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论坛
标题: 刮骨疗毒不只香港 改抗战反日本帝国主义为'军国主义'在先 [打印本页]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7 00:43
标题: 刮骨疗毒不只香港 改抗战反日本帝国主义为'军国主义'在先
人民日报评“试题美化日本侵华”：香港教育需要刮骨疗毒2020年05月16日 20:20:22
来源：人民日报
香港教育界再出乱象。在日前举行的中学文凭考试中，由香港法定机构考评局出题审题的历史科试题，美化日本侵华历史，诱导学生得出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结论，事情一出，全港瞠目结舌。15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响应民意，要求考评局立即取消该不当试题并做适当调整，而考评局声明将跟进处理，态度却依然模糊。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内地高考，严肃性自不待言，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如此重要的考试竟然出现如此荒谬的考题，产生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再一次证明香港教育界“中毒”至深，香港教育问题严重至极。事发并非偶然，有媒体揭露，早前今年4月份，就有疑为香港考评局高级职员在社交媒体宣扬“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的奇谈怪论。歪曲历史事实、背弃民族祖先、践踏国民尊严和感情，现今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考试出题推销其歪理邪说，正揭示香港教育界不乏害群之马，香港教育体制已如“无掩鸡笼”。
分析事发后香港考评局的声明，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香港教育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深表遗憾”、“不宜作出评论”、“经过详细讨论一致接受审题定稿”等，回应之傲慢、表态之暧昧、责任之轻浮，让人万难理喻。在教育局明确要求立即取消试题的情况下，考评局声明仍然只以“商讨如何跟进”“尽量配合”来敷衍，如此表态折射什么样的心态，已毋庸多言。作为法定机构、手握考试“指挥棒”的教育专业机构尚且如此，让人怎能对香港教育有信心、有期待，让人怎能不忧心香港莘莘学子正被塑造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
教化育人，关乎香港的未来。事实是，香港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在腐蚀孩子的身心、摧毁香港的根基。扭曲鸦片战争、鼓吹殖民统治、美化日本侵华的毒教材和试题频现，让一些香港青少年丧失了基本认知；宣扬“违法达义”“黑警死全家”“警察孩子活不过七岁”的毒师得不到全面清理，让一些孩子走上了暴力祸港的危途。修例风波中，3286名学生被捕，未成年人犯案率飙升。广大家长难道真能容忍自己的孩子，被教成价值混乱、是非不分、缺乏常识的人么？这将给社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未来？救孩子、救未来，必须对香港教育来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了。
香港教育病得不清，非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一是要找出那些隐藏在教材和其他地方的“毒内容”，把他们清理干净，让他们无处藏身。二是要盯住那些蓄意而为的“播毒者”，不让他们把黑手伸向孩子。特区政府教育部门需要告别修修补补的诊治方式，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果断出手、系统施治，让香港教育的天空风清气正，护佑香港青少年健康成长。
链接
避法西斯/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 咋反对歪曲历史？习定调70年0 个回复 - 1828 次查看
俄媒关注习近平撰文倡中俄携手反对歪曲历史 2015-05-08 11:32:42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核心提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日在《俄罗斯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将支持俄罗斯，反对歪曲二战历史的图谋。参 ...
不怕违宪 连定性'帝国主义'都不敢 结果可想而知 打雷不下雨8 个回复 - 118 次查看
补壹刀：如果美国真和我们切断一切关系…… 来源：补壹刀微信公号作者：刀贱笑 无影刀2020-05-15 21:33 执笔/刀贱笑&无影刀 “我们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很多人都看到了，美国时间14日一大早，因为美国 ...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7 11:05
香港“高考”现不当试题，考评局两高层辞职
2020-05-17 08:20:17 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讯）香港“高考”历史卷出现“不当试题”引发社会谴责。据多家港媒最新消息显示，5月15日，香港考评局已有两名高层辞职。
《星岛日报》、香港东网等多家港媒16日援引消息称，香港考评局评核发展部通识科高级经理卢家耀及其下属评核经理梁紫艳已于5月15日辞职，生效日期为8月16日。考评局对此回应称，不会评论内部人事事宜。
卢家耀早前被指在脸书发表支持“反修例游行”言论，叫嚣“林郑滚蛋”和“林郑下台”等反国家、反政府、仇警的内容。他曾在中学和传媒机构任职，自2010年起担任考评局评核发展部通识科高级经理，统筹中学文凭考试通识教育科的公开考试及校本评核，并参与课程的评核及检讨工作，他同时亦是课程发展议会属下的专责委员会委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曾在脸书发表“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言论的评核发展部经理杨颖宇目前仍在任。
5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高考”）历史卷出现了立场歪曲、倾向性极强的一套试题：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一下引发社会争议。当晚，香港教育局发布声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严肃跟进、向公众作出合理交代”。
之后香港教育局又采取行动，要求取消相关试题并适当调整，以维持此次历史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确保考生获公平对待。
5月16日，香港“港岛家长关注组”团体自发到考评局请愿，强烈谴责考评局高级职员杨颖宇、卢家耀歪曲历史，荼毒港青，斥责二人崇日卖国，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祸害香港。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7 23:49
香港教育局发表“历史教育所为何事？”强烈呼吁所有教育人士反思教育使命 不要让教育专业蒙羞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05-17 22:55
17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表题为“历史教育所为何事？”的文章，强烈呼吁所有教育人士反思教育使命，不要让教育专业蒙羞。
全文如下：历史教育是全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香港的课程中，中学教育阶段分别设有初中及高中的中国历史科和历史科课程，让学生从探索过去人类文明的进程，认识国家和世界的历史，从而培养对国家认同、世界视野，并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在研习历史的过程中，学生固然要学习运用历史资料、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但从历史汲取教训，以史为鉴是历史教育有别于其他科目的重点，自有其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维度。近日，个别教师的不正确中国历史教学，部分教材的撰写方法，以及公开考试中的偏颇设题，均引起社会上极大的争议。
就这些问题，教育局详细说明如下：
认清基本史实 训练学生思维
历史教育十分重视学生能够认清重要史实的基本内容。 以鸦片战争课题及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为例，于前者学生须认识鸦片战争的背景、鸦片的祸害、清廷禁烟的过程、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战争经过、签订《南京条约》，以及鸦片战争的影响等。有关的教学材料及教科书，必须清楚和准确交代史实。另一方面，历史教育的重要学习宗旨之一是让学生在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建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因此，学生虽然可以认识其他立场对于鸦片战争的看法，例如指称鸦片战争为中西文化冲突及英国拓展贸易结果的外国观点，但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须清楚让学生知道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是不平等的条约，以及在一九七二年，香港在联合国会议上被踢出殖民地之列等等重要事实，绝不能教学生以旁观者自居，或教授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观点。
历史教育重视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的能力。 其中一种常用的教学方式，是教师提供全面的史实和不同角度的评论数据，并作出适当引导，让学生通过思辩，建立分析、判断能力，作为正确价值观的基础。但历史对某些事件已有强而有力的定论，选取的数据应正确反映该事件的史实，尤其对于还在基础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这更为重要。故在中小学从事历史教育的人士也应按学科课程要求选取有学者论述支持为主流意见的数据，以助学生从小建立人文、道德及历史方面正确的价值观。
优质考核题目 全面客观持平
有时这种方式也可应用在评核题目甚至是公开考试中，但有几方面的原则必须遵守。第一， 该课题是基于历史研究属于有足够空间可供中学生考生讨论的史事人物。 一些牵涉大是大非的题目，例如侵略、屠杀、种族清洗等，完全不应引导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讨论其正面价值，也不可能有国家会放在课本，甚至试题中让学生讨论其利弊，这是基于人类良知的共识，也是学生对承受惨痛经历民众同理心的教育。考题可以要求考生评论某场战事一方失败及另一方取得胜利的因素，但这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然而本年的历史科文凭试，有题目考问学生是否同意在一九OO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利多于弊”。众所周知，日本于一九OO至一九四五年间多次发动对华侵略，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丧生。有人尝试合理化此命题，硬说此是开放题题型，考评技术层面可以容让学生得出“弊”多于“利”，甚或百害而无一利的结论，这是完全失焦的诡辩。实际课程和正常教学也不会与中学生探讨日本侵略为国家带来的“利”，而所谓“利”如何衡量？对谁人有“利”？与战争中人命伤亡怎可比较？接受外国的援助和被外国侵略是否可以说成是可互相量度、互相比较、互相抵销的“利”和“弊”？
