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五十年代的青年,最初听到“躺平”时,可以理解,但不接受。我们的青年时代,是“站起来”的时代,“光明就在前头”、“胜利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躺”也躺不下!我劝青年们“站起来”吧!
我出生在上海,“七.七”事变以后,父亲决心不当亡国奴,带着全家人从上海逃难回湖南老家,一路上亲眼看见难民们妻离子散,国民党军的溃退,日本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等悲惨景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面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我们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解放后确实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那时我们不是找工作,而是参加革命。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歌的歌词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挺起胸来,年青的兄弟姐妹们,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当家做主人。”毛主席在莫斯科对青年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时的青年豪情满怀,就是要“安排”新中国的“一切”,大有“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我们一代青年跟着毛主席,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亲眼看见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点植物油灯、推独轮车的旧中国,变成了放射人造卫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生产力、技术水平发生了飞跃,更重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消灭了地主、官僚资本;也消灭了“老板”,荣毅仁等也不再拥有工厂,劳动者成为了社会主人,没有失业的威胁。那时生活虽然比现在清苦,“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饿肚子,每天只有七两青稞面,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以后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光明在前头”、“胜利在招手”,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自觉性不断提高,眼更亮、心更明,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让“躺平”也躺不住。
前些年在北京与一些年轻的“北漂”接触,亲眼看见他们住着高房价的屋子,拿着微薄的工资,面临着解雇的威胁,连自己的生活都困难,更不要说结婚、生子了,今后的前途在哪里?最近网上流传着“躺平”,我能够理解。但是不接受!
想一想当年毛泽东的老一代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打下的新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在没有“老板”的条件下,又是怎样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建设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国家。只要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大旗,用毛泽东的理论武装头脑,挺胸抬头,不“躺平”,奋勇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不要“老板”,自己办企业、管理社会,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社会,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青年的同志们、朋友们,“光明在前头”、“胜利在招手”,让我们“站起来”,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吧!
《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记者于金翠对美国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的专访:
在这篇专访中,记者于金翠在提问中有一句:“有一种说法是:您这一代老‘中国通’对一穷二白的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发生巨变感同身受……”:
“一穷二白的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环球时报记者于金翠这个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认为: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竟然出现在了环球时报记者高级别外事专访的提问中,并且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环球时报。
鉴于《环球时报》专访的级别针对的是美国前大使级外交官、助理国防部长;而《环球时报》本身的身份不用多言,它所代表的不是一家普通媒体;《环球时报》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宣传对象的是全体14亿中国人民:
笔者认为,《环球时报》记者于金翠及总编胡锡进有必要严肃回答: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这究竟是谁的说法?!
“一穷二白”这个成语的“发明人”正是毛主席,用来形容新中国发展的起点,出自毛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1-我们先用真实的数据说话,看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接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原油产量12万吨,煤产量3243万吨,发电量43.1亿度,水泥产量66万吨,化肥产量0.6万吨,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亩产66公斤),人口预期寿命35岁。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印度在1949年是什么水平:钢产量137万吨,原油产量25万吨,煤产量3220万吨,发电量49亿度,水泥产量214万吨,化肥产量2万吨,粮食总产量6285万吨,人口预期寿命38岁。
而1949年,中国总人口5.4亿人,印度为3.9亿人,以上数据换算成人均值,中国更比印度落后一筹。
更加关键的是,由于印度独立前是英国的“独占”殖民地(非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是英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对印度投资的项目从铁路、矿山、钢铁到市政设施应有尽有。不过,这并非殖民者的“仁慈”,殖民者不过为了收割原材料、倾销工业品,残酷压榨印度劳动人民、生产商品、占领全球市场,以攫取超额利润。到了1929年,印度已经拥有遍及整个南亚次大陆各个角落的密集铁路网络;二战期间,印度除了边远地区遭遇日军攻击,绝大部分地区免于炮火侵袭,成为英国重要的备战基地,可以自行生产多种工业品。
