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台 陈列 本报特约
在香港民运中看到的中国官媒报喜不报忧,可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使用不当,其结果可能是歪曲历史,掩盖真相。
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大胜,亲中建制派惨败。中国官媒报道时只谈所有议席已产生,但没提选举成绩,更别说议席的分配和大洗牌。如此报道,惹来各界的关注。
综合多方报道,在北京的编辑部,选举结果引发了一场惊慌失措的混乱。
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误判?
有分析说,北京忽视港人诉求、误判形势,而官媒对香港选举则是“选择性集体失明”。
出现巨大误判的还有内地网民。不少网民事后留言谴责官媒长期制造舆论假象,误导民众。虽然在官媒上的这些留言随后被屏蔽或删除,不过在其他的贴文上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网民对香港选举表达的看法。
据报道,有网友开始清醒:“不是别人被洗脑,而是我们被洗脑。”有人自嘲:“2019香港‘沉默的大多数’成了最大的笑话。”也有人反省说:“该反思一下什么叫‘客观报道’了。”
在众多外媒评论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资深编辑帕尔默撰写的《港人打破北京的胜利幻想》(Hong Kongers Break Beijing's Delusion of Victory),认为北京误信建制派会胜选,是因为内部相信自己对香港的宣传。而造成严重误判的最大单一原因,是负责操纵香港舆论的人,也是负责为自己报告成功的人。
选举结果显示北京高层和港府与民意多么脱节帕尔默认为,反映给上级的内部报告,都是上级领导想要听的内容。任何负面或唱反调的消息则被压制,甚至被定性为不忠诚,搞不好赔上个人前程。政治诱因令多种消息来源重复着让上级领导舒适的叙述。
下属揣摩上意,不顾实际情况或公正立场,投其所好,提供假情报,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其实是很常见,哪里都可能发生。
选举结果显示出北京和港府与民意是多么脱节。
香港主流民意何在?
上百万人多次上街游行。抗议者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年龄层,从法律界、教育界、宗教界到医生、航空界等部门再到公务员,从银发族到大学生、中学生,这就是民意所在,虽然说这未必是全部的民意。
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官媒后知后觉,没反映人心所向,《中国日报》在推特上还写下了“香港这次之所以这么多人参与投票,这么高的投票热情,是因为香港民众如此希望能够平息这场动乱”。
在香港民运中看到的中国官媒报喜不报忧,可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与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有着密切关系。
史家讲求秉笔直书,所谓“太史公笔法”,即秉笔直书,体现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客观报道),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不隐恶,不为讳,却也为司马迁惹来文字狱。孔子则利用隐讳的写法,反其道而行。
话说孔子编纂《春秋》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不直接阐述对事务的看法,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的表达主观看法和价值观。
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对此有详尽的注解:
“封建时代的中国记事者,为了阐扬名教、规避笔祸,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展出一套报道理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要点有三:一是尊讳亲隐:根据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取舍事实,为尊者亲者隐讳、对卑者疏者挞伐;二是危行言逊:根据现实环境的安危吉凶来决定进退行止,情境安全时秉笔直书、情境险恶时迂回转进;三是暗寓褒贬:借由精心选择事实、挑选用字,来迂回表达意见、褒贬人物,形式上平铺直叙、实质上夹叙夹议。”
“近代的中国和台湾,长期处于战乱和强人统治的阴霾中,记者饱受囚杀威胁;源起于民主自由社会的客观报道,无法帮助记者化解威胁,反而可能招来更多更重的报复。记者只好重新拥抱春秋笔法,在客观形式下,巧妙的选材用。”
一言以蔽之,春秋笔法是指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
所谓“讳”,其实就是隐恶扬善,只说好话,不提坏事。但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也为人诟病为不够客观公正,最终结果就是曲解历史、歪曲历史,掩盖了真相。
《论语》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便是这个道理。译成白话,就是当政治清明时,言语行为都要直行无忌,而当政治黑暗时,行为还是要正直,言语则要谨慎,不妨含糊其辞,欲说还休,以免以言贾祸,做无谓的牺牲。
换言之就是要学会明哲保身,舞文弄墨也要懂点政治智慧。
孔子是中国人的文化鼻祖,他这高明的写作技巧被后世两千多年的子子孙孙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发扬光大,直至今天也照样风行,在中港台等地以各种形式如火如荼被玩着。在中港是明哲保身,在台湾则是“高级黑”。
学者评论,春秋笔法泛滥是封闭社会的标志。它不利于思想的交流,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不利于民众的启蒙和不利于权力的监督。
历史对春秋笔法褒贬不一,孔子早有自知之明。
他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也以《春秋》。”
美国:彭博社的窘境
身家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媒体大亨、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上星期天正式启动总统参选活动,一口气投下3000多万美元买竞选广告,开始在全美各大电视台播出。
彭博来势汹汹引来议论,这几天民主党内外和媒体对他的嘲讽和质疑铺天盖地:“他打算用钱收买民主党初选还是打算购买美国政府?”“别指望彭博社会客观报道彭博的选情!”
