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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相对/绝对贫困 劳资矛盾为何不是中特社市场经济主要矛盾？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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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19 22:49
标题: 相对/绝对贫困 劳资矛盾为何不是中特社市场经济主要矛盾？

中国“富二代”体验工地生活不忘炫富被网民炮轰

时间:2020-11-19 14:3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一名网红博主曹译文日前以“集团大小姐”的身份发布了一则“工地一日体验”视频，由于在多项语言动作有明显的炫富行为而引发网民争议。

综合观察者网和澎湃新闻报道，这名名叫曹译文的视频博主上传了一段名为《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的视频，指自己为了体验生活，特意跑到自己家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半天的活，然后吐槽了工作压力。她在视频中明确表示，现场人员不知道自己是“集团大小姐”的身份，这让她感到十分刺激。

然而，她在视频里的体验表现却遭到网友炮轰。在开工前，她强调自己常年练习马术，腰部肌肉发达。开工后，她的实际表现却被工头认为是消极怠工。

面对工头的批评，她还在镜头前说“让老娘干活，哪来那么多屁话”。

在收工之后，她对着镜头表示，“房子收工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说，我要哪一栋的哪一户，因为那里面有几个钉是我钉的。”

在视频末尾，她让工头把当天的工钱转到自己银行卡上时，却让工头看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她当日实时到账200元（人民币，下同，40新元）工资，但余额却有1500多万。

实际上，曹译文自2018年起11月起就开始发布“炫富”视频，包括环球旅行、奢侈品购物、理财方案等。

其中，《我的百万衣橱》和《小公主的日常》这两个系列视频，更是将她奢华的生活展露无遗。

不过，这名乐于炫富的博主将镜头转移到艰苦的建筑工地上，并自称打工人这一系列做法，让许多网民难以接受。

有网民指出“别人自称打工人是自嘲，是对生活无奈的开解，但你不是打工人，你是有钱人，这些人就是为了给你提供高品质的生活，你享受的是这些人创造出来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立场说原标题那句话。”

还有网友指出，她的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给工人们帮上忙，反而增加了负担，“你以为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实际上是耽误大家的工作，让工人师傅们增加工作，疲于奔命。”

面对网友的抨击，曹译文一开始回应，视频中监督自己的工头也是某建筑商的儿子，也在体验生活。

但没过几天，她就将视频的标题改成了《早安，打工人！》。随后她在这段视频的评论区置顶了自己的道歉，承认自己选题时考虑不周，伤害了土木工程从业者的感情。

另据中国企业信息平台“天眼查”资料显示，其父公司被指涉多条法律诉讼并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3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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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19 23:04
余涅：与胡锡进聊聊“当下年轻人的痛苦”
2020-11-19 21:18:09作者：余涅来源：新文化研究


最近，余涅涉及胡锡进的文字比较多，有网友给余涅留言问：为什么您总是批胡锡进?

　　余涅在此做如下回答：

　　第一，  余涅批评的不是胡锡进本人，而是胡锡进的言论；

　　第二，  之所以不断地批评胡锡进的言论，是因为胡锡进不断地在制造新的言论，这些言论通常都是错误的，并且由于他的身份等因素，这些错误言论影响很大。

　　打一个比方。余涅每天都要擦桌子，于是有人就很好奇，问：你为什么总是擦桌子？你是不是爱上了擦桌子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余涅最讨厌擦桌子，一点也不喜欢擦桌子，之所以要擦桌子，是因为桌子上每天都会落下一些灰尘。

　　第三，  如果胡锡进有一天不再释放错误言论，余涅自然也就不会批评了。

　　好，关于为什么要批胡锡进的问题，余涅先回答这么多。

　　接下来，余涅又要批胡锡进的错误言论了。

　　前两天，胡锡进发一篇题为《关于当下年轻人的痛苦，诚恳说些想法》的文章，各大自媒体平台都在猛烈推送，影响很大，余涅对此略加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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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锡进的这篇文章，是围绕着

　　“生活中以及在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并对前途感到迷茫。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也就是大约老胡这一代人(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余涅注)更加幸运，赶上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期、到处都是机会，而他们要成功则更加困难”

　　这一话题展开的。

　　在这篇文章中，胡锡进按照他一贯的从现象到现象分析法，举了一些个别和偶然的例子，比如他“妹妹”、他“同届同学”的经历等，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最后得出“两个时代没什么区别”的结论。

　　余涅要说，胡锡进又在蓄意搅浑水了。

　　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正是中国发生山河巨变的四十年，不仅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怎么能够用一句“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轻轻带过，而否定两个时代的区别呢?

　　

　　流行歌曲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心态。

　　1980年，谷建芬、张牧同创作了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立即风靡全国。

　　这首歌，节奏欢快，情绪明朗，充满自信，相约“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认定“未来属于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

　　到了1997年，也就是二十年之约即将到来的时候，刘欢演唱了一首歌《从头再来》，也同样风靡全国。

　　

　　《从头再来》已经不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乐观情绪，而是哀叹“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当年的“新一辈”，不少已经串梦般地走入了下岗之列，他们的子女，则即将成为新的“新一辈”，有了父母的前车之鉴，新“新一辈”的心态，显然已经和“八十年代新一辈”截然不同。

　　这里，余涅要问的是：“八十年代新一辈”为何会有如此乐观的情绪？

　　这里根本的原因，在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时间的平等主义革命之后，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尚未固化，也不存在垄断性利益集团，起跑线基本是相同的，上升的通道基本是通畅的。　　

　　如果以二十年算一代人的话，那么今天的“新一辈”距离“八十年代新一辈”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代人。　　

　　在这两代人的时间里，和此前的平等主义取向不同，一直是把不平等，即“拉大差距”作为“激励手段”来使用的，行至今日，阶层固化已经是一个严峻事实，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俨然上升通道上的庞然大物。　　

　　同样是年轻人，有人生活在天上，有人生活在地下。个人奋斗的意义严重收窄，无论怎样努力，基本锁定996的命。

　　这才是“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并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根本原因，但被胡锡进非常刻意地回避了。

　　有网友提醒余涅，评析胡锡进的言论，要注意不要光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

　　这正是余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胡锡进在这篇文章最后，端出了一罐散发着馊味的鸡汤：

　　“我主张年轻人尽量不要与自己的选择过不去，与自己的心情过不去，不要掉入对自己生不逢时、社会不公平的抱怨而不可自拔。”

　　这罐鸡汤，表面上看起来是“过来人”对“年轻人”的循循善诱，但其言外之意，却是为了防止年轻人追问两个问题——

　　1、 垄断性利益集团为何出现？我们是怎样一路走来的？

　　2、 如何打破阶层固化？打破垄断性利益集团的垄断？

　　不追问这两个问题，中国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至于这会对“年轻人”造成什么影响，就不是胡锡进所考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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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19 23:19
池沫树│工厂日记（8首）
池沫树 · 2020-11-19 · 来源：工人诗歌公众号

　　工人诗歌编者按

　　和多数打工诗人的作品一样，《工人诗歌》1号刊发的小池较早的这些诗既有着能够正视和抓住现实的好品质，同时远未成熟，在借助某些形式和技巧的时候还显得生涩。他的一些可视为飞跃，让人刮目相看的好作品(比如公众号先前发过的写矿工父亲的这组诗)，通过蕴蓄而喷发的激情打通了文字的经脉，从而克服了原先的弱点。但对小池这些最好的诗，我们当时如是评论道：“如果说有何不足，那么问题不在粗糙，而在诗中之情还停留于描述和感动而无所归依。”它在有意识地规避可能“敏感”的结论和情感，避免走到尖锐的地步。长远来说，艺术上的“成熟”不是帮助作者在工人文艺或打工文艺方面钻得更深，而是提供了一座从现实抽离的桥梁(“诗只有好坏，打工诗歌无所谓”)，一个自我满足并能与“诗坛文坛”唱和共鸣的安乐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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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阅读池沫树│矿工·父亲（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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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池沫树

　　· 王大婶

　　保安凶得很

　　叫王大婶到另一头去打汤

　　意思是：你是流水线员工

　　到那边去

　　王大婶吃着少之又少的菜

　　做得事却是又脏又多

　　诗写到这，其实

　　王大婶，我不认识

　　只是写诗时给取了个名

　　可以肯定，在她的家乡

　　王大婶

　　是几个孩子的妈

　　2004.10.11

　　· 工厂日记（之一）

　　2007年6月3日，东莞天气，多云有阵雨

　　我们照常上班。

　　下午，全厂车间员工被保安搜身

　　说公司规定员工不准带手机。

　　下午6点出去买生活用品，厂门被锁。

　　晚上加班到12点，还不能下班。

　　厂长说：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走。

　　继续加班到第二天早上8点方下班。

　　据统计，每日上班达20小时已有6天。

　　2007.6.6

　　· 工厂日记（之二）

　　2003年某月某日(具体时间已忘记)

　　在东莞厚街赤岭某鞋厂

　　我亲眼目睹了

　　一位主管将白胶倒向一名女工

　　的头发。在此之前

　　因为做错一只鞋子的某个部件

　　组长煽了该女工一耳光

　　她站在墙角

　　面对上千人的车间

　　受此耻辱

　　无助的哭泣

　　2007.6.9追记

　　· 捡煤的女孩

　　我认识一个女孩

　　我认识一个捡煤的女孩

　　在黑色的石头山上

　　挂着篓子，像蚂蚁一样往山上爬

　　像石头一样往山下跑

　　我认识一个女孩

　　我认识一个住在我隔壁的女孩

　　在黑色的石头山上捡煤

　　挂着篓子，像蚂蚁一样往山上爬

　　像石头一样往山下跑

　　我认识一个女孩

　　我认识一个脸蛋和小手黑乎乎的女孩

　　她没有读书，父亲是矿工

　　母亲每日捡煤，堆在一间小屋里

　　闪闪发光，就像她黑色的眼睛

　　我认识一个女孩

　　我认识一个没有读书却每天要交作业的女孩

　　她的作业在一间小屋里

　　闪闪发光，就像她黑色的眼睛

　　· 一对老年夫妇

　　一对老年夫妇，眼睛眨巴眨巴往里望

　　想进厂

　　问了三句话，填了一张表，交了身份证

　　当天就开始上班

　　老年夫妇在一起做事

　　没见一个笑容

　　每天下班衣服一身脏

　　做了二个多月，发的工资数了数

　　一张，二张……还不及一只手指头的数

　　三个月，老年夫妇要辞工

　　老板说：“要走，不要工资马上让你走!”

　　老年夫妇眼泪汪汪望着老板

　　老板的小车冒一下烟消失在大街上

　　五个月，老年夫妇真走了

　　二个月工资没拿，也没吱一声

　　2007.3.23

　　· 三八节献给母亲的歌

　　高耸的是大楼

　　低矮的是母亲

　　在城市里仆伏，像在海底

　　像在雨后的迷雾中

　　看不见

　　看不见的容颜

　　看不见的白发

　　看不见的老茧

　　看不见的疾病

　　看不见的泪水

　　看不见卑微的心情

　　看见的是一个矮小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在角落中低头，弯腰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不会走斑马线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离开乡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起早摸黑养家糊口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捡到一角硬币而微笑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捡旧报纸，宣传单，矿泉水瓶的女人

　　看见的是一个年迈而坚强的母亲

　　她是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

　　天下所有苦难的母亲都是我的母亲!

　　啊!城市辉煌

　　母亲寒酸!

　　· 三八节再献给母亲的歌

　　是谁站在城市的中央哭泣

　　是母亲

　　是谁看到城市的灯光眩晕

　　是谁抬头看不见白云，也看不见星星

　　是谁坐在街道的水泥地上

　　一脸的焦虑

　　是谁穿着一双布鞋

　　走遍了城市，却没有坐过一次车

　　只为省下二元车费

　　是谁看不见炊烟，却看见几何形的城市

　　黯自落泪

　　是谁离开故土，离开乡村

　　离开了田野，离开了黄泥路

　　是母亲!

　　是谁坐上一天一夜的火车

　　来到城市看望儿子

　　手里提着辣椒，盐菜

　　口袋已是身无分文

　　是谁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四下张望

　　是谁抹一把眼泪

　　酸着鼻子，不识一个字

　　是谁，是谁啊——

　　是我的母亲!

　　2007.3.8

　　· 火车停在车站

　　忽如其来的，想哭

　　眼脸遮住的，是玻璃和水。

　　(姐姐，你不知道，或许

　　我也不知道，一口深井

　　一棵怀念开花的树)

　　又爱又恨的行旅

　　仅仅是跟着我，我拖着它。

　　(姐姐，要是出门旅游该多好

　　云淡风清，一天的好心情

　　带点故事或照片回来。)

　　好多的人，急匆匆，像饿着肚子

　　昆虫也没你们跑得快。

　　(姐姐，我活得越来越小，

　　表面坚强，却需要人照顾)

　　火车停在那，等着我，

　　这又要开往何处，怎样停顿的生活。

　　(姐姐，火车停在那，是我诗歌的逗号。

　　我要学会忍受，学会追求幸福)

　　来源：《工人诗歌》1号，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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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19 23:38
郝贵生：恩格斯自觉应用辩证法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郝贵生 · 2020-11-02 · 来源：乌有之乡


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恩格斯早期著作中虽没有系统论述辩证法理论的著作，但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在1842到1844年在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和工人阶级状况展开全方位、立体式地调查研究后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处处闪耀辩证思维的光辉，因而使他能够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把握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

恩格斯自觉应用辩证法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郝贵生

　　恩格斯1839年研读黑格尔著作，走上青年黑格尔派道路，后来他虽然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但黑格尔著作中的辩证思想在恩格斯的脑海中打上深刻的烙印。恩格斯早期著作中虽没有系统论述辩证法理论的著作，但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在1842到1844年在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和工人阶级状况展开全方位、立体式地调查研究后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处处闪耀辩证思维的光辉，因而使他能够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把握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由此揭示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以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本性等基本观点。

　　一、恩格斯这本书中如何运用辩证法思想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运用历史发展的方法

　　恩格斯1859年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基本方法时曾提到黑格尔。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42页)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同上，第43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实际上也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其表现就是没有停留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现状特别是贫穷状况的直观描述上，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全书贯穿着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史。正如该书《序言》一开始就指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 18 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6年，第281页)。这条总的线索中又包括 4 条分线索：

　　一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史。恩格斯详细考察了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展、瓦特的蒸汽机和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直到蒸汽动力织机，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还考察了机器制造对金属加工和钢铁工业、铜工业以至采矿业的作用。最后还研究了建立工业对改善交通工具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二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劳动在各个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使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大城市逐步形成，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有的阶级阶层解体，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工业革命也使工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了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三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史。产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从历史上看，产业革命引起了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工业发展又引起了对人手的大量需要，于是劳动力成群结队迁往城市，涌入工厂，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商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队伍，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也变成工业无产者。手工业中的行会师傅也被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从这时起，“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 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同上。第297页)。但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却日益繁重、生活日益贫困。“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同上，第357—358页) 他们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们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

　　四是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史。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最早的原始形式是恐怖和盗窃，这是一种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工人很快发觉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用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之后发展为用暴力砸机器、捣毁工厂。这种反抗形式仍然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资产阶级就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袭击工人，惩罚工人，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接着又发展为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斗争的形式。1842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联合扩展到全英国。恩格斯把宪章主义评价为当时英国工人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政治目的，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体现。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阶段同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定成熟程度相联系，因此它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发展阶段。

　　这 4 条线索是相互联系的，前者为后者的原因，后者为前者的结果。同时它说明了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力量并不是外来世界或天才人物强加于无产阶级本身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成长的否定因素。事实证明了黑格尔关于否定是事物的“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的思想。

　　2、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

　　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问题，是当时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情工人遭遇，但却抱怨工人“道德堕落”、“愚昧无知”，倾向于封建贵族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同样正视工人的贫困状况和由此产生的反抗情绪，但认为这种情绪要“加以谴责”、“给予惩罚”。恩格斯并不否认工人队伍中存在着“道德堕落”和“愚昧无知”的现象。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简单地指责工人阶级，因而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还是在承认这种现象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层次的解剖和分析，揭示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并透过这种现象认识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呢?恩格斯不是站在前者，而是站在后者。他极力反对“只注意眼前的事物，只注意接触到的现实和实际活动的表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552 页)而主张探讨事物的本质。

　　就工人的“愚昧无知”来讲，恩格斯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原因：一是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二是学校的教师极端缺乏，已有教师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三是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工人贫穷上不起学。虽然工人坚决赞成义务教育，而资产阶级倾力反对，因为“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6年，第396页) 四是大批儿童和青年工人整天工作 12 小时之多，晚上去夜校上学，多半在上课时就睡着了。五是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六是现有学校教育中把宗教当做主要课程，使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而一切智力、精神的发展却被忽视了。工人不止一次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但没有一届内阁同意。因为内阁大臣都是资产阶级的驯服奴才，他们只有在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时，才同意工人受教育。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同上，第397页) 。但恩格斯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工人们虽然没有很好地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同上，第398页)。恩格斯特别强调：“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 ”(同上，第398—399页)

　　对于工人的“道德堕落”问题，恩格斯也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工人的整个状况和他们周围环境使他们在某些方面“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惩罚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中拿一份呢?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上选择。或慢慢饿死，立刻自杀;或随便在什么地方看到所需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这种现象不值得奇怪。当然工人中也有很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其次，“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同上，第401页)恩格斯把无产者的生存方式同小农的生存方式作了比较，提出工人阶级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完全受偶然事件的支配。因而只好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占点便宜就算了。这种情况还造成了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还有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过一天算一天，酗酒和纵欲。再次，工人劳动的强制性。恩格斯指出，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天有空闲时间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最后，人口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形成，更加扩大了工人的道德堕落现象。

　　但是恩格斯在对上述原因做了详细分析之后，深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去偷、去酗酒和追女人。工人的贫穷、生活无探障、强制的过度劳动，特别是受到资产阶级皮鞭教育时，他们就要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就要反抗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恩格斯特别批判卡莱尔对工人反抗情绪的指责。他抬出：“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同上，第403页) 恩格斯还认为，人口集中和大城市虽然助长了一些工人的道德堕落，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同上，第407—408页)

