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1月22日 22:08:00
来源: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对于人民来说,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具体的愿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满足人民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一个个具体的需求和向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解决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农民工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务工收入是许多家庭的收入大头,也是他们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2019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约1.7亿需要离家务工。农民工工资能否及时支付、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关乎千家万户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关乎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2018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件。案件的缘起,是在2016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对原玉环县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进行实名举报。这名农民工说,他因为受了工伤,通过劳动保障所和企业进行仲裁调解,整个调解过程吴福康没有安排他和企业见过面,工伤赔偿款也是吴福康转交的,调解协议书上写着45000元,但实际给他的只有37000元,中间相差8000元,吴福康解释说是纸面上多写点给企业抵税用,但他认为是被吴福康贪污截留了。纪委迅速对这一线索展开核查。
孙婉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跑到企业了解,企业跟吴福康讲的其实就是一样的,他说是抵税用的。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其实是因为这名农民工在举报前曾经到劳动保障所理论,惊动了吴福康,他私下把8000元还给了企业并和企业统一口径,双方一口咬定只赔了37000元。吴福康心里清楚,自己做过的事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对抗调查。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这两年时间,31个案件里面我赚了钱。企业赔了多少钱,我确实没告诉工人,我确实有隐瞒。
虽然调查一上来就遇到了障碍,但调查组注意到,吴福康在进行调解时多处违反了工作规定程序,感到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
孙婉琴:赔偿书跟实际收款不一致的,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的。民工的当事人和企业主不在当场调解,调解过程当中全部是吴福康一人,也不符合两个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规定。
吴福康是否存在贪污受贿行为,调查组感到不能就此止步。玉环作为全国县域经济排名前列的工业强县,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务工人员尤其是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是这座城市必须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对涉及侵害他们权益的问题线索不能轻易放过。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几年经办的几百起工伤和职业病仲裁调解案卷,逐一联系涉及的企业、工人,对赔偿金额进行核查。
梁国栋(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逐一电话(联系),确认有几起中间金额存在着更大的差距。我们也铁定这里面肯定存在着问题。
这些务工人员大部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流动性很大,有些又去了别的城市务工,有些已经回了老家,为此,调查组远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访相关务工人员,历时一年多,找到了多名当事人,获得了吴福康贪污截留的扎实证据。
梁国栋:我记得当时我们到江西去取证,有一人叫郑通楼,取证的时候他是二级尘肺,奄奄一息了,我们取证结束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工伤仲裁15万元,拿到手只有9万多元。
2018年,54岁的郑通楼因尘肺病去世。他和妻子孙巧枝是2001年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玉环打工的,希望多挣些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郑通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尘严重,早年间企业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2014年,郑通楼病情越来越重,经鉴定为尘肺病三期,已构成二级伤残。
孙巧枝(郑通楼妻子):吃饭睡觉都戴着呼吸机。谈到赔偿的事情,那个厂里面还是不肯赔。虽然说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了,公司后来理都不理,进都不让我们进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
孙巧枝:不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公在那边戴一个呼吸机那样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搞,律师给我们搞一点钱回来。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过了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元,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元,律师也是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夫妻俩按约定给了律师10%代理费,拿到手的只有9万元。调查组联系了相关企业询问,企业表示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元,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孙巧枝:其实少了5万块钱,这个我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我也没有告他或者怎么样,我老公他那个人也是一个老实人,他人病得那个样子,一直在说不是他帮我们要,我们还要不过来,他是这个意思。
调查组找到的不少务工人员,都经历了类似的辛酸。他们几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不辞辛苦,在高风险环境下长期作业;当他们遭遇工伤,相关企业却推卸责任的时候,他们又面临着失业、治疗等重重生存压力,急需经济补偿。这种时候,劳动保障部门成了伤残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盼,本应为工人们雪中送炭,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而且,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当听了一个个务工人员讲述他们曾经遭遇的困境,调查组下定决心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国栋:每个工人的诉苦,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他们受伤以后谋生手段可能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这个赃款追到手返回给这些工伤人士。
调查组还注意到,不少务工人员都提到在他们和吴福康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代理律师。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既没有律师证,也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发现帮务工人员维权是条挣钱的路子,他们就经常守在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国栋:我们在查办吴福康案件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蛛丝马迹,就是说蛮多工伤方留下的号码居然就是这个野律师的号码。野律师能够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务工人员)一旦有疑义或者要问厂方什么之类的,他用野律师对他进行安抚跟劝解。
由于两人都不是真律师,帮工人要赔偿主要是依靠吴福康去和企业仲裁调解。他们因此经常给吴福康送超市卡、烟酒茶叶等礼品,和他搞好关系。
雷继策(涉案人员):没有证的话做这一行的话必须要认识当官的人,他是劳动所所长,不管什么事,像这个案件给他他就会处理掉。里面肯定有一个差价,这个很明白,抵税抵什么税。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两人对吴福康截留赔偿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务工人员面前为吴福康“抵税”的说法背书。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从中沟通配合,打消务工人员的疑问。赔偿款下来了,两人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他要求10万(元),我跟企业谈了15万(元)。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就在这其中赚取差额,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
吴福康身为公职人员,却把职责做成了生意,对待务工人员和厂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用这样的模式,他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