第二，试题要求学生展现的能力， 须合乎其学习的水平，也不是所有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单化而不流于偏颇。 有学者早已指出上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交织错综复杂的人物、社会阶层、国家等的相互关系和种种纵横交错的事件，又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力量互动的复杂考虑，即使是大学学者也要慢慢梳理的问题，高中的课程的深入程度，还未达到仔细分析上半个二十世纪中日的这些复杂关系。故要求中学生在约二十分钟内“就自己所知”来处理这超越他们能力的题目完全不合理，也没有意义。
此外，任何历史题目如问及不同角度或看法，所提供的数据不应偏侧于一方观点，应让考生能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了解题目的中心。 如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历史资料题应从不同角度，如当时的国际关系、个别国家的利益、民族主义的兴起等，协助考生作出公正持平的结论。文凭试中要求考生讨论“一九OO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题目，所提供的数据都只偏向日本在20世纪初对中国的援助，资料的重要性与日本侵华暴行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者，题目所提供数据必须要与题目考问范围配合。若题目考问的时段是一九OO至一九四五年，但只提供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二年的数据，导引考生透过不完全的数据评论一个在较大时空发生的事件。因此，命题是偏颇的，极不理想。
因为设题已有问题，其信度和效度难以量度，故将题目取消是合理及负责的做法，也符合学生的利益。
但更重要的，是众所周知，日本当年发动对华侵略和抗日战争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丧生，公开试的试题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日本带来的“利”与侵略带来的伤害相衡量，不但与课程宗旨不符，更会严重伤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包括仍然在世的抗日老兵和义士）的感情和尊严，也不符合中小学历史教育之义。难怪为不少社会人士诟病，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想到考评确有“指挥棒”的作用，日后会否鼓励教师要教授学生量度日本在这个年代对华的各种“利”跟侵华的“弊”孰多孰少、孰轻孰重，实在难以想象。
多管齐下 培育新一代
历史教育是任重道远的学校教育工作。 加强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培养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是教育同工持续努力的目标。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包括规定中国历史是初中的独立必修科，学校必须提供足够的课时；向学校发放推动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一笔过津贴，组织多元化的活动培养中小学生欣赏及承传中华民族的卓越精神及文明；配合新修订的中国历史科及历史科课程（中一至中三），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包括与历史有关的内地考察团），并协同专家学者制作多元化的学与教资源，严格评审两科历史的课本。因发生个别教师不正确教授鸦片战争和文凭试题目事件，我们特意上传由专业前线教师编订的教学资源，供公众阅览，希望公众不要因为个别人士的错误而误以为所有历史教师均不专业。我们期望能与教师及社会人士一同携手，为学生缔造良好正面的学习环境，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传承不少令人钦佩的历史人物对国家、对民族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当执行课程及评估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尤其是涉及教育及考评等机构，教育局有职责维护教育专业，并基于保障学生及公众利益而采取相应行动，予以纠正。 教育界包括不少教育团体及资深校长、老师以及媒体都认同题目存在重大问题。有关试题距离可接受的考核题目水平甚远，未能有效全面客观评估考生的成绩，教育局要求取消有关题目，目的为保障考生的利益。在教育的议题上教育局不是无关的第三者，也不是纯粹资源提供者而不须负责教育的质素。因此教育局对试题表达看法和提出处理的意见，绝非以政治来干预考试。
我们在此强烈呼吁所有在不同教育岗位、职位的教育人士反思教育的使命，不要让教育专业蒙羞！（总台记者 金东）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8 13:17
香港学校中学考题被指美化日本侵华史
时间:2020-05-18 07:4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香港团体“港岛家长关注组”数人前天到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办公处抗议，谴责其歪曲历史、荼毒港青、祸害香港，要求严肃跟进考题风波。（新华社）
受访学者预测，考题风波可能成为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分水岭，引发香港社会围绕教育问题展开大辩论。尽管这可能让香港社会进一步紧张，但也提供香港官民改正问题的契机。
王纬温 报道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上周出现一道被指美化日本侵华史的考题而引发争议，中国大陆官媒连日发文批评香港教育体制。《人民日报》前天抨击，事件再次证明香港教育界“中毒至深”，呼吁必须对香港教育彻底“刮骨疗毒”，预示中央和港府可能加大整治力度。
受访学者预测，考题风波可能成为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分水岭，引发香港社会围绕教育问题展开大辩论。尽管这可能让香港社会进一步紧张，但也提供香港官民改正问题的契机。
综合港媒报道，上周四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历史科考试中，有题目要求考生评论“1900年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引发争议。部分舆论质疑该题目忽视，甚至美化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
香港教育局当晚发文指考试题目“具引导性”，严重伤害“国民的感情和尊严”，要求主办考试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严肃跟进。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隔天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考题，并作出适当调整。教育局也宣布今天派员赴考评局调查，检讨现行机制。
陷入暴风眼的考评局当晚回应说，取消考题的影响深远，将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如何跟进此事。
考评局两名为考试拟题的考官也被曝曾在面簿贴文表达政治立场，违反政治中立，可能对题目设计造成影响。其中，负责历史科的杨颖宇据报曾提到“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忘本呀！”。另一名负责通识科的卢家耀则曾留言“林郑滚蛋！”。
卢家耀及其下属经理梁紫艳前天以“可能出现的政治理由”为由双双辞职，预计8月中离任。
新华社上周五晚发表评论文章，将上述风波形容为“丑闻”，并指香港回归近23年但尚未建立与“一国两制”制度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教育系统藏污纳垢、荼毒学生、危害社会，已严重到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地步。
文章并呼吁港府拿出应有的担当与勇气，“痛下决心，全面改革，整顿队伍，拨乱反正”。
《人民日报》前天也发评论指“香港教育体制已如‘无掩鸡笼’……必须对香港教育来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了。”文章认为，香港教育病得不轻，非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呼吁港府教育部门告别修修补补的诊治方式，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果断出手、系统施治。
学者：中央料就教育议题加大对港府监督一名不愿具名、从大陆移民香港多年的学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大陆过去20多年忽略对香港下一代人价值观的塑造，“下一代的争夺上，基本上已经失败，所以必须亡羊补牢。”
这名学者预测，中央接下来将在国家基本民族史观、下一代基本价值塑造等教育议题上加大对港府的监督，并通过香港教育自治权去整顿香港教育乱象。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受访时则说，香港目前处于反修例风波后期、青少年价值观混乱的特定氛围中，《人民日报》的“刮骨疗毒论”与香港社会对自身教育正展开的检讨有一致性。
对于港府是否会对考题风波展开行动，田飞龙说：“目前来看中央监督在后，特区政府自治在前，先由特区政府通过自治机制，改革香港教育已有的问题。”
他预测，考题风波可能会构成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引发香港社会围绕教育问题的一场大辩论，以厘清院校自主、教学自由权利在“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边界。
尽管矛盾议题公开化可能让香港社会进一步紧张，但田飞龙认为，这当中也包含香港转向真正繁荣稳定的契机。他说，香港官民通过辩论形成新共识，方能约束教员滥用权力，让香港教育回到正轨。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8 23:56
新京报再惹争议，将台湾殖民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辛阳 · 2020-05-18 · 来源：子夜呐喊
看来，倒了戴自更，还有后来人啊。
长篇小说《鲁冰花》的作者、台湾作家钟肇政先生与5月16日晚去世。新京报官方网站在17日下午14:46分发出了报道，报道引用了台湾《中国时报》的消息。
@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博账号在15:02首先在新浪微博进行了转发，网友很快发现文中性质极其严重的表述错误：
新京报的报道将日本侵略者殖民台湾的时期，称作“日治时期”。
该微博账号很快更正了错误，将“日治”改为了“日据”，同时采取“精选评论”的方式关闭了这条微博下的讨论：
新京报的微博主账号“@新京报”在15:24采用微博文章的方式转发了这一报道：
依然将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网友第一时间在这条微博下对“日治”表述提出了质疑：
但遗憾的是，截至笔者发稿，新京报官方微博并未更正错误，也未对网民的质疑作出任何回应。
回看这个事件的全过程，新京报的小编从台湾的《中国时报》搬运报道，连“日治”一词都搬过来了，新京报主编把关不严(笔者姑且不认为你们是故意的)，将报道正式放出来，这个错误的性质还没有那么严重。
@新京报书评周刊 账号的编辑被网民指出错误之后，第一时间更正错误并精选评论，这属于类似官媒的正常操作，不道歉也行，起码知错能改吧。
而@新京报 主账号的编辑则是何等的嚣张，面对网民铺天盖地的质疑之声，丝毫不为所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傲慢形象跃然屏幕之上。不精选评论，这个要点赞，但也仅此而已;如此严重的表述错误，知错不改，又是几个意思呢?整个问题的性质就变得严重得多了!是不是你们内心就完全认同“日治”这个表述呢?