　　3、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反映出恩格斯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从工人的普通生活、工作、斗争中去发现他们身上的许多闪光点和积极因素，充分肯定他们的勤学向上，顽强拚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行为。但正如任何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一样，作为刚刚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弱点和缺陷。恩格斯正是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以1842 年宪章派领导的曼彻斯特大罢工为例。恩格斯认为，“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镇静的坚忍精神” , “经受上百次考脸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 , 工人阶级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上，第513、514页)。然而恩格斯仍然感到，这次罢工斗争也暴露出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一是斗争缺乏目的性，“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同上，第514页)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是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宪章派的个别领导人甚至提出，宪章的意思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二是斗争缺乏自觉性。罢工斗争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一些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同上，第514页) ，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三是斗争缺乏组织性。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部分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总之，“整个运动是没有准备、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第1卷，第550页)“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6年版，第521 页)

　　通过对这次罢工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己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同上，第527页)但是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空想的脱离实际的反对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所以创立一种科学的与工人斗争相结合的、并能自觉地指导工人斗争的理论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因所在。

　　4、运用个别到一般的方法

　　个别与一般范畴是黑格尔辩证法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正如他自己在 1844 年 11 月 19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第13页)

　　我们知道，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认真研究和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决不仅仅是对英国个别现象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个别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途径，用以指导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可以从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和《导言》的内容中突出地说明这一点。

　　《导言》一开始，恩格斯就指出了英国工业发展、社会变革和无产阶级产生的相互关系，指出这种社会变革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他说：“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毫无声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6年，第 281 页》) 同时它也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作为个别的典型，也就必然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恩格斯作出结论说：“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同上)  “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砚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同上，第278页)

　　恩格斯还认为，研究和描述英国无产阶级境况，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缺陷就是单纯从理论出发，不了解现实世界，对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知道得非常少，因此“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同上，第279页)虽然德国无产阶级境况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二者之间仍存在许多一致性、共同性。“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同上，第 279 页) 同时，恩格斯对英国资产阶级所犯罪行的控诉，不仅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德国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1972年，第11页)

　　二、恩格斯自觉运用辩证法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启示

　　1、只有运用辩证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概念论”部分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段论述时，把黑格尔的话分解为三条，又将三条扩充为十六条。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其中第一条“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选集》第55卷，1995年版，第199页)正是辩证法要素所要达到的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从事物的联系、发展、内部矛盾、因果性、形式内容、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多方面观察考察事物。而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年仅24岁的恩格斯从理论上还不可能达到后来列宁对辩证法认识的那样深刻和成熟程度。但从上面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在思维方法上正是从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因果性等方面透过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别是无产阶级主体作用，达到了对英国状况特别是工人阶级状况“考察的客观性”的目的。他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卡莱尔的批判也包括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他们从实例和枝节之论上看问题的方法。这是恩格斯在结论上高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卡莱尔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恩格斯能够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691 —692页) 恩格斯本人多次讲过，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努力自觉运用辩证法。

　　2、毛泽东同志是自觉运用辩证法认识中国国情的楷模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显著特征是调查研究。但调查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即辩证法。毛主席《实践论》中讲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感性材料十分丰富合乎实际，二是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即辩证法，由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获得客观真理。毛泽东这一思想既是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也是他本人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名文章、著作都是毛主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社会现实问题的典范。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之所以敢于出兵作战，也是运用辩证法思想分析中美之间的各自的长短处之后作出的重大决策。没有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就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辩证法角度认识、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和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3、辩证法的实质、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哲学依据

　　毛主席生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赶走日本和蒋介石，二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前者争论不大，后者反对的不少。毛泽东思想不仅体现在第一件大事上，更重要的是第二件大事。而第二件大事的理论依据就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笔者曾经撰文《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闪光、最杰出、最精华的内容》，否定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而继续革命理论有极其重要的六条内容，第一条内容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正是依据辩证法的核心、实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做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结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他晚年的重大错误。这完全是污蔑、诽谤，是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我们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才能正确认识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才能理解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自觉运用辩证法才能实事求是认识建国七十年的伟大成就和存在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才能真正改造世界。毛主席正是正确认识了中国国情，才能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也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七十年路程。当前在如何认识毛泽东的三十年和文革等问题上，相当多的人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个别不看一般，只看枝节不看主流。如抓住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相对贫穷问题大做文章，污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否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方面极其巨大的建设成就。而对所谓“改开”以来的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特别是官场方面的腐败现象，只看现象，看不到腐败背后的实质是腐败分子的世界观的剥削阶级化，看不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实质。这都是典型的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因此实事求认识和总结建国70年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问题，就极其重要。努力做到这一点，就绝对不能离开唯物辩证法思想，也离不开建立在矛盾分析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当今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行前进，同样也离不开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法。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主流媒体的文章中，这种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很少或基本上看不到了。如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怎能够实行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呢?

　　20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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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19 23:40
英国宪章运动[size=1em]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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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在英国发生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工人运动，是世界三大工人运动之一。宪章运动的目的是，工人们要求取得普选权，以便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工人阶级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中文名 英国宪章运动 国 籍 英国 起始时间 公元1837年 参加运动者 英国工人 运动方式 罢工示威、递请愿书

外文名 Chartism 主要成就 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结束时间 公元1848年 运动者目的 获得普选权 运动的标志 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和1837年《人民宪章》的公布

目
录

• 1
  历史背景
• 2
  运动过程
• 第一次高潮
• 第二次高潮
• 第三次高潮
  

• 3
  历史作用
• 意义
• 影响
• 4
  历史意义
  

1

历史背景[size=1em]编辑

英国是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19世纪时被称为“世界工厂”。

光荣革命以后，《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法案在实际上确立了议会高于国王的原则，并对议会和国王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杜绝了回复到君主专制时代的可能。但是，这些法令并没有造成政治制度的任何重大变动，在此后的100年间，英国政权基本上仍为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所把持，而真正能够享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人十分有限。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志得意满，进而要求取得政治的统治地位。1832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结果一无所得，政治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于是工人阶级决定掀起一场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以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和1837年《人民宪章》的公布为标志，英国的宪章运动蓬勃兴起。而1839年和1842年宪章派先后两次向议会提交的请愿书遭到否决，使宪章运动陷入低潮。但是，无论是从运动的组织领导，还是从请愿书的内容和参加签名的人数，都可以看出运动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水平在不断提高。

1847年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宪章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1848年春，又传来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英国的宪章派和工人群众更为振奋。各地举行群众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宪章派决定在1848年4月10日组织示威游行，向议会递交新请愿书。各地宪章派纷纷响应。由于英国政府的镇压和宪章派领导人屈服，这次游行示威随之失败。

1848年示威游行失败后，宪章派内部发生分化，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单独充当社会的推动力量，它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也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力图把宪章运动复兴起来，但未能成功。从1848年到1858年的运动，是整个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阶段。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比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更高。而且，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它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1]

2

运动过程[size=1em]编辑



第一次高潮

       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

       《人民宪章》是1837年由伦敦工人协会向国会提出的一份请愿书，它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平均分配选区。

       次年5月，这份请愿书公布后，被称为《人民宪章》，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25万人。

       1840年7月，各地宪章派的代表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大会，宣告成立全国宪章派协会。它的宗旨是“实现下院的彻底改革，使下院能全面地忠实代表联合王国的全体人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宜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手段”。协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几百个分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F.恩格斯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工人政党。

       次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设立平等的选区和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等6条要求，并于1838年5月8日以《人民宪章》名称发表，宪章运动由此得名。

第二次高潮

1842年的经济危机促使第二次宪章运动高潮的到来。

1842年5月2日，伦敦街头人山人海。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来到国会下院，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向下院递交了全国宪章派第二次请愿书。

请愿书上写道：“尊敬的贵院就它现在的组成来说，既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也不是由人民作主的。它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对多数人的贫困、苦难和愿望置之不理。”

请愿书还指出，在英国“统治者穷奢极欲，被统治者受苦挨饿”。例如，维多利亚女皇每天的收入是164镑17先令60便士，她的丈夫亚尔伯特亲王的回收入是104镑20先令，而千百万工人每天每人的收入只有两三个便士。

请愿人员认为，在人民没有获得政权之前，消灭某一种垄断并不能使劳动者从贫困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而在人民获得政权以后，所有的垄断和所有的压迫形式都应该停止。请愿人员所说的“垄断”，指的是当时对选举权和纸币的垄断，对机器和土地的垄断，对报刊和宗教特权的垄断……。

这份有300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签名的请愿书再次要求把《人民宪章》定为法律。

第三次高潮

1848年，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宪章运动再度高涨。

第三次全国请愿书进一步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事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97万人。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全国宪章派第3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把请愿书装在四套华丽的马车上向国会驶去，途中遭到宪兵的镇压。国会拒绝接受请愿书。接着，政府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

3

历史作用[size=1em]编辑

列宁评价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揭开了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序幕。

意义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它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宪章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宪章派的斗争也为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到一些胜利，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作出一些让步；宪章运动失败后，运动的参加者中有一部分人迁居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他们把民主思想的种子传播到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影响

英国议会制的民主化进程是经过了近300年的漫长时期才得以完成的，它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土地贵族、大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而宪章运动无疑对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后半期的历次选举改革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宪章运动的影响，到20世纪初，英国基本上实现了公民的普选权，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治逐步得到完善。

在英国的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争取普选权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他们采用和平或武装斗争的方式，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推进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程。

4

历史意义[size=1em]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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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章运动英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群众性、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百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1848年，前后坚持了十多年。1837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文件，提出了六点要求：（一）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二）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三）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议员；（四）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五）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六）取消纯属形式的三百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英国工人阶级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因此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和法律。1838年5月，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正式公布，称为《人民宪章》。“宪章运动”便由此得名。

人民宪章公布以后，立即得到广大工人的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838年夏季，整个英国都沸腾了，各地先后召开群众大会，北方许多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地的工人，晚上高举熊熊的火炬参加集会游行，人数多达几十万人，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全国的规模。1839年2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请愿书，要求政府进行改革，实行人民宪章。到1839年5月间，各地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已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统治阶级先是企图分化革命力量，随后就进行了公开的镇压。他们派出大批军警，禁止一切集会，逮捕宪章派的领导人，并于7月12日否决了请愿书。工人们不畏强暴，展开了英勇斗争。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伯明翰工人爆发了起义，打退了警察的进攻，从7月15日至17日控制了整个城市。

四十年代初，英国还没从1837年的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1842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倒闭，失业人数空前增加，同时农业歉收，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宪章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形成了第二次高潮：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一个具有政党形式的全国性政治组织。1842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了第二次请愿书。在这次请愿书上，除坚持人民宪章的原有要求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作日，提高工资，实行政教分离，特别是提出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机器、土地、交通工具的独占，以及支持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等许多要求；签名的人数也增加到三百五十万左右。国会再次否决了请愿书。宪章派号召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曼彻斯特的工人首先响应，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以及威尔士等地工人也迅即投入罢工斗争，不少地方发生了工人和军警的冲突，许多城市陷于瘫痪状态。这时，在运动初期被卷进来的激进派，害怕工人革命斗争的发展会威胁到他们的自己的利益，纷纷投向政府一边，并和政府一起共同镇压工人。9月，统治阶级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武装镇压，逮捕了一千五百多个宪章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封闭了所有进步报刊，实行恐怖统治。

在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期间，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道义派”手中，他们主张合法斗争，认为可以用“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二次高潮期间，运动的领导权转入以奥康瑙尔（1794-1855）为首的“暴力派”手中，但奥康瑙尔也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暴力革命。1843年以后，运动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潮，奥康瑙尔竭力向工人宣扬“回到土地上去”的反动思想，以哈尼（1817-1897）和琼斯（1819-1869）为代表的少数左派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宪章运动。1842年至1844年恩格斯侨居英国期间，和宪章派一起战斗，帮助宪章派办好自己的报纸--《北极星报》。在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和评论了宪章运动。马克思曾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要象英国无产阶级那样组织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哈尼、琼斯等左派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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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章运动1847年，在新经济危机袭击下，大批工人失业，工人又开始罢工。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各国革命的爆发更加鼓舞了英国工人的斗志，宪章运动出现了第三次高潮。当时，格拉斯哥失业工人在“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游行，军警开枪射击，死伤多人。统治阶级激起了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全国各地工人的抗暴斗争。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资产阶级慌忙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贵族纷纷逃离伦敦。4月10日，宪章派决定在伦敦召开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统治阶级预先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镇压。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运动的领导人发生动摇。劝说工人解散回家，由他们自己把请愿书送交国会，使这次示威半途而废。5月13日，政府下令解散宪章派组织。随后，国会第三次否决了宪章派的请愿书。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英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宪章运动不再是个别工厂、个别部门的工人反对个别资本家的斗争，也不仅仅局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而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法国里昂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的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选集》3卷　422页　1972年）

参考资料：
1.

365天读经典编委会：《365天读历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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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0 11:53

为了忘却的纪念：87个年轻生命换来的《劳动法》

发布时间：2020-11-19        来源：子夜呐喊作者：子午

2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3年11月19日，港资企业深圳市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工人失去生命，另有51人受伤，其中45人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与创伤；
仅过了20多天，1993年12月13日，台商独资企业福州高福纺织有限公司再次发生特大火灾，造成61人死亡，7人受伤；

1994年7月5日，《劳动法》正式颁布。

有人将这一连串事件称作为“两把大火烧出的《劳动法》！”

——————

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因仓库电线短路打火，喷溅的熔珠引燃可燃物造成火灾；

就在火灾发生不到半年前的5月27日，深圳田贝消防中队干警、葵涌镇消防整治工作组组长吴星辉，收下了葵涌致丽厂厂长黄国光送来的港币3000元，当天就给致丽厂发放了消防合格证；

而再往前一个半月，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防火安全，发现了13条火险隐患，最致命的是厂房一楼的两个防火疏散卷帘门一个用电焊焊死，另一个长期用锁锁住。收到整改通知书后，致丽厂并未着手整改，而是用三千港币“摆平”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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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燃起时，致丽厂的工人正在加班，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赶制意大利品牌CHICOO的玩具，正在二楼的厂长黄国光自己打开窗户，攀爬着绳子逃出；二楼和三楼的员工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慌乱逃生，但窗户被铁条钉住，出口被焊死或锁死……

当消防员把厂房西边楼梯口焊死的卷帘门用斧头劈开时，人们惊呆了，从一楼的拐角一直到三楼，全是打工妹们的尸体，堆了好几层，有的打工妹烧得只剩下骨头，有的打工妹四五个人抱成一团，掰都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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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最终导致87人死亡，51人受伤。在死者当中，除了两位男工之外，其余的都是打工妹，最小的年纪只有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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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丽女工在工厂门前合影

火灾遇难者的抚恤金，根据地区和家庭状况的不同，每位由2万元到4万元不等——这对于那些中西部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巨款，而在那些老板眼里，不过是一两段酒桌的饭钱。

回首致丽大火的悲剧过程，资本的野蛮、权力的腐败，年轻劳工及其家庭悲惨的命运让人嘘唏。一位从四川来深圳接收女儿遗体的50多岁农民眼泪已经哭干，嘴里反复念叨着：“当初真不该让女娃儿来呀！”

——————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从北京到天津也要先经过廊坊”——与今天《工人日报》微博整天与“fan圈”互动、偶尔“晒晒美食”很不相同的是，27年前的致丽大火正是经由当时的《工人日报》率先详细报道后，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致丽大火揭开了接近于西方“原始积累”阶段的劳动市场化光鲜外表下罪恶的一角，引发了各界对劳工状况的关注。

当时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除了压低工人工资，还在工人劳动环境劳动条件、人身安全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加大剥削力度，以致当时的工人在进行生产工作时不能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这才是致丽大火发生的主要原因。致丽大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当时劳工在工资、医疗、安全保障方面的权益受到侵害却是普遍而大量地存在着的。

相关部门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普遍感到，如果再不立法对劳动者权益加以保护，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任劳动部部长李伯勇1994年3月2日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缺少比较完备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加以保护的法律，在一些地方和企业，特别是在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中，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拒绝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甚至侮辱和体罚工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酿成重大恶性事件。”

当然，《劳动法》的出台在当时具有两面性，实际上是各方势力博弈之后合力推动的结果。一方面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对非公企业劳工状况的忧心忡忡和深刻同情，因而有极大的意愿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工权益；而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化推动者也需要一部法律来为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保驾护航；他们将目标指向了破除公有制企业“用工僵化”问题，急于引入市场因素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有制企业用人自主权、分配自主权，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实施后的几年里，随着国企破产改制，计划用工与终身制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在这种怪异的博弈与合力之下，1994年的《劳动法》仅用了三个多月就仓促出台，许多规定过于粗糙，用人单位通过灵活用工规避劳动法，许多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跨国资本形成了巨大诱惑，而廉价的中国商品对其他经济体亦构成了冲击。原有《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过低，成了跨国资本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以及在贸易谈判过程中变相压价牟取更多利益的理由。而体制内同情工人阶级的老左对之前出台的保护工人不力的《劳动法》亦有诸多不满。在内外压力之下，2007年，三部劳动领域立法接连出台。

然而，《劳动合同法》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受到了围攻和巨大压力，被“南方系”称之为“最严厉的劳动法”，要“害死了一大堆中小企业”。在南方系的舆论鼓动下，最终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删除了很多对工人有利的条款。而吊诡的是，在致丽大火发生十余年后，劳工权益受侵害的报道主场却从《工人日报》切换到了南方系媒体。这些媒体一面替资本和所谓的“民企”说话，一方面又摆出为民请命的架势吃劳工的“人血馒头”。

总体而言，新劳动法的出台是首先有利于劳工的。《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全国范围内劳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工人们似乎终于有了一把“防身武器”。

然而，好景不长的是，《劳动法》的“政策”总有“对策”来规避。2011 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建筑工程公司与那些参与非法转包项目的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类似的司法实践逐渐限缩了劳动关系认定的范围；2014 年 ，最高法发布《对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59 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将“合意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要素”，即哪怕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不知晓对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存在；2015 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避免杀鸡取卵，要严格依法合理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切忌泛化劳动关系”；2020年，针对备受争议的996问题，深圳为某些IT巨头试点“特殊工时制度”，而早在往前的十余年时间里，深圳就开始试行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让“8小时工作制”形同虚设……

前一段时间，某司的“奋斗者协议”被部分认定有效，堪称是对2007年劳动法的漠视与愚弄。

在资方规避劳动法的种种对策里，“派遣工”是一项常用手法。自诩为民请命的南方系就一马当先，2007年劳动法刚刚施行，南方报社就与送报员签订新合约，将他们改为“派遣工”。

这两天成都富士康发生的事件，让派遣工问题再一次引发了关注。

派遣工是不买五险一金的（一般只有60元商业险），相当于打短工，工资水平与富士康走内部推荐的正式普工差不多，但正式普工可以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全国各地的富士康普遍、大量地使用派遣工，这样就可以保证生产旺季有足够劳动力，淡季可以把人清退，而不需要履行劳动法规定的保护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模式。

为了大量招募派遣工，劳务派遣公司在招工时往往承诺，劳工干满75天之后，除了拿到正常工资，富士康将有巨额返费。而实际情况是派遣工的返费一般都是被富士康和劳务派遣公司赖掉。这些微型的劳务派遣公司虽然不直接从属于富士康，却完全服务于富士康，与富士康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一旦碰到法律纠纷，富士康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然而，成都富士康发生的事却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关注，来帮助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就像致丽大火过去27年，被讳莫如深、鲜有提及，想被公众尽快忘却一样。

致丽大火发生一个多月后，已故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同志痛苦万分，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写下了这首《满江红·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江红·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腹忧思，来谒日，秋风萧瑟。见主席，安然高卧，似犹思索。脑蓄真诠知举废，胸怀劲旅方筹策。貌岿然，仍令害人虫，心惊愕。

只当代，风涛泼；列宁骨，将埋脱。纵观人世上，拜金争夺。“贵族豪门”生异彩，“打工仔妹”遭盘剥！问导师，此后百年中，如何作?