梁国栋:作为公职人员,吴福康有这样的行为,性质其实比较恶劣。我们留置的时候很多人得知这个事情都拍手称好。能够获得企业方跟工伤人员多方的认同也是我们执法执纪者最终想达到的心愿吧。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孙巧枝:那个钱去年给我们打过来了,5万块钱。谢谢纪委帮我们找过来,不是纪委帮我们找过来,我们这个钱肯定就拿不到了。
这个案件虽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玉环,但受到伤害的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让每一个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玉环市纪委监委督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切实整改,规范调解程序,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和对企业的监管,最大限度保护务工人员权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要打掉为祸民间的黑恶势力,更要清除背后庇护他们的“保护伞”,切实提高人民的安全感。
2021年01月22日 21:03:53
来源:[url=]纵相新闻[/url]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浩洲
敛财超千万、获刑十年半的广西崇左市委原常委、大新县委原书记赵丽贪腐细节被披露。12309中国检察网1月21日公开的起诉书显示,赵丽自当上大新县委书记后就开始敛财,其专职司机充当“收银员”分得赃款400余万。
赵丽,女,壮族,1969年3月出生,广西钟山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0月参加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她长期在广西工作,曾任崇左市龙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龙州县委副书记、县长,江州区委书记等职。
(图说:崇左市委原常委、大新县委原书记赵丽 资料图)
2013年5月,赵丽履新大新县委书记,3年后职务再度调整。2016年5月,赵丽履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次月再度转岗,跻身崇左市委常委并兼任统战部部长,同月,她又转任大新县委书记。
主政大新县后,赵丽就走上了贪腐的道路。起诉书显示,2013年至2020年,赵丽利用其担任大新县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农某甲等七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专职司机农卡伦或本人直接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344.567052万元。
记者注意到,农卡伦既是赵丽的专职司机,也是她的“收银员”。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8年,赵丽与农卡伦通谋,通过农卡伦分别接受私营企业主农某甲、胡某某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农某甲、胡某某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
2015年春节前至2019年春节前,赵丽通过农卡伦先后六次收受农某甲给予的钱款共计800万元。2018年春节前至2019年春节前,赵丽通过农卡伦先后两次收受胡某某给予的钱款共计330万元。这1130万元中,赵丽分得670.5万元,农卡伦分得459.5万元。
除了农某甲这个“大金主”,2016年下半年,赵丽还为私营企业主彭某某在项目工程款拨付事项上提供帮助,并收受价值50万元的购物卡。2013年下半年至2019年下半年,赵丽为某建筑公司负责人莫某某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先后四次收受钱款共计45万元。
搞权钱交易也是赵丽敛财的手段之一。起诉书显示,2014年至2017年初,她利用职务便利,为时任大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覃某某职务晋升、职务调整提供帮助。2014年下半年至2019年春节前,她先后九次在大新县委等地收受覃某某给予的钱款共计77万元。
2020年4月,时任广西崇左市委常委、大新县委书记的赵丽在任上被查,一个月后,其专职司机农卡伦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崇左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2020年6月,赵丽被“双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称:经查,赵丽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干扰巡视巡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私车公养,收受礼金。
此外,赵丽组织观念淡薄,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收受财物,大搞权钱交易,违规插手扶贫项目。
(图说:赵丽在法庭上受审 来源:南宁中院官方微信)
2020年11月23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丽受贿案进行一审宣判,以赵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赵丽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据南宁中院消息,赵丽归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其他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缴赃款835.742195万元以及购物卡116张。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考虑其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具体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截至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发稿,有关农卡伦的具体获刑情况尚未公开披露。
防腐记:领导与司机合伙成为一种新的腐败群体现象,并非首次发生。对于“司机腐败”,有专家建议“不要设专职司机,避免专职司机和领导建立人身依附关系”,还有的则把希望寄托于公车改革,期望以此铲除“司机腐败”的土壤。其实除了前面两点外,最核心的还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2021年01月23日 16:52:44
来源:上游新闻
河北承德市双桥区狮子沟镇上二道河子村村民邵先生的房子十年前被拆迁,回迁房至今也没有着落,被征用的集体土地上却盖起了别墅。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意外获得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发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对于此违法行为,执法部门依据三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会议纪要”,作出了“免于处罚”的结论。
随后邵先生委托律师启动了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等法律程序,但一审二审均未获得法院支持。法院认为,涉案的会议纪要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无法作为政府信息予以公开。
1月22日,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获悉,邵先生近日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
▲2020年5月7日,承德市城管局向邵先生作出的《关于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的答复》。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0万平米住宅区无证建设,依据“会议纪要”“免于处罚”
邵先生对记者称,2010年他所在村的集体土地被占用,他家和村里部分村民的房屋、宅基地以及耕地被征收和拆迁。然而十年过去了,他和部分村民仍未得到回迁。他和村民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由于规划变更、安置房建设数量不足等原因所致。
“但在上二道河子村后山普宁寺东侧,却有独栋别墅和联排大型别墅群已经建成,占用的就是我们村的集体土地。”邵先生表示,他曾就别墅群建设项目欠缺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擅自施工的问题及上河新城F区无规划手续问题,向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举报并寄送了《查处申请书》。
2019年12月18日,承德市城管局向邵先生出具《上河新城举报信答复意见》,称上河新城项目是农民新村建设项目,双桥区政府将整个项目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对于反映的F区无规划手续问题,根据《承德市规委会主任委员议事会会议纪要》([2015]5号)、《承德市房地产开发建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2016]1号)、《双桥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7]75号),对其已经建设的38栋予以处罚。目前F区24栋楼已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其他正在办理中。
2020年4月7日,邵先生向承德市城管局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其书面公开上述三份会议纪要内容,以及对上河新城项目已经建设的38栋楼予以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处罚执行情况、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情况等政府信息。
