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猪肉价格又上涨,而荷包却干瘪了。
家里将近一个星期没吃猪肉,一来感觉吃猪肉不划算,二来感觉最近的肉不新鲜。
大周末的,本来想着给孩子做顿毛氏红烧肉改善一下生活,谁知道到菜市场一打听,猪肉都涨到30元一斤了,这还是带肥的。
于是,笔者就跟肉摊老板聊了一会儿。笔者原来总以为猪肉涨价,肉摊老板就“发财”了,不成想肉摊老板却跟笔者倒起了苦水。
最近肉涨价,买肉的越来越少,相比而言,以前较贵的猪腿(26一斤)反而要划算一些,就连较贵的排骨的“性价比”都比猪头高了。有时进半头猪,一天还卖不完,剩下的晚上收摊还要拉回冷柜。我说怎么感觉最近的猪肉很多看起来不新鲜了,看来不仅仅是“感觉”而已。
就这样,猪肉涨价了,肉摊老板一天的毛收入反而要掉到300元以下了。
5月底、6月初的时候,猪肉的价格都掉到20元出头了,这又杀了个回马枪,才一个多月就快涨回了春节期间的价格,不知道还会不会再上涨。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宣传,“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均衡:当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跌”。
然而,媒体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猪肉产量减少21.26%,均价却上涨了138.57%,猪价的变化远大于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这个现象更主要地反映出市场追涨杀跌的本质。
如果说去年以及今年2-3月份的猪肉价格上涨,是禁养令和猪瘟引起供给不足导致的话,那么,此轮的猪肉价格上涨就更难用市场供需关系来解释了——
据媒体报道,从5月底到7月7日的五周时间里,猪肉价格反弹了21%。整个7月份,猪肉价格“稳涨”不止,即便是在28日一万吨储备肉的投放,依然没能阻挡月底猪肉价格的微涨。
与之同时,媒体却“喜报频传”:“二季度末,生猪存栏33996万头,比一季度末增长5.8%;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3629万头,同比增长5.4%,比一季度末增长7.3%。”各地以及各大养猪巨头公布的信息显示,6月份的生猪无论是存栏量还是出栏量还在稳定增长:
出现这种现象之后,笔者从目前的公开媒体还没有看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有的说法将原因归结于暂停从美国进口猪肉。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猪肉212万吨,同比去年同期猛增了140%;而本土猪肉产量则减少到了1998万吨。进口猪肉的比重达到了9.6%的历史高点。即便如此,美国猪肉仅占进口猪肉的19%,也就是说美国猪肉仅占猪肉总量的1.8%。要以美国猪肉1.8%的权重撬动中国整个市场21%的价格上涨,显然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春节期间猪肉价格的飞涨已经政策对养猪业的扶持,导入大量资本涌入养猪产业链,造成仔猪价格的上涨,从而将成本分摊到了目前的出栏生猪身上。这种说法倒是已经触摸到了问题的本质。
如今,20公斤仔猪价格已经普遍上涨到100元/公斤以上,每头猪仔的价格普遍涨到了2000元以上。我国生猪的理想出栏重量为120公斤,而今年上半年受市场紧俏的推动,平均出栏重量降到了90公斤,最近才回升到100-110公斤。按照7月中旬37元/公斤的生猪出栏价格计算的话,每头出栏生猪的售价大约在3300~4100元,仔猪价格占到了生猪成本的一半多,某些地方仔猪甚至卖到了成猪价格!
下图显示,2019年2-3月,对于猪仔、活猪和猪肉价格是一个上涨的重点拐点,此前价格一直相对平稳。那时的仔猪价格甚至低于猪肉价格,为20元/公斤。而2019年3月至今,仔猪价格涨到原来的5倍,而猪肉价格为原来的两倍多。可见,仔猪的价格上涨影响确实是巨大的。
按供需关系的解释,仔猪价格应该主要取决于能繁殖母猪存栏量。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开始,母猪存栏量的确下降了,但2019年1月开始,母猪存栏量已经由降转升,到10月已经维持了9个月的环比连续增长。2019年10月的仔猪价格也只上涨到了60元/公斤,考虑到仔猪9-10个月的繁育周期(受孕-妊娠-仔猪育肥),按供需关系,其后仔猪价格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
前不久,某业内人士根据目前的成本及售价核算出单头仔猪的盈利竟然高达1165.58元/头: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只为说明一点——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统计,2017年我国出栏生猪59%来自年产500头以下的养殖散户,31%来自中小型养殖企业,10%来自万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企业。随着禁养令的推行,养殖散户逐渐被驱逐出养猪业。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到2025年,规模化养殖企业将占到60%以上,温氏、牧原、正邦、新希望、正大、中粮等20大巨头要占到30%以上的份额。显然,这种格局之下,猪企巨头对猪肉价格将有足够的发言权。这些巨头中,除了排名并不靠前的中粮还与国资有点关系,其他都是不折不扣的私企或有外资背景的企业。
此外,定点屠宰实施以后,屠企巨头的垄断对猪肉的终端价格也形成了巨大影响。尽管有关人士对此一直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到2017年,全球十大屠企,中国企业占了三席:万洲国际(中美合资)、雨润集团、温氏食品集团。
而与养猪业相比,种猪市场的仔猪繁育产业则更早地走入了垄断化、巨头化的阶段。
早在2016年,有人就开始全面为养猪界的“种子战争”造势了。国内某知名农业信息咨询公司出台报告,声称2020年我国繁育母猪的数量仅需3500万头就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生产需要了,主要的原因是大型繁育母猪企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繁育母猪的猪仔成活率已达到养猪发达国家水平;而散养户一头母猪一年成活的猪仔数量仅有18头,报告主张让散养繁育母猪退出繁育母猪产业。这份报告引用的数据是外国知名机构的数据,不难想象出内外资本对这份报告的支持。
我国繁育母猪存栏高峰期是2014年的5000多万头,其后一直在减少,减少的对象主要是农村的散养母猪。到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种猪场为8200多个,其后,数量在减少,规模却在扩大。“猪种”已经完全掌握在规模种猪场手中。
近期,一张“2020全球10万头母猪企业榜单”在业界广泛传播。其中,中国11家猪企上榜。除此,国内还有很多知名养殖企业的母猪存栏数也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仔猪价格翻五倍,主要增长部分还是在能繁母猪存栏量上涨阶段,也就不难解释了。“资本涌入,导致仔猪价格上涨”的说法也就得到了印证。
与全国六亿月入不足千元的老百姓吃不起猪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以来,猪企巨头业绩大好,股票一路飘红。
据羊城晚报7月11日的报道,国内养猪“大佬”集中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养猪“大佬”赚得盆满钵满,业绩最突出的牧原股份,上半年预计盈利达105亿-110亿元。以广东为例,近期养一头猪比去年同期多赚将近两千元。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名言:
“如果有10%的利润,它(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一旦资本垄断形成气候,它就会肆无忌惮地收割利润。此前,日化企业要涨价,发改委约谈之后照涨;方便面企业要涨价,发改委约谈之后照涨……难道猪企就能例外吗?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老师前一段时间在自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养猪业已经走上“邪路”,必须“纠偏扶正”》。
李昌平老师在文章中指出,农业产业化政策消灭了农业本土种子资源和农民自主恢复生产的能力,通过设立行业门槛和准入标准让多数农民难以进入养猪业;大量的养猪补贴只补给龙头企业,这帮助了龙头企业把千万小农养猪户彻底打垮。因为极少数人获得了稳定市场份额和高度集中的定价权,生猪产业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养猪产业的“房地产化”(炒猪团)。
养猪产业化的结果一方面导致城乡居民吃不起猪肉了,另一方面断了相当一部分农村老百姓的生计。李昌平老师算了一笔账,一个种粮20亩的农户,一年收获的20吨粮食仅仅只够他一家四口吃猪肉的开支;如果允许这个农户养两头猪自给自足,这两头猪的收入和种二十亩地的收入相等。
李昌平老师指出,80%以上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了!将有6亿左右人口长期在农村生活生产,6亿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就是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客观存在,也必须支持其长期存在,而不是扶持资本抢夺他们的生活生产及生存空间,并“消灭”他们。
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刻,很多进城农民被迫退回到农村。笔者对于乡建派保护“小农经济”、给3亿农民工留条退路、把农村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主张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存疑的。
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地方土地财政需求推动的“拆村并居”,还是为了“扶植民营企业”推动的“资本下乡”,都是与“保护小农”的目标是相悖的。无论是15世纪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田园风光式的“乌托邦想象”又如何能阻挡得住资本的铁骑呢?
