较,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

这里所指的社会抗议运动是针对政府的抗议。社会抗议的本意是为了改变执政党的行为,例如希望政府改善和改进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但因为政府的背后是政党,一旦社会抗议“剥夺”了执政党的权力(即执政党被赶下台),由这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就没有任何机会来改善其行为。

社会抗议演变为从选择政党A转到选择政党B或C。问题在于,即使执政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反对党上台,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同样也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不难理解,尽管在很多场合,尤其是欧洲和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社会运动可以有效促成政府变更,但社会经济的现实并没有因此而变化。

第三,因为上述两个因素,即组织成本低廉和“退出”容易,抗议本身的“艺术”(赫希曼语)水平往往非常低劣。今天的社会运动较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已经显得理性了,因为很多参与者都是中产阶层人士。

不过,也要意识到,社会界定和接受“暴力”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被视为非暴力的,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暴力。今天的社会运动动不动就激进化和暴力化,结果抗议行为本身被社会的其他部分所抗议。因为抗议“艺术”的低下,较之传统抗议,今天很多抗议更是表现为传统上一些学者所说的“乌合之众”,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亮、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不能转化成为实际效果。

第四,社会抗议进入恶性循环状态。因为上述因素,社会抗议并不能促成政府行为的变化,提升其服务的质量。政府行为不能因为社会抗议得到改善,这个局面又为新的社会抗议(在多党制国家往往表现为不同人群参与的抗议)提供了机会。这样,循环往复,造成了“为了抗议而抗议”的情况,即一些学者所说的“抗议型社会”,社会陷入长期无效的循环抗争之中。

社会抗议成效与政策有关

在中观层面,社会抗议是否有效和政府类型(如民主和非民主)没有多少关系,但和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关联。

近代以来,社会抗议往往被理解为人们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努力。但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如果不能把民主、自由和人权具体化为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那很难解释社会运动。抽象的概念可能对年轻人和知识群体会发生效应,但对大多数人不发生作用。

为什么在被视为已经充分实现了各种权利的西方社会,抗议运动同样风起云涌?概括地说,民主已经很难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民主政治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从激进到保守、从革命到反动、从改变现状到维持现状。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最具有变革动力。西方所说的各项人权因为民主化而得以落实或改善。今天,人们认为民主是最“稳定”的政体,但“稳定”意味着没有变化。因此,有人说,今天的世界上,民主是最保守的政体。

在民主社会,谁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声”和抗议,但谁也做不了什么,不仅不同政党之间互相否决,而且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互相否决。这不难理解,从经验来看,所有重大的变化从理念到现实都需要权威和权力,而当代民主已经演变成为消解权威和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面看,今天所有重大的变化,无论好坏,都发生在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国家。一些国家尽管也拥有了民主形式(定期的选举),但因为政府无效无能,经常在极左和极右之间循环,结果导致国家落后,甚至经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即失败国家。

但在另一些被西方称之为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一方面有能力控制社会抗议,另一方面通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向人民提供福利的方法,来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仅缓和社会抗议运动,而且在一些条件下使得社会抗议对政府产生有效的压力,以改善政府行为。再者,在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后,也不乏走上稳步民主化的案例。

社会发展的“鱼”与“熊掌”

同时,也经过内部的发展,这些国家能够有效缩小内部和外部的距离。社会运动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具有参照点,参照点要不是和自己的历史经验相比,就是和其他群体相比。就不同国家来说,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和其他国家人民所拥有的相比。在全球化时代,参照其他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重要。不难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大多是以获得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作为参照物。

对很多国家来说,贫穷的时候,既无“鱼”(社会经济福利),也无“熊掌”(民主),但经过发展,很多国家有了“鱼”,在“鱼”的基础上,逐步向“熊掌”阶段发展。尽管也会有社会群体(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年轻群体)不满足“鱼”的阶段,希望一步到位,兼得“鱼”与“熊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鱼”仍然很重要,他们不希望为了具有深刻不确定性的“熊掌”而影响所拥有的“鱼”。社会大多数的这种心态也经常成为制约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宏观层面,无论是社会抗议运动的崛起,还是社会抗议运动的无效性,都要归因于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抗议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一点人们已经讨论很多。简单地说,全球化造就了参与全球化国家社会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公、社会高度分化。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获益不足,甚至成为受害者。

与全球化相关的还有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进步也创造了巨量财富,但财富也流向了极少数人。也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这两个因素造就了今天世界各国经济成为“独享经济”,而非“共享经济”。当各国政府无能解决这些问题时,社会抗议变得不可避免。今天发达国家的大多抗议都由此而起。

再者,在全球化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抗议基本上就是对“外部因素”的抗议。从经验来看,对“外部因素”的抗议基本上都是无效的。很多年来,全世界各国都经历了对美国的抗议,有些甚至是举国上下的抗议,但从来就没有对美国造成有效的影响;相反,所产生的只是内部影响,有些时候甚至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即伤不了美国,反而伤了自己。改变美国外交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抗议,而是美国内部的社会抗议。

全球化改变国内政经和社会关系

全球化下还有一种社会抗议,就是希望通过“外部因素“的干预来影响内政,即改变本地政府的行为。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一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例如经济制裁)可以对另外一国产生影响。抗议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实际层面,这种抗议的效果更是有问题。