2020年5月7日,承德市城管局向邵先生作出《关于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的答复》,并附上2017年该局对上河新城项目开发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上河新城F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109839.40平方米……依据《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八十一条之规定,按照《承德市规委会主任委员议事会会议纪要》([2015]5号)、《承德市房地产开发建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2016]1号)、《双桥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7]75号),给予当事人作出免于处罚的行政处罚。”
▲2020年5月7日,承德市城管局向邵先生作出《关于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的答复》时附上了该局于2017年对上河新城项目开发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三份会议纪要是否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成焦点
对未予公开的三份作为免予处罚依据的会议纪要,经提起行政复议未果后,邵先生遂向承德市双桥区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9月7日,双桥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法院认为,承德市城管局已对邵先生申请的部分内容予以公开,其他信息,要么属于可以不予公开的信息,要么不是由承德市城管局制作、最初获得的信息或作为保存机关,故驳回了邵先生的诉讼请求。
邵先生不服,提起上诉。
2020年11月25日,承德市中院二审开庭。
此次庭审的焦点很明确,那就是作为免予处罚依据的三份会议纪要是否属于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
庭审中,承德市城管局认为,三份会议纪要不是承德市城管局作出的,也不由其保存,原告应向制作或保存该信息的单位申请。
该局还认为,会议纪要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称的“政府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无法作为政府信息予以公开。
邵先生的代理人董再国律师表示,涉案的三份“会议纪要”与一般意义上的被很多政府机构认为属于内部信息的“会议纪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承德市城管局作为行政处罚依据出现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的明确规定,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这三份至关重要的“会议纪要”,理应予以公开,这是不容置疑和推卸的法定义务,承德市城管局不予公开的行为显属行政不作为。
记者了解到,邵先生起诉后,2020年9月和10月,承德市双桥区城管局分别对开发商在上河墅项目中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告知了邵先生。
2020年12月1日,承德市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邵先生的上诉。
▲2020年12月,承德上河新城F区住宅楼建设现场。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今年1月17日,上游新闻记者致电上二道河子村,该村村主任表示不接受采访。记者又致电狮子沟镇一位副镇长,其表示当地政府在网上有回复,而其不便接受采访。
记者致电承德市双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但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给其发信息,截至记者发稿时未见回复。
同日,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双桥区分局相关负责人回复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早在2006年,上二道河子村启动新农村改造,当时政策不清晰,新农村项目相当于小产权房。2007年,承德市政府统一要求,小产权性质的新农村改造全部叫停,将土地全部征为国有。目前只有十几户农民没有回迁,原因是有的要补偿高一些,有的可能条件没谈好。
对于上河新城F区,该负责人表示,2008年土地出让的时候还没有出台别墅管理办法,后来通过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手续,F地块的土地截至目前已经取得了合法手续。对于别墅未批先建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F区大部分都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十几栋虽然容积率超过了1,但确实是别墅形态,这一部分区域未涉及水源保护,具体如何处理正在上报省自然资源厅,等待省厅回复。
1月22日,邵先生告诉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其近日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
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
2021年01月24日 08:58:40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四集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23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三集《坚守铁规》,揭开了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背后的内幕。
2020年3月7日,用作集中隔离的泉州欣佳酒店发生坍塌,事发时楼内共有71人被困,大多是从外地来泉州的需要进行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的人员,经过救援,42人得以生还,另外29人不幸遇难。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结论表明,这是一起主要因违法违规建设、改建和加固施工导致建筑物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搞形式、走过场,失职渎职,没有守住安全底线,最终酿成惨烈事故的整个过程被逐步揭开。↓↓↓
行贿一万元顺利建起违章建筑
调查结果显示,坍塌的欣佳酒店,从2012年地基开挖的第一天起,就是一栋违章建筑,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杨金锵是欣佳酒店建筑的业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2012年7月,杨金锵要建设一栋四层钢结构的建筑,为了省钱省事,他没有办理任何法定手续,将工程包给无资质人员就直接开工了。
为了先建后批,杨金锵找到时任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张惠良,希望他和城管打招呼,并当场送上一万元。杨金锵还请托张惠良,希望他向区里申报“特殊情况建房政策”审批。 这个所谓的政策,是以 会议意见代替行政许可,违规越权审批建设项目,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有了这个挡箭牌,这个违章建筑顺利建起来了,未经竣工验收备案就投入了使用,相关部门也没有进行后续的督促监管。
违法改建埋下重大隐患
消防部门干部受贿十万帮忙通过审核
2016年,杨金锵又私自违法改建,在建筑内部增加夹层,从四层改为七层,隔出了多个房间。正是这次改建,埋下了最终导致建筑坍塌的重大隐患。
泉州市各级住建部门对建筑活动和工程质量负有监管主体责任,但对于欣佳酒店建筑的长期违法违规行为从未发现和查处。
消防部门也负有重大责任。当时消防备案采取的是抽检制度,杨金锵知道自己的建筑不合法,一旦被抽中肯定通不过。于是,他找到消防中队对面开茶叶店的黄志图,提出把消防工程包给他做,条件是帮他顺利过检。
黄志图找来常来茶叶店的消防部门干部刘德礼帮忙,刘德礼收受了杨金锵十万元贿赂,就采取一些手段使得他没有被抽中检查,自动审核通过。
调查发现,刘德礼不止一次帮助杨金锵蒙混过关。到2018年,杨金锵对建筑加层改建之后打算开酒店,就必须再次经过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拿到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才能到公安部门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 杨金锵于是再次找到刘德礼,向他要了一张空白合格证,自己制成了一张假证。
到2020年3月7日酒店倒塌时,刘德礼作为消防人员也参加了现场救援,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时任泉州市消防支队后勤处战勤保障大队副大队长 刘德礼:七天救援,我们都在现场。我们的职责是救人,反而因为我的徇私舞弊,害了这么多人。人生一下子全部颠覆了,全都没了。
申报材料造假、缺失
当地公安局把关不力层层失守
杨金锵提交的申报材料存在严重造假和多项缺失,如果认真审核绝不可能获批。调查人员却发现,鲤城公安局从窗口到专管民警,再到副大队长、副局长,每个经手的人都没有认真审核,导致层层失守。
收件窗口是第一关,按照职责要对材料进行核验,但窗口工作人员实际上却只收件,不核验。随后的第二关是到现场检查,但也变成了走过场。
有着明显错误的检查验收意见表和杨金锵提供的存在诸多问题的材料,随后又经过了鲤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领导、分管副局长两级审批,但他们都是随便翻了翻就直接签字。
就这样,杨金锵获得了特种行业许可证。 2018年6月,在这栋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建筑里,欣佳酒店正式营业。
有关部门草率选址
存有严重隐患的 欣佳酒店被选为隔离酒店
到了2020年1月10日,杨金锵对建筑局部重新装修时,发现有三根钢柱严重变形,杨金锵却要求工人不要声张。
杨金锵毫无安全意识和责任心,自认为加固一下就没有问题。由于春节工人要回家,他就决定春节后再加固,不料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由于相对远离居民密集区,欣佳酒店就被选为外来人员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 实际上,这一选点未经认真调研、安全排查就草率作出,各级领导也都没有到现场检查。
事故发生前三天,杨金锵还组织工人到酒店开始进行焊接加固作业,连续三天随意进出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施工,也无人来过问。
2020年3月7日,这栋建筑的结构长期严重超荷载,早已不堪重负,不专业的焊接加固作业的扰动,最终打破了处于临界点的脆弱平衡,引发连续坍塌,29个鲜活的生命随之骤然而逝。
副省长抗疫走过场终酿恶果:很内疚!