虽然,乡建派的主张确有某些左翼批评的“为资本续命”之嫌,但危机之下,如果真能给相当一部分农民留条活路,总比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要好得多吧?与那些批判温铁军的“理性”左翼相比,笔者在情感上还是要积极声援乡建派的。
最近,耳朵里快被“内循环”这个词磨出茧子了。稍微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扩张是资本本性的体现;在这个本性面前,“内循环为主”是不可能实现的。
内循环的前提是生产者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商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财富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贫富差距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而最终,资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必然选择扩张。
真正能够实现“内循环”的,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时组织生产的不再是资本,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追逐生于价值,而是满足有计划地满足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求。问题是,现在还有公有制、计划经济吗?真有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危机了……
某著名的黄姓官员学者最近在《怎么构建“国内大循环”?》一文中也注意到了“6亿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这个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幻想通过金融交换解决中国农村的那6亿中低收入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交换带不来财富。黄某的这副药方在货币已经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所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无异于饮鸩止渴、火上浇油,反而给资本下乡提供了便利。
显然,乡建派“节制资本、保护小农”的主张在构建内循环的问题上,比黄某人的药方靠谱得多!
通过上面对养猪业这个样本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垄断目前已经将农民散户挤出了养猪业,断了他们可以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门路;而蔬菜、粮食、副食加工等等其他门路中资本垄断的格局也已形成。可以说,垄断的资本已经成了构建“内循环”的最大梗阻。
目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说是遥不可及的奢求。那么,退而求其次,让农民散户能够养猪,让农产品不再被“中间商赚差价”,让城乡居民吃得起肉、买得起菜就是现实应该做的、也可以做到的。
而首要的是要节制资本,不能任由资本垄断、掠夺。这就看愿不愿做,想不想做了……
近日,有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刷爆网络:一瞬间就传遍了全世界,网上拍砖如雨,恶评如潮,闻者无不愤怒!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有一户家庭,刚一周岁的孩子得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医院向患者家属推荐的,可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竟然高达70万元一针!
真正的天价,是中国所有药物中最贵的,且完全是自费的药物。
不要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是中国的中产,能付得起这样的医疗费吗?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还不止需要一瓶!
就是砸锅卖铁,又能换上几个钱?
幸亏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互联网,患者的父母,在亲戚朋友中到处筹钱,想要拯救孩子的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这种药真的这么贵吗?昂贵的也太离谱了吧。
于是有人追本溯源,寻找这个药在国外的售价,‘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就是这种治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在澳洲,诺西那生钠仅41美元,合人民币不过280元左右!
可是我们的医院居然敢为病人开价,开到70万元一瓶!
医院的暴利居然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
这种在医院被标价标到70万元人民币的药,在日本近乎于免费。
针对网络上如潮的质疑声,今天,国家食药监总局作出了回应——
对于这样的回复,你又该作何评论?
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孩子,急需这种药品救命!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国家食品药品监察总局答复说,药品的价格是由国家发改委定价的,这皮球踢的找不着了!
当有人问到这个药的进口的价钱是多少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居然是:这是市场行为!
实际上是在说,这种行为是不受法律或者政府部门管辖的。
我们想问:中国到底有没有《反暴利法》?而药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的问题,它的价格该不该受到管理和限制?如果放弃其随意掌控,那么我们还要食品药品监督局干什么?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命到底有没有救?
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该怎么办?
这种药品在治疗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瓶就能解决的,如果需要五六瓶的话,倾家荡产,够吗?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竟然无法得到解决!
人命关天,我们到底该去找谁?!
我们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转发,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使问题得到解决!
当你读到这里,你还觉得这只是钱的问题吗?
我还想问一句,这只是极端的小概率的事件吗?多少人在天价救命药的面前选择了放弃!这样的悲剧我们听到的还少吗?
在这样事关人命的问题面前,任何冷漠都是在纵容犯罪!
前几天,一则题为《湖南一男婴ICU中急需特效药救命,5毫升70万元,父亲瞬间绝望》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关注:
今天早上,另一则新闻又进入了笔者眼帘:
看到这两则消息的第一眼,笔者想到了诗人杜甫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前一则消息里,ICU里住了9个月的男婴,在满月时被确诊为SMA(“脊髓性肌肉萎缩”),西医针对这个疾病目前的特效药是去年2月从美国引进的Spinraza(“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由美国生物科技巨头百健(Biogen)在上海生产,每支5ml、售价69.7万,属完全自费药物;而男婴的父亲来自湖南溆浦,目前在一家塑料厂工作。
以男婴父亲现在的工资,要不吃不喝12年才能买得起这一支特效药。某自媒体翻出国外Spinraza的售价,澳大利亚政府官网标识的医院病人用药费用为41美元(280元人民币)。于是,某些人将矛头指向了医院加价。
事实上,据公开媒体报道,Spinraza在美国的临床治疗费用一样昂贵,一剂的标价为12.5万美元,第一年需要注射五到六剂,将花费62.5万-70万美元,此后每年需要注射三剂,花费37.5万美元,且患者可能需要终身用药。澳大利亚将此药纳入了药品福利计划,持有澳大利亚医保卡的患者最多只需每剂支付41澳元(人民币205元)。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州同样将该药纳入医保覆盖范围。但是,面对如此昂贵的售价,医保覆盖了Spinraza,就意味着要减少其他疾病治疗的医保覆盖。
作为一款治疗SMA的靶向药物,Spinraza是世界各地医生、科学家的多个团队(其中不乏真心抱着“治病救人”梦想的人),在10余年间利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和技术合作研发的结晶。它的前身叫Nusinersen,于2011年开始临床试验。2016年,生物技术巨头Biogen在三期临床时买断了Nusinersen的专利权,并重新命名为Spinraza,并在年底获得FDA许可上市。
2016年的公开财报显示,Biogen的研发投入为22亿美元,而Spinraza并非Biogen的主力药物,也就是说Biogen为Spinraza名义上投入的全部研发费用绝对不会超过20亿美元。无数医生、科学家10余年间抱着治病救人的梦想为这款药物的投入,在医药资本巨头的专利买断面前,显得无比廉价!