反观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什么?除了用金圆券搜刮完大陆的金银,留下的只有战争之后的满目苍夷,识字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工业更是极端落后,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中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0%以上,生产这些消费资料的机器还是“万国品牌”,以装备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与国大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手的印度相比,蒋介石完全是给新中国挖了一个大坑。毛主席接手的这样的中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毫不为过。
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中国3178万吨,印度995万吨;原油产量中国10405万吨,印度1127万吨;煤产量中国6.18亿吨,印度1.05亿吨;发电量中国2566亿度,印度1010亿度;水泥产量中国6524万吨,印度1962万吨;化肥产量(1980年)中国1232万吨,印度300万吨;粮食产量中国30476.5万吨,印度15584万吨;人口预期寿命(1981年)中国68岁,印度51岁;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中国70%以上的人口已经扫除文盲,而印度绝大部分人口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到毛主席逝世的时候,真正代表新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尖端水平的人造卫星、大飞机已经上天,万吨轮已经下海,原子弹氢弹已经爆炸,光刻机已经先于日、欧起步……这些印度都没有。
新中国经过前三十年的发展,遥遥领先的不仅仅是印度,还把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甩在后面,已经建立起了美日欧和苏东之外的第三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强国!
-2-我们再看看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的评价。
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官方表述,周总理在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周总理的这份报告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成就进行了简要概括,与傅立民所说的“孤立”、“内外政策失败以及易受到外国攻击担心”的情形截然相反。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年代的官方表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写道:
“首先,(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见该书第637页、第638页)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政要和知名学者怎么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前总统福特:毛主席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巨人,对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学者施拉姆: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
美国毛泽东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我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毛泽东身上,严密的学说同审慎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他怀着建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的社会的强烈愿望,他把这个愿望同学说的严谨性相结合,同时在建设中又不破坏这个社会的宗旨。
日本总理大臣福田纠夫:在毛主席的业绩中,尤其伟大的是,从殖民地制度下彻底解放了中国大陆,并奠定了今天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他敏锐的智慧、信念和决心,率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中国从封建主义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使中成为一个主权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人民有幸福和正义和繁荣。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毛主席是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廉洁政府。
以上这些哪怕是相互敌对的国家政要,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都给出了出奇一致的高度评价。
所以,笔者首先要问候一下美国的“知华”外交官傅立民,你是如何得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环境是“孤立”、“内外政策失败以及易受到外国攻击担心”的评价的?
然后,笔者还是要问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和记者于金翠,“有一种说法”究竟是谁的说法,究竟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说法?还是你于金翠杜撰出来的说法?
肆意造谣、抹黑新中国前三十年,记者于金翠不需要承担责任吗?!身为总编的胡锡进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3-傅立民被国内的某些媒体打造成美国对华友好人士,著名的“知华派”,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务院极少数相信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知华派”,却完全罔顾事实、极度贬低、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样的“知华派”究竟抱着怎样的用心。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主席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离不开毛主席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亿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泪水和辛勤付出,也更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化奠定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70年代末以后,中国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很多方面的确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极大误导。新一届政府正在积极纠正因为新自由主义误导所出现的问题,正逐步走出误区。
傅立民对新中国两个三十年“厚此薄彼”的评价,显然是打着“知华派”的面目,希望继续误导中国,让中国彻底沦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附庸。
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而我们更应该警惕那些给用心险恶的“知华派”充当传声筒的内贼!
