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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无科学评估标准的全面建成vs月入2千元以下9.64亿人 [打印本页]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5 19:36
标题: 无科学评估标准的全面建成vs月入2千元以下9.64亿人
北京师范大学调查：中国月入2千以下9.64亿人
老年智慧刊 2020年9月1日作者：经济风云；转自：经济风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万海远和孟凡强6月3日撰文表示，关于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5月28日以来这一数据引起外界热烈讨论。
文章说，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有人迟疑，真有这么多的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首先是这里的月收入标准问题，国家统计局一以贯之使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是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无特别说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指标，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够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备开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等最终的社会福利。所以说，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实民生问题，最能反映家庭或个体生活福利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是定性判断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故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甚至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比GDP指标的重要性还要更高。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是吻合的。
文章说，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
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文章表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特色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这6亿人中，成年人未婚的比例为19.8%，平均年龄为38.5岁。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月收入低于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例也占到了9.6%。
从就业形式来看，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总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反观美国，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至少是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因此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若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折算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所以说，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看，中国离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纺锤形结构，分布曲线呈现非常明显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显较大，容易出现明显“被平均”的现象。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
文章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的事实仍很明显，有很大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5 20:18
沉默的真相：虽有爝光，难明长夜
激流1917 激流网2020 5天前
作者/李鹏程
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拖着一个大行李箱来到地铁站，在听闻需要安检之后试图强闯关卡，强闯不成又称行李箱里有炸弹。警察在控制他之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包裹，却发现行李箱里的根本就不是炸弹，而是一具男性尸体。这样的故事开头你能够联想到什么？即便有人事先告诉过我故事的背景，我也没有把它和与黑恶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是最近播出的电视剧《沉默的真相》，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花了一个休息日的时间看完了。故事的主线很清晰很简单，可这简单之下却蕴藏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剧情是这样的，2000年，来到平康县支教的政法大学学生侯贵平无意中发现了当地的卡恩集团胁迫女学生给当地高官提供性贿赂的事实，一名他班上的女学生因此自杀。义愤之下，他展开了调查，在获得证据后向当地的政法机关进行了举报，可他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和当地政府有盘根错节联系的卡恩集团眼中。在对他威逼利诱都没有起到效果之后，卡恩集团的人杀害了他，还污蔑他是因为强奸妇女畏罪自杀，侯贵平身死，身败名裂。
三年后，侯贵平的大学同学江阳来到平康县当检察官。他听说了侯贵平的冤情，着手调查这起事件。在调查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几位同伴，有狡猾世故的法医陈明章，强硬的刑警大队长朱伟。他的老师张超和李静也和他一同前行。他们虽然性格和行为方式各异，但都还坚持对正义的追寻，或多或少地为他提供了帮助。可卡恩集团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太过强大，他们的调查困难重重，证物被销毁、证人被杀害，一些原来的同行者也慑于卡恩集团的威势，背弃了江阳。甚至连坚持调查的朱伟和江阳本人也难逃厄运。朱伟被送回警官学校“进修”，江阳则被栽赃索贿，送进了监狱。在七年的调查过程中，他们的家庭、事业统统都被毁灭。可他们的敌人卡恩集团，还横亘在他们面前，阻碍着他们揭露真相。
从监狱出来的江阳靠修手机为生，身患癌症自觉时日无多的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最后燃一把烈火。他决定自杀，和张超、朱伟、陈明章等人一道，用自己的尸体制造了一起悬案，终于引起了社会轰动，高层级的调查组进驻，在破解由江阳团队制造的迷局的同时，也一并揭露了十年前的真相，在当地作威作福的卡恩集团也终于覆灭。
长夜难明
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压抑的，尤其是看到在2000年和2003年时间线叙述的事件时。因为剧情简单，善恶阵营在开头的两到三集之后就已经分明，而江阳和侯贵平的结局在剧情开头就知道了。他们此时的意气风发和他们被注定的毁灭两相对照，想起来就如心脏被人掐住一样难受。随着主角们调查的深入，周围的人纷纷选择明哲保身。像江阳，最开始激励他调查的女友和她身居高位的父亲承受不了心理压力，选择离开；最开始给他提供消息、把他卷入这起事件的李静和他的老师张超选择去过自己的太平日子，退出了调查；老狐狸陈明章在调查中也一直若即若离。只有江阳和朱伟两个人坚持积极地调查，如同黑暗中的两盏孤灯，一直忽明忽灭地闪耀。
可是即便他们坚持又如何呢？这黑夜聚拢来，长出了手脚，想要扑灭这两盏孤灯，它几乎就要做到了。它让江阳和朱伟或是离职、或是蹲监狱，它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调查，试图用黑暗掩盖住所有的真相。只是它没有料到，这两盏孤灯燃尽自己，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了黑夜，黑暗终究在这场大火中褪去了身形，那幕后的黑手也被绳之以法。
但黑夜真的褪去了吗？影片终究只是影片，在影片中正道的光芒落下可以说是必然的，不然难以过审。在原型小说里面，黑暗比电视剧中更加深重。卡恩集团保护伞的职级比影片里的高了不止一个级别，江阳他们搏命招来的调查组也对黑暗面无可奈何。几位低级别的卡恩集团管理层和政府官员被拉出来顶锅，最终的黑手却依然逍遥法外。甚至，主角团队“造成社会混乱、散播恐怖信息”的罪行的刑期比之那几个顶锅的官员的刑期还长。
现实中一般的状况和影片还有小说都不尽相同，现实里的人们往往没那么容易遇到厅局级往上的“保护伞”，可也没那么容易像剧里的主角团队那样引起社会轰动，引来调查组。江阳他们好歹拨动了黑暗，让暗流涌动了起来；而在现实之中，黑夜却沉寂无声。在这黑暗之中，连发出一点声音都困难万分。若向政府申诉或举报，申诉书会消失在茫茫的行政流程之中；若求助于媒体，主流的媒体根本不会选择刊载这类负面的消息；若是向上级上访，地方政府为了上访人数指标的要求甚至会到省城和京城蹲点把人架回去。而所有这些试图发声的举动一旦被对方知道了，那各式各样的打击报复一定会接踵而至，就像剧中一样。绝大部分人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些哪怕最基础的牢笼，又哪里提的上撕破黑暗呢？
剧里提到了卡恩集团的背景，它的老板孙红运借着上世纪末国企改制发家。借着在政府的门路，他低价收购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把属于全民的财富变成了一家一姓之私产，之后又借着政府的优惠和让利逐渐坐大。这可不是小说作者或者电视剧编剧随意写就的，因为类似的事情在当时的全国上下比比皆是。工厂铁铸的机械掺合着国企工人的血泪，皆变成了金钱的洪流，撑鼓了少数人的腰包。在这二十年间，又有几人曾经听闻在改制中工人绝望的哭泣和愤怒的呐喊？改革从未停歇，而以上的嘶吼却被如雨打风吹去，淹没在“国企效率低下”的道貌岸然和“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巧言令色之中。而那些凭借着他人的痛苦和国家的脂膏先富起来的人，却凭借着自己手里的金钱和资源，或是收买地方高官，或是雇佣打手，黑白通吃，欺压民众，横行不法。剧中的强迫女性提供性服务、对店面收保护费等等也就是它们恶行的一部分。在漫漫长夜之中，黑暗享受着它的主场。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5 22:47
方福前：从消费率看中国消费潜力与实现路径
作者：方福前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09-20 10:25:13
【内容摘要】无论是进行同期比较，还是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进行比较，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是偏低的，既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中国周边的代表性国家。重要的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第一个10年，其峰值降低了2.23个百分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消费市场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还有较大的潜力或潜能。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把消费率提高到应有的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NI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NI中所占的比重，这两个比重对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重要的。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入手，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稳步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遭受打击和压制，经济衰退的烈度和深度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严峻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又再次作为拯救经济的重点政策手段出现在中国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且，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明确提出“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35年中国将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来看，也需要未来15年中国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稳步增长，消费率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以支持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居民消费还有多大潜力？如何把居民消费潜力转化成消费能力或实际消费需求？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中的最终消费率（简称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关注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那次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首次出现内需不足，20多年来，围绕中国消费不足和消费率偏低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范剑平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消费率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1981年达到最大值（53.1%），此后开始下降，1997年下降到47.5%，低于1978年的50.5%。该文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居民消费率走低不再是低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而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结果。张清平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1978年到2001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基本走势，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1年的46.6%，下降了2.2个百分点；在这24年里，中国居民消费率年平均为49.2%。该文认为，与H·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大约偏低14.4个百分点；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比低收入国家低11-16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4个百分点左右，比高收入国家低10-16个百分点，比南亚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该文把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概括为以下6个原因：制度变迁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即期消费；城乡人口二元结构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消费政策不合理；消费环境不完善。陈斌开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走低主要是由收入水平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收入水平越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韩雷和彭家欣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92年的46.8%下降至2016年的39.5%；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是处于低位的。该文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受收入、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产品供给和社会文化等系统性因素影响。王宋涛发现，自1997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率出现下降走势，除了2000年因政策刺激而导致短暂上升外，其他年份以将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其原因可以通过宏观消费函数分解为：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经济增长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城乡内部基尼系数增大，城镇化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刘子兰和李晨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7%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36.7%，2013年与2014年才略有增加，比同期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低了约15个百分点。