与这个专利买断的投入相比,Biogen已经从Spinraza身上赚的盆满钵满。2017年,Spinraza的销售额为8.84亿美元,2018年的销售额为17.24亿美元,2019年的销售额为20.97亿美元。而作为一款天价药物,它的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70万一针的销售价格,还被Biogen宣称为“做慈善”的结果。
那些给西方药企巨头天价专利药物辩护的人,总是拿研发成本说事。然而,以高科技面目示人的Biogen,每年的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20%。事实上,一款特效药的定价从来不是按照成本计算的,而是按照市场承受能力计算的。
美国的专业人士对Spinraza的“经济性”进行了评估,认为Spinraza首年治疗之后的合理基准价格区间应为3.64万~6.48万美元/年,而Spinraza后续每年37.5万美元的定价,显然远远高出了阈值,超出了市场承受能力。也就是说,Spinraza即便降价90%,依然稳赚不赔!
特效药Spinraza的暴利,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医疗产业暴利的冰山一角。
《我不是药神》刷屏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格列卫就是天价药,可讽刺的是,与那些天价药相比,格列卫的定价都算“亲民”了。
治疗脂蛋白酶缺乏症的基因药物Glybera定价120万美元,治疗先天性黑朦的Luxturna定价100万美元,尿素循环障碍患者的辅助治疗药物Ravicti79万美元/年……而医药巨头瑞士诺华收购一家小公司研制的SMA一次性治疗药物Zolgensma的定价更是到达了212.5万美元,事实上,这款药物的实际有效性也仅为5年。
这些天价药物都是基因类药物,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在美国和欧盟又被称作“孤儿药”。为了鼓励药企针对少数患者开发罕见疾病的药物,各国陆续出台税收减免、免申请费、研发资助、加快审批以及上市后7-10年的市场独占权等激励政策,鼓励孤儿药的开发。
当然,这些倾斜政策与其说是政府关心罕见病患的情怀,不如说是医药资本与资产阶级政府达成了某种默契,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医药巨头进行市场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真正驱动医药巨头开发孤儿药的不是对罕见病患的同情,而是巨大的利益。
因为基因疗法的相关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孤儿药的研发成本实际是比较低的,三期临床费用只有非孤儿药的一半;美国的孤儿药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企业可以按照市场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定价,投资回报率极高;评审政策的倾斜缩短了上市审批所需的时间;除此之外,医疗巨头还可以通过申请研制孤儿药,名正言顺地拿到巨额政府补贴。
就像此次病毒流行,特朗普在第一时间就给医药巨头拿出了80多亿美元,用于研制特效药,还反过头来以所谓尊重市场为由,给医药巨头高价卖药站台,迫使穷人暴露在病毒肆虐之下。
美国是一个医疗高度市场化的国度,除了私立医院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优势,更为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医疗资本巨头,这些巨头是除了军工、金融、石油之外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对美国的国家政策,对美国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掠夺。
医疗资本巨头决定政策的手段,除了政治游说,还包括政商旋转门的利益输送。例如,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不得从其监管企业中获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FDA的工作人员从政府离职后,很容易被许以高薪,进入药企工作,或者为药企提供咨询工作。而药企高管离职后,同样可能进入FDA,直接为东家服务。
作为头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展示其优越性,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达到了20%;然而,美国底层民众却享受到了发达国家里最糟糕的医疗服务。美国的每千人医生数量仅2.6人,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医药资本肆无忌惮的定价政策,导致医药和医疗器械的成本急剧攀升。
看似有着社会主义特质的全民医保政策,早已被资本主义的医疗产业化政策糟蹋得面目全非。且不说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被特朗普废止、还没覆盖到美国底层的几千万人口,即便做到全覆盖,这个号称全球投入资金最多的医保系统,却因为过高的医疗成本,提供着糟糕的体验,变相地将美国人民上缴的税收,送到了医药资本手中。
所以说,与“莆田系”的问题相比,天价医药同样不容小觑。医疗产业化的组成部分里面,医院私有化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上游的医药产业及医疗器械产业的私有化,直接推高了整个医疗成本。任何健全的医保体系,也经不起医疗产业化的折腾。
与跨国医疗资本巨头打着高科技的旗号进行系统性掠夺相比,国内医药资本的吃相就显得低劣不堪了。
去年,《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医药市场、医院、药厂和药品流通企业,发现近两年来市场上已先后有100多种药品悄悄“火箭式”涨价数倍乃至数十倍,大多是阿莫西林、降压0号、甲硝唑、土霉素、病毒灵、痢特灵等这类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的大众常用药。一瓶用于心脏急救的常用药硝酸甘油片从4块多钱猛涨至60多元且很难买到;治疗农药中毒的氯解磷定,一盒价格从政府招标挂网价48.8元暴涨至1017元;用于断指再植的盐酸罂粟碱,从9.4元暴涨到349.9元……很多公立医院在药品限价令之下,被迫“赔本”高买低卖,严重威胁了公立医院的生存。
记者走访发现,原本物美价廉的药品原料被人为垄断控制,推高价格;药企在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推高成品药的价格。业内人士介绍,一些不良商人通过串通、利诱、逼迫等手段,垄断某种药品的原料供应和进口渠道,囤积居奇向下游药厂高价兜售,或者控制药厂产品的销售权、定价权,导致药品涨价、紧缺,从中牟取暴利。
全民防疫战期间,暴涨的不止原材料的价格,还有多家医疗相关企业的股价,书写了新一波造福神话。8月4日晚间,福布斯中国发布福布斯医疗健康富豪TOP50榜:
本文开头提到的“医药一姐”,翰森制药董事会主席钟慧娟今年上半年身家猛增了507.9亿元,以853.6亿元的身家名列“2020中国最富有女性榜”前三。
医药及医疗器械价格暴涨,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制造系统性掠夺的正是市场、是资本。
在全民防疫战中,老百姓终于意识到了公立医院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那么,也该意识到医院只是医疗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类似的系统性掠夺,不止存在于医疗领域,教育、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领域都面临着类似的境况,系统性掠夺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面对资本的系统性掠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反思和反对。
这几天,食品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不得标注‘零添加’‘非转基因’”的条款,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据悉,意见征求将截止到8月26日。
不得标注“零添加”“非转基因字样”的内容是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临时加入的(下图左列),2019年第一次征求意见稿并没有这些内容(下图右列)。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推动意见征求第二稿这一改变的?
