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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科技脱钩启抗美救国大业// 重建2弹1星社会主义科研体制 习 [打印本页]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1 22:00
标题: 科技脱钩启抗美救国大业// 重建2弹1星社会主义科研体制 习
(受权发布)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09-11 21:25:23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9月11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分别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涉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有在华工作的外国科学家。
  刚才,大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吸收。下面,结合大家的发言,我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一是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支撑。二是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三是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加快科技创新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二、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第一,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多次讲,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农业方面,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一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工业方面,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能源资源方面,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水资源空间分布失衡,带来不少问题。社会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第二,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对科技创新来说,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两弹一星”成功,有赖于一批领军人才,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我们有大批科学家、院士,有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要有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用。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组,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要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持续不断坚持下去。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第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要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要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要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
  第五,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转变政府职能是科技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很多产业链供应链都需要科技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只能是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政府要做的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要加快推进科研院所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要整合财政科研投入体制,改变部门分割、小而散的状态。对大家提出的加强科技力量统筹问题,我们将通盘研究考虑。
  第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一方面,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夯实国际合作基础。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当前形势下,要务实推进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开展药物、疫苗、检测等领域的研究合作。要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共性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要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
  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去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这里,我重点强调一下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关注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相信,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1 22:08
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0-09-11 20:45:45 来源: 新华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强调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见。他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峰。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等7位科学家代表先后发言,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发言的每一位科学家都进行了交流,深入探讨一些重大科技问题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问题。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的发言,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习近平强调,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持续不断坚持下去。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习近平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关注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陈希、黄坤明、万钢、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科学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1 22:19
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完全脱钩吗? © AP Photo / Kin Cheung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政治
19:23 2020年09月11日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0 50
中美停止相互协作,将给双方造成重创。现实的可能性是,中国正在研发自己的支付、债务和其它与现有体系不兼容的系统。基辛格研究所威尔逊中心研究员罗伯特·戴利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极端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将遵循自己的技术标准。这意味着,包容的世界金融和技术体系将不复存在。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终确定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地位,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建立起美元作为国家间结算主要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主流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发动机:从以美国技术为基础的世界互联网到微电子产品。70年代,《专利合作条约》开始生效,作为统一系统,为缔约国各自提交发明专利保护申请提供了保障。直到2019年,美国一直是专利数量的领先国。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了竞争对手。由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秩序确立。

但之后,长期秉承邓小平“韬光养晦”遗嘱的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越来越多的野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专家统计,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正面态势和美国的负面态势,到2028年,中国或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很多技术方向,中国已经超越美国: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国家。在5G、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智慧城市”领域,中国已经进入领先行列。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代表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主席。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内的代表处数量也在稳定增长。更为重要的,中国公司开始占领世界市场,而且是占领美国公司传统上一直发号施令的市场。2020年初,美国下载最多的软件不是脸书,而是抖音。对美国50多年通讯运营商来说,没有华为设备是无法想象的事情。2020年下半年,中国公司几乎募集了世界一半的股份资金。

如果对美国制裁中国的情况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制裁针对的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上拥有重量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科技公司占领世界市场,美国对其实施制裁;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创纪录地IPO,美国制定新的财务规则,以限制中国公司上市。当然,制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可以看出,华盛顿打击的是中国开始对美国形成竞争的领域。

罗伯特·戴利写道,中国不想与美国搞对抗,也不想与世界第一经济体完全分离。但是,如果局势进一步激化,北京将不得不应战。届时,中国将创建自己的替代国际金融机构、支付系统,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和标准。这将导致极化,其它国家将面临选择:在两大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中选其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悖论在于,中国自身并不寻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也未试图将自己与世界其它地区孤立,但美国在迫使中国自卫,采取应对措施。

她说:“我认为当前防御性更强于隔离性(即存在两个体系),包括华为宣布打造鲲鹏新生态,也是一种防御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意在脱钩。所以我想一个世界无论是两个制度还是两套标准,都是一种防御,还没有达到脱钩的程度。毕竟没有人知道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目前都只能静观其变。所有国家都在做得防御或选择行为,我认为也都是暂时现象。中国既没有脱钩,也不准备脱钩。因为世界是一体的,彼此不可能完全脱钩。我个人认为当前更多地是重构,各国间应当相互承认对方,毕竟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还是希望在全球化下进行国际合作,当然,存在博弈也是正常的。”

尽管听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如果美国采取遏制中国的路线,似乎还是晚了。当然,短期内,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阻滞中国某些公司的发展:华为将面临困难,字节跳动也将损失惨重。但总体上,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技术手段,以创建替代系统。作为对禁止使用谷歌产品的回应,华为已经研发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中国准备向世界提供自己的类似新IP协议的技术标准。

最后,中国准备积极参与制定全球人工智能、个人数据保护和网络空间管理的道德规则。近日,中国外长王毅提出有关全球数字安全和数据完整八项倡议。因此,完全有可能,美国人很快将不得不动脑筋,考虑的并非是如何遏制中国,而是怎么才能不置身事外。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1 22:35
中国芯片制造商欲摆脱美国技术 © AP Photo / Vincent Yu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科技
13:13 2020年09月11日(更新 13:14 2020年09月11日) 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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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制造商希望保护自己免受美国制裁。中芯国际(SMIC)和长江存储科技正在研究用国产设备替代美国设备的可能性。早前,美国政府曾宣布,不排除对SMIC实施类似针对华为那样的制裁。
中芯国际是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不久前,公司筹集了创纪录的78亿美元投资款,用于发展生产。暂时,中芯国际的产品从技术性能看,还落后于先进芯片:中芯国际使用的是14纳米制程技术,而台积电和三星生产的是5纳米芯片。芯片越薄,其性能和能效就越好。但不管怎样,14纳米芯片还是有竞争力的,很多中国电子制造商正使用中芯国际的产品。其中,华为集团在美国实施制裁后,开始从SMIC大量购买芯片。中芯国际宣布,华为占公司总订单的20%。

问题在于,即使是14纳米制程技术,SMIC和世界其它芯片制造商也依赖于美国技术。比如,芯片设计所必须的软件,都是美国的,其中有楷登电子(Cadence Design Systems)、新思科技(Synopsys)和Ansys软件。芯片生产设备,也都来自美国,其中有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KLA和ASML公司。由此,中芯国际对美国针对华为的二次制裁相当敏感,因为美国禁止中国电信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美国的技术。此外,美国政府不久前宣布,商务部可能将SMIC纳入黑名单,并对其实施直接的类似制裁。给出的理由是,SMIC似乎在和中国军工综合体合作。此消息传出后,公司市值骤降20%。

毫不奇怪,在此情况下,中国芯片制造商在努力降低对其它国家的依赖。此外,中国政府多次提及,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基础科学技术。中国制定任务,在2025年前,实现芯片和半导体70%的自我供给率,到2030年,实现该领域的完全进口替代。为此,2014年就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这家“庞大的基金”已经累计了300多亿美元。基金的资金,其中有用于支持本国的设备生产,比如北方华创、中微半导体设备、华海清科、盛美半导体设备和上海微电子设备公司。据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微电子公司承诺,到2022年,可供应生产28纳米芯片的设备。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许粲昊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这个任务过于野心勃勃,几年中建立自己的最新一代芯片生产基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说:“如果是40nm或者一些更古老的技术,我认为中国企业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就5nm等先进技术而言,恐怕短期内完全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还是非常困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国一直以来对半导体产品的研发相对而言是比较落后的,这实际上是多个产业链的问题。”
暂时,即使是生产28纳米的芯片,中芯国际也仅能保证自有设备和技术的20%的自我供给率,其它的,如果不是从美国进口,也是从日本、韩国或欧盟进口。甚至,即使不是美国设备,也是在使用美国的技术。专家指出,鉴于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基地,但几乎是从“零”开始,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他说:“比如荷兰ASML的光刻机,其激光源也是来自美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在某一方面达到国际顶级水平,这是很难实现的。而我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欠缺半导体最先进的工艺技术。目前我国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为半导体和芯片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同时还大力扶持科研项目。不过若要达到国际第一梯队的技术水平,我认为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毕竟这至少是一个中期的过程,包括欧美国家和日本的研究也已经持续了40-50年。若说两三年就能赶上最高最前沿的水平,我想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中国能够生产世界规模创新产品的制造商,暂时也依赖外国供应组件。今年春季,长江存储科技公司创制了128层3D NAND闪存芯片原型。这种芯片,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批量生产。然而,长江公司还是依赖于国外供应,担心与美国关系搞坏。因此,长江存储科技和华为一样,都在增加库存,哪怕让配件能够用上一年时间。目前,中国高科技产品制造商,正试图通过供应商多元化来解决实质问题。但是,如果假设与美国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对抗状态是长期的,那么需要考虑,将来如何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以及经济和技术安全。

中国不吝惜资金,去发展技术。为此目标,计划到2025年前,投入1.4万亿美元。几十年前,中国仅生产廉价的消费品,但现在,已在生产汽车、电信设备和计算机。它们已经对日本、欧洲和美国制造商构成实实在在的竞争。很难评估,中国需要多少时间去创制自己的半导体技术。中国政府免掉半导体领域公司的利润税,而且一免就是10年。看来,所期待的是,中国需要10年时间,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有竞争力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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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美国如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华为的处境会更艰难 © AFP 2020 / NICOLAS ASFOURI
经济
18:31 2020年09月07日(更新 19:06 2020年09月07日) 缩短网址
作者: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北京分社)
0 182
据路透社消息,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中国资深互联网观察家刘兴亮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么美国这是以国家安全作为借口来搞“数字霸权”,而华为的处境很可能会因此雪上加霜。
报道称,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以确定是否针对中芯国际采取行动。这将迫使美国供应商在向中芯国际发货之前需要寻求特别许可证。

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消息称,虽然五角大楼官员没有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原因,但另一位美国官员和两名消息人士则称,美国政府正在评估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对此,中芯国际微信公众号9月5日发布声明称,中芯国际自成立以来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重要成员,其产品及服务皆用于民用和商用,从没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任何关于“中芯国际涉军”的报道均为不实新闻。中芯国际愿以诚恳、开放、透明的态度,与美国各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交流,以化解可能的歧见和误解。

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接连被美国打压,而这次美国为何选择对中芯国际下手?中国资深互联网观察家刘兴亮在解释原因时说:

“芯片是一个国家科技与实力的象征,是在科技硬实力方面的龙头领域,所以美国要瞄准这个领域。而中芯国际又是这个领域的龙头,所以他们就会把中芯国际作为打击的对象。”
刘兴亮表示,如果美国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那么无论对于中芯国际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华为,都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他说:“首先,对于中芯国际来说,芯片这种技术需要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报道说,台积电已经在准备量产3纳米左右的芯片。而中芯国际本来就落后于台积电,如果现在又从原材料上被卡住,那追赶先进工艺、先进技术的脚步必定会缓慢下来很多。其次,华为现在已经把大量的订单从台积电转到了中芯国际。如果现在也卡住中芯国际的‘脖子’,那华为这样的企业在未来真的就会很艰难。”
“特朗普政府考虑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的这一消息引发网友强烈关注。截至目前,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突破3.4亿。网友们在指责特朗普政府无理举动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这或许将成为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契机。

微博博主“雾哩雾哩”说:“为中国自主发展高科技又添了一把火。哪里有打压,哪里就有反抗,美国的行为不仅仅涉及中国,也让世界对此产生了许多看法。如果换做他国,美国是否也会无区别对待?这毫无意外地也加速了各国对自主研究科技以及去美依赖化的脚步。”

微博博主“非多”说:“对中芯国际未必是坏事。美国铁了心要掐死中国芯片顶端企业,只好我们自己想办法自救了。踏踏实实从基础软件和半导体设备材料开始补短板吧,不把芯片半导体全产业链拿下来,誓不罢休。”

路透社介绍称,中芯国际仅次于该行业的市场领导者台积电,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也是华为的芯片供货商之一。业内消息人士称,包括LAM Research(泛林集团)、KLA Corp(科磊半导体)和Applied Materials(应用材料公司)等供应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美国公司可能会因此举受到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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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裁能阻碍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生产国吗? © AP Photo / Wang Quanchao
经济
21:06 2020年08月28日(更新 21:12 2020年08月28日) 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0 391
中国今年进口3000亿美元的芯片和微电路。这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魏少军在世界半导体会议期间宣布的消息。据他介绍,所购芯片中的一半,随后作为成品从中国出口。
中国已连续三年是世界的最大芯片和微电路进口国,购买量要高出原油。中国是世界主要电子产品生产国,相应地,对芯片的需求相当旺盛。

芯片生产是相当复杂的技术过程,只有少数国家有此能力,尤其是新一代的7、5纳米芯片。芯片越薄,性价比越高。世界上只有少数公司有此技术,比如台积电(TSMC)、三星(Samsung)和联发科(MediaTek)。

一些必要的芯片生产技术和软件,只属于美国一个国家。比如,芯片设计软件都是美国的:楷登电子(Cadence Design Systems)、新思科技(Synopsys)和Ansys软件公司。芯片生产设备也来自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KLA和ASML公司。 再有,芯片生产与化学工业密切相关,要知道,该领域必须得到原料的保障。在此方面,似乎也是被美国的3M公司和陶氏杜邦(陶氏杜邦)等公司垄断。