“日据”还是“日治”，2013年7月的台湾教科书改版就曾在岛内引发过一场统独两派的巨大争议。
当时，台湾教育部门不准中学历史书使用“日据”只准使用“日治”，台“教育部”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以三家出版社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称“日据”而不称“日治”等理由，命其“重编”，不准出版。
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对此表示，大家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和记忆，应该加以包容，不宜硬性规定“不准”使用哪个说法。马英九表示，“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日据”，但是我并不反对有人要用“日治”，因为确实中间可以容许一些讨论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不宜，不宜硬性规定哪一个不准用，这样才能够让各种不同的看法能够出来。”
甲午战争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日本殖民时期或日据时期是岛内外历史学界通用的说法，这一说法也完全是基于客观史实。然而，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将该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王仲孚指出，教科书从“日据”改成“日治”有问题，他20年前就抗议过，但不了了之。他表示，台湾初中教科书最早改用“日治”，现在高中也都用“日治”。王仲孚表示，李登辉改称“日治”是为了改变青少年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这是“台独”的文化运动;如今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仍用“日治”很荒谬。
笔者不知道，新京报引用的台湾《中国时报》原本的表述是怎样的，是《中国时报》先用的“日治”，还是新京报记者擅自使用了“日治”。至少2013年，“日治”、“日据”在岛内引发争议的时候，《中国时报》在2013年7月18日刊发了一篇措辞强烈的署名评论文章《拍案惊奇：只准日治 不准日据》，针对台“教育部”的行径强烈地抨击道“历史词汇的表达，涉及到主体性与立场问题……而‘日治’实际上比较接近‘皇民史观’或‘日本军国史观’。可以说，台湾当局在这一问题上失去立场;监督台湾当局的那些‘立法委员’们，事不干己，咄咄怪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新京报》和新京报官方微博主管的政治觉悟，看来还远远不如海峡对岸的《中国时报》，这也算“咄咄怪事”，令人“匪夷所思”吧!
看来，倒了戴自更，还有后来人啊。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5-19 14:16
孙锡良：中国的“通日英雄史”2020-05-19 11:55:39 来源： 孙锡良 作者：孙锡良
1894年，是中日两国人民角色互换和心理互换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是一场系统性战争，而不只是大众通感中的甲午海战，海战只是这场历史转折战的一小部分。关于这场战争，我将会在合适的时间，以详实的资料全景式再现当年的耻辱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讲“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是八年抗战，如果只说“抗日”，那么，中国应该是“五十年抗日”，而不是“十四年抗战”。在这个长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有很多可悲可耻的通敌汉奸。
暂无法对五十年的汉奸行为进行叙事，先选择“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段进行摘录，也许不够全面，但基本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事件，重点不在于列举汉奸和伪军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告诉大家中国的苦难过程中包含了多少自己的自辱行为，一个孕育了世界上最多伪军的民族，决不是偶然现象，骨子里的问题来源于文化上的毒害，只要这种文化不灭，“当奸有理”便永远是“聪明人”的正确选择。
我把“通日者”定义为“英雄”，决不仅仅只有讽刺，更多的原因在于对现实的忧虑，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屈辱的烙印打得并不足够深，稍有点和平与繁荣，精英们便又开始崇拜“汉奸式英雄”，曲线救国和求生卖国的思想便又占了主流，有血性，等同于鲁莽，想反抗，等同于作死，唯有投敌，才是公认的文明。
闲话少讲，且看历史吧!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进攻满州，整个中国掀起了抗日浪潮，但蒋介石说：我们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时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内，我将把日本打得跪地求饶，相信我的话，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吧。现在把军事物资耗费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0页和罗伯特.佩恩《蒋介石卷》第156页)
1931年10月，日本积极建立伪政权机构和组织，关东军培植多年的汉奸凌印清率先组建所谓的“东北自卫军”，自己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沙岭镇，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日本派浪人仓岗繁等15人为凌的顾问。声称拥有18个师，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见熊正平的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2页，熊正平：事变发生时，他是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又挑动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组建另一支“东北自卫军”，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设司令部，收编胡匪，用红蓝白黑满地红作国旗(这也是后伪满州国的国旗)。后经张学良同意派军队在高子山将张学成和日本顾问击毙。(见熊正平的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3页)
1932年11月，马占山被张景惠和日本利用，成立“龙江傀儡伪政府”。1933年2月，马占山赴沈阳参加所谓的“四巨头会议”，四人分别为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马占山。会议以后，马占山完全公开地向日本出卖了黑龙江。3月8日，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兼任军政部长职务。4月1日，马占山感于日寇胁迫，心生不悦，带领200余人出逃，重新拉起“抗日”大旗。(见李铭新的《马占山抗日、降日和反正经过》第74页)
1932年1月28日后，日军惩罚中国军队，十九路奋战34天，但蔡的抵抗违背了南京政府的命令，5月，中日“和平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禁止进入非军事区。(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2页)
1933年，关东军开始在热河展开行动，省会被仅有128人的日军占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尖锐地攻击：谁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是蒋介石。(杜翰生《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页)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实际上，这个协定是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汪精卫为象征软弱无能的协定辩护，汪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太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4-45页)
1934年，德王利用日本人提出与满州结成自治联盟，迫使南京政府承认“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的主持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他死后由德王继任。(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2页)
1935年6月，土肥原和秦德纯签订“土-秦协定”，秦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进行协商。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扩大到察哈尔省，撤职反日官员，限制汉人移居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化计划更快进行。(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页)
1935年7月，何应钦以蒋介石密使身份同梅津美治郎中将签订“何梅协定”，这是一项秘密协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国取缔抗日活动。(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1页)
1935年11月，河北省东北部三分之一地区发表脱离南京政府的宣言，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为殷汝耕，使用五色国旗，所谓的军务是指保安队，新政权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自治的第一步。(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4-56页)
1935年11月30日，土肥原给南京政府发电文，表示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经无法控制。电文的意思是：宋哲元将要效仿冀东政府再建立一个分裂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宋建立华北政权，派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何、宋和日本人三方协商，一个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保留了一点面子，代价是南京同意华北两省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政府有权任命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但事实上必须征得日本人同意。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在蒙疆建立多个傀儡政权。(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7页)
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经过积极筹备，“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德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成立典礼，一切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进行，向成吉思汗遗像行叩拜礼，日本人也跟着叩了头，改公元纪年，用成吉思汗纪年，用红、黄、白三条为蒙古旗。日本人讲：“我们帮助建立了满州国，也可以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接下来就是成立伪蒙古政府，吴鹤龄表现最为积极，5月12日，伪蒙古政府成立典礼举行，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等出席。(见《文史资料汇编》第62辑第20-40页)
1937年7月下旬，胡适和张君劢多次见蒋介石，提出“日华和平”的意见，蒋介石悲壮地说：“我不是不想和平，但日本的要求没有止境，最初日本只要满州，就照他们的办了，现在又要华北，这次任其所为，下次必定要上海和广东了。如果日本的要求只限于满州，我可以负责同日本合作。”(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1页)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举行就职典礼，王克敏成为最高领导人，临时政府宣称，自己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西和山东全部及察哈尔省的部分。政府文告在两个论点上做文章：一是中日同种论，战争的可悲在于同种相噬;二是反共。伪政权在跟随日本实施“三光政策”的过程中，它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所有措施造成的伤害。(参见《东方事务》第九期第115页和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33页)