通过媒体的报道,笔者大约了解了专家对“不得标识‘零添加’”的解释:
一种说法是“无添加”“0添加”之类的概念并没有准确界定,“零添加”的说法并不科学,这种说辞更多是一种营销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有些食品根本就不需要添加的某些成分;
更权威的说法是只要使用食品添加剂合法适量,在安全范围之内,就不会给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不可否认,某些商家纯粹为了营销打擦边球,明明添加了这种成分,却声称没有添加另一种成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欺诈行为。
但是不是所有的“零添加”都不成立呢?显然也不是这样的,就以酱油为例,广东卫视《生活大数据》栏目组曾在2018年9月,采访了广电计量食品农产品检测实验室,该实验室随机采集到三组宣称“零添加”的儿童酱油和它们相对应品牌的普通酱油,检测了各自的氨基酸态氮、防腐剂、盐分的含量。
氨基酸态氮含量越高,越会让人觉得酱油口感比较“鲜”——事实上是添加剂成分更多;苯甲酸、山梨酸两种物质则是常用的防腐剂成分,添加的防腐剂之后,酱油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通过实验数据发现,在氨基酸态氮方面,儿童酱油比普通酱油的低;在防腐剂方面,有两组儿童酱油确实无防腐剂添加。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
第一,“零添加”、“不添加”或“少添加”食品添加剂是可以做到的,但必然以牺牲食品的色、香、味以及保质期为代价。例如,超市里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酱油保质期从半年到两年不等,主要原因就是是否添加了防腐剂或防腐剂含量不一样;又如,南街村的湿面不使用苯甲酸、山梨酸等防腐剂,而是采用了更为健康的乳酸进行保鲜,导致其保质期只有半年,口感也偏酸,很多滞销产品还在仓库就被迫销毁。
第二,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含量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并不是专家所说的“难以界定”。
以“难以界定”为由,一刀切地禁止商家标识实际上是一种“偷懒”行为,这对于那些愿意以更高成本(牺牲保质期其实是牺牲了商品流转周期,增加了损耗,变相地增加了成本)给消费者提供更健康食品的商家是不公平的;至于那些打擦边球、胡乱标识的商家,只要监管部门的检测跟进,完全可以进行清理整治。
关于“非转基因”也是类似情况。例如现在市面上销售的玉米胚芽油和酱油,有些的确是使用的非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黄豆,采购成本要高于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和黄豆。禁止商家以使用非转基因原料进行宣传,不是逼着商家都去使用更廉价的转基因原料吗?
进一步来讲,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标识“零添加”、“非转基因”,就会让消费者关注到添加剂和转基因的食品安全问题。禁止标识,实际上也就起到了淡化作用。
长期以来,围绕转基因和添加剂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即便在左翼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争议,反对主粮转基因化和反对食品添加剂的人往往被指责为“反智”、“反科学”,支持者把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作物当作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以食品添加剂的历史为例,进行一个简单的辨析。
19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推出了糖精(它的发明还要再往前追溯一二十年);1908年,日本化学家在海藻中提取谷氨酸钠,即味精;1910年,人造黄油在美国诞生……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化学合成物质堂而皇之的登上了现代食品工业的舞台。
化学合成物的加入,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类的食物格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改善了食品的色、香、味,大大增强了使用添加剂的食品工厂的产品竞争力,化学公司、食品公司便趋之若鹜,越来越多的食品添加剂被发现和发明出来。
防腐类添加剂的使用大大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使得食品工厂的商品能够得以长时间储存和远距离运输、降低了食品变质的损耗,大大方便了食品工厂的市场拓展和垄断,一批食品工业的巨头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产生。在大资本的利润驱使之下,食品添加剂的种类、数量均快速增加。以味精为例,1948年以后,每十年美国食品工业味精的使用量就会翻番。在加工食品、婴儿食品中都能发现味精的踪迹。
可见,食品添加剂的发明和大规模使用,与其说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之前的社会固然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产物都具有进步性,例如环境污染、例如食品添加剂。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食品添加剂所引发的问题才逐渐被暴露出来。
1968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有关味精安全性的动物实验发现,大鼠进食大量味精后,普遍出现脑组织损伤。
197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摄入二乙基固醇(DES)的母亲与她们的女儿患罕见的阴道癌有关。二乙基固醇是一种用以增加动物脂肪和体重的饲料添加剂,在1947年被发明出来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的养殖工业,曾被称为“人类食品生产史上最重要的发展”。直到1977年二乙基固醇被证实确有致癌性,才被美国FDA禁用。
1971年,日本合成了“高果糖玉米糖浆”廉价增甜剂,后被证实可以完好无损地抵达肝脏而不分解,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诱发多种疾病。
1974年 美国FDA批准了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一年后FDA发现西尔公司提交的数据中,隐瞒了动物食用阿斯巴甜后出现抽搐和脑瘤,但FDA却没有取缔该产品;198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阿斯巴甜能导致体重增加。
1985年,《柳叶刀》载文指出:79%的多动症儿童从饮食中除去人工色素和调味剂后,病情就能够得到改善;1996年,美国医学会会议上的报告再次指出,儿童多动症病例都与食品化学添加剂有关。当这些儿童不再食用含化学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调味料或化学合成防腐剂的食品后,症状就显著改善。
1986年,《国际生物社会学研究杂志》公布了长达四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纽约市803所公立学校的餐厅如果减少人工色素、调味剂和防腐剂摄入量,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就会提高15.7%.
……
上世纪90年代至今,食品添加剂导致的健康危害越来越频繁地被暴露出来,但随之而来的是公众与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大资本之间的博弈。大资本利用手中掌握的传媒,收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媒体,不断为食品添加剂“洗白”;除非造成了类似三聚氰胺事件这样的严重而且广泛的食品安全事故,那些即便被证实有害的食品添加剂也依然在食品工业中继续使用。
例如在食品公司的游说下,我们早已闻之色变的瘦肉精,至今仍在美国的养殖工业被“合法”使用;美国早在1998年就禁止使用会致癌的苏丹红,而美国的快餐公司肯德基却堂而皇之地在中国的门店使用到2005年,直到中国有关部门出面禁止。
即便那些所谓的有害添加剂被严令禁止,目前,依然有大量添加剂在食品工业中被广泛地“合法”使用。以我国为例,目前的食品添加剂有23个大类,2000多个品种。
前些年,媒体曝光的地沟油、反式脂肪酸、一滴香、香精大米、性早熟奶、猪牛羊肉精膏、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添加剂支持派把这些归咎于不法商家的非法添加,那么,“合法”使用的添加剂就一定安全了吗?