该文通过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率的解析方程，发现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呈“U”型关系。该文表明中国现阶段处于这条U型曲线的左边。陈昌兵进一步把城市化区分为城市规模化和市民化两个阶段，认为在城市规模化阶段，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增大，消费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减少；在市民化阶段，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减少，消费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增大；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规模化阶段向市民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因而消费率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并且处在U型左侧。雷潇雨和龚六堂利用中国176个城市2001-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推动城市消费率的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阻碍消费率增长。这个结果与陈昌兵、刘子兰和李晨的研究发现有明显分歧。高帆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主要受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以及财政格局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居民消费率提高0.27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提高1个百分点，会引起居民消费率下降0.06个百分点。傅程远根据中国1999-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导致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税收负担的轻重、物价指数和区域产业结构等，因为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消费支出规模及支出结构。张涛和刘洁运用SVAR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进行了因素分解，结果发现，短期内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动主要与前期消费有关，中长期影响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和税收负担；中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主要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臧旭恒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是持续大幅度下降的，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消费率2010年最低时为35.56%，2015年略微回升到38.01%，仍然低于40％；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还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亚洲均值为50％上下)，甚至低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国家。该文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的主要原因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偏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体制问题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一些学者还估计了中国最优消费率，据此来判断中国消费率是否偏低。赵鑫铖基于储蓄-消费行为内生化的拉姆齐模型，把经济达到稳态时的消费率界定为最优消费率，通过模拟相关参数和校准，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优消费率为63.02%。该文的结论意味着，中国消费率是偏低的。毛中根等人根据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来估算中国最优居民消费率，实证结果表明，1978-199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与最优居民消费率基本吻合；1991-2000年，平均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7.8个百分点；2001-2010年，平均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18.3个百分点。该文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国消费率的现状和发展变化以及如何扩大内需是极富价值的。不过通过梳理这些文献我们也发现，一些学者仅仅以H·钱纳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验研究结果为参照系来作为判断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依据。须知，H·钱纳里当年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国家，而中国既是一个地理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GDP规模大国，中国与H·钱纳里研究中的样本国家不能简单比较对照，更何况H·钱纳里依据的经验数据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还有一些学者只是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率与低、中、高收入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这种横向直接比较有其不恰当之处。因为在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不同的，不同的收入水平会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因而消费率会不同，这种直接的横向比较如同在同一个季节拿新笋与旧竹进行比较。关于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学者们由于分析视角和关注点不同，得出的结果莫衷一是。这就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消费潜力还有多大，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这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统计口径不合理和一些数据不真实或遗漏，使得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被低估，实际上，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并不低。由于这个观点与本文的观点相左，所以本文将另辟一节（第三节）来讨论这个观点。
二、中国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与消费潜力
消费率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GDP）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宏观经济中总需求结构的重要指标，它既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也能反映消费在总产出规模决定以及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变化的一个特征事实是，1978-2003年，除了1993年和1994年这2年以外，消费率一直在60%-70%之间，同期资本形成率一直在30%-40%之间；但是自2004年开始，消费率下降到50%-60%之间，最低跌破50%（2010年为49.3%），而资本形成率提高到40%-50%之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此消彼长约10个百分点。虽然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率逐渐回升，但是一直没有突破56%。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跃升到新台阶，人均GDP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消费增长，最终消费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是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之一。例如，日本最终消费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低于60%（1970年和1971年分别是57.8%和59.69%），80年代上升到65%上下，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75%上下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最终消费率不升反降，似乎有些异常。
那么，中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正常、偏高还是偏低呢？本文第一节文献综述表明，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判断。更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前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进一步低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居民消费率。这个变化趋势给我们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问题导向”。
下面我们通过比较分析来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状况做出判断。
表1选取的是七国集团（G7）2004-2018年的最终消费率。在G7中，消费率最高的是英国（85%上下），其次是美国（83%上下），意大利在80%上下，其他4国均在80%以下。中国2004年以来的消费率比英美两国大约低27到30个百分点，比其他5国大约低18到25个百分点。
G7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这7个国家除了日本都在西方文化圈内（但日本受西方文化染色较重），无论是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还是消费观念，都与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中国的消费率似乎与G7不可比。下面我们选取中国周边的亚洲7国——韩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作为分析比较的参照系。这7个国家在文化和消费观念上与我们中国接近——当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和消费观念浸染；在这7个国家中，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均GDP高于中国，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略高于中国，其他4国人均GDP低于中国。我们选取的时间段同样是2004-2018年。这一时期这7个国家的最终消费率见表2。
表2显示，除了新加坡，其他6个国家的消费率均明显高于中国的消费率，比中国人均GDP水平低的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4国的消费率也高于中国，其中，越南的消费率比中国同期高出18个百分点上下，菲律宾甚至高出中国26个百分点上下。
就2018年的相关数据来看，新加坡的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6.6倍，但是其消费率却比中国低8个百分点上下。高收入却低消费率，这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少见的例外。仔细研究一下新加坡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会发现，其中的原因是新加坡的国民储蓄率很高。1988-2019年，新加坡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在41%-53%之间，比同期中国的储蓄率高很多。新加坡的高储蓄率可能与新加坡是一个袖珍小国、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和高度国际化等因素有关。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
首先我们拿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表2中的韩国等亚洲7国同期的居民消费率进行比较（见图1）。
图1显示，在这8个国家中，中国居民消费率是垫底的，2004年以后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40%。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仅和新加坡相当，明显低于其他6国，比菲律宾低大约34到38个百分点，比越南低大约24到34个百分点。我们前面说过，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均低于中国，其中，菲律宾的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越南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人均GDP略高于中国的马来西亚，其居民消费率比中国高出大约3到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不论人均GDP是高于还是低于中国，这7个国家除了新加坡的居民消费率与中国相当以外，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均大大高于中国。
当然，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其居民消费率是不可比的，因为消费是收入水平的增函数，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GDP水平，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异很大的。
下面我们再对相同的人均GDP水平的若干国家的居民消费率进行比较。
中国人均GDP是在2019年越过10000美元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人均GDP水平3000-10000美元作为比较的参照系。
表3是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来的结果。
表3表明，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但大大低于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英美德三国的居民消费率，而且大大低于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的居民消费率。图1又告诉我们，在同一时期（2004-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甚至大大低于比中国人均GDP水平低得多的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印度。因此，无论怎么比较，都证明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但偏低，而且从纵向上看，中国居民消费率还呈现长期走低的趋势。图2是21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走势。不难看出，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的峰值比第一个10年的峰值降低了2.23个百分点，并且在2016年达到高点（39.65%）后又走低约1个百分点。
三、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吗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不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我们的近邻国家比较，中国的消费率都是明显偏低的，并且自2004年以来一直如此，而中国居民消费率与相关国家或相同人均GDP国家相比，甚至更低。