配合老板参选彭博社调整报道方针为配合老板参选,他一手创立的彭博新闻社随后宣布调整报道方针,承诺在初选阶段不做涉及彭博本人和其他民主党参选人的调查报道,但将继续挖特朗普政府的黑料。同时,彭博社多名资深编辑将暂时离职,加入老板的竞选团队。
彭博社调整方针,并非完全不报道彭博竞选总统,而是会像报道其他参选人一样,报道民意调查结果、竞选策略和政策主张,只是不做调查报道。
由于彭博社社论通常反映其个人的观点,彭博社在他宣布参选后就不再发表署名社论,但会继续播发专栏作家和特邀作者所写的评论。
很明显的,彭博毫不在意把自家媒体用为竞选武器,并对报道对手采取一套不同的标准。
2016年他计划参选时曾毫不忌讳地表示:“我不希望我的记者,拿着我付给他们的工资写我的黑稿。我不希望他们是独立的。”
参议员桑德斯在推特上表示:“彭博这样的富豪绕过正常程序参选,花巨资买选票,这种事情让我感到恶心。”
《华尔街日报》周二发表社论,嘲讽彭博社不能坚持编辑独立性原则,负面报道特朗普,却轻轻放过自己的老板和其他民主党参选人。
彭博社前政治新闻主任吉莉说,让政治记者只做表面报道,等同把他们当做速写员而不是尽报人天职,而受众也会因内容不够深入而到别处看深度政治报道。
吉莉认为彭博应完全脱离彭博社,让它独立运作,否则会让这家新闻机构信誉受损。
吉莉在2016年因为对彭博社对老板有意参选的新闻处理方式不满而辞职。
《洛杉矶时报》商务专栏作家希尔基克则拿彭博和上世纪初黄色报业大亨赫斯特相提并论,指两人公然拿自家的媒体当竞选武器,只会损害媒体业的声誉。赫斯特曾参选民主党总统提名、纽约市市长和纽约州州长,但都不成功。他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好莱坞经典电影《大国民》(Citizen Kane)。
前一阵子,台湾国民党初选不也出了个郭台铭。郭董花钱一点也不手软。有媒体如此形容:人们在家一开电视就见郭董广告,转台又是他,不看电视出个门搭公车,逛街走路、开车上班,放眼望去还是他在公车和街头花钱买的广告看板。
郭台铭铺天盖地用银弹打选战,但其霸气的富豪性格始终不接地气,无功而返。
彭博社一边倒的选战规则只限初选阶段,万一彭博和特朗普各自通过党内初选,那又当何论?
彭博社的答复是:“到时视情况而论。”
《华尔街日报》社论最后说:“如果彭博社不能保证客观公平地报道两党候选人,那最好完全不要报道选举。”
台湾:绿媒的乱象
孟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句话是孟子对于《尚书》中“武王伐纣”的一句评论。孟子认为,武王伐纣是正义之师,又有敌军阵前倒戈,所谓仁人无敌于天下,应当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才对,那有打到血流漂杵的道理?孟子认为不合逻辑,是《尚书》写错了,所以有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评论,勉励弟子要有怀疑的精神。
随着时代变迁,这句话就变成了纸媒时代“尽信报不如无报”和电视新闻时代“尽信电视不如无电视”。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尽信网不如无网”当是值得牢记的座右铭。
台湾的媒体乱象反映了这种现实。
每到选举时期,台湾媒体就成了不同阵营支持者互相指控抹黑的乱源。
是非黑白、公理正义“第四权”荡然无存在民进党二次执政后,除了传统媒体,网络上数以万计的自媒体和俗称的“1450”成为制造假信息假新闻的源头。各种影射、造谣和谎言满天飞,让人眼花缭乱,是非黑白、公理正义和“第四权”几乎荡然无存。
随着网络时代来临,传统媒体被边缘化,广告收益锐减,公家部门庞大的广告宣传经费,成为纸媒和电视台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媒体纷纷投靠绿营,成了民进党和蔡英文的御用工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前几天甚至断言,台湾九成媒体受民进党控制和沦为黑韩打手。
不久前,韩蔡同日到嘉义造势,两营场地只隔几条街,看电视画面,韩营的声势明显远超蔡营。但一家绿媒在平台直播中竟报大数打出挺英群众破百万的字幕,惹网友质疑才偷偷改为破万人。
这还是小事。
相较于蓝营,绿营媒体更是“春秋笔法”的高手,通过各种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甚至标点符号的应用,委婉微妙地发挥含沙射影、借刀杀人的功效。
由于韩国瑜早年有过一段自认酒色财气的荒唐日子,绿媒就炮制了韩国瑜有私生子的谎言、由于韩国瑜以庶民自居,它们就影射韩氏夫妇曾住拥豪宅却瞒税未报的谣言(其实是两夫妻早年借住的亲戚家)企图破坏其庶民形象。绿媒抛出这些谎言时,多会在标题上打上个质疑的问号以免被提告。但受众不小心很容易就上当。
春秋笔法的精髓在于,它永远不会自己做一个判断或者定论,而是筛选性地向受众展现信息,以旁敲侧击的手段达到杀人不见血,毁人于无形的功效。
新闻学有个例子:我恨某人,想写臭他,但他没干过什么坏事,我就写警察查嫖妓时遇见他,实际上警察查嫖妓收队时在路上遇到他正在吃路边摊,但读者不知细节,只透过我的文章知道他在警察查嫖妓时被警察遇上了,继而脑补出他嫖妓被抓的印象或结论。
网络上有个“唐僧与三陪小姐”的黑色笑话,把媒体春秋笔法的杀伤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限于篇幅,无法转述。
台湾媒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亚太区新闻和言论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最近读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的一篇文章。她说:“当媒体风骨不再,报道失之偏颇,欠缺独立思考能力者,极易因偏颇资讯误判情势,巨量的抹黑讯息,分毫不容阅听受众有冷静分析空间,绿营掌控媒体手段之高,效力之强,令人咋舌。”
然而,“当是非对错完全被扭曲,有再多的言论自由又有何用?”