多年时间里,国际劳动分工和供应链全球化是形成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则。中国能做的最为有效的是最终生产和电子组装,美国供应半导体。大家各得其所。最终,中国建起世界上最好的电子产品生产基础设施和生产链,美国拥有世界最佳研发潜力和半导体生产伴生工业原材料基地。
但特朗普在其选举过程中承诺,让此前外包给其它国家的生产返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中美两国启动贸易战。中国几乎所有产品被施加关税。尽管如此,国际协作并不急于将生产从中国迁往美国或其它国家。比如苹果公司,犹豫不决地试图将一部分老款产品生产迁到印度;微软和谷歌分别盯着越南和泰国。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完全取代中国。原因在于,多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建起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生产链条,可优化成品的生产过程。

特朗普为遏制中国公司,推出措施,限制中国公司获得技术。比如世界市场上最为成功的中国华为公司,特朗普几乎断掉这家公司获得芯片和微电路的可能性。特朗普最近的命令,禁止向华为供应任何组件和芯片,如果其生产中使用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生产中,几乎总要用到芯片。这意味着,华为实际上被排挤到供应链之外。

他说:“这对于华为而言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美国的制裁从华为不能使用美国的软件芯片或者任何其他设备,到目前所有华为的供应商都不能向华为提供零部件,相当于给华为断供。众所周知原因,就是在工业4.0的时代中,中国作为非西方和美国的盟友,甚至非宗教性的国家,开始参与规则的制定。而工业4.0的核心是5G,其中华为又是技术领先企业,如果使用华为的设备,那么美国在自己的军事联盟体系中将无法监控盟友,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势必要全方位围堵华为。另外,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也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日本等美国的盟友,所以对华为的考验确实非常严峻。”
特朗普的强硬制裁措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均造成了影响。去年,为制裁华为,特朗普开始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国伙伴搞合作。由此,华为开始转向其它国家供应商。比如,去年从日本供应商的购买量增加了50%多。华为在台湾MediaTek的订单增加了300%。中国公司似乎预见到事态的不良发展,努力建立必要的半导体组件储备。2019年,华为芯片购买量达234.5亿美元,比一年前多出73%。台积电作为华为的主要芯片合同厂家,收入增长了28%。

美国公司因特朗普所作所为而受损。2018年,华为从高通(Qualcomm)、英特尔(Intel)、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Inc)和博通公司(Broadcom Inc)购买了130亿美元的芯片。目前,这些公司和世界其它公司一样,与华为合作几无可能。很难预测,该领域失去这样的大客户将损失多少。
短期看,很难说中国能够实现该领域的进口替代,对中国公司来说,美国的制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但长期前景,美国目前的行径,已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依托外国科技的立场。专家王义桅这样认为。

他说:“美国当前有自己的联盟体系,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客观现实难题。短期内中国恐怕很难实现技术独立性,毕竟需要多年的积累。但是美国不断地断供、制裁和长臂管辖,只会逼迫中国加速实现自主,长远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中国制定的任务是,到2025年前,实现芯片和半导体需求70%的自我保障,到2030年前,该领域完全实现进口替代。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1 22:38
环球网:美空军军机、海军军机同时前往南海侦察,一架加油机前往黄海活动United States Air Force/ Public Domain /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Northrop Grumman E-8 Joint STARS
军事
22:12 2020年09月11日(更新 22:14 2020年09月11日) 缩短网址 0 01
据环球网报道,9月11日,美空军1架E-8C“联合星”战场监视与指挥机(AE1492)、美海军1架EP-3E电子侦察机(AE1D8A)前往南海侦察。

另外,美空军1架KC-135T加油机(AE07AA)前往黄海活动。通常,加油机不会单独行动,推测在这一空域侦察的可能是关闭了应答机的RC-135S导弹监视机。
对于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活动频繁、军机在沿海高频度抵近侦察等情况,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8月27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近期,美方加大对华挑衅施压力度,对此我们的态度清晰明确:一是反对,二是不怕。美方一些政客在大选前为了一己私利,极力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甚至妄图制造意外事件和军事冲突,这种行径置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危于不顾,置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世界人民和平诉求于不顾,是极不得人心的。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奉劝美方一些政客认清现实,保持理性,停止挑衅,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01:04
俄国防部:俄方邀请七国参加“高加索-2020”军演 © AFP 2020 / VASILY MAXIMOV
军事
23:34 2020年09月11日(更新 23:35 2020年09月11日) 缩短网址 0 1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9月11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中国、缅甸、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和伊朗发出“高加索-2020”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参演邀请。

他在面向各国驻俄武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已邀请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中国、缅甸、巴基斯坦派员参加陆军部队联合行动演练。已邀请阿塞拜疆和伊朗参加里海阶段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表示,演习将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指挥机关制定一定军政条件下的作战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多国部队执行联合打击行动。

福明说:“计划举行大规模火力打击条件下陆军、空军和防空部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力量行动演练以及旨在歼灭假想敌的进攻行动演练。”

演习9月21日至26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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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首批参加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官兵奔赴演习地域 © AP Photo /
俄中关系
16:51 2020年09月11日缩短网址 0 4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方首批参加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官兵9月11日乘运-20运输机奔赴演习地域。
据央视军事微信公号消息,中方首批参加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的官兵11日从甘肃酒泉某军用机场乘运-20运输机奔赴演习地域。

消息称,此次演习,参演人员、装备全部依托运-20大型运输机,实施点对点远程空中投送。参演第一梯队人员从酒泉某军用机场乘坐2架运-20运输机出发,经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通关,空转至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某军用机场。

首批人员9月11日到达后,将根据中俄磋商达成的共识先期展开有关工作,为后续中方参演部队的到来做好协调保障。

据了解,继2018年俄罗斯“东方-2018”战略演习、2019年“中部-2019”战略演习,解放军已经连续三年参与俄军年度战略演习。

据中国国防部网9月10日消息,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国军队将派员赴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参加于9月21日至26日举行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携部分轮式装备及轻武器,使用中方新型运输机实施投送,主要参与演习机动防御歼敌、联合火力打击、立体突入围歼、稳控战场局势等阶段演练。参加此次演习的还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伊朗、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军队。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01:09
王毅:上合组织应坚决防止世界重回“丛林时代”
2020-09-10  外交部网站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时表示,今天的美国正在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应坚决防止强权政治把这个世界拉回到“丛林时代”。
  王毅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各国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中小国家的立国之本。但遗憾的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执意奉行本国第一、本国优先,大搞单边行径,不断退群毁约,不但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还把谋取一己私利建立在损害别国正当利益的基础之上。今天的美国正在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王毅强调,上合组织应始终站在多边主义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边,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坚决防止强权政治将这个世界拉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坚决遏制单边霸凌行径阻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13:51
“中科院近百人离职”的事前事中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0年07月24日 07:35:58
来源:澎湃新闻




安徽合肥西郊蜀山湖畔的董铺半岛,通常被称为“科学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下称合肥院)的所在地。不足3平方公里的岛上气氛静谧,大多数时候低调得像是与世隔绝。但这里是尖端技术的孕育地,拥有可控核聚变、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实验装置。

除非有重大科研成果发布,普通大众以往对科学岛鲜有聚焦。但近日一则“中科院下属单位90多人集体离职”的消息将科学岛推至风口浪尖,并引发国务院办公厅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赴合肥调研。一次性大批量辞职事件为何发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多方采访并前往科学岛实地探访,梳理并还原离职事件及其发生前后的种种值得关注的迹象与诱因。

澎湃新闻从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专项工作组目前正在合肥院就离职事件对该院处级以上干部展开深入谈话,进行全面调研。

另有一位合肥院院办综合处工作人员7月23日对澎湃新闻表示,在联合工作组的调查中,院方正在提供相关的证据、数据和事实,“离职人员也要全部回来接受调查”。该人士称,进驻的调查工作组这几天工作强度很大,“晚上也会接到工作组提出的调查需求”。至于相关事件是否属于正常离职,正在调查中。“相信高规格工作组会给公众一个最真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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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院核所,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由澎湃新闻记者陈凌瑶现场拍摄

集体离职事件的几块拼图

集体离职究竟是一时意气还是早有预谋?

日前报道《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多名科研人员“出走”》的中国经营报称,集体辞职事件的导火索,是院方强制为核所更换保安,核所科研人员认为自身权益被侵犯。院方人员与核所人员发生了激烈冲突。

经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多方调查,90多位离职人员均出自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下称核所)。更换保安引发的冲突的确与集体离职发生在同一天(6月15日),但无法断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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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报道中的6月15日冲突现场视频截图

一位接近核所的合肥院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透露,与合肥院内其他研究所不同的是,核所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指纹锁,也就是说院方人员即便拥有高权限的证件也无法通过刷卡进入核所,这引发院方不满,是两者潜在的矛盾。因此,当天院方聘请的新保安公司前来接管并更换门禁系统,确实引发了核所内部不满并产生冲突。

但值得注意的是,冲突发生后,“核所内部有员工开始煽动甚至挨个胁迫其他员工集体辞职。有些人签了,有些人误以为最终不会真辞职也签了。”该人士对澎湃新闻称。

双方冲突焦点由此转移。当天上午,院方陆续接到核所人员的离职申请后,态度强硬。当天下午即安排正常离职流程涉及的10多个部门赴核所集体办公,办理相关手续。在此过程中,未发生网络所传闻的院方围堵核所离职人员等事件。

据澎湃新闻了解,核所总人数在高峰时期曾达到四五百人,但这是将大量编外人员也计算在内的结果,目前总人数在一百多人。其中的人数差距并非全部由人员外流所致,在一些重大项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尤其是项目聘用人员)会出现自然萎缩。

合肥院核所集体离职事件令业内外愕然。一位其他高校的同领域科研人员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所认识的一位核所从业人员最近刚申请到大项目,在所内发展前景很好,离职意味着一切付诸东流,但仍加入了集体离职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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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到访合肥院核所内主楼时见到的门禁系统。一位保安人员称,其所在公司进驻时间不长,自己刚被调过来。“是院里面聘请的,(换安保)大概有一两个月了。”

7月22日下午,一位仍在职的核所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换保安和90多人离职应该没什么关系。”他表示这90余人已经不再来核所上班。但颇为蹊跷的是,离职事件发生后,所里确实发生了网传的数据被删事件,“不知道是谁删的,我们办公室有数据被删,是日常办公的一些数据,具体不太好说。”

此外,另一名合肥院人士也对澎湃新闻提及了数据被删细节,“据说一些中子源研究数据被删除了。”

有匿名知乎用户在网上爆料,“话说你们走了,你们在H所产生的科研资料理论上应该归H所所有,而不是H所的资料都归某团队所有,你们人走了理论上硬盘不得带走的,在H所配备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也不能带走(真相却是你们带走了一切,连没走人的科研资料前段时间也借全面归档归走了,留下来人的科研资料也是一堆比特数据)。”

如若确实有科研技术数据突然丢失,事件性质比单纯的人员流失更严重。对于上述网络说法,澎湃新闻仍在了解追踪中。

在澎湃新闻尝试与多位此番离职的核所人员取得联系时,对方均拒绝了采访。

高压管理与院内改革

多位已从核所毕业、离开核所或与核所人员相熟悉的人士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核所独特的内部文化:高压管理。这种管理风格由核能安全技术所现任所长、2019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的吴宜灿带来。

吴宜灿长期从事核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据《中国科学报》此前一篇报道介绍,1999年,他回到安徽合肥科学岛组建团队。2011年,接到核安全所筹建负责人的任务。吴宜灿团队在中子实验技术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

吴宜灿

该报道称,吴宜灿拿过很多国内外的大奖,当记者问及哪个奖项让他印象最深刻时,他的答案竟是,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导师奖。“对自己来说,这是意义最特别的一个奖。”

核所特有的管理文化不光体现在以“防止泄露机密数据”为由的独立安保系统上,还体现在用物理隔离内外网、防水墙、科研资料均存储于内网。对于所内人员管理,吴宜灿历来颇为强势。

合肥院内临近核所的一家商铺管理者对澎湃新闻称,以前所内科研人员通常上班至晚上八九点钟,“一般晚上八点多钟吴院长会到各个地方去看看,也跟着加班,现在这个事情(集体离职)闹过以后,晚上很少看到楼里亮灯了。”

工作之余,吴宜灿最大的爱好是打排球,也热衷于让员工、学生进行排球训练和比赛来培养“团队精神“。核所内共建有三座排球场,一处分所的二楼就有一座室内排球场。2015年该所一则新闻稿显示,“‘开拓杯’排球联赛是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FDS团队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来自团队7个部门的160余名排球爱好者组成7支排球队。”

但这令所内很多基层员工及学生头疼。有知乎用户在网络社区评论称“工作是溜须拍马,杂务缠身,还要陪吴老板打排球,但是真正在科研上却一点助力没有,反而被所里各种刁难。”澎湃新闻了解到,这并非个例。