为什么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呢？会不会是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呢？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真实的消费率不是像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低。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文献，最早提出中国居民消费率被低估的似乎是王秋石和王一新合作在《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上发表的“中国居民消费率真的这么低么——中国真实居民消费率研究与估算”一文，该文重新估算的结果是，中国居民消费率更加接近与中国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国家的水平。但是该文的估算思路和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该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替代居民商品消费支出，用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替代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增长率；用重新估算的居民消费支出直接除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也就是在GDP数值不变的前提下直接调高居民消费率。已有学者对该文提出了商榷，本文不再讨论。
本节要讨论的是另外两篇代表性论文，一篇是朱天和张军2014年合作发表的“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多少”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另一篇是何昀、毕波、张喆三人2017年合作发表的“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重新估算”一文（以下简称“何文”）。
朱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后对中国居民消费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真实的消费率比官方公布的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超过GDP的60%。从东亚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正常的甚至是理想的比率。”朱文认为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被低估的原因有三个：住房消费、企业公款支付的个人消费和高收入人群消费的低估或漏记。朱文用使用者成本法重新估算了中国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imputed rents)，结论是：居住消费率在2004-2011年都超过了GDP的12%，与OECD国家公布的居住消费率非常接近。各年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因此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总消费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朱文认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用公款支付个人消费，例如“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招待等，这些消费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消费，但是却计入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朱文估计，如果这部分支出计入私人消费的话，中国的总消费率又会提高1个百分点。不过，朱文认为导致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调查中高收入人群代表性不足，从而大大低估了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是通过住户抽样调查来获取样本住户的消费数据，然后再用这个样本住户的人均消费支出乘以总人口数获得全国住户的消费支出总额的。朱文通过对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金流量表和住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要远远大于住户调查得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后者只占到前者的70%多，也就是说住户调查得到的城乡居民总收入可能比实际收入水平低估了大约30%。朱文认为这部分住户调查没有反映出来的收入来自于高收入家庭，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要低于城乡居民平均消费率。因此朱文推断这部分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被遗漏了。朱文估计，如果把这部分遗漏加上，以2009年数据为例，中国消费率可以提高7.6个百分点。
朱文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分析和估算是细致的。但是朱文也有使读者生疑之处：（1）关于中国居民的居住消费率。朱文认为中国居民的居住消费率与OECD国家非常接近，而朱文分析的数据是2004-2011年之间的数据。我们知道，OECD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大大超过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4-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26.4平方米提高到32.7平方米，同期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27.9平方米提高到36.2平方米。而OECD国家，除了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国家人均住房面积不到35平方米以外，其他成员国的人均住房面积都在35-70平方米之间。并且更重要的是，OECD国家居民大多（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居住的是带有自家庭院的独栋私宅（house）或别墅——尽管这个私宅或别墅的房产权不一定都是居住者自有的，而中国绝大多数居民居住的是公寓（apartment）。如果按照朱文所说的使用者成本测算的话，中国居民的住房消费率怎么可能与OECD国家相接近呢？（2）关于企业公款支付个人消费。企业用公款支付个人消费是世界各国企业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以私人企业为主的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更加普遍，在这些国家似乎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例如，美国公司企业的成本支出中就有差旅费和交际费支出，其中交际费就包括购物、吃喝、招待等。里根政府执政伊始实施减税，后来由于财政赤字扩大和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又于1986年颁发《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将公司企业差旅费和交际费支出由免税改为课税。所以，中国企业用企业公款支付个人消费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做法。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国家，国有企业不是私人企业，国有企业用公款支付个人消费从法理上和经济依据上看都是值得诟病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之一。（3）关于中国居民收入被低估。朱文根据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大于住户调查获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推断出城乡居民总收入可能比实际收入水平低估了30%，进而又推断这部分被低估的收入主要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据此进一步认为一部分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被遗漏了，所以导致消费率被低估。这个推断是有疑问的。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者都清楚，在对个人进行家庭经济状况的问卷调查时，个人一般都有“低报收入高报（消费）支出”的倾向，只是不同收入阶层这种“低报”“高报”的比例不同，高收入阶层“怕露富”的心理可能更强。这也可以解释在一些通过问卷调查建立的数据库(例如CFPS)中，为什么家庭消费支出有时候会大于家庭可支配收入。但是不能根据“低报收入高报（消费）支出”的倾向就推断出消费率一定被低估。因为，如果住户调查获得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小于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总收入是由于“低报收入高报（消费）支出”的倾向产生的话，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就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
我们再来看何文的研究。
何文认为，从跨国数据看，同样经历过高储蓄、高投资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其最终消费率也很少低于60%，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是不是真的低到只有50%上下。
何文从四方面重新估计了中国的居民消费和消费率：第一，利用等价租金法（rental equivalence approach）重估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第二，选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代替服务性消费增加值增速重估服务消费。第三，将网络购物消费纳入居民消费中。第四，将企业购买和投资中的一部分纳入到居民消费中。何文重估的思路和方法有几点和朱文不同：（1）重估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何文使用的是等价租金法，而朱文使用的是使用者成本法(user cost approach)。何文用等价租金法重估后的居民消费率只提高了2个百分点，即便在上限值下，2012年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占GDP的比例也只由37.1%提高到39.1%，而根据朱文的重估，仅这一项就使居民消费率提高了4.5个百分点。（2）何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代替服务性消费增加值增速重估居民服务消费支出。重估后，2010-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分别只提高了0.4、0.9和0.8个百分点。（3）何文把网购消费计入居民消费。经过重估，2009-2012年的中国居民消费率提高了0.4-1.5个百分点。
经过四个方面的重估，何文得出的结论是：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由37.1%提高到43.2%，中国最终消费率由50.8%提高到53.8%，只分别提高6.1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何文不无遗憾地说，经过他们重新估算，中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比OECD国家低10个百分点以上。
仔细分析一下，何文有几点值得商榷：（1）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代替服务性消费增加值增速是否合理？因为，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也包括消费性服务，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应当是这两类服务增加值的综合增速，用“服务性消费增加值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2）国家统计局在进行住户消费支出抽样调查时并没有完全排除网购消费支出。（3）何文主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作为重估的依据，但是CFPS数据库中家庭问卷的样本量只有14000户上下，且有效样本通常只有12000个上下，而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入和消费支出抽样调查的样本量是十几万户家庭。这两个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就分析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来说，使用CFPS数据的分析结果是否更稳健更可靠还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与消费统计存在遗漏和不准确可能会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进而最终消费率被低估，但是很难认定像朱文所说的被低估了10个百分点以上。直观的事实是，中国居民的居住消费率目前不可能和OECD国家差不多，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目前不可能和韩国一样高。中国仍然是一个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经济体。
如果官方的消费率统计数据基本可靠的话，那么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提升就还有相当大的潜力空间。以表2所列的亚洲7国为参照系，中国的最终消费率还可以提升9-27个百分点；以表3所列的数据为参照系，中国居民消费率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至少可以提升13-29个百分点。
四、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一定时期居民消费率的高低由一系列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决定。本文作者曾经分析过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微观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宏观因素。从宏观层面上看，决定或影响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水平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水平因素包括人均GDP或人均GNI，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者报酬或工资水平等；结构因素包括可支配总收入中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二者的增速，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比重，内需中的资本形成率与消费率以及二者的增速，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的匹配程度，财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中产阶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人口老龄化率等。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决定和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的结构因素还有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及城乡人口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区域人口结构、城市化等。这些结构因素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制度因素包括涉及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失业、贫困和伤残救济等方面支出的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制度，打击垄断和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监管制度等。
本文接下来主要分析最终消费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首先来看最终消费结构。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图3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总消费这块蛋糕中，政府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上下提高到目前的30%上下，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0%上下下降到目前的70%上下，降低了10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看，中国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高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近10年来，中国政府消费率的提高尤为明显，由2010年的12.85%提高到2018年的14.68%，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GDP为91928.1亿元，2个百分点就是约1838亿元。
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住户或居民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中国政府消费率持续上升，说明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支出，借此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民生福利水平。但是，与居民消费存在不合理消费一样，政府消费也存在不合理消费，甚至存在浪费性消费，前些年被诟病较多的过高并且增速较快的“三公消费”支出就是一例。