韩西雅同志这样的毛主席培养出来的老左一个个离去了，不知道还有几个他这个职位的人还会记起27年前的那场大火以及在大火中殒命的87个年轻的生命，至少同为“打工人”的亿万劳工不该忘却。

相信“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注：本文关于致丽大火的回顾，部分内容引述自中国劳动关系专家常凯教授曾经为深圳致丽大火写下的纪念文章《废墟上的凭吊》。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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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0 11:59
成都富士康黑中介拖欠返费，千人上街讨新

2020-11-20 09:53:54  来源： 新工号51   作者：工号51

　　近日，网传视频显示，成都富士康的万元高返费泡汤，中介翻脸不认账，上千员工上街讨新，还有中介被杀。几个月前，成都富士康大吹“小时工40元/小时”、“打卡55天可拿万元返费”，引起很多工人的关注，不出预料，现在果然赖账了。返费工都是奔着高返费，接受又累又没有保障的工作，平时发的只有十几块钱一个小时的工资(按照正式工工资计算)，挣钱都是靠工作满一定天数之后，拿一笔固定的返费或者由派遣公司把工资补到入职时承诺的水平。现在中介拒付返费，等于欠了返费工接近一半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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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土坑不是第一次拖欠返费了，无论是深圳、郑州还是成都富士康，都经常这么干。想真正拿到高额返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人和中介签的协议里设有各种条件，比如不能有任何请假，不能在某某手续办完之前离职，如果没有做到就视为自主放弃返费。

　　富士康对派遣公司拖欠返费的事情清楚得很。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名义上和富士康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很多派遣公司都是专门服务富士康的，从实际权力关系来看，都是富士康养的皮包公司。富士康每年都会让中介用高返费帮它大量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旺季满足生产需要，淡季到来前能一脚把工人踢开，同时还能够规避法律风险。

　　到工人发现被坑，开始维拳的时候，富士康有的是办法。根据富土坑的老习惯，派遣协议里会小心翼翼说明“返费是奖金，不属于工资”，因此拖欠返费并不属于“欠薪”。然后，富土坑和员工之间还隔了派遣公司这一层，他们因此可以轻易推掉责任，声明自己“已经把该付的钱都给派遣公司了”，其他不知情，“如果还有什么钱没有到位，请找派遣公司去”。

　　实际上，别看富士康一脸无辜，他们怎么可能不知情，又怎么可能没有办法?作为派遣公司的主要饭碗，只要他们说明如果拖欠返费明年停止合作，派遣公司敢不乖乖付钱吗?中介克扣返费，显然是富土坑在背后点过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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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的工友们，大家不要上当!旺季里我们从早干到晚，从深夜干到凌晨，就是在给富土坑生产每台价值数千上万元的平板和手机，是大家的劳动把富士康养肥了。承诺的工资给到位，是用工方富士康不可推卸的责任，派遣公司只不过是挡箭牌!

　　大家这几个月没日没夜地干，住发臭的宿舍，咽下实在难吃的食堂饭菜，不就是奔着拿那点返费?不然，谁愿意去干那又累又没有保障的工作?该付出的劳动都付出了，结果派遣公司赖账，富士康不管——哪能这么便宜了这帮吸血鬼!

　　大家要坚持，让富土坑为这件事负责，不要被分化瓦解。富士康一定会先给一部分工人支付返费，找借口拖欠另外一批工人返费。大家不要因为自己拿到返费就抛弃其他还没有拿到的工友，一定要坚持到所有人都拿到返费为止!只要一次放过富士康，它这个游戏套路还能玩得通，下次一定会再有这样的玩法，下次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倒霉的那一个。承诺的返费，一定要给到位!不能让富土坑一年又一年地忽悠和欺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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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0 12:10
去他娘的“打工人”！

2020-11-19 12:02:02  来源： 疫观全球   作者：风雷

　　前不久，“打工人”一词刚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的时候，笔者就写了篇《“打工人”梗爆火的背后》，并指出“打工人”一词的火爆反映的正是在现实重压下，不同工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之间区隔的消解，人们逐渐认清现实、丢掉幻想、共情共命。

　　当然，“打工人”在当下的语境中，与社畜一样，仅仅只是劳动者的自嘲，是消极的反抗和无声的控诉，远不到积极有为的程度。并且由于“打工人”一词的模糊属性，必然会有人去钻空子并夺取对这一话语的解释权。

　　一方面，身价不菲、控股多个企业的明星们也玩起了“打工人”的梗，比如，带着“腐臭”气息、自称“在逃格格”的关晓彤也成了“王牌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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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某些媒体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劳动者在996重压之下苟延残喘的自嘲说成是正能量、甚至“劳动价值论的回归”，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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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下，自然会有富二代会打着“共情”、“正能量”的旗号，体验一把“打工人”的生活。

　　这不，B站网红博主曹译文就到自家工地扎实的体验了一把。

　　小姑娘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视频开头就说，我今天要去体验搬砖小妹的一天，这是我自家的建筑项目，现场工作人员不知道我集团大小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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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有工友在视频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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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到了工地上，项目总监、项目经理、技术人员一水地出来迎接她。走马观花地干了几个工种之后，曹大小姐表示，干这个活很轻松，一点都不累，因为我的腰部肌肉在多年的马术训练下，柔韧度很好。

　　当跟着她的黄工说她干的活不到位的时候，还说人家是“工头”，“带满了资本主义的酸臭味”;而旁边一位五十多岁，看起来比较憨厚的大叔则夸她活干得还不错——看吧，还是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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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不知道，大小姐“表演”后的活，得花工友们多少额外时间去给她补漏。

　　干了一天后，大小姐说，房子收工时，我要和爸爸说，我要某一栋某一户，因为那里有几个钉子是我钉的。

　　最后，当黄工给她转一天的工钱后，大小姐特意给他看了自己的银行余额，一千多万。

　　这是体验打工人的生活吗?

　　分明是集团大小姐微服私访，但又谁都知道她是大小姐。

　　或者说是猎奇，片刻就腻，腻了就扔，然后轻飘飘地来一句“加油，打工人”。

　　这个视频最初的标题叫《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取这标题的时候，大小姐估计忘记了自己也是有钱人。在遭到网友强烈质疑后，曹大小姐将标题改成了《早安，打工人》。

　　看看网友都怎么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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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网友还扒出了曹大小姐的父亲曹栋胜的公司在今年10月的时候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319106元，还不到大小姐零花钱的一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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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曹大小姐不见得坏，只是蠢。

　　她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发家是如何野蛮生长的;她携着上一辈剥夺劳动者获得的资源进行创业，还以为自己也是努力创业的“打工人”的一份子;她觉得她拍视频，本来就是为了去贴近工人、在体会工人的辛苦后，看还能做点什么。

　　她委屈、不解，不知道怎么好心好意办的一件充满了“正能量”的事，就莫名地遭到了全网“打工人”的群嘲。这时，怎么“劳动价值论的回归”、“熊熊燃烧的打工魂”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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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决这毛病，很简单，真住到工地上，把零花钱给锁了，锁定一个工种，实打实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干上半年。这个时候再拍工地上“打工人”的视频，肯定再也不会流露出那不经意间的优越感和作，还能确实地体会到工友们的喜乐与忧思。

　　只怕大小姐不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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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真是教育人啊。

　　“打工人”火爆全网，迄今也不过一个月。

　　这一次，让广大“社畜”们开始意识到，“打工人”这一词实在太含混了，你在自嘲，各路人马却要往里塞私货，夺取对“打工人”一词的解释权。在如此现实之下，“无产阶级”这一身份呼之欲出——这才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谁也无法剥夺、无法塞私货的身份。

　　这也难怪，当久违的《国际歌》在西安城墙下被唱响的时候，围观的老老少少会如此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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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0 12:47
社评：中国如何让4亿中产阶级富起来？
时间:2020-11-20 07:4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旺报社评

擘画中国大陆未来15年发展蓝图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落幕，会中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承诺“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目标，意味届时人均GDP约3万美金。要达到这个目标，大陆必须提高生产附加价值，让更多人富起来，不落入类似南非、巴西这类人口大国摆脱不掉的“中等收入陷阱”，才能跻身中等发达国家。

在美国遏制对抗中国、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冠疫情冲击未平之际，要让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倍增，不仅事关大陆的繁荣发展，更可成为大陆盘活战略全局的棋眼。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大陆的发展能否继续传递稳定预期，也决定着大陆能否从美国战略围堵中破局。

大陆着墨扩大中产阶级，释放的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的信号。对外界而言，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虽未提出GDP成长数值，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准”，“中产阶级倍增”等表述，显示大陆将以做大内部市场蛋糕为发展策略主轴。有测算指出，按目前节奏，大陆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大增，国际资本分享市场红利的想像空间更大，预期更稳定。

与此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大陆虽坐拥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且设定了宏大愿景，但提高其比例也绝非易事。4亿中产阶级占总人口仅3成多，与发达经济体6成比重相距甚远，且即便在中等收入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收入鸿沟有待弥合。因此，一方面，大陆需要在中等收入群体聚集的一二线城市强化防风险、保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需要发挥体制优势，以欠发达地区为主阵地，促进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范围。

首先，大陆应进一步明确中产阶级标准。世界银行对中产阶级的标准较为宽泛，从年收入2.5万人民币到25万人民币均可称为中产阶级。但太过宽泛的定义容易忽略其中的低收入者，对隐性贫困的敏感度降低。此外，相关标准也应考虑到通膨等因素下的购买力变化。有大陆官员曾形容，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间，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能力，就是大陆的中产阶级，官方可考虑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

其次，要继续壮大实体经济，稳就业，稳收入。大陆是联合国认证全球唯一拥有所有工业类别的经济体，应继续将蛋糕做大，发挥实体经济就业和收入承载功能。实体经济受外界冲击的风险抵御能力越强，居民收入提升的保障越充足，风险压力也越小。对于承载大多数就业的民营经济，大陆应进一步减税降费缓压，提高融资便利度，尤其增强民营业者信心。

再次，做好高品质发展转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提供支撑。面对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方面的遏制，大陆亟需扩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新阶层的规模，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对人力资源持续优化。大陆人社部此前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每年将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以此提升就业含金量。

2016年至2019年大陆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大致与GDP增速同频，工资性收入仍占可支配收入大项。只有健全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才能保证劳动者工资收入随经济发展增长。此外，随着城镇房地产市场趋于平衡，住房的财富效应逐步消失，为防止既有财富格局固化，应探索多管道增加财富。在农村，则应以土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流转为突破口，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此外，完善再分配机制，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等，都有助于壮大中产阶级。大陆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需要推动改革。民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纾解民众后顾之忧，消费能力才能更充分释放，进而盘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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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0 16:40
延迟退休有争论，不能完全无视劳动者的声音
2020-11-20 09:43:0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宁可抗日死

　　延迟退休的问题，中国是有争论的。只不过，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官僚公知，另一方是中国的普罗大众。

　　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争论的双方，不如说他们是对立的双方更为准确。

　　官僚公知要工人延迟退休，工人阶级则极力反对。尽管这种对抗力量悬殊，但是，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不能完全无视劳动者的立场与声音的。

　　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反对延迟退休，事情是非常明了的。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基本上都是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他们可以说劳累辛苦了一辈子了，许多人因为每天长时间大劳动量的劳动，他们的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疾患，有些人甚至已经生命无多了，现在该到了他们要退休的时候了，你们却不让他们退休，还要他们延迟退休，就想问一声，制定延迟退休的官僚公知，你们于心何忍?

　　从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最不应该延迟退休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中国以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各种产品，中国人生产的产品，不光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各种需求，而且还大量廉价地销往美国等西方国家，销往了全世界。今天的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中国的产品，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自己生产的各种产品几乎满足了全世界的需求?没有，没有第二个。

　　这些产品是怎么来的，全面已经说到过，它们是靠了中国人一天十几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拼命劳动生产出来的。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辛苦劳累吗?同样没有。

　　问题还在于，中国人民生产了那么多廉价的产品销往了全世界，可是中国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花花绿绿的，对中国来说无用的，如同废纸一样的美元。因为无用，最后还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以及美国两房债券黑石债券等垃圾债券，送给美国人享用。中国购买的美国两房债券，一开始透露出来的消息是3000亿，后来说是3500亿，最后有香港媒体说是5000亿，即便就是3000亿，还能要回来吗?基本上打水漂了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够要工人阶级延迟退休，以继续维持甚至加大生产规模，换回美元继续资助敌对中国的美国吗?

　　中国工人阶级所以那么辛苦劳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被迫给内外资本家打工，受内外资本家剥削压榨。中国工人阶级很辛苦劳累，然而他们的劳动所得却少得可怜，以至于国家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六亿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可怜的一千元。劳动者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他们多数的劳动成果。资本家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他们把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工人如果不加班加点的劳动，他们便拿不到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收入。这才是工人不得不被迫加班加点劳动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工业生产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问题是，中国生产的越多，有利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内外资本家。中国人民的劳动，不过是在制造资本家而已。就像伟大的国际歌所唱，不过养活了一帮“寄生虫”而已。

　　草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到过，中国生产的产品本来就严重过剩——换回了外汇无用，最后不得不送给美国享受，这部分生产不是过剩是什么?中国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继续扩大和维持生产规模，而是需要减少生产规模。至少，中国需要把赚回外汇无用，最后不得不送给美国的部分，把它减下来。

　　中国本来就是人口大国，中国不光要自己的人民一天十几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的劳动，中国还要从别国引进劳动力，这不荒唐透顶吗?现在，为了维持和扩大生产规模，还要让工人阶级延迟退休，就想知道，这样做合适吗?有道理吗?

　　中国有没有人愿意延迟退休呢?当然是有的。中国真正愿意延迟退休的，是官僚公知。至于他们为什么愿意延迟退休，人们都心知肚明，这里就不需要说了吧。如果中国一定要搞延迟退休，那就让愿意延迟退休的这些人享受吧，不要让劳动人民也去延迟退休了。

　　还是那句话，中国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说话办事，就不能不为劳动者考虑。延迟退休，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更不合法人民的利益。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中国就不能做。

　　中国需要做的，是减少工业生产规模，不要让自己的人民继续那么拼命了，为了资本家，为了制造资本家，把自己的人民搞得那么辛苦劳累，搞得人民不满意，是得不偿失的。真希望国家能够终止延迟退休，不要让延迟退休伤害老百姓了。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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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1 22:13
废墟上的凭吊——深圳“11·19”特大火灾事故记事与反思

2020-11-21 11:50:58  来源： 激流网   作者：常凯   原载于《中国工人》杂志1994年第5、6期

　　激流按：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一场大火带走了84条年轻鲜活的生命，揭开了劳动力市场化以来光鲜成绩下罪恶的冰山一角，唤醒了社会各界对劳工状况的强烈关注，促成了《劳动法》的最终出台。中国劳动关系专家常凯教授曾经为深圳致丽大火写下的纪念文章《废墟上的凭吊》。文章详细地记录了这起灾难的事故现场，还原了事故来龙去脉，厘清了在劳工权利保护中的各方责任，最后重倡“劳权神圣”，一些发问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在国际劳工史上，致丽大火可与美国三角工厂大火相提并论。但109年前美国三角工厂的火灾，唤醒了社会良知，加强了社会保护，至今仍被美国社会所纪念。但致丽大火发生才仅仅27年，但已经作为不宜提及的事件而被社会所“”遗忘”。中国的劳工保护，仍然任重道远。致丽大火拒绝被遗忘，正值致丽大火27周年之际，再次刊发此文，以纪念那些被遗忘和损害的劳动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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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丽女工在工厂门前合影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打工者们的“黑色星期五”。中午时分，车间里一场大火骤起，正在干活的工人们被烧死烧伤竟达在场人数的1/3，其中84人命丧火海，45人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与创伤。

　　噩耗传出，举世为之震惊。人们深深地哀悼那些遇难的工友们。痛惜的同时，又不能不忿忿发问：这类事故，既非难以预防的地震或爆炸，又非无法逃生的坠机或沉船，一个半机械化的手工作坊，何以一场火灾竟葬送掉如此之多年轻的生命?这一恶性事故是如何发生的?这一事件又给人们哪些警示与教训?