吴宜灿的这一风格也不乏拥趸。多年前,其团队承担ADS(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核能系统)时,他曾给核心员工直接发现金。

但核所特有的高度集中化的高压管理模式遭到合肥院院内大刀阔斧改革的现实冲击。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2月,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召开机关和支撑部门负责人视频工作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近期重要工作开展、谋划“十四五”及未来规划、推进研究院改革等进行了部署。院长刘建国强调了以改革促进研究院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他表示改革的目标是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高效率、扁平化,要打造专业化、职业型,敢于担当、有所作为的职能机关和服务机关,并按目标和使命统筹确定各个研究单元定位。

刘建国早年就职于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去年底今年初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副院长升任院长。

刘建国履新院长后在全院推行的所谓“扁平化管理”,在院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合肥院内其他研究所人士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院内改革导致一系列结果:包括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等3个所被裁撤,多个研究所原有的人事权、财务权被大幅上收,院方扣项目经费的20%(高于业内通常比例),多个所的所长对项目经费使用的审批权被削弱等等。

当这一系列改革与核所高度以吴宜灿所长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相遇时,双方激烈冲突的伏笔早已埋下,于是形成了6月15日当天的对峙及集体辞职。

有匿名网友6月12日在某论坛上对合肥院改革举措予以批驳时称,“据说岛上某新科院士正在谋划携团队百余号成员集体‘出走’物质院。”

澎湃新闻了解到,吴宜灿本人目前并未离职。

据核所官网消息,6月17日下午,也即在安保冲突和集体辞职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吴宜灿主持召开核安全所2020年中工作进展会,强调“核安全所作为合肥物质研究院的一员,将继续坚定支持研究院新形势下各项改革,要求全体科研人员继续保持疫情期间的科学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鼓励全所人员心无旁骛,继续在科研一线做好本职工作,做出出色成绩。”

两个月内密集成立的“安徽中科凤麟系”

据接近核所的合肥院人士介绍,吴宜灿近年来将很大精力投入科研产业化。在各类官方背景的活动中,除了中科院院士和核所所长,他常用的头衔还包括“中科凤麟创始人”。

发布在核所官网上的资料显示,中科凤麟始于1986年,主要从事先进核系统研发及相关安全技术研究,源于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已发展成为以中科瑞华、中科超精、中科超安、中科石金等公司为技术产业化平台,与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建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重点研究领域涵盖中子物理、先进裂变核能、聚变核能、核技术交叉应用等。

中科凤麟官网正在淡化与吴宜灿之间的联系。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用高级搜索在该公司官网全网搜索“吴宜灿”时,搜索结果中有多条资讯已无法正常打开(Internal Server Error),比如该网站此前转载的一些媒体对吴宜灿的报道,以及《吴宜灿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宜灿研究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等等。

澎湃新闻以“中科凤麟”为关键词搜索“天眼查”时,出现9家存在密切关联的公司信息。其中,有成立时间较早的安徽中科超安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0月成立,安徽哈德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66.67%、王芳持股22.22%、中科院合肥院持股11.11%,拥有中科凤麟商标),以及2020年1月成立的中科凤麟科技有限公司(由海美特(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持股)。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7家以“安徽中科凤麟”打头的公司,均成立于2020年5月26日至7月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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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至7月初,7家以“安徽中科凤麟”打头的公司密集成立

有传闻称,从核所离职的员工大概率将入职上述中科凤麟系企业,或是主要从事中子照相无损检测产品开发的中科超睿(青岛)技术有限公司。截至发稿,澎湃新闻暂未确认有近期在离职风波中离开中科院合肥院的员工入职上述企业。

另外,上述公司的股东与高管名单中均未出现吴宜灿的名字。安徽中科超安科技有限公司、近两个月内密集成立的“安徽中科凤麟”,法定代表人均为胡菊萍,此人同时担任上述公司的高管。

胡菊萍疑为合肥院员工。2018年7月该院的一则消息显示,7月16日至7月24日,合肥研究院科技发展处组织所属科研单元、转移转化平台中12名从事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为期9天的“中科院与合芜蚌第十期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培训班”。12名参训人员中包括胡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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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萍在中科凤麟系的任职情况(点击图片看大图)

7月23日下午,澎湃新闻来到与“中科凤麟”相关的一系列公司的工商信息注册地址。其中,在同样以胡菊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中科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6月18日由安徽中科超安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地处的办公楼中,一位自称该公司所在楼层保安的人士未否认胡菊萍在此办公,但当澎湃新闻记者提出与之见面对话时,该人员称需要提前与胡本人预约。

在最近密集成立的多家“安徽中科凤麟”系新公司的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55号,澎湃新闻未找到相关公司的办公场所。

据《财经》杂志报道,离职的科研人员有的去高校教学,有的自寻门路、另谋高就,也有人抱团创业。该报道援引一位核所人士称,还有一部分离职人员可能会入职中科凤麟,“吴所长之前在所里提过,大家想不想买房买车,想的话到我的公司来,大家一起来赚钱。但目前还没办入职手续,现在风声太紧。”

集体离职事件为何惊动国务院?

7月20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发布消息,日前,“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属某研究单元90多人集体离职”相关信息引发各界关切。中科院党组7月17日研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组,工作组于7月19日已抵达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开展调查工作。该工作组由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汪克强任组长,中科院机关相关厅局负责同志组成。

中科院官网7月21日消息,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听取中科院有关情况汇报,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近日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其下属研究所职工离职事件展开深入调研。

至此,“90多人集体离职”的事态已从网络关注陡然升级。

该事件为何会惊动国务院并派出专项工作组?这要从核所的重要意义和职能说起。(以下内容为核所官网资料截取)

据官网介绍,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是面向核安全与先进核技术相关领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的创新型研究所,目标是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安全技术基础研究基地、核能安全专业创新型高端人才培养中心、核电站及其它核设施安全技术综合支持平台及第三方评价机构。


依托核安全所成立了“中科院中子输运理论与辐射安全重点实验室”、“中子物理与调控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核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安徽省精确放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聚变核安全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被科技部任命为第四代核能国际组织(GIF)铅堆系统中方牵头单位,牵头组建了“国际小型铅基堆联盟CASLER”、“中国铅基堆核能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和“高端放疗产业联盟”等产业联盟,已建成先进核系统设计仿真综合实验平台、强流中子源与辐射技术综合实验平台和液态金属回路与材料技术综合实验平台等三大综合实验平台,科研设备总价值超过10亿元。

核安全所在IAEA及ITER国际合作计划、国家“973”/“86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项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重大项目牵引支持下,深度交融“研、学、产”,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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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核所集体离职事件已低调处理,涉事所长新添重要职务

2020年09月12日 07:34:38
来源:澎湃新闻







50多天之前一度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由国办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入驻调查的“中科院核所集体离职事件”后续如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针对此事,中科院已在8月份作内部低调处理。核所官网显示,该所现任所长仍为2019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的吴宜灿。

6月中旬集体离职事件发生后,澎湃新闻在7月的调查中发现,90多人集体出走中科院合肥院核所并非“更换保安”的冲突所致,而更接近于所、院矛盾激化的结果:核所特有的高压管理模式遭到合肥院内改革的冲击。吴宜灿是核所的灵魂人物,除了中科院院士和核所所长身份外,他将很大精力投入科研产业化,是技术产业化平台中科凤麟创始人。同时,中科凤麟与6月、7月内密集注册成立的一系列“安徽中科凤麟系”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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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宜灿值得注意的是,近半个月来,吴宜灿以院士身份出席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合肥院)内的重要会议,并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推介了其团队研发的“核电宝”。在近日被问及“核所集体离职事件”的调查进展及处理结果时,中科院合肥院院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以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透露。

据官网消息,9月3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召开第五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十四五发展规划。会上,合肥院副院长宋云涛宣读了《关于合肥研究院第五届学术委员会换届的通知》。“本届学术委员会由39位院内外专家组成,刘文清院士担任主任委员,李建刚院士、吴宜灿院士担任副主任委员。”

这是6月中旬90多名核所原员工在同一天集体提出离职申请之后,吴宜灿首次出现在公开的合肥院会议消息中。

与此同时,8月26日,合肥院网站还报道了吴宜灿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该消息称,“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吴宜灿院士团队与国家核安全局联合开展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相关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成果在《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20年第50卷第8期上发表。”

除了在院内参加重要会议并出任学术委员会重要职位,吴宜灿还参加了8月26日-29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的2020年反应堆物理会议,并发表演讲。

据中国核网报道,“8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宜灿在全国反应堆物理大会上发表学术演讲时提出了第五代核能系统(简称为“核5G”)的主要特征,认为其将成为未来核能的主要发展方向。……通过回顾核能发展历史并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吴宜灿院士提出并阐述了第五代核能系统的初步概念,认为‘核5G’将基于‘从源头确保核安全’的基本理念,未来会在多元化应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灵活性、亲近性、智能性’可能成为‘核5G’的重要技术特征。”该报道还称,“吴宜灿院士还介绍了其团队在超小型移动式先进核能系统‘核电宝’的研发概况,‘核电宝’是对‘核5G’的探索与实践……”

但业内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核5G”的说法有蹭热点之嫌,行业里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业内对于“第五代核能系统”也尚无成熟的概念界定和目标定义。

据澎湃新闻了解和梳理,从核能发电系统的历史演变与改进历程来看,核反应堆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代核电站为原型堆,比如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实验性核电站和美国的希平港原型核电站,其目的在于验证核电设计技术和商业开发前景;

第二代核电站为技术成熟的商业堆。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上陆续建成电功率在30万千瓦以上的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等核电机组,目前在运的核电站绝大部分属于第二代核电站;

第三代核电站为满足美国用户要求文件(URD)或欧洲用户要求文件(EUR)的核电机组,其安全性和经济性均较第二代有所提高。背景是为解决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的负面影响,核电行业集中力量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后果缓解进行了研究和攻关,上述用户要求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防范与缓解严重事故、提高安全可靠性和改善人因工程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代核能则具备更多优势,包括固有安全性高、经济性好、可持续发展、极少的核废物、防止核扩散。2002年,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选定钠冷快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超临界水堆、超高温气冷堆和熔盐堆六种最具发展潜力的堆型,组成第四代反应堆系统,中国在建的示范快堆、高温气冷堆都属于四代堆。

吴宜灿在前述行业学术会议上提到的“核电宝”,并不是常见的手机“充电宝”,究其本质就是小型核反应堆的一种。由于身型小、功率规模灵活,能用于供电、城市供热、工业供汽和海水淡化等多种功能,核电小堆的未来前景被看好,各大核电集团均有技术布局,但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建造和推广的前期阶段。

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报道“中科院将推出世界首台迷你核电宝”,但该消息当时就曾遭到质疑。


当时的报道称,“经专家组鉴定,由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设计研发的世界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铅基堆冷却剂技术综合实验回路’和‘铅基堆冷却剂氧测控技术’,实验能力和运行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化。”“未来,我国将率先推出只有集装箱大小的迷你型核电源装置‘核电宝’。”

“核电宝”并非如该报道所称般近在眼前,上述两项成果距离真正的商业化小型堆还隔着几十年的试验验证及工程化距离。

据澎湃新闻了解,吴宜灿团队的铅基堆冷却剂回路研究,更多是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DS)研究的衍生物。2016年9月,吴宜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一个迷你小型反应堆的建设,并将它命名为麒麟号‘核电宝’。”

但时至今日,未见该团队披露过铅基堆“核电宝”的实际建设进展。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13:58
在芯片“断供”日逼近时探访华为

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2020-09-1109:30《环球时报》社官方帐号,优质创作者




“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星光”

随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持续升级,一些略带悲壮、但更多是激昂的元素在华为的发布活动中渐渐多了起来。10日,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的主题演讲环节中,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的一句“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星光,每一位开发者,都是华为要汇聚的星星之火”在朋友圈中刷屏。也许不是巧合,本次华为开发者大会开幕的时间点恰恰临近美国对华为芯片实施“断供”的9月15日,华为最新的一系列发布所透露出的信息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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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大会没谈“断供”,却在展示惨烈和激昂

华为的松山湖基地似乎是全天候运转的,9日晚22时左右,这座容纳2万多名华为员工、其中包含70%研发人员的基地里亮灯率仍然超过90%,几天后的15日,按照美国禁令的限制,国内外凡使用美国技术专利的芯片代加工生产企业将禁止向华为生产加工芯片,这对于拥有顶尖芯片设计水平的华为来说,可谓是“最坏的局面”。不过,在“最后期限”日益临近的夜晚,华为松山湖基地似乎一切如常,环湖零零散散健步走的行人和绵延不绝的虫鸣向世人展示着“危机中的平静”。

第二天的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主题演讲环节则是一副激昂场面。主题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为“鸿蒙”操作系统2.0(HarmonyOS 2.0)的亮相,余承东宣布,HarmonyOS 2.0全面赋能全场景生态,正式面向应用开发者发布Beta版本,2020年12月将发布手机版本,明年华为智能手机将全面升级支持“鸿蒙”2.0。面对打压,所有人都在关心华为“未来路在何方”。所有演讲高管都没有直接给出回答,不过,在演讲开始前大屏幕上打出的两行字已经给出答案:不停止,不暂停,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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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承东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上(拍摄:张盛楠)