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虽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和影响的，或者说政府消费函数和居民消费函数是两个不同的消费函数，但是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关系，这就是政府消费对私人消费有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首先，在一定时期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和可支配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国民储蓄率（积累率）确定了，那么消费率和消费蛋糕的规模就确定了，这时政府消费率提高，意味着政府消费在GDP（或GNI）和最终消费中占有的相对份额就扩大，相应地，居民消费的相对份额就缩小，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其次，政府消费中有一部分支出可以替代私人消费支出，例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费医疗自然会替代私人（或居民）消费支出，这些公款消费支出增加必然会相应减少私人（或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消费支出。还要指出的是，这些公款消费支出不会是等量地替代私人消费支出，而是前者增加量往往大于后者减少量。显而易见的是，公款吃喝会比私人掏腰包请客阔气得多、浪费得多，公费医疗中的VIP病房一天的使用费用可能超过普通病房一个月的使用费用。由此可以推论，公款消费虽然不一定会导致最终消费率降低，但是一定会造成居民消费率降低。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大力度反腐，压缩三公经费，限制公款吃喝，深化医疗制度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提高消费方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我们考察国民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居民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收入（可支配收入）。如果说消费是蛋糕的话，那么收入就是做蛋糕的面粉，消费和收入之间一般存在同向变化关系。居民收入来自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也就是来自按劳分配收入、要素贡献收入和再分配收入。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的中国资金流量表我们似乎发现了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宏观经济上的原因。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住户部门通过初次分配获得的可支配总收入和通过再分配获得的全部可支配（总）收入在GNI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走低的趋势（见图4）。就初次分配来看，2000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GNI的比重最高，为66.43%，此后开始逐年降低，一直下降到2008年达到最低点（57.71%）；2008年以后开始回升，但是最高的比重也只是回升到61.05%（2016年）。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分界点，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GNI的比重年均为62.27%，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重年均为59.84%，降低了2.43个百分点。中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走势与初次分配大体一致（见图4），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住户部门获得的可支配（总）收入占GNI的比重年均为62.67%，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重年均为60.28%，降低了2.39个百分点。这些变化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反而变差了，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收入分配都是向政府倾斜的。
我们再来看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NI比重的变化（见图5）。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占GNI的比重最高为53.54%（2002年），最低为47.25%（2007年），年均为50.94%，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重最高为52.03%（2015年），最低为46.01%（2011年），年均为49.46%，年均数降低了1.48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国民收入蛋糕分配中，劳动者报酬这一块也相对缩小了。
五、结束语：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消费率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进行同期比较，还是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进行比较，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是偏低的，既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虽然由于数据采集和统计口径上的不完善可能会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但是无法颠覆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还有较大的潜力或空间。本文的分析显示，与我们的大多数邻国进行比较，中国消费率还有9-27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与代表性国家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进行比较，中国居民消费率还有13-29个百分点的提升潜力。建立在14亿人口基础上的中国消费市场是实实在在的世界第一大潜在消费市场，是一个超级大的消费市场，这说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内需增长还有很大的纵深空间。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将会使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获得厚实的、稳固的内需支撑。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才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内需增长的一个明显变化趋势是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都持续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和拉动，而2013年以前这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大小是交替变化的。以2013年为分界点，2001-2012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0.43%和53.28%，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率分别为5.13%和5.39%，二者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都非常接近。2014-2019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2.17%和37.17%，二者差距是2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率分别为4.42%和2.92%，二者差距是1.5个百分点。可以说，2013年是两大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以消费为主要支柱的路径上。因此，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看，提高消费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要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就需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使更多的居民消费需要（欲望）转化为消费需求（支出）；要使每一期的总产出用于最终消费特别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稳步提高，必须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NI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广大劳动者分享生产成果的比重。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我们的初次分配要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再分配要贯彻落实公平原则，收入分配和财富持有要保持合理的公正的差距，生产成果分配和再分配要向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难者倾斜，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享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难者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是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如果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6亿人口的收入翻一番，按照2013-2019年农村居民这7年平均的消费倾向0.8138计算，增加的这个6000亿元的收入将会增加4882.8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通过乘数效应，它扩大的内需规模则会更大。
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要秉承国强民富的理念：一方面，我们要确立国强才有民富的理念——国强是民富的保障；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确立民富才能国强的理念——广大人民富裕了，国家强大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原刊于《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5 22:56
陈彦斌：我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印度，地摊经济无法根本解决消费持续低迷问题
2020-06-24 09:50 搜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陈彦斌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袁昌佑
6月23日，由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期）举办，本期主题是“消费潜力与扩消费对策”。搜狐财经全程直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在会上表示，消费下滑的情况在疫情前几年就已出现，叠加疫情冲击，消费低迷现象较为严峻。
陈彦斌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我国的各个行业基本进入了正常的生产运营， 但5月的消费增速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3.7%；1-5月份消费增速为-13.5%，仍保持两位数负增长的态势，消费低迷现象仍旧较为严峻。
陈彦斌表示，提振居民消费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他举例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典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整体呈现出下滑态势。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58%，美国、英国则高达68%和66%。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消费率为64%，印度的消费率为59%，均高于中国水平。
陈彦斌说，中国消费环境整体欠佳，疫情暴发前几年就已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其实际增速从2014年的7.5%下滑至2019年的5.5%，接近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低值。另外，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其实际增速从2012年的12.1%下滑到2019年的6%，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
“这表明消费下滑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导致的，疫情之前就已经在下滑，只是这次疫情更是加剧了和恶化了这样一种态势。”他说。
陈彦斌强调，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可能还会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因此，提振居民消费是盘活中国宏观经济，以及建立起“消费—投资—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
陈彦斌指出，自2020年3月以来，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并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的确提振了居民消费水平。但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
陈彦斌认为，一方面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外也要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方面入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他说， 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远远低于GDP增速，而同期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仍然大幅高于GDP增速，因此，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升居民消费的关键。
陈彦斌还强调，去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高达128.5%，已超出美国同期水平20个百分点。而房贷占了居民债务里的大头，他建议，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降低居民债务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最后，陈彦斌建议，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5 23:27
支出法 搜狗百科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最终使用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三部分，计算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中文名称
支出法
计算公式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目录
1最终消费
2居民消费
3政府消费
4资本形成总额
5存货增加
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1最终消费
最终消费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2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对于货物的最终消费支出在货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化时记录，对于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在服务提供时记录。居民消费按居民支付的购买者价格计算，货物的购买者价格是购买者取得交货所支付的价格，它包括购买者支付的运输和商业费用。居民消费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3政府消费
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4资本形成总额
资本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其计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住宅+非住宅建筑物+机器和设备+土地改良支出+矿藏勘探费+计算机软件+其他
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5存货增加
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增加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上升，负值表示存货下降。存货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和半成品等存货。