在经济高度货币化、资产高度证券化、投资高度杠杆化和衍生品化的市场经济决定论的大环境下,要警惕中国经济社会从繁荣走向危机。
今天已经有人吃不起肉,明天可能吃不起粮。中国已经出现了80后、90后的农民断代。大国农业,开始缺粮少肉。随着乡村不断废弃、老一代农民陆续老去,中国经济将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着中国各地都能变成香港,今天,人们开始庆幸中国还好只有一个香港。但是,如果中国不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农村政策和人口政策,最后可能像阿根廷和智利一样从富裕返回贫困。近年来,宏观经济“供应侧改革”在基层经济现实中演变为城市关工厂、乡村拆猪栏的“不供应改革”,由此引发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城镇底层工薪阶层和失地农民开始入不敷出;而改革在需求侧的主要表现则是外汇储备骤降、股票市值缩水、家庭负债上升、储蓄资产变成P2P不良资产、有产家庭重返无产阶层甚至负资产,社会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开始快速下降。剔除2017年以来新上市公司,3000多家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增幅,已经连续15个月负增长,且幅度惊人。ROE水平在25%以上的绩优公司,其增幅明显收窄,且低于GDP增速,不再具有头部企业的应有动力。
因此,我们需要站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重新审视经济现状及其趋势,调整经济金融政策,巩固经济金融主权,反对国际经济霸凌,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为资本服务”向“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形态转型。
一、警惕中国走进经济金融“百慕大”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样不能摆脱“福祸相倚”的定律。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和开放,其中,改革政策主要发展了市场经济,私有经济比重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开放政策主要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引进了海外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国内外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合力打造了一个依托于美元货币体系的外向型经济体:美国利用美军、美元和美国科技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中国以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参与了其中的分工;在此,美国向中国提供美元和科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商品并为美元纸币提供商品购买力背书;同时,中国通过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出口各类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一步把美元纸币推向了全世界。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内资源、企业股权和劳动力实现货币化和美元化的过程,最终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转化为货币形态的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推行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开始出现病变。美国开始从经济增量和经济存量的两个方面同时围剿中国经济。美国一方面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降低中国经济增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逼迫中国全面对外开放,通过产业和金融的开放(主要是对美元资本和美国金融机构的开放),攫取中国经济的存量,掠夺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
实现中美切割、遏制中国发展、减少中国经济的财富增量,这个主动权在美国手中;但是,能否成功洗劫中国的财富存量,这个主导权不在美国手中,而是在中国手中。洗劫中国的财富存量,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剪羊毛风暴”,这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配合,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政策配合。
在对外经济领域,制度和政策才是万里长城。目前“一行三会”的做法是一手搞开放,一手抓监管;一方面推进金融全面开放,另一方面试图加强金融监管。这看似合理,其实不然。这一做法似于“一方面自毁万里长城,另一方面加强边境巡逻”一样,未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全面放行美资控股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那些武装到牙齿的“金融陆战队”可以踏入中国本土。只要中国全面打开经济金融大门,只要美国控股的金融机构完成中国资本市场(股市、债市和期市)的布局,美国就可以利用其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策划经济和政治事件,完成对中国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的大搬运。任何经济体都无法避免周期性波动,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一样。美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存量财富的洗劫将出现在中国经济黑夜来临之时。华尔街金融大鳄与生俱来具备潜伏等待的耐心。
由于美国开始实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依托美元体系发展起来的外向型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过度开放政策、缺乏主动的产业保护政策,跨国资本在国内诸多行业中占据了高端需求和核心技术,导致国内企业在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过程中碰到海外资本和跨国公司的阻击和压制,难以形成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大型汽车集团负债累累,经营困难,庞大的工人队伍无法按时领取工资,局部的社会就业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在积累之中。这是中国高度开放的产业领域陷于经营困境的一个缩影。
此外,以往的金融政策让内外交困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比如,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到2013年持续十年的升值,不仅让在华跨国公司通过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挤压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让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使得出口导向型生产体系成为低效资产甚至无效资产;部分出口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同时,就国内市场需求本身而言,2015下半年开始的股灾因融资杠杆的放大作用,把大部分涉足资本市场的中产家庭储蓄财富席卷而光,从而丧失了消费能力;大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因抵押融资和市值缩水而丧失了再投资能力,甚至资不抵债、破产跑路;央行大力支持的P2P互联网金融又消灭了数以万亿计的城乡普通居民储蓄财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最后,高房价和贷款还本付息又吸干了工薪阶层的日常现金流。需求端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国内需求特别是耐用品需求的大幅萎缩。
当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本应启动财政工具用于调节经济。但是,由于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国家债务(包括可怕的美元债务)都到了爆雷的边缘,这又使得调节经济的财政工具的运用空间变得十分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整体经济高负债却同时遭遇经济低增长、国际市场受阻却同时遭遇国内购买力萎缩、财政刚性支出在增长却遭遇剔除卖地收入后呈现的收入负增长,再加上人口和劳动力开始拐头向下,农村开始出现80后、90后的年轻劳动力断代,粮食危机正在紧逼而来,外部经济金融病毒借助中国金融开放政策开始进一步对华进行经济金融渗透,因此,中国经济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存在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且不再有太多苟且和试错的时间。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金融的现实。
二、扭转困难局面需要三大转型1、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需要认清经济形势,采取审慎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
涉及财政金融的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讨论和论证,避免近年来出现的类似于人民币升值、股指期货和P2P等重大失误。目前当务之急是认真评估金融机构全面对外开放、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后果,必须避免在干柴堆上继续玩火。美国金融监管水平比中国高多了,他们都不敢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怎么可以如此放任金融开放?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本着对国民财富和居民储蓄负责的态度,坚守金融审慎原则,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之上,而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增加就业、增加劳动者技能培训、增加实体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之上;应该切实关注如何减轻百姓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负担之上。不仅要增加劳动者生产性收入(而不是所谓财产性收入),而且要减轻劳动者生活负担。这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态度。必须严格限制住房、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商业化和暴利化,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海内外资本攫取暴利的对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保护人民而不是为了招商引资和追逐GDP指标而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圈地强拆、减税送地、驱逐百姓,成为海内外资本的同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和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调整经济政策、推动经济转型、摆脱经济危机的指导思想。
2、严格控制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外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的规模。