　　带着这些困惑与疑问，怀着对遇难工友的深情与悼念，笔者赴火灾现场和有关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访谈。

　　火无情抑人无情?　　● 劫后废墟

　　一栋被大火烧得斑驳陆离、满目疮痍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死气沉沉地萎缩在深圳市宝安区葵涌镇新围村口的公路旁。远远望去，犹如蹲着一个遍体黑洞的怪物。这就是深圳市致丽工艺玩具厂——一个生产绒布玩具的港商独资企业——发生特大火灾后的废墟现场。

　　我们向门口的保安队员说明身份和来意。看得出，这个保安队员也是一个外乡来的打工者。工友们遇难所带来的悲痛与郁闷，使他失去了往日的严厉与刻板，只是轻轻地对我们说：“进去吧，不要呆得太久。”

　　进得厂区，随着大铁门“咣当”一声被关闭，我们也似乎被圈禁在另一个世界：厂区局促狭小，四周被厂房和高墙围定，墙上支着铁丝网，有的地方还插着碎玻璃。失火的车间大楼的黑洞洞的窗户内，溢出阵阵的焦糊味。空寂的院落里，除了我们走动的脚步声，再也没有其他生命的响动。整个厂区，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废墟的凄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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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向的车间大楼紧靠着北围墙。这栋大楼底层的四角各有一个出入口，但港商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并严密控制出入车间的工人，四个出入口中有一个焊死，两个锁死，只有西南出入口开放。而进出西南出入口还必须通过设在门口的用铁栏围成的长约8米，宽仅0.8米的狭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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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西南出入口进入车间大楼。空旷的开通式厂房内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气息。厂房里的机器设备被烧得一塌糊涂。成堆的化纤面料，烧成焦炭状板结在地面上。厂房内壁大片脱落，房顶吊扇的铁叶片，被火焰烤化后像面条一样耷拉在半空中。按防火规定，车间必须与仓库分设，但这个车间大楼底层的东部，就是该厂的原料仓库，与同在底层的裁衣车间的分界，仅是一层由铁条和铁网组成的隔离网。

　　在这个仓库中，满满地堆积着化纤布、海绵、纤维棉等易燃物。而开通式的货物提升通道必须是密封式，而这栋厂房的货物提升通道不仅是敞开式的，而且就位于车间东南角的原料仓库的范围内。这无异是在易燃仓库中设置了一个引火助燃的烟筒。我们看到，货物提升通道的内壁，已被烤成赭红色，支撑提升机的两根竖立的钢轨，则被烈焰烘烤得弯弯曲曲，像两条死蛇盘延在通道内壁上。

　　● 鬼哭神泣皆无奈

　　据安全专家的技术人分析，火灾是由仓库内随便架设的电线明线短路打火而喷溅的金属熔珠引燃的。

　　仓库的火焰燃起后，平时毫无消防训练的工人们顿时惊慌失措。火势借助东北风迅速向西南蔓延。仓库东南角的畅开式货物提升通道，随即发挥了极为明显的烟筒效应，火焰顺着提升通道又迅速向二楼和三楼窜去，以遍布全楼各处通道，空场和角落的绒布玩具的原料或成品为媒介，整座楼很快就成为一片火海。随着一片尖叫声和哭喊声，大逃生开始了。

　　一楼的工人由于发现火情早且又可直奔底层的西南出入口，所以在蜂涌而出的过程中，虽然不乏烧伤、撞伤、挤伤者，但连滚带爬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二楼和三楼的工人则在劫难逃了。如果楼上的窗户能打开跳下，虽有可能摔伤或摔死，但总还有活命的希望。然而，厂房内所有的窗户均被用铁条焊死，临围墙的北窗，在铁条之上又覆上一层铁网。我们在现场看到，几处南窗都有被撬的痕迹。在北窗上，有一处铁网已被揭开，但外层的铁条要比铁网更坚固。这些打工妹面对着铁网铁条根本无可奈何。我们还看到，二层厂房西头的锁闭的厕所门下部被拦腰撞开，也许打工妹幻想这里可以逃生，然而，厕所的窗户也被铁条严严地封死。

　　逃生无路而乱成一团的工人们，此时多么需要有人来出面组织疏散呵!厂长和各级管理人员都哪里去了?其实，经理和厂长当时就在位于二楼西头的工厂办公区，这里由于有厚厚的砖墙与开通式车间隔开，所以只是受到烟雾的侵袭，但火焰未能蔓延进来。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有的窗户设被铁条焊死，而且，窗户下一来多处便是与此相连接的平房屋顶，跳出窗户，即可安全逃生。这是楼上最为安全便捷的一条逃生之路。据说，在场的领导和“白领”们，许多人都是从这里逃脱厄运的。但当时却没有一个来招呼和引导一下那些走投无路的打工妹们。笔者曾在现场勘视过。平房顶上的房瓦只是碎了有数的几块，显然只是从此跳下有数的几个人。因为没有负责，一条逃生之路就这样被白白地废弃了。

　　● 生命之路——死亡之路

　　逃生只有一条路了。

　　这就是通过厂房西北角的疏散楼梯下到底层再冲出大海。近300名工人在毫无组织和指挥的情况下，由本能的逃生欲望支配着，疯狂地扑向这条生命之路。

　　如果与西北疏散楼梯连接的西北出入口能打开的话，结局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通向车间大楼外面的西北出入口却被闸门铁锁牢牢地锁死，即使下到底层，也必须转过一个弯再穿过火海冲到西南出入口方能脱离险境。一些跑在前面的人不顾一切地冲出火海。胆小的人犹豫了，但不冲出去便死路一条。于是，心一横也冲上去。许多人被烧伤了，有的被烧得遍体鳞伤。但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这一条路获得了生的希望。

　　但不幸也正发生在这条楼梯上。

　　火势越来越烈。烟雾愈来愈浓。楼梯上面的人疯狂地往下面挤，有人被挤倒了，被压在了下面，倒下的人又绊倒了后面涌上的人，人多楼梯狭窄又有多处拐弯，逃命人堆积成一团谁也动弹不得。而此时大火肆虐着向西北楼梯袭来，化纤原料燃烧后产生的滚滚的黑色有毒气体，在烈焰的支持下从底层顺着楼梯盘旋着向上窜去。整条楼梯弥漫着有毒气体。不消片刻，打工妹中便有人窒息昏倒。而暂时没有窒息的人被挤在那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没有许久，也便随着前面的姐妹们杳杳西去。

　　当紧锁的西北出入口的铁闸门终于被人用利斧从外面劈开时。见到的情景令在场的人们无不骇然：随着闸门被推上去，里面靠在闸门上的一片尸体轰然倒下，20余米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堆积着79名打工妹和2名打工仔。经清理，已全部中毒窒息身亡，无一生还。

　　● 长歌当哭祭冤魂

　　我们来到西北楼梯——80多名打工者的葬身处。现场已被勘查检验过，被劈开的铁门旁，竖立着一块白色的标志牌，上书“遇难者最多现场”。楼梯的内壁上，沾附着厚厚的一层黑灰，笔者用手指在墙上划了一下，墙上便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当时的烟雾之浓由此可见。楼梯上，散落着逃生者和遇难者的各式各样的鞋子，布鞋、皮鞋、运动鞋，红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笔者粗略地数了一下，从三楼到一楼，竟差不多有近200只之多。也就是说.从这过去的人只有极少数穿着两只鞋跑出去或被抬出去，当时逃命之拥挤与争夺之惨烈也由此可见。

　　被烟熏得黑洞洞的楼梯死——般的沉寂。抬头望去.楼梯顶层天花板上的一孔天窗仍然洞开着，一束亮光从那方天空中透进来，似乎唯有那里才通向光明。那80多条年轻的生命，是多么向往光明呵.然而，她们是随着黑烟通过这孔天窗走向蓝天的。我总觉得，她们不甘就此而去，她们死得太冤枉了，她们的生活还刚开始。楼梯内.似乎盘旋和回响着她们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艰难与不幸的悲痛诉说。我站在楼梯中间心底震颤着，仰天长叹.热泪横流……

　　● 天无情乎?人无情?

　　这出惨剧并非不可避免。

　　如果厂房的设计施工按照防火规范采用密闭式货物提升通道.大火便不会迅速蔓延至二楼和三楼;如果厂房不是仓库和车间合一，那么仓库失火也不会立即危及生产工人的生命;如果厂方不违章接线。电线短路引起火灾的隐患便可减少或避免;如果厂房内防火通道畅通。门窗不是全部封闭.工人在失火后也可自行逃生;如果起火后厂方能够及时组织撤退和抢救，伤亡也可大大减少;甚至大火完全蔓延后，如果能有人再稍早一些劈开连接唯一的西北疏散楼梯的出入口，也不会发生81人全部窒息而亡在20余米楼梯上的人间惨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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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防火中的纰漏.早已有人指出。但厂方从未认真对待过，而是弄虚作假，敷衍蒙混，一意孤行，终至酿出大祸。从现象看，这次火灾是由于厂方的防火措施不力，但从实质看是老板为了赚钱而把打工者的性命当儿戏。不是天无情.而是人无情。这就涉及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一劳工保障。

　　邹家华副总理：“保护工人权利”　　● 难道重返“野麦岭”?

　　《野麦岭》——一部描写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生活的日本影片，这部影片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和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贪得无厌。20多年过去了，人们渐渐淡忘了观看影片的那种感受。徘徊在致丽厂的废墟上一种冷冷的感觉——“野麦岭”，突然攫住我的身心。

　　在用铁条和纱网封闭成牢笼般的车间内，一层约500余平米的厂房。密密麻麻排列着250多台工业用缝纫机。人机单位空间平均不到2平方米。厂房内，到处都堆放原料或半成品的地方，甚至厕所也改成了仓库。这就是工人们工作的地方。

　　来到工人的宿舍区。一道插满了碎玻璃并支着铁丝网的短墙，将厂—区与宿舍区隔开，一个小铁门留作出入口。工人宿舍主要是一栋楼房，每间屋子大约有20多平方米.摆着10多张上下层的双人床。而紧贴宿舍楼外墙临时用铁皮搭成的一间简易宿舍，竟摆放了30余张双人床，住着60多个打工妹。要想进到里面，只能在床的缝隙中侧身而过。房子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起来了。一面破碎的小镜子，用胶带粘在支撑屋顶的铁柱上。

　　而今，这里已经人去楼空。那些幸存逃生的人们，卷走了自己的小铺盖卷。那些无人收敛的遇难工友的行李和杂物，则堆积和散落在床板上、地面上、走廊上。一些书信、画片及女孩儿喜欢的小玩意儿，随着阵阵西风，在杂乱不堪的地上轻轻地飘浮、缓缓地滚动，使得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满目凄凉。

　　一般来说，这里的物质条件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麦岭”要强。但是，问题在于，工人们一进到这里，就失去了“自我”。高高的围墙，严严的铁门，把这里与外界隔成两个世界。在这里，老板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工人们不仅在工作时间必须绝对服从，在下班时间也不得随意走出宿舍区和工厂的两道铁门。所有出去者，必须要填写请假条，由主管批准。门卫方可放行。请假条为统一印制，其格式为：

　　“致丽工艺厂请假条 现批准口口口因病事请假口口天时，请门卫见条查验放行.主管签名口口口 年月 日”尽管这些作法被美其名曰“加强管理”，实际上无非是……

　　看着这张纸条，想像着打工者走出这两道铁门必须持条接受查验的情景，让人心中不由泛起阵阵悲哀。

　　● 《打工者之歌》

　　打工者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的呢?过去，我没有更深入地接触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组织工人开个座谈会，了解些情况，在座的人大都说些“形势大好”之类的话。我相信，这也是真的，但只是事情还有另一面。

　　我在废墟的垃圾堆中发现几个笔记本，上面大都没写名字，估计是遇难者的遗物。本上多多少少记载着打工生活的感受，满纸所浸透的是一种低沉哀婉的情绪，其中。在几个本上都抄录的一首《打工者之歌》显然代表着许多打工者的心声。

　　“从四川，到广东，

　　经过岳阳来深圳。

　　离别了家乡告别了爹娘，

　　亲人的话我牢牢记在心。

　　……

　　都说广东好找钱，

　　一来就是两三年，

　　一心想把家来看，

　　身上还是没文线。

　　昨夜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

　　双手抚摸着女儿的脸。

　　我的泪水挂满了眼前。

　　腊月三十那一天。

　　欢聚全家来团圆。

　　独我一人不在家，

　　(因我)从小不听妈妈的话。

　　过一天好比过一年，

　　出门是多么艰难。

　　无钱无米无油盐

　　生活是多么困难。

　　从广东，回四川，

　　打开窗子往外看。

　　四川还是山连着山，

　　四川还是那么美观。”

　　这类“打工文学”难以见诸正式的出版物，但是在打工者之间却流传仍为广泛。我曾问过几个打工妹，特别是在四川来的打工妹中，几乎是无人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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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姐姐。我累得受不了”

　　笔者搜集到一批打工妹的往来信件，原文照录几段：

　　“姐姐：……这里一天只吃两次米饭，上午上五个小时的班，下午六个小时的班，晚上四个小时的班，我们一块来的人都受不了。……妹：秋梅。1993年;月5日。”

　　“妹，我现在也想回家，在(再)也不想出门了，又挣不到钱，好难……好难。妹，你的病要去看.不要把钱看得很紧。有人，就有一切。不要节约，早餐、晚餐都要吃……。二姐。93年10月11日。”

　　这两封通信是来自四川的姐妹俩写的。姐姐在致丽厂打工，信是火灾发生前一个多月写出的，她想回家。火灾的发生证明她信中说得对，有人，就有一切：人没了，一切也就没了。

　　“春芝姑姑这个厂还不错，一日三餐，每天工作1 2个小时。(工资)是计时的，白天8小时每小时7角钱，晚上加班四个小时每小时1元钱。头三个月没有奖金.三个月之后才有奖金。……我在德诚时，那里的伞布的气味真让我薰得头痛。一点也不想干。三个多月领了两个多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三个多月共领到50多元钱，还有一个多月的工资没有领。50多元钱还不够零花的。我转厂时向别人借了60多元……说起来也真是惭愧.我真没有想到，出来半年，挣钱还不够自己用。侄女新峰 ，5月24日。”

　　“新峰：……我也很想转厂。但厂方恐怕不给身份证，而我用的又是你的身份证……我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在家时，我们都把这里幻想的是一个豪华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一见只是如此。我现在真后悔，不胜(如)不来。姑姑。”

　　这是从河南同来深圳打工的姑侄俩的通信。三个月挣了50多元钱，如果不是拿着信的原件，讲给谁也不会信。新换了个厂，觉得很满足，而这种满足只不过是一天吃三顿饭.一天干12个小时挣9.6元工资。如此繁重的劳动，如此低微的报酬，如此容易满足的心理，读着这些，只觉得满目辛酸，心中——片苦涩。然而，就是这种超低标准的满足，春芝姑姑一一其实也不过才是个二十三四的未婚姑娘，却永远也不会享受到了，她在这次火灾中遇难。

　　● “老板，我要求辞工”

　　到深圳来讨生活的外来妹们，一般需要通过镇一级的劳动管理站，与厂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一般是一年左右。合同书是由深圳市劳动局统一印制的，其中规定了劳动者的有关权益。如规定：“合同期满，本合同自行终止。合同终止后，如甲方需要继续雇用，乙方同意续雇，经劳动部门批准，双方可以重新签订合同。”“如乙方难以适应变更的岗位和任务，可提出辞职，双方办理解除合同手续。”

　　但实际生活中，许多老板为便于控制工人。根本不签订合同或根本不履行合同，而是用收取押金和扣留身份证的办法，在没活可做时，强令你休假或直接裁员解雇，以便节省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在合同期间，如发生停工待料，甲方每天发给乙方(2—4)元，作为其基本生活费”这笔开支。但在活紧时，无论你符合哪条规定都不会答应你辞工反正身分证押在他那里。

　　致丽厂不是没活可做，而是要靠大量加班才能做完，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使得许多工人都难以忍受而提出辞工，但是，想转厂的打算是决不可明说的。在工人宿舍的乱纸中，我竟然发现两份辞工申请书。其中—份写道：

　　辞工书 尊敬的厂长及各位领导：您们好。我已来做3年了，合同期早巳到。现因家里来信叫我回去，希望各领导批准。辞工人：倪丽 93年10月4号”

　　另一份写道：

　　立即辞工书 尊敬的厂长及各位师傅：您们好。只因我家连来几封信，让我回家，现在我也无心再干。望各位速批。辞工人：陈爱华”

　　这两份辞工申请书上面涂改得很乱，显然是草稿，抄好的正式申请想必早已送达厂方。日期是火灾前一个半月左右。当然，辞工未被批准，她们也只有再继续做下去，一直做到那个“黑色的星期五”。笔者无法得到遇难者的全部名单，但据手头的资料，两位辞工人中的一位已经遇难。

　　● 情义何在?义在钱下!

　　老板投资的目的是赚钱，这无可非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着眼于剩余价值的榨取，即加重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道理。老板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在这里，150年前恩格斯那段著名的话，读起来并不觉得离我们过于遥远：“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没，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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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致丽厂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在外资企业中并不算是最差，致丽厂的老板，也并不能说是心眼特别坏。我没见到这位老板，据说、老板给人的印象并非“南霸天”或者“周扒皮”，而是颇有一些温文尔雅的风度。我注意到，在厂区的中央，老板修建了一座神龛，里面供奉着关公与财神，龛前书写着一副对联，上联：义气贯乾坤，下联：精忠报日月，横批：长庚西照。长庚者，我国民间指出现于西方的金星，主财。看来，老板是既不想舍弃义气精忠，又盼望财星高照。但是，如果义气和发财不可兼而得之，必须择一而从又怎么处理呢?这时候，恐怕只能套用一句歌词：敢问义在何方?义在钱下。

　　这对于老板说来，似乎无可选择。但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呢?

　　● 大陆不是“野麦岭”!