在欣佳酒店倒塌前不久,福建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张志南还曾到泉州市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然而,张志南既没有到防疫隔离点检查,也没有就相关工作对当地作出任何布置、提醒。
张志南:我们平时下基层调研,基本上都是被安排,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惯性,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围绕这起事故,纪检监察机关对49名公职人员进行了追责问责,其中7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41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人受到诫勉。在这49人中,从杨金锵那里收受过财物的人只有少数几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利益关联,却由于工作不认真不尽责,共同造就了这座违法违规的夺命建筑。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隐性作风问题,难以发现和整治,一旦显现出来又往往容易酿成严重后果,必须警钟长鸣。
2021年01月23日 21:50:00
来源: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八项规定,一个改变中国的政治语汇,引领了从党风政风到民风社风的系统性变革。各方面风气的持续改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切身的感受,也使我们党更能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党更加需要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一鼓作气,拿下这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作风建设是关乎我们党能否守住初心、实现执政使命的重大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部署,持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严肃查处了一大批典型案件,这些案件都深刻地提醒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危害。
2020年3月7日,举国上下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福建泉州一家用作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的酒店坍塌的消息,引发强烈关注。事发时楼内共有71人被困,大多是从外地来泉州的需要进行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的人员,经过救援,42人得以生还,另外29人不幸遇难。
杨丹(欣佳酒店坍塌事故幸存者):晃动了一下,响了一声,一声巨响,就直接倒了。
王涛(欣佳酒店坍塌事故幸存者):我们两个人算运气好,还能在里面活动。
王涛和杨丹小两口是湖北公安县人,多年在泉州经营豆腐铺,他们幸运地死里逃生,但王涛的父亲和表弟被事故夺去了生命。让王涛尤其难过的是,他原计划让父亲不再操劳,留在老家陪母亲享享清福,但由于疫情期间工人不好找,父亲就说还是过来帮帮忙。一家人回到泉州复工,遵照当地防疫规定先去酒店隔离,谁知道竟然就此天人永隔。
王涛:有很多时候很不经意的事突然之间就觉得,很平常的一些事,也很简单的一些事,突然就想起来爸的点点滴滴了。做豆腐的房间,我感觉到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有他的身影。
杨丹:只要是在住酒店的人都会觉得冤,又没有说偷偷要开房门出来,又没有说偷偷跑下楼,然后突然之间人就没了,然后突然之间就受这么大伤害,肯定(觉得冤)了是不是。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重大损害,必须查清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结论表明,这是一起主要因违法违规建设、改建和加固施工导致建筑物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导下,福建省纪委监委、泉州市纪委监委按照有关规定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的基础上,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涉及的有关公职人员开展追责问责调查。
李翔毅(福建省泉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从这个事故中应该说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危害性,因为真的很多的环节的公职人员,他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工作上面不认真负责,包括官僚主义,把工作下压给下面去做,自己没有认真地去执行。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没有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真正放在心上,搞形式、走过场,失职渎职,放任欣佳酒店长时期违法违规新建、改建、装修、加固,没有守住安全底线,最终酿成惨烈事故的整个过程被逐步揭开。
李翔毅:这个事故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主要从四个模块入手,一个是土地的审批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欣佳酒店所在楼栋的建设和改建这个环节,第三就是欣佳酒店的违规经营这个环节,第四个环节就是如何被选为疫情防控这个点,我们就是围绕这四个环节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坍塌的欣佳酒店从2012年地基开挖的第一天起,就是一栋违章建筑,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杨金锵(欣佳酒店建筑业主):它是一个违章建筑,从始至终。
杨金锵是欣佳酒店建筑的业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他的公司拥有酒店所在土地40年的使用权证。2012年7月,他和一家汽车公司签订协议,建设一栋四层钢结构的建筑,出租给汽车公司作为4S店使用。杨金锵为了省钱省事,没有办理任何法定手续,就将工程包给无资质人员直接开工了。为了避开城管执法检查,他找到时任常泰街道主要领导,以4S店着急开业来不及办理手续为借口,希望他和城管打招呼,允许自己先建后批,并当场送上一万元。
张惠良(时任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一万块钱,说实话他就放在我茶几上,就没退给他,所以我是非常后悔,说实话。
杨金锵还请托张惠良,希望街道以招商引资为理由,帮他向区里申报特殊情况建房政策审批,张惠良也同意了。这是当时泉州市鲤城区自行制定的一个政策,内容是对于因各种缘由无法办理正常手续的个别建设行为,经区特殊情况建房领导小组批准,可以先行建设。这个所谓的政策,是以会议意见代替行政许可,违规越权审批建设项目,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区政府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从未正式下发文件。
陈财水(时任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副区长 特殊情况建房领导小组成员):为了经济的发展,研究通过它了,就没有强行(要求)他把它拆掉,变成政府研究同意他违章盖房了。
有了这个挡箭牌,杨金锵的违章建筑顺利建起来了,未经竣工验收备案就投入了使用,相关部门也没有进行后续的督促监管。2016年,杨金锵又私自违法改建,在建筑内部增加夹层,从四层改为七层,隔出了多个房间,正是这次改建,埋下了最终导致建筑坍塌的重大隐患。
谢永明(福建省泉州市住建局总工办副主任):四层变成七层之后的话,这整个建筑的重量从31100千牛,增加到52100千牛,这样子就超过它柱子的极限承载能力了,所以说已经处于一个坍塌的临界状态。
这次改建历时好几个月,各种砂石材料运进运出,动静并不小,但该辖区的城管执法中队竟然并未发现。
李翔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城管部门他们每天都有巡查的任务,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有这种走过场的思想,就是去转一转、看一看,没有真正认真深入地去进行检查、进行排查。
调查表明,严重失职失责的,不只是城管部门。泉州市各级住建部门对建筑活动和工程质量负有监管主体责任,但对于欣佳酒店建筑的长期违法违规行为从未发现和查处。消防部门也负有重大责任,欣佳酒店建筑最初建成后,必须经过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才能使用。当时消防备案采取的是抽检制度,杨金锵知道自己的建筑不合法,一旦被抽中肯定通不过,他于是找到消防中队对面开茶叶店的黄志图,提出把消防工程包给他做,条件是帮他顺利过检。
黄志图(涉案人员):意思是你这个工程你不要让我抽中,你让我合格。你在消防大队门口开茶叶店,人家必然都会联想到你有一些关系,是吧?人家老板亲自来找你,把工程给你做,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么好的事情谁又会去推托呢?