不能在百姓储蓄被折腾殆尽之后,央行就引进外资进入国内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让各级政府可以变相借取外债。如果中国不想像法国一样从一流国家退化为骚乱不断的二流国家,那么,就必须避免国家高负债、尤其必须防止国家债务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应该尽快启动税制改革,通过开征和完善资本利得税、赠与税、遗产税、离境税、房产税、物业税等,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增强经济调控能力。只有完善税种和优化收入结构,各级政府才会避免盲目对外开放和饮鸩止渴的冲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人征收遗产税、离境税和赠与税。过度对外开放将侵蚀国家长远税基,削弱国家经济实力。
3、发挥国家资本保护生产力、组织生产力、提升生产力的主导型作用。
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和国家资本需要占据各行各业的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而不能削弱和否定全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改变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底线。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企业所有权划归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把企业经营权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授权给专业化的产业管理公司,实现“全民所有、两权分离;市场化授权、专业化经营”。全国人大应该立法规定:各级政府出售国有企业股权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出售格力股份15%股份得到400亿收入)只能再投入于生产领域,并转化为更具发展前途的生产性企业股权,而不得用于解决财政困难和社保问题,不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出售国有企业股权只能属于重新配置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不可降低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不可削弱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根基。
国家资本应该发挥稳定微观经济的主导作用。私营企业发生债务危机不代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就是废铜烂铁。这些技术装备仍然是国家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应该接管企业,保护生产力、保障就业,同时,把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私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或公有制。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资本主义无序的市场经济,这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应该顺应历史规律。
环境保护应该与政府采购和国有资本追加投入相结合,不可简单地关停或拆除。保护青山绿水的环保政策本该春风细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帮助工农业企业单位追加环保设施投入,把环保不达标的生产力提升为绿色环保的生产力。但是,国家的环保政策春风在执行过程中被地方和部门简单化为政绩工程和问责指标,最终,环保春风演变为全国性的环保风暴,并摧毁所有暂时不达标的生产力,让许多企业主和农村家庭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归零。一个水桶存在一块短板,却把整个水桶直接砸了。从大城市强势驱逐所谓“低端v人口”到小城市追打农民和商贩、强拆农家乐,从纸箱等包装物轮番涨价到猪肉价格创出建国以来的历史天价,甚至把可以用于生产枪炮的钢铁厂直接拆迁到潜在的敌对国家而把原厂区用于发展房地产,这一切都说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作风远未达到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4、把降低实体的资金成本、劳动者生活成本和企业外部制度成本,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反思长期以来金融政策方面的失误,把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作为重中之重。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并形成较低的资金成本优势,应该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降低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以往的“神操作”表现在:一方面各地政府竭力引进外资挤压国内产业;另一方面中国央行又采取收紧银根的反向操作,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维持在高位,导致实体经济不仅面临市场竞争压力,而且面临资金成本压力。两头受挤,生存艰难。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央行不是直接降准和降息,而是放开设立放贷机构,如引进外资银行和设立互联网金融机构(P2P)等,结果粥少僧多,随着“砍头贷”的出现,使得社会整体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由于长期执行错误的金融政策,导致社会资金严重错配、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房地产成为第一产业和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并挤占了土地良田、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城市郊区不种粮食蔬菜,而是拼命种房子。盲目推动城镇化和发展房地产业,导致年轻农民出现断代,农副产品质次价高,城乡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实体经济缺乏成本优势和竞争力。这是致使中国经济持续滑坡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当务之急应该是,采取新老划段政策,对新购买土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实行高额物业税和房产闲置税,并对房产转让差价收入全额征税(可借鉴德国经验),防治社会资金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同时,大幅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直至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轨,从源头上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并彻底解决融资难问题。
降准与降息会引发人民币适度贬值,会引发美国的压力。人民币适度贬值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以促进出口、抑制工业配件和农产品进口,有利于国内产业复苏。因此,来自美国的压力必须顶住。高估人民币汇率、维持人民币存贷款高利率是国际资本抽取中国经济血液的隐形工具,也是约束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绳索。中国政府应该顶住美国的压力,夺回资金利率定价权和汇率波动自主权,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降下去,把人民币汇率贬值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合适水平上。只有牢牢掌控金融主权,中国才能推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才能摆脱作为美元资本殖民地的国际分工地位,才能避免沦陷为阿根廷和智利一样倒退的、动乱的发展中国家。
5、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提高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人民健康,有利于减少疾病防治支出并减轻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农村充分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与进口农产品展开差异化竞争。为此,政府需要重建农村集体组织,把大量撂荒土地收回集体合作组织;土地确权应该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不应该演变为土地私有化;需要鼓励城乡失业人口回归乡村进入农业集体组织进行生产和就业;国家资本和财政资金应该主导建设农村绿色产品的认证追踪网络、绿色产品收购网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网络、农业先进技术培训与推广网络、线上和线下农产品销售网络等;需要鼓励城镇企业对口支援周边偏远乡村建设生态有机产品基地,实现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需要鼓励城市居民社区设立绿色农副产品的小型流动摊点,提供优质农副产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流通的便利;国家资金应该投资建设城乡产供销公共平台和公共储备库等基础设施,减少绿色有机生态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增加优质农产品跨期和跨区的调剂能力和市场价格的稳定能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并减少城市消费者负担;通过鼓励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采购,支持农村绿色有机产品的生产供应。没有健康的农业,就没有健康的中国。只有把土地、劳动力、农业生产组织、产品销售与农资服务体系控制在国家资本手中,才能保证中国人的饭碗掌控在自己手中。农产品也不能成为境内外资本攫取暴利的工具。
三、结束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困难时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找出真正的病根,排除美国在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上的干扰,拿出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方案,不可掩耳盗铃,也不可得过且过。
扭转乾坤,调转航向,走出危机,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把“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发挥国家资本的主力军作用;必须以提高实体经济整体竞争力为中心,降低社会的金融成本、生活成本和制度成本;必须把自主掌控国家经济顶层权力为中心内容,全面掌握国家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波动自主权、金融资产定价权,彻底扭转经济金融领域中,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状态;必须改变社会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长期过度倾斜的状况,把绿色生态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国家资本的组织和主导作用,引导城市人口和劳动力回补农村,并及时调整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2019年12月01日 07:51:24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原标题:水泥行业上演“冬天里的一把火”!加钱也没货,买家和卖家都“疯了”
“都涨了!所有品牌都涨了!”