“我们不想按下暂停键。”华为消费者业务云服务总裁张平安在题为《HMS新沃土 让我们一起共舞》的主题演讲中宣布,过去一年,华为移动服务生态(HMS)加速构建,HMS生态全球注册开发者数已达180万,较去年开发者大会期间的91万增长近一倍。全球集成HMS Core的应用有9.6万个,增长超过一倍;海外精品应用上架到华为应用市场(AppGallery)的数量从去年的6000个现在跃升到7.3万,作为全球Top 3的应用商店,AppGallery今年1-8月全球范围内累计分发应用2610亿次,帮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精品应用触达全球7亿华为用户。“我们的HMS手机从今年5月份开始销量快速增长,这代表着海外用户对华为手机的喜爱、对HMS生态的认可。全球第三大移动应用生态已经崛起。”

除了“鸿蒙”系统和华为HMS,演讲环节还发布了让百亿IoT设备易连接、易管控、易交互的HUAWEI HiLink,以及帮助科研院校、创新机构、行业组织、医疗机构等行业合作伙伴高效开展创新研究,加速技术突破,孵化应用创新,快速实现成果转化的HUAWEI Research平台。面对着台下上百位到场的开发者,余承东表示,在本次开发者大会上,华为将全面开放核心技术、软硬件能力,与开发者们共同驱动全场景智慧生态的蓬勃发展,“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星光。每一位开发者,都是华为要汇聚的星星之火。”

“没有选择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今天的开发者大会正好在芯片断供日之前,但开幕式上并没有高管直接提到这个话题,为什么?”在演讲环节结束后的媒体交流会上,面对《环球时报》记者提出的问题,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困难是一定有的,但我更愿意看到它积极的一面,正是因为这样的限制,我相信中国所有的行业都该清醒了,我做软件20多年,有发自内心的感触。我们不能说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不繁荣,因为那么多所谓高科技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但真正看一下,这样的‘枝繁叶茂’是非常危险的,瞬间就可以被推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芯片制裁这种事反而给了中国产业界去重新构建的一个绝好机会,没有选择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显然,在王成录眼中,芯片的断供揭开了中国IT行业所面临的“根”的问题,而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就是如何“植根”。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谷歌公司只允许华为手机使用安卓系统的开源代码,不允许用谷歌官方安卓新版本和谷歌的GMS服务。这一禁令不仅影响了华为手机在海外的销售,还存在日后谷歌不能够向其授权安卓系统的隐患。为此,华为开启了B计划——研发自有操作系统,并从零建设自身开发者生态。

王成录直言,一个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应用在上面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开发一个应用,就一定得需要明白编程框架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编制语言来做,有没有这样的编译器?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平台让我把这些软件技术组装起来?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的软件开发人员超过了很多国家的总人口数,为什么之前我们做不出来非常优秀的软件呢?因为如果没有‘根’,我们在座的人就是一盘散沙,毫无价值,没有任何战斗力。”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了非常好的机会去重新构建所有的电子技术,在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家都急着赚钱,谁等着你这个东西?我做应用,一年就上市了,然后就变成了亿万富翁,财务自由了,大家没有耐心坐下来扎扎实实努力,这样的故事越多,就把中国所有的创新都扼杀掉了。”王成录做了一个比喻:“中国的软件开发特别像生产线的装配工,我们用到的几乎所有的软件技术都来自于美国,‘生产线’都是别人的,咱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可惜了我们中国那么多优秀大学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非常可悲的是,过去的十年,我们的大学不再培养计算机结构的人才,没人研究这些东西,没有人研究数据库,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一盘散沙没有‘根’,中国软件永远不会有竞争力。

“‘鸿蒙’的问世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中国有机会跨界把更多平台的力量聚合起来,让中国自己的软件的‘根’长出来,‘根’扎得越深,才越有可能长出参天大树,才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那才是长久的枝繁叶茂。”王成录的回答声音不高,但缓慢而有力,他表示,将来退休的那一天,自己愿意去呼吁全中国的软件人一起把中国软件的“根”做起来,把“根”扎下去,“那时候我们才真正拥有话语权,那时候中国的软件一定是无敌的。”

“断供”期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压力永远会在

“繁星”“满天星光”是本次华为开发者大会多次被演讲者提到的意象,在美国制裁的“断供日”临近时,频繁地强调“繁星”,有什么含义?C114通信网副主编、资深科技评论员蒋均牧对《环球时报》表示,“满天星光”是相对“灯塔”“火炬”的,表达华为对于生态和开发者的看重,也有种失去了谷歌支持也并不担忧的豪情壮志——“没有安卓和GMS,我还有千千万万开发者可依靠。”

“不管是鸿蒙OS 2.0的发布还是HMS Core的最新进展,释放出来的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在软件这个层面华为消费者业务已经不被卡脖子了。”蒋均牧告诉记者,华为的一系列发布是在把之前的短板都补上,抗打击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表示,在美国政府的霸权面前,华为只能直面残酷的现实,迎接完全不公平合理的制裁,尽自己全力,带动中国产业链,依靠非美国的产业链先收缩,重新构建新的产业链,最终依靠实力,再次出发。“这一仗的利弊,要放在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评估。这几年毫无疑问是华为痛苦的几年。但未来的华为一定会更加强大。”

在演讲环节结束后的采访中,华为移动服务生态(HMS)负责人汪严旻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他看来,所谓的美国“断供”期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压力永远会存在。”

文/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陈青青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14:04
在美国“永远的战争”中扮演角色,美科技巨头与军方关系有多深?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青木 丁雨晴 柳玉鹏
2020-09-11 06:38




【环球时报记者 青木 丁雨晴 柳玉鹏】“美国政客称中国通信巨头华为与中国军方有密切合作关系”“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的关系正在受到美方的审查,这家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有可能因此被列入实体清单”……最近几年,美国不断炒作中国科技企业与军方的关系,这在国内外学者看来,就好比“贼喊捉贼”。事实上,美国高科技企业总是“非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正如美国《新共和》杂志所报道,硅谷正在美国“永远的战争”中显露新角色。而特朗普上台后,彼此合作又有了公开化和扩大化的趋势——某企业拿下军方的合同就像是获得“大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美国的情报机构、军方的关系是完全没有办法分清楚的,是搅和在一起的。”

“亚马逊和五角大楼永远是兄弟”

“由马斯克创立的SpaceX公司已与五角大楼签署了一项合同,在2022-2027财年为美国军方发射航天器。”美国国防部8月7日宣布的这一消息很快就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有的说:“马斯克击败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所有的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SpaceX拿下3.16亿美元合同!”俄罗斯《报纸报》今年4月28日曾援引俄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的话说,SpaceX公司被怀疑与五角大楼进行密切合作,并制造出可以对抗俄罗斯高精度的武器。他认为,美国计划部署由SpaceX创建的数千枚小型“星链”卫星群,以对抗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这些卫星将支持先进的作战管理系统ABMS。当“星链”卫星达到1.2万个时,美国将完全切换到一种新的无线通信模式。同时,根据美国专家的说法,美军的作战能力将增长数十倍。列昂科夫还认为,马斯克太空项目的背后有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的“赞助”。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曾刊文说,马斯克这位曾经的科技产业明星,已被美国政府转变为“吞噬政府资金的怪兽”。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018年10月曾以“为什么美国私营航天企业就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展开竞争”为题报道称,贝佐斯表示,公司打算为未来太空计划做出贡献。这表明,美国高科技公司准备与五角大楼积极合作。贝佐斯和他的竞争对手马斯克都在竞争“有利可图的国防合同”。贝佐斯呼吁高科技公司与军方更加积极地合作。报道还称,贝佐斯的企业被美国空军选中开发一种新的太空发射系统,旨在消除美国对俄罗斯RD-180发动机的依赖。




“科技公司的军事两难问题。”美国《新共和》杂志刊文称,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总统与其一些密友举行私人宴会,包括其“在硅谷的最忠实支持者”、湾区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蒂尔叫来甲骨文联席首席执行官萨弗拉·卡兹,一起讨论国防部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合同。报道说,对五角大楼来说,该云计算项目将确保其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如今的科技变化保持同步,而“亚马逊被认为可能最适合打造该体系”。众所周知的是,微软公司最终拿下这笔大单。2019年11月,亚马逊公司认为竞标流程存在“明显缺陷、错误和偏见”,决定起诉五角大楼并要求暂停该项目。但美国防长埃斯珀表示,如果被迫推迟实施该项目,美军将面临“落后于中国”的风险。

德国《时代周报》认为,美国军方与谷歌等科技公司合作,从而能尽快使诸如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之类的新技术可用于军方,任何一家公司想退出,都会有其他公司立马跟进。

俄新社2019年12月9日发表题为“亚马逊和五角大楼永远是兄弟,谷歌也想加入这一‘家庭’”的文章称,贝佐斯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年度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倡导美国领先的IT企业与五角大楼合作。他称:“我相信,如果大型技术不支持国防部,那么国防部将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打算支持国防部,这对国家很重要。”文章说,2018年6月,谷歌曾拒绝与国防部就Maven项目续签合同,该合同是帮助五角大楼开发用于识别和分析无人机视频记录的软件。谷歌还没有参与JEDI项目竞标,原因是“与军方的合作激怒了公司很大一部分员工”。但在过去的一年中,谷歌努力恢复与五角大楼的关系。谷歌与军队合作可以为增长提供强大的资源。

贝佐斯在国防论坛上的讲话表明,希望加强公司在美国军事和情报界的地位,从而对未来获得军方合同有所帮助。亚马逊9月9日任命前美国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为董事会成员已引起争议,有分析认为他的加入是为助力公司获取美国的防务合同。

合作是为捍卫价值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信息技术高科技产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美国的情报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风险投资机构In-Q-Tel,从风险投资开始,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就给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美国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如网络安全厂商火眼(FireEye),就是美国情报机构投出来的。他认为,谷歌、推特、脸书等高科技企业及其高管从2010年开始就自动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还通过《对外情报监督法》对这样的合作提供制度保证。通常来说,美国科技公司要想获得美国公民的数据是有难度的,有一些程序上的手续要走,但如果这些公司要获得外国公民的通信信息及数据,是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可言的。这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如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所实施的“三叶草行动”。沈逸说,相关制度可以允许美国科技企业在美国政府需要的时候,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度去获得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美国企业是有无条件支持、配合政府的义务的。

《新共和》杂志的文章还梳理说,IBM等企业与军方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二战,而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五角大楼先进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源——该部门成立于1958年——旨在抗衡苏联向太空的扩张。此后在冷战期间,由仙童半导体公司等行业先驱研发的微芯片被应用于弹道导弹。文章称,斯诺登在2013年的揭发举动暴露了美国科技行业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监听系统的沆瀣一气,美国人了解到NSA甚至与雅虎等科技公司达成秘密协议以获取用户信息,而美国情报部门则暗中进入这些公司并收集个人信息。但斯诺登的曝光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科技行业与军方的密切关系,如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等众多硅谷高管仍担任五角大楼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工程”网站刊文称,微软与美国军方的交易曾引发广泛报道和巨大争议,但这只是美国军方与民用科技市场合作的方式之一。对许多美国科技企业来说,拿下“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合同就是获得与军方合作的“大奖”。但此类合同也遭到一些公司员工的反对。报道称,一位匿名的微软员工对表示,该合同“有点过于接近IBM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IBM曾直接为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信息和集中营死亡编码提供分类登记服务,该技术也被美国用于关押日裔美国人。而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表示,“与军方合作并非关乎不道德、不合法或邪恶之事。这事关确保我们能共同捍卫我们支持的价值观”。

“数千份合同凸显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静悄悄’的关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7月9日刊文称,美国非营利组织“技术调查”8日发布一份新调查报告,将美国国防部等部门与谷歌、亚马逊、微软、戴尔、IBM、惠普甚至脸书达成的数千项交易大白于天下,而这些交易在此前从未被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坦言,只有与众多公司合作才能满足自身需求。文章称,该报告不仅为洞见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打开一扇新窗户,并披露了显示此类合同通常为何难以被发现的重要细节信息——军方与面向消费者的科技公司签署的大部分交易都涉及转包合同,其中一家知名的美国跨国科技公司达成的转包合同就多达5000项。该调查研究由2018年从谷歌辞职的研究科学家杰克·鲍尔森负责,在对美国政府过去5年来签署的海量合同进行分析后发现,军方和联邦执法机构在这些合同中占据大部分份额,科技企业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鲍尔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简洁扼要的采购合同掩盖了这些科技企业与五角大楼等部门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只有当你仔细查看合同的详细信息时,才能看到来自科技公司的定制化(服务)到底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而此类详细信息只能按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来获得”。华盛顿大学技术产业历史学家和教授马加特·奥马拉也表示,“美国高科技企业向来参与战争生意,并非常熟悉特定的合同和转包合同程序,而这些做法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争夺军方合同更公开化