　　老板投资赚钱，理所当然。但是，赚钱不能不顾工人死活。不能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压榨工人的方式搬到中国大陆来。大陆不是“野麦岭”。中国引进外资并不是引进资本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和统制，而是互利互惠，共谋发展。如果不从完善法制方面根本上解决外资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与权利的问题，那么.类似致丽厂大火的恶性事故就难以杜绝。因为，在防火的措施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之后，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劳资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对此，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关于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明确地指出：“这是外方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造成的 据了解不少外资企业，只顾赚钱，而安全土产劳动条件很不好。”并提出：“在深圳特别在外资企业中，(应)加强工会工作，保护工人权利。”这一指示，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致丽厂大火在劳资关系方面的原因，而且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外资企业劳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一一保护了人权利。

　　但是，为什么有些外方老板能够在大陆如此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呢?其中的问题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解决。

　　我们的官员该负啥责任　　● 厉有为：出了漏洞，各级政府要负责

　　“11·19”特大火灾发生时，深圳市长厉有为正在北京。接到大火的报告后，迅即乘飞机回深，直奔火灾现场，根据中央领导的紧急指示，直接指挥善后、救灾及事故处理等工作。

　　说来也真不顺，1993年，下半年的深圳是“水深火热，灾难不断”，深圳的老百姓都这么说。所谓“水”，是指秋季一场洪水，几乎淹掉深圳城。所谓“火”，是指深圳在三个月之内接连发生的“8.5”油库大爆炸和“11·19”致丽厂的特大火灾，特别是“11·19”火灾，一下于烧死那么多人，创了30年来我国火灾死人的记录。深圳的老百姓谈起这件事，也都唏嘘不已。叹息之余，人们也不免纷纷议论：出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上该负什么责任，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

　　老百姓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由于体制的关系，我们在许多地方.即使出了天大的问题，哪个领导都没有责任，都是互相推诿，洗刷自己。别说“引咎辞职”，就是“引咎自责”也很少听过。不过，这次情况有点不—样了。

　　在市政府紧急召开的关于致丽火灾现场会上，市长厉有为对这次火灾的责任问题有了一个说法。他认为：“因为这些企业是我们要办的，外商老板是我们请来的，厂是我们发证的。因此，出了漏洞，各级政府要负责……我们是政府人员，我们就不能强调老板怎么样，首先要我们自己负责。”厉市长并明确表示：“这次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我愿意接受中央的处理。”

　　平心而论，厉有为刚调深圳不久，市长这把交椅还没坐热，作为一个负全面责任的官员似乎也难以管得那么具体;所以，让他为此接受处理难免有些代人受过。但事情也并不尽然，既然你当了这个官，你就别怕负这个责，就是刚当一天市长，也要对这个市发生的问题负责任。当然，是非功过自有公断。但笔者还是为厉市长的自请处分感到兴奋：在高级官员当中。难得有这样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道德。并且，厉市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出了漏洞，各级政府要负责，政府人员要负责。

　　● 火灾废墟上飘扬着安全生产的奖旗

　　致丽火灾现场。车间二楼西头的办公区。这里没有遭到烈火的肆虐，但房间内已是狼藉一片、报表、文件、名册及打工者的证件，乱七八糟堆满一地。

　　我蹲在地上翻看着这些曾是外人难得一见的广内机密文件。突然，头上一阵“噗噗”的响声吸引了我。抬头一望，原来是墙上的几面锦旗在随风飘动。与锦旗并排的，还有几幅奖状。其中一面奖旗特别刺眼。这面奖旗上赫然题写着：

　　“奖给1991年度劳动管理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宝安县葵涌镇政府1991年12月”

　　特大恶性火灾事故的废墟上，飘扬着劳动管理安全工作先进的奖旗。如此反差鲜明的对此。

　　实事求是地说，致丽厂在设计施工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诸如厂仓合一、畅开式运货电梯通道、窗户用铁条封死等，都严重违反安全生产的要求。而开工后私接电线、锁闭安全通道等更是加重了火灾隐患。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却被评为安全生产的先进单位。镇政府在明知自己辖下的致丽厂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的情况下，竟还煞有介事地命其为安全生产单位，这就使得港商心安理得，不思改进，加重了火灾隐患。如果事情仅仅至此，镇政府尽可以以“官僚主义作风’搪塞之。然而.火灾之后随着内幕的进—步揭开，才发现镇政府在这次恶性火灾中责任的性质远远不只于此。

　　● 工人政府。还是老板政府?

　　1993年上半年，深圳市消防部门派出消防检查小组，来到葵涌镇送行消防检查。初查结果。全镇85家工厂和14家其它类的企业，绝大部分都存在着火灾隐患，其中45家工厂都是车间、仓库、工人宿舍(或食堂)-三位一体”。致丽厂即属火灾隐患严重的单位、消防检查小组对其提出13条整改意见。而有的单位存在的火灾隐患多达20余处。要认真整改必然要投入资金并影响生产。老板岂肯俯首听命，所以，所有接到整改通知书的单位，却没有几家认真整改，而都是敷衍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不是积极督促厂商认真整改，而是站在港商的利益上，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上下串通，打通“关节”，为港商骗领消防合格证。5月28日;镇长曾伟东亲自写信给市消防检查小组;要求给50家工厂发放消防合格证。信的全文为：

　　“市消防检查小组：

　　我镇经过消防整改，目前大部分已达合格水平。根据检查组意见，支持葵涌的经济发展，深表谢意。经镇研究拟同意此伍拾间厂给予发消防合格证，如不发给将会影响葵涌镇的经济发展，港商将会集体上访，直接向市政府投诉，我们望一同合作共同处理好各种关系，盼给予批准。致礼! 曾伟东 28/5”

　　此信虽短，但其中大有文章。

　　写信的当日，在镇政府二楼小会议室。镇长主动将检查小组提出的由镇支付每人5至10元伙食补助，即每人1000至1500元左右，增至每人5000元，三人共15000元。消防检查小组同意给葵涌50家厂发合格证。一手交钱，一手交证。镇长用15000元人民币，换来了22张消防合格证，(另28家厂由消防检查小组发放)自行发给了消防并不合格的厂家。

　　一桩以工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钱权交易，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直接运用行贿受贿的方式完成了。致丽厂存在的13条火灾隐患，只是极不彻底地整改了6条，但这已属“合格”水平，厂名赫然列于镇长所开50家工厂名单的第17位。

　　这里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该镇为何为港商如此卖力?对此，葵涌镇自己的理由是完全为了葵涌的经济发展，于个人甚至于镇政府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好处。他们不无委屈地说：像致丽厂这类的企业，只得到很少的厂租费和工缴费，且大部分由村里拿走，镇政府没一分钱税收，却担负着治安、管理、公共设施等沉重的包袱。

　　多么清廉的形象!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仅镇政府与致丽厂之间，就有一种说不清的利益关系;直接负责全镇经济工作的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与港商串通，通过签订假协议的办法，在上报的协议中，规定致丽厂老板租用厂房面积500平方米，月租2500港元，在另一未上报的补充协议中，则规定港方租用厂房实为2400平方米，月租24000港元。两个协议的租金额相差10倍，自致丽厂1988年5月建成投产至火灾发生的5年半时间内，仅隐瞒厂房租金即达140余万港元。致丽厂事发，假协议被揭露出来。

　　● 腐败与事故同行

　　1993年1月，深圳市公安局消防支队派员对火灾隐患严重的宝安、龙岗两个区共18个镇进行为期半年的“地毯式”的消防检查。吴XX、李XX、陆XX三人组成派驻葵涌镇的市消防检查小组。责任如此重大，本该认真负责，恪尽职守。遗憾的是，市消防检查小组并未履行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此项公务当成了一次“发财”的好机会。难怪在火灾发生的次日，他们偷偷地溜回葵涌镇找人“补写材料”证明，妄图以伪证来减轻他们的责任。

　　他们除了利用发证向外资老板明里暗里索要好处外，还借助工作关系，向镇政府索取贿金。据有账可查记载，先是，检查小组收受了镇政府给予的6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费，又以22张空白消防合格证，换取了镇政府的15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费。最后，以押在手中的8家合格证为筹码，再向镇政府强行索要每人3000元的旅游费。前后共索贿受贿30000元。

　　一场极为重要的消防普查工作，在葵涌镇就这样可悲地告终了。公安消防部门，本来是人民的保护神，但在这里，这些腐败分子，却成了不法厂商的保护伞，成了制造灾难的帮凶。看来，在中国，无论何时何地，只有消除腐败，才能避免灾难，因为腐败与灾难同行。

　　● 深圳舆论静悄悄

　　“11·19”大火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百姓震惊。为了更加迅速准确地报道事情的真相及其发展过程，全国诸多新闻单位的“老记”们云集深圳，以便运用舆论的作用，警示国人，以儆效尤。百姓也都引颈南望，密切关注着舆论动态。

　　然而，“老记”们的采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事故发生的当日，各地驻深记者火速赶赴现场，但采访遭到镇政府的阻拦，当地有关官员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禁止记者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从火场中逃生的打工者们接触。镇宣传部长声称，领导已有指示，拒绝一切记者采访，由市新闻处发“通稿”。火灾现场也被重重封锁，记者行动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说，镇政府作为当事人，与火灾发生有诸多干系而不愿外界得窥内情，尚可理解，但此后整个深圳舆论界也都是寂静无声，往常那些总是以发表头条消息和独家新闻而为国内同行和百姓们所注目的深圳传媒，除了几条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通稿”，便再无其他任何动静了，作为事发地的深圳舆论界怎么“感冒”了?

　　笔者曾亲自询问过深圳几家报刊的“老总”：“如此重大的题材，如不尽情发挥和表现一番，岂不有负于社会和读者的厚望?而且，在这样世人注目的大事件中无动于衷，岂不有违于新闻工作者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良心?”“老总”们苦笑着摇头：上峰有命，兄弟岂敢胡来?惭愧，惭愧。

　　笔者曾询问深圳有关官员：为何如此控制舆论?答曰：为了不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保持深圳的社会稳定。对这一解释，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深圳的投资者，绝大部分来自与深圳比邻而居的香港。香港的舆论界对于这次大火则作了极为详尽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乏对于受难工人的深切同情和对于不法厂商愤怒谴责，在香港及海外引起极大的反响。深圳的投资环境，主要是对香港而言，你不讲，你能让别人也不讲吗?

　　保持社会稳定?深圳的老百姓眼巴巴地盯着当地传媒，急切切地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与政府的态度，但消息只能来自“小道”或“出口转内销”，这叫他们作何感想呢?不能不油然而生出各种疑问。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莫如广开言路以兴利除弊。一个社会如果舆论不开而致百姓腹诽心谤，又何有稳定可言。

　　● 严惩腐败：追到谁算谁!

　　随着“11·19”恶性火灾事故中烟雾的消散，造成这次事故的各种原因及其背景，也渐渐大白于天下。这次事故，并不只是一起单纯的技术责任或 管理责任事故，而是由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恶性事故，是由不法老板的残酷无情、官僚主义的玩忽职守和腐败分子的贪得无厌所共同促成的一桩草菅人命的恶性事故。

　　不法老板自然罪责难逃。对于那些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葵涌镇政府和驻镇市消防检查小组不用再提了，更上一级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是否也负有相当的责任呢?深圳市消防支队在消防普查中，违反了消防合格必须由支队科、处长批准后才能发放合格证的规定，致使检查小组发生严重的用权索贿、玩忽职守导致惨剧的出现。

　　深圳市有关的区、市领导，在这次事故中，应负哪些直接责任呢?

　　写到这里，笔者记起，正值致丽大火事发不久，深圳电视台播发了“中央反腐败检查组在深圳顺利完成检查工作，对深圳的反腐败工作表示满意”的头条新闻。听到这个消息，人们是欣慰?还是……?但许多人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反腐败不要走过场。

　　重倡“劳工神圣”　　● 打工妹价值几许?

　　大火过后，可怜的打工妹们，死者已渺渺西去，生者尚惊魂未定，原住的厂区宿舍作为事故现场不能再住下去了，凄凄惶惶的火海逃生者被集中安排在葵涌文体中心内。为“安全”起见，中心大铁栅栏门紧锁，保安人员严密“看守”。打工妹们被严肃告之，不得随意与外人乱说有关火灾的情况，否则后果自负。

　　我真不明白：本来是受害者，可怎么变得像是……

　　生者如此，死者如何?

　　死者善后抚恤的工作，很顺利地结束了。其顺利的程度，连主持此事的同志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从四川、从河南、从湖北、从湖南、从那些尚未开发的穷乡僻壤，来到这块曾令他们怦然心动的富饶之地，但是，这块地方带给他们的，并不是富裕与希望，而是灾难与死别。

　　笔者接触过一位遇难者的遗属。他是从四川来接他的女儿的。一副憨厚的农民模样，年纪约有50来岁，面部表情木木怔怔，嘴里翻来覆去的只是一句话;“当初真不该让女娃儿来呀!”眼中已经不再流泪，茫然的目光呆呆地盯着前面。

　　笔者了解到，火灾遇难者的抚恤金，根据地区和家庭状况的不同，每位由2万元到4万元不等。也许这一笔钱在那些“边、老、贫、偏”地区的老百姓眼里，尚算是一个大数目。然而，在那些老板和大款们的钱袋里，只不过是一桌酒席的开支。

　　在这里，笔者所计较的并不只是抚恤金的数额多少，而是劳动者的基本地位和基本价值。既然你老板运用国际惯例到内地来投资赚钱，那么出了问题也应参照国际惯例的赔偿原则承担责任。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中小企业，不用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就是几个人的伤亡，就可能使企业破产。报载，某国外大公司由于产品质量所造成的用户索赔额竟高达40多亿美元，，企业破产都不抵债务，还须负有连带责任单位共同偿付。可致丽大火的84条人命却还不值一栋二层洋楼。

　　● 托起特区的太阳方阵

　　特区，其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而作为特区代表的深圳的经济发展，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10年来，深圳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总值，几乎每年都是以近40%的幅度递增。昔日荒凉的边陲小镇，而今已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商大都市。这其中原因，固然离不开党的开放改革政策以及先进的管理与科技，但是，没有千万个打工者的直接的劳动，任何好政策、先进的管理和科技，都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深圳，常住人口为260.9万，其中有180多万为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打工者，这些打工者，在“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职工中占98%，在建筑行业占92%，在商业;服务占86%。因此，说到深圳人，首先的和主要的应该是这些“劳务工”，他们不仅已占深圳总人口的70%，而且;他们是深圳社会财富的主要的直接创造者。深圳的百万劳工，平均年龄不到25岁，一个名叫安子的从打工妹中脱颖而出的“打工妹作家”，将这百万劳工群体，形象地称之为“流动的太阳方阵，流动的青春部落”。正是这一庞大的太阳方阵，用自己青春的臂膀，托起了一个辉煌的特区。

　　但是，深圳特区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不无忧虑地谈道：“今天我们都知道特区好，特区美，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吗?不要忘记还有100多万临时工，是他们给我们建设了这一切，而他们现在生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我们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苦楚的!”李灏书记的这番话，其情也切，其意也真。我们是应该了解和体会一下劳工们的苦楚。

　　● 天涯沦落淘金梦

　　从内地涌到深圳来的百万劳工，几乎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发财梦或发展梦。然而，靠着打工能熬到经理阶层的或者能够逐步自立门户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笔者手中有一堆随意搜集的致丽工艺厂的工资条。在这50多张工资条中，收入最高的是叫孙淑妮的女工，全月收入629.70元。收入最低的是位叫张廷玉的女工，全月合计收入139.60元，扣去伙食费35元、住宿费3.59元、劳务费l元、罚款19元、押金10元、其他40元，实得工资33.10元。另—张名为张廷兰的工资条显示该人当月实际工资35.20元。其中除2人当月出勤不满外，50人均为30天或3l天，平均月工资260元左右，即每天干12个小时左右，收入不到9元。

　　像致丽厂这样的工资水平并能兑现的，在深圳当属中上水平。据1993年10月深圳市组织的劳务工大检查的结果，在劳动报酬方面，有40%低于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人的加班时间平均每天3-4小时，最高的每月达150小时。但加班费有的每小时只有5角，有的甚至一分没有。而工资拖欠则是一种普遍妁现象，老板有钱故意不发，有的拖欠3--4个月之久，用这笔钱没入周转或坐吃利息。此次检查，仅南山—个区就发现拖欠和克扣工资达500多万元。

　　对于广大工人来讲，深圳并非淘金地。报载，1994年春节期间从深圳汇出个人汇款达9亿，其中半数为劳务工所汇。4亿多元，听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然而除以180万这个庞大除数，每个劳务工平均才200多元钱。

　　● 青春部落的青春奉献

　　深圳，是个青春部落，这里，平均年龄不到25岁。那些结了婚或年纪稍大一些的外来妹，是很难找到工作的。许多工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20岁出头的女孩。这个年龄的女孩精力旺盛、反应敏捷且又无家室拖累。老板赚的就是这种青春钱，而打工者们，则是在用青春赌明天——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重的劳动强度，使他们超前地消耗了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以致过早地衰老。

　　笔者曾参观一个合资的电子厂，工人的工作主要是在放大镜下从事微电子元件的绕线与组装。同行的职业安全与卫生专家询问工人，工作期间和下班后有无恢复和保健视力的活动和措施，工人回答从来没有过。再询问厂方有关人员，回答则支支吾吾。这位专家说，这类的生产必须要有视力保健措施，否则，用不了两个月，视力便会严重受损并将为害终生。笔者在放大镜下看了一会，只几分钟，便觉得眼睛累得受不了。但在这工作的小姑娘们，一干便要十来个小时。而这个工厂的劳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地政府是作为好的典型请我们参观的。

　　笔者在深圳参加过二个打工者的座谈会，会上，笔者问在座的人打算在深圳干多长时间。回答者中，竟没有一个打算长期干下去的，或说干干看，或说两三年。后来我才明白，不是她们不想干，而是几年之后就干不动了，而且老板也在榨干其青春血汗后不再让干了。

　　深圳，平均25岁的年龄，是—个令人骄傲的现象，还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反正这种社会年龄结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正是百万劳工这—庞大的。流动的青春部落”的奋斗与牺牲、艰辛与奉献。

　　● —盘没有串起的珠子

　　180万的深圳劳工，这是—个怎样的数目呢?——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数目为260万，这个数字，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今天深圳的劳工数目，已为当时产业工人数的70%，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深圳。三资”企业职工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因而，他们在自己利益的维护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上，与自己人数的比例相差甚远。