黄志图于是找来常来茶叶店的消防部门干部刘德礼帮忙,刘德礼收受了杨金锵十万元贿赂,就采取一些手段使得他没有被抽中检查,自动审核通过。
刘德礼(时任福建省泉州市消防支队后勤处战勤保障大队副大队长):扮演了就是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了,如果说我没有帮助他,不答应他或者说直接给他一口回绝掉,那这样后续的这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自己自作孽。
调查发现,刘德礼不止一次帮助杨金锵蒙混过关。到2018年,杨金锵对建筑加层改建之后打算开酒店,就必须再次经过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拿到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才能到公安部门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杨金锵于是再次找到刘德礼,向他要了一张空白合格证,自己制成了一张假证。
刘金顺(福建省安溪县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 专案组成员):这个空白的,然后拿去文印店把这些给打上去,伪造了一个公章盖上去。
到2020年3月7日酒店倒塌时,刘德礼作为消防人员也参加了现场救援,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刘德礼:七天的救援,我们都在现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救援生涯。说实话我的职责是救人的,反而会因为我的这个徇私舞弊,而害了这么多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呀!突然一下子自己的人生全部颠覆掉了,全部都没了。
在当天救援现场,心情格外复杂的除了刘德礼,还有几名来自鲤城区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记得,欣佳酒店正是经自己之手审批,获得了开酒店必备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张汉辉(时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当一条条鲜活生命被盖上了白布抬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场面,应该说不管什么人都会泪流满面的,心中受到极大的谴责。
杨金锵提交的申报材料存在严重造假和多项缺失,如果认真审核绝不可能获批,但问题就是,每个经手的人都没有认真。
刘金顺:鲤城公安局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什么,从窗口到专管民警,到副大队长,到副局长,层层没有把关,层层失守,大家都在敷衍应付,就造成了这个该发现的都没有发现,该处理的都没有处理。
收件窗口是第一关,按照职责要对材料进行核验。只要和消防合格证发证单位联系一下,请对方查一下编号,立刻就能鉴别真假,但窗口工作人员实际上却只收件,不核验。随后的第二关是到现场检查,但也是变成了走过场。
吴家晓(时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治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自己都知道,就是没有认真。我有这个机会阻止酒店的经营,但是我没有做到。
吴家晓就是负责现场检查的治安专管民警,从他现场填写的检查验收意见表就能看出,他当时的工作状态漫不经心。
刘金顺:没有房产证,他给他写上有房产证了。他是检查人,应当签署在检查人这一格里面,他给他写到被检查人这一格,那像这种的话,签反都没人发现,非常地随意,而且很不认真,这样都能够弄错。
这张有着明显错误的验收意见表,和杨金锵提供的存在诸多问题的材料,随后又经过了鲤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领导、分管副局长两级审批,但他们都是随便翻了翻就直接签字。这样的工作作风,让逐级把关的制度设计失去了意义。
张汉辉:他们的第一关如果没把好,那还有第二关、第三关呢,还有我的第四关。我作为领导,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最后一关能够把好审批的职责,也不至于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
杨金锵就这样获得了特种行业许可证,2018年6月,在这栋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建筑里,欣佳酒店正式营业。到了2019年,福州市发生一起房屋倒塌事故,省委省政府部署立即对全省房屋质量进行一次专项排查,发现隐患,开展整治。遗憾的是,鲤城区相关部门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只是层层发文向下布置,最后竟变成了让房屋业主自查。
李翔毅:下压给了这个社区,就是让社区的人去检查,社区的这些人到那个房子那边,拿一张表格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填,看你有没有问题。这种方式是肯定检查不出问题的,就是为了应付上面布置的任务,走形式。
到了2020年1月10日,杨金锵对建筑局部重新装修时,发现有三根钢柱严重变形,杨金锵却要求工人不要声张。
杨金锵:肉眼也是清楚地可以看出来变形,我就跟工人说,我说怕主要是一个是我们店面是要出租的,不管你认为怎么样,别人总是听了就会担心,这个事你暂时先别说出去。
杨金锵毫无安全意识和责任心,自认为加固一下就没有问题,由于春节工人要回家,他就决定春节后再加固,不料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防疫成了全国头等大事。由于相对远离居民密集区,这家酒店就被选为外来人员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这一选点未经认真调研、安全排查就草率作出,各级领导都没有到现场检查,而最终引发事故的导火索,也和防疫管理要求落实不到位有关。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本应严格封闭管理,但事故发生前三天,杨金锵组织工人到酒店开始进行焊接加固作业,连续三天随意进出施工,也无人来过问,防疫管理显然严重流于形式。
王远恒(福建省泉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他们这一块的工作就是不深不细不实,这个功能很特殊的,责任也很大的,很重大的,毕竟你是要集中隔离的地方。建筑物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要深入地再了解、再排查一下的,但是都没有。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一些人仍然漠视人民生命安全,还在搞形式、做样子,对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这栋建筑的结构长期严重超荷载,早已不堪重负,不专业的焊接加固作业的扰动,最终打破了处于临界点的脆弱平衡,引发连续坍塌,29个鲜活的生命随之骤然而逝。
张志南(福建省委原常委 省政府原副省长):内心就感觉到很内疚,这些年来一直在抓安全生产,要检查要排除隐患,要排查这些安全的隐患,开了不老少的会,提了不老少的要求,下了不老少的文件,怎么就在鼻子底下,就在这个马路边上的这个(酒店)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感觉到我们的很多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落实到位。
张志南,福建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2020年4月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调查发现,在抗疫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张志南作为省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却频繁擅离岗位,办理个人私事,心思根本没放在抗疫上,工作中走过场、搞形式,致使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落实上出现“中断层”。
盖伟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在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时,敷衍应付。他检讨自己在疫情防控的大考前不仅没有考好,而且考得很差,认识到自己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不力。平常就习惯于听听面上的工作,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去检查工作,那么在疫情大考的关头,这些平时的一些现象就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了。
