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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G20峰会 新病态下不祥的紧张焦虑 后全球化时代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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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4 18:05: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16: 后全球化时代开幕?(上)


(高柏,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01月15日 22:46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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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前,2008年的1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我曾撰文预测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

       8年前,2008年的1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我曾撰文预测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

  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般是指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

  然而,在后来的8年中,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证实我的预测,而且还显示出完全相反的趋势。但是, 在2015年岁末阅读各国评论家们对过去一年国际政治经济的回顾及2016年的预测时,直觉却在不断提醒我,我在2008年初预测的那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可能性已空前高涨,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它将如何发生的因果链条。

  2007年12月初,我从美国去中国上海,在飞机上读到英国《金融时报》对时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她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一文提出的观点。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这个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已无法再帮助我们解读21世纪的世界经济。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美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掀起了一场大辩论。希拉里·克林顿在2007年底承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将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当时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她还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制定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经济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读完这篇专访我十分兴奋,因为它在印证我在2001年提出的观点。我在2001年出版的《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一书中将吉万尼·阿里奇和卡尔·波兰尼两人关于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观点结合,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阿里奇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再到美国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20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

  我在2001年的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延伸到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在新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30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阴影出现,则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代表着资本主义长程运动正式进入全球化的全面扩张期,这种对市场力量的极大释放早晚要导致一场大的国际危机,而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可能是这个危机的早期表现。

  我当时认为,《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显示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的学术观点已经开始变成政客们明确的施政方针,更重要的是这种施政方针来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因此它不能不是这一轮全球化可能发生逆转的重要信号。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1月6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在这篇文章里预测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可能从2009年1月上台的美国下一届政府开始。在这个预测中,我再次使用了我在2001年发展出的关于钟摆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

  然而,即使在这个世界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脚步也并没有停下来。虽然全球化的前途在2009-2010年期间我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上被广泛地讨论,但是相信它会逆转的学者却鲜有人在。美国从2010年开始不仅推动重返亚太的战略,也开始推动代表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和TTIP。换言之,西方国家想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全球化。我自己也从2010年的下半年开始关于中国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以丝绸之路战略对冲蓝海战略的研究。我选择这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基于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即全球化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被动的,结构型的钟摆运动,因为各个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对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向与否和转向的时机和速度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2015年也不乏全球化将继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全面展开,美国推动的TPP获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些进展使许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一个单向的,不断发展的线性过程。

  然而,到了2015年岁末,国际社会开始对全球化的未来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主要大国普遍弥漫着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从中国到美国、从德国到巴西、从俄国到日本,政府、媒体和公众全都感到紧张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的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世界上一直至少有一个强国极为乐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化与信息革命的进程;本世纪初欧盟发行了单一货币,成员国数量几近翻倍;在过去十年里则是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就当前而言,所有的大国都很茫然,甚至是极度担忧,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

  2016年的第一周接连发生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交,朝鲜宣布氢弹试验,中国股市大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跟进更是把这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推向高潮。中国人还停留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new normal),而曾经预言2008年危机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则早已经开始把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称为“新病态”(new abnormal).

  如果说,8年前我关于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还主要是通过理论的推导和个别经验事实的支撑,到了2016年初,国际政治经济中已经有大量迹象表明,一个以美国重返亚太为远因,以中东的乱局为导火索,以欧洲为起点的后全球化时代很有可能在2016年就要开始。尽管这个趋势在目前并不是板上钉钉,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主要涉事国家的战略互动,但是它出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8年前。

  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于5年前开始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假设是亚太地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美国决不能放弃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地位。为了防止美国被中国排挤出亚太地区,美国必须拿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和资源来经营这个地区。它不仅要把百分之六十的海军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还要发展TPP为这个战略加上一个经济的支柱。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应付中东地区的复杂局面和亚太地区的巨大挑战。要想在中东地区成功地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必须要解决好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否则,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了问题,美国想走也走不了。当然,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和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日益减轻也为美国战略的重心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与伊朗和解的推动力不仅仅来自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要求它对其全球战略资源配置进行大的调整,也来自中国为对冲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而采取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

2016: 后全球化时代开幕?(下))
2016-02-15 01:27:20 来源: 华夏时报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开篇之作是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内容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线路的建设。它之所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极大地改变伊朗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当中巴铁路修通后,肯定要向西进入伊朗,然后经土耳其连接欧洲。一旦这个欧亚大陆桥的南线被打通,伊朗就会变成这条战略通道上的枢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边国家的利益只能在伊朗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到了那一天,如果西方国家仍然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它必将失去周边国家的政治支持,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都要依赖过境伊朗的铁路。对美国来说,与其被动地等到那一天,还不如采取主动,现在就与伊朗和解,这样才能抢在中国把铁路修到伊朗之前在那里布局从而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


换言之,伊朗核协议谈判和中东的变局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有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美国出于对冲中国的崛起而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也体现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美国对这种影响做出的回应。这些是美国用谈判代替原来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原因。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引发地缘政治地震


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它在全球进行的战略调整在中东地区导致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美国通过和谈解决伊核问题引起它两个长期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极大愤怒。这两个盟友都认为美国要抛弃他们,他们做出的激烈反应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以色列不仅在巴以问题上根本不买美国的账,而且其总理内坦亚胡甚至不经过美国行政部门就直接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访问美国,使奥巴马十分没面子。尽管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低迷,沙特阿拉伯却根本不顾美国页岩气产业的利益拒绝减产,这导致石油价格一路下跌。沙特阿拉伯坚持石油不减产有双重的战略目标,既要沉重打击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干掉这个日后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最大威胁,也要把其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俄国置于死地。