总体说来,外部经济(或者其他)因素对小国可以产生一些影响,但对大国产生不了有效的影响。有些时候,这种抗议甚至会走向反面。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民族主义高涨,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抗议运动诉诸于外国力量,反而为其他社会群体提供了“出卖国家利益”的有效证据来干预抗议运动,甚至掀起“反社会抗议运动”的社会运动。

全球化更是改变了一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意味着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要素,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可以流动,它们可以随时通过“退出”一个国家而逃避被抗议。在一个国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拥有主权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退出”选择或不容易“退出”的时候,社会抗议运动容易导致社会整体的改善,因为三者之间有强大的动力达成妥协。但在全球化情况下,当经济要素可以“退出”的时候,抗议就变得无效。

对今天的资本来说,政治和社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已经不能为社会运动所震撼;即使受到影响,也可以选择“退出”。很显然,今天的社会抗议运动基本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事情,资本则成了“可进可退”的“旁观者”。

今天,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社会抗议运动会消退;相反,有太多的因素在促成社会抗议运动的崛起。但同时,社会抗议已经显现出“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特点,抗议不仅无法促成大的变革,反而冲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何应付和管控新类型的社会抗议运动,无疑已经成为各国的一个重大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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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命题的哲学阐释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南湜 时间:2019-08-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话语和命题,具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这些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全新视域。这里试对这一“共同体”命题加以分析阐释,以期能够加深对其重大意义的理解。
三种“共同体”的话语和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因此,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并因此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三种“共同体”话语,对应着上述三种关于“共同体”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共同体”话语及命题的同一与差异之处。一方面,三种“共同体”之间有着内在同一性,即它们所强调的是其组成部分或成员之间的整体性、和谐性,无论这种整体性、和谐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状态还是一种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三种“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则体现在用来修饰“共同体”的限定词的差异上:一是“生命”+“共同体”,一是“命运”+“共同体”,一是“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所意谓者,乃是人与其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之间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所指的是自然性的、永恒性的存在;“命运共同体”所意谓者,乃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带来的各国之间命运相关性,是近代以来历史地形成的;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成,自然具有历史性,但由于这一历史时段长达数千年之久远,且又在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因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自然性,从而使得这一共同体成员之间亦具有血肉相关、休戚与共的准自然性、准永恒性。
进而,这三种“共同体”话语依据其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别,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因而对于这不同关系,也用了不同的动词加以描述。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所用的是一个“是”字,它所表明的首先是一种客观实在的事实,即人与自然之间在客观上便是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共生性存在体。然而,既然所谓客观事实判断都是由人作出的,那就同时也包含着某种价值意蕴,亦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就此而言,这里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之“是”,便含着这一推论:既然人与自然休戚与共,那么,作为人类便必须将像爱护自身生命一样爱护自然,即要求人类以维护这一生命共同体为价值理想,为此,便“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所用的则是“建设”“培养”和“构建”。这意味着这一类关系尽管有着客观的历史条件为前提,但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历史地建立起来的。进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种共同体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而构成的客观的历史性存在,因而是在既有存在的基础上的“建设”和“培养”;后者则主要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所展示的人类共同命运之前景,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而提出来的努力方向,因而所用的描述词语是“构建”。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个由内到外同心圆式的“共同体”话语和命题,而这无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充分把握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创新性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新视域
这一“共同体”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马克思写道:“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亦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共同体思想。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马克思也对借助于科学改变世界,从而解放人类,充满信心和期待。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极大地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带来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因此,对于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在新时代条件下予以新的阐释和发展,将保护自然当作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便成为必须之事,而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才能够更好地坚持和发扬光大这一思想。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关于未来人类社会之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则预言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现实历史的发展却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一国获得胜利,然后在中国等资本主义欠发展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而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率先成功,但不会如马克思恩格斯先前所设想的那样,国家会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趋于消亡,而是还会长期存在。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而言,加强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于世界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关联日益增多,面对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共同协商。因而,中国顺应时势,展望未来,作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倡导,也正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需之事。
中华民族价值理想之现代重构
这一“共同体”思想并非只是基于时代情势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哲学传统“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四海之内若一家”等思想的弘扬和发展。而这无疑是在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现代重建。
与希腊或基督教文明中那种超越了家族基础的城邦或教会共同体不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之共同体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全部价值观念都是奠基于“家”这一共同体观念之上的。人们通常认为“天人合一”乃是中国哲学之基本理念,但这一“天人合一”观念须从“家”之观念去理解,方能显示出其与西方哲学观念的实质性不同。就此而言,宋代大儒张载在其《西铭》中所表述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念,可以说将儒家的“天人合一”理想以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是国人基于自身的切己生活,即基于对亲密的家人亲情关系的理想化放大而构想出来的,因而可以说是国人价值理想的最切近表达。它所指涉的正是一种将人与人,甚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视为亲友共同体的意象。
基于“民胞物与”之意象,方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上述三种“共同体”话语和命题。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命题可以说是对物吾与也”的发挥与提升,所意谓的便是“物”或“自然”是人之友,且物与人构成了“同胞”式的“生命共同体”。进而,不仅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血肉相连的“同胞”关系,即便是远隔千山万水的世界各国,也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具有命运相关的客观内涵,从而也就要求人类在行动上适应这一形势而构建起现实的“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来,这三种“共同体”话语和命题就把“民胞物与”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共同体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理念原则。
(作者: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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