就在欣佳酒店倒塌前不久,张志南到泉州市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然而,他并没有带着扑下身子发现问题的态度开展工作,只是走马观花,防疫隔离点则根本没有去。
张志南:看了我记得是六七个点,每个点大概就二十来分钟,其他点走马观花走了,但连这个点就在路边,类似像这样的点我都没有去。平时呢现在我们下去基层调研,基本上说心里话都是被安排,就变成了一种惯性,一种形式主义的惯性,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张志南既没有自己到防疫隔离点检查,也没有就相关工作对当地作出任何布置、提醒,这样的检查除了表示自己来过了、看过了,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此外,张志南还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犯罪,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围绕这起事故,纪检监察机关对49名公职人员进行了追责问责,其中7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41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人受到诫勉。在这49人中,从杨金锵那里收受过财物的人只有少数几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利益关联,却由于工作不认真不尽责,共同造就了这座违法违规的夺命建筑。
王远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在这里,还是不够负责任,对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不够负责任,不够严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隐性作风问题,难以发现和整治,一旦显现出来又往往容易酿成严重后果,必须警钟长鸣。
2020年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76次公开发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月报,与之前相比,这次的月报统计表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数据。
王为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目前来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着我们党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指标体系的调整,主要是明确工作导向,推动我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这个重点,围绕突出问题进行精准施治,精准施策。
2018年,甘肃省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直接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典型案件。这是位于白银市的岷漳地震灾民异地安置区,居住着来自定西市岷县、漳县的受灾群众1690户,7711人,他们原来的家园在2013年7月发生的6.6级地震中严重损毁,省政府决定将白银市靖远县的这块土地拿出来进行异地安置,安置区建设由灾民所属的定西市负责。2015年8月安置区建设完成,灾民们搬进了期待已久的新家,然而才住了一年,就有几百户人家陆续出现了地面和墙体裂缝、排水不畅等问题,居民们对房屋的安全性非常担心。
白小红(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原石咀沟村村民):搬迁是好事情,但是这个工程弄的这个房子不太好,常年四季有水,稍微有点雨就积水,由于这个地方低,水出不去,积水这么深。水如果是渗下去的话,墙根你看,以后这个墙就不结实,现在已经不结实了,时间长了就肯定要出现问题。
后乔菊(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原石咀沟村村民):下面空着呢,还积水着呢,天要下雨了,满院缝子里都满着呢,我想是空的话就是下面地基没处理好。
灾民们反映之后,施工单位来维修过几次,但都只是表面上敷衍一下。从2015年入住到2018年,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引发居民多次上访。2018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接到反映后组织专业力量对房屋进行鉴定,发现确实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张敬仲(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作人员):这个院坪从这下沉的,跟这个房屋的墙中间已经出现了开裂现象。雨水从这个缝子进去以后,黄土最害怕见水,一见水就会产生沉降。这个也是一个围墙裂缝,就是围墙的地基产生了下沉,产生了围墙裂缝。这种路面积水,肯定就是你这个坡度没找好,分包的过程中,肯定是没有严格地去把关,分包给这些人,他的这个能力和技术水平还是有限,所以会造成后期的质量缺陷。如果处理不及时,继续再发展下去,这个就可能有安全隐患。
这七千多名百姓,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有的还失去了亲人,党和政府全力帮助他们重建安定的生活,却因为部分公职人员的失职失责,让这些灾民在天灾之后又遭遇人祸,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甘肃省委省政府责令定西市委市政府对安置区房屋抓紧进行全面彻底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甘肃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对13名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时任定西市委书记张令平随之落马。
张令平(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责任心没到位,最后形成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应该说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吧,这还是基本利益。
张令平是时任定西市委书记,对这一问题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主动推荐了和自己过往存在利益关系的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安置房工程交给他们来做,这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吴新军(甘肃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个工程本来是个解民急、排民忧的一个民心工程,但是他(张令平)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工程安排给了跟他有直接利益输送关系的八冶公司。
时任八冶公司董事长李万福和张令平曾在一家国企共事近20年,私交密切。张令平走上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先后担任金昌市、定西市主要领导期间,李万福每逢年节都会送钱送礼,有时一出手就几十万。这次,张令平将灾民安置房项目也交给了八冶公司,但由于灾民安置项目没有利润可图,八冶公司就将工程违规转包,层层分包给了一些没有资质的队伍。
李万福(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就是不重视,因为是这个农房嘛,农民住的房子,就是小平房为主,也没有太在乎。对一些没有证照的小队伍也分包了一些,这样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虽然张令平没有从这次的安置房项目中直接牟利,但和李万福这层关系,是他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
吴新军:就是因为考虑到他和八冶公司的这层特殊的关系,所以在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在处置这个工程质量问题的时候不强硬,所以导致工程质量一直是反反复复维修,但是反反复复出现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失信于民。
当时有不止一家职能部门在现场监管,但却都流于形式,对于出现的问题从未上报,甚至根本没有发现。
张令平:有市上建设局派的工作组,有岷县的工作组,有漳县的工作组,这么多人在那儿都没有把这个现场(监管好),现场出现分包问题,现场出现质量问题,这个没有及时发现。
失职失责的问题根源,还是出在思想上。由于这些灾民是异地安置到白银市,定西市部分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存在一种思想,一心只想早完工、早交差。