　　据统计，在深圳“三资”或“三来一补”等劳务工聚集的企业中，工会组建率为20%多，会员人数仅占劳务工总数的10%左右。许多工人不知工会是干什么的，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去找工会或者找不到工会或者找到工会也解决不了问题。因而，在愈来愈激烈的劳资矛盾中，绝大多数情况老板有资本作后盾，工人则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已经成立工会的外资企业，情况怎么样呢?有的能为维护劳工权益发挥作用，但相当一部分为徒有其名，其中甚至有一部分为“老板工会”或“挂名工会”。我到过一个工业区，这里有400多家外资企业，建工会的有60余家。其中工会主席绝大多数由厂长或经理担任。 在—个座谈会上，—个厂长兼工会主席侃侃谈道：“工会既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也要维护老板的利益。工会要对双方负责。”笔者忍不住问了—句：“如果工人和老板的利益相冲突，工会维护谁的利益?”发言者张口结舌，场面极为尴尬。而据镇工会主席介绍，那些厂长、经理所兼任的工会主席，在劳资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没有敢开罪老板的。这种现象，严重地侵害了工人的组织权益。如致丽工艺厂，本没有依法组织工会，厂里没有工厂委员会，没有会员，而厂长却有—个“兼职工会主席”的名义。这个“主席”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人没有组织，老板倒有组织。什么;“港商联谊会”、“投资者协会”、“老板联谊会”却不少。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目前正在全力加强外资企业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并同时对那些“老板工会”和“挂名工会”进行清理和整顿。

　　● 劳工保护——特区发展的当务之怠

　　劳工，并非是一个贬义词，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通用的概念。早在8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蔡元培先生首先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此后，“劳工神圣”作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的号召与方针，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阶级队伍。

　　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至1993年，深圳工人利益被侵害而投诉的有7000多宗，劳动争议案件1000多起，集体上访和罢工100多次，涉及数万人。其中，连劳动条件并不算最差的致丽工艺厂，都曾发生过3次罢工斗争，并且劳动争议与冲突，正处于一种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中。这种状况，引起特区政府的极大关注。1993年5月28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地的劳工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

　　以致丽工艺厂的劳工惨案为契机，政府、雇主和工会应该在劳工保护的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合作，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尤其是各级工会—劳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如何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劳工的利益，已成为工会特别是特区工会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工会应毫不犹豫地加大公平的砝码。保护劳工，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是工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组织劳工，使之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教育劳工，使之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服务劳工，切实为其说话和办事，这不仅是工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工会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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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1 22:23
侯立虹：当年的“以厂为家”永放光芒——重温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2020-11-21 09:44:4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侯立虹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网2016年07月04日，来源： 新华社)。而曾经唱的很响的“以厂为家”，伴随公有制企业工人阶级主人公责任感而生，一度成为国营集体企业的灵魂，其兴衰历程折射出国有企业的命运，也启示着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路径，更警示着当今国企改革的方向。故而发表系列感悟，此为开首篇。

　　“以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强烈主人公责任感，奉献牺牲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的特殊标识。这个当年最流行的口头禅，最能表达领导阶级为国担当的行为号令，确实迸发出与国家与工厂同呼吸共命运的巨大力量，也确实攻克难关打破帝国主义经济技术封锁，创造了一个个令资本主义企业自惭形秽的奇迹，铸就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的辉煌，因而“以厂为家”也成为共和国企业震撼世界的品牌，当之无愧写进新中国史册。

　　以厂为家是与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紧密相连的一种精神，是工人为国分忧的鲜红符号，而“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则是当年工人以厂为家争为国家贡献、争戴大红花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之时，满目战争创伤，到处充斥着带洋字的洋货，连火柴、铁钉都是洋火、洋钉，工业几乎为零，但特别能战斗的工人阶级有着为“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高度政治自觉，有着看到人们使用洋货就脸红的强烈责任感，有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搏气概。于是就有了以厂为家的废寝忘食时尚潮流，有了夜以继日发明创造、攻克技术难关的你追我赶热潮，有了众多突破重大技术难关的捷报频传，有了一大批震惊西方世界的发明创造，涌现出孟泰、王进喜、李瑞环、向秀丽、王崇伦等难以计数的以厂为家劳模先进，取得了改变世界模样的倪志福钻头、王林鹤高压电桥、蔡祖泉电光源等难以穷尽的以厂为家累累硕果。全国纺织战线一面红旗的赵梦桃，第一个响应厂党委“扩台扩锭”的号召，看车能力从200锭扩大到600锭，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创造高效快捷节约“工作法”郝建秀，勤学苦练摸索出一套多纺纱、多织布的高产、优质 、低耗的工作方法，1951年在全国推广整个纺织企业的产量大幅提高，1952年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毛泽东嘱托中央办公厅复信表扬郝建秀：“由于积极工作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这个成绩是值得表扬的”。那时的以厂为家不只是爱厂、兴厂、护厂，还扩展延伸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为人民服务的完全彻底，一抓准张秉贵就是以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的、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高超服务技艺，放射出为人民服务“一团火”的热忱，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掏粪工人时传祥则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户净”的崇高精神，映照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光辉，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工人以厂为家，不仅保证了“一五”“二五”计划的顺利实现，而且成为主人翁责任感最鲜明表达，成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响亮代名词，成为良好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的特殊标志，形成了全社会以厂为家伟大、以厂为家光荣的浓郁氛围，写下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以厂为家是与企业主人紧密联系的一种使命，是职工主人公责任感的鲜明表达，而“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泽东我们向前走”“高举红旗勇敢前进，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唱出了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自豪，也抒发了工人阶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壮志。

　　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更是企业的主人，自然有了与企业乃至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以厂为家，有了为企业争光、为国家贡献的奉献牺牲精神。这特别表现在舍身护厂、舍家为厂的竭诚奉献，钢铁劳模孟泰，不仅带领工人翻遍日伪时期遗留下废铁堆建成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期间冒着空袭危险把行李扛到高炉上，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把几个女儿挖野菜养大的两口猪送到厂里改善职工伙食，用舍身护厂、舍小家为工厂书写了以厂为家典范;也淬炼出工人阶级的硬骨头，铁人王进喜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率领1205钻井队人拉肩扛运钻机、破冰端水保开钻、勇跳泥浆池制井喷，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石油工业，铸就了难能可贵的铁人精神，也铸就了以厂为家的牺牲精神;还练就了“工人走在时间前面”的特殊本领，革新能手王崇伦，努力钻研技术，先后八次改进工具，发明了“万能工具胎”， 一年完成四年生产任务，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他以“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以实现100多项革新、突破十几项重要技术难题，引发全国群众性的技术革新热潮，映照出以厂为家的创造精神;更凸显出超越洋人的气魄，钻头大王倪志福，拼命学习文化技术知识，为了能在一种特殊的钢材上打眼，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发明出享誉全国的“倪志福钻头”，以使用寿命长、加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多种优点，制服当时外国著名的“席乐夫钻头”，引起国内外切削界重大反响，赴东欧表演群钻的世界性轰动，激发出以厂为家的工人阶级志气……，等等，他们不仅有以厂为家的满腔热忱，更是以实实在在的成就奏响了以厂为家的时代乐章。而创建全国著名先进班组的马恒昌，从理念、管理诸方面的以厂为家，直接表达了工人阶级的主人政治自觉和由此支配的管理企业行动，他的“‘工人’这两个字，摞起来不就是个‘天’么，咱们工人得把天给挺起来”经典名言，反映了工人阶级主人公必须参与管理的政治责任，也凸显了企业主人应当管好企业的政治内涵，他首先提出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作企业主人”，开创了新中国职工民主管理的先河;第一个制定和完善班组管理制度，成为“中国班组建设的摇篮”;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劳动竞赛，赢得了“劳动竞赛、民主管理、技术革新”以厂为家三大法宝，创造的班组长工作“五在前”、关心组员“五必访”、思想工作“六坚持”等一整套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拓展了以厂为家领域和实现路径，从而具体实在地诠释了工人阶级的企业主人自觉性，企业主人与企业休戚与共的必然性，成为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的全国工业战线上英雄集体，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参自【国家功勋】马恒昌：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搜狐网2019-01-21)。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唤起了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高度政治自觉，催生了各个领域各个岗位以厂为家的楷模典范，带动了钢铁、石油、纺织等方方面面的以厂为家，形成了以厂为家的社会风气，使工人阶级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站起来的脊梁，更奠定了富起来、强起来的基础，为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阻挠，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厂为家是与新中国工人阶级蔑视洋人紧密结合的一种拼搏，用职工技协的伟大创造粉碎了修正主义扼杀中国的图谋，大放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异彩，诠释了毛主席“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英明。

　　中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们至今刻骨铭心，而与此同时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人祸，所造成灾难更胜过天灾，面对国家外遭经济封锁,内遇自然灾害的紧要关头，顶着风浪迎战洋人卡脖子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应运而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职工自觉发起的聚集能工巧匠的群众性技术攻关活动，发起人是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工程师吴家柱与沈阳拖拉机厂林海丰、沈阳高压开关厂吴大有，他们联合邀请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围绕苏联撤走专家留下的“半截子工程”和霸权主义卡脖子造成的企业生产危机，利用业余时间和公休假日交流技术,进行技术攻关，迅即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而且马上引起辽宁省委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因为职工把企业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把攻破洋人留给的技术难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因为职工技术协作攻关克服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牺牲了自己、家庭种种个人利益，有时为了攻克某个难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因为职工技术协作的的确确解决了企业许多经济技术难题，孟泰组织大型轧辊鞍技术攻关，使鞍钢摆脱了苏联停供钢面临停产的危机，并填补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马恒昌小组通过职工技术协作取得1174项革新成果、实施151项先进技术、推广102项先进操作法，带领技术服务团队踏遍19个省市进行无偿技术服务，谱写了一曲曲自力更生的凯歌。辽宁省委和各级工会不仅及时发现并肯定了这项活动，更及时加强了对职工技术协作的领导，促进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迅速向全省扩展，1963年末全省职工技术协作组织达15135个，形成了从厂、车间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网络体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极其关怀和重视，国家经委1962年12月在批转沈阳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经验时指出：“群众性技术协作很有成效，为当前怎样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推进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发展，实现跨省市的地区性协作，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参自王恩宝《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述略》，百年潮 201906期，2019-09-06)。工人以厂为家结出的技术协作硕果，鼓舞了全国各条战线的你追我赶，更震撼了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主义世界，震撼了从来都把技术攻关、技术创新归为技术人员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认为异想天开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的确确发生在社会主义企业，发生在藐视洋人有自力更生骨气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美国著名专家萨特米尔称中国职工技协是“群众性的技术合作运动”,是中国科技与群众的绝佳结合。劳模发起的职工技协活动，证明了毛主席对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事业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致辞)的高度赞扬，中国工人阶级技术协作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创举，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论断，也决定了工人以厂为家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以厂为家是与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紧密联系的一种风尚，工人对工厂热爱对生产热情到了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真切生动反映了那个时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情操情怀。

　　人们都知道雷锋，是助人为乐的同义词，但雷峰还是以厂为家的典型。雷锋的工人生涯虽然只有一年两个月，但在产业工人实践中表现出的艰苦创业精神、爱岗敬业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构成了雷锋精神最基本的内涵。1958年11月，雷锋从湖南来到祖国的钢都鞍山，在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开推土机，鞍钢1959年5月决定在辽阳弓长岭铁矿建一座焦化厂，虽然弓长岭是个没有职工宿舍，没有服务配套设施的大山沟，雷锋却义无反顾地报了名，面对没有宿舍只有几间破旧不堪、四处透风的土屋，他毫不气馁，在日记中写下“我们在建设焦化厂当中，住不好、吃不好和工作环境不好等，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有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概，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而且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日记名句，也是雷锋在弓长岭当工人时的杰作。当时砌内墙用的泥和不好，干草和泥土用铁锹搅拌不开，雷锋也像王铁人那样脱下鞋挽起裤腿，光着脚咬着牙把泥踩匀，终于“供应”出质量上等的泥。1959年11月14日深夜雷声大作要下大雨，雷锋想到工地上还有7000多袋水泥没卸，大喊“快去保护水泥呀”，大家闻讯赶紧找雨布揭芦席，抬的抬盖的盖，雷锋见仍然不够用，就跑回宿舍把自己的蓝花被盖在水泥袋上。今天的雷锋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雷锋在工厂期间的偶像就是劳动模范，他在日记中决心“向市劳动模范张秀云学习，首先学习她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胆忠心”，除了张秀云，鞍钢的孟泰、王崇伦等全国劳模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雷锋前进的道路。不仅发明了适用吊泥、吊砖的土吊车——横杆吊斗，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还革新了滑车和独轮车等生产设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雷锋能够不断发明创造，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源于他极强的主人翁责任感，源于他以厂为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歌词里的“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就是他以厂为家的写照。雷锋在弓长岭当工人只有短短142天，却18次被评为标兵，5次红旗手，3次先进工作者，书写了以厂为家的光辉篇章。雷锋入伍后听说辽阳遭受洪水灾害，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寄给灾区，汇款单上的“辽阳是我的第二故乡，弓长岭就是我的家”，表明以厂为家给雷锋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烙印(参自尹晓燕《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人雷锋》，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工会新闻>>劳模风采2015年03月27日，来源：工人日报)。其实，那时以厂为家闪烁的集体主义光芒，雷锋只是一个代表，一个缩影，正如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按语所述“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今天一些人看来，这种不可思议的热情，他们认为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确确实实普遍存在，那个时代以厂为家爆发出的高昂的生产热情，诠释了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成就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

　　以厂为家是工人主动的奉献牺牲，但根本前提是工厂真正把工人当作主人，让工人切实有家的主人地位，感受到家的温暖，不会发生以厂为家的后顾之忧。

　　毛主席有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名言，说明工人以厂为家主要来自主人公的动力，但也得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环境和工厂弘扬以厂为家的必要条件，因为鸡蛋能够变化为小鸡必须有适当温度，如果把鸡蛋炒了、腌了，无论如何是变不了小鸡的，所以条件尽管是第二位，但绝对是不能没有的。毛泽东时代工人爱厂如家，生产热情非常高，是工人的主人公地位，既有法律保障又渗透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实在，工厂关心呵护工人，尊重工人的首创精神，不会发生以厂为家的后顾之忧。上文提及的纪卓阳为写就《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专门走访了许多老工人道出了工人以厂为家的外因。一是工厂千方百计解除工人的后顾之忧。一位罗师傅讲，工人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当时的厂对工人太关心，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真正消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一次他家里来信说爸爸身体不好，并没有报告厂里只是给朋友说话时说漏了嘴，可家里很快回信说收到了50块钱，弄的他莫名其妙，后来方知是工会寄的。当时厂领导和工会真把工人装在心里，每个班组的工会小组长负责了解班组工人方方面面情况，使厂里对工人家庭了如指掌，一旦有了困难不等工人反映就解决了，工人确实感到了家的温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也就有了全身心投入生产工作的以厂为家。二是领导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70多岁的全国劳模范师傅认为，以前提倡鞍钢宪法，干部不仅带头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而且参加劳动也是实在的，从车间主任书记到厂领导都亲自上一线，与工人一起出大力流大汗，他亲眼看到很多领导中暑而晕倒的情形。制定生产任务也非常尊重工人意见，工人如果觉得生产任务不合实际，厂里立即进行修改。还特别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实施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工人的4万多条建议促成了400多项技术革新。三是工人能够名副其实监督领导。有过检举领导经历的周师傅说：当时贪污腐败很少，除了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很可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监督，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反映。一个副厂长利用权力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反映到党委，房子退回，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四是工人待遇高于领导，还敢于否定领导意见。周师傅觉得工人感到自己是主人，就是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没有差别，吃粮根据工种定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厂里有个8级钳工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工人虽然尊重领导，但发现领导做的不对也敢于据理抗争，为了保证钢的质量，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要切掉1.5%的量，工人们发现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便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可车间和厂领导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工人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还多次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调看实验数据，肯定了这种操作方法(知乎网，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激流网s首发)。工人为了企业敢如此顶撞领导，如此与领导顶牛，而且多次越级告状，领导也不着急，也不阻止，任凭工人告赢，这是现在对领导和工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以厂为家的年代确确实实发生了。唯有读懂了这些，才能明白当时企业为什么辉煌，才能明白当时以厂为家为什么红火的真谛。

　　结语。以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是工人阶级主人公力量的展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辉煌发达的根本经验。她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昭告了“计划经济养懒汉”的信口雌黄，是对在西北大沙漠建起原子弹试验基地、在北大荒荒原建起大庆、在金沙江崇山峻岭建起攀枝花等为新中国奋斗一代人的侮辱，是对以王进喜、雷锋、王崇伦、赵梦桃为代表的为国家为民族分忧解难工人阶级的玷污，是对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污奉献牺牲精神、攻坚克难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的污蔑。以厂为家更以不可磨灭的成就和巨大贡献，昭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光辉历史，她以创造的震撼资本主义国家奇迹，创造的令资本主义企业望尘莫及奇观，铸就了新中国站起来的地位和初步繁荣昌盛的辉煌。工人阶级以厂为家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永远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老一代工人以厂为家的鲜明主人翁意识，始终与社会主义制度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征程中培养起来的听党话、跟党走高贵品质，永远是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法宝，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章：宋方敏《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不能变!——兼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与风险》，昆仑策;【国家功勋】马恒昌：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尹晓燕《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人雷锋》，工人日报;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知乎网，激流网s首发;卫建林《大锅饭养懒汉”：这个无耻论调侮辱的不只是一代人》，凌云军事。鸣谢河南好友王坤鹏提供资料。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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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做主 逝去的国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毛时代 真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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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摄影师镜头里的国企兴衰史2020年03月17日 12:54:20 来源：澎湃新闻网 施瀚涛（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火星街100号”是原兰州第一毛纺织厂的地址。该厂的两位职工卢世汉和吴平关在工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里相继承担 ...