1937年末，火野苇平在战争报道中写到：“中国佬”欢迎日本兵是被看不起的，在杭州战疫中，日本兵取胜，城镇的居民竟以笑脸相迎，真是大感惊讶，假使我们日本城市被占了，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事，自己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谄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不鄙视他们呢?他们都是些让人瞧不起没有骨气的人。(见《东方事务》1940年4月第217页)
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又培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采用五色旗做为国旗，新政权的领导人物是梁鸿志，温宗尧为司法院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箓为外交部长。这个政府的财源主要是上海匪帮，自己的货币几乎没有人愿意用。(参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170页和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196页)
1938年初，在中国全面抗战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集团私底下怀疑抗战，自成一个“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胡适、陶希圣、和高宗武等人，胡适后因赴美当大使而中断了具体工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抗战到底”的口号，陶希圣和周佛海还组织了一个“艺文研究会”，通过这种合作，陶与汪精卫慢慢熟悉起来，后成为汪政府的谈判中间角色。汪反对拼命作战，他甚至说：“当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西方国家只是袖手旁观，只有苏联是唯一提供援助中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原因是希望看到中国无休止地抗战而遭到毁灭。不如把一切忍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第273页和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第150页-151页)
1938年11月，今井武夫同中国的梅思平、高宗武及周隆庠一起导演了“重光堂会议”，主要目的是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安排汪出逃重庆的路线，会议共开了8天，签署了《协议纪要》，记载了日本陆军与汪精卫集团的谅解。研究中国问题时，第一个是满州国的问题，中国方面毫无异议地同意承认满州国，第二个是中国赔偿日本因中国事变所造成的损失。在《协议纪要》中，中国要求日本在华北不搞经济垄断，希望日本放弃治外法权，日本强调要在蒙古搞一个“特殊反共地带”，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见今井武夫《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3页-298页)
1938年12月-1939年4月，12月18日，汪携家人及周佛海、陶希圣和秘书曾仲鸣等人逃离重庆后转赴越南河内，日本近卫内阁并未公开声明支持汪，仍然抛出《新关系方针》作为重点，要求以中国、满州和日本为基础，要求中国新的政权必须用“分治合作”为原则，即不允许中国完整统一，内蒙古和华北地方自治，实质上应由日本人主持，上海、青岛、厦门设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对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占领没有期限，华北和新疆的资源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州的需要。汪精卫与平沼谈条件时讲：“如果要我领导反蒋、反共的战争，日本必须保证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它战略要地。”(见原田熊雄的《近卫文麿传》第588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98页和西义显的《一曲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史》第243-249页)
1939年5月28日始，“汪-板垣会谈”开启，板垣强迫汪承认过去的既成事实，日本不会放弃战利品，汪同意华北建立具有较大自由的政务委员会，有必要承认满州国，但汪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不受侵犯。日本主张汪的新政权用五色旗做国旗，但汪主张用青天白日旗，最后的折衷方案是在青天白日旗顶上加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此时，高宗武和陈公博劝汪拒绝，但汪未听从。(见犬养的《扬子江在奔流》第191-195页和影佐的《漫谈》第370-376页)
1939年11月1日起，影佐大佐、犬养健和梅机关其他成员聚集于上海愚园路1136号，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谈判，史称“愚园路会议”。12月30日，双方签订“非正式协议”，汪对于日本提出的要求几乎全部屈从，稍加修改后，并入了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政府的关系合法化“基本条约”中。即使是日本方面的犬养也认为：“汪确实让步太多，把自己将来成功的机会都妥协掉了，汪在气质上不适于担负跟战时敌国谈判的艰巨任务。”这次会议，谈了五个主要问题：顾问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华北问题和“特别区”问题。除驻军和资源开发特权外，甚至在文化、教育方面都要跟日本人事先商量，“厦门特别市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官员，市长任命要呈送日本官员，市议员半数须为日本人，警察局正副局长都可以是日本人，厦门可以看成是日本领土台湾的延伸部分。至于海南岛，协议分两部分，公开协议不提，秘密协议可允许日本随意驻军并开采地下资源。汪刚就职不久，就把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名字当作街名，把“北京时间”改为“东京时间”。至此时，就连一直跟随汪的陶希圣和高宗武也看不下去了，决定抛弃汪，高还写了一首诗：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因为得知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76号特务机构”设于上海极司菲耳路，两人都设法逃离了上海。(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第八卷第286-295页、犬养的《扬子江在奔流》第281页和绪方畀的《兴亚院联络部及其长官》四月号第296页)
1939年11月中旬，蒋政权与日本的和平接触也在同步进行，简称“桐计划”。该计划断断续续维持了近一年，主要参与者是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良，每当蒋夫人为了治病或为了摆脱战时重庆的艰苦生活时，便要到香港进行疗养，宋氏一家便要到宋霭龄的家中团聚，香港报纸透露，蒋夫人就是幕后支持者。在涉及满州国的问题上，重庆坚持提出，这个要求目前必须不公开提，但不影响满州国实际独立的事实。1940年2月7日晚，章友三同今井武夫直接对话，得出的共识有：中国停止抗日;承认满州国;联合反共;内蒙古作为特殊地区;“驻兵”影响国民党形象，只能秘密进行，不能公开。1940年5月，两位中方代表带来了蒋委员长签署的证书。1940年底，美日战争爆发，“桐计划”宣布失败。(见《周佛海日记》第169页、松本宫吉的《中国人民的倾向》第113页和约翰·哥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126页)
1942年起，蒋介石军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蒋既忠心又不忠心，他最感兴趣的不是军事，而是商业，他同日本人做买卖忙得不可开交，他跟南京的周佛海也从未间断过联系。史迪威将军曾大骂蒋介石军队：他们从不乐意把军队投入战斗，部队的军饷、军粮、汽油、枪支等都是按人头配给，将领们以人数为财富标志，人数也决定军人的政治威望，没有人乐意跟日本人作战。余汉谋的7个师打了好几年，基本完整无缺，蒋政权和日本人一样，都是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敌人。(见《通敌内幕》第437-442页)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正式对盟国宣战，并和日本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代替“基本条约”，日本为此废除了几项对中国的特权，以提高汪政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接受度。(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167页)
1943年11月5日，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会议”，日本是领导国，东条英机是主持人，另外，菲律宾、缅甸、泰国、满州国和印度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第一号傀儡南京政府首脑汪在会中发言称：“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见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第606页)
1945年8月18日，蒋政府跟日本达成共识：日本军人协助国民政府，如共产党确有反日活动，就坚决予以惩处。日本投降三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仍使用日本军队来保护交通线以对付共产党，毛泽东曾加以严厉谴责，他在一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文章中大骂蒋介石。(见《通敌内幕》第451-452页)
1945年8月底到1946年，本来对共产党保持容忍的阎锡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六天便跟日本第114师团的三浦三郎达成一项协定上：阎的军队不但不解除日本军人的武装，而且还愿意同他们紧密合作以防御共产党军队，由日本兵组成特务团，聘请一批日本专家在太原开办军事学校训练山西的军官，阎锡山外出视察部队，通常由一位穿着日本帝国服装的日本将军陪同，他首先向士兵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再高呼“日本帝国万岁”，战后的十个月后，山西太原满街都可见穿着阎军服的日本兵，阎在同共产党军交战的时候，日本兵也是主力之一。比阎军队接受日本军官更高级的是蒋介石聘请的冈村宁次。(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第298页)
本文内容，除极少数引用了国人的回忆录和书籍，绝大多数引用的都是外国人的资料，并且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避免了所谓“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公知式疑虑。
通敌的性格，从中国的历史看，它具有传染性和传承性。战争，只要这个词不消失，那么必将周期性发生。战争的成败，影响因素很多，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敌我双方都是这样。
未来的战争，只会更残酷，战与降的矛盾会更加尖锐，如果“通敌英雄”越来越多，如果历史上的汉奸贼子都被新时代公知一步步平反，那么，未来中国“用屈辱换和平”的投降派必定越来越多。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14:44
军报刊文：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2020-07-07 07:21:00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叶刚盛
83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抗战宣言发表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重温这份抗战宣言，仍能感受到那种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状态。
历史的曙光，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现。卢沟桥事变，将中华民族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正是从那时起，抗击侵略的英雄凯歌开始奏响。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一盘散沙”到“有血有肉”，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不到8000人，就敢对10万之众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挑起战端；回溯到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1.9万兵力对垒19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仅用两天便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以工业产值为例，日本当时为60亿美元，将近中国的5倍；再以空军为例，中国空军仅有战斗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一共600架，而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700多架。国弱启衅，落后挨打，这是近代中国受尽蹂躏的惨痛教训。