沙特阿拉伯目前陷入了一个战后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它眼看着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又无能无力;它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优势日益下降;尽管不减产石油已经使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大伤元气,也极大地削弱了俄国的实力,但是与此同时拒绝减产导致的石油价格下跌也严重伤害了沙特阿拉伯自身,多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财政赤字使沙特阿拉伯捉襟见肘;沙特阿拉伯老国王死后的宫廷内斗随时都可能导致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它与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也迟迟无法取胜;随着伊斯兰国成为各国打击的对象,沙特阿拉伯与其关系不断被曝光,欧洲的领导人已经在公开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这些趋势从各个方面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争夺霸主的可能性。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沙特阿拉伯必然要拼死一搏。


难民危机对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国际战略背景下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是产生难民危机的直接原因。根据刚刚发表的数据,欧洲在2015年接纳了超过百万的难民。其中来自叙利亚的超过一半,来自阿富汗的占百分之二十。美国一直在叙利亚支持反政府力量,沙特阿拉伯迄今为止与伊朗并没有直接交手,而是通过支持各自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过招儿。这些是叙利亚出现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势力趁机坐大的重要原因,也是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本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和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争夺地区霸权,对全球化过程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可是当这两大地缘政治因素为欧洲制造出来一个难民危机,全球化可就面临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


反对移民是历史上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移民对受入国就业和生活水准的冲击是在政治上宣判全球化死刑的直接因果机制。这次的难民危机对欧洲挑战的深刻程度可以说在战后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这样说?欧洲是在全世界以标榜人权为荣的地区,每个国家都高喊人权的口号。这次这么多的难民涌向欧洲,全世界都期待欧洲给予难民以人道的接待。欧洲如果做不到,他们天天挂在嘴里的人权就将显得十分虚伪,就会变成一个国际上的笑柄。然而,要接待如此大量的难民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形成极为深刻的冲击。


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通常都是福利国家。接纳这些多的难民必然要求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这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德国由于缺劳动力,所以默克尔愿意接受难民。但是别的经济不景气的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坚决不干。目前欧洲的经济停滞使得接待难民成为格外困难的任务。


难民危机挑战欧洲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难民危机对欧洲政治制度的挑战将要更为深刻。过去的30-40年间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叫去世俗化。什么叫去世俗化?欧洲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都信奉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与现代政治分离,变成一个私领域的事。但是最近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迅速增长却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早在3年前,在德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470万以上,目前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是已经占整个人口的10%。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国家面临着很强的歧视,他们在文化上融入的艰难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白人家庭的生育率都很低,而伊斯兰家庭的出生率却很高。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选举靠投票,很多欧洲人担心如此下去欧洲国家不仅要在文化上要被伊斯兰化,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依靠众多的人口最后就会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这个主题在英文文献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由此可见,难民危机不仅仅从经济和文化上挑战欧洲,更是从政治上威胁现有的权利格局。


这次欧洲的难民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欧洲各国的极右政党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在过去的3年里欧洲的极右政党已经纷纷在选举中攻城掠地,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席位。长期下去,他们如果变成多数党,将对欧洲政治和欧盟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极右派的一个主要政治口号就是反移民,而移民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极右政党上台,欧盟目前的重要政策之一,劳动力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肯定要面临挑战。如果难民危机不断扩大,欧洲内部的强烈反弹最终完全可能会导致欧盟的解体,至少会彻底改变目前的移民政策。本来德国是欧洲接待难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2016年跨年夜在以科隆为代表的几个德国城市发生的大规模的性骚扰事件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雪上加霜,其影响必将在德国政治中不断发酵,很有可能导致德国移民政策的逆转。


2016欧洲面临更多考验


难民危机并不是欧洲唯一的心病。2016年欧洲还要面临几个其它考验。英国今年要举办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目前欧洲的大形势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支持者们而言越来越不利。希腊将迎来下一轮融资的期限。在新的经济压力下,欧盟能够再次向希腊或者其它需要救助的国家提供大笔的融资吗?如果不能,希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与欧盟的成员国。如果希腊退出,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成员国跟进。大规模的难民潮已经使欧洲国家不堪其负,瑞典和丹麦已经重新实行边境控制,这对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


按照以上的逻辑,只要中东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难民危机就无法避免。只要难民危机继续发展,欧洲出现脱离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可能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问题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时,俄国抓住这个机会强力干预叙利亚,从而使中东的局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普京突然出手干涉叙利亚的首要原因是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天天盯着乌克兰危机。你俄国侵略乌克兰,我们要经济制裁你。俄国经济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打击下陷入萧条。这次普京在叙利亚这么一打,一下子把国际视线从乌克兰转移到中东,乌克兰危机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顿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对普京而言还是较小的一个目标。他更大的目标是通过干预叙利亚,占据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动谈判地位,迫使欧洲取消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国实行的经济制裁。这三大危机本来各自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同的困扰,普京出手干预叙利亚的一个直接的地缘政治后果是把今年困扰欧亚大陆的三大危机,即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的难民危机绑定在一起,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共同改变地区秩序的重要的因果机制。