2020-3-21 21:46 - 焦典 - 焦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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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1-21 22:32
被毛主席消灭的天价彩礼是怎么复活的？

2020-11-20 20:09:35作者：子午来源：子夜呐喊

　　媒体关于“我国单身成年人口 2.4 亿人”的报道，让青年男女性别失衡、天价彩礼问题再次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中式婚礼的习俗据说起源于周朝后期的“周礼”，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彩礼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之一，又称订亲财礼或聘礼，《礼记.昏礼》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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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农经济时代，家庭的稳固是统治阶级稳固统治的基础。因而《礼记》关于“昏礼”的表述，至少字面上是将“昏礼”视作“君子”重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形式体现。然而，事实上，在阶级对立、社会贫富分化的私有制社会，彩礼的多寡往往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有产者的婚姻往往带着“经济联姻”性质，如《红楼梦》里的贾史王薛通过几代人的姻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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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的姻亲关系图

　　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女性无论是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还是下层被统治阶级内部，地位都是低下的。聘礼往往带着买卖性质，特别是“灰姑娘嫁白马王子”实现阶层升迁的“桥段”里，交易性质体现得往往更加明显。

　　而在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女儿嫁出去就成为“别家人”，不再承担父母的养老义务，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方到男方家，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因而，男方支付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费用，如同“卖女儿”——这种习俗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涌流，“卖女儿”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

　　民国时期，体现封建社会“明媒正娶”的彩礼之风依旧盛行;在那样一个小生产者大量破产的动荡时代，穷人付不起彩礼娶不了亲，而地主阶级则普遍地“妻妾成群”——这不仅仅是封建恶俗，更是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的体现。

　　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一辈子辛辛苦苦，却反而欠下了地主黄世仁还不清的利滚利的债，最终被逼将喜儿“卖”给黄世仁抵债。在万恶的旧社会，“卖女儿”在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普遍地存在着。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920年的冬天，19岁的杨开慧和27岁的毛泽东结婚。他们的婚礼一反当时的社会潮流，用杨开慧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做俗人之举!”

　　这场婚礼没有彩礼、没有花轿，也没有那些繁琐而隆重的仪式，仅仅是换上了新装，在亲人和几位挚友的见证下，在湖南一师的教员宿舍里进行了简朴而简洁的婚礼，新房里没有一件家具是新的。毛杨婚礼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成为进步青年竞相学习的楷模。

　　然而，仅仅作出这样的表率，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仍相去甚远。不彻底摧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那么作为不平等社会产物的天价彩礼“卖女儿”现象就不可能被消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年，我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彩礼”被视作“买卖包办婚姻”的产物，在古今中外几千年来的法律中，第一次被明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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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仅仅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是没什么用的。后来的1980年、2001年《婚姻法》有进行了数次修订，虽然都保留了这一条款，但“彩礼”之风在80年代却死灰复燃，禁而不止。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铲除“卖女儿”现象产生的土壤。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推进，不平等社会的经济基础被铲除，贫下中农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将女儿卖给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能够支付高额彩礼的地主富农家庭丧失了这种能力，农村社会趋向平均。没有了攀比，彩礼的数量迅速下降，传统贫下中农家庭的嫁娶负担也随之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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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彩礼虽然被作为封建社会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风俗，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批判(事实上也没有采取过火的强制行为)，但是并没有一下子消失。

　　真正促使彩礼现象进一步消亡的，其实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主义福利保障体系，特别是集体养老制度的建立。

　　城市社区一般实行的是国营工厂办社会，公有制企业包办职工及家属的教育、医疗、养老。而在广大农村地区，1956年就开始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对农村村民中无法定赡(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医、葬和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等方面给予生活照料和物质帮助。

　　1958年大跃进过程农业合作化进程大大加速，很多地方的农村开始集体开办敬老院的尝试，局部存在一些冒进和曲折。到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以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大大好转，“敬老院”的模式也逐渐成熟并固定下来，形成了公社集体养老与居家养老并存的模式。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公社里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加集体劳动或不参加集体劳动，而生产队依旧会划拨工分。

　　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家庭自然不必再为女儿出嫁后的养老问题担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也不需要通过“卖女儿”为自己积攒剩余。

　　当然，旧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虽然被消灭了，但旧私有封建观念依然会残存较长的时间。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封建社会的旧习俗、旧观念，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组织也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新时代成长教育起来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新观念，很多地方涌现出了年轻儿女帮着一起开导父母的感人事迹。在旧观念支配下，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地区依旧会存在私下悄悄的实物赠予行为，但总体而言，这类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并逐渐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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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的结婚照(铁锹是女方的“嫁妆”，图书是男方的“彩礼”)

　　到文革破四旧运动以后，婚礼的形式就更进一步被简化为“极简模式”：一般也就是到公社扯个证，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也没有份子钱，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礼，在“组织”和亲友的见证下，交代几句话，对着毛主席像鞠个躬就礼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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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70年代结婚的新人们

　　70年代末以后，旧式的婚礼及相关仪式又开始慢慢复兴，一开始是亲友同事之间小范围地吃个饭，亲友送一些茶壶、糖罐、被单等作为“份子钱”。80年代中期以后，份子钱、彩礼逐渐从实物赠礼转换回新中国成立前的现金赠予。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之前的集体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各地本属于社会福利性质的公社敬老院相继关门;国企办社会的模式也在国企破产改制的浪潮中走向消亡。“社会化养老”演化到今天，主要已经成为商业行为。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头致富，却带头搞起“一辈子只办一次婚事”的奢靡婚礼，婚宴的排面、礼金数额的大小也就成了竞相攀比的内容，就连份子钱也随之水涨船高。彩礼数额逐年增加，从而重新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价礼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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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城市和农村养老负担的重新家庭化、个体化，“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亦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抬头，底层劳动者家庭面临与旧时代相似的问题，索要礼金也就成了“应然”。

　　观网的萧武同志出了一期视频，指出“打工人的钱都是血汗钱，来之不易，彩礼等于一下子耗尽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在摘要中更是生动地用了一句“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来苦口婆心地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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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所针对的正是目前盛行的天价彩礼、奢华婚庆宴会以及份子钱等问题。这些年关于红白喜事“移风易俗”的通知或指导意见不知下过多少次了，但类似的风气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在主流媒体的论述里，往往将天价彩礼的行为归咎于老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封建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的70多年前就被消灭了，彩礼、份子钱、奢靡攀比之风在毛泽东时代更是曾经接近消亡，怎么着就“根深蒂固”了?

　　几年前，笔者的朋友里已经算是志同道合的一对青年新人要结婚，女方家里开口就要十几万的彩礼，男方家里很穷，只能找周围的朋友东拼西凑地借钱。按理说，这对新人对社会问题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属于已经觉悟起来的年轻人。但是，女方家里还有一个哥哥，结婚的时候被要求送了十几万彩礼，女方家里也不宽裕，女方父母只好从女儿身上“赚”回来。道理大家不是不懂、非要“打工人为难打工人”，实在是大环境所逼。

　　市场大潮下，长相、学历有优势的农村女孩嫁到城市、待富家庭女儿嫁到先富家庭都成了商品社会的必然趋势。“三千万剩男”甭管是不是舆论炒作，但越往社会底层，未婚男数量与未婚女数量的差距就会越大。在这样的“卖方市场”，彩礼怎么可能不水涨船高呢?

　　显然，要制止天价彩礼、奢华婚宴，绝不是什么对“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移风易俗”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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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兰考惠安街道2018年5月出台了倡导新风的规定

　　某个地方出台了规定，彩礼不能超过两万。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明面上的“晒礼金”，却管不住暗地里的“私下交易”。只要“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天不消除，这种天价彩礼“卖女儿”的私有制“副产品”就一天不会消失。

　　附言：本文是在昨天被“投诉”的文章的基础上删改而成。有网友看到昨天的文章后，诘问笔者“西方私有制更甚，为什么没有天价彩礼?天价彩礼源自于道德的沦丧，人情交际市场化的放纵。”这里简单回应一下，彩礼的确是东方私有制婚姻的特殊产物，但东西方私有制下婚姻的本质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具体体现形式上有差别，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婚姻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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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3-1-22 15:03
欧洲金靴：“人口红利”扫进历史尘堆，90后群体的新时代“非暴力不合作”
2023-01-20 22:44:15作者：欧洲金靴来源：金靴文化

　　一个被奉为圭臬了二十余年的概念——人口红利——恐将一去不再复返：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我国正式迎来历史性的人口拐点。

　　其实早在2021年夏天，千呼万唤、已然颇具政治危机、社会维稳要务之势的七普数据，在官方此前连续用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的人口形势来给民众“做足思想准备”之后出炉之时，就已经足够让全社会感知到危机降临。

　　以致于急水救火的“三孩政策”都受到了几近全体90后人的群嘲不屑。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的人口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

　　依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红线的设定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之比重标准为10%和7%），中国已经逾红线近一倍。

　　早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最高声音就提出过要求全党全国各领域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还联合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造成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最突出原因，毫无疑问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们——说白了就是90后群体——不愿意生育了，死活死活不愿意生了。

　　甚至连带产生的90后群体性现象，还包括婚姻抵触、恋爱抵触、社交抵触。

　　除却包括极端女拳兴起等个人主义和性别主义空前崛起的因素，大环境本身对当今年轻人的伤害、以至于造成规模性的“对个体前途和家庭后代前途不乐观”，同样无法忽视——或者说，这才是“催生困难”的根因。

　　很多人以日本为前车之鉴为推例，或许有一定道理。

　　还记得不久前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吗？此人此前是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这可能就是曹德旺在2020年时就“历史遗留问题”提出的预测：

　　我们会遭遇一场信任危机……

　　以一些热点议题，即可小窥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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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公假调休

　　春节将至，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休之争，叫苦不迭的自然还是90后的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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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审视，如今的调休制度确实实在是反动，不论是官定还是资定。

　　看似一口气放五天假、七天假、八天假，但统统会在前后的双休中找回来。

　　等于是“借你的双休，来补足我设立的法定假期额度”。

　　可问题在于，这双休也是打工人本就法定的自有假期，你这一“借”，归还否？“借”的时候，商量否？

　　这种操作放在996的大背景下就更加让人崩溃：原本就已然996的状态，却又因为小长假的“寻补”而继续进一步攫取压榨双休。

　　为了促成五天假、七天假的实现，反而让长假前后的996更恶化了一个层次，直接堂而皇之地变成了007：“辛苦点，下礼拜给你一连放五天……”

　　这就是在劳资双方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均不平等的情况下，关于时间的分配权、假期的操控权完全为资本所控。

　　恩格斯曾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别无二致。

　　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20世纪的美国便变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从宏观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这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WeChat……”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集中时长加班所造成的身心两方面的伤害，这难道可以通过一口气睡它个五天五夜找补回来吗？

　　更何况，这小长假也不是让你单纯休息的，是让你出门去消费的……

　　哪怕这门外人山人海、各个景点被堵的水泄不通，你也必须消费，否则从拉动内需的角度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贡献的人。

　　所以啊，在“经济至上”的思维下，去年杭州的某些人士竟然做出为了保住五一假期旅游流量、而瞒报金钱豹逃出动物园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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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的眼里，人不为人，不过就是一群“消费者”而已，给你调休“放长假”的目的也在于此。

　　可是，那些端坐高台的人似乎忘了，90后并不是不愿意消费、放松、逛街、吃喝，但这些活动理应置于规律性的周末双休中，而不是挤破头、让人窒息的五一/十一/春节小长假。

　　最后的最后，工作时创造的价值和休息时消费的回馈全部归了企业，然而一切的代价则丢给自己承担。

　　如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的话：

　　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指出：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几乎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双休和放假这些让工人休息的时间是什么？表象是为再生产提供蓄力，本质则是一份人权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应享有休息与定义休息的权力。

　　自由一旦被禁锢，其实对于规模化生产也是弊大于利的。这也是诸多行业眼下产生“内卷”现象的缘由之一，所以我说这种调休制度实为反动。

　　恰如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如何洗脑，穷人也没钱消费你的产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产而爆发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如果还是回到大的宏观角度而论，阶级的自由如果被锁缚，则必将羁绊这个阶级的前进步伐。

　　仍以列宁的观点为导：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高枕无忧；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

　　睡觉不自由

　　调休争议一波未平，去年五一假期期间，5月4日即五四青年节，一波又起：腾讯张军按耐不住寂寞，发了条微博，结果惨遭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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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我国疫情最危急的半年），中国70～79岁的感染病死率8%，80岁以上感染病死率14.8%——已经是举世瞩目的奇迹了。

　　确实是发了个寂寞。

　　鹅厂张军的这次闹剧反应了一个事实：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圈养的资本代理人、高级经理人、舆论打手）已经不满足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事实高位，同时他们还始终在谋求着第三种层面的高位：伦理层面。

　　他们永远是以“爹”而自居，他们在90后青年人面前说话办事、投手投足尽是“语重心长”、“垂首长叹”的姿态。

　　恰如某位官媒前主编一天到晚最爱挂在嘴边的“我们报社里的孩子……”，然而当他的“孩子”真的需要他给予帮助时，他连个屁都不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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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老人姿态的本质，既是对自己阶级高位的一种涂抹炫耀，也是对青年人群体进行进一步洗脑的抓手。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020年会搞出一部尴尬无比的所谓“五四献礼片”《后浪》的原因。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纯粹的爱国主义、是自由、是以我为主、是一种被压迫阶级在时代大潮中寻找到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后续由共产党人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为了保卫这份来之不易的身份认同）。

　　但是《后浪》的制作者显然是在无情且傲慢地扼杀这份属于青年人的主人翁意识。

　　它用爹味十足的口吻，巧妙地将原本是引领时代的青年阶群，在润物无声之间扭转成了“被引领者”；它用看似繁华绚烂的商品经济蒙住青年阶群的双眼，然后摸着年轻人的脑袋，故作深沉地俯视道：“你们要感恩戴德于这个时代，千万别有什么不满，更别想着去闹腾！你看看你们这一辈人，多幸福呀！” ………

　　继续说上面提到的那位主编，他管辖的那家报社2020年就不经意间流露出过一次“爹味”，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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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我们官媒的模样，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老爷做派、官僚架子。

　　表面在自黑“老了”，貌似在感叹“跟不上时代、不懂年轻人了”……实际他想表达的内容背后是骨子里抹不去的傲慢。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凌驾。

　　行文之中，三言两语尽是俯视视角、轻蔑戏谑的姿态，这是官方宣传组织应有的新闻形态吗？

　　当时的事件背景是火爆全网的227事件，那么饭圈文化和流量明星该不该批？该，这是毫无争议的，我个人也相当鄙斥鲜肉文化、粉丝群战。

　　但是作为党媒、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承载机构，你该做的应该是积极了解、积极参与、积极引导、积极教育，而不是躲在一旁翘着二郎腿、摆出一副束手无策还自怜自艾的长辈式垂态。

　　身为党宣机关，革命性和战斗力呢？

　　“老了”，合着我们的党是会“老的”、是会“落伍的”、是会与年轻群众产生代沟而割裂的。

　　当有一天面对糟粕文化和新生一代的成长偏差时，难道我们是无力去纠正、甚至压根连了解一番的兴趣都没有的吗？

　　毛主席72岁高龄依然重上井冈山、带领全党重温革命初心，这家报纸创刊不过二十七年，就无病呻吟廉颇老矣了吗？

　　讽刺的是，嘲讽饭圈文化的同时，自己官博右上角还顶着一个“中国粉丝”……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曾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点明：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舆论宣传阵地成天堆着这么一帮摇头晃脑、自叹“老了”的大爷，也难怪公知肆虐横行、精日美分遍地……

　　不论是这家报纸的“老了”，还是《后浪》的“爹味”，亦或是张军的“青年在睡觉”，他们这一阶层集体发出这种哀鸣，其实倒也反映出一个正面变化：这帮人察觉到了一丝今天的青年阶群有那么一点不跟着他们的节奏走的倾向。

　　所以，他们被逼得忍不住发出哀鸣，露出了封建老大爷的狐狸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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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他们都是一群马保国，怒斥着新一代青年竟然不好控制了、竟然不听话了、竟然不对他们俯首帖耳了——竟然不喊他们“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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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3月，毛主席曾经教导官员：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百年一个轮回。

　　百年之前，同样是一群“不听话”的90后、00后们，把暮气沉沉的世界搅动了个顶朝天。

　　今天，青年人依然在路上。

　　他们就是不满足于《后浪》“揪耳朵、拎脑袋”式的“批判躺平”宣传，他们就是想在节假日什么也不想、把头埋进枕头里呼呼大睡、弥补平日被996压榨的委屈，而懒得搭理你鹅厂的活动策划——我的假期，凭什么还得给你贡献KPI？

　　为什么毛主席开始越来越被新一辈的青年人拥戴，除了那句至今振奋人心的“世界是你们的……”，老人家还曾说过：

　　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90后放假睡觉怎么了？睡得好！

　　当年毛主席批评浮夸风时，就夸奖过老百姓“造假”应付某些地方干部不讲理的指令：

　　过春节时，非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准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

　　一百年前，被饥饿压迫的90后大大方方地喊出“我们要吃饭”；一百年后，被996剥削的90后同样有权力大大方方喊出“我们要睡觉！”

　　睡觉自由，这是再基本不过的人权。

　　延迟退休

　　也不知道是哪位坐镇高位的大牛，想出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妙招：延迟退休。

　　作为90后一员，我实在忍不住吐槽：不先解决平等问题、分配问题，却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这种“延迟退休”实际是延续高台阶层的权力与福利。

　　至于提供福利的喂养人，只能是下游的被剥削阶层。

　　阶级不平的背景下实行无差别政策，这完全是一种固化壁垒的“双轨制”。

　　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叫好，比如去年，年过六旬的胡锡进一边该退不退、坐拥体制内福利，一边招聘时压低工龄、压榨35岁以下青年为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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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多数人，根本不可能会去支持如今早已“996事实合法化”的处境里的延工制度。

　　老龄化的祸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畏惧生育的社会现实：学区房、高物价、996……

　　不去寻根溯源，反而头痛医头，病根能除吗？

　　养老黑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支不支持延迟退休，别去问胡锡进们，他们永远在金屋子里“转岗”，永远不会退休。

　　今天，学阀里，有被封建做派的导师折磨自杀的研究生，有当众跳楼的中学生；财阀里，有被996/007折磨自杀的打工人，有当街自焚的外卖小哥……

　　我很难乐观，有朝一日，我很害怕越来越多的人会不会活不到自己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天。