能战方能止战。卢沟桥上的累累弹痕提醒我们，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但战争之门并没有真正关闭。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对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不能用美酒相敬，只能以猎枪相迎。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于军人来说，最可怕的对手不是战场上的强敌，而是思想上的醉享太平、作风上的和平积弊、行为上的不谋打仗。思想上的马放南山，比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危险；头脑里的锈蚀，比枪口炮管锈蚀更可怕。军人生来为打赢。每名官兵都应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时刻保持枕戈待旦、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树牢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做好随时能打仗、打硬仗、打胜仗的准备。
链接
治和平病:我军为反美帝侵略+保毛主席创建社会主义制度而战9 个回复 - 553 次查看
解辛平：砥柱人间是此峰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 作者：解辛平 来源：《解放军报》 发布时间:2020-07-01 09:42:12 （一） 公元202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从这天起，我们脚下这颗蔚 ...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15:06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卷。 [1]
中文名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 者毛泽东报告时间1935年12月27日类 别工作报告报告地点陕北瓦窑堡报告会议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目录
背景[url=]编辑[/url]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2]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全文）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1〕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2〕，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3〕，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4〕，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5〕，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6〕和外交谈判〔7〕，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8〕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9〕。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10〕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呢？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11〕、冯玉祥〔12〕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13〕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14〕，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15〕，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16〕，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17〕。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18〕，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19〕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20〕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21〕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22〕。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23〕。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24〕）：中央红军〔25〕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26〕，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27〕。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28〕，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29〕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
〔30〕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31〕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32〕，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33〕，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34〕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35〕，太平天国战争〔36〕，义和团战争〔37〕，辛亥革命战争〔38〕，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39〕。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2]
参考资料-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6：第142～169页
- 2.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4-04-01]
链接
只说不做 虚无大危机 新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4 个回复 - 891 次查看
美国又动手了！通过外国企业监管法案，杀招剑指中国公司赴美上市2020年05月21日 10:44:49 来源：证券时报 美国又动手了！5月21日消息，美国时间周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加强对外国企业监管的法案。这项名为《外 ...
夫妻压舱石论新变种 熄阶级斗争? 非毛'冷战'毛泽东思想40年6 个回复 - 128 次查看
郝贵生：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美国有意煽动? 2020-07-06 11:14:3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郝贵生 针对美国近些天不断在意识形态里向中国发起挑战，人民日报7月4日第3版发表署名“钟声” ...
- 历史盲钟声无知冷战思维 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
7 个回复 - 756 次查看
刘小枫：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2019-10-11 09:28:5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2002年，豪斯霍弗（1869-1946）将军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 ...
- 非毛化否主席'和平演变'论 幻美帝弃冷战思维 掩盖颜色革命
6 个回复 - 1086 次查看
这段美国人拍的视频，揭露了多少颜色革命乱港真相兰斌强 · 2019-10-28 · 来源：兰斌强公众号 毛泽东主席在60年前提出的“防止和平演变”的告诫，应该时刻警示我们，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变化的情势下尤其 ...
- 这厢劝美弃冷战思维 那厢穷兵黩武 特朗普4.4万亿预算增军费
4 个回复 - 1700 次查看
特朗普公布4.4万亿美元新财年预算案 给美经济猛添赤字“燃料” 2018-02-14 11:05:16 来源: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白宫12日提出了规模达4.4万亿美元的2019财年预算案，要求扩大 ...
- 美东亚增特种部队 乞美帝放弃冷战思维的幻想瓦解我军战力
4 个回复 - 1894 次查看
美媒：美将向东亚增派特种部队 紧盯中俄对手2018年02月12日 09:37 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9日发表了戈登·卢博尔德和南希·优素福的题为《美国考虑借助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加 ...
有思想路线组织准备 普京与西方冷战正酣 不屑一顾人共体论1 个回复 - 2171 次查看
英外长直言“普京指挥毒杀案” 俄方强硬回应2018年03月17日 02:30:08 来源：环球时报 自动播放 原标题：英国查神经毒剂案扯上普京俄外长称反制措施“不会等太久”【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特朗普上台后对俄 ...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15:15
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否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性质，只反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是汉奸个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是买办阶级。此改称集历史虚无主义之大成。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17:23
为民族奋进凝聚磅礴伟力 聆听习近平谈抗战精神
2020-07-07 15:18:12人民网
https://news.ifeng.com/c/7xuhtNC56Se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22:51
张宏良：七七事变的最大教训就是妥协退让没有活路（2019年）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7-07 15:35:19 来源：民族复兴网
2019年7月7日
今天是7月7日，七七事变82周年。七七事变既是对日妥协退让、兵不血刃丢掉东北华北的结果，又是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开始。
七七事变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在侵略者面前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只有全民族奋起抗战才能摆脱亡国大难。
如果当时国民党也像共产党那样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就对日宣战，而不是拖到九一八事变11年后、七七事变5年后，直到美国对日宣战后才对日宣战，就绝不会有七七事变的悲剧，更不会有南京大屠杀等100多场大屠杀和3000万同胞的遇难。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以及对民间抗战的血腥镇压政策“奢言抗日者，杀无赦”，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日本侵华军队的2/3是国民党整建制投降过去的伪军，直到抗战胜利前一个月，国民党还在继续丢掉18个县的领土。
而在今天让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痛彻心扉的是，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出版界、影视界等等，却在投入巨资打造国民党军的所谓抗战形象。而这些被打造成为抗战英雄的国民党军是种什么状态呢?用日军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打猎”，“和中国军队打仗简直比赶鸭子还容易”。
中原会战16个日本兵能够俘虏国民党一个整编师(刘亚洲提供)，九一八事变900多日本步兵能够把拥有陆海空三军的20万东北军赶入关内，七七事变5000多日军能够千里南下插入几十万中国军队腹地发动战争……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人感到羞愤害臊，无地自容!