在伊朗革命后的35年里,美国一直支持逊尼派占主导的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这次俄国却直接介入中东事务,支持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之弧。这个什叶派联盟是俄国获得通往波斯湾入海口的重要保证,它直接形成对美国支持的逊尼派国家的挑战。沙特阿拉伯也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35个国家参加的反恐联盟,土耳其出手击落俄国战机,几乎引发俄国与北约的直接对抗。虽然俄国出于更大的战略考虑没有直接反击,但它已经在叙利亚布置S-400导弹。这两大阵营在2016年是大打出手,还是各退一步,将对全球化进程的未来走向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美国也不乏对本国地位和世界秩序的担忧


美国的情况如何?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恢复的势头中,是各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在2015年12月提供了29.2万个工作机会。同时,由于奥巴马在TPP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签约的成功,加上美国普遍对中国崛起的忧虑,TPP应该不乏要与中国竞争的支持者。最近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声明,支持TPP对奥巴马来说算是一个新年的礼物。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对本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对世界秩序的担忧也同样是明确存在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许多人感觉不到经济复苏,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会让美国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的两党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侯选人全部反对TPP。共和党的多数侯选人至少目前在口头上也反对TPP。共和党的国会领袖明确要求奥巴马在大选后再让国会对TPP进行辩论和投票。你可以说这是政客在迎合选民,但这也反映了美国选民们的担忧。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本来是TPP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今则明确地表达反对的立场。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和欧洲是否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局面将对TPP在美国能否通过有很大影响。如果欧洲出了问题,美国政府推动TPP的透过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的阻力。


头破血流之后的反思


回到前边提到的我在2008年初做出的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为什么即使是在那一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各国也没有想走回头路,而今年却有可能?这与人们的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当人们在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当全球化在2008年已经面临十分深刻的挑战,他们仍然继续沿着过去的思路去寻找解决方案,认为问题出在全球化还不够彻底,直到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才可能开始反向思维。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就开始大跌,并引领了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对今年国际经济的走向有很强的符号意义。纵观国内媒体岁末年初的各种评论,中国人的注意力似乎还集中在本国经济下滑和结构调整上。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2016年不仅欧洲,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它国家都将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选择:一国政府的政策范式是继续推动全球化,释放市场力量,建立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机制,并承担其政治和社会后果?还是转向保护社会,在可能到来的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未雨绸缪?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本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将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固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整个这个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奉为参照系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可能要发生逆转。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必须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全新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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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5 13:46:51 | 只看该作者
张竹林:处于内战边缘的法国社会
张竹林 2016年07月25日
|
尽管目前所公布的资料都显示,这位恐怖分子并非穆斯林,甚至没有去清真寺的习惯;尽管在尼斯滨海大道上被杀死的84位无辜者中,有30位穆斯林,但穆斯林与恐怖行动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的关联在极右翼人士眼里似乎就是一种理所当然。

7月18日中午,尼斯海滨大道上人山人海,悄然无息,整个法国都沉静在一分钟默哀中,这个国家哀悼在四天前遇难的无辜者。

“都是这些外国人的错,我们要将他们赶出法国 !” 在人群中,带着仇恨的喊声划破了刚刚结束的静默。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挤到一位穿着粉色上衣的年轻女子面前,恶狠狠地对她说:“滚,回到你自己家里去 !”。后者瞬间崩溃泪流满面,两手抓住她的孩子们试图挤出一条出路。她回过头说:“我将留在这里,我将留在这里。夫人,因为上周四我的女儿就死在这里。”

7月14日晚,有着10年合法居留的31岁突尼斯人,开着租来的19吨重的卡车,疯狂碾向大道上的庆祝国庆的人群,事件造成84人丧生,其中有十个小孩。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尽管政府施行了全国紧急状态的特殊措施,持枪的士兵在各地巡逻,但法国依旧连续遭受重大恐怖袭击,让民众对政府和国家情报安全部门的工作失去信任。有接近七成的法国人表示,他们不再相信奥朗德的反恐措施。

帕特里克·卡勒瓦(Patrick Calvar), 这位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局长在5月份国民议会的“防务和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就发出警告。他认为,极端势力在各地猛增。极右翼在虎视眈眈地等待制造冲突的机会。“我认为冲突将会到来。如果还有一到两次的攻击事件,冲突将会发生。”

就在这位法国最重要情报部门的头目做出以上警告的一个月后,在巴黎郊区的玛尼安维市(Magnanville),一对警察夫妇被一极端分子用刀残忍杀害。 著名的调查机构IFOP随后做了关于因恐怖袭击而产生的报复行动的问卷调查,73% 的受访者认为,若是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新的恐怖袭击的话,法国可能或者绝对会发生报复性事件。同时,只有略微超过一半的人,也就是51%的受访者对以暴制暴的报复行动表示谴责。

四法国人中有一人来自移民家庭

法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文化社会,每四位公民中有一位来自移民家庭。在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伊斯兰问题专家基尔·凯倍尔(Gilles Kepel)看来,利用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制造冲突,正是极端穆斯林和伊斯兰国的目的。他们无非就是要使安全部门精疲力尽,让社会失去方向感,在不同信仰之间制造矛盾,创造发生内战的逻辑。

不可否认的是,尼斯袭击者的突尼斯尼斯袭击者的突尼人身份,再次将生活在法国的500万穆斯林人一起卷入被怀疑的漩涡内。尽管目前所公布的资料都显示,这位恐怖分子并非穆斯林,甚至没有去清真寺的习惯;尽管在尼斯滨海大道上被杀死的84位无辜者中,有30位穆斯林,但穆斯林与恐怖行动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的关联在极右翼人士眼里似乎就是一种理所当然。

在去年,法国发生了429起反穆斯林行动,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了200%。而仇视穆斯林行动最高峰的两个月份,分别是去年1月《沙尔利周刊》事件(12位死亡)和去年11月13日巴黎袭击事件(132人死亡)。

一边是无辜者被杀害,安全部门的手足无措,社会弥漫的不安全感,对外来者的敌视;一边是被怀疑的愤怒,常年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失落,伊斯兰国的强势洗脑。这是两个冲突的法国社会,正如在尼斯海滨大道上这段充满憎恨的交锋:

您为什么不回去 ?