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由于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时发生，一般把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得到的服务作为进口，非常住单位从常住单位得到的服务作为出口。货物的出口和进口都按离岸价格计算。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6 12:28
戴庆成：骆惠宁香港探访基层的看点
时间:2020-10-06 07:5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早点
港澳突搜
上周四（1日）是中国国庆日及中秋节。上任已经九个月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当天出席官方国庆活动后，在没有通知传媒的情况下，突然到港岛和九龙区分别探访了一位长者和一位劏房失业男。事件经香港中联办网站披露后，立即引起社会上一股热议。
以一众建制派网媒如“思考香港”和“橙新闻”为例，当天是香港公众假期，上班的编采人员基本上不多，但仍然一口气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称赞骆惠宁探访基层，流露出中央政府对香港基层民生事务的关心。
经常在港媒代中联办解说政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昨天也“接力”在报章撰文，声称骆惠宁这次落区（下基层）探访带出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表明中央在推进落实国安法的同时，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民生，大力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经济纾解民困云云。
平心而论，以往的香港中联办主任偶尔也会到地区考察，外界无须对此过度解读；例如，现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早些年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五年期间，也有落区探访长者、走访公共屋邨，了解民情，但之后并没有相关的重大政策出台。
不过，骆惠宁毕竟是香港回归后首位曾具省级政府工作经验的中联办“一哥”，在反修例风波后临危受命上任。这次他到地区探访基层市民，某程度上确实隐含一定的政治符号意义。
比方说，建制派媒体的文章都巧合地特别提到骆惠宁探访劏房户，对此解读为是北京“曲线敦促港府解决香港人住房问题”。这个信息若属实，其意义将会十分重大。
在香港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劏房这个当地独有的产物。“劏”为粤语，意为剖开，如“劏猪”就是将猪宰杀后割开肚腔。“劏房”即是将原本的住宅单位分割成数个更小的单位，出租给低收入的人士居住。
一直以来，香港房屋供应持续短缺，导致私人住宅租金高居不下，不少基层市民只能租住面积细小的劏房。香港统计处2018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显示，有近21万港人住在劏房，每月收入中位数为1.35万港元（约2369新元），远低于全港家庭住户中位数2.5万元。
骆惠宁这次探访的一位失业中年汉——徐天民，就是典型例子。他住的深水埗，是香港劏房住户最多的地区之一。徐天民目前失业，偶打临时工，租住的劏房面积不足8平方米，妻女不得已只好回到原籍湖南生活。
对包括徐天民在内的逾20万名劏房租客来说，劏房的生活并不好受，除了房间没有通风窗户，也要与其他住户共用一个洗手间或厨房等设施，居住环境恶劣。
更甚的是，劏房不仅居住环境欠佳，住户由于缺乏足够的活动空间，也很容易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有机构早前公布一项调查就发现，超过45%劏房户表示，曾因压力过大而出现失眠及向家人发泄等情况。
香港今年初暴发冠病疫情，严重打击经济，居于劏房的基层市民多从事服务或零售行业，面临失业、就业不足等问题，生活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上个月下旬访问了439位劏房、板间房及笼屋居民。结果发现，9月份劏房每英尺租金中位数为37.5港元，竟然较九龙区逾千英尺豪宅的尺租高，反映劏房租户的经济负担沉重。
鉴于疫情对基层带来巨大压力，港府在今年7月为包括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市民提供一次性4500港元的现金津贴。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昨天公布的调查却发现，基层其实并没有太大受惠。
该组织9月以网上问卷访问约300名劏房户，当中29%受访者表示租金占其开支四成，显示单次性津贴只能暂时甚至未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可以说，近年大部分港人都深受住屋问题之苦，劏房问题更困扰了许多基层市民。反修例风波至今逾一年仍未平息，社会继续动荡不已，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长期累积的住房问题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港府已经推出不少政策，包括推行过渡性房屋计划，为久候公营房屋的基层户纾困。但相关举措毕竟只是临时性质，未能有效满足基层港人庞大的住屋需求。港府下周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止暴制乱和防疫抗疫两大议题放在头位，同时能否也着手改善包括劏房在内的住房问题，还市民一个有尊严的居所，也是很多港人所期待的。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8 13:55
报告：达2.3万亿 中国亿万富豪增至415人
时间:2020-10-08 07:2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卢彩云指出，亿万富豪的财富与当地市场表现挂钩，由于香港市场拥有较多传统行业，所以富豪财富总额及人数均下跌，反而中国的创新科技市场较成功。
易锐民 香港特派员
最新报告显示，亚洲拥有831名亿万富豪，全球最多。其中，中国的亿万富豪增至415人（当中98%更是白手兴家），创下新高，总财富达1.68万亿美元（2.3万亿新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71％。
据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昨天发表的《2020年亿万富豪报告》，今年4月至7月以10亿美元为准则，全球亿万富豪共有2189人，总财富增至10.2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增幅达27％，为近10年最快。他们在此期内捐款达72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
全球亿万富豪之中，亚洲占38％，而且财富反弹36％至3.3万亿美元，显示区内经济在冠病疫情下正在复苏。亚太区女性亿万富豪的资产也增长逾25％至2699亿美元，总数从2013年的26人增至最新的68人。
虽然疫情一度冲击经济，但资产价格出现了V型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富豪的财富分布也因疫情而变得两极化。医疗保健、科技及工业行业的亿万富豪财富成为增长主力，分别按年升10.2％、0.8％、4.8％；相反，材料、房地产及金融等传统行业富豪财富损失最惨重，预期趋势将延续一段更长时间。
香港亿万富豪少两人但总财富录得增长
自今年4月初至7月底，中国的亿万富豪总财富大幅增长41％，主要是受惠于当地3月起确诊人数减少，刺激股市上升。另外，虽然香港的亿万富豪减少两人至65人，但总财富仍录得增长，由3115亿美元升至3561亿美元。
据今年初统计，长和系创办人李嘉诚以10亿美元身家差距，不敌恒基集团的李兆基，失去了稳坐21年的香港首富宝座。据福布斯去年榜单，李嘉诚仍坐拥317亿美元财富，但今年已跌至294亿美元，减少23亿美元。
相反，李兆基的财富则较去年增加了4亿美元，达到304亿美元。但人称“四叔”的李兆基以房地产起家，旗下上市公司过去一年表现较差，包括恒基地产、中华煤气、及美丽华酒店股价均呈现跌势。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卢彩云指出，亿万富豪的财富与当地市场表现挂钩，由于香港市场拥有较多传统行业，所以富豪财富总额及人数均下跌，反而中国的创新科技市场较成功。
“就算中美关系紧张，但中国能有效管理相关风险。”她说，未来A股的表现令人感到乐观，加上北京推行内循环，减少受外围影响的机会，预期明年中国的亿万富豪数目仍会维持增长。
事实上，市场正关注蚂蚁集团即将A股加H股上市，创办人马云的身家将水涨船高。若根据马云最终目标持股蚂蚁8.8％股份计算，其身家将暴涨约1700亿港元，可望重夺中国首富之位。
上月，钟睒睒的农夫山泉在香港挂牌，上市当天盘中股价一度狂飙85％，让他的身家增至580亿美元，超越了身家约570亿美元的马化腾和马云，一度当上“半小时的中国首富”。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8 16:03
十三五：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
2020-10-08 14:07:23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中国不断拓展的内需和消费市场，将释放巨大需求和消费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扩大消费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回望“十三五”，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巨大消费潜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结构升级，亮点抢眼，消费活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我国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
消费运行总体平稳。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冲击，消费市场持续稳步回升，到6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降幅已连续4个月收窄，表现出强大的韧性。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去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8年下降。去年，通信器材、化妆品等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同比分别增长8.5%、12.6%，明显高于消费整体增速。
消费亮点频频涌现。服务消费增速快于商品消费、乡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消费……消费市场上的新模式、新热点，进一步拓展了消费增长空间。去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11.5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超过45%。
——品类更多，品质更好，消费供给加速创新。
“家里空间有限，这款可以‘挂起来’的儿童洗衣机解决了问题。”近日，湖南长沙市某高校教师蔡天航到家电卖场选购了一款壁挂式儿童洗衣机。这款洗衣机不仅节省了安装空间，而且还能通过手机APP进行洗衣操作，“这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老百姓也更愿意购买。”
“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消费供给侧的市场主体，积极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通过供给创新，增加有效供给，激发出更大的消费潜力。
品类更多。打开电商手机APP，服装、洗护、数码、家电、生鲜……日常所需，应有尽有。随着我国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全球的商品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
品质更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中国消费市场完成了一轮品质升级。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自由行产品预订火爆，个性化产品受到欢迎。
品牌更响。选一双国产板鞋、来一杯国产饮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消费者群体中，“国潮”成为流行的消费时尚。一大批国产品牌成为满足中国消费市场新需求的生力军。
——优化机制，完善标准，消费环境持续改善。
“您购买的青稞、藜麦可能配送延迟，我们将催促物流加速。”日前，在北京工作的周丽收到一条发自网购平台拼多多的短信。“平台对配送时效都有监控，网购更没有后顾之忧了。”
“十三五”期间，我国消费环境总体向好，市场秩序不断规范，老百姓放心消费、快乐消费，获得感不断增强。
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升级，商品质量监管体制机制更加成熟。从推广使用在线纠纷信息平台到在食品药品等领域建立全过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从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到明厨亮灶工程全面推开，消费者信心进一步增强。
标准体系和信用体系加快完善。一批新型消费品标准体系面世，服务业标准的制定修订也在提速。
“未来要继续打通消费堵点，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营造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让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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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解读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时间：2020-09-15 15:00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解读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居民生活和市场活力加快恢复，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市场不断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商品零售加快增长，餐饮收入明显回升，新型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一、市场销售由降转增，城乡市场同步恢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居民生活逐步恢复，市场销售持续改善。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0.5%，为年内首次正增长，市场销售规模超过上年同月水平。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下降1.1%，降幅比7月份收窄1.6个百分点。特别是与7月份相比，市场销售回升幅度有所扩大，显示出消费品市场加速恢复的态势。
城乡消费品市场增速均由降转增。8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0.5%和0.7%，增速均为年内首次转正，而7月份分别为下降1.1%和 1.3%，乡村市场增长略快于城镇市场。
图1 2020年各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二、超七成商品零售实现正增长，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加快
商品零售额增速继续提高。8月份，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增速比7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1%，加快2.1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增长。在限额以上单位18个商品类别中，14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其中化妆品、通讯器材等7类商品零售额两位数增长，体育娱乐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等9类商品零售额连续5个月增长。
汽车类商品零售保持快速增长。8月份，在低基数、新品上市、车展促销及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等因素作用下，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8%，继续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8月份狭义乘用车综合销售量同比增长9.0%，增速比7月份加快1个百分点，表明近期汽车市场销售明显回暖。
消费升级类商品零售加快增长。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5.3%、19.0%和25.1%，增速分别比7月份提高7.8、9.8和13.8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类和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9%和9.4%，分别比7月份提高1.3和8.9个百分点。
图2 部分商品类别商品零售额增速
三、新型消费保持快速发展，实体店零售继续回升
线上购物持续快速增长。8月份，“818购物节”“七夕节”促销等线上活动相继推出，网络商品销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8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8%，增速比1—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4.6%，比上年同期提高5.2个百分点。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快递业务高速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72.4亿件，同比增长36.5%。