如果没有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等一系列让中国扬眉吐气的胜利战争，今天的中国人在世人眼里可以说是猪狗不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将会插遍中国所有地方。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前，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都不服气，认为打败他们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没有资格在他们面前吆三喝四。可是当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所有日本战犯全都服气了，出獄后全都变成了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一直到死都没有一个人发生过反复。
这种直指人心、征服灵魂的民族伟力，绝不会有任何一个侵略者敢于正视。不仅此前把中国人视为猪狗不如的日本人如此，就是打败日本的美国人也是如此。美国历史上最骄傲的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道，在他与毛主席会见的45分钟内，他的脊梁始终没有片刻依靠过椅背，那完全是一种犯错误小学生在老师面前的紧张感。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无数青少年都会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中国人，在国民党领导下就一盘散沙，任凭侵略者怎么奸怎么杀都不知反抗?而在共产党领导下则人人视死如归，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抗战期间与200万国民党军队投靠日军形成极大反差的，就是没有一支成建制的共产党军队投靠过日本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国民党根本就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而只是把老百姓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与猪马牛羊完全一样，特别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宁可把中国的财富拱手送给日本人，送给美国人英国人以至于无论西方什么人，也绝不能送给中国老百姓。
如此以来，就把国家与国民之间进行了彻底切割，中国老百姓也就不再认为这个国家与自己还有任何关系，于是便把遭受日本侵略的国难，纯粹看成是国民党的党难官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选择与己无关的袖手旁观立场。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一句“减租减息”，就让老百姓看到了国家与自己的利益联系，看到了国家胜利后自己才有希望，于是便形成了全民抗战的举国浪潮。
可见，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阶级矛盾是否会缓和，是决定国民精神状态和对国家态度的根本因素，是决定国家有没有战斗力的根本条件。不仅正面国家是这样，反面国家也是这样，如果当年德国和日本不能够通过共同富裕把国内富人和穷人全都团结起来，就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历史问题，在咄咄逼人的美国面前，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妥协退让没有安全，妥协退让没有尊严，妥协退让没有和平!和平是打出来的，尊严是打出来的，安全是打出来的，出路也是打出来的。只有敢战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只有不怕战争的国家才会避免战争。
这句话我们呼吁了许多年，今天在纪念“七七事变”的日子里，面对300万抗日将士的在天之灵，面对3000万死难同胞，我们再一次大声疾呼：妥协退让没有活路!目前对一个美国的妥协退让，会激活所有西方国家的侵略野心，等待中华民族的将只能是亡国大难!所以中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要敢于迎战!
而要敢于迎战的最根本条件，就是像抗战时期减租减息那样，缩小贫富两极分化，约束官僚富豪，不能让他们把穷人都逼向国家对立面。这是中国崛起或毁灭的最根本条件。
2019年7月7日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7 23:02
朱德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
张牧云 · 2020-07-07 · 来源：党的文献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世界，深入思考中国抗日战争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的关系等问题，倡导并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朱德曾多次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作出重要指导，但学界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朱德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而对朱德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研究较少。
比如，1941 年10 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朱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题发言，大会选举朱德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11 月23 日至26 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朱德讲话的第3 至7 章，但鲜见现有研究对该文本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拟以相关史料为依据，结合朱德的思想生平，就他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作初步探讨。
一、重视瓦解日军工作，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
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曾提出过“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概念，它们实际上都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中共对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探索最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1936年 7月 16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列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德与彭德怀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其中强调：“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1938年2月3日，毛泽东同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截获了大量书信，日本士兵对他们的亲人说，他们是被强行抓来参加这场战争的，他们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日本人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很注意掌握技术，而不重视建立自己军队的政治稳定性”。
同年 2月 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提出“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概念，他指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
在中共中央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高度重视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朱德曾在 1939年两次致电国民党，介绍八路军瓦解日军工作的经验与成绩。4月 25日，朱德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总结八路军对日本战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朱德指出，八路军对俘虏士兵“绝对不加侮辱以尊重其自尊心”，并“予以朋友、弟兄之待遇”，使其精神愉快、生活舒适。八路军通过个别谈话、开会、上课、发动民众慰劳、召开军民欢迎大会等方式，“揭破其过去所受之欺骗，知我抗战本意，侵略战争之无益于彼等及其国家，争取其同情我抗战或积极反对其侵略战争”。
8月，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等，指出八路军通过开展对日宣传战，大小龙华(易县西)战役共俘日军官兵 14人，“内半数以上是自动缴枪投降过来”;团山(满城北)战斗共俘虏日本士兵 7名。瓦解敌军工作与反战运动已“引起日军中严重注意”。
1941年七七事变四周年之际，朱德在《致各地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书》中指出，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阵线”的日本士兵增加，“中日人民已开始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号召“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与中国同志的并肩战斗”。1942年 1月，朱德与彭德怀命令部队，“凡从敌军中逃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应以国际友人看待”。
为开辟对日军工作的新局面，中共进一步健全了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创建改造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并和日本共产党一起培养在华日本革命者。朱德指导、支持与关心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发展，对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发展给予了悉心指导和鼓励。
1941年 10月 26日，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特别设立了 35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学员加入八路军的仪式，朱德致辞。他指出，八路军始终为人类自由幸福平等而战争，八路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服务的一支军队，“日本兄弟劳苦群众受着贫苦和压迫已经很久了，因之你们的要求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1942年 5月 16日，朱德出席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周年纪念大会，他强调了武装斗争对日本革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日本学员除了从书本上学习革命理论外，更须学习革命工作的实际经验，尤其是八路军的历史。8月 15日，朱德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9月 9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在电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民族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时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进行争取日本兵士工作，成绩优良。当此反法西斯胜利前夜，希望你们百倍努力”，“日本军阀被击溃之日，即日本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之时”。
1943年1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向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祝贺新年，电文指出：“反战同盟在日本士兵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响应”，“最后胜利之取得，尚有赖于国际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之更益扩大与巩固，其中日本人民士兵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之兴起实有重大意义”。
1944年 1月，朱德出席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他强调，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及其前身觉醒联盟的成立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反战联盟又是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帮助的起点，将来日本建立人民政府……中日两国人民再也不像今天这样打仗，这样大家才能成为真正亲密、互助的好朋友”。会议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筹备委员会，朱德在会上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
截止到抗战胜利，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本士兵和侨民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北和华中发展了 21个支部。日本工农学校设立延安本部与晋西北、山东、华中分校，累计培训了上千名日本学员。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肯定了中共建立中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瓦解日军的工作。他指出：“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
二、筹备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阐明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扩展和延伸。1941年 10月 26日至 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缅甸、泰国、朝鲜、越南和中国的 13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在会议上讲话，朱德领导筹备了本次大会。
1941年 8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朱德领导林哲、罗迈、贾拓夫等七人组成东方民族反侵略会筹备会，筹备经费一万元。9月 16日，朱德邀请在延安的“各东方民族友人”，于 21日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座谈会，“以交换意见，加强我东方民族之团结，共同努力反法西斯反侵略大业”。
9月21日，朱德主持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在目前东方各民族的联合反对日寇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因此，“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以建立“和平自由的东亚新秩序”。越南代表梁金生、中国蒙古族代表乌兰夫、日本在华反战同盟代表松本敏夫、朝鲜代表武亭等相继发言，会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9月 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同时登载《各民族代表发起召集延安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日本人在华反战同盟延安分会、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越南革命同志会等组织为会议发起单位。大会筹备委员会至少召开了七次常委会讨论策划会议日程、准备会场、排练歌舞节目等。此外，为扩大宣传，《解放日报》记者林朗采访了犹太代表桑德柏尔格、印度代表巴苏、日本代表团等，以人物访谈的形式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组宣传文章。
与以往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不同，筹备委员会希望与会代表可以体现民族的多元性、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这也是建党以来，中共首次以“东方各民族”这个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概念来组织国际会议，以此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拓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包括来延安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频繁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华侨、在华日本反战士兵等。1941年 10月 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朱德在本次大会的主题报告及会后致尼赫鲁的信中，表达了中共希望凝聚东方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张。