您让我回哪儿去 ?

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

先生,我是在法国出生的。您让我去哪儿?

毫无疑问,反恐,移民和经济,将是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关键词。20日凌晨4时53分,法国国民议会连夜投票,决定再一次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六个月时间。凌晨两时,在巴黎郊区的瓦兹省(Val-d’Oise ),百来个年轻人向警察发起攻击,导火线是一位因暴力敲诈被拘留的24岁男子死于拘留所。
法国眼下的情况,则如国内安全总局局长卡勒瓦所言:“我们处于内战的边缘”。

作者是法国《世界报》集团《国际邮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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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慕尼黑恐袭政治冲击深远
联合早报 2016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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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7月22日购物中心特大枪击案,很可能又是一起“独狼式”恐怖袭击。这是继7月18日晚德国的巴伐利亚火车砍人案,和7月14日法国的尼斯卡车冲撞人群恐怖袭击之后,欧洲主要大国境内所发生的类似事件。短期内爆发的这一连串恐袭,势必冲击欧洲现有主流舆论的政治正确立场,让右翼的排外民粹主义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甚至冲击波将扩散至大西洋彼岸,左右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

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这接连三起恐袭的嫌凶,均有相似的条件——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背景、自觉被所处的社会边缘化、暴力行为受到极端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不排除或有伊国组织的因素。鉴于欧盟内部还在对如何因应中东难民潮莫衷一是,这些恐袭事件相信将加深一般民众对穆斯林难民的疑虑甚至恐惧,让基于人道主义的人口开放主张倍感压力,同时助长排外言论的煽动性。

力图凝聚欧盟却倾向接受移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因今年元旦前夕,科隆等多个城市发生穆斯林男移民,集体性侵当地超过1200名妇女的骇人案件,而面对巨大的政治反弹。火车砍人案及慕尼黑枪击案,势必让其政治立场雪上加霜。因为默克尔的开放政策,至今已经有超过100万中东难民向德国政府申请居留权。穆斯林移民涉及在德国境内的这些负面新闻,使得慕尼黑枪击案可能会成为压垮默克尔开放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德国警方调查后称,慕尼黑凶嫌同伊国组织没有联系,更可能是因为精神失常导致犯罪。法国警方对尼斯凶嫌的最初结论也是如此。但新证据表明,尼斯案恐怕不是独狼袭击,而是有组织和预谋的行为。

把伊国组织或受其蛊惑的个别穆斯林的倒行逆施,同伊斯兰区别开来,不仅是政治正确而已。在世界范围内,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从绝对人数而言正是穆斯林人口。伊国组织不能代表伊斯兰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斗争策略上,争取主流穆斯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够真正打败伊国组织等极端势力。但是,接受大量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完全不一样的人口,进入国境内生活,和原住民所产生的融合与共存上的紧张和矛盾,同样也是实际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种紧张和矛盾,经由一连串针对当地人的恐怖袭击,自然会引起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恐慌和焦虑,如果再加上伊国组织的宣传,以及当地民粹主义政客的怂恿,就不难形成一股排外甚至仇外的社会心理。在选举到来时,理性的讨论将变得困难,政府也难以忽视选民的不安。主张关闭国门,抨击政府无能保护民众的右翼政客,这时更容易打动选民的心。欧洲各国的政治氛围会否陆续向右倾,因而是值得关注的动向。

同样必须留意的发展,则是类似恐袭对美国民意的冲击。刚夺得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资格的特朗普,其竞选纲领主要是操弄美国白人对移民的不满。特朗普不但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更主张锁国,驱逐拉美裔移民,禁止穆斯林入境。慕尼黑事件相信将更令他更振振有词。一旦如默克尔等开明领袖无法坚持其开放政策,对美国选民或许会形成某种心理暗示。在特朗普的民调差距逐渐逼近对手希拉莉的当儿,这样的可能性不能不叫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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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5 13:51:49 | 只看该作者
G20财长 强烈谴责 恐袭事件
2016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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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综合电)正在成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昨天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谴责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并指恐袭已经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

据法新社报道,G20财经领导人在公报中称:“我们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近期的恐怖主义袭击”。

法国财长萨潘(Michel Sapin)受访时说,恐怖主义会给经济造成风险,这并非一个新概念,但是如今,在经济分析中加入恐袭因素,已经成为“常态”。

萨潘也说,频繁发生的恐袭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它带来的破坏性与区域不稳定或区域冲突至少一样严重,经济后果也一样显著。

萨潘也指出,一些“低成本”,针对在地民众的恐怖主义袭击,其资金来源也应该追究。

过去两周内,欧洲共发生了至少两次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14日法国尼斯卡车冲撞人群,造成84人死亡,以及22日晚上,德国慕尼黑枪击事件造成的10人死亡。