张令平:推卸责任,老想着把这些人推到白银就完事了,当时自己这个主导思想,七千多人就划到你白银了,你白银就负责去了。
把灾民看作是包袱,做工作想的是甩包袱,这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心态。如果党员干部忘记了权力来自人民,也只能用于人民的根本宗旨,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必然导致滥用职权。张令平在灾后重建上漠视群众冷暖,但对他认为能够出政绩的项目却是非常重视,甚至不顾违法违规强行推动。
吴新军:(在)定西亿联国际商贸城土地出让的过程中,就是由于他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到了现在这个损失的追回都是困难重重。
定西国际商贸城是张令平主抓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2014年,他和天津一家集团洽谈后签订合作协议,同意以每亩不超过20万元的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吸引该集团来投资建设这个商贸城。当时周边同类土地出让价(格)至少在40万元一亩,低价出让国有土地是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时任定西市国土局局长顾兴泉因此提出反对,表示无法按此协议办理,张令平随后竟然采取谩骂、批评、威胁,甚至停发国土局工作经费等各种手段,来逼迫顾兴泉服从。
顾兴泉(甘肃省原国土资源厅农垦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我就说不能办这个事情。当时他就骂让我从办公室滚出去,你们这个不能办那个不能办,那你们能干啥?后来就是大会小会批评,再一个就说是要免我的职,撤我的职,还亲自给财政局局长打电话,(让他)把国土局的经费停掉。现在后悔就是即使别人那么侮辱我,我还把事办了,我现在最大后悔就是这个。
顾兴泉在张令平逼迫下终于屈服于领导压力,让国土局违规办理了出让手续。这宗土地出让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达上亿元,顾兴泉和张令平都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最终都被立案审查调查。2020年8月26日,张令平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认定,张令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434万余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24亿余元。2020年12月1日,张令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吴新军:滥用职权,实际上是把咱们人民群众赋予他的这种权力视作了自己的私器,他不考虑政策法律认为是不是对的,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要去强力推动,哪怕不惜以权压法,也是他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骨子里的一种影响。
如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堵无形的墙,严重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聚焦“虚假式”“算账式”“指标式”“游走式”等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盯住不放、精准施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足的底色与成色。
赣州市宁都县曾是江西省的24个国定贫困县之一,脱贫任务艰巨繁重。然而,有的干部却没有把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而是用在弄虚作假上。2018年,江西省纪委监委陆续收到关于时任宁都县县委书记王四华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等问题的信访举报。2018年底,王四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江西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黄建平(江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有人这样的反映,网上流传的所谓的“网红”书记,大张旗鼓搞一些形式主义,在群众中造成了这种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调查中,许多干部群众向纪委监委反映了王四华一些荒诞的形式主义做法。2018年6月,上级部门要到宁都县几个乡镇检查扶贫工作,随后,当地村民接到了一个离奇的任务:突击种树。
刘六生(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城头村村民):种了很多很多的树,这到处都是,可能有几十亩吧。当时有蛮多人不愿意种这个树的,劳民伤财的,(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死掉了。
当时是6月份,有经验的村民都知道,已经过了种树的季节,大热天种下的树很难成活。果然,后来大部分树都枯死了。布置这个任务的,就是时任宁都县委书记王四华,他的真实意图,是要用树来遮挡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的视线。
王四华(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宁都县委原书记):为了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领导来,经过的地方出现坟墓,我们就把它遮掉,也没有考虑到树成活的问题,就是为了遮住一下。
原来,当时这里有一大片坟墓,计划要集中迁坟但还没有实施,因为正好在去乡镇必经的公路边,王四华觉得不好看,就布置石上镇花费12万多元,购买了2000多棵松树、柏树,突击种植在公路沿线。
廖集胜(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政府副镇长):那个时候是敢怒不敢言。本来这些钱是用到民生工程,切实解决群众水啊、路啊、电啊这些基础设施,(结果)只是做表面工作,把这个坟墓遮一下,这个真的是劳民伤财。
王四华为了迎检所作的布置不仅是种树,附近各村一些住在危旧房屋里的老人也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通知。
谢燕岐(江西省宁都县黄陂镇樟坊村村民):村干部说上面有人来检查,叫我去检查身体,说住这房子有危险,因为什么呢,上面有领导来检查。
廖兰秀(江西省宁都县黄陂镇樟坊村村民):说我住了烂房子,怕跌倒,叫我去黄陂那住。
上级部门来检查的当天,有的老人被拉到了乡卫生院去体检,有的被要求去了儿女家或亲戚家住,目的都是一个:别让领导发现他们还住着危旧房。
王四华:我们在做引导领导检查的时候,我们是要求不要出现所谓不和谐的这个现象,那么就造成了弄虚作假这种现象,把这些孤寡老人或者住在危旧土坯房里的老人,把他组织出去或是说住到别的地方去。
之所以要紧急布置弄虚作假,其实是因为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保障住房安全是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的基本内容,是脱贫攻坚战中一项重要工作,但宁都县当时脱贫攻坚进度严重滞后,土坯房、危旧房还大面积存在。
王四华:当时认为时间还有,歇一歇、停一停的感觉,到时候再来冲一冲,就可以过得去。县里面没有压力之后,那么到了下面那就松松垮垮了,就导致了精准扶贫工作滞后的问题。
作为宁都县一把手,王四华没有把脱贫攻坚作为县里的头等大事,而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宁都县底子比很多深度贫困地区都要好,2020年完成脱贫目标不成问题。从2017年4月到2018年6月,县委常委会一次专题研究扶贫工作的会议也没开过。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平时的会议,身为组长的王四华却很少参加。主要领导是这个态度,扶贫工作滞后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后期检查临近,王四华又用突击搞运动的方式布置任务,才发现根本来不及。
王四华:我在没把情况摸清楚的情况下提出来大干40天,拆除空心房,在干的过程当中就出现问题了。大面积的土坯房的存在,想在40天当中去拆掉是肯定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没有掌握实际情况,没有脚踏实地,没有做过细的调研,拍脑袋造成的。
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而王四华的一贯作风却刚好相反。他平时经常宣扬自己把宁都县299个村、3600多个村小组都跑遍了,但实际上却对本县的扶贫难点都不掌握。到底他是怎么跑的,经常陪同他下乡的干部心里都有数。