拿我们前面提到的食品中广泛使用的防腐剂——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来说,主流的说法是这两种添加剂绝对安全,可以被人体代谢;但医学专家也指出,防腐剂的长期食用会损害肝脏和肾脏,用量过多甚至会致癌——但这种说法往往不被主流学术精英所待见,甚至要惨遭污蔑。
“合法”添加剂,不过是资本与权力相互妥协的结果,既不会对食品工业的大资本利益产生太大触动,又不至于在较短时间内严重危害公众身体健康。至于越来越广泛的慢性疾病的发生,这个完全可以交给学术精英和媒体去辩解。
20世纪初,美国癌症死亡率仅占死因的3%;20世纪末,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达到死因的20%。多因论是一种很讨巧的辩解方式:癌症发生率的增加和死因占比的增加,可能是添加剂导致的,也可能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可能是转基因食品导致的,也可能是电子产品辐射导致的……
面对多因论的辩解,公众没办法将责任单独归咎于添加剂和转基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添加剂、转基因、环境污染、辐射……,它们都是共犯,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
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压缩的追求,促使它们广泛地使用添加剂以及可能对健康有害的加工工艺(例如使用化学浸出法取代传统压榨工艺生产食用油)。
2005年,在奶企巨头的推动下,低温奶外包装不得再标识“鲜牛奶”。因为鲜牛奶的保质期非常短,不利于奶企巨头在全国开疆拓土。本来各地的小奶企完全可以向本地消费者提供保质期短的真正的“鲜牛奶”,就是为了方便奶企巨头垄断全国市场,它们就这样把标准改了,用可以有更长流通周期的“还原乳”攻占低温奶市场。这一荒唐规定直到2009年初才宣告终结。
在笔者的记忆中,小时候县城里还有国营的食品厂,很多小吃、零食以及油盐酱醋等调料都可以从县食品厂直接购买。这种小范围、短距离的生产-销售模式,商品流转的过程和周期都非常短,根本不需要依赖防腐剂等添加剂的使用,来增加保质期和储存时间。而再往前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有着更强的计划性,更有利于缩短产品流通周期,也不会出现产品过剩导致的库存积压。
类似地,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也就不需要使用廉价甜味剂、辣味素,来替代传统食物中的蔗糖、辣椒,去刻意压地成本。
没有了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社会主义的食品工厂只需要给消费者提供本原的食物,而不必通过添加剂的使用,刻意提高食物的“卖相”。
……
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完全不依靠添加剂、转基因的社会主义的食品生产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2020年08月19日 23:04:34
来源:全景网
又一个“康美药业”因财务造假等被证监会处罚。
历经四个多月,延安必康(002411)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结果最终出炉,经陕西证监局查明,延安必康此次涉嫌的违法事实主要包含三方面:
一、实控人及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近45亿
二、累计虚增货币资金36.63亿元
三、信批内容不准确,存在误导性陈述
受上述事件影响,自今年3月26日以来,延安必康股价跌跌不休,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跌去近27%,总市值也较其历史高点蒸发超400亿元。
蹭上口罩热点收获涨停 涉嫌利用信披操纵股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延安必康曾因一系列“神操作”被市场质疑其利用信披操纵股价。
2月4日,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将尽快完成医护级口罩和防护服生产线的改造,提前做好上游原材料采购、运输等生产保障工作等。
2月6日,延安必康称拟与深圳市图微安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称肺纤维化是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重要特点,是重要临床表现之一等。
据披露,图微安创已开发出对肺纤维化具有良好治疗逆转作用的多肽药物,并表示其药物治疗“相关的生物指标逆转在 80%以上,属于全球首创”“未来有望成为治疗肺纤维化领域的明星药物”……
第一则公告发布后,延安必康股价连续录得2个涨停。第二则公告披露后次日,其股价最高涨幅达9.62%。短短三个交易日,延安必康累计大涨22.92%。
2月7日,深交所对延安必康提出问询并要求其补充公告涉及相关内容。上市公司股价随即由涨转跌,2月10日、11日跌幅分别达9.98%、5.65%。
2月18日,深交所直指该公司公告中未披露尚不存在口罩生产业务、尚未取得相关生产资质等可能对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信心,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形。
对此,陕西证监局也于3月11日对延安必康出具了警示函。然而,延安必康并未停止,3月25日晚间,延安必康发布拟分拆九九久科技上市的预案,随即,深交所向延安必康发布有关分拆上市计划的问询函。
从文件内容看,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就是否存在上市主体重复上市,九九久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相关决策是否谨慎合理,是否涉及忽悠式分拆上市,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等情况作出说明。
由于被监管层关注,延安必康决定暂缓分拆上市申报,3月26日早间开盘后,公司股价跌停。
因涉嫌信披违规,3月底,证监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这一查则牵扯出了更大的雷。
45亿资金被违规占用
经陕西证监局查明,延安必康借收购之名行资金占用之实,且还通过极其隐蔽的工程事项将资金流向关联方。
经测算,2015至2018年,延安必康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累计44.97亿元。
据相关规定,延安必康应当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相关决策程序,以及占用资金的期初余额、发生额、期末余额、占用原因、预计偿还方式及清偿时间等。
而延安必康不仅未如实披露,反而为掩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其《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均存在重大遗漏。
经调查,为掩盖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延安必康通过虚假财务记账、伪造银行对账单等方式,虚增货币资金。
2015年度虚增货币资金7.94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15.18%;
2016年度虚增货币资金20.57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24.31%;
2018年度虚增货币资金8.12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8.47%。
交易所追问是否需“带帽”
跟紧证监局的行政处罚,深交所的问询火速到来,监管层直接追问延安必康是否应该“带帽”。
根据《事先告知书》,2015至2018年延安必康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非经营性占用资金44.97亿元,深交所要求公司结合存在的资金占用情况,逐项说明是否存在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请公司董事会根据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