打击支持恐怖主义资源

另据中新社报道,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重申团结一致,坚决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处理支持恐怖主义的资源,技术和资金渠道,限制恐怖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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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5 14:08:46 | 只看该作者
再论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Revisited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201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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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分子屠杀事件再次突显,21世纪上空的阴云,让共产主义崩溃给欧洲和西方所带来的希望之光黯淡下来。危险与日俱增,目前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预言并不真实,但一致的出发点应该是减低期望。英国市场研究公司Ipsos MORI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在西方大部分国家,下一代人将享有更美好未来的假设已不复存在。”

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如今,“没落”一词已成为禁忌。我们的政治人物用“挑战”来取代它,而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长期性停滞”。语言在变,但西方文明时日(和金钱)不多的观点却没有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对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反应。但更令人信服,民众也开始明白的原因,是西方未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来让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持续下去。

这一失败的最重大例子,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爆发。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对生存的威胁。带来灾难的,是恐怖分子来源地国家结构的崩溃。

伊斯兰世界拥有16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如今却是最暴力的。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89年文章《历史的终结》中预见的“外围”问题。因为大规模难民的涌入,中东的失序正在冲击欧洲的心脏。

这一人潮的迁移和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没有什么关系。真相更通俗的认知是,昔日维持伊斯兰世界和平的奥斯曼、不列颠和法兰西帝国分崩离析后,一直没有出现稳定的继承者。这主要(尽管不完全)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过错。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时,他们人为地建立了许多日后注定要解体的国家。

他们的继承者美国做得并不比他们好。我最近看了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影片讲述了美国如何武装同苏联对抗的阿富汗圣战组织(Mujahideen)。在影片末尾,美国昔日保护的组织演变为塔利班,而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客威尔逊说:“我们大获全胜,但也搞砸了结局。”

“搞砸”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干预的一个永恒课题。通过直接派兵或武装反对组织,美国部署具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在摧毁当地政府结构后抽身离去,任由这个国家自身自灭。

美国的决策不太可能体现什么理想的世界观,即认为消灭独裁者和建立民主是一回事。事实上,坚信理想结果必定产生是一个必要的谬论,只是用来掩盖不肯坚定、明智地使用武力来实现所期望的结果。

不管超级大国具备多少军事实力,缺乏使用军事实力的意愿和缺乏有效力量没有两样。只要有过一次先例,就失去了威慑力。

因此,2003年卡甘(Robert Kagan)的新保守主义命题:“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提供了完全错误的指导。诚然,欧盟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国更远。它是一个松散的半国家实体的脆弱神经中枢,其边界形同虚设,并以人道主义论调掩盖懦弱。但美国的兵力部署亦只是间或的,既不可靠,效果也差,也远远够不上火星标准。

与西方的没落一起出现的,是东方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很难说俄罗斯是在崛起还是在没落,但无论如何,情况都令人不安。)崛起的力量要纳入正在消亡的国际体系,很少能够和平实现。也许,超凡的西方和中国政治可以避免一场大战;但从历史上看,这将是意外之喜。

国际政治秩序日趋脆弱,正在破坏全球经济前景。此次大崩盘后的复苏,是有史以来速度最慢的。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部分原因显然是国际贸易反弹无力。过去,贸易扩张一直是世界主要增长引擎。但如今,国际贸易落后于产出复苏(而产出复苏本身亦平平无奇),因为有利于全球化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消失。

这种局势的一个迹象,是14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失败告终。贸易和货币协议总算仍有达成,但越来越多是以地区或双边协议的形式达成,而非有利于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多边协定。比如,美国所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是对被排斥在TPP之外的反应。

也许这些区域的讨价还价,只是迈向更广泛自由贸易的一步。但我对此感到怀疑。一个分裂为政治集团的世界,也将出现以保护主义和货币操纵维持的贸易集团。

而虽然贸易关系日益政治化,我们的领导人却在敦促我们做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准备,并且很少有人质疑通过自动化削减成本的好处。在这两方面,政客都试图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调整。这一策略不但是绝望的行为,也是虚妄的。因为,显而易见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经济增长的竞争就必须让位给生活质量的竞争。

简言之,我们还远远没有制定出一套可靠的规律和政策,来指引我们通往更加安全的未来。因此,西方人对未来有不祥的预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英文原题:The Decline of the West Revisited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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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5 22:01:52 | 只看该作者
G20焦点转向欧洲 中国松了一口气
2016年07月25日 11:42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短短几个月前,中国的经济问题还加剧着全球市场的恐慌,引发着不必要的关注并招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指责。

但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在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 简称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中间已退居次要地位,让位于更加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这让中国政府得以重新扮演其更中意的角色:在全球舞台上展示不断壮大的影响力。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于周日闭幕时,G20进一步呼吁,动用一切政策工具提高经济产出,警惕威胁到全球经济并可能使其陷入低增长轨道的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财长们还重申,将避免利用汇率工具获取竞争优势,保证就汇率政策进行密切协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经济学家和G20多位财长表达了对决策者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增长的担忧,呼吁对经济结构进行更多调整以提高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实施额外的预算刺激措施。G20表示,单靠贷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