传统零售业态继续改善。在实体店零售中，1—8月份，限额以上超市商品零售额增速比1—7月份加快0.9个百分点；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商品零售额降幅分别比1—7月份收窄2.7、1.6和2.9个百分点。
四、住宿餐饮消费态势向好，服务市场有序恢复
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活力增强。随着居民外出旅行和就餐活动增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持续恢复。8月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7.0%，降幅比7月份收窄4个百分点。住宿业经营情况改善更为明显。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客房收入降幅比7月份收窄9个百分点。
各类消费场景稳步恢复。电影院、景区、展会等各类消费场景逐步恢复，市场活力稳步提升。电影院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以来，影院复工率稳步提升，票房收入不断提高。“七夕”单日票房超过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跨省（区、市）团队旅游恢复和旅游景区限量措施调整以来，外出旅行等出行人数明显增多，铁路客流不断回暖。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亿人次，较7月份增加4250万人次。
五、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企业经营明显改善
企业复商复市进程继续加快。国家统计局快速调查结果显示，截至8月下旬，达到正常经营水平80%及以上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比例比7月下旬提高3.1个百分点；达到正常经营水平50%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比例比7月下旬提高7.6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企业增长面不断扩大。8月份，在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和餐饮业企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餐饮业营业额实现同比增长的比例均超过50%。与前期相比，批发和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企业增长面均有较大提升。
8月份，市场销售增速转正，反映了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扩大内需促消费惠民生政策落地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阶段，随着“六稳”和“六保”相关政策继续显效，促进居民消费、激发市场活力政策持续发力，居民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后期消费品市场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9 09:37
日媒：中国超级富翁财富激增41%
2020年10月09日 06:01:07
来源：环球网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10月7日文章，原题：在解除疫情封锁后的复苏中，中国超级富翁的财富激增41% 中国超级富翁们的资产价值正从新冠疫情导致的3月低谷中上涨，从2019年4月到今年7月底，他们的总财富增长了41%，在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的同时，也将全球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提升至创纪录的新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首个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根据瑞银和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拥有创纪录的415名十亿美元富翁，他们控制的总财富高达1.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4月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89人和1.2万亿美元。
中国十亿美元富翁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这要归功于中国到今年3月就已控制住国内疫情。对疫情的遏制有助于经济活动的提升，推动了医疗、科技、材料和娱乐等行业的财富创造。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接连举行的IPO（首次公开募股），使20多位中国企业创始人跻身十亿美元富翁俱乐部。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艾米·卢在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财富创造“与创新和科技密切相关”。
上述报告称，过去10年来，中国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增长了8倍，而同期美国最富有群体的财富仅增长了1倍。2020年初，全球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缩水6.6%，人数减少43个，降至2058人。与此同时，中国十亿美元富翁的总财富增加了1/5。
该报告显示，中国十亿美元富翁大多为科技行业企业家，包括马云和马化腾，其次是工业、零售、材料和医疗卫生行业高管。（王会聪译）
最热评论
SENLINYU [河南,郑州网友]
资本嗜血具备的掠夺天性所致
2020-10-09 08:48
元元鸣 [上海网友]
这是增发货币集中注入投资的必然结果。如果向日本那样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增发货币的相应部分直接注入民众收入，可能的结果就不会那么极端了。
2020-10-09 09:03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9 09:41
小康图景 ｜ 应保尽保，确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线
2020-10-05 20:45:36来源：央视新闻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1 11:08
从民生指标国际比较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
张 军
2020年08月07日05:2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世纪初我国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愿景。“小康社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概念，其所蕴含的民生发展目标具备国际可比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衡量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明显改善，主要民生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人均国民总收入不断迈上新台阶，总体上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也不断提升。2000年，我国人均GNI只有94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2019年，我国人均GNI进一步上升至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世界排名位次明显提升。2000年，在世界银行公布人均GNI数据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名仅为第141位；2019年，在公布数据的19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上升至第七十一位，较2000年提高70位。
人类发展指数逐年提高，迈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人类发展指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通过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三大类指标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状况。2000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591，低于0.641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公布人类发展指数的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1位；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至0.758，在公布人类发展指数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八十五位，较2000年提高26位，是同期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并成为1990年引入该指数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八年下降，已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随着小康社会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柜）、空调拥有量分别达到96.0台、100.9台和115.6台，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达到35.3辆。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2017年，我国农村享有基本饮用水服务人口比例和享有基本卫生服务人口比例分别达到86.2%和76.4%，高于85.6%和61.6%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农村地区通电率达到100%，高于87.2%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国民身体素质全面增强，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我国国民身体素质显著增强，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期寿命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较2000年提高5.3岁，分别比世界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4.1岁和1.4岁。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2018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7.4‰，较2000年降低22.7个千分点，分别比世界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21.5和3.4个千分点。孕产妇死亡率降至较低水平。201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2000年的59/10万下降到29/10万，显著低于世界211/10万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7/10万的平均水平。
国民文化素质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中上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人民对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预期受教育年限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高于12.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较2000年提高4.3年，为同期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小学教育普及率明显提高。2019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42.8%提高到2019年的89.5%，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高到51.6%，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4000万人，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信息化生活日趋普及，形成全球最大互联网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网络强国、宽带中国、“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数字经济、“三新”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居民在享受信息化发展成果上有了更多获得感。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16.5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115.5部，高于106.4部的世界平均水平。网民规模不断壮大。2017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较2000年提高52.5个百分点，高于49.7%的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固定宽带用户规模达到4.1亿户，较2000年的2.3万户明显增加。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互联网在线购物等消费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我国快递行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635.2亿件，自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以来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45.4件，年人均快递支出535.5元，均保持较快增长。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已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2002年我国贫困发生率达到31.7%，高于25.5%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为数不多的贫困发生率超过30%的国家之一；2011年，我国贫困发生率降至7.9%，低于13.7%的世界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至0.5%，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目前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疫情冲击对民生改善的影响亟待克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促进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
本文主要国际比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07日 10 版）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1 11:09
国家统计局回应“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
2020年06月15日18:34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人民网北京6月15日电 （杨曦）今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针对最近社会热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一话题进行回应。付凌晖表示，这一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但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付凌晖介绍，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9》第171页有2013-2018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统计摘要2020》第59页有2014-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付凌晖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发展未有穷期。
“下阶段，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大力稳企业保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决战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付凌晖说。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2 16:50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石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0年5月16日