“现在是有钱都买不到水泥!”
“每年都涨价,今年尤其高……”
来自一线水泥厂家、经销商、下游企业们的感叹,勾勒出一幅近一个月来水泥行业价格上涨的图景。
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基础设施领域几乎是无可替代的生产资料。不过,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近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前的水泥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有的省份甚至一天涨三次价;有的省份因供应严重不足,多个工程项目处于半停工状态;有的省份则已经卖断了货,甚至有水泥厂都派出员工四处找水泥……
资料图,图文无关(来源:摄图网)
今年的水泥市场为何如此火爆?当前的行情是全国性涨价还是区域性涨价?背后是否有某些深层次的原因?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通过采访多地的水泥厂商、经销商、关联企业以及业内专家,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真相一探究竟。
有断货水泥厂到外地紧急找水泥
在近期的这波涨价浪潮中,河南的涨价幅度遥遥领先。
记者分别于11月15日、22日在广材信息网查询河南地区水泥价格情况,以最常用的PO42.5袋装规格为例(下同),15日数据显示,10月底以来,主要水泥厂商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到11月初之后几乎是直线拉升,价格最高点达到585元/吨。22日数据基本延续了这一趋势,只比最高价略有降低,为580元/吨。
数据来源:广材信息平台
卓创资讯水泥分析师王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采访时提到,河南的价格涨得确实很厉害,半个月左右上涨了200元/吨。
不过,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实际的价格可能上涨得更多。
“今年价格太高了,除了要赶工期年底结款的,基本上都已经不干了。”安阳一家水泥厂的工作人员杨海(化名)感叹道,往年都没有这么高,现在豫北地区650~660元/吨都不一定能拉到货。
“现在运费都翻倍了,车也跟不上。”杨海说,因为厂家都缺货,如果某一家公司有货,车都到那边排队,司机等的时间长,不给加钱都不拉,所以这段时间运费也出现跟风上涨。
杨海所在的企业是一家综合性的水泥厂,除了生产水泥外,同时还有商混站、水稳站、砂浆站,而这些都需要用到水泥。杨海坦言,现在连自己要用的水泥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派出去三批人,分别去内蒙古、宁夏、山东那边找熟料(水泥半成品)和水泥。”杨海说,现在厂里在外面到处找成品,看哪里价格合适就拉回厂里,而且还得成批要。“如果是大批量要货的大客户,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如果不是大客户,谁手里有货都想多挣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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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企业是水泥企业的终端用户之一。郑州一家混凝土企业的销售人员李强(化名)11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水泥价格涨得太高,每吨最高甚至已经卖到760元了。
“我们的供应商之前发了好几次调价函,每次都涨20~30元,现在更是已经没有水泥了。”他说,目前企业只能就从邻近区域拉水泥。
不过王琦告诉记者,760元/吨的价格可能报得过高了,郑州最高的价格应该在720~730元左右,而且最近已经有所回落,目前大致回落到580元,但比正常的价格还是高出很多。
郑州等地价格涨幅较为显著
问及为何河南前期水泥价格如此坚挺,杨海说道:“今年停产管控的时间比较长,管控时间也不太确定,水泥厂生产的时间有所减少,备的原材料也偏少,价格就炒上去了。”
李强告诉记者,进入秋冬季以后,雾霾天易发频发,河南近一段时间天气也不太好,前期已经开始管控、限产了。原先厂里可能每天生产10万吨,现在可能只生产1万吨,加上需求量又大,集中到一起,所以一直涨价。
记者注意到,11月20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就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方案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焦飞通报了气象预测结果:受厄尔尼诺影响,2019~2020年秋冬季冷空气较弱,气象条件整体偏差,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将面临雾霾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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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份,河南省全面启动了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截至目前,已先后启动了4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
就在11月14日,河南印发修订后的《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明确当发布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时,分别启动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
Ⅲ级响应措施中明确指出,要采取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工业源减排方面,相关部门应当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严格落实各项减排措施。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加强污染治理、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事实上,9月23日晚,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发布第一次预警通知,要求各省辖市于9月24日12时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上级别预警,提前采取管控措施。