德国柏林国际政治和军事学者沃尔克·普莱柯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西方国家,科技创新企业与军方合作在二战中已非常流行,如大众、宝马、西门子等德国企业,以及IBM等国际企业都与当时的纳粹政府有过合作。他认为,美国大企业与军方合作是“公开的秘密”,那些创新科技企业和美国国防部门之间保持着生意关系,但有些企业也出于“道德形象”的考虑,不是太高调。

201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公布了五角大楼的一项新战略——首次提及用网络武器来阻止敌人发起的破坏性袭击。为推动该战略,卡特专门到访硅谷,寻求和美国顶级科技创新中心更紧密联系。

美国福布斯网站2015年曾刊文分析“硅谷不会和五角大楼合作的五大原因”,如美国国防部门限制合作公司赚大钱、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企业资金流动都将受制于监管部门等。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和军方的合作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美国的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府、军方在整体上只有一种合作模式,即这些高科技企业始终都将非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

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巴久克表示:“不必相信美国高科技公司不会与五角大楼积极合作的言论。他们将始终与美国军方合作,不管美国哪位总统执政,关键的问题在于五角大楼给多少钱。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预算在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高科技公司与五角大楼进一步合作并不奇怪。”

普莱柯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创新企业和美国军方之间的关系有新的变化:一是争夺军方合同公开化,如为抢大订单加紧游说;二是合作企业范围更大,如运营社交媒体的企业参与。”他认为,未来美国科技公司和军方的合作趋势将更加公开化,双方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他表示:“美国可能会对竞争对手进行更多的打压,但同时,美国这些大企业的国际风险也会增加,因为相关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制裁这些企业。”

“美国对中国企业和军方关系的指控就是‘贼喊捉贼’,所有指控其实说的都是美国自己。”在沈逸看来,美国政府这种“中国政府可以随时从中国企业那里获得情报”的想象,就是从其自身和美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中产生的。他还表示:“我们对美国还存在不正当的预期,期待美国能像中国看待美国一样看待中国。但事实上,美国人越是批评我们,就越说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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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14:47
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破纪录 © AFP 2020 / ADEK BERRY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经济
13:10 2020年09月11日缩短网址
作者: 莉季娅· 斯坦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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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美国采购的大豆数量创下纪录,且迅速提高大豆期货价格之后,美国大豆生产商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功。另一方面,特朗普阻碍中美企业合作,声称中国是美国一再亏损的原因,并对华采取新一轮限制措施。两者显示得十分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认为,特朗普在经贸方面确实秉持纯粹的重商主义。
美国CNBC电视台援引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报道称:“近期我们观察到全球大豆需求稳定,美国新收获大豆销售达到破纪录水平。”

本周二,美国大豆期货价格上涨至2018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农业部称,中国购买了66.4万吨大豆,创下7周来日购买量纪录。

大豆
© SPUTNIK / VITALIY TIMKIV
中国农业农村部: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 自美国进口大豆有望继续增加

除大豆外,2020年中国还从美国进口的玉米、猪肉和禽肉也达到破纪录数量。8月,中国进口美国牛肉达到一周内最大规模。

吉姆·萨特认为,这样的数据说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成功,美国农民现在也比之前更加乐观。

今年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商定2020年中国购买不少于12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但是否可以说,双方对第一阶段协议的结果都满意呢?说到底,一月协议的目的之一是“恢复中美贸易平衡”。然而现在中国企业继续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美国企业被建议不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企业做生意,这样协议就称得上成功?另外,美国总统拒绝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并指责中国将新冠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美国接连不断亏损的原因,中国在用美国的钱加强军事实力。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背后是什么?
© AP PHOTO / ANDY WONG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向卫星通讯社表示:“特朗普在经贸方面确实秉持纯粹的重商主义,认为进口对美国不利,只有大量向中国出口、从中国获取收益,美国才会占便宜。可以说这种观念完全是落伍的,是几百年前的重商主义观念。因此从这一理念出发,特朗普认为中国大量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是利好,但是中国如若向美国出售产品,再用赚取的资金发展军事,对美国就是一个威胁。然而实际上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也获得了不少好处,比如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可以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降低美国工业产出的成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目前美国并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等情况,是因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自身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并不能归咎于其他国家。即使没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也会把就业等机会抢走,中国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特朗普曾多次称有可能与中国彻底断交,并完全切除各方面的联系。然而,尽管美方喋喋不休地叙说因中国蒙受数十亿损失,美国总统还不准备“现在一把火烧了世界”。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15:48
白宫消息!美国未来5大重点研发领域(全文)
作者:张涛 编译    来源:AI数据派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0-09-12 10:56:30
  
本文介绍了美国白宫所发布的2022财年确定的5大研发预算优先事项,以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020年8月14日,美国白宫发布了2022财年美国研发预算优先事项(FY 2022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Priorities)。2022财年预算中,共确定了5大研发预算优先事项,以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IotF(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网络(5G)、先进制造、生物科技)仍然是美国的研发优先方向。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财年的研发优先事项新加入了美国公共安全与创新方向。报告最后还提出了4大优先措施来保障5大优先研究事项的顺利进行。
  
文章仅供参考,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2022财年美国研发预算优先事项
来源:美国白宫官网
编译:学术plus评论员  张涛

五大研发重点领域

1.美国公共安全与创新

特朗普政府优先研发加强和确保个人、家庭和社区健康和生存质量的领域。新冠疫情证明了公共安全威胁和挑战会对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影响。政府关注于改善健康、同时确保经济创新的研发项目。

1.1 诊断、疫苗和治疗的研发项目
新冠疫情证明了检测、预防、响应和控制在应对传染病和其他生物威胁中的重要作用,并需要所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协同努力。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继续支持医疗企业在现代化设备开发、诊断、治疗和疫苗等方面的研发。

1.2 传染病建模和预测
美国必须加强流行病学建模方面的研发,并在日常工作中使用此类模型,而非仅偶尔用于危机活动中。相关部门应通过继续利用数据和预测科学的发展来预测未来的流行病,以应对未来传染病的爆发。

1.3 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优先加速识别和选择领域的研发投入,包括传染病的快速检测、遏制和治疗。相关主题包括药物和非药物的干预、个性化医学、神经科学和其他IotF领域的发展。

1.4 生物经济
美国的生物经济是由科学、基础设施、创新和技术、健康、国家安全等组成的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安全和增加公共福祉。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人口和资源的损失,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优先基于证据的标准和研究来快速和战略上持续改善支持人、植物和动物安全的生物科技基础设施。

2.美国在IotF(未来和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导能力

美国政府将继续优先发展IotF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网络(5G)、先进制造和生物科技、未来计算生态系统以及IotF 赋能的自动驾驶和远程导航车辆。以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国家安全,并为创造跟多高报酬的工作岗位。

2.1 人工智能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优先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投入,并与2019年2月特朗普签署的第13859号行政命令“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及2019年更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战略规划相一致。变革性基础研究的重点包括人工智能伦理问题、高效数据和高性能机器学习技术、认知人工智能、安全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可扩展和鲁棒的人工智能、融合和交互式人工智能、新型人工智能硬件等。

当前研究的重点是人工智能在医疗、增强图像、诊断、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优先投资的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开发、测试和评估的国家级机构和测试床,人工智能研发的数据和模型资源,以及开放支持网络。此外,还应优先人工智能评估方法、标准的研发,包括可信赖人工智能在准确性、公平性、鲁棒性、可解释性、透明性等维度的量化。

2.2 量子信息科学
为与2018年的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国防授权法案一致,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优先支持构建量子信息科学生态系统的方法,探索量子前沿问题。鼓励相关机构的协作以及通过联合体和其他技术转化机制来支持竞争前的研发,投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测试床为下一代量子设备、使用量子技术来帮助相关机构完成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2.3 先进通信网络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与私有企业紧密协作,加强先进通信技术的基本研究,包括5G和其他无线网络。美国无线通信领导能力研发优先计划报告中提出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无线系统优化中的与应用研究,以及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到通信和网络安全中,实现安全和可信的应用。相关部门和机构应鼓励利用5G和先进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开放、互操作、安全设计和模块化网络架构的研发来促进美国无线网络设备产业的发展。

2.4 先进制造
相关部门和机构的研发投资应该支持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报告中的目标。优先领域包括智能和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尤其是使用了工业物联网的系统。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关注低成本的分布式制造、继续制造方法。

2.5 IotF相关的技术-未来计算生态系统
为促进IotF,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优先实现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 Update: Pioneering the Future of computing中提出的国家战略计算生态系统,融合先进计算、软件、数据资源,支持未来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其中包括未来计算技术中的基本研发领域的投资,包括测试床、实现系统和原型系统。

3.美国国家安全

维持和保护美国安全需要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来实现预防和响应战略竞争者和对手国家不断发展的挑战的鲁棒的和灵活的能力。

3.1 恢复能力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投资增强美国个人、企业、社区、政府和社会安全和弹性的研发。其中包括增强预测、预防、应对或从物理威胁和自然灾害中恢复能力的研发。这类研发的范围非常广,具体包括传染病和其他生物威胁、极端天气事件、地球物理危害、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和电磁脉冲攻击,以及对供应链安全漏洞的利用。

3.2 先进军事能力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在研发领域投资来实现应对新兴威胁和保护美国安全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包括攻击性和防护下的超声波武器、弹性的国家安全太空系统、现代化和灵活的战略和非战略核打击能力。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开发可以缩短国防采购周期和增强应对全域新兴军事威胁(包括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准备度的技术方法。

3.3半导体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与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来优先发展确保政府对可信的微电子和保持美国半导体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访问,包括底层的材料、设备、设计和软件,以及先进微电子所需的设计和描述工具和设施。
  
4.美国能源和环境领导地位

4.1能源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投资那些有望安全、高效地利用美国能源资源的早期、创新的技术研发,其中包括原子能、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政府资助的能源研发项目应该继续反映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为能源生产、储存和消费技术的后期研究、开发和商业化提供资金的趋势,同时支持可以改善多机构协作的用户设施。

4.2地球系统预测和气象服务
美国想通过涵盖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主题的地球系统方法在气象服务中实现全球引领,并通过提供高度覆盖本地到全球影响的信息来提供社会效益。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优先考虑、协调和合作来实施国家战略,加速可预测性的理论进步和实际运用,缩小关键领域差距, 使用人工智能等非传统方法来探索先进的建模能力。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优先考虑充分充分利用可用的计算和数据基础设施来支持盖研究,并通过协调和伙伴关系有效利用研究资源。

4.3海洋
为促进总统关于海洋测绘的备忘录的实施,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优先发展新兴技术和合作来有效对美国专属经济区的资源进行测绘、探索和分类。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关注增强有效和高效管理海量海洋观测和研究数据的能力,在联邦政府和相关利益方之间开放数据,并支持改善对海洋系统变化响应的研发,比如海洋化学。

4.4北极
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北极地区迅速变化的环境对美国国家安全、商业和运输等的影响正在显现。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优先考虑增强观测、理解和预测北极物理、生物和社会经济效益的能力,以更好地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

5.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研发投资应该继续利用美国大学和私营机构的能力,聚焦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以支持特朗普政府2024年的登月计划,并作为未来人类火星任务的试验场。在近地轨道的新平台上进行生物和物理科学的微重力研究对于实现更长时间的人类太空任务非常重要,并可能对地球上的生命产生实际益处。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优先考虑月球和火星的低温燃料储存和管理、太空制造和装配、先进的太空相关动力和推进能力、以及轨道碎片管理研究。还应优先安排确保商业活动的工业基础的活动,这将大大加快私营部门实现政府既定目标和促进太空经济发展。最后,还应关注先进材料、添加剂制造和机器学习等在太空和地球具有潜在应用的能力。


优先措施
为实现优先事项,建议采取的措施有:
·      构建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才队伍;
·      优化研究环境和结果;
·      促进多机构合作和技术转移;
·      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力量。

——END——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20:30
毛主席: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耿来意 · 2020-09-12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逝世44周年