（一）倡议东方各民族内部加强团结，回击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在朱德看来，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回击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有力举措。1940年 7月，日本近卫内阁确立日本的根本方针在于建设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的世界战略由北进向南进转变。9月，日本通过《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划定了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之生存圈”的地理范围。
朱德将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归纳为四类国家或民族。他在分析日本法西斯侵略东方各民族的意图与方法后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商品输出、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挑拨各民族间的斗争、假借宗教拉拢欺骗、扶植“日本的第五纵队”等方式侵入东南亚。“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即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南亚地区人民“民族解放的要求”作为“日本的侵略工具”。
朱德指出，日本在入侵东南亚时，提出了一些有迷惑性的煽动口号，诸如“打倒白色帝国主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驱逐英美法荷兰等白色帝国主义出东洋”，“东洋各民族为了独立非借重日本的力量不可”等。同时，为配合日本南进计划，日本蓄谋已久地援助泰国、缅甸、印度等的反对英国的运动，荷属东印度的反荷运动，菲律宾的反美运动。
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些举动并非为了各民族人民的独立解放，只是为了掩盖其侵略阴谋。再有，朱德强调，日本“挑拨各民族间互相的斗争”是其侵略方式的惯用手段，如促使“中国内部回人或蒙人与汉人的斗争”，“泰国人民与安南人民斗争”，“缅甸人民与印度人民斗争”等。
因此，日本是以“种族平等”的手段迷惑东南亚和南亚人民，从而瓦解各民族的抗日运动。在有理有据分析的基础上，朱德指出，东方各民族应加强团结，过去曾经几次组织这样的团结，然而却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分子所妨碍。“可是今天的形势，如果没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就不能同法西斯威胁作有效的斗争。”
（二）分析东方各民族人民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
远东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仅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也长期在英、美、荷等国的殖民之下，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的追求。朱德从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切入，回应了“东方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这一关键问题。
朱德认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构成要素和形式等，是要根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家、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为了结成这样的统一战线，朱德特别强调：“在各个内部、民族与民族间、宗教与宗教间、阶级与阶级间、党派与党派间，都要互助互让，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切不要中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和挑拨离间。”
朱德将东方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日本本土，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把反对法西斯军部与战争的一切日本人民，结成广泛的人民阵线。第二类是在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地区，由一切反对做日本帝国主义奴隶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其中的统战对象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与地主”。朱德认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以及我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
对于第三类统一战线，即泰国、缅甸、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当时尚未沦为日本殖民地但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式，朱德特别强调其与前两种统一战线形式的不同。在日本殖民地、中国沦陷区，“其统治者为日本法西斯，因此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民族统一战线，对其统治者和政府必须进行斗争”。但是，受日本威胁的东方各国需要认识到，“这里目前主要法西斯威胁并不在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所以政府如果真正是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话，就应该拥护政府，协助和鞭策政府”。
朱德强调，由于这些国家“目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而且考虑到“英、美政府真正援助苏联的反德战争，并真正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威胁作斗争”，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应拥护政府，并与之合作”。
与此同时，朱德也补充指出，建立统一战线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性：“对于美、英、荷兰政府的个别不坚定或违反民意的政策，决不能放弃批评与斗争;对其个别法西斯第五纵队份子，必须坚决的打击;同时，如果这些政府一旦放弃对法西斯作斗争，或甚至与之妥协的时候，民众的态度，当然也非变更不可。”
为结成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认为，英、美、荷等国也有责任“帮助远东各民族团结抗日，发展其民族的力量，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独立”。他提议，为了防止日寇的挑拨离间，使东方各民族与英、美、荷共同团结反对日本法西斯，希望英、美、荷对于东方其他民族，也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积极措施，以利于东方各民族与一切民主国家大团结的实现。
（三）指出印度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
在朱德看来，印度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国家皆意识到印度在战争中地缘位置之重要：“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很大的。正如最近日本法西斯中野公开演说的一样，他们梦想和纳粹德国会师于印度洋”;其次，印度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为中国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援助”;再有，印度人口众多，可以结成“三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广大统一战线”，并准备“百万印度军队”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1942年 1月 23日，朱德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通过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战场上一时取得了优势，并步步深入东南亚之际，印度也存在着被侵略的危险。基于此种国际形势，朱德在信中向尼赫鲁表达了他关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分析思考。
第一，朱德回顾了印度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历史：“印度和中国——东方的两大邻国——在往昔曾有过光荣合作的历史，印度对中国的同情，已于一九三八年派遣医疗队来华的事实中具体表现出来。”
第二，朱德表达了对同盟国获得战争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在西方，由于苏英军队之英勇抗战，加以苏英人民之团结一致，美国之援助及欧洲各被奴役民族之反抗，德意法西斯正被迫退却中”;而在东方，日本“用阴谋诡计在南太平洋上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就”，但是“日寇威胁蹂躏下各东方民族之联合合作及各国内部各党派之团结，共同向此人类公敌之英勇斗争，必获最后胜利”。
第三，朱德用中国敌后抗战的实例指出印度武装与组织广大民众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性：“世人皆知，中国军备今昔皆非日军之敌，但中日战争仍继续了四年有半，并且中国抵抗力量与日俱增。特别是八路军武装及组织民众之经验，或将有助于贵国人民”;“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奉命开入华北前线时，为数不过数万，而今则拥有五十万之众，而且得到广大武装人民的拥护”。朱德强调：“印度有四万万爱国人民，一旦动员起来，必组织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决定的力量。”
三、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
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从“反帝国主义”向“反法西斯”的转变。1938年 10月武汉沦陷后，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英国驻华大使积极牵线活动。英、美、日多次密谈，计划牺牲中国以寻求妥协。1938年 12月汪精卫叛国，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中共认为，日、英、美以牺牲中国换取互相妥协的行为与 1938年英、法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法相同，称其为“东方慕尼黑”。朱德在为美联社撰写的《对目前战局的观察》一文中强调：“国际方面联合英美苏，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日本方面我们也努力与其人民联合起来，从而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求得真正的东西和平。”
1939年 12月 12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英、法企图保持其在华的部分利益，打算和日本妥协，加上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妥协心理，中国出现了东方慕尼黑危机。我们必须孤立投降妥协分子，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来克服这个危机。
1941年 6月 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 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7月 7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我伟大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其本身就是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肩并肩与社会主义苏联，及友邦英美共同进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匪徒的正义战争。法西斯现在是完全孤立的”。
1941年 10月 27日，朱德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阐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相关进展。他总结了 1941年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事件，指出：“这个反法西斯的国际战线，是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经过丘、罗会谈，以及莫斯科三国会议，与中美英荷在马尼拉的军事会议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马尼拉会议，是直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开的。这就使日本法西斯惊慌不安。”
朱德这里所说的丘罗会谈是指该年 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商讨美英军事战略合作并发表《大西洋宪章》之事;莫斯科三国会议是指该年 9月，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物资问题进而密切苏、美、英合作之事;“马尼拉的军事会议”是指 1941年春秋，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两度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在远东联合对日本进行防御的措施并积极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之事。
中共对英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以及苏、美、英在 1941年初步达成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共识表示欢迎。朱德认为，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应当联合起来，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远东方面，世界列强从来没有像这样坚强的团结过。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常常利用英美间的矛盾，来坐收渔人之利。可是今天采取这样的政策，不但很困难，而且这些国家对于日本已形成了经济的军事包围”，“东方各民族应积极的拥护这个反日阵线，为他的扩大与巩固而努力”，“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法西斯都决不会有前途，胜利终久是我们的”。
1941年 12月 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关岛、泰国、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朱德在会上发言。他主张向英、美两国争取物资援助，并向会议提出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会议决定以朱德、林哲、李初梨、武亭、萧林、林仲、王大才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以朱德为主任，黄华为秘书。
9日，中共提出要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12日，朱德出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整个远东形势，这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 1月 1日，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朱德注重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将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动态联系起来统筹思考。
1942年 7月 10日，朱德致电周恩来指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
11月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他回顾了一年来苏德战争的情况，在预估战争发展趋势时指出，德国已经在战略上失败了，英、美应开辟第二战场对德作战。中国战场消耗日本很大力量，应很好地配合盟军作战。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敌后坚持抗日根据地，消灭敌人，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力量。
1943年 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获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扭转。10月，苏、美、英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11月至 12月，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