笔者前一篇评论“复旦伤人事件”的文章被“用户投诉”了,今天换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案子本身的讨论在知乎上已经比较多了,很多讨论让一起悲剧充满了荒诞色彩。例如一方要把凶手打扮成合格的凶手,就扯出凶手在苏州大学待不下去了被复旦收留的事,事实上凶手在苏州大学只待了四年,续聘头一年就去了复旦;更有甚至从“面相”上却给凶手定罪:
这方面的讨论不展开了,免得又被“用户投诉”。
站在广大青椒们的立场,绝大多数人是在痛斥“非升即走”制度;而美国归来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则拼命给“非升即走”及高校预聘制辩护:
然而,饶毅是在美国就拿到了教授职称,回国也是以教授职称被特聘的;此时北大已经教改,如果按照正常的“非升即走”渠道,笔者是怀疑饶毅能否顺利“升留”的。
“非升即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借鉴
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无须讳言,这套‘非升即走’的高校教师聘用制度,就是从美国照搬而来的”。
不过与美国高校约半数预聘留任不同的是,中国的青椒预聘留任却只有1/6-1/8,2018年,武汉大学更是被爆出119位教师中只有4人通过评审入编,有97%的青年教师被淘汰。
青椒们承担了高校科研创收的主要工作,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最后大部分人的命运是被淘汰,而此时他们已经人过中年。这与某互联网大厂34岁辞退的资本压榨制度如出一辙。
所以本号在前文感慨:“‘学生最终超越了老师’,幸哉、悲哉?”
算起渊源的话,“非升即走”其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借鉴。“非升即走”译作“tenure-track”,但它正式的制度名称是“academic tenure”应该被译作“终身教授制”,乍一听这不是搞“铁饭碗”和“学术大锅饭”吗?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大学教师是事实终身制,普通劳动者都是端“铁饭碗”的。
美国是一个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度,在社会舆论层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直以来,这一原则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科研领域都是不可动摇的信条。
但是到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简称AAUP)颁布《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原则的陈述》,设立终身教授制最初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进入终身教职体系后,非法定原因,学校不能解聘教师。然而,无论麦卡锡主义时期还是民权运动时期,美国政府对进步教授和学者的迫害,都让“保障学术自由”的解释变得苍白无力。
在另一层面,社会主义苏联的科研进步速度早已令美国震撼,即便是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德国,其科研进步速度也是惊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科研制度,孰优孰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又如,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苏联只用了4年,中国更是只用了两年多;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中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做对比,速度和效率的差异更是惊人,几乎同时起步、但工业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都比中国好的印度,原子弹比中国晚了35年,洲际导弹晚了32年!
市场原教旨不能当饭吃,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必须“务实”,否则也成不了头号帝国主义。
终身教授制在美国的推行的确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授的经济权益,稳定了人心,为高校留住了优秀拔尖人才和学术骨干,这是美国能产生世界顶级名校和二战后科技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终身教授制+非升即走,其实是既借鉴了社会主义,又对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了保留。
“人性化”那只是在成为终身教授之后,对中青年教师来讲,终身教授的竞争非常残酷,即便是半数淘汰。哪怕是《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这样优秀的资产阶级走狗,在哈佛干了九年也没成功申请到终身教职,被迫转任哥伦比亚大学,三年之后才重返哈佛。
拿到了终身教职,无疑是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学术大锅饭”。大锅饭养懒汉的一个前提是,端铁饭碗的得是自私自利的“小岗人”,“大寨人”端上铁饭碗不仅没有养懒汉,反而更勤奋了。在私有制的美国,显然大学教授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大寨人”的觉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克服大锅饭养懒汉的手段自然还是市场竞争那一套。进入到终身教职后,的确出现教授惰性增加、学术产量下降、绩效下滑的现象。为此,AAUP也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建议对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每五年再考核一次,如果考核成绩不佳,学校有权依照程序减少科研经费、降低薪酬,或提出警告,规定考察期,直至要求自愿退休。
在美国的这套“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教师仍然是“打工人”的角色,积极性有所提高,但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觉悟。美国的科研进步速度二战后仍然是干不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只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毛泽东时代的“学术大锅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搞“学术大锅饭”的。
社会主义的“学术大锅饭”首先是在长远规划、布局下,敢于“养闲人”的气魄和胸襟。
1956年1月,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半个月后毛主席又发出了“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的指示,“12年科技规划”随后问世,核技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这四项世界尖端科技随之被提上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
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谈到对技术人员的关系问题时说:“有发明的人不被信任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对人不大关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帮助人,不关心人的死活,对人冷淡,这个问题应该注意。”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物理学家钱学森、地理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他勉励大家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1965年1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新技术设计问题后说:“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二次、三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数学研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研究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进行的,成果是在1973年在国内的《中国科学》刊物发表并轰动世界的。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敢于“养闲人”的典范。