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的时候,才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我们离开了谁都能活的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一定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思想大放光芒的时候。
  不管我们如何谦卑,美国人还是不依不挠地露出了獠牙,要吃人。
  它朝着我们的软肋下口,口口都带血,招招都致命,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很慌神。
  制裁中兴,中兴无奈;断供华为,华为头晕;闻言要把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中芯服软,股价应声暴跌19%。
  这当口,又传出投资千亿的武汉弘芯停摆。
  泱泱大国,被一个芯片逼到了墙角。你再厉害,有什么用?自己造不出来,被人掐住了脖子。
  为什么?是中国人笨吗?中国人不笨,美国的顶端科技领域有27%的研究人员来自中国;是中国人傻吗?中国人不傻,全世界都是埋头挣钱的中国人。不笨又不傻,怎么就造不出个“中国芯”?
  旧中国的时候,工业非常落后,重工业谈不上,轻工业也很了了。中国是西方国家日用工业品倾销的国家,洋碱(肥皂)、洋伞、洋灰(水泥)、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老百姓的这些称呼,足见过去是怎样的一种工业境况。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基础依旧非常薄弱,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和梦想。
  1949年12月,刚刚建立了新中国的毛主席,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途,除了签约,他要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一看,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1950年3 月 3 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大工厂,就是苏联的经验。
  而要实现大工厂,大工业,就要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从1953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本转变。在毛主席的认识里,只有通过这种改造和转变,“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另外,“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所有制由于自身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决定了它在生产力上是落后的,是无政府状态的,是浪费的,是与共产党人的工业化目标相违背的,是担当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蓝图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号角,尽管基础薄弱,但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平平常常的工业化,而是要在高起点上赶超欧美老牌发达国家,这种雄心壮志注定意味着异乎寻常的付出和牺牲,也意味着必将走出一条“当惊世界殊”的非同凡响之路。
  毛主席曾于1964年12 月13日在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部分,加写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他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同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句话后加写:
  “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1964年8月20日,陈伯达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谈话,提出了计划工作的四点意见,其一为“从全局考虑。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适当地集中一批优秀的技术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设备制造和掌握生产技术的问题”;其二为“财政制度。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十多年来,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建设新的企业就给钱,在老企业中搞技术改造就不大给钱。其实,在老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意见,他在批阅这个谈话记录时批示:
  “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审阅罗瑞卿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作出了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聂荣臻汇报后,毛主席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在汇报到搞反导弹武器时,毛主席说:
  “死光(激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新技术,打破常规,技术革命,技术改造,大力协同,这样的词语,不仅仅是挂在嘴角的时髦词汇,而是付之于实践的切实的行动。许多重大的新技术项目,只有大力协同才能成为可能。也只有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而且还要“没有成绩不要紧”,才能成为可能。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才具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才具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大能力。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新中国屡屡抢滩世界高科技领域,令世人刮目相看。计算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大飞机,到七十年代,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中国在刚刚结束大规模战乱,在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的恶劣环境下,已经从一个只能制造桌子椅子的农业国,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工业国了,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在技术上接近或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样成就还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堪称人间奇迹。
  1975年7月,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评估,以便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其中关于“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这个问题,报告是这样重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五年来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忽儿热情接受,一忽儿又坚决拒绝。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购进资本设备和知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
  (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2)创造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3)动员国内履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
  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它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一直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一直都在根据中国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自力更生的,在技术上能够很大程度上摆脱外国依靠的中国,已经引起了美国深深的不安,它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和认真对待了。它要做的,它最想做的,当然是打破中国这种自立更生的发展模式,一个不依靠外国技术和经济支持的大国,才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和威胁。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他们毫无办法。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谈起中国给予冈比亚的外援,他说:
  “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伞”是什么?当然是苏联人撤走专家想卡我们脖子的东西,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东西,不会是什么桌子椅子之类的东西。对不起,“我们不要!”这是何等的自信和底气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几乎到了没有什么不能造的水平了。
  那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以上,而且门类齐全,尤其在航空航天、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高端领域,技术水平一点都不逊色多少,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或追平了西方国家。比如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运十”大飞机,它的性能和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当时美国已研制成功的波音707;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5年成功开发出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就基本达到国外同期水平;1979年研制的HDS—9计算机每秒运算500万次,是美国1972年的IBM 370-168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两倍;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凡此种种,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创造性大国,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一项项独创性的科技成果纷至沓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最大的保障。如果当初中国选择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的路,在那么落后的工业基础之上,中国哪能集中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搞重工业,去搞现代化国防建设,去搞高端科技?资本是无政府状态的,它怎么能够在重大的一个科技项目上进行协同?有哪个资本家会甘愿在根本没有把握是否有成绩的情况下,对一个项目养一帮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如果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路,是绝然不会走一条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路的,它不会有那么高远的工业化志向,它也没有能力、动力和决心去搞事关国家大局的技术革命。它更关心的是资本回报,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的增值,赚到更多的钱。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
  “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这样,资本喜欢轻工业,喜欢盖房子,喜欢技术服务,喜欢在金融方面折腾,喜欢在消费领域创业,一些打着高科技旗号的,也多把心思用在代工上,用在小的方向的改造,真正独创性的东西很少。资本是短视的,资本是小我的,资本是担不起一个民族的复兴的。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说资本主义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进行改造可以使科技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盖源于对资本的深刻认识。如果新中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思进取,如果不是毛主席力主推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是造不出原子弹的,造不出人造卫星的,造不出高性能的计算机的,而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拿芯片这个东西来说,人们不免纳闷,这一事关科技“心房”的高端产品,为什么会受制于人?难道过去我们一直都不去关注它吗?事实绝非如此,中国老一代的革命者、建设者、科技工作者曾经靠着奉献精神,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在当时,只有美国、苏联掌握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今天的断档和空白,完全是我们的“历史之痛”!曾经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的黄令仪女士回忆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在1984年末,科技处周洁来问我:计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令我大吃一惊!立即斩钉截铁的回答:计算所若不进行芯片研究,今后做计算机设计的人只知道用芯片,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能设计一台好的计算机呢?然而不久,所领导正式把我们召去说:‘所里经费太紧张,拿不出钱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一走出北楼门口,忍不住失声痛哭了,难道我们呕心沥血十几年创建的研究室就这样结束?计算所今后设计计算机的人真的只能看到黑匣子,而里面是什么都不懂了?难道计算所今后真的走向了‘无芯’的未来?在万般无奈中,我把最后一个同事安排好工作岗位后,毅然到微电子中心报到了,此时已是1986年年底。1987年3月6号,计算所正式撤消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结束了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与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运十”下马如出一辙!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都不曾因为资金短缺问题而下马过任何一个重大科技项目,因此可以断定所谓的资金短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中国自力更生的科技局面散了,许许多多的老科学家哭了。
  临到各路资本唱戏了,然而到头来,他们交出的答卷是失败的,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然而他们连一个芯片都没有造出来。当人家在芯片上卡我们脖子的时候,都是一副囧态毕现。
  因为就在我们把自己的高端科技一个个下马的时候,别人已经开足了马力,跑马圈地了,把一切都拢在了自己名下。
  全球集成电路领域专利申请已经60多万件了,其中日本占了19多万件,美国占了17多万件,任何的新技术,都很难跨过这些旧技术专利的槛。就好象占山为王的土匪,他在你的必经之路上设了一个关卡,“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就意味着,在芯片领域,如果不另辟蹊径,无论你有多么光鲜的外表,都是一个乞丐,都要向人家磕头作揖,交付高昂的专利费,也就是“买路财”。国家在集成电路方面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导向不可谓不明确,可动辄千亿的资金也不够烧的,停摆的事例一个接一个,芯片是照例没法取得喜人的进展。根本的原因,除了人家在我们下马的空档期占了先机,封堵了我们创造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瓦解了毛主席创立的自力更生的大框架,资本的无政府状态大行其道,各下各的棋,各打各的算盘,象过去那种在研制原子弹、大飞机等所有重大攻关项目上所体现出来的协同一致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难道芯片是用钱可以烧出来的吗?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必须是自力更生之路,必须有自力更生的科技支撑,而不应建立在他人的“芯”上,无论道路怎么艰难,都要有自己的“芯”,否则就是一条伤“芯”之路。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惨痛的,如果不能痛定思痛,那等待我们的将是无尽的眼泪和创伤。
  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的时候,才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我们离开了谁都能活的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一定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思想大放光芒的时候。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21:35
“这可能是美国科学政策史上最羞耻的时刻!”
来源:环球网微信公众号
2020-09-12 20:59




“这可能是美国科学政策史上最羞耻的时刻。”当地时间9月11日,全球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总编辑霍尔登·索普在该杂志官网上发表一篇题为《特朗普对科学说谎》(Trump lied about science )的文章,严词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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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在《科学》官网发文:特朗普对科学说谎

索普先是回顾了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初的种种表现,随后话锋一转,通过美国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新书中的爆料引出自己的观点:特朗普在已知疫情严重性的情况下反复对民众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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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 资料图

索普称,“在2月和3月,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与公众谈论新冠病毒时,科学家们对他似乎对这种威胁缺乏了解而感到震惊。我们认为,他要么是拒绝听取白宫简报,这些简报肯定是一直在进行的,要么是被故意隐瞒信息,为联邦政府不作为创造合理的推诿。”

然而,随着《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曝光今年2月采访特朗普的录音曝光,情况似乎与专家们的猜测有些不同。索普称,录音表明,特朗普那时就知道新冠病毒极易传播,且比流感致命。然而,在面对公众时,特朗普在已经得知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之时,却反复对民众说谎、对科学说谎。

随后,索普开始细数特朗普的谎言所带来的后果。“这些谎言使科学界士气低落,造成了无数民众伤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月12日12时25分,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6443743例,死亡病例增至192979例。

索普称,多年以来,《科学》 多次批评美国总统的观点,例如针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行动不足。“但是现在,一位美国总统故意对科学说谎,这一恶劣行径威胁了人类健康,更直接导致了许多美国民众死亡。”索普称,“这可能是美国科学政策史上最羞耻的时刻。”

在索普看来,对新冠疫情的淡化,就意味着对事实说谎,隐瞒了自己早已知晓整个美国已处在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索普还提到,特朗普的谎言还导致试图说出真相的卫生官员无法发声。美国疾控中心免疫和呼吸类疾病部门主任南希·梅森尼尔2月末曾提醒美国公众,未来生活和出行有可能受到影响。她随后就再也没出现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也多次被传出遭白宫“排挤”的消息。

文章的最后,索普提到了前总统罗斯福曾在就职演说中说过的一句话:“只有诚实、荣誉感、神圣的责任心、忠贞的维护和无私的作为才能鼓舞信心。”索普称赞了研究人员及医护人员等一线人员的工作,并表示这些人正体现了罗斯福总统的“忠贞的维护和无私的作为”的号召。

与从同时,他还批评了特朗普在应对疫情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我们所有人并没有看到总统和他的同僚们展现出任何这些优秀的品质。特朗普并非(对疫情)一无所知,也没有遗漏疫情简报,但是,听听他自己说的话吧,一目了然,特朗普在说谎。”

来源:环球网/夹心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2 21:48
外媒:美军机抵近黄海侦察 伪装成他国飞机遭识破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0-09-12 20:01

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 据合众国际社纽约9月9日报道,在朝鲜庆祝国庆节当天,一架美国侦察机飞至中国和朝鲜半岛附近。

报道称,跟踪航空活动的“飞机关注”网站公布了这架美国RC-135S“眼镜蛇球”飞机的活动数据。韩国“第一新闻”网站报道,地图显示,这架飞机9日上午在黄海上空飞行。

“飞机关注”网站称,“眼镜蛇球”飞机从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飞至中国山东半岛附近。


报道指出,此举可能前所未有。美国侦察机曾在台湾海峡和南海上空执行任务,并被派遣去监视朝鲜。9日的飞行可能是该型飞机首次飞至中国北部领土附近。

报道介绍,这架RC-135S配备旨在远程侦测弹道导弹飞行的精密雷达和专门光电仪器。该型飞机还能监视处于助推和重返大气层阶段的导弹。美军可能已于2019年开始在日本各基地部署这种飞机。

另据卫星社网站9月9日报道,一架美国侦察机被发现将其应答器代码改为民用飞机以伪装自己并监视中国,这是近期内发生的第三次此类事件。

报道称,当天凌晨,美国空军一架RC-135S“眼镜蛇球”侦察机从日本冲绳岛的嘉手纳空军基地飞往黄海。然而,中国一家智库的研究人员很快注意到,这架美国飞机在几个飞机跟踪点被一架神秘的马来西亚飞机取而代之。该飞机在黄海上空盘旋了6个小时后飞往冲绳。

据北京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说,这架飞机的行为符合当天被派去监视人民解放军在渤海进行导弹试验的RC-135S“眼镜蛇球”侦察机的操作。“眼镜蛇球”是一种专用侦察机,配备有收集弹道导弹试验数据的设备。

卫星社前一天报道过,美军一架RC-135W“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类似的操作。在那次事件中,这架“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也伪装成了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在西沙群岛与海南岛之间水道上空来回飞行了几个小时。

报道称,这种操作是通过窜改飞机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十六进制代码标识符来完成的。这个标识符是与飞机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登记信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独特数字,能够将飞机的型号、国籍、空中位置等信息告知其他飞机、船只和雷达站点。这些美国侦察机肯定关掉了它们的美国应答器而打开了其他应答器,使用了马来西亚飞机使用的代码范围内的虚假十六进制代码。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13 15:05
施一公:“中国式科研”误国误民!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作者:小天    来源:世界环球商会  发布时间:2020-09-13 12:53:27




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曾说道:“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

但面对这项数据,施一公脸上却没有一丝骄傲,反倒是一脸担忧。

“有些评论因此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我很担心。”

5分钟左右的发言,施一公说了3次“很担心”,让他感到担心的,是目前科研的现状和科研评价的问题。

在中国,想‘做’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在此次会议上,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了两倍,技术交易额翻了一番。

“如果较真一点,假设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从100增加到300,技术交易额从100变成了200,那么单个专利交易额其实是不增反降了,是5年前的66%。”施一公算了一笔账。

这一数据折射出来的,是科技评价体系的问题。施一公称, 在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 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而且这一风气愈演愈烈。

“但这几个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文章数量、论文引用率、杂志的影响因子——都可以人为地提高。我想大家知道 我这句话的意思。”

他表示,“各个学校、单位都办了杂志,想要提高影响因子,互相引用就可以,引用多了,影响因子自然也就高了。”

“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把这3个指标做上去,我认为是易如反掌。”在施一公看来,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科技实力却依然 领先。

因此,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

中国科研现状: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除了论文以外,目前中国的科研现状,也让人担忧。

前段时间,某国立研究所所长也在自述中表示,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中国现在的科研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所以还是知无畏、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最容易出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 就会被淘汰。

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是绝不会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作者:小天  来源:超级数学建模(ID:supermodeling)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28 12:18
刘鹤称 在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时间:2020-09-28 11:2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要通过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新决定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要以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据路透社报道,刘鹤在昨天(27日)召开的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并表示,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根据不同行业集中度要求,推动形成比较好的市场结构。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中央企业要坚决压缩管理层级,防控好各类风险。

会议强调,要通过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要求,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首先必须发挥经济功能,创造市场价值。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董事会职权,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会议还称,国有企业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抵御宏观风险的托底作用。

此外,国有企业还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要推动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作好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承担公益类业务,要进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并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28 12:25
反智专家提出“卡脖子”问题只能靠工程师解决!美国政府答应吗?