1944年 1月，朱德指出：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决定了迅速结束战争的计划”，“一九四四年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抗战，比起往年是更加有利了。但在达到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前，我们中国和东方各民族，还要经过一段困难的过程”。6月 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6月 14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民众庆祝联合国日和保卫西北动员大会时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各路盟军的伟大胜利，是联合国人民坚持团结、民主，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胜利的新阶段。”
朱德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由反法西斯国家组成的同盟国的作战形成了战略配合，中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可以为盟军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1944年 7月，朱德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需要盟国帮助，同时盟国也需要中国抗战，这是互相帮助”，“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毫无保留地为盟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我们能够切实帮助盟国完成轰炸任务，因为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几乎包围着华北和华中每个想达到的目标，包括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工厂和运输线”。
这一年，在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9月 1日，朱德在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时指出：“现在美国派了观察组来，如果他们要求我们配合，可以与他们合作，从小到大。”
1945年 5月11日，为庆贺盟军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朱德致词指出：“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击败日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国战场是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朱德看来，法西斯阵线是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威胁”，反法西斯阵线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雄伟的力量”。他指出：“我国神圣的抗战，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而且是为了世界人类，抗战的结局，毫无疑义地要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对于世界人类的命运也将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朱德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进程的推进，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重要指导。他重视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瓦解日军，指导、支持与关心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发展。他领导筹备召开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总结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深刻阐明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的问题。
朱德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将改变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朱德关注的世界反法西斯统战对象从“日本人民”扩展到“东方各民族”，再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范围不断扩大。
回顾和总结朱德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我们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和历史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牧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11 17:49
推进抗日战争研究走向深入
2020年07月08日 10: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李永杰
2020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五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当前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哪些领域？未来还需在哪些方面继续开拓和深化？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呈现“全面开花”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抗日战争研究并加大了资金投入，抗日战争史学界努力进取，取得了较好成绩，出版的论著数量大大增加，整体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表示，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抗日战争研究仍有较大努力空间。虽然相关论文和著作数量可观，但学术精品屈指可数，学界仍需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贯彻力度不够，抗日战争史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仍有待加强。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早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学界大都专注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史或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开始关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以目前的情形来看，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实际形成了一种“全面开花”的新局面，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十分有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日军暴行、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国统区政治与经济、国民党正面战场等领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畅表示，近年来，国共两党战时社会动员、中共根据地社会史、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抗战损失调查等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左双文提到，近年来海内外发掘公布了大量新资料，推进抗战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各种抗战档案资料的公布与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一些地方档案馆积极行动，加快了抗战档案资料的整理开放速度，形成了良好局面。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国际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著作。徐畅介绍，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弗兰克·大卫·迈卡瑞的《帝国在华南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等著作，都是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著作或充分肯定了中国抗战的地位和意义，或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或探讨了过往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和提升了中国抗战研究。
据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张连红介绍，自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启动以来，国内抗战研究特别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牵头上线“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获得学界一致好评。此外，国外档案资料整理也取得重要成果，如东京审判资料、李顿调查团资料汇编等相继得到整理出版，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
在高士华看来，抗日战争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具有国际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学界需要充分了解国外相关研究信息，拓宽研究视野，充分利用外文资料，立体、多面地呈现这场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因此，相关学者应积极提高外语水平，熟练翻译外文资料，加强抗战研究。
学者表示，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需要重视对外文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提升抗日战争研究水平还需做到“广罗异本”“彼此互参”。
开展口述史研究
当前，抗战口述史整理研究在社会各界日益受到高度重视。抗战口述资料是抗日战争研究的宝贵财富，是抗战资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连红表示，在研究抗战历史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抗战口述资料的补充，很难全面揭示抗战历史的面貌。整理抗战口述资料，不仅可以弥补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民族记忆。近年来，有关抗战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口述史、抗战老兵口述史和特殊群体民众的口述史。
学者提到，从抢救资料的角度来说，抗战口述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学界须进一步拓展抗战口述史的内容。一要加强典型战例口述史的采集。二要加强抗战老兵之外的英雄群体口述史采集。相比抗战老兵，其他群体的口述史研究还有很大空间。三要加强其他方面代表性口述史的采集。
拓宽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张连红表示，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抗战研究。一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间的关系。二是从中华民族的视角，研究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三是从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动全民抗战对中国抗战、战后中国和当代中国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我们在战时政治、战时军事、战时外交、战时经济、战时思想文化、抗战损失调查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随着大量新史料的陆续公布，这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左双文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领域，如战时社会生活、战时中央与地方关系、战时地方党政关系、抗战区域史、战时交通通信等，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虽然国内抗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深入探索的广阔空间。徐畅提到，首先要加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要充分利用其他国家所藏有关档案与文献。其次，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从全球史的角度解读中日战争。再次，要在中国近代史中研究抗日战争。将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里考察，定位抗战的地位与影响。最后，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只有充分掌握海外研究动态，才有可能与之开展学术对话，进而形成话语权。
高士华表示，新时代抗日战争研究要在既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做好抗日战争研究的顶层设计。制订更为具体的中长期计划，整合全国各种研究力量，推出更多高水平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第二，更广泛、更深入地收集国内外抗日战争相关史料。注重对外文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加强对国内相关档案等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促进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所藏资料的整理和开放。第三，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和合作，拓宽研究视野。抗日战争具有国际性，只有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使世界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
。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0-7-13 19:45
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丨“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2020年07月13日 19:21:19
来源：新华社
故垒肃杀，海魂激荡。刘公岛，这座面积仅有3.15平方公里的小岛，是甲午海战的终结之处、千余名民族忠魂埋骨之所，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梦碎与梦醒。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山东省考察时，曾经到刘公岛参观，强调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
在刘公岛，曾发生过怎样惨烈的战斗？甲午海战之殇，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镜鉴？本期《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为您娓娓道来。
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威海湾内，素有“东隅屏藩”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岛上设置了营房、铁码头、炮台等一批军事设施。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致远”舰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管带邓世昌下令，冲向日本“吉野”号巡洋舰。“致远”舰不幸被敌击中，爆炸沉没，全舰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同样以身殉国的，还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他率领北洋舰队，顽强抵抗着日军的海上突袭。日军见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从后路攻陷威海卫，围困了刘公岛。
威海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里，世界各国列强共计470多次侵犯我国的领海主权。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能制海，必为海制；背海而衰，向海则兴。
大海潮起潮落，时代澎湃向前。我们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做好新时代的答卷。
| 欢迎光临 主人公论坛 (http://zhurengong.net/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