据王琦讲述,这次预警,水泥行业停产10天左右,之后开工没几天,中间又启动预警,10月30日又发了预警,由此可以生产熟料的水泥厂基本都受到影响。全省大概有70多条生产线,能开工的只占少部分。
“预警解除之后,又赶上了秋冬季错峰生产。正常往年错峰生产是从11月15日开始,但今年河南提前了。”王琦说,到11月初,河南的库存就已经比较紧张。
一般情况下,启动预警时建筑工地也要停工,不过解除预警后,工地就可以开工了,但很多水泥企业仍在限产。这样一来,工地赶工期造成需求量集中释放,但供应难以接续上,由此缺口越发拉大,价格涨幅就格外明显。
“最近价格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之前价格高出太多,已经不是正常的市场状态。”王琦说,现在从内蒙古、山西、陕西、贵州等地进来很多水泥,最近几天的供应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紧张。
“水泥运输半径比较短,远距离运输一般都要有较大的价格差。不过像贵州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价格一般在200多元/吨,即便加上运费,到河南仍然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王琦说。
另外,在多个项目断货停工并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之后,11月18日,河南当地的行业协会建议,在重污染天气橙色(II 级)及以下预警期间,是否可允许省内水泥行业的磨机生产运行。21日,上述建议得到批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泥供应紧张的局面,因此最近几天价格回落了120~130元/吨。
王琦还表示,河南有十多家绿色标杆企业可以进行错峰生产,这也保证了多条生产线可以从事生产,对缓解供应紧张起到了一定效果。
多地出现“加钱也买不到货”
事实上,9、10月份以来,除了河南,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都开始出现水泥涨价的现象。
王琦告诉记者,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价格均有上涨,但涨幅没有河南那么大。比如山西的价格大概每吨平均涨30块钱,山东和河北现在价格普遍都在500多元/吨,高的有接近600,比河南稍微低一些。
11月22日,记者在广财信息网上查询的数据显示,山东水泥价格前期缓步上涨,进入11月份后价格涨势趋于明显,最高价格为555元/吨,11月中下旬以来价格仍在高位徘徊。
山西大同一位多年从事水泥直销的人士告诉记者,省内有些区域入冬以后涨幅比较大,但最近开始走稳。
中部地区同样出现普遍涨价。“现在到处都缺货!”湖南湘潭一家水泥经销商感叹,从9月份开始涨价以来,每次都上调30元、40元乃至50元,一路涨来,到现在累计已经上涨了200多元/吨。
江西赣州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今年9月份开始涨,到现在涨了5次,总共涨了100多元/吨。”
“现在我们去水泥厂拉货还得排队。正常要排一天,早上去,晚上才能拉到一车。通常都得提前两天订货,要不然送不到。”安徽合肥一家水泥经销商抱怨道。
记者向江苏的经销商询问当地目前的水泥报价,对方更是“简单粗暴”地回答说:“现在的水泥没有固定单价,有时一天涨3次。”
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华南地区的广东和广西同样涨势汹汹。广州地区从9月份到现在已经涨了4次。广西南宁这个月已经涨了3次价,每次大约涨30元/吨。
南宁一家只接国企客户的水泥经销商坦言,现在每天就1000吨的配额,自己手上有十几个项目,每个工地每天只能供100吨左右,多了供不了,因此项目基本上都是处于半停工状态。
“加钱也买不到货吗?”对记者的问询,对方有点不耐烦,“现在不是涨价的问题,是没有货。水泥厂出产就这么多,你加价我又不能自己生产,去哪儿给你调货。”
南北方涨价原因不完全一致
记者调查发现,水泥涨价在多个省份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王琦表示,实际上南北方涨价的内在原因并不一致。
在他看来,北方地区主要是因为入冬之后开始错峰生产,此外在各地更加重视环保的背景下,重污染预警发布也更为频繁,大量水泥企业窑磨全停,客观上会存在供应缺口。
山东一位水泥行业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说错峰生产其实不是涨价的直接原因。“水泥厂有两种,一种是可以自己生产熟料的,我们叫窑企,窑企需要烧煤,污染比较大;一种是不能生产熟料只可以磨水泥的,叫粉磨站,污染物排放相对较少(主要是粉尘)。”他说,通常情况下错峰生产多是针对窑企,不包括粉磨站。
“不过企业经过这几年都有计划了,虽然错峰的几个月不能生产熟料,但都会提前储备出够这几个月用的熟料,这几个月可以磨水泥,基本能保证正常的生产供应不受影响。”该人士说,不过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是不定期的,而且会窑磨全停,确实会对水泥厂生产影响比较大。
该人士还表示,11月份北方进入供暖期,煤炭需求量大,价格就提上去了,需要采购煤炭的水泥企业成本相应也会增加。此外,水泥的原材料主要是石灰石,这个季节温度低、风大,石灰石剥离成本也要增加。
在工艺上,因为温度低,生产熟料的煤耗也会相应增加,进而增加成本;一些原材料夏天的时候晾晒、水分除湿很快,现在就需要增加煤量或者烘干,需要上工艺,这都会增加成本。
近一年来我国月度水泥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运输环节上,秋冬季雾霾频发,一些排放不达标的车辆可能会受限,这样车辆少了,运输量会受影响,同时也会增加运费。
就南方而言,王琦表示,南方10~12月降雨减少,施工条件比较好,而且整个冬天不结冰,除了春节之外都能施工,这段时间是传统上的需求旺季,所以释放的产能也比较大。
从价格走势来看,南方近期的涨幅虽然比不上河南半个月上涨200元/吨这么夸张,但今年的价格相对往年确实也比较高。
“就水泥需求量而言,南方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更为集中,尤其是华东区域。”王琦说,整个长江流域区域,从重庆到湖南、湖北、安徽,再到华南的广东地区,跟整个长江水路相连接,水泥市场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价格走势的步调可能会有一定联系。
不过具体到不同省份,涨价的区域性因素也很强。前述广西经销商就表示,广东市场大,而且靠近广西贵港华润的水泥生产基地,所以基本能走水路运输,运费比较便宜。但由此一来,广西内陆腹地的市场反而可能遭遇供应短缺,而且运费也处于劣势。
前10月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增长9%
除了南北各异的原因外,这一波涨价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共性因素呢?