英国出人意料的脱欧公投结果、土耳其发生的军事政变、一系列恐怖袭击、令人失望的全球增长前景、以及意大利银行业危机所造成的威胁主导了周末全球财长的会议。7月份在成都举行的这场会议与今年2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上一次G20财长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对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引起货币战以及出现经济滑坡的担忧使得作为会议主办国的中国成为防守方。此次成都会议是9月份G20杭州峰会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G20会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周五在G20财长会议召开前称,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稳定锚”。他说,如今已很少听到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了。

人们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很可能像过去十年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那样成为全球热点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面临有关其汇率政策和钢材出口的质疑。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帝金属出口可能导致全球央行都在努力应对的通胀疲软问题进一步恶化。

一些外国企业及其政府指责中国通过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不公平地抢夺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但目前这些担忧与全球其他地区更热门焦点相比似乎不足为道。

标准人寿投资(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经济学家沃尔夫(Alexander Wolf)表示,英国脱欧、土耳其政变和美国总统大选无疑帮助转移了对中国的注意力。他还称,市场关注的问题往往有限。

与此同时,G20官员称,为应对挑战,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调控。在去年许多人认为是中国经济管理失误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动荡发生后,中国政府调整了在汇率政策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与外界的沟通。

意大利财政部长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结构性转型。帕多安称,与今年早些时候和去年不同,此次成都G20财长会议上没有官员提到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弱点。

他说,任何转型的过程都是不平坦的,但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

中国已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市场信心,自2月份以来,中国一再承诺不会为获得竞争优势而使人民币贬值。这有助缓解外界对即将爆发货币战的担忧。

中国还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推迟加息的决定而获益。美国推迟加息使中国可以在不引发投资者担忧的情况下使人民币逐步贬值。

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称,中国致力于朝着汇率市场化有序迈进。这位官员称,过去几个月,他注意到中国有意出手干预支撑人民币汇率、使之不进一步贬值。

国际上担忧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比政府承认的要快,作为回应,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资金、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推前实施、并放宽了对庞大的房地产行业的限制。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取得了6.7%的增速,和第一季度持平,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慢增速。


刺激措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政府可以宣称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且让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政府设定的6.5%-7%的年度目标。

但许多经济学家提醒道,中国可能在为保证当前的增速而牺牲未来的产出。

中国重返由信贷推动的增长模式,这进一步推高了已经高企的公司债[0.04%]务水平,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阻碍了改革的努力,使得转变由政府引导经济增长这一模式的努力受挫。

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正在上升。标准普尔金融服务(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称,中国公司信用状况的恶化速度比200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快。据估计,中国公司债务水平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5%,高于2007年时不足10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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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6 09:06:16 | 只看该作者
李克强倡议的“1+6”对话会: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新起点

2016年07月25日 21:55
来源:第一财经网 作者:陈翰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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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总理倡议的“1+6”圆桌对话会: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新起点
未来人们在描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时,2016年7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摆放的这张圆桌,想必会被一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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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因为分量之重。围坐在这张圆桌旁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总理,以及6大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他们之间的对话和表态,对全球市场预期和经济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二是因为规格之高。已有敏锐的媒体梳理发现,由中国倡议举行的这次“1+6”对话,不仅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全球也不多见。其三是因为发出的信号之强。这场圆桌对话,从形式到内容,凸显的正是中国历来倡导的“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开放形象。这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强烈的信号——唯有各方携手并进才能共克时艰,开放共享、贸易自由而非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才是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对症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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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听听中国总理与6位国际组织“掌门人”的声音吧——
中国总理李克强倡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及预期,英国公投脱欧一度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以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们还是应该把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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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会后共见记者时主动谈及这场圆桌会的“意义所在”:世界很多国家对全球化、多边主义出现抵制倾向,因而此次会议举办恰逢其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李总理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倡导全球协作精神,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而重要的信息。”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现在有一些国家由于内部政策的选择,减少和国际社会合作,各个经济体与国际组织需要共同努力改变这样的情况,才能使全球经济走出低增长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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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称赞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体系之后说,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除了经济增速下跌,贸易也是过去30年来最糟糕时期,连续5年增速低于3%;同时多国贸易限制措施增加,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OECD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在当天都表达了近似的观点。
世行行长金墉称这个圆桌会“恰逢其时”,其实也是彼此之间的“一拍即合”。6大国际机构负责人接受李克强总理的邀请,来北京圆桌聚议、共襄要事,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是参会方共同的意愿”。既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表”,也是世界与中国的“对表”。
随着经济体量日渐增大,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倡导贸易自由和多边合作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近年来“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能高扬全球协作与开放包容的理念,这既是现实之举,也是道义之举。这张向国际机构开诚布公的圆桌,有力印证了中国主张的诚意。
圆桌对话会上,李克强开宗明义:中国政府愿意和在座各国际组织展开一次深入坦诚的沟通。不仅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在经济金融政策方面愿意和国际社会沟通,增强透明度。
此前国际上曾有声音认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沟通不够。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与国际组织之间密切对话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李克强一再强调,中国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借此次圆桌对话会,他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中国的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会越来越畅。
“1+6”对话的这张圆桌,堪称一个重要的全球思想平台。它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多种声音汇聚于斯,多方智慧在此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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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WTO总干事的发言,李克强用“以邻为壑”的中国古语,对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提出警示。他说,世界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如今形形色色的限制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雪上加霜,不仅不利于结构性改革,更会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因此,中国总理再次郑重承诺:我们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主渠道作用。
针对国际上广泛关切,李克强再次让全球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我们将继续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绝不打货币战、贸易战,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钓鱼台芳华苑内摆放的这张普通圆桌,因见证了中国总理与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首次“1+6”对话,某种程度上,它被赋予了“历史意义”。在中国与全球经济迈向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进程中,这张圆桌将成为全球经济协作与开放包容的一个醒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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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31 11:32:15 | 只看该作者
智库畅谈G20杭州峰会期待 “让中国成国际贸易守护者”
2016年07月31日