李木生(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党委原书记):一天最多十多个乡镇。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分钟、三四分钟,有的去了也是,可能跟那里过了一下就叫去了。
深入基层是要去解剖麻雀,发现问题,王四华却是蜻蜓点水、追求数量。他非常热衷于频繁下乡,核心目的不是调研工作而是自我宣传,宁都县一些干部群众看在眼里,私下里戏称他为“网红书记”。
姜帅(江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全县的正科级干部,建了一个“宁都形象”的微信群,随行的这些工作人员就抓拍他的一些镜头,发到那个微信群里面,点赞声一片,甚至有些人就说一些还比较肉麻的话,赞扬他,说王书记你看怎么样起早贪黑、怎么样深入基层,真正地就是变成一个秀场。
王四华:就是一直虚荣心作怪,摆一个花架子,让大家知道我去过、我走过,但是没有做到过解决过问题。其实现在想来,即使是点赞的都是不是发自内心的,也有很多不作声的,那肯定是很反感,甚至很厌恶。
“网红书记”最终栽倒在了迎检造假的问题上,栽倒在了自己的作风上。他并不知道,上级部门之前已经来做过暗访,这次检查就是看准了问题来的,造假的结果是当场被拆穿。2018年7月,赣州市委对宁都县扶贫工作存在敷衍应付、不准不实问题公开通报批评,对该县18个责任单位和50名责任人严肃追责。而王四华本人经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除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还被查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2020年法院一审判决王四华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0万元,王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王四华被查处后,宁都县扶贫工作也得以回归真抓实干、奋力追赶差距,2020年4月26日,宁都县终于如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姜帅:我们说郡县治、天下安,也就是说作为县委书记这一级的领导,他更多地跟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他的政绩观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提拔做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作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本质都是宗旨意识淡漠,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吃喝玩乐、奢靡享乐、庸政怠政、得过且过等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期盼、同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的。从各级纪委监委查处的案例来看,部分党员干部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我行我素、顶风违纪,这正说明了作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
赵洪顺(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吃吃喝喝十八大之后,我也算过,上千次有的吧。十九大之后也得有几百次。遇到了一些什么熟悉的人出了问题,一下子警觉了,可能警惕(起来),就是这一段时间要好一些,但是随着时间长了,可能慢慢地又有所反弹。
赵洪顺,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2019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赵洪顺管理的是烟草,却十分爱好茅台酒。他对茅台的痴迷程度,在烟草系统几乎人尽皆知,他自己也不避讳。
赵洪顺:也不用刻意去打听,喜欢茅台也算出了名了,反正久而久之确实喝了也不少,收了也不少,具体数我还真的也没算过,也算不出来。
有了这样的名声,自然会有人以茅台作为和赵洪顺交往的敲门砖,换取他在烟草行业的关照,这种方式也很有效。
董文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行业内的这些私营企业主呢,包括一些下属,也是投其所好,经常宴请他,而且去的地方都是高档场所、会所,凡喝必茅台,而且还经常喝茅台年份酒,就是高端的茅台酒。
赵洪顺:我也就既然喜欢,那就是来者不拒就收了,到了喝酒的场所了,就已经打开了突破口,酒杯再一端,可能后边的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赵洪顺共借用了下属和私营企业主的三处住房,用来存放自己违纪违法所得的资产和物品。其中茅台酒就有2900多瓶,还有大量名人字画、玉石、手表、金条、古玩等礼品,不少是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收受的。
董文彬:也就是在他被留置前的这一个月,还几次接受私营企业主的高档宴请,就在2019年1月份,有一次吃饭,就一桌人喝掉五瓶十五年的年份茅台酒,消费四万多。
就在赵洪顺被留置的当天,中午还接受了一名私营企业主的宴请。
赵洪顺:下午4点钟我是被留置的,中午的时候我还喝了一瓶50年的茅台酒。
董文彬:我们对他留置的第一现场呢,我跟他一接触,一见面,就发现他满嘴酒气,满脸的酒气。当时带他去留置点的路上,他的手机还响不停,都是别人催他晚上赴宴的这个电话和短信。如果那天下午他不被留置的话,那肯定是两顿。
一般来说,领导干部被留置的第一时间心情都很不平静,第一晚往往难以入睡,而赵洪顺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董文彬:到了这个留置点以后,六七点钟吧,他自己坐在那里,坐在这个床边上,靠着被子,就睡着了,睡着了鼾声如雷,这一看那就是酒力发作了,很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三令五申,无数前车之鉴的警示,为什么却仍然唤不醒这个醉酒的人。赵洪顺坦承,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一种戒不掉的毒瘾。
赵洪顺:跟吸毒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说呢?我在这种场合感觉非常好,真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在那里边好像感觉找到了自己的那种价值实现,别人在这里都说你好啊,你想吃什么,人家给你安排什么,你想喝的人家给你准备好,就沉醉于这种环境当中了。所以为什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也,虽然有收敛,虽然有阶段性地也会有改变,但是不能彻底地从里面拔出来。
这种心瘾,或许比酒瘾更难戒断。党的十八大之后,赵洪顺虽然有时也担惊受怕,但酒局还是忍不住要去。喝酒止不住,酒局背后的权钱交易自然也止不住。经查,赵洪顺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烟标印刷和烟草广告业务、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贿赂9000多万元,2020年6月,赵洪顺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赵洪顺:认真服刑,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
不良作风具有强大惯性,必须露头就打,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努力构建纠治“四风”的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7698起。其中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9355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党员干部103472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48343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党员干部67367人,引导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反思,检视改进。
作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检视自身,切实纠正不良作风,锐意进取、奋发实干,唯其如此,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身份,无愧于人民的信任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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