[color=rgba(0, 0, 0, 0.298)]淮左徐郎  今天

今天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如上,本着不能望题生义的目的,读罢全文以保证不断章取义,然而一股浓浓的公知带路党味道扑面而来,真是不能不说,现在的公知美分为了替美国忽悠中国,真是绞尽脑汁,让人不得不称颂他们思路清奇,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此文首先拉起殷瑞钰院士(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担任工程管理学部主任委员)大旗,文章称“十多年来,殷院士就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的不同。殷院士是从技术一线做起来的,从工段长、厂长、做到公司的总工、冶金部的总工。他说:在不同岗位上,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做工段长时,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总工考虑的是从哪个环节入手解决问题。”从而他引出了自己的观点:“科学研究,往往是解决‘点上’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工作深入,但视野不广泛。而优秀的工程师、特别是总工,则要着眼于系统解决问题。”然而笔者认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工程建设,都会遇到“点上”的问题和“系统”问题,有时“点”是“系统”的一个局部,并不像文章作者自己认为的那样,反而工程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多地是要面临“点”,而非系统。只有那些既有能力从整体把控工程,又对理论融会贯通的工程师和理论家的复合型人才,才有解决系统问题的能力。举个例子,钱学森就是这类复合型人才的杰出代表,他既是中国航天工程的奠基者,也是系统论这一学科的理论开创者。正如笔者朋友圈一位清醒的学者评论所说:“现代科学的突破和尖端技术的创新不可能依靠单一方面单打独斗,必须依靠科学家和工程师协同完成,此文所说的科学院已今非昔比,所提的科学院为什么解决不了卡脖子技术问题是伪问题!从这开始,文章作者的逻辑就不能成立,此后就难免提出“解决技术问题时,应该多从工程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多听听工程师是怎么说的。科学家的话语权过强的时候,会误导工程师的工作。如果领导分不清科学家和工程师,科技政策就会被误导,影响我国的技术发展”等离奇谬论。既然反智专家提出,科学院靠不住,“卡脖子”问题只能靠工程师解决!那么美国政府会认同这种说法吗?实际上,美国也是让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来推动技术研发。没错,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美国,关键底层技术的突破也是国家队搞定的,但是关键是美国政府挑选听话的产业资本参与这些国家级科研项目,促进科学研究和产业结合,在重度投资科研项目的基础上,最大程度让这些企业分享科研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设立专门的将技术向产业转化部门,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而廉价地转化给产业中的企业(被美国政府精心挑选过的)。下面我们就以光刻机来谈谈美国式科研是怎样与工程协同的。



光刻机制造霸主是阿斯麦,但推进光刻技术的为何是美国?


我在前不久介绍了贾根良老师的新书《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在本书中贾老师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举国体制是如何运作来完成基础科学的创新和产业转化的!美国的举国体制虽然与中国当年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个部门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据贾老师介绍,“美国这个通常被认为最能代表‘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却是在创新领域进行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但这些政府干预以前从没有被政策制定者或主流媒体公开讨论过,它们都被‘隐藏’起来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能‘隐藏’得这么好?布洛克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政府对科技创新强有力的干预之所以被‘隐藏’起来,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保守势力的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成功使其被遮蔽起来了。”

援引贾根良老师文中的数据,“1971年至2006年间,在被《研发杂志》的年度奖选中的88项最重要的创新之中,有77项一一或者说其中的88%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提供的研究支持。政府为发展初期的技术企业提供的融资相当于‘创业天使’的全部投资,而且是私人风险资本投资额的2~8倍。”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科技霸权,加大了对国家实验室的支持力度,促进其开展重大技术领域前沿挑战为导向的LDRD项目(实验室主导的研究和开发项目),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大平台上的跨学科研究吸引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科学家和博士后群体。 就在1994年,美国能源部(以下简称DOE)资助了第一个EUV光刻技术研发项目,该项目由DOE所属国家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和个别企业开展研究。然而,在项目早期,受限于有限的经费支持和较低的产业界参与度,项目整体的研究(尤其是原理验证探索部分)松散并进展缓慢。1995年,在美国政府削减科研预算的大背景下,DOE下属三个实验室的EUV项目因经费短缺而面临停止的危险。他们认识到,这些基于对重大平台的战略性投资和研究积累,必须面向未来产业应用场景,才能获得产业界的支持。开展新一代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攻关,必须走官产学研深度结合之路,但是要有基础性的研究突破,才能让产业界对半导体集成电路未来核心工艺技术的发展产生信心。同时,全球范围内,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龙头企业们,也在积极寻找核心工艺技术节点向下延伸的途径,并希望EUV光刻技术能够解决其生产瓶颈。由于官产学研各方对彼此的迫切合作需要,1997年,英特尔联合摩托罗拉、AMD、美光、IBM以及德国的英飞凌组成了EUVLLC(EUV Limited Liability Corp.)联盟,美国的SVGL和荷兰的阿斯麦等光刻机厂商随后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并以此为依托和渠道与DOE所属的3个国家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考虑到各个国家实验室在科研方向和研发积累上各有专长,这3个国家实验室设计了“虚拟国家实验室”组织模式,组织协同攻关,并与产业联盟伙伴合作。“虚拟国家实验室”与EUVLLC签订了联合研发协议,并由EUVLLC在最初3年为“虚拟国家实验室”合作项目的光刻基础研发提供2.5亿美元的预算。该项目成为当时美国国家实验室参与的最大联合研究项目之一,也间接解决了国家实验室当时所面临的整体经费预算缩减的问题。“虚拟国家实验室”合作项目的领导层分别来自DOE所属的3个国家实验室。此外,“虚拟国家实验室”合作项目以来自这3个国家实验室的100多名世界顶尖科学家为骨干,面向EUV光刻技术系统研发的若干重大科学问题,组成了多个研发团队,形成国家实验室内部和多个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前沿交叉融合研究的协同创新模式。在分工协同方面,“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综合考虑各国家实验室的专长和突出优势,进行了定位明确的研发任务分工部署:由研发体量最大的桑迪亚实验室,负责新光源系统研发、记录材料研究以及对整个EUV工程原型系统的整合开发任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负责精确光学测量、多层镀膜检测系统等研发任务;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负责关键的新光学器件设计以及掩模版系统研发等。而EVULLC联盟的企业则通过提供相关研发预算、分享产业研发前景与应用经验,与“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共同形成整体研究框架与年度研发行动计划。


1997—2003年的六年间,“虚拟国家实验室”合作项目团队面向未来集成电路光刻技术产业化的愿景,紧密系统协作,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高强度地开展了一系列新理论验证和基础技术探索,突破了EUV系统在光学、器件、加工和检测等领域的基础科技难题,取得了一系列前沿成果,申请了60多个高价值核心专利,并从系统机理上全面验证了EUV技术体系商用的先进性与可行性。在此过程中,以英特尔、IBM、阿斯麦等企业通过“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合作计划,分享了这3个DOE所属国家实验室的系列突破性科研成果和高价值平台资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新一代光刻系统技术的研发进程。2002年3月,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宣布,“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联合研制的EUV工程测试样机在全球首次完成技术可行性的测试和验证。这成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光刻技术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确立了EUV技术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核心工艺技术的全球主流技术地位,也坚定了产业界对该技术未来成功规模化商用的共识与信心。在达到预定的研发战略目标后,围绕EUV系统研发的“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于2003年前后基本告一段落,DOE所属的3个国家实验室仅保持了少数精干团队继续跟踪相关前沿动态。而英特尔和阿斯麦等公司则以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来转化和运用该研发项目取得的重要科学发现成果,继续推动新一代光刻技术面向规模量产的商用化开发进程。阿斯麦于2006年8月推出了全新的EUV光刻商用测试机,这标志着EUV光刻技术研发成果的商用开发进入“快车道”。2015年,面向规模量产的EUV光刻机系统终于研发成功,其后很快被国际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的领军企业(如台积电、三星等)应用于最前沿的芯片制造生产线,并于2019年向全球市场提供7nm线宽的智能手机CPU和人工智能GPU等新一代高性能芯片,由此半导体集成电路核心工艺技术进入了新一代EUV技术时代。回顾上述EUV光刻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历史性重大创新突破,DOE所属的3个国家实验室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从松散式的科学原理探索研究,转化为面向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官产学研用多方协同攻关的突破性创新协同方式,形成了集科学新发现、技术新轨道和产业新方向于一体的“大纵深”整合突破,从而实现了“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



美国长期维持科技霸权说明:国家科研机构是一国必须仰仗的战略科技力量


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其科技霸权等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预,不仅在核技术、空间技术、能源科技等热点领域投入了巨资、建立国家级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等等),而且凭借其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利用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尖端领域的人才。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大批科研机构也随之诞生。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如何转化成生产力成为每个国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国家科研机构也由纯粹学术研究机构变为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在科研领域的进一步体现。随着科技竞争的越演越烈,总体上看,现代国家每年投入科研经费占财政资金比例越来越高,人员规模以及单项项目投入也成越来越大趋势。比如,美国国家科研机构有20多万人,科研经费占财政资金比例40%左右;德国国家科研机构有8万多人,科研经费占财政资金比例45%左右。

美国等发达国家投入如此之大,也势必要求其国家科研机构承担起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战略全局的任务。这些领域的研究一般又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技术难度大等特点,单纯依靠市场模式和私营企业根本无法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在其本国内集中解决新兴、交叉、综合性的前沿科学问题,聚焦未来技术前沿,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开辟新兴前沿方向,创造新知识,为新兴技术提供源头等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如截至2011年,美国能源部的17个国家实验室共有87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德国马普学会共有32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超过德国所有大学的获奖总人数。美国不仅重视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发展,还重视开展技术转移与技术服务。它认为,科技创新最终是要服务于产业发展的。它还认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是国家科研机构的重要任务。一般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或中介机构推动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通过承担企业委托的研究任务、合作共建研发机构、共建官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形式为企业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服务等。如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都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这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各个产业中能够保持在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可以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持其科技霸权绝不旁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仰仗它们的国家科研机构。

在阿斯麦成功研发EUV光刻机发展的模式中,我们能借鉴什么?