此外,今年5月深交所对延安必康下发了2019年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自查预付工程款是否最终流入实控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账户。今年6月延安必康董事会在回函中表示,已对预付供应商资质和相关信息进行了核查,相关供应商与公司及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相关资金流入实控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账户。
但在证监局的《事先告知书》显示,延安必康预付给供应商新沂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12.52亿元已实际流入实控人控制的关联方账户。
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结合《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说明前期披露的问询函回复是否存在不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并自查全体董监高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
增收不增利 资金链岌岌可危
公开资料显示,延安必康成立于2002年,于2015年12月借壳九九久登陆A股市场,该公司是一家集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剂、疫苗研发、健康产品、健康饮品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药企。
插上资本翅膀的延安必康市值一度突破500亿,其实控人李宗松也因此身价暴涨,然而,自今年3月其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市值已蒸发近400亿。
截至4月30日,该公司股东达到80637户,从时间上来看,有逾5万户股东是一季度新进的股东。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至2019年,延安必康已连续三年增收不增利,且账上仍有近17亿元的商誉压顶。
近日,延安必康发布2020年中期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15亿元至1.5亿元,这一数据也同比下滑57.97%至67.78%。而延安必康将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受疫情影响”。
雪上加霜的是,7月31日,延安必康因债务问题信用评级被标普从“CCC+”下调至“CCC-”。
据标普预计,该公司在截至2021年6月的12个月内有45亿至50亿元的短期债务到期,其中包括7亿元人民币的国内债券。尽管公司可以将银行借款展期,但该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长期风险。
截至3月底,延安必康可随时动用的现金只剩4100万元,短期借款却达35.8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达10.38亿元。其控股股东和实控人的股权近乎全部质押,债务压顶,几乎无钱可还。
2020年08月19日 08:18:22
来源:八点健闻
2015年夏天,以一味草药起家的恒康医疗市值达到史无前例的 34 6 亿人民币, 被资本市场热捧为民营医院第一股。 要知道,背靠国资委、坐拥超过百家医疗机构的华润医疗,市值最高时不过 165 亿港币 。
这一年年底,恒康医疗创始人、医药代表出身的阙文彬个人财富也达到顶峰。在当年的胡润排行榜上,阙文彬连续第八年登上甘肃省首富位置,以200亿身家(近半数来自他在恒康的持股)超过地产大鳄潘石屹张欣夫妇,在中国富豪榜上位列101名。
这是恒康医疗和阙文彬的巅峰时刻,也是坠落的起点。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成功那一刻就注定失败的故事:
一个初始年营业额不过两三亿、业务单一的公司,借助上市公司这个便利的平台融资,用高出正常估值的价格收购医院,以迎合资本市场对医院概念股的短暂追捧,支撑起与其不匹配的市值;
高市值撬动更多的资金,用更高的价格逼退竞争对手,开启疯狂收购医院之路,反过来又能获得更高的市值;
周而复始,雪球越滚越大,公司市值越来越高——以越来越高的债务为代价。
2013年以来,恒康总计收购了15家医院,但面对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壁垒极高的行当,中成药起家的恒康几乎无力管控旗下医院——和医院原股东的诉讼、收购后的巨额亏损、对赌协议的失败等矛盾层出不穷。
到2018年和2019年,因为负债收购和管理不善,恒康分别亏损14亿和25亿。
今年8月,因无力履约,恒康旗下最重要的的资产——7家医院和发家的独一味中药制剂公司,都被申请冻结。*ST恒康更是处于退市风险警示之中,市值已不到30亿人民币,不到巅峰时的十分之一。
△ 恒康市值变化图。图片来源:八点健闻制图
从一开头,这就是场赌局:医疗服务行业具有周期长、利润率低的特点,如果只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赚快钱,中国的综合性医院普遍5%-10%的利润甚至不能覆盖融资的资金成本。当资本市场潮来时,恒康还能凭借其上市公司的身份勉力维系这个巨大的泡沫;当资本潮褪去之后,它所构筑的一切也轰然倒塌。
神秘的西部富豪和他信奉的“市值管理”
2008年3月,深交所迎来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敲钟人,时年45岁的甘肃药商阙文彬。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医药代表,阙文彬早年在全国各地跑销售时,发现了甘肃一家濒临破产边缘的国有药厂——独一味药厂。从成都恩威制药辞职后,他将独一味从接盘时1000多万的负债,一路做到中国止血镇痛类中成药老二。
阙文彬籍此成功登陆A股中小板,当时公司的名字还是独一味——与其唯一的明星产品独一味胶囊同名。
上市当日, 独一味股价大涨350%,市值直逼26亿人民币, 阙文彬本人的身家暴涨至17亿元,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前医药代表变成了资本市场的明星,这是阙文彬初次尝到资本市场的甜头。
从2008年上市到扩张前的2012年的四年中,独一味的年营业额仅从2.85亿增长到3.37亿,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过4.56%。
直到2013年3月,阙文彬和投行界的前风云人物、因内幕交易被红色通缉令通缉后回国自首的谢风华在上海见面。想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的阙文彬,向谢风华表达了高价减持独一味股份的意愿,并约定将减持成交金额的12.5%作为谢风华的顾问费。
谢风华给阙文彬的建议是,通过市值管理的方法提高公司的价值。谢曾经写过一本《市值管理:市值决定公司命运》,核心是研究各种提高公司股价和市值的途径和方法。对阙文彬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买医院。
在中国,市值管理和操纵股价有时只有一墙之隔。不过,等证监会发现并处罚阙文彬和谢风华“以市值管理之名,行操纵股价之实”并判处谢风华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的时候,已经是四年后了。
从2013年开始,阙从单一的中成药生产销售转向了医院收购,开启了买买买之路。
刚开始阙文彬还比较谨慎,独一味在2013年6月用公司4000万自有资金购买了四川两家小型医院——德阳美好明天医院和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100%股权。
这两家医院小到什么程度呢?
资阳医院成立时间不过半年,还处于亏损状态,但是独一味给出了2500万元的估值。
而另一家德阳美好明天医院的净资产只有363万元,但它的收购价格高达1500万。
独一味初涉医院投资领域,从业务层面看显然不怎么成功。其中,德阳美好明天医院2014年仅完成了97.84万的净利润,不到承诺指标的25%。