“失败乃成功之母”,长远规划布局下“学术大锅饭养闲人”的气魄,与非升即走制度下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和“短平快”出成果的功利主义短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孰优孰劣,不难分辨。
第二,社会主义“学术大锅饭”是对现代科研体系特征的高度适应。
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科研体系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协作面广、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体系,科研工作还需要对应的工业体系的支撑与配合,不是哪个超级英雄以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一项新的科研成果的。任何一个链条环节,任何一个工业门类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制约整个科研体系的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大飞机、万吨轮、集成电路,等等这些世界尖端科技成就,以及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这些更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离不开举国体制、大兵团作战,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以及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工厂、公社的协力配合,离不开技术人员、基层干部以及工人农民的三结合。正是靠着社会主义“学术大锅饭”,才把科研领域的千军万马凝聚在了一起。
1973年11月16日,杨振宁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称自己准备提名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我国在60年代完成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完全有望获奖的。然而,胰岛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难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选,故我们倾向于婉言谢绝杨振宁的好意。
在集体主义消亡、个人主义张扬的时代,“集体努力”越来越被舆论忽视,转而宣传个体英雄。
2015年,参与发现青蒿素研究的屠呦呦最终以个体身份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向世界宣告,获诺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展示给了全世界。
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一提到它,人们往往只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实际上与袁隆平同一时期进行研究的团队还很多,参与杂交水稻研究的农业技术人员、基层干部、人民公社社员更是百万之巨,光是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产生的院士就有六位。
1981年6月6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农委要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杂交水稻研发团体。前来领奖的颜龙安却得知,奖状上只写着“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没有其他人的名字,奖状与奖章也只有一份。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一位领导解释说,“今天晚上,国际广播电台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获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这条消息了,明天所有的报纸也都会刊载这则新闻,这么大的事情,关乎到国家威望,不好再有什么更改。”作为事后补救,颜龙安与其余20多名主要获奖人会后都得到了一张复印的奖状,奖状背面写着每人的工作单位与姓名。
试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学术大锅饭”,毛泽东时代会有两弹一星、大飞机、万吨轮、集成电路、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吗?
第三,“社会主义大锅饭”可以“养闲人”,但绝不是“养懒汉”。
昨天还从北京青年报的企鹅号看到一则新闻,不知真假:
据称受害书记“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是家庭主心骨,他的骤然离世让家人难以承受,农村的年迈双亲需要赡养,遭受身心重创的妻子和尚在求学的女儿需要照拂”。
受害书记执行“非升即走”所打破的是“学术大锅饭”,讽刺的是,如果人民公社不解体,“社会主义大锅饭”还在,即便这位书记不在了,“社会主义大锅饭”也会供养这位书记的年迈的父母以及尚在求学的女儿。这样的局面不值得反思吗?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大锅饭”实际上是为广大科研人员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是亿万工农群众在无私地“供养”他们,他们也同样地在无私地回报社会。
在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从美国归来的郭永怀教授是参与者之一。1968年,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为第一颗热核导弹的发射进行着准备工作,两个多月后他为了试验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要回北京,飞机在首都机场即将要降落,却在离地400多米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并坠毁在农田里。当大家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郭永怀的衣服已被烧焦,他和警卫员紧紧得抱在一起,众人费力好大力气,才将两人分开,而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毫发无损被夹在两人胸前,衣服都烧焦了,却依旧那么护着文件,可以想见他在身前是忍了多大的痛啊。
而郭永怀这样大公无私的精神在那个年代的科研技术人员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武光同志1954年开始担任笔者母校北航的校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9月,研制成功了“北京一号”、“北京二号”和“北京五号”,三个型号的飞行器成功上天,其中“北京一号”飞机是学校师生共同协作的结果。据武光同志回忆,“北京一号”研制期间,他晚上没法睡觉,因为总有师生半夜偷偷跑回去加班,他需要“抓”他们回宿舍休息——这是怎样的一股干劲啊。
私有制下的个体很难理解这样的奉献精神,这其实是革命英雄主义和主人翁精神的一种体现。抗美援朝战场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烈士,像黄继光、邱少云,他们都出身于贫农家庭,旧社会受到了地主的残酷压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给他们家庭分到了土地,让他们翻身得解放成了社会主人,他们才义无反顾地要保卫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养懒汉”的说法完全是对这整整一代人民英雄的亵渎和污蔑!