从供应角度来看,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不少水泥厂、水泥经销商都提到由于环保查得严,一些不达标的小水泥厂关停、倒闭,进而导致供应量降低,价格就上涨了。
“很多小厂关停后,市场上主要是华润、南方、海螺等几家正规的国企独大,但供应量仍难以满足整个市场。”前述广西经销商说,而且很多采石场由于不达标也被关停了,这就导致水泥厂的原材料供应紧张,几个因素叠加后加剧了价格的涨势。
而从需求方面来看,王琦表示,今年水泥需求量确实比去年要高一些,这可能跟今年房地产新增施工面积、施工量比去年有所增加有关。
年内商品住宅施工面积累计值(单位: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603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东部地区57615亿元,同比增长8.4%;中部地区投资22822亿元,增长10.0%;西部地区投资24588亿元,增长15.7%;东北地区投资4579亿元,增长9.5%。
1~10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548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0%,增速比1~9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98802万平方米,增长10.4%。房屋新开工面积185634万平方米,增长10.0%,增速加快1.4个百分点。
王琦进一步解释,这两年房地产行业都走高周转策略,资金必须快速回笼,快速投入,这样前两年资金回笼快,对现在的施工面积和开工量推动比较大。
“今年房地产销售可能有所下滑,不过对施工、工程量的影响目前还没到显现的时候。所以今年水泥仍处在近两年需求的高点。”他说。
不过前述山西直销商则认为,也不排除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借机涨价的可能。“很多小企业淘汰后,企业越来越集团化,规模越来越大,在价格涨跌方面占据着更大的主导权。”
王琦则表示,虽然可能出现跟风涨价的可能,但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专门针对水泥行业召开反垄断告诫会,所以企业对串通涨价应该还是会比较谨慎。
记者注意到,4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曾发布《关于召开建材领域垄断行为告诫会的通知》,这也在水泥行业内引起热议。
后市价格有望逐渐回稳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水泥行业下半年涨价似乎已成行业惯例。有网友表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提前多囤一些货呢?
对此,多位受访人士对记者表示,水泥厂囤货需要占用大量资金和场地,一般不可能囤很多。而且一些厂子受生产线和原材料配比供应关系的限制,也不是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
王琦说,首先,工地都是随用随提,没有很大的料仓存货;水泥厂库存容量相对小,水泥熟料的库存量可能相对大一些,但也不会太大。另外,水泥成品的储存时间延长,强度就相对降低,超过一个月就要重新检测强度,因此不宜长期储存。
资料图,图文无关(来源:摄图网)
对于后市价格走势,不少受访人士均认为,不具备高位运行的可持续性。
在杨海看来,价格会慢慢下降,但是要降到常态的价格还需要一个过程。
“水泥供应紧张往往是季节性、阶段性、针对局部地区的。就当前的市场和价格来说,超过500元/吨之后,继续上涨的动力就相对弱了。”王琦说。
山东一名行业人士也表示,在北方,通常到年前就不能再施工,之后需求量会变小,价格自然就会回落。
不知道写这篇文章能不能够发出了,毕竟现在处处倡导“正能量”的当下,我这篇文章在有些人眼里可能就是“负面有害信息”,近年来被“正能量”包裹的舆论氛围下社会“报喜不报忧”环境中,哲木观察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基层和主流媒体舆论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风气。
“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不得了”,这是人人熟悉的话、熟知的理。但真正落实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习主席曾经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其中一条就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问题在于,有的党委和领导怕家丑外扬,影响个人进步,他们不习惯、容不得新闻批评;现实中更有的新闻工作者不想碰“雷区”,怕得罪人。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新闻宣传大多是报喜藏忧的多,揭短亮丑、刮骨疗毒的少,为什么有些批评报道遮遮掩掩,浑身都是艺术化处理的痕迹?根本原因还是很多领导干部喜欢听好话,没有忧患意识,习惯于在“自我陶醉”淡化处理“坏消息”。
媒体缺失了“忧患意识”社会缺少了“报忧”的动力,人们的眼中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正面声音,所谓新闻中几乎全是领导喜欢看的“正能量”,世界领先水平、国际领先、安全稳定、人民生活幸福,欢欣鼓舞、团结、胜利的大会等等套词历久弥新。在这些媒体和上面要求正面发声的语境下,我们真的忽略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文过饰非被人为有意营造出的一种错觉对社情民意上层无法准确把握,这在以前就是典型的“欺君之罪”。
特别是现在少数官员报喜不报忧,夸大造假,好大喜功,投机取巧,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欺上瞒下。完全脱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很庞杂,现实又很复杂,无视这样那样的问题非常危险。不可否认,中国的发展整体上是进步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方向。如果社会热衷于所谓的“正能量”、“主旋律”只是报喜不报忧,长此以往,会让人们忘了什么叫做居安思危,忘记什么叫亡羊补牢、忘记什么叫客观面对,什么叫思想,因为思想应多元化的表达空间,而不是只允许有一种叫“正能量”的声音。
自古以来,有谄臣者国将必亡。任何社会都一定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官员的目光如果老盯着表面的好美富,恐怕多少个版面也都是一篇高度雷同的文章。一个社会所需的不仅是大量正面新闻所暗示出的安定团结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不断总结自我、反省自我、突破自我、完善自我的社会氛围。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善于和敢于自我批评。而如今我们的社会,不要说自我批评了,就连接受别人的批评有时都那么的难,如果真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在国际社会上还举步维艰?为什么社会上还有层出不穷的诸多问题?