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今天，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公平地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已经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回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对分配正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追问，探求解决人类社会分配难题的思考路径、行动方案，是构建中国特色分配正义理论，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分配正义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分配正义，但他对分配正义的关注，与唯物史观的阐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贯穿其著作始终。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辩证的分析方法、高度的现实关切而与众不同。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分配不正义的拮抗、抨击和批判，又在应对各种挑战中不断发展，并逐步成熟。
分配从属于生产，生产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抽象、单一地谈分配而忽视生产不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而分配则是社会再生产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是根本错误的。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得从研究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特别是生产方式开始；那些“只问分配不问生产”，企图通过变革分配方式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是理论重心。在厘清分配和生产的关系之后，需要继续追问：资本主义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和这种生产分配的机制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由此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配的前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社会的分配制度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言外之意，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分配非正义的直接诱因；其现实根源则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唯有实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分配正义。
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地建构出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与按需分配。他批判了拉萨尔派的相关论点，并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残留着诸多旧社会的痕迹，劳动也还是谋生的手段，因而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由表面的平等掩盖了由偶然天赋和负担不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极度丰富，以及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劳动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终极归宿。分配正义旨在合理分配人的利益，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劳动时间、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重申生产力的提升是妥善解决各种分配问题的根本前提，倡导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全面发展自己，实现社会劳动的普遍化、均衡化。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不管是批判资本主义分配的非正义性，还是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都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征。
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马克思用“批判的正义”，从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乃至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他常常用“盗窃”“抢劫”“掠夺”“榨取”等术语，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财富“盗取”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他把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视为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在《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他批判了蒲鲁东永恒正义观、拉萨尔式“分配正义”等小资产阶级正义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马克思还“建构”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建构性，成功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他设想的未来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不难发现，他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社会分工固定化的批判，他关于按需分配的思想是对物的统治下、人为物所奴役的生存困境的批判，他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思想是对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私有制的批判。
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强调哲学与现实结合，认为正义应当为实践服务；它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呼吁改变社会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状况，从而呈现出现实性的特征。然而，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不仅呈现出现实性特征，还带有理想性的特征。这一理想性特征表现在：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历史分析和道德评价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财富增值方面的重要贡献，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另一方面，他又从道德的视角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怒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与传统的道德学家单纯从抽象的正义层面对资本主义所展开的道德批判不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非道德批判中展现出严谨的历史逻辑，实现了历史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统一。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下中国的分配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遵循。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需要引入分配正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者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指向，就是要创造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这里的需求是具体、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要在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进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资源，提供物质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杠杆作用，提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引导人们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并充分彰显个人潜能，在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稳健、长效、持续发展。
促进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结合，进一步凸显劳动的重要作用。由于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和有效的约束手段，实践中按劳分配制度易被弱化，劳动力要素易被边缘化，造成初次分配中技术、管理、土地、资本等要素比重过大，甚至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加剧贫富差距问题。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健全并优化工资增长机制，适当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打破行业垄断，制定完善严谨且具备良好可行性的激励机制，尽可能地保证收益和付出成正比。
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倡导“共享发展”理念。如何将经济发展的惠利普及于每一个民众，如何增强广大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归属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马克思曾指明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共享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享发展”理念既是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解决当下收入差距悬殊现实困境的关键举措。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时，要遵循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逻辑路径，深化政治、经济、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政策，推动精准扶贫，促进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享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2 16:52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2018-12-13 07:05:41 来源： 经济日报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住房领域发展综述
“民以居为安。”住房，牵动着亿万城乡居民的心。居住条件的改善，成为衡量生活条件改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显著增大，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及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也让许多住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住房，也是每一个家庭安居乐业，生活和美的承载空间，人们在属于自己的住房中，与家庭成员一道，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画卷。
面积更大品质更高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1984年，城镇居民居住公房的比重为88.2%，居住自有房的比重仅有9.4%。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住房较为普遍的现象。
老家在四川省新津县的杜洋出生于1985年，他对住房的第一个记忆，是靠近山脚下的县城平房，居住条件相对简陋。他还清楚地记得，1991年母亲单位福利分房，举家搬进了楼房，居住在6层楼房中的第3层，尽管这套房子面积不是很大，但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比之前方便和干净了不少。大约10年前，全家萌生改善居住条件的想法，父母凭多年积蓄购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三室两厅，新房子更加宽敞，一家人住得更舒心。
后来，杜洋离开家乡上了大学，工作生活在成都，他如今居住在成都的一个现代化小区中。可视化对讲机，摄像头、自动防火装置等现代化设备，也让如今的居住生活更加便捷和安全。
数据显示，1981年全社会竣工住宅面积6.9亿平方米，2017年达到15.5亿平方米。1981年至2017年，全社会竣工住宅面积473.5亿多平方米。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1978年增加30.2平方米。如今，新建住宅种类丰富多彩，既有普通住宅、公寓式住宅，也有高档住宅、别墅，等等。不仅有低层、多层、小高层，还有高层、超高层等。
与此同时，城市乡村各种新建住宅小区和谐美丽，园林绿化率更高，配套设施更加全面先进便利，小区管理更加有序，人们在住有所居中享受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从房改到“房住不炒”
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百姓住的变迁，1998年前后住房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节点。自那时起，我国从过去靠住房实物分配，进入到了全面培育住房市场化的新阶段。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场的形成、发展、壮大，对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改善居住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品住房市场的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住房供给，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然而，在相当长时间里，住房供给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需求大，房子少，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中，供需矛盾尤其突出。
房改以后，我国住房市场是伴随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逐步发展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为住房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房住不炒”的定位之下，调控逐步显现成效。当前，各地坚持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强化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不可或缺。长时间以来，我国解决居住问题存在重购买轻租赁现象。“租购并举”提出后，各地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相信未来住房租赁市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保障房共圆安居梦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越来越多城市居民通过购买商品住宅，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有一些住房困难群众没有住房，或者居住条件很差，居住在年久失修的棚户区中。2007年前后，我国开始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公租房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经有1000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
城市棚户区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