首先,在EUVLLC成立之初,美国的光刻机企业因为80年代被日本的尼康修理的太厉害,此后一直一蹶不振,于是英特尔不得已想要拉尼康和阿斯麦同时加入EUVLLC。但是,美国政府将EUV光刻技术视为推动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的核心技术,绝不允许外国企业染指,更不要提是将美国本土光刻企业打得一败涂地的日本企业了。此时,阿斯麦作为荷兰企业,一是未曾与美全国企业发生过冲突,二是阿斯麦承诺在美国建立工厂以及研发中心,阿斯麦承诺满足美国产能的前提下,保证55%的零件在美国供应商处采购,并且还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定期检查。在纳了投名状以后,阿斯麦就成了半个美国企业。1997—2003年的六年间,EUVLLC资助的“虚拟国家实验室”项目的从业人员,发表了几百篇高质量论文,申请了60多个高价值核心专利,而阿斯麦等企业分享了这些突破性科研成果和高价值平台资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新一代光刻系统技术的研发进程。而分享科研成果只是一个方面,2009年,美国的Cymer公司研发出EUV所需的大功率光源,成了阿斯麦的供应商,四年后,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阿斯麦以25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这一举不仅让阿斯麦掌握了EUV光源的核心技术,而且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阿斯麦积极构建自己的核心利益群体。早期,阿斯麦绑定飞利浦,飞利浦通过产品采购、提供研发设施、共享销售渠道以及专利,让阿斯麦获得了得以存活的市场份额。在产业上游,一方面,阿斯麦与德国蔡司、比利时微电子和荷兰应用科学院发展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光刻机的部分关键技术研发转移出去,减少研发成本;另一方面,阿斯麦通过上市融资获得充裕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在美国的帮助下,并购了掩膜工具公司(Masktools)、投影掩罩瞄准技术及扫描技术公司(SVG)和光源技术公司(Cymer)。在产业下游,积极吸纳客户(从事芯片光刻生产的企业,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的投资,承诺优先向其提供设备,也深度绑定客户为其分担风险。除此之外,2004年,为了开发出极紫外光源所需电能装置,阿斯麦从欧盟第六框架研发计划中获得2325万欧元的资助,与15个欧洲公司、10个研究所和3所大学一起,开展了为期3年、题为“MoreMoore”的项目。2010-2012年,阿斯麦的合作研发项目从欧盟、荷兰、美国政府机构获得的资助金额分别为2950万欧元、2510万欧元和1790万欧元。长期以来,围绕光源和刻蚀技术,阿斯麦得到政府长期、稳定的支持。另外,荷兰政府和院校还为阿斯麦等科技巨头开展了配套能力建设。除资助研发和在特殊情况下提供救助(2008年,荷兰政府向阿斯麦公司提供失业基金补助)外,政府在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对阿斯麦公司具有长远的积极影响。综上所述,阿斯麦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它的发展模式中要求在全球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研究机构和企业)范围内共享技术和协作创新,但是因为它的发展和壮大对美国有利,美国可以控制住它。而在美国带领其跟班对中国围追堵截的今天,中国的光刻企业不仅在买办技术路线上走不通,就是在与外部的交流合作上也不具备阿斯麦的条件。尽管相比搞出“两弹一星”的年代,现在的世界市场是一个经济上对中国相对开放的市场,但是这不意味着核心技术的就可以买来。中芯国际早在两年多以前就已经将购买EUV光刻机的全部款项打给了阿斯麦,这本应该在2019年年底完成交货,但至今为止,中芯国际也没有拿到这台机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出口技术是有严格限制的,中国大陆的光刻企业,包括在中国大陆建厂的台积电南京分厂,都没有安装最新的EUV光刻机,这还不够显而易见吗?前不久,武汉弘芯暴雷(参见笔者《弘芯暴雷,引发国家对芯片产业科技创新该如何扶持的思考!》一文),说明国家只是投钱和减税来扶持私营企业发展会存在空头公司欺骗国家投资的风险;如今,中芯国际向美国妥协再次说明走买办技术路线是极其危险的。鉴于美国的举国体制有一个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个部门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也不是类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管理机构,而是独立于科技部和财政部等政府职能部门,由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等内行构成的有预算自主权的政府机构,这些人能扎根于他们所资助的具体科研团队中。”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美国政府不仅像投资人那样行动,下注于多样化的创新项目的‘投资组合’,还构建保护本国企业、实施政府采购法等成套的政策体系来扶植本国企业的创新。”而这一切,都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之下被掩盖了。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当年搞“两弹一星”的做法,成立一个立足于推动基础科技创新发展与战略性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中央技术规划委员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选取“又红又专,红大于专”的人才,在如今新的形势下,依托国家研究机构和体制内的科研力量以及现有的自主科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有选择的重点投入,对关键技术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哪怕现在这些自主企业的产品性能还不如一些走技术买办路线的企业的产品,但历史已经证明,买办技术路线是不会长久的,甚至是会对国家的产业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的。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战略定力,不要被美国及其豢养的走狗释放出的迷雾干扰!正如笔者朋友圈那位清醒的学者转发《为什么说科学院解决不了“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这一谬误文时评论的那样:“(我们)不要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带歪了节奏,让那些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见鬼去吧!因为听信这些人的话,中国只有死路一条!在能够买到技术实现发展的时候,买技术没有错,在买不到技术,特别是别人开始警惕不再卖给你技术时,自主创新就是是必由之路,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领军令状,誓言将美国列入制裁清单的关键核心技术作为科技攻关的首要目标,鼓舞国人,令人钦佩!而此文冷嘲热讽说风凉话,不是大丈夫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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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28 19:24
抗衡中国芯崛起、谋求生产线回迁 美拟向本土芯片业提供巨额补贴
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09-2812:21新浪财经官方帐号  来源:参考消息
  
【《日本经济新闻》9月27日报道】题:美国拟向国内芯片生产提供250亿美元的补贴

美国国会为促进在国内生产芯片,开始讨论向芯片制造商提供250亿美元的补贴事宜。美国打算通过巨额政府援助来与中国抗衡,提升英特尔等美国大企业的研发能力。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如果对于依靠在海外生产芯片的现状置之不理,那不仅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还很可能对安全保障和军事力量造成影响。

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分析,在全球芯片市场,以英特尔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销售额居首位,占47%的份额,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韩国(占19%)和居第三位的日本(占10%)。不过,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从生产能力看,美国芯片制造商生产的芯片只占全球使用量的12%。

像美国英伟达公司和高通公司那样专门从事芯片电路设计的(无工厂)企业,大多委托台湾等地的企业进行加工生产。

芯片与军事技术直接相关,如果美国国内出现芯片生产空心化,芯片供应渠道将变得不稳定,这会构成安全保障方面的风险。相反,中国大陆生产的芯片已占全球使用量的15%,超过了美国。预计在10年后,中国大陆生产的芯片在全球芯片使用量中的占比将增至24%,超过台湾而居世界首位。

担心中国崛起的美国国会和政府打算通过对芯片行业提供巨额补贴,以谋求让供应链回到美国国内。对芯片行业的政府援助,将被列入2021财年(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的预算当中。美国参议院、众议院都在以超党派形式审议各自的半导体援助法案,两院已进入一体审议程序。希望制造业回归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也将支持法案通过。

26日公开的超党派众参两院综合草案提出,联邦政府平均要为每个半导体工厂和研究设施提供高达30亿美元的补贴。一项提议设立150亿美元规模基金并运行10年的建议有可能获得通过。

此外,也有方案从安全保障角度考虑,提议由国防部等机构向具有更高机密性的芯片生产提供50亿美元的开发资金。美国的芯片中,英特尔公司“新一代产品”的精密技术已经落后于台湾的代工巨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收复失地,美国打算在研究开发方面追加50亿美元的预算。仅联邦政府层面对芯片的补贴就合计达250亿美元,另外各州和地方政府也会提供税制方面的优惠。

中国举政府和民间之力把芯片行业作为基础行业来打造,并在2014年设立了相关基金,截至2019年,其对芯片行业的投资额高达1400亿元人民币。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相关基金,累计投资额超过5000亿元。中国还提出了到2025年使芯片自给率达到70%的目标。高科技领域已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主战场。

奉行市场经济的美国,此前对于向特定产业投入巨额补贴持谨慎态度。虽然也一直分拨政府预算到尖端技术研究领域,但像此次直接向工厂建设提供补贴的情况甚为少见。这令人担心高科技领域的补贴竞争可能会扭曲自由的市场竞争。

芯片是美国重要的出口行业,向其提供巨额补贴有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按照美国此次的补贴计划,台积电等美国以外的企业在美国进行生产,也会被纳入补贴对象范围。美国国会相关人士说,这不属于不适当的出口补贴。

参众两院综合草案还写道,要设立“多边基金”,与日本和欧盟等盟友共同开发最先进的芯片。这也是在为缓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作打算。

如果美中两国围绕芯片行业开展补贴竞争,估计日本等国也很可能被迫采取措施。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市场环境,将愈发具有国家之间竞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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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出席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2020-09-28 07:35:06  来源: 中国政府网   作者:记者

  9月27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必须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是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做好这项工作,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要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首先必须发挥经济功能,创造市场价值,更好为党和人民服务。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董事会职权,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新决定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要以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三是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根据不同行业集中度要求,推动形成比较好的市场结构。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中央企业要坚决压缩管理层级,防控好各类风险。四是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要推动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作好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承担公益类业务,要进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五是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抵御宏观风险的托底作用。

  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责任落实,建立责任制,发挥地方积极性,创造性落实方案,发挥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企业家作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效。

  来源:中国政府网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9-29 00:05
美国开始觊觎中国半导体产业 © REUTERS / Claro Cortes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
22:20 2020年09月28日(更新 22:24 2020年09月28日) 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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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欲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施加限制。美国商务部已禁止这家公司未经特殊许可销售SMIC组件和设备。商务部的相应信函已发送给美国大型供应商。此前美国对中国华为也施加了类似限制。

在被多家美国媒体转载的美国商务部的这封信中强调,中国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SMIC)可以生产军民两用产品。早在4月美国当局就修订了限制产品出口的规则。如果说以前美国仅限制几类商品和技术出口的话,例如军用飞机的飞机发动机,那么根据新的规则,理论上可用于军事工业的任何产品、组件或软件都可能受到限制。华盛顿给出的理由是,美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助推其潜在对手的军事建设。
中芯国际否认与中国军工联合体有任何联系。该公司还指出,它尚未收到美方关于限制供应的正式通知。不过美国以前就曾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一些公司施加限制,而又提供不出任何具体证据。限制双重用途技术出口的新规内容很模糊,以至于几乎任何产品都可能受到其影响。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第一个成为遭受美国5G建设禁令的受害者。此外,在华盛顿的影响下许多美国盟友也采取了类似步骤。另外,美国海限制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而且遭禁的不仅有在美国制造的产品,因为大多数制造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来生产芯片。

与华为和其他数十家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一样,中芯国际的问题根本与军工联合体无关,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只是想保持其在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的那样,毕竟这为华盛顿提供了强大的控制杠杆。

王义桅所长说:“美国所谓的安全并非国家安全,而是自己霸权地位的安全。尤其是如果在军事联盟体系使用外国或者非美国盟友的核心技术和通讯设备,将导致美国无法继续监控盟友,所以美方意图主导这一过程。当然,从本质来看,中国的崛起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非美国盟友的非宗教性国家,开始在工业4.0时代参与规则的制定,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是美国难以容忍的,也是整个西方难以想象的。因此他不断地打压华为,随后又针对Tik Tok,现在又是中芯国际,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美国希望自己所代表的西方能够继续主导人类工业革命的进程,掌握规则制定的权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中芯国际是中国领先芯片制造商,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对华为的负面影响。在制造工艺上中芯国际的产品仍不及当今最先进的芯片:中芯国际使用14纳米制程技术,而领先制造商台积电和三星可以生产5纳米芯片。芯片越薄,其性能和能效就越好。尽管如此,14nm芯片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许多中国电子制造商在其业务中都依赖该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后,华为开始向中芯国际购买很大一部分芯片。根据中国芯片制造商的说法,华为占公司订单的比例高达20%。王义桅专家认为,由于中国电子制造商对中芯国际寄予厚望,美国对中芯国际的限制将冲击整个中国科技产业。
他说:“我认为,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全球化基本是在美国或者西方的体系下运作的,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这一套体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土地上种庄稼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芯片制造是信息时代的核心内容,而华为又是工业4.0时代最核心的5G领域的佼佼者,中芯国际希望帮助华为等中国企业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这正是美国所不能无法容忍的。”
即使在14nm制造工艺中,中芯国际也像世界其他芯片制造商一样依靠美国技术。问题不在于组织先进芯片的生产,而在于生产它们所需的专用设备和软件主要是美国这一事实。 Cadence Design Systems,Synopsys,Ansys在芯片制造软件市场上几乎拥有垄断地位。提供必要设备的公司也是美国公司,像Applied Materials,KLA,ASML。因此对这些产品供应的限制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芯国际的竞争力和产能。在得知美国商务部的新限制之后,中芯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下跌了6%,而在香港则下跌了5%。

然而,正如王义桅专家指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美国设置的这些中国技术发展的障碍反而会促进中国更加独立并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潜力。

王义桅专家接着说:“根据历史经验,凡是美国打压的,中国最后都能够独立自主地研发成功,而合作的反倒拖延了中国核心科技的创新,比如‘两弹一星’、70年代中美联合生产大型客机等。所以我认为制裁最终只会让中国更加独立和强大。不过虽然前途光明,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优势在于,各国可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发达国家原则上不能在某些领域打造自己的实力。这只是成本问题。当美国禁止Google为华为产品提供服务时,似乎华为公司失去了Android OS和Google Play的智能手机要变成南瓜。然而,几个月后华为发布了自己的鸿蒙OS以及华为移动服务生态系统。
当然,芯片生产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过程。但是在这里,中国也可以迅速创造条件加速进口替代继承。中国政府制定了到2025年满足其自身对芯片和半导体需求70%的目标,并到2030年实现这一领域的完全进口替代。为此早在2014年就创建了所谓的“大基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现已积累300多亿美元,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该基金的资金还用于支持自己的设备制造商的发展,包括Naura、先进微制造设备(Advanced Micro-Fabrication Equipment)、华星(Hwatsing)、ACM Research、马特森科技(Mattson Technology)和上海精密测量半导体科技(Shanghai Precision Measurement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其中上海精密测量半导体科技,正如中国媒体在夏季报道的那样,承诺到2022年开始提供自己的设备,至少在28 nm生产工艺中。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2-5-3 13:34
习近平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
来源:新华网
2022-05-03 12:36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习近平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读了来信,我想起了9年前在你们那里同青年科研人员交流的情景。9年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向你们并向航天战线全体青年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

202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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