早年在医院并购市场上的牛刀小试,本应让阙文彬对陌生的医院领域心存畏惧:医院绝非可以快速催肥的现金奶牛,岂能在注入上市公司后就可实现利润的神奇增长?对赌协议不过是并购市场的财技安排,甚至在签订对赌的那一刻即已明白了不可实现。然而,阙文彬并未知难而退,反而“迎难而上”。个中之驱动力,正是此刻已经欲罢不能的“市值管理魔法”。
业务上的失利,没有妨碍独一味在资本市场上大放异彩。自2013年5月6日发布收购公告开启医院收购大门之后,其股价一路上扬,在9个月内翻番。至2014年2月26日,股价达到本轮上涨的峰值,当日收盘价为每股38元,市值167.3亿元。
与此同时,阙文彬将公司名从独一味改为恒康医疗,以此昭示转型的某种决心。
提振股价的利器 无人能抵挡的诱惑
说到市值管理,一个最直观的观察维度就是市盈率(PE)。市盈率是公司市值之于其年盈利的比值。
一家未上市的综合性医院,合理的市盈率一般在10以内。也就是说,收购方从原股东处收购医院,一般可以开出十倍于这家医院年净利润的价格。然而,如果购买方恰好是一家上市公司,则当它把一家收购了的医院注入到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中,这家医院的市盈率就起码能与这家上市公司原本的市盈率看齐。
在中国,A股市场的市盈率一直相当可观,PE值几十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而一旦某家上市公司有幸成为了某种“概念股”,市盈率更能突破100乃至数百。在上市公司的江湖中,成为概念股是众所追逐的巅峰境界。但凡一种资产成为某种“概念”,则其股价(二级市场价格)之于其真实价值就将有极大的跃升。
2014-2018年的中国,是医院买卖的热土,也是医疗概念股勃兴的时代。
所以,收购医院变身医院概念股,可以牵动整个公司的市值大幅度上扬。
医疗服务行业是前途远大的新兴行业。2003年到2013年间,日渐壮大的医保体系对于公立医院的助力,让公立医院开启黄金十年,单个医院销售额几十亿已经不是新鲜事,甚至出现了收入超过100亿的医院。
2014年起,政策层自上而下鼓励社会办医,民营医院是否也能复制公立医院的黄金十年?民营医院阵营中是否也能崛起百亿级的超级医院乃至医疗集团?这一前景既有业已成为超级医院的公立大三甲的榜样支撑,更有极大的资本市场想象力。
再来看恒康医疗。在它杀入医院并购的头一年,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2013年6月-2014年2月),以1.8亿元的收购金额,一共收购了4家医院,却带动公司股价冲高至38元,市值突破160亿,增加了整整80个亿。
1.8亿的资金,撬动80亿元的市值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恒康医疗的股价更值钱了,更意味着它可以更大的空间,以更低的成本(释放的股份数),在二级市场募集更多的资金。而拥有更多的募集资金,就可以收购更多的医院,从而继续冲高上市公司的市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难有人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除了和医疗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如制药公司,就连珍珠养殖的公司、地产公司、瓷砖公司等各种五花八门的上市公司都开始挤入了医院收购这个快车道。
浙江诸暨一个以珍珠养殖为主业的公司,因为业绩连年亏损,2014年11月起停牌,几乎站在退市的边缘,但是当他们在次年6月发布公告准备收购三家医院,改名创新医疗之后,股价从复牌后的13块飞涨到年底的31块。
根据普华永道报告《2013年至2018年中国境内医院并购活动回顾及展望》,2013年全年只有46家境内医院的并购发生,总金额21.5亿;到2016年,并购的医院数量已经上涨至191家,并购金额161亿;这种火热的态势在2017、2018年得到延续,这两年并购金额分别是149亿和144亿,并购医院数量167家和199家。
从此,恒康在医院并购市场放手一搏,其跃进路线已是虚实并进。“实”是指买进的实打实的医院资产,以及它们的营收和利润。“虚”是指每置入一块新购进的医院资产,所带来的上市公司的市值飙升,以及进一步的募资。
这样的路线发展到最炽之时,“实”看似已经并不重要,“虚”反而成为了恒康医疗的跃进主线。
“虚”、“实”不可能永远背离。当虚线的市值扶摇直上之时,实线的并购价格也越来越高了。
两年之后的2015年,当恒康收购瓦房店第三医院时,仅仅是这一家医院,收购价格已经高达7.18亿之多。而恒康整个公司当年全年的利润也不过3.2亿。
上市公司的好处在于融资的便利性,虽然自有资金无法支持疯狂的收购,但是借助上市公司的身份,恒康通过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募集了26亿资金。
比起募集资金速度更快的是消耗,这26亿主要被用于恒康的各项收购。几年后证明,这些收购成为了亏损之源。
但在当时烈火烹油的医院买卖大潮中,恒康的大手笔给了资本市场以极大的期待。
这一年,恒康的市值达到顶峰——346亿元。哪怕经历了2015下半年的股灾,恒康的市值在股市低迷的2016年,仍然维持在200亿市值的高位上。
在资本大潮中,维系公司高市值的,是关于未来的心理预期。
传统行业的估值基于现金流,新兴行业的估值基于未来的想象空间,资本市场一度用给互联网公司估值的方法给像恒康这样的医院概念股估值,赌的是高速增长的未来。
受到股价大振的鼓舞,一向低调神秘的阙文彬曾在2016年一次极为罕见的公开接受媒体采访中放言,未来要把恒康做到2000亿市值。
△ 阙文彬在2016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大手笔的收购和资本市场的追捧,并没有给恒康带来真实的利润。2016年之后,恒康的利润一路下滑,其中,斥巨资寄予厚望的瓦房店三院在2019年一年的亏损就高达1.3亿。
在内生式增长无力的情况下,阙文彬只能继续用外延式的并购带来的营收增长,粉饰和维持恒康的股价和市值。
高市值又可以让恒康以更低的资金成本获得更多的融资,买更多的医院。2017年,恒康单是用于收购的金额就高达19亿,这一年,恒康的债务也达到史无前例的59.06亿元。
甚至在恒康深陷债务危机的2018年,阙文彬仍然试图用大手笔收购马鞍山中心医院来维系资本市场的信心。如果资本市场仍然相信医疗服务行业高速增长的未来,恒康的并购游戏就能持续运转下去。
一个激进的财务投资者 和一个需要耐心的行业
到2019年底,恒康年收入的87%都来自旗下医院,医院业务已成为恒康医疗的绝对主营业务。但从其收购逻辑和资本运作手段来看,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医疗服务产业投资者,它只是一个激进而冒险的财务投资者。
比起医院的长远发展而言,阙文彬大概更看重短期能带给资本市场的信心。
恒康在高溢价收购医院时,大多带有一个三年对赌协议。对赌协议中所承诺的业绩,现在看起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比如瓦房店三院在被收购的前两年的年净利润为3200万,对赌协议要求这家医院在被收购后的三年净利润分别达到9130万元、1.0043亿元、1.1047亿元,是收购前净利润的3倍多。
以国内综合性医院5%-10%的利润率和正常每年10%-15%的营收增速计算,这几乎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在恒康医疗收购的医院中,多家医院均未完成对赌协议。其中,德阳美好明天医院和邛崃福利医院原价返还了原转让方,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和蓬溪医院由原股东支付利润补偿款;兰考第一医院、堌阳医院、东方医院则引发了恒康公司和医院原股东的诉讼。
医院是一个内部系统极为复杂、利益纠葛繁多的系统,在买下医院后,有经验的产业投资者一般会调动企业内部具有医院管理才能的人进入医院,以提升医院运营的效率和业绩。
恒康虽然是制药公司,但在需要精耕细作的医院管理领域,它仍然是个门外汉。
在收购十几家医院后,恒康甚至没有建立起一支成熟的医院管理团队,多数仍倚赖被收购医院的原管理层;当医院的原管理层改善业绩乏力时,恒康也无能为力,只能粗暴地出售医院资产,或者引发诉讼。
而部分完成三年对赌协议的医院,在恒康那里兑现承诺后,随即就出现巨额亏损。比如瓦房店三院在完成对赌协议的第二年大幅亏损了1.3亿。
△ 2019年亏损1.3亿的瓦房店三院。图片来源:恒康官网
一位长期从事医院并购的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在医院并购案里,对赌协议完成后,被收购医院利润大幅下滑,几乎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对赌期间,医院可以通过压缩人工成本、供应链利润、调整医保坏账等方式来完成业绩目标,等到对赌期完成之后,再来补偿员工和供应商。