30日,为期两天的T20智库论坛在北京进入尾声。在高端对话论坛上,多位中外智库专家围绕全球资本流通、保护金融安全及打破贸易保护等话题,对G20杭州峰会提出了不同的期待,当中包括:保持峰会的影响力和制度稳定性、加强全球金融与贸易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将智库成果转化为领导人决策和行动力、让更多国家和民众公平分享发展福祉、保障世界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共产品供给,以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

澳洲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架构师彼得.德赖斯代尔指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而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需要成为国际贸易系统的守护者。

德赖斯代尔认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低迷、贸易投资机遇减少,将可能带来深入的结构性调整。面对当前国际社会上的反全球化呼声,此次G20必须站出来,构建一个全新的全球贸易日程,同时峰会要为国际的经济增长提出清晰的方案。

实现资产跨境流动

如果説当前全球贸易萎缩,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地区,情况更加糟糕。2015年,仅有一千多万美元的货物出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因此,中国提出在G20框架下建立贸易投资工作组,对于实现跨境贸易和资产流动,显得十分必要。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里卡多.梅林德─奥尔提斯表示,当前中国在G20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已将会议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层次,他建议在中国担任出席国期间,带领此次G20峰会深入分析WTO背景下的TPP、RTA等区域多边贸易体系,进一步整合贸易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最终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把握峰会主题 保G20稳定

英国退欧、土耳其政变、德法连续遭恐怖主义袭击、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准备工作尚存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难料……差不多一半以上的G20国家都遭遇了不稳定因素的困扰。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对G20杭州峰会的稳定性表示了担忧。

他指出,以往G20峰会曾出现过主题改变的情况,往往与G20国家内部问题相关。他认为,中国必须牢牢把握G20主题,把G20各个部长会议已确定的成果,通过元首峰会最后的联合文件确定下来,不能因为一些国家出现了不确定因素而改变G20的主题及其成果的有效性。

黄仁伟同时指出,不仅是短期的稳定性,还要构建G20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和危机应对机制,从而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保证G20长期的稳定。

中国创新科技有望跻身G20第一梯队

二十国集团智库(T20)会议30日发佈的报告显示,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目前位居G20成员国第9位,与排位靠前国家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收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稳步处于G20成员第一梯队,2049年将进入G20排名前三,全面进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2049年将进入成员国前三

在G20智库会议上分别发佈的《二十国集团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评价与预测》显示,中国目前正处于G20成员国科技创新竞争力第9位。报告从5个国内外知名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节选出G20成员国自2001年至2015年的创新得分,计算各国创新竞争力指数和排名。报告预测称,中国将在2020年上升至第5位,2049年将跻身成员国前三,标誌着中国全面进入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

另一份由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和福建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发佈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6)》则指出,尽管中国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尚处中游位置,但差距已经与第7位的法国和第8位的澳洲进一步收窄。从指标得分来看,2014年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得分为45.6,比平均分高出9.5分,反映出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水平不断提升。

在本次T20会议上,与科技创新相关的研讨成为其中一项重头戏,先后举办了T20创新研讨会以及多场平行分会,説明中国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得到了G20众多智库的广泛认可。G20创新议题中方专家组召集人、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赵新力表示,创新是G20杭州峰会4项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已成大家共识。

智库:G20将整合南北、南南合作

T20智库会议的分论坛上,多位中外学者讨论全球经济治理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要重视和理解南北、南南合作,同时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予以重视和响应,因为“一带一路”将有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南南关系。

南北关系不再泾渭分明

随着全球经济的流动,美国的权力向中国转移,G20成为中国进入全球治理的切入点,而中国亦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上海外国语大学G20研究中心主任郭树勇建议,此次峰会应在G20机构中更加註重南北关系和南南合作,并在组织上予以支持。

郭树勇认为,G20在当今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南北关系,而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问题,G20的出现使南北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总监、“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顾问司嘉丽表示,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应带动G20组织整合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的战略和概念,探讨南北双方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新模式,应对当前全世界面临的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

人大重阳智库28日在京发佈《G20与中国》一书。人大重阳研究院认为,中国有能力通过金融危机下的全球治理成果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全面、均衡的“中国方案”。人大重阳建议,G20需要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增强各国抗风险能力,实现G20整体政策正向外溢。

全球分享中国可持续发展“药方”

人大重阳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復甦步伐一直缓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却保持了较高增速,表明中国拥有促进发展的独到经验。而中国主办G20峰会,将意味着世界有机会分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药方”。

目前G20各成员方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长路线图,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各成员方的关键政策承诺侧重点各有不同,没有关于相互协调的説明,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销问题,可能导致“零和博弈”造成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

同步推进“五年规划”

因此人大重阳认为,建立“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首先,确立G20的五年规划。中国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以“五年规划”持续地谋发展。2016年是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其执行週期是2016-2020年,与G20的“全面增长战略”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高度可比性。因此,有很多方法论可以为2016-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服务。