　　财阀剥削：996/007

　　我走进互联网大厂一看，这里的员工没有人格，板板正正的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拼命奋斗”几个字。

　　我左右走不通，仔细看了半天，才从人群里看出字来，满屋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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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张图的事情非常简单：拼多多公司“多多买菜业务”的一名出生于1998年出生、年仅22岁的新疆地区招商岗位女生，因过劳加班猝死。

　　该女员工名为张某霏（名字中间字隐去），2019年7月入职拼多多。12月29日凌晨1:30，在与同事一起走路回家的路上突然捂腹，晕厥倒地。同事立即呼叫120送往乌鲁木齐本地医院，经近6个小时急救依然无效，不幸离世。

　　拼多多加班严重、乃至互联网圈加班严重，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秘密。

　　外界都知道拼多多是每周六天上班，2021年甚至拼多多员工还在脉脉上称拼多多计划施行“超级大小周”，即大周上7天班、小周上6天班、一个月只休息2天。

　　细看此次拼多多小编的言论，我们拆分而视。“底层人民”，这个词用得非常好，这位拼多多的公关小编比起前些年刘强东的“京东快递员都是我兄弟”这种鬼话，要实诚多了。

　　资本家（及其附庸）和底层的员工怎么是兄弟呢？统治者就是统治者，底层就是底层，开门见山方是正道。

　　这位小编真乃明人不说暗话，资人不说工话。

　　根据了解的信息，拼多多的公关部负责人周某，此前为阿里M5高管，同样是负责阿里的公关。凭借其在阿里为淘宝早年持续不断的假货风波堵枪眼，被黄峥相中。

　　所以我一直说嘛，无产阶级内部总是内斗不团结，真正大团结、大联盟的永远是资本家们。

　　继续说那则公关小稿。

　　“底层人民哪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此话属于场景描述，对否？答案是OK。

　　“这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此话属于缘由分析，对否？答案是错误。

　　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劳资领域的纠纷，恰恰是因为资本居于了主导地位。

　　或者说，社会的问题恰恰是因资本而起。社会产生了病变，不过是“果”而已，资本的无限膨胀扩张才是根源性的“因”。

　　“打工人”在2020年爆梗不是没有缘由的，由于疫情的空前打击，中国从去年春季迎来了近年最庞大的一波企业倒闭潮和工人失业潮，更有“最苦应届毕业生”的段子流传。

　　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话：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僧多粥少，挤压了打工者群体就业空间的同时，也给予了资本加大剥削和“择怂录用”的底气。

　　拼多多的傲气言论不过是轻舟顺水推。

　　事实上，能够进入到类似于拼多多一级的头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其位于同龄者已经是中上游的“打工阶位”，但即便如此依然被资本鄙斥为“底层人”，且是要用命去换钱的底层人。

　　那么那些求被拼多多剥削而不得的、在资本的定义里“真正的底层人”，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好巧不巧，就在去年拼多多事件的当口，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又爆出了“环卫工人干了八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工资”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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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了解，这些工人的工资仅仅每月几百元，还不够那些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每月因为打卡制度被克扣的迟到工资多。

　　可是外包的私立公司就是狠拖不结，且事到如今依然没有调查清楚究竟是财政拨款的问题还是结算一端的存误。

　　保罗·福塞尔曾在书中描述过大公司中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洗脑过程：

　　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什么都不是。

　　然而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到来会破坏、扫除一切单纯欲望的本源，它会使劳动发生「异化」，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变为“贡献剩余价值的聚集”。

　　这就是“996是福报”、“奋斗理所应当”恶论的来源。

　　马克思有语：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是逃脱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饿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的声音是很幼稚的，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干活，车子房子都会有的”、“努力工作，然后你就会像我，成为部门主管，出差商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只要有志气，肯为公司付出，公司不会亏待你们”、“不要问你能从公司得到什么，要问你能给公司奉献什么”……

　　这些美丽的画皮之下，则是“35岁自动让位”、“绩效考核解释权归公司所有”、“年终奖来年春天再发”、“奖励抠抠嗖嗖、惩罚劈头盖脸”、“罚款催如兔、报销慢如龟”的残酷现实。

　　奋斗无罪，但是你奋斗生产的成果最终并没有落到你的囊中、进而扩大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丰富，而是全部以（绝对or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沦为资本家的私家财产。

　　长期以往，社会的消费力会不断下降，资本家的产品商品会不断堆积，最终形成经济危机。

　　好好干，明年哥给你娶个嫂子！

　　然而你就是再拼死拼活地给资本家加班加点地干、让资本家不断地“娶嫂子”，一个人终究只有两个肾，后宫佳丽三千四千五千，终究会饱和。

　　最终酿成佳丽也失业、流落街头无人问津的窘境。

　　经济危机下的佳丽，穷人依然娶不起，因为佳丽们衣食住行的标准已经被资本家抬哄，捡回家你也养不起；但资本家们的身体又吃不消，因为他已经后宫佳丽三千。

　　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即市场失灵后的资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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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牛奶宁愿倒掉也不分给穷人（将牛奶进行包装、保鲜、运输、销售……奶场主只会亏的更多）。

　　然而，这种弊端其本质也只是中游企业、企业主们的灾难，对于顶层财阀、真正的大资本家而言，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实际完全是一次格局操盘和秩序洗牌，留下他们所需要的“优秀的代理人”，淘汰掉那些“失败的经商者”。

　　再大的经济危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们都不会少一根头发，只有华尔街那帮加班狗们会鬼哭狼嚎地撕碎平时笔挺整洁的西装。

　　2020年，汹涌可怖的疫情打击之下，福布斯根据12月11日收盘股价后统计出的亿万富豪榜，竟然发现600多名美国富豪的身价比2019年初增加了5600亿美元。

　　至于我们中国的富豪则更凶猛，财富增长的数字达到7500亿美元——这还是在当年度10月底马云发表“外滩宣战书”后蚂蚁集团被叫停上市的统计数字。

　　《2020胡润百富榜》显示，上榜的“20亿企业家”数量较2019年增长了32%，“千亿企业家”数量翻倍，上榜者总财富增加十万亿，创下发榜以来最高纪录，超过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一年的GDP，比前五年增加的总和还要多。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出现，入围前十名的门槛也从2019年的1200亿提高了近七成（约2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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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马云2020年10月份说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他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家………

　　细思极恐吧？这可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啊…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从来不会出现在资本熬制的毒鸡汤里。

　　迈克尔·桑德尔在公开课《公正》中有过这样具象的表达：

　　当今社会是一场高级经理人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的受损者则是在旁观比赛的普通大众。

　　那么什么是“经理人”？

　　列宁指出：

　　食利阶层往往会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贼”，比如拼多多的那位趾高气扬、帮着他黄老板教育大众的小编。

　　今天，太多本是屠龙少年的无产者们竟然“联合起来”聚集到了资本的石榴裙下，成为了恶龙的帮凶、舔狗、鼓吹手。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

　　这一概念也收录在《共产党宣言》中：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黄四郎说，“每天眼一睁，几百人吃喝拉撒等着我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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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就说得精神资本家们泪目涟涟：“地主阶级太不容易了，养活了那么多工人！比如阿里和拼多多这种电商地主，给了那么多底层屁民‘拿命换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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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友，听过这么一首歌吗：《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穷人开荒山，财主哪来的千倾田？

　　没有穷人来种地，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

　　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家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

　　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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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真实，往往没有资本家们说的那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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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奋斗，你也确实在奋斗，你更是实实在在地于一种被各式各样洗脑话术与监工制度的包围监视下进行奋斗。

　　然而你的“奋斗”最终造福了谁？

　　每一个死去的大厂员工，每一张大厂员工因加班熬夜而亮红灯的体检表，都是一块块马云们登上财富顶峰的垫脚石。

　　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2020年，包括拼多多、快手、阿里等大厂的「厕所」纷纷成为圈内热议话题：

　　① 快手的行政部门在公司厕所顶部额外加装了一个计时器，黑色的屏幕可以精确到秒，以显示里面的人究竟蹲了多久；

　　② 阿里的厕所内宣屏幕上滚动宣传马粑粑的福报理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

　　③ 字节跳动直接让厕所断网，减少员工如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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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自由尚未实现，前文有述的睡觉自由也要被剥夺，眼下“拉屎自由”又成了新的头等目标。

　　根据《人物》杂志对几个互联网大厂的采访内容，从“抑郁”变成了“抑郁”加“焦躁”，已经是大厂员工心理健康轨迹的常态。

　　教育

　　去年4月12日，一则“90后不敢算养娃开销”的新闻上了热搜。

　　这其中，教育成本成了90后内心深处恐惧中的恐惧。

　　上学？上不起！学习？学不起！除非你甘愿你的孩子一生平凡，可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要把他生出来？这不是让他当社会的韭菜、害他吗……

　　这是大部分90后准父母的心声。

　　还记得去年2月一则“天津女教师攀比学生家长、歧视家境贫寒学生”的新闻吗？

　　我当时在微博就有评论：

　　不要将过错仅仅归于这位口无遮拦的女教师一人。人是融于时代的，一个人的认知和三观必定受到所处时代风气与氛围的影响。这位教师的眼里之所以只有钱、只有以财富划分学生的教育观，那只能是因为时代给予了她这样的认识。

　　所以某种程度上，她的脑子也只是“被害”而已，只不过她的嘴巴没管住、说出了其他老师不敢说的话罢了。

　　教育的阶级固化是社会的固化之一部分，乃至是重要且扎眼的一部分，别的不说，就以当前每年网络爱议的高考作文选题来看，发散性越来越强，其对课本之外的阅历储备和人生哲思的考验力度是逐年加大。

　　不得不说，对考生的自幼成长容量、家庭教育、眼界和思维高度，已经在考试过程中形成了档次鸿沟。

　　某种侧面看，对阶层鸿沟的隐性维护也在不知不觉中践行。

　　同一套教材、同一段十二年苦读，就语文作文来说，同一个题目，权贵子女与贫下后代所创作的文字，已经很难趋同。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今天的香港，鸽子笼里的孩子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而高山别墅的子孙们却侃侃而谈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康定斯基的修养。

　　可悲的便是，前者恰是上街闹事、无脑反华的暴徒主力军，而后者则自始至终笑看脚下混乱的一切、绝无上街“呐喊”之可能。

　　他们自出生就是世界公民，其父母也早早在英美澳新给家族留好了离港的退路…

　　1980年，北京8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

　　那位天津肖老师的新闻后续又出了个道歉视频，看完之后我更加笃定我的看法：这货真的也是个“受害者”（打引号）……

　　她的整个思维框架、整个财富观和教育观，都不过是被环境灌造而已。其发表的那番说辞包括语态语气，简直就是一幅时代的作品。

　　再说得狠一点，她那段话难道不是许多她的同行们也藏在心里、只不过没像她那么傻愣愣得喷出来（也许她那天月经乱掉、也许那天和老公吵架、也许那天被领导批评）而已吗？

　　特别是她的道歉发言，比训斥用辞更加露骨：“你不努力，你就会阶层下移”——你甚至能感受到这位女士对那些贫下家庭学生的某种“苦口婆心”（打引号）。

　　谁都明白什么是理想状态的政治正确，但这位老师竟依然会在公共场合胆大包天地「嫌贫爱富」、公然地以财富体量去定义一个孩子及其背后家庭的层次……

　　试问，谁给她的勇气呢？

　　很显然，是她平日所接受到的这个社会的风气。

　　风气，让她深以为那样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血淋淋，但就是很现实、很一针见血、很能起到教育作用、很能激发学生去“努力奋斗”“上课时不要再说话了”……

　　正如她被扒出竟然还被评为过“最美教师”……

　　可见她脑子里那一幅油腻的价值观过去许多年在现实中确实指导着她在体制内——油腻的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她喷出了口，在面对一个贫下家庭的学生竟然“胆敢在课堂上说话”时，腰杆笔挺得怒骂训斥。

　　所以之所以，讨论这个事件，还是要回归到本源：教育出这么一个“嫌贫爱富”教师的“嫌贫爱富”风气，是怎么形成的？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

　　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即拒绝接受教育。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过“特殊学校”？当然有，那就是一众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进入80年代后，新的风潮开始出现。

　　1980年，美国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

　　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眼见这种局面、这种社会画像，我们如果仍然单单仅去批评一个老师“嫌贫爱富”，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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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凭什么有勇气生娃？

　　房价

　　由上段提到的学区房，终于引出了最恐怖的环节：房价。

　　年轻人抱怨房价高，是在“消解爱国主义”吗？

　　去年2月，知名“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想了一下，“先生”比“同志”更适合他）就住房问题发表了一番高论，起因是一个网友在他的微博下面抱怨了几句房价太高，就被胡先生揪出批判他“不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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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辞之意，大约为指责这名网友在祖国一片繁荣之际、新春佳节喜庆时分，居然输出悲观情绪，“消解爱国主义”……

　　只能说，胡先生真乃一介高位喉舌。

　　事实上，国家一直都知道要为降房价而努力，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可这位主编先生倒是身先士卒、一副不容置疑的媚态，仿佛这火红江山都是胡氏一个人的——这样进行舆论工作，不怕适得其反吗？

　　先来瞅瞅胡先生那次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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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这番言论，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仿佛耳畔余音回响，曾有一位大佬也有过类似的发言：

　　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

　　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禁止炒房就是违xian行为。

　　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

　　你们不要以为高尔夫球场害了农民，高尔夫球场创造的就业收入和产值比农民种粮高得多。

　　为最富的人服务，为最特殊的需求服务，才能创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务业。老说为刀耕火种的农民服务，能创造出什么高端服务业来？

　　…………

　　说上述这些话的那位大佬，现在正在秦城思考人生。

　　不知道胡先生有没有时间去向他再讨教几句关于住房问题的指点。

　　这种高论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超一线城市有超一线的活法，三四线城市有三四线的生活，人与人本就是有阶级壁垒的，不要想着打破和砸毁阶级牢笼，要认命！觉得大城市苦？你可以滚回县城或农村嘛，房价多低！」

　　对于超一线城市以外的年轻人而言，大都市意味着资源和晋升渠道的获取可能，说得直白点就是实现阶级跃升的希望。

　　但是高房价以及类似胡先生这样为高房价鼓吹合理的场景，却又在深度切割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

　　你要么留在大城市里成为一个过客、待到35岁时被驱赶出都市圈；要么就趁早熄灭自己的城市梦、滚回房价低的县城里“快乐地爱国”。

　　配合着极其反动的、完全是加固着代际之间阶级壁垒的「学区房制度」，胡先生的言论更显冰冷。

　　马克思导师认为：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后果，马导师同样指出：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就是特大城市与特大财阀在资本主义运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寡头的原因。

　　这其中，房产寡头更是成了中国改开以来的现象级时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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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亦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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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圳这个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为例，二手房房价曾连涨30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到东莞。

　　放眼望去，今天中国财富榜上还有几位富豪是做科技与实业的？华为被赶出深圳的侧面，是呼啸风云的电商财阀与地产巨鳄们垄断着福布斯排行榜，称为创业者和精神资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业投资已是负增长……不说远的西方，就说近的香港，从发达工业化到产业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回到前文，胡先生用国际指标来为中国的高房价“开罪”，意图表达一种“众生皆苦，你又何苦？”的价值判断。

　　但这同样站不住脚。

　　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去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房价比较这有多么荒谬和讽刺，就说房价本身的对比，胡先生的论据也丝毫不匹实际。

　　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过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10-30%不等。

　　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是彼时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用今天官方的定性回顾，叫做“资本的无需扩张”。

　　首当其冲的，就是2020年年底爆雷的蛋壳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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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看到，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也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以现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开发程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这是无法变动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温馨静谧的背后，都是滴着血的资本獠牙在时刻驱逐着异乡人。

　　此时，还要求年轻一代的打工人们去漠视房产资本的高压而封住嘴巴，这就是胡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吗？

　　以蛋壳为例，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6周岁，或高于55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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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

　　不得不承认，蛋壳背后的资本非常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打工人的心理诉求。

　　90后的打工人们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

　　2019年上半年，蛋壳公寓CEO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也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说，将洗脑术视为割韭利器的资本已然是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虑好了——乃至包括你用来“维持体面”的借贷。体面消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孤独消费”。

　　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对上万名大都市里的职场人进行“孤独感”调查，有近61.47%的人平时会感到孤独。

　　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租房）的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他们孤身一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打拼，其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经济产业链，就是「孤独经济」。

　　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股市的持续低迷等因素，以“孤独”为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过六成就是80后、90后两大年龄群。

　　这样的群体情绪，或许都是官媒喉舌们笔下“消解爱国主义”的失序群众吧。

　　2020年年末，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曾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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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的单身成年人规模已超过2亿，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预计到2021年会上升到9200万人。

　　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这也让每年春晚以催婚为主题的小品显得分外尴尬，堪称大型家庭群尬景观。

　　21世纪蜂拥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当蛋壳双手奉上的精致公寓——这种被资本用虚构和廉价的装饰所打造出的“伪体面”，在资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时，也就顷刻间碎的连渣都不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前年入冬以来，北上广深太多年纪轻轻的蛋壳租户们，踟蹰于破碎一地的体面和冰冷如霜的街头，望着繁华的大都市，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曾精准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这一课，作为反面教员的资本——那些租房金融投机客和地产财阀们，真的给打工人们上得太生动了。

　　回望1997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这其中，房地产行业尤为“获益”。

　　大卫·哈维在2017年的演讲中也点明过：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不过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早在1988年，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压不下来的物价，已是弄得民不聊生，但真正被载入1988年的史册并影响至今的，则是另一项发明创造。

　　那一年的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好奇，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可是三十多年之后，当今天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大佬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那个亦黑亦白的1988。

　　从1988年的商品房出炉，到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再到1998年的国企大甩卖、工人大下岗……

　　历史的演进，是一条完整的粗线。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十年前，买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阶级；

　　十年后，租一间小屋，就足以消灭一个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们却还要提溜着他们的脑袋，教育他们不准抱怨、不准诉苦，否则就是“消解爱国主义”、是给国家舆论秩序添乱的“带节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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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无产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跋

　　最后，奉上两位导师的话，作为结尾吧。

　　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 列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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