一个以高价收购医疗机构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资本市场给予其高估值,本质上是寄望于未来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速增长。
但一直以来,医疗服务行业都是一个回报周期长、短期利润不高、极度需要耐心的行业。一家外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他所在的基金在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退出期少则7-8年,长则超过10年。
一个成功的医院并购案例,除了钱,更重要的是品牌、专家、技术、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的持续注入。
河南兰考黄河医院集团的控制人徐庆彪徐征父子和其中一家医院的业务院长吕占清,或许正是抱着这种期待,找到了恒康。徐氏父子的黄河医疗集团拥有兰考三家医院——兰考第一医院、兰考堌阳医院和兰考东方医院的控制权。
坐拥兰考这个80万人口县城医疗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十几年之后,徐氏父子发现,和兰考第一医院一条马路之隔的公立医院,借着成为河南省40家医疗改革试点单位的政策红利,和他们抢夺病人。
徐征和吕占清们想扩张,当地缺康复医院,建个康复医院,或者能多留住患者。但建医院的钱不是个小数目,所以他们动了想要被并购的心,想找个可以依靠的大树。
他们开始主动寻找对医院感兴趣的企业,找了几家都不懂医疗,“狂飙突进”开启医院收购之路的恒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阙文彬医药代表出身的背景,也获得了负责业务的院长吕占清的好感,他觉得这个企业与医院有相近性,可能对医疗更了解。
彼时的阙文彬和恒康的资金链都极为紧张。阙文彬持有恒康 42%的股份,这些股份已被多次质押,但是除了继续举债扩张,恒康没有做其他选择。
于是,恒康和华宝信托、民生信托共同出资,合作成立并购基金京福华彩和京福华越。两只基金规模分别为6.38亿和5.92亿。
按照约定,这两只并购基金将被用于医院的并购,投资期3年,3年期满退出时,京福华彩的中间级和优先级LP的目标收益率是6.2%和9.2%,京福华越则是6.7%和11.2%。
2017年1月,恒康通过这两只并购基金筹措资金,用4.89亿价格买了兰考3家医院。在4.89亿之外,院方称,恒康还口头答应,日后将“投入资金建设康复医院”。
这场看似愉快的交易,实则危机暗涌。
为了筹到钱,恒康给出近乎刚性兑付的承诺——到期后,如果无法实现目标收益,恒康不仅要收购两只信托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还有义务全额补足收益。
这种明股实债的模式,犹如套在恒康脖子上的绳索。债务越来越多,留给恒康的时间越来越少。
恒康高价收购的医院,早期在不能完成业绩承诺时,恒康通常是大笔一挥,原价返还。因为能在二级市场获得数以亿计的回报,并不在意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的损失。
但是,当恒康2018年因债务危机在资本市场受挫股价大幅下挫后,就很容易和被收购的医院方发生剧烈的冲突。
在兰考收购医院仅仅1年后,恒康不仅没有将口头答应的康复医院建设完毕,而且和医院原来的控制人打起了官司。因为没有达到约定的业绩承诺,恒康解除了原医院实际控制人徐征的职务,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徐征按照原来的转让协议7倍赔偿利润差额。
矛盾由此产生,并演变升级。卖医院的徐氏父子想要夺回医院,被罢免后,曾带着人堵在医院门口,拒绝恒康的管理者进入医院,成为医院内部甚至是当地医疗圈人尽皆知的一场闹剧。
对兰考这三家医院而言,2018年是“黑暗难熬”的一年,投资人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弄得人心惶惶,一线员工流失。有人不满医院的工资和福利下降,有人不满医院的混乱现状,干脆跳槽到隔壁的公立医院、中医院等等。
△ 兰考第一医院曾经是当地医院界的老大。图片来源:吴靖摄
兰考三家医院的故事,不过是恒康这几年收购医院的一个缩影:溢价收购,高业绩承诺,无力管控医院运营,留下一地鸡毛。
由于在负债收购和不善管理,恒康医疗每年的利润也从2017年开始大幅减少,到2018年和2019年,恒康分别亏损14亿和25亿。
眼见它起高楼 眼见它楼塌了
2018年后,资本市场对于民营医院概念股的追捧开始降温。
一来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以医保资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综合性医院的盈利想象空间变得有限。
二来资本市场对于新兴的医院并购行业的回报率和增长率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固然是一个值得期待跨越周期的行业,但它更是一个投入周期长、需要精耕细作的行业。
不少在前几年高价买入的医院股权,在2018年后面临打折甩卖。一位投资人向八点健闻透露,折扣率约在6-8折,例如原先5个亿买来的医院资产,现在3-4个亿就愿意出手。
那些激进的医院收购者,比如创新医疗、宜华健康、益佰制药的股价都在2017、2018年之后经历了腰斩甚至膝盖斩,就连华润医疗这样的国家队的股价也自2018年开始大幅跳水。
△激进的医院收购者们,多在2017、2018年后市值缩水。图片来源:八点健闻制图
当二级市场对医院概念股的价值认识回归后,恒康这样通过高负债收购获得高估值的模式,就被直击命门。
在2018年,恒康本打算以9亿-9.3亿的价格,收购马鞍山市中心医院93.52%的股权,如果这次收购能顺利完成,恒康将第一次拥有一家三家甲等医院。但在恒康已经支付2000万诚意金的前提下,仍然因为“负债较多”和“融资情况不达预期”而中止了收购。
此次收购失利和债务危机等原因,让恒康的市值直接暴跌60%,只剩下不到100亿。
在市值泡沫开始被刺穿的同时,恒康的债务危机凸显,2017年、2018、2019连续三年,恒康公司的负债59.06亿,59.01亿和47亿。
一个负债率接近100%,公司最大股东被冻结和质押了几乎全部股份的公司,靠负债继续收购维系资本市场信心的模式已然破产。
今年新冠疫情过后,恒康派驻兰考第一医院的管理者王冰的办公室外,常常有医院退休职工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催恒康尽快补上本该在今年1月付给医院的一笔收购尾款:6450万。
前两期收购款给到医院后,徐氏父子曾许诺股东们的“一股8-10万”只兑现了一半,以每股4万左右的价格将钱返回给了4000多名股东。
如今,徐氏父子因涉黑已被批捕入狱,而利益受损的员工们几乎每周都会去医院静坐示威,希望恒康尽快付出这6450万,获得补偿。
这大概是恒康收购之初没有想到的难题:医院内部的权益之争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它更没有想到的是,倚赖医保额度的民营医院,在医保控费的政策驱使中,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当时恒康收购兰考三家医院的目标净利润是,三年内不低于1.344亿元,而实际上,单是2019年就亏损了2543万元。
压倒恒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包括兰考第一医院在内的几家医院的收购。2020年,三年前成立的京福华彩和京福华越两只医院并购基金到了退出期,恒康无法完成业绩,也无力按照原来约定收购华宝信托和民生信托连同本金和收益共10多亿的基金份额。
恒康试图在2018年6月将兰考这三家医院挂牌出售,但两年多来并没有人接手。
今年8月以来,华宝信托和民生信托由于不能按时退出,他们已在多地将恒康告上法院,并申请冻结了恒康旗下最重要的资产——7家医院和恒康赖以发家的独一味中药制剂公司。
至此,恒康医疗市值已从2015年夏天346亿的最高点,下坠至2020年夏天的30亿不到。
利用人性的贪婪,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最终崩塌的故事,永不落幕。
欢迎光临 主人公论坛 (http://zhurengong.net/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