“一带一路”搭建合作桥樑

美国全球策略资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认为,当前国际金融面临结构性问题,不少银行因为投机行为而徘徊在倒闭边缘。而“一带一路”战略中诞生的亚投行为银行迴归“为生产做投资”的本位创造了机会,更是给南方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北方国家更应该做出改变。

何亚非:中国可推动设G20秘书处

原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何亚非在2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G20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暨G20研究系列智库专著发佈会上建议,中国可以推动G20设立秘书处,提高工作组研究小组的效率和互相协调,加强领导的核心。

何亚非指出,即将举行的G20杭州峰会将会受到来自世界的三大期待,即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困境、以实质性行动推进G20转型、同时推动G20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在G20转型方面,国际社会期待,作为此次峰会的主席国,中国能够推动G20转型成为具有较强决策力和咨询能力的全球治理首要平台,同时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对此,何亚非认为中国可以在多个方面脚踏实地推动G20的转型,包括推动G20设立秘书处,缩小并聚焦会议议题范围,提高工作组研究小组的效率和互相协调,加强成为领导的核心。

罗思义:国家投资促发展活力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的资本形成速度远高于美国,而国家投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仍保持中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罗思义在发言时説,三十多年以前,“90%的西方人都不看好中国经济”,如今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全球发展。

此外,罗思义认为中国与亚洲的经济情况也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投资的发展方式,“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新模式。”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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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困境下的G20
2016年8月2日 星期二
来自/联合早报Sina Weibo  Email

郑永年专栏

G20(二十国峰会)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在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机会。不过,要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今天国际经济的总体局势可以用一个字面的变化来说明: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软力量核心的“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


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促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在当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中国本身也从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在很多年里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

就各国内部来说,两个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而金融和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资本像今天那样的巨大能量。

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被视为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只是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罢了。

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其政治人物有没有去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

民粹主义酿成国际问题

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如果管控不好还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历了快速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内部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又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这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制造严峻的国际局势。今天,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同时,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各文明、各国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国家间的行为缺乏协调,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无论是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充满着不安全。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G20的主办国,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对巨大的外在压力,中国本身内部的民粹主义也正在变得非常强烈。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至少在和亚细安之间的关系上,已经阻止了形势的恶化,扭转了地缘政治之争的局面,开始转向经贸合作。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经济或者各个经济体出现了重大问题,世界会变得更不安全。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从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一旦民族主义在大国盛行起来,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更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族主义,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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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3 20:04:04 | 只看该作者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62=3600000000A- A+
时间:2016-08-02 所在专题 来源:城墙上的守夜人

前几日,北大出了份报告,叫《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称中国财富顶端1%的家庭占有约三分之一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占1%左右。网友表态大致是这个样子:

放眼全球,贫富差距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早已不是“恶疾”二字可以概括的了!

2010年时,全球最富的388个人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50%人口的家产。

五年过去,世界变得更不平等了。根据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的统计,如果天下所有人从富到穷排个队,队伍最前边的62个人,身家等于队伍后半截36亿人的总和。

62 vs. 3,600,000,000什么概念?

2015年,全世界的钱比五年前多了13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人多了12.5万人民币,艹淡的平均,这就是你“拉后腿”的时候了。当你在寒风中伸手抚摸薄薄的钱包时,别老问“钱都去哪儿了?”因为钱都去这些人口袋里了。

133万亿美元中,有68万亿流向了全球最富的1%,人均增值76.3万美元(大概相当于500来万软妹币,下文括号里都是RMB)。

按富有程度,紧接着的9%人口获得了48万亿美元财富,平均每人多了72600美元(48万不到一点)。

分配给剩下60亿人的,大约是17万亿美元,人均财富增值不到2万软妹币……
“谁盘踞在金字塔尖?”

提到这个问题,多数人立即联想到游艇、豪宅、私人管家……错,不平等的现实已经残酷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你或许认为自己收入跟同龄人比不算高(考虑到中国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许多国家),但其实已经跻身全球前10%,说明真正穷人的生活难以想象。

年薪达到1184美元(7790元),你的收入已经比全世界一半的人高了;达到23649美元(15.6万元),你就已跻身前10%。当我们说收入最高的1%,其实也就是年薪49819(32.8万元)以上的人群。

这种薪水能让你过得相对舒适,但直升机游艇绝对不属于你的生活。

有种说法是,全球不平等现象在减退,这当然是一部分真相:因为过去20年,赤贫人口——俗话说吃土的——少了。然而,假设甲一年挣1000万,乙挣1000块,收入都增长5%,甲的金库里多了50万,乙则只多了50块。

根据最新的全球工资增长数据(2011年)来看,涨工资的分配情况大体如下:

*最富的1%拿走了1.49万亿美元(9.83万亿RMB),超过工资增量10%
*接下去的9%拿走了4.29万亿美元(28.23万亿RMB),超过工资增量1/3
*全球较富有的50%人口,工资增量有九成进了他们口袋
*接下来40%人口涨工资一共涨了1万亿美元多一点
*最穷的10%人口能分到的只有795亿美元(5229亿RMB)

也就是说,从1988年到2011年,最穷的10%人口人均涨工资65美元,最富的10%人均涨了3278美元。

全球62位超级富豪,一辆大巴都可以塞得下,他们的财富竟然与一半人口的财富相等!而且还利用避税港制度,约有7.6万亿美元财富未向任何政府纳税!

把本文转给诚实劳动的每一个人,问问他们这样残酷的世界,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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