10年间，1亿人受益于棚改——2008年至2017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帮助约1亿人“出棚进楼”。其中，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6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居住条件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房子也越住越宽敞。家住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钓鱼台村的李俊龙今年55岁了，在2010年时，全家人搬出了破旧低矮的平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二层小楼，上下一共六间屋子，白色的外立面，格外气派。李俊龙说，在他们村里，他家的新房盖得并不算早的。现在生活好了，村里的人们都想着改善居住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尤为显著。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1978年增加了38.6平方米。从2008年开始，我国推动农村危房改造。截至2016年底，全国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300多万户。2017年，我国提出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重点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农村人居环境也迈上了新台阶。近年来，我国大力整治农村环境，农村脏乱差状况明显好转，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底，91.3%的乡镇实现了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17.4%的村生活污水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2 22:35
习近平向“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2020-10-12 19:00:29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在中国国家扶贫日和国际消除贫困日即将到来之际，“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今天在福州开幕，我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强调，当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严峻，迫切需要包括各国政党在内的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和平稳定，加快推动全球减贫进程。希望与会嘉宾通过交流经验、总结规律，共商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增强战胜贫困信心，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总统根哥布，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姆南加古瓦，中非共和国团结一心运动创始人、总统图瓦德拉，马拉维大会党主席、总统查克维拉，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苏里南进步改革党主席、总统单多吉等通过书面或视频方式致贺，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一致认为各国政党应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国际减贫合作。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400位政党代表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媒体驻华代表、智库学者等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完）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10-13 15:52
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
时间:2020-10-13 07:4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为全球众多富豪提供咨询服务的瑞银（UBS）和普华永道（PwC）12日在上海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该报告称，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再创新高。截至今年7月底，亚太地区以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人数（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多的地区；其中一半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
据中新社报道，报告指，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翻了一番，他们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三倍。到今年7月，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已达到2189名，而2009年底为969人。截至今年7月底，亿万富豪财富总额达到10.2万亿美元（13.81万亿新元），升至今年资产价格V型反弹后的新高点，并超过了2017年底创下的8.9万亿美元的峰值。这一反弹由工业及科技领域的亿万富豪引领。
尽管受疫情影响，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仍持续增长，并创下新纪录达到415人，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新增人数为全球最高。2018年至今年7月底，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71%，达到1.7万亿美元。在中国的亿万富豪中，98%为白手起家（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占到60%，美国为72%）。在去年和今年，中国最主要的财富驱动行业是医疗健康、材料以及娱乐和传媒。在娱乐和传媒行业中，网游是增长趋势最明显的子行业。
普华永道中国银行、证券和资管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秦政认为：“冠病的风暴加速了经济向数字化的转型，利用新兴技术的创新者和颠覆者将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亿万富翁当中也有两极分化。普华永道中国银行、证券和资管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秦政指出，受疫情影响，今年前四个月，亿万富豪的财富下降5640亿美元。亿万富豪的人数减少43人。与此趋势相反的是，医疗保健行业亿万富豪的财富在此期间增长10.2%。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也使科技和工业行业的亿万富豪的财富分别增长了0.8%和4.8%。
相较之下，材料和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豪损失最大，其财富总额分别下降17.8%和16.6%
此外，为应对疫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球亿万富豪的捐赠力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今年3月至6月，约209位亿万富豪公开承诺了总额达72亿美元的捐赠，其中美国亿万富豪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和印度。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2-4-28 12:24
柳金财：中国全面脱贫的虚实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柳金财
2022-04-28 05:00
中国将贫困线标准设定在低收入国家水平，跳脱中国早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事实。如此采取“双重偏低”的贫困线标准，导致社会真正处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生活状况，恐不符合“全面脱贫已取得胜利”的论断。
今年4月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开展研究的《中国减贫40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以2010年国家贫困标准计算，从1978年到201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0.6%，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7.65亿，贫困发生率平均每年降低2.4%。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主政以来，将脱贫攻坚战摆在治国理政的关键核心，定位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宣告推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国务院曾于2021年4月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总结中国政府扶贫治理的努力，宣布已在2020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解决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及12.8万个贫困村摆脱“贫困”困境。据称这是党国首次在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
究竟中国扶贫攻坚战是全球贫困治理典范，还是虽宣告取得“全面胜利”，却是有所掩盖的“面子工程”呢？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在上级政府拟定“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又将层层指标项目分解到下级政府施政。
中国地方官员由于处于政治职位锦标赛过程，选拔来自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而非来自公民直接选举，因而往往造成“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员”现象，地方竞争无论是经济增长或公共服务，往往流于相互攀比，甚至会形成“虚假数据”及“虚假政绩”。
首先，有关中国精准扶贫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典范的争论。以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贫困人口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中国政府宣称这是人类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扶贫历程。中国实现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不断增进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展现出人民至上的情怀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前述《报告》提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二、针对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从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党国合力，到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政策，中国政府宣称其扶贫开发道路，已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其次，中国设定贫困线标准偏低，是否全面脱贫尚有待商榷。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称：在建党100周年重要时刻，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的“脱贫讲话”中提到脱贫的“现行标准”，具体定义并未明确界定。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定义：“按2010年的标准：即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生活水准2300元（2010年不变价，人民币，下同，约483新元）”。中国农村贫困线从1978年开始仅调整过三次，即在1978年、2008年及2010年。
设定脱贫标准偏低
中国长期采用“调整基期贫困线法”，然在2015年、2020年两次本应调整基期年度，却未调整，若依据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中国脱贫标准应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显然，中国设定的脱贫标准过于偏低。2020年人日均收入只有1.73美元，远低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1.9美元（约2.61新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对贫穷线的定义是依据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分类，2015年低收入国家的贫穷线定在日均1.9美元；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标准是日均3.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为日均5.5美元。
其次，“双重偏低”掩盖贫困线以下真实民众生活样态。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1万美元，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若按照国际标准每日5.5美元标准计算，中国尚有2.23亿贫困人口，居世界贫穷第二位，仅次于印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9%。2015年、2020年原本应调整贫困线基期，中国却未调整，导致原设定贫困线标准偏低。况且，中国将贫困线标准设定在低收入国家水平，跳脱中国早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事实。如此采取“双重偏低”的贫困线标准，导致社会真正处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生活状况，恐不符合“全面脱贫已取得胜利”的论断。
再者，习近平时期农民收入虽增加，但增长率却低于胡锦涛时期。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自2004年起18年来，中国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从3027元提高至1万7131元。农村居民收入每年11.5%年增率，高于城镇居民10%年增率。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2015年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年均1000多万人脱贫。
农村贫富差距仍大
2004年至2012年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率是13.6%，农民收入从3027元增至8389元；2013年至2020年习近平主政期间，年增率仅为9.4%，农民收入从9430元提高至1万7131元。胡锦涛时期农民收入年增长率，反而比习近平时期更高。中国城乡差距与基尼系数，虽有缓步下降，但都还在联合国定义中属于“高”的位置。农业省份的农村基尼系数，除山西省外均未下降。
最后，贫困地区年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地区，但中国脱贫标准仍低于国际水平。习近平主政后加强扶贫力度，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开展“脱贫攻坚战”，并在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揭示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保障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保障）；在国家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及贫困县全部摘帽等目标。2021年，党国宣称已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在中国国家扶贫政策下，宣称贫困人口不但收入增加，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获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万2588元，年均增长高达11.6%，增速甚至比全国农村多2.3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脱贫户每年纯收入要达4000元水平。然自2011年起，世界银行把绝对贫困线定为人均日收入1.9美元（约12.31元人民币），也即年收入693.5美元（约4493元人民币）。从金额上检视，中国所指的全面脱离绝对贫困，尚未达到国际标准。但相较于2012年，2020年国家贫困标准与国际水平已持续拉近。
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虽有成长，但贫富差距仍大，不平等现象并未有效解决。2019年中国仍存在高达0.46以上的基尼系数，对比联合国对贫富差距的定义，仍在“高”的位置；就此而论，模糊不清的贫困定义、自降贫困线标准及高比值基尼系数，显示所谓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实有待进一步厘清。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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