批评是因为爱,歌颂可能会变成葬送。例子由于敏感性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报喜不报忧,所出现的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观念所蛊惑,导致高级黑无处不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太需要忧患意识和不畏权贵的舆论氛围。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去发现矛盾、纾解矛盾、弥合对立、从而达到凝聚共识,而不是揣着个人小利益的目的,为了保官帽去阿谀奉承、大拍马屁。
说真话,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应是我们应尊重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敢于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做到是非分明,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粉饰太平,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只能带来严重后果。历史上,我们曾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频繁发生的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恶性事件,有许多就是在掩盖问题的过程中埋下祸根的,就是在回避矛盾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就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出现的。这难道不值得各级领导干部警醒并引以为戒吗?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做到这一点,防止和克服只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根本保证。
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曾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造谣抹黑。(来源:Bettmann Archive)
据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美国展望”日前报道,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此前通过的旨在加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法案中,均包含拨款“促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条款。明码实价花钱收买媒体抹黑他们眼中的“对手”,美国操纵舆论这一手可谓是“传统艺能”了。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曾搞过一个“知更鸟计划”,大肆收买记者、编辑和学生,让他们搜集情报、传播假消息,操纵国内国际舆论。CIA曾承认自己招募了全球至少400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曾揭露“水门事件”的美国知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1977年在《滚石》杂志上刊文称,CIA对美国新闻媒体的利用,比CIA官员公开承认的或他们在与国会议员的非公开会议上承认的要广泛得多。
接受 CIA的收买对一些美国媒体来说是“行业潜规则”。《纽约时报》在1976年报道相关新闻时特意提到,时任CIA局长科尔比保证,没有任何人与《纽约时报》有任何关系。1977年,《纽约时报》又改口说1950年代初,该报一名记者同意在海外进行合作,每年从CIA获得5000美元,并且顺手爆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每年从CIA获得12000美元,用于在亚洲收集和传递信息。伯恩斯坦还披露,从1950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为大约10名CIA特工的身份提供了掩护。
CIA招募记者需要经过详细的背景调查,由高层官员出面并与记者签订“保密协议”,前CIA局长助理告诉伯恩斯坦,“签订保密协议是让你进入圣殿的仪式”。当记者“进入圣殿”后,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故事,甚至大笔报酬。
显然,作为代价,这些记者需要替CIA干些“脏活”。记者利用身份与名望,在别国能接触到普通人无法涉足的信息。他们要充当CIA的耳目,在外交招待会、军事基地周边等场合搜集信息。他们甚至要招募别国间谍、向CIA在别国政府中的“内线”传送指令或资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老本行”——传播消息,只不过他们传播的是虚假消息,搞的是抹黑诋毁的“黑色宣传”。
有了这些“精明强干”的记者帮忙,CIA开展工作可就更加“得心应手”,有高级官员表示:“一名记者抵得上20名特工。”例如,在美国颠覆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过程中,CIA部署的记者网络就“功不可没”。他们向阿连德的反对者援助资金,并在智利发行的CIA专有出版物上大肆抹黑阿连德。在这些媒体口中,阿连德又是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打成终生残疾,又是强奸被麻醉的女病患,无中生有到了离奇的地步,这些新闻又被美国国内媒体报道,进而影响美国民众对阿连德的看法。
CIA总部曾专门给圣地亚哥的下属发电报,让他们“从现在开始,立即展开新的造谣,每天至少编造三个谣言,这些谣言均不得重复”。据《纽约时报》报道,CIA还支持为阿连德的反对者唱赞歌的亲美媒体,一家知名智利媒体就从CIA获得了至少200万美元。1970年至1973年,美国政府花费了超过800万美元以阻止阿连德执政。
然而,CIA织的这张网到底有多大,全貌究竟如何,世人或许永远不得而知。当CIA与记者的合作引起怀疑,争议开始出现时,CIA拒绝向国会调查人员提供任何完整文件,他们声称,如果进行全面调查甚至披露相关资料,将会导致情报安全遭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并且,大量记者、新闻机构的名誉都会受损,他们可能会遭到“政治迫害”,时任CIA局长的小布什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表示,CIA有保护这些记者的义务,不亚于保护任何其他特工。
在最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CIA只承认确实存在一个由数百名记者组成的强大网络,并致力于宣传虚假消息,但具体细节、完整的人员名单、涉及的机构均被掩盖。1976年,CIA煞有介事地宣布将立即停止在新闻机构中招募记者,但同时表示,他们将继续“欢迎”记者的自愿、无偿合作。
从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宣传造势,到炮制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弥天大谎,再到最近为所谓“乌克兰战争危机”煽风点火,CIA投喂的隐形“知更鸟”到底还有多少?
(文/何所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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