在雇佣劳动制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局面下,“非升即走”、AI监工根本无法阻止打工人“躺平”,某些乏走狗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把996跟两弹一星精神混为一谈,劝打工人奋斗,实属无耻!这两种所有制基础能一样吗?“为本阶级改造世界”跟“给别人打工”是一回事吗?
两弹一星精神的回归,只能依赖公有制和社会共同体的回归。
2021年10月22日 07:53:10
来源:爱集微APP
集微网消息,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国会今天释出的文件显示,华为与中芯国际虽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但去年11月至今年4月间,仍获得合计价值上千亿美元的美国技术出口许可。
据文件显示,同意供应商销货给华为的出口许可有113份,价值610亿美元;此外,还有188份价值近420亿美元的出口许可,对中芯国际放行。
数据还显示,10份许可证申请中有超过9份被授予中芯国际供应商,而同期向华为发货的申请中有69%获得批准。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Committee)5月从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获得上述资料。委员会今天表决通过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的要求,发布上述许可数据的请求。
路透社表示,委员会中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路透社的要求,在获得授权后向路透社提供了这些文件。预计这些文件将很快公开发布。
美国商务部强调,批准的许可证申请并不代表实际出货量,并且实际也只使用了大约一半的许可证。它还补充到,涉及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许可证申请是根据特朗普政府制定并由拜登政府维护的政策处理的。
对此,华为拒绝置评,而中芯国际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路透社还表示,大多数授予的许可证并未授权运送敏感物品。在此期间为华为批准的 113 份许可证中,有 80 份是针对非敏感项目,对于中芯国际来说,188 份中有121 份是针对非敏感项目,而许可证通常有效期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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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仍未走出上届美政府制造的困境,甚至还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现实状况被所谓“政治正确”所绑架,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根本原因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由此制定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偏离了正确轨道。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从深层次反映出美方的世界观、中国观以及中美历史观、利益观、竞争观都出现了严重偏差。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正患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如果任由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摆脱困局的根本遵循是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发展中美关系。美方应将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重要承诺真正落到实处。
王毅强调,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就应该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停止抹黑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内外政策。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打“新冷战”,就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停止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既然美方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就应该停止掏空歪曲一个中国政策,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不得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既然美方承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就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着人权、民主旗号损害中国正当利益。美方还应尽快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单边制裁。
王毅强调,美方表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靠的“防护”。只要切实履行各自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坚持正确方向,及时排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双边关系就不会脱轨失控。否则,再多的“护栏”也起不到作用。双方应遵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合作共赢的精神,探讨确立双方的行动指南。要建立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渠道,更好协调各领域各部门的交往。要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解决突出问题。中方据此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8个领域合作清单,希望美方切实认真对待。
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王毅还就涉疆、涉港、海上问题等据理批驳了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
布林肯介绍了美方的对华政策,表示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美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中的风险因素,对同中方开展合作持开放态度。
双方就对等互惠推动中美联合工作组磋商取得更多成果达成共识,同意相互为双方外交领事人员履职创造更好条件,重启人文议题交流磋商。双方还同意加强气变、公共卫生等合作。
中方还提出了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设想。双